分而治之——氣候變化問題談判的政治策略 (李育仁譯 )

一、利害關係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已證實,地球吸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能力有限,即有限的“排放量預算或碳的收支預算”。資深經濟學家證實,此預算可能會每年超過一萬億美元[1] 就全球目標和減排承諾而進行的談判就是為了解決在富國和窮國之間如何分享這個有限的大氣資源的問題。因此,氣候談判關係著現代歷史上有數的龐大財富和資源的分配。

附件一國家(編者注:即工業國和轉型國家)使用的已經超過了他們在這一預算中的合理份額,也早就明白了這個談判的利害關係。他們力圖獲得以其歷史上的高水準為基礎的高額排放“分配量”,來繼續超額使用共享的資源,另一方面卻讓南方國家陷於遠低得多且不斷下降的人均水準。

非附件一國家(編者注:指發展中國家)立刻明白了剩餘大氣空間分配不公的影響,以及在剩餘的有限大氣資源下,要過得好,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的重大意義。許多國家呼籲要用更公平合理的方法,把歷史責任、公平分配共用大氣資源的、人均排放量的累計總額、發達國家因過度使用共用大氣空間(“排放債務”)以及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災難後果(“適應債務”)而欠下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債務,這些因素統統都考慮進去。

二、發達國家的目標

附件一和非附件一國家都尋求有效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方案。然而,附件一國家關心的是,在當前《氣候公約》之下他們履行承諾的代價。《氣候公約》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比較公平,反映了在里約地球首腦會議上達成的協議,並明確規定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因此,發達國家力圖直接地或以通過一項新協定的方式改變這個公約,以達到:

1、允許他們繼續維持很高的人均排放量,從而獲得多於他們在剩餘大氣空間中合理份額的排放量;

2、限制非附件一國家的排放量(藉由全球目標、不再「一如故舊」排放〔BAU,business as usual〕和整個經濟的低碳計畫);

3、限制適應氣候變化的花費,並把這種花費的很大部分轉嫁到非附件一國家的身上;

4、限制融資和技術的成本,並把這種負擔的很大部分轉嫁到非附件一國家身上;

5、藉由轉嫁成本、控制技術(如通過知識產權)和進一步開放市場來保持甚至提高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經濟競爭力。[2]

這攸關很高的經濟利益。為了實現目標,發達國家可能會使用各種戰略和戰術來說服發展中國家,在必要時甚至會分而治之。

三、學習其他論壇的教訓[3]

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審查發達國家在其他國際論壇上所使用的方法來學習很多東西,例如世界貿易組織。

發達國家可用許多手段來分裂發展中國家,確保結果有利於自己,而不一定有利於南方國家。他們運用這些手段十分老練。正如《金融時報》所報導:“歐洲聯盟在全球貿易談判中善於利用‘分而治之’的戰略使對手互相對抗,這是早就出了名的。”[4]

同時,發展中國家在那些談判中也獲得了相當多的經驗,可用於氣候談判中,以保持統一和團結,並確保商定的結果能夠解決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發展中國家知道,團結就是力量。正如一個世貿組織談判代表談到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談判中組成的20國集團聯盟時所說:“在我看來,20國集團為成員國提供了一個為爭取自己的利益而集體鬥爭的論壇。所有主要成員都意識到團結的重要性——團結就是力量。主要成員(即使不是全部成員)都能認識到任何屈從於大國分化技倆的短視做法終究將損害他們的利益。如果我們為了點施捨的小利而離開這個集團,就會像個傻瓜[5]

以氣候談判的豐富經驗以及在其他論壇中的談判經驗為基礎,發展中國家可以確保:在面臨附件一國家必然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下,他們將維持統一戰線。

四、控制論述

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戰略是控制談判的論述——塑造決策者和公眾對於目標的期望,並告訴他們什麼是成功和失敗。

附件一國家已精心塑造了論述來支持其目標。在媒體上反覆使用的“後京都議定書”和“後2012年協定” 的用語,是對目前談判的不準確的描述。正如一位發展中國家的高級官員表示:“京都議定書不是優酪乳,它沒有失效期”。 2012年的日期僅僅是第二個承諾期的開始。在《氣候公約》之下的談判是為了 “從現在到2012年,及其以後的時間”裏採取行動。

此外,“巴里行動計畫”要求得到“商定的結果”和“決定”,卻從沒有提及“協議”一詞。談判各方對談判結果的形式有著不同的觀點。迄今各方所達成的協議仍未賦予所商定的結果任何形式,儘管如此,許多民眾、媒體和政府繼續使用“後京都議定書”和“後2012年協定”的用語。

五、誤導媒體

在某些情況下,控制論述的行為甚至發展到主動傳播謊言的地步。當然,這是很難證明的。但是,媒體從不同來源不斷有不準確的報導,就可推測出故意誤導的間接證據。2007年2月舉行的八國集團會議的報導提供了一個例證。《衛報》錯誤報導說:“代表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將不得不和富裕國家一樣面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標。”[6]

英國廣播公司同樣不準確地報導說:“代表們一致認為,發展中國家也必須和富裕國家一樣實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標。”[7]

當然,對於媒體整體的錯誤報導,有各種解釋。但是,在大多數重要的氣候會議之後,如此經常發生不準確的報導,很有理由相信有些總部在故意誤導媒體。

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積極向媒體闡述自己的觀點,並在可能情況下集體來進行,以防止媒體被誤導。

六、伏擊和推進

2007年12月的巴里氣候會議(Bali Climate Conference)上,發達國家力圖在發展中國家還沒弄明白之前,就定下一個全球減排的目標。發達國家先確定了一個全球目標,並根據京都議定書確定發達國家應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標(以不同的方式),實際上就為發展中國家確定了“剩餘”的目標(即全球目標減去附件一國家的目標,等於非附件一國家的目標)。

發展中國家最終拒絕接受巴里島的全球目標,它們認識到,若發達國家不在資金、技術和適應過程上有明確的承諾,就貿然同意,會損害他們的利益。最後,在巴里行動計畫上添加了一個附註,述及「聯合國政府間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氣候評估報告的某一部分,以備由此在日後確立一個全球目標。

隨後發達國家繼續增加了額外的辭彙和責任,遠遠超過在巴里行動計畫中所商定的。其中包括:不再「一如故舊」、把發展中國家「符國情的適當減碳行動」(NAMAs,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劃分為“自主的、受支持的和碳市場”、“登記”所有的 「符國情的適當減碳行動」、要求“低碳發展戰略”。

發達國家擅於玩弄在議程中加入新議題的技倆,讓發展中國家措手不及,沒什麼時間仔細分析,好協調和回應。目的是使南方國家只能跟在後面被動反應,不能主動設定議題。

七、把政策偽稱為“科學”

自巴里島會議以來,一些附件一的國家汲汲於把其分攤負擔的談判立場偽稱為“科學”,試圖避免或限制討論責任分攤的公平問題。

有些國家稱「聯合國政府間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氣候評估報告中的看法為:(1)確立或支持2 °C的全球目標;( 2)要實現這一目標,附件一國家應從1990年減少25-40%的排放量。在此基礎上,他們提議說,隨後的“科學研究”表明,要實現2 °C的目標,非附件一國家需要從“排放量基線上再減排15-30%”。

事實上,「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對分擔負擔並沒有提出這樣的政策建議,也沒有聲稱要這樣做。25-40%的減排幅度取自一個總結各種“分配研究”(即劃分富國與窮國的全球碳預算的研究)圖表(圖表13.7)。這些研究大部分由歐盟機構資助,或是由歐盟的分析師做的。

這些國家沒有就責任分擔問題進行公開和誠實的對話,在沒有事實根據下,就聲稱這些特定的排放配額是科學所要求的,想藉此“唬弄”南方國家接受對有限的全球共用資源極為不公平的配額。

八、模糊細節

另一個策略是提出一些讓人難以評估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的建議。

例如,歐盟提出的全球目標及其對附件一和非附件一國家的減排建議特別費解。歐盟分別期望發達國家以1990年的水平為準來削減碳排放量,而發展中國家則應力求背離如常的水平,這兩者有如蘋果與橘子,是類型不同的兩種東西,很難加以比較。

如果採納歐盟的建議,實際上將允許美國之類的國家繼續維持人均14噸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限定如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有人均3噸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這將使附件一國家牢牢獲得一個不符比例的全球排放預算份額,每年超過1萬億美元,這不啻是由發展中國家(放棄尚存的大氣空間中部份自己應有的份額)大量補貼發達國家。

有些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充分理解目前談判中的分配和公平問題及其對他們未來發展的影響,部份是因為發達國家的建議仍頗為難解。

九、組建特洛伊木馬

在一些國際談判中,發達國家的官員或顧問有時會成為發展中國家代表團的成員,理由是可以幫助提高這些代表團的能力,或在談判中支持他們。

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人是南方國家的生力軍。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動機可疑。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可能積極地向發達國家提供信息,或者向發展中國家宣揚發達國家的觀點,或者提出分裂發展中國家的觀點和策略。

在氣候談判中,發展中國家代表團的一些成員曾是附件一國家的代表團成員,或受到附件一國家的資助。這些官員參加了77國集團、中國、最不發達國家集團、小島嶼國家聯盟集團和其他集團的會議。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提出的主張與他們國家所參加的集團的立場不一致。

例如,有個能力有限的小國(主要由外國人代表它)提出的主張反映了代表歐盟的前宗主國的觀點。事實上,他們的建議甚至比歐盟走得還更遠,要求發展中國家到2050年 “絕對”地減少排放量。這個建議顯然不符那個小國原本也支持的最不發達國家集團、77國集團和中國所提的建議。

九、精心策劃特殊交易

發達國家還向次級國家集團提供特殊交易,以換取這些國家在其他正在協商談判的問題上的合作,藉此分裂發展中國家。這些作法是更為精巧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例如,在世貿組織(WTO)內,「分裂20國集團的圖謀改用更為精巧的“分而治之”的策略,發達國家已為個別國家集團提供了優惠的市場准入,以換取他們在世貿組織中的合作。 」

在世界貿易組織內,歐盟力圖界定最不發達國家和易受傷害國家的共同利益,以此來分裂南方國家。歐盟在給世貿組織成員的一封信中說(2004年5月):「最不發達國家和其他具有類似情況的衰弱或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90國集團的成員國)在開放市場問題上不必超越現有承諾,並應能夠從發達國家和先進的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更多的市場准入中受益。」

此議提出之際,正是最需要世貿成員國團結起來尋求多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的一個框架解決方案的時候,許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立即對這種分裂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露骨的企圖表示擔心。

儘管發展中國家知道團結就是力量,但是它們經常受惑於發達國家提出的未來收益的承諾而做出了重大讓步,到頭來卻發覺是一場空。例如,在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原本答應支持最不發達國家的承諾並沒有落實在全球環境基金會(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的最不發達國家基金(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LDCF)中。相反,發達國家根本不顧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關切,卻選擇在世界銀行另行安排新的籌資方案。

十、組建新的國家集團

在有些情況下,發達國家難以利用現有集團來分裂發展中國家,就轉而謀求組建新集團來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

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發達國家積極宣導建立新類別的國家集團,如“弱小、易受傷害的經濟體”,目標是向這些國家提出優待的承諾,以換取它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決裂。較小的國家集團大體上更易施壓,資助時花的錢更少。

類似的手法也可用在氣候談判之中。一些發達國家正宣導建立小國和弱國的新集團。口頭上說是要提高窮國和弱國的發言權與能見度,並確保它們在談判中獲得公平待遇。當然,這是可取的。

不過,已有人擔心,這樣的國家集團將被用於完全不同的目的,包括:1、孤立最貧窮國家,使其得不到更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減小而不是加強它們要求北方國家大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影響力; 2、分裂南方國家,降低它們獲得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的重要承諾的能力;3、挑唆貧窮國家內鬨,讓它們不能聯合起來要求引起氣候變化負有最大責任的富裕國家承擔責任。

這種方法聲稱要維護易受傷害國家的利益。最終,它可能會損壞易受傷害國家的利益。遭分裂的南方國家較不可能使附件一國家大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或從附件一國家獲得大量資金和技術支援(以減輕非附件一國家所遇到的損害),從而將最終導致易受傷害國家受到更嚴重的氣候影響。而如果沒有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易受傷害的國家實際上似乎不太可能獲得大量支持來適應氣候變化。

十一、玩弄歸咎於人的脫罪技倆

附件一國家利用媒體來宣傳說中國之類的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不願”協商談判,並說美國最近的接觸是進步的,“打開了談判的大門”。[8]

事實上,中國一直在國際談判中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並在其國內積極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長。與此相反,美國至今沒有提出詳細的建議,並沒有“打開了談判的大門”。事實上,自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來,美國並沒有從根本上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未加入京都議定書,至今還沒有全面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國家計畫(雖然有些州在此方面的努力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附件一國家用盡一切手段來分散人們對它們沒有執行公約的注意力,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並在他們未能於哥本哈根談判逞其所圖,遂行其欲,會議被視為不成功之後,玩弄歸咎於人的脫罪技倆。

十二、分而治之的論述

一些小島嶼國家正當地強調了它們作為一個國家具有“生存”的無上權利。它們還指出了在執行氣候政策上的人權價值。

一些發達國家和一些非政府組織支持一些不利於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的論述。北方國家的一些行動者正力求同等並列“生存權”與“發展權”的論述。換句話說,印度應該放棄它的一部分“發展權”,以確保小島嶼國家的’“生存權”。這樣的論述使窮人之間失和,誤把小島嶼國家大約5000萬人的福祉與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10多億人民的福祉置於相互對立的狀況中。 這轉移了南方國家共同爭取附件一國家大幅度削減它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從而為南方提供大氣空間)、並為南方國家提供大量資金和技術(以支持南方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焦點。

他們所期望的結果是:1)降低北方國家的成本,並使北方國家獲得更大的大氣空間2)提高南方國家的成本,並使南方國家獲得較少的大氣空間——這一結果顯然有利於發達國家,而不利於任何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十三、從多個論壇下手

較大的發達國家和國家集團(如歐洲聯盟)在不同的討論會議中協調行動,目的是利用發展中國家在能力和協調上面臨困難,以獲得發展中國家的妥協退讓。

例如,歐盟積極爭取與各種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如非洲聯盟和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發表共同聲明。他們所依靠的是談判這些聲明的發展中國家官員(往往是不在氣候變化領域工作的秘書處工作人員和官員)不瞭解氣候談判的所有細節。

在聯合國氣候秘書處的支持下,歐盟長期力謀把要求一個“ 可批准的結果”這樣的話寫入哥本哈根會議——指的是一項新條約,而歐盟十分清楚發展中國家一直不同意在氣候談判中有這樣的結果。

這些聲明的文本會在談判的最後階段載入給部長們的通知,以迫使他們接受他們的談判代表們所竭力反對的用語,因為該國已經在其他地方接受了這個用語。

十四、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外建立論壇

從多個論壇下手的一個具體案例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外,建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參加的專門談論氣候變化的論壇。

由美國設立的“重要經濟體會議”(Major Economies Forum)現在受到許多發達國家的支持,它正成為一個較大的發達國家與較大的發展中國家會談的地方,把廣大的多數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

八大國集團(G8)會議也成為發達國家達成共同主張以提交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場所。把大的發展中國家納進來(稱作“八國集團加五國”), 提供了另一個論壇,發達國家藉此謀求與一些而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達成協定。

在發達國家主導的論壇進行討論,讓那些國家得以控制信息來源,使媒體報導不準確,並導致不公正的結果(見上文的“誤導媒體”部分)。

發達國家藉著邀請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他們的“地盤”討論氣候變化,還可以控制議程,使較大發展中國家和理所當然地感到自己被排除在討論之外的較小發展中國家滋生不信任感。雖說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論壇上會談是正當的,但是必須謹慎行事,以確保不會對日益受到壓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團結產生不利影響。

十五、主席與公職人員的不當角色

發達國家利用會議主席和官員(如秘書處負責人)提出不利於發展中國家既定立場和利益的議程。在世貿組織坎昆部長級會議上,「除了利用秘密的小型部長會議來設置談判議程之外,擬作為談判基礎的重要文件避開了任何由世貿組織成員核准的程序。反之,在世貿組織總幹事蘇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的堅定支持下,部長級會議草案文本以總理事會主席個人負責的方式被提交給坎昆部長級會議。這種不願通過正常渠道轉交重要談判文件的行為破壞了世貿組織的民主基礎,把世貿組織從一個成員國主導的組織變成一個由主席主導的組織,在過去幾個月裏已受到多次批評。」[9]

在巴里島,發展中國家表達了對秘書處高級工作人員的作用的擔憂。人們還對一位主席提交的所謂“重點文件”是否公允表示關切,一個代表團戲稱為“選擇性文件”,因為這份文件整體看來偏袒北方國家的建議過於南方國家的建議。

十六、提交帶有偏見的文件

有個特別令人關切的問題是,出現了帶有偏見的談判文本,這種文本甚至在談判正式開始之前就把發展中國家置於起跑線的後面。

在世貿組織和其他會議中,由主席準備好的談判文本往往大大偏向於發達國家的利益和建議,而非發展中國家。在某些情況下,這表現了主席和這些國家的共同利益。在其他情況下,則反映了強權政治和政治壓力。無論如何,其結果都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

談判文本中存在的偏見破壞了談判的信任感和進展。例如,世貿組織的坎昆部長級會議,「正如許多代表團所指出的,談判的文本大體上是依據美國、歐盟和其他發達國家所提出的建議,即使發展中國家成員已提出了另案的建議。」[10]結果,“這份草案的明顯偏見使整個談判進程特別困難,因為沒有提供部長們可以選擇的他種方案”。[11]

在氣候談判中,發展中國家表達了對於秘書處和主席所備好的帶有偏見的文件的擔憂。他們關注的問題包括:1)在結構和內容上缺乏平衡; 2)排除了發展中國家的有關建議; 3)包含了發達國家提出的無關項目(例如,在談判授權之外的東西)。

為了提高得到公正結果的可能性(但不能保證一定會得到公正結果),發展中國家需要確保談判是由當事人主導的,並全面而準確地表達他們所提建議的文本。只彙編文本而不說明來源,也不提該盡的相關法律責任,這是導致不公平結果的絕招。

十七、綠房(Green rooms

在世貿組織的談判中,小群體聚談的場所,或曰「綠房」(“green rooms”),常給用來讓一些大國的小群體磋商協議,其他國家的所謂“代表”也聊備一格,參與其間。

利用在綠房磋商的方式,可孤立“有問題的”國家,促進與比較缺乏經驗的部長談判,或者排除主要談判代表(以資歷不足為理由)。

在巴里會議,談判也在代表和部長的小團體間進行。這些 “綠房”式的談判已經被其他國際論壇嚴厲批評為破壞談判過程和任何結果的正當性。在巴里島,部長們和其他高級官員被排除在討論之外,理由是他們沒有在秘書處的名單上。

發展中國家應該要求談判過程向所有利益相關的國家開放大門。若需要有小組談判,至少應該獲得各方的正式同意;各方應選擇自己的代表;並應按各方的比例選派代表參加談判(即77國集團應有反映其成員國數的代表數目)。

十八、綠人

在世貿組織中,談判的主席任命某些個人“推動”在具體問題上達成共識。他們被稱為“綠人”,因為他們與“綠房”一起為主席提供了一個控制談判的工具,確保談判是由主席主導的,而非由當事方主導的,其結果通常是使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置於次要的考慮。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合作行動第七次特設工作小組主席提出,應成立“能設法縮小選擇方案或充實可望達成的想法的重點小組”,由主席選定的“人來促進此事”。一些國家已對選定可參加“重點小組”的國家的依據何在及“促進者”的作用,提出了質疑。

十九、提高談判等級

部長級會議和首腦會議是獲得各國政治支持和以利益結交的重要途徑。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中的部長和國家元首擁有的資源和協調能力都有限,往往不像發達國家的部長和國家元首們那樣熟悉氣候變化談判的政治策略和細節。

有時這被用來使發達國家佔盡優勢。越來越頻繁地以部長和首腦級別的會議來協商和達成政治協定的做法,經常使“知道太多” 而被發達國家視為有礙於實現其利益的發展中國家談判代表的主張不受重視,有時還會被推翻。

二十、利用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在氣候談判中發揮著非常重要和有益的作用。為了加強這一作用,不少國家資助非政府組織參與氣候談判以及相關活動。

但是,有些國家資助非政府組織來提供一些政府本身不能做的“服務”。這些非政府組織只不過是資助他們的政府的工具。他們的角色五花八門,包括在各種非政府組織之間建立共識,支持資助他們的政府的立場,搜集情報,遊說其他國家的政府,並開展能力培育以支持他們的出資者的利益。

要評價非政府組織的立場和建議,重要的是要理解其起源、成員和觀點,以及他們從何獲得信息和資金。

二十一、引進外部專家

由於氣候談判攸關經濟利益,發達國家正仰賴世貿組織和其他地方的談判代表,他們熟悉在世貿組織和其他論壇上已然奏效的複雜的談判和分而治之的策略。

例如,歐盟的高級談判代表一直都負責制定許多在世界貿易組織採用的策略和所持的立場。他們參與氣候談判是否會重施歐盟這類在其他地方廣為人知的故技,還有待觀察。(參見上文的“學習其他論壇的教訓”)

二十二、大規模的代表團陣仗

發達國家也經常帶較大的代表團參加會議,還配備更大群的顧問團。大型的代表團使發達國家能夠掌控會議進程,確保發展中國家只能跟在後面,被動反應,而不能主導討論的進程。

大型代表團還有其他好處。它讓發達國家能夠把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們困在許多雙邊會議中,確保他們能更有辦法與非政府組織和媒體打交道,施加影響,也讓發達國家能獲得有關對手的主張和意圖的更多信息。

二十三、散布謠言

另外一個策略是傳播關於各個發展中國家意圖的謠言,目的是破壞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信任感,製造不和。

在世貿組織內,

「部長級會議期間,歐盟還被指責試圖散佈謠言,破壞發展中國家的團結一致……美國想動搖新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幹得更明目張膽,特別對協調20國集團的巴西發動強烈的抨擊。歐盟較為迂迴,美國則較不加掩飾,這種“白臉和黑臉”的兩手策略,以前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也用過。」[12]

散佈的謠言可能有關那些在不同議題上支持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協調國的角色或意圖;或者是有關較大發展中國家的意圖。在某些情況下,發達國家會玩弄“白臉和黑臉”的技倆,意圖從發展中國家集團拉出一些國家。發達國家凡有惡意傳播謠言的,發展中國家應該直指其名,使其蒙羞。

二十四、撤換代表

在談判將告結束時,一個常見的策略是對南方國家最優秀的談判代表施加壓力,或者撤換他們。為撤換富於經驗、能力卓越的談判代表而運用政治壓力,歷有年所。風險最大的是那些最能推動南方國家團結的談判代表。

發達國家對南方國家的政府說那些最能捍衛南方國家利益的談判代表是“搗蛋鬼” (troublemakers),或者是“不妥協的頑固分子”。在一些談判中,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代表和大使,在發達國家的直接壓力之下,遭到撤換,這不僅傷害了那些有效捍衛自己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談判代表的職業生涯,而且損害了這些國家的利益。

在氣候談判中,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代表在本國首都受到中傷,質疑他們對談判的貢獻,目的似在使他們從本國代表團中除名。

為了事先阻止這些策略,發展中國家應在本國首都彼此積極支持,應該明白,來自北方國家的壓力越大,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代表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和所有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十五、高壓手段

在其他國際論壇上廣泛使用的另一種策略是對發展中國家談判代表和政府施加不當的壓力。

在世貿組織談判和其他論壇的最後階段,強硬手段的談判戰略已被用於強制同意和達成共識。這種戰略包括:威脅削減援助預算;威脅取消貿易優惠;對大使和談判代表的人身攻擊(把他們稱為“麻煩製造者”)。[13]

在巴里島,一些發展中國家被告知,如果他們不妥協、不接受一些發達國家的立場,他們將受到貿易制裁。在哥本哈根會議日益接近的時候,使用這類壓力的可能大增,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保持警惕,揭露對於任何談判都極不恰當的此類戰術,包括有關氣候變化的談判。

注釋

[1]尼古拉斯·斯特恩說:“以每噸二氧化碳當量40美元的價格來算,世界300億噸(大致是2030年所需的流量)的權利分配總量的產值將達到每年1.2元萬億美元”。參見Nicholas Stern,The Global Deal (2009)

[2]South-North Development Monitor, EC attempting to renegotiate UN Climate Convention ? Friday 6 March 2009; see also, TWN,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Climate Communication , at http://www.twnside.org.sg/title2/climate/bonn.briefings.2.htm

[3]本文中與世貿組織相關的例子來源於Action Aid,“Divide and Rule: The EU and US response to developing country alliances at the WTO” (July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actionaid.org.uk/1308/press_release.html

[4] The Financial Times, 14 April

[5] Id., at 16

[6]Guardian, 16 February

[7]BBC, 16 February 2007

[8]Guardian, 6 May 2009

[9]Action Aid., at 6

[10]Id., at 9

[11]Id.

[12] Id., at 14

[13]Id., at 5

譯自Oilwatch International: http://www.oilwatch.org, http://www.oilwatchafri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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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刊啟事

一、《批判與再造》因經費所限,復刊後將以電子版為主,印刷版則改以叢刊方式,選輯電子版文章,不定時出書。我們殷切期望支持本刊的朋友捐款贊助, 我們的出版品除在市面銷售,也將寄贈給贊助戶。捐款請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台北分行 戶名:張星戈 帳號:03010296140。捐款戶請以電子郵件告知地址與聯繫方式(電郵信箱、電話或手機)。
二、原貼在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的舊刊選文將彙整至復刊的網站,以便讀者閱覽。
三、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四、復刊信息請廣為傳佈。

《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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