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古巴的生物技術(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著/方聞 譯)

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古巴的生物技術*
■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著 方聞 譯
《每月評論》編者按:如《自然》(Nature)雜誌第436卷7049期(2005年7月出版)社論的權威說法所言:“古巴已發展起了相當可觀的(科學)研究能力——也許比東南亞以外的任何發展中國家都要強大。”古巴在建立生物技術產業方面尤其成功,這一產業已有效地推出了自己的藥品和疫苗;該國同時還建起了新興的製藥業,它的製藥業在出口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它的農業和衛生保健部門,深受科學研究之惠。正如《自然》雜誌所言:“值得問一下:古巴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其他國家可能從它那裏汲取什麼教訓?”事實上,古巴的案例更讓人感到驚訝,因為它不僅是一個窮國,而且,數十年來一直遭受美國所實施的殘酷禁運,這種禁運已擴展到了科學知識領域。此外,古巴的許多科學進步,都是在蘇聯垮台之後的15年間取得的,此前,蘇聯在經濟和技術上向它提供援助。
按照《自然》雜誌的說法,以下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釋古巴的非凡成就:對各層次教育的巨大投資,包括從總體上提升國民的讀寫和數學能力。但是,甚至比這一因素更突出的事實是,古巴科學“始終一貫地是應用性質的”科學,旨在解決社會問題。“古巴政府所贊助的科學研究組織得就像一個公司的研究實驗室,不同之處是它產出的是社會成果,而非商品。”古巴擺脫了資本主義加諸科學發展的商業束縛,倡導一種出於不同目標的異樣科學研究組織,這已構成它的優勢所在。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學中心主任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博士下面的這篇文章,闡述了知識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如何徹底革變了古巴的科學研究工作,解釋了該國一些最重要的成就。
從1980年代開始,在經濟發展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有些人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知識成為決定價值和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有人認為“知識經濟”的標誌是電腦技術的出現和大規模運用,其他人更廣泛地將其與微電子學和電信技術聯繫起來。另外的觀點則將這一進程等同於服務部門和信息管理業(包括娛樂產業和“情緒製造”)的擴張。
由於時間剛剛過去沒有多久,因此,很不容易將這種轉變的外部徵候和它基本的內在進程區別開來。但是,有一點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與知識經濟聯繫最緊密的行業(微電子業、製藥業和新材料業),專業知識在價值的生產和流通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隨之而來的是,通過快速的技術淘汰,產品壽命週期大為縮短;像技術和專利這樣的無形資產本身,也被當作商品來生產;私人對知識的專有權,已成為榨取壟斷利潤的新基礎。
我們可以將這種趨勢稱作“價值循環中知識的內在化”,與之相伴,向知識經濟的轉變,使得以下因素變得至關重要:勞動力擁有越來越高的技能、積極性和創造力,社會能夠為這種勞動力提供深層的文化和教育基礎。因此,知識經濟所需要的,不僅是新知識和新技術在高科技部門的應用。它更為根本的要求是,有意識地將知識、教育、積極性、文化和創造力滲透到整個社會生產中,並使它們不斷自我強化。
在思考古巴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的經驗時,本文提出了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在關於知識經濟的大量文獻中,這些問題都未得到充分考慮。連那些理解古巴生物技術之重要地位的人,也沒有對其進行任何深入的研究。這一點令人遺憾,因為對古巴經驗的思考,顯示了知識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之間的矛盾,以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能夠克服這些矛盾。
生物技術在古巴的興起
從本質上講,生物技術是利用細菌、酵母和動植物細胞,引導它們的新陳代謝和生物合成,以製造特殊物質。生物技術首先和主要是一個生產過程。
在無性繁殖技術、基因工程和大規模培養細胞的技能興起之後,到1970年代,已經具備了擴大這種生產過程的技術前提。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美國的少數地區,這種技術前提開始轉變為一種產業,當時出現了許多小型生物技術企業。這些小企業利用了該國有利的經濟氣候,從私人投資者和證券交易所那裏獲得了創業風險資本(risk capital)。在歐洲,1980年代末才開始出現類似進程,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了獲得創業風險資本的機會。據估計,今天,全球共有生物技術公司4500家略多一點,其中40%設在美國,40%設在歐洲(主要是英國和德國)。在世界其他地區,該產業仍處於初級階段。
在古巴,在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非常密切的指導和領導下,1981年建立了“生物學前沿”(Biological Front),開始了創辦研究—生產中心的工作,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前半期,這些中心發展成熟。在這些新設立的中心中,最重要的是哈瓦那西部的“科學區”(Scientific Zone)——它是由40多家機構組成的聯合體,擁有1萬2000名工人以及7000多名科學家和工程師。其他省份也已發展起了較小規模的生物技術產業,主要包括卡馬圭省(Camaguey)、聖斯皮里圖斯省(Sancti Spiritus)、比亞克拉拉省(Villa Clara)和聖地亞哥省(Santiago de Cuba)。
20年後回頭去看,我們便能夠瞭解古巴發展這一產業多有先見之明,當初,該產業在少數極為發達的國家也才剛剛開始出現。人們選擇任何指標進行衡量,古巴的經驗都是成功的:產品(生物藥品和疫苗)的生產情況、對公共衛生狀況的影響、專利品、出口額、現金周轉情況、利潤率或投資收益率。古巴的生物技術部門在現金周轉良好的情況下運轉已有多年。如今,它已收回最初的投資,而且再投資正在贏利。
自然而然,這一結果已完全成為古巴經驗的一個特點,因為1980年代初美國出現的生物技術公司,超過半數未能獲利,最終主要被大型製藥企業吞併。據估計,在北美和歐洲的生物技術公司中,目前只有20%是資金自給的;其餘的公司都依賴更多創業風險資本的投入,代價是未來的收入會因此減少。
與其他國家發展生物技術的經驗相比,古巴的案例顯示了一系列獨一無二的顯著特點。它產生於一個資源稀缺的國度,工業不發達,而且遭受了現在所知歷史上時間最長、強度最大的經濟禁運。它發生於歐洲社會主義集團消失之時,歐洲社會主義集團的消失導致古巴陷入經濟危機,我們稱之為“特殊時期”(Special Period)。與別國的情況迥然有別,我們的生物技術產業是在沒有外國投資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它與許多不發達國家創建的科技園區根本不同——那些科技園區的生產,建立在血汗工廠勞動的基礎上,本國人學不到新的知識,本國技術也得不到發展。
我們能夠找出三個古巴的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顯著特點。
●全部過程都納入研究—生產—行銷中心之內
古巴最重要的生物技術中心,都建成了研究—生產—行銷中心,全部工作(包括研究、生產過程、國內分配和國際行銷)都在同一個管理單位之內進行。這種方式消除了科研機構與生產工廠之間通常是人為造成的障礙。
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把商業和生產的考量納入研究過程中,以及為達成公平的銷售談判而把新知識中的無形成分加入產品的定價時,都有廣泛多樣的資訊交流。這種方式還使人人都對取得全部過程的成功具有責任感;與此大相逕庭的是,我們見到專業分工或私有制把組織分割得支離破碎,責任也就各不相關。
將這些過程統合起來,促進了不同文化的彼此合作與相互啟發,也促進了實驗室研究人員、生產工程人員、管理專家和行銷專家不同思維方式的彼此合作與相互啟發。這種協作產生了不少日常矛盾,然而,我們發現,這樣的矛盾從本質上講是創造性的。
在有形投資方面,科學中心建成時就已經配備了生產能力。例如,在哈瓦那市科學區一些最主要的科學中心,超過60%的人員和運營經費都用於生產。這與當今北美和歐洲的絕大多數生物技術公司把生產外包給製造公司有著重大差別。由於大部分正臨床試驗的生物技術產品的生產能力有限,這麼做可能帶來一些難以突破的瓶頸。
●出口導向、國內分配與國際合作並存
在一些小國(甚至小的工業化國家),國內市場不夠大,無法支應研發(R&D)和質量控制系統的高額固定成本。因此,我們一開始就認識到,選擇出口導向戰略是古巴發展該產業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們以多種方式處理該產業與世界市場的關係。一種模式是,把製成品交給外頭的商業代理。另一種複雜一些的模式是,與外國公司簽訂合同,共同開發一種新產品。在這些合同中,外方為項目的繼續進行提供創業風險資本,並在產品銷售前就付出與古巴方過去所創造知識的價值相當的款項。外方則在該項目創造出了有市場價值的產品時,立可獲得一些領域的商業權利。顯然,在第二種模式中,古巴方讓出的附加值要更多一些,但是,如果外方能夠迅速而有效地銷售產品,讓出的附加值有時可以從收益率的提高中得到補償。財產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是無可商議的,這既包括有形的設備,也包括合格勞動力的雇用。
要同時維持這些外部的市場關係和內部的社會主義分配關係,天然具有複雜性。一方面,最初的經驗提醒我們,富國與窮國間的知識交換可能存在不平等,價格標準的決定權仍掌握在前者手中。另一方面,生物技術中心要向古巴的衛生保健系統提供產品和服務*,而通過出口獲得的外幣,可以為這些產品和服務提供資金支持。這使得我們有可能避免使生物技術產業與我們的衛生保健系統間的關係具有市場性質,也表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觀念:古巴人民不是“顧客”(a client)。正相反,他們是這些機構的社會主義主人,作為主人獲得服務。
有一天,這種為市場生產和為共產主義分配生產二者互相資助的管理體制,會擴及古巴與第三世界其他國家間的關係。即使我們仍然遠遠無法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貿易關係,在古巴與委內瑞拉波利瓦爾共和國的衛生保健合作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前景。
●科學研究被視為一種投資
就科學研究已經更直接地與生產過程聯繫在一起而論,它已失去了作為“預算支出”(budget expense)的特徵,而具備了“投資”(investment) 的特徵,有可能與財政標準聯繫起來。
問題不在於試圖強加確定的重點於研發過程,更不在於強加剛性的計劃——那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做到。被當成投資的研發項目正因其具有高風險,就與其他投資計劃截然有別。人們必須推估不確定因素。不過,對這些項目進行經濟分析,包括研究其目標對主要經濟可變因素的反應靈敏能力,讓人們知道了這些項目在什麼範圍內可行。研究人員從此可以得知,他們憑直覺對一個項目經濟上的可行性所做的評估,不可逾越由發生作用的可變因素的數量所設下的限制。
某種新產品的研究能否取得成功,本來就無法確定,因為從定義上,研究就是一種結果未知的領域。考慮到這一點,決策就不能與對可能的資金周轉情況和收益率的分析機械地聯繫起來。而是,要把資金周轉和收益率的分析當成一項思維訓練,讓人形成恆常考察研究─產品─過程─市場銷售這一“完整週期”以及根據競爭力採取不同戰略的習慣。它最終有助於加強聯繫科學與經濟的終極目標。要實施這種分析訓練,除了其他事之外,尤其要求培訓領導科學工作的人,讓他們學會從研究到市場銷售這一整套的項目管理方法。
資本主義與知識經濟
顯然,富國所積聚的財富,使它們有可能對研究機構和研發工作進行更多的投資,這接下來又轉化為更高水準的科學工作和經濟增長。人們假定,在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積累之間,存在一個有力的循環。南方國家(包括古巴)不能指望達到這樣的投資水準。但是,我們在利用極其有限的資源發展先進的生物技術產業時所面臨的制約,迫使我們非常仔細地思考科學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因為不能簡單地假定研究上的支出會有助於實現我們的經濟目標。因此,我們必然被迫非常仔細地思考科學研究本身的社會影響。
一般的觀念是,將“科學研究”理解為一種有條理體系、可傳遞、專業、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然而,還存在另一種與經濟相關的知識領域,它具有如下特點:
1.集體的(collective):既不與任何個人結合在一起,也不與任何特定文獻結合在一起,而是融入工作關係體系和生產組織程序。它屬於企業文化的一部分。
2.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由各種源自迥然不同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領域的信息所共同創造。
3.具體性(concrete):難以一體適用,與特定的生產和服務用途聯繫在一起。
4.默示的(tacit):難以用幾條規則表示,有時難以解釋。
5.局部的(local):在特殊的生產組織之內產生和運用。
有條理體系的知識和默示的知識,都屬極端的知識形式。與現實應用相關的經濟知識,是有條理體系、普遍適用的知識(傳統意義上的“科學”知識)和默示、具體的知識這兩者的結合。需要強調的是:為了增強知識在經濟中的作用,而有效地處理知識時,必須同時考慮兩種極端的知識形式以及它們的結合。
為新經濟的生產組織“處理”知識意味著:知識一產生就能看出;通過專利或者建立產品和製程的標準,加以掌握或確保;評估知識的價值;傳播知識;通過訓練活動,有步驟地安排知識的轉讓。所有這些都是具體的工作。
新知識的生產是一個社會性的、無形的過程,堅持要通過市場關係完成這種過程,產生了許多問題。知識歸誰所有?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荒謬的。如果有什麼東西純屬社會產品的話,那一定就是知識;知識太依賴文化和早先的共同財富了。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趨勢(如今,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隨著向知識經濟的轉變,這種趨勢更為明顯),正好是強加商品的形式於知識本身。
這種企圖的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創造所謂“知識產權”這一自相矛盾的術語,在科技領域,它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專利。一些科學成果,如果放在僅僅幾年前,將會公開發表,供人免費使用,但如今都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多的情形是,幾乎任何項目的研究人員都會發現,為推進項目所需要的許多知識都已成為某人的財產,其所有者有權拒絕別人使用它。交易費用可能極大,令人氣餒,整個制度變成了科學研究的障礙。
隨著知識經濟滲透到傳統經濟的每一個部門,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將會變得更加尖銳和無法持續。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市場經濟”本身(如今它受到一些不吝贊詞的人大力吹捧),將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將超出社會範圍,擴展至越來越多的物質生產和貿易領域。由於資本主義短期間有利於促進生產力,在傳統經濟中可能展示出獲取眼前利潤的好處,這些好處是通過犧牲人類發展、社會公平和環境取得的。但是,隨著生產力向一種新的經濟類型發展,這些好處將會逐漸消失。
這一進程的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出來:最近工業化國家高科技股票價格下降;多數生物技術公司無利可圖;美國的高科技部門依賴軍事支出,同時導致了用戰爭刺激經濟發展這種畸形和荒謬的現象。出於軍事目的資助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的現象,可以在很多發達國家看到。它不僅是盛行於世界資本主義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為人類帶來危險的徵兆,也是市場經濟的缺陷日益增加的徵兆——市場經濟越來越無力做到,以合理、有效與和平的方式,把科學研究箍入社會經濟關係多彩的錦繡中去。
社會主義選項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有意或無意地錯誤假定,市場力量將促進經濟生產力,並最終導致社會進步。這種觀點完全沒有我們投注在教育、文化和人力資本的開發中的休戚與共精神、利他心和正義感。然而,對我們來說,如果認為這種投注將自發地導致科學與經濟之間富有成效的互動,以及建立在知識和高科技基礎上的物質生產的發展,那就太天真了。這種過程不是自發的——必須有所引導。
古巴的初步經驗證明,即使工業不發達而且面臨帝國主義妄想狂般的敵視,也有可能取得成功。古巴的戰略已經了解必須造就大批有積極性和獻身精神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並已著手進行。這種教育過程不是經濟增長的最後結果,而是它的先決條件。
對於我們所擁有的每一項經驗,都有必要詳細評估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和任何策略上的錯誤。我們必須總結出能夠讓我們在科學研究、知識處理和社會主義企業的經濟效益之間持續建立和加強聯繫的結論。這種評估應當包括每一個經濟部門,這種聯繫應當(正如已經開始進行的那樣)擴展至我們的外貿體系。
我們所走的是一條創造性的新路。我們沒有前例可循。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們能夠做到,古巴人民,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者,要求我們做好。◎本文原載美國《每月評論》2006年12月號
* 這些服務包括:為了進行產前診斷、流行病監控和保證血液安全,免疫測定中心正在維持和發展全國性的實驗室網路;神經科學中心開展了多項為殘疾人提供服務的社會計劃。在其他的許多案例中,古巴的科學中心都是國家衛生保健計劃的積極參與者,針對艾滋病、癌症、肝炎及其他健康問題的接種疫苗與治療計劃就是如此。
作者簡介 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博士(Dr. Agustín Lage Dávila),是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學中心主任。本文是根據作者的論文《知識經濟與社會主義》(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y el socialismo)改寫的,原文發表於《社會主義古巴》(Cuba Socialista)雜誌2004年11月號。改寫工作得到了揚·麥克唐納(Ian MacDonald)的幫助。萊昂納德·莫林(Leonard Morin)將其由西班牙文譯為英文。

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
古巴的生物技術*
■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著 方聞 譯
《每月評論》編者按:如《自然》(Nature)雜誌第436卷7049期(2005年7月出版)社論的權威說法所言:“古巴已發展起了相當可觀的(科學)研究能力——也許比東南亞以外的任何發展中國家都要強大。”古巴在建立生物技術產業方面尤其成功,這一產業已有效地推出了自己的藥品和疫苗;該國同時還建起了新興的製藥業,它的製藥業在出口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它的農業和衛生保健部門,深受科學研究之惠。正如《自然》雜誌所言:“值得問一下:古巴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其他國家可能從它那裏汲取什麼教訓?”事實上,古巴的案例更讓人感到驚訝,因為它不僅是一個窮國,而且,數十年來一直遭受美國所實施的殘酷禁運,這種禁運已擴展到了科學知識領域。此外,古巴的許多科學進步,都是在蘇聯垮台之後的15年間取得的,此前,蘇聯在經濟和技術上向它提供援助。
按照《自然》雜誌的說法,以下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釋古巴的非凡成就:對各層次教育的巨大投資,包括從總體上提升國民的讀寫和數學能力。但是,甚至比這一因素更突出的事實是,古巴科學“始終一貫地是應用性質的”科學,旨在解決社會問題。“古巴政府所贊助的科學研究組織得就像一個公司的研究實驗室,不同之處是它產出的是社會成果,而非商品。”古巴擺脫了資本主義加諸科學發展的商業束縛,倡導一種出於不同目標的異樣科學研究組織,這已構成它的優勢所在。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學中心主任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博士下面的這篇文章,闡述了知識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如何徹底革變了古巴的科學研究工作,解釋了該國一些最重要的成就。

從1980年代開始,在經濟發展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有些人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知識成為決定價值和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有人認為“知識經濟”的標誌是電腦技術的出現和大規模運用,其他人更廣泛地將其與微電子學和電信技術聯繫起來。另外的觀點則將這一進程等同於服務部門和信息管理業(包括娛樂產業和“情緒製造”)的擴張。
由於時間剛剛過去沒有多久,因此,很不容易將這種轉變的外部徵候和它基本的內在進程區別開來。但是,有一點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與知識經濟聯繫最緊密的行業(微電子業、製藥業和新材料業),專業知識在價值的生產和流通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隨之而來的是,通過快速的技術淘汰,產品壽命週期大為縮短;像技術和專利這樣的無形資產本身,也被當作商品來生產;私人對知識的專有權,已成為榨取壟斷利潤的新基礎。
我們可以將這種趨勢稱作“價值循環中知識的內在化”,與之相伴,向知識經濟的轉變,使得以下因素變得至關重要:勞動力擁有越來越高的技能、積極性和創造力,社會能夠為這種勞動力提供深層的文化和教育基礎。因此,知識經濟所需要的,不僅是新知識和新技術在高科技部門的應用。它更為根本的要求是,有意識地將知識、教育、積極性、文化和創造力滲透到整個社會生產中,並使它們不斷自我強化。
在思考古巴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的經驗時,本文提出了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在關於知識經濟的大量文獻中,這些問題都未得到充分考慮。連那些理解古巴生物技術之重要地位的人,也沒有對其進行任何深入的研究。這一點令人遺憾,因為對古巴經驗的思考,顯示了知識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之間的矛盾,以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能夠克服這些矛盾。

生物技術在古巴的興起
從本質上講,生物技術是利用細菌、酵母和動植物細胞,引導它們的新陳代謝和生物合成,以製造特殊物質。生物技術首先和主要是一個生產過程。
在無性繁殖技術、基因工程和大規模培養細胞的技能興起之後,到1970年代,已經具備了擴大這種生產過程的技術前提。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美國的少數地區,這種技術前提開始轉變為一種產業,當時出現了許多小型生物技術企業。這些小企業利用了該國有利的經濟氣候,從私人投資者和證券交易所那裏獲得了創業風險資本(risk capital)。在歐洲,1980年代末才開始出現類似進程,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了獲得創業風險資本的機會。據估計,今天,全球共有生物技術公司4500家略多一點,其中40%設在美國,40%設在歐洲(主要是英國和德國)。在世界其他地區,該產業仍處於初級階段。
在古巴,在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非常密切的指導和領導下,1981年建立了“生物學前沿”(Biological Front),開始了創辦研究—生產中心的工作,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前半期,這些中心發展成熟。在這些新設立的中心中,最重要的是哈瓦那西部的“科學區”(Scientific Zone)——它是由40多家機構組成的聯合體,擁有1萬2000名工人以及7000多名科學家和工程師。其他省份也已發展起了較小規模的生物技術產業,主要包括卡馬圭省(Camaguey)、聖斯皮里圖斯省(Sancti Spiritus)、比亞克拉拉省(Villa Clara)和聖地亞哥省(Santiago de Cuba)。
20年後回頭去看,我們便能夠瞭解古巴發展這一產業多有先見之明,當初,該產業在少數極為發達的國家也才剛剛開始出現。人們選擇任何指標進行衡量,古巴的經驗都是成功的:產品(生物藥品和疫苗)的生產情況、對公共衛生狀況的影響、專利品、出口額、現金周轉情況、利潤率或投資收益率。古巴的生物技術部門在現金周轉良好的情況下運轉已有多年。如今,它已收回最初的投資,而且再投資正在贏利。
自然而然,這一結果已完全成為古巴經驗的一個特點,因為1980年代初美國出現的生物技術公司,超過半數未能獲利,最終主要被大型製藥企業吞併。據估計,在北美和歐洲的生物技術公司中,目前只有20%是資金自給的;其餘的公司都依賴更多創業風險資本的投入,代價是未來的收入會因此減少。
與其他國家發展生物技術的經驗相比,古巴的案例顯示了一系列獨一無二的顯著特點。它產生於一個資源稀缺的國度,工業不發達,而且遭受了現在所知歷史上時間最長、強度最大的經濟禁運。它發生於歐洲社會主義集團消失之時,歐洲社會主義集團的消失導致古巴陷入經濟危機,我們稱之為“特殊時期”(Special Period)。與別國的情況迥然有別,我們的生物技術產業是在沒有外國投資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它與許多不發達國家創建的科技園區根本不同——那些科技園區的生產,建立在血汗工廠勞動的基礎上,本國人學不到新的知識,本國技術也得不到發展。
我們能夠找出三個古巴的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顯著特點。
●全部過程都納入研究—生產—行銷中心之內
古巴最重要的生物技術中心,都建成了研究—生產—行銷中心,全部工作(包括研究、生產過程、國內分配和國際行銷)都在同一個管理單位之內進行。這種方式消除了科研機構與生產工廠之間通常是人為造成的障礙。
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把商業和生產的考量納入研究過程中,以及為達成公平的銷售談判而把新知識中的無形成分加入產品的定價時,都有廣泛多樣的資訊交流。這種方式還使人人都對取得全部過程的成功具有責任感;與此大相逕庭的是,我們見到專業分工或私有制把組織分割得支離破碎,責任也就各不相關。
將這些過程統合起來,促進了不同文化的彼此合作與相互啟發,也促進了實驗室研究人員、生產工程人員、管理專家和行銷專家不同思維方式的彼此合作與相互啟發。這種協作產生了不少日常矛盾,然而,我們發現,這樣的矛盾從本質上講是創造性的。
在有形投資方面,科學中心建成時就已經配備了生產能力。例如,在哈瓦那市科學區一些最主要的科學中心,超過60%的人員和運營經費都用於生產。這與當今北美和歐洲的絕大多數生物技術公司把生產外包給製造公司有著重大差別。由於大部分正臨床試驗的生物技術產品的生產能力有限,這麼做可能帶來一些難以突破的瓶頸。
●出口導向、國內分配與國際合作並存
在一些小國(甚至小的工業化國家),國內市場不夠大,無法支應研發(R&D)和質量控制系統的高額固定成本。因此,我們一開始就認識到,選擇出口導向戰略是古巴發展該產業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們以多種方式處理該產業與世界市場的關係。一種模式是,把製成品交給外頭的商業代理。另一種複雜一些的模式是,與外國公司簽訂合同,共同開發一種新產品。在這些合同中,外方為項目的繼續進行提供創業風險資本,並在產品銷售前就付出與古巴方過去所創造知識的價值相當的款項。外方則在該項目創造出了有市場價值的產品時,立可獲得一些領域的商業權利。顯然,在第二種模式中,古巴方讓出的附加值要更多一些,但是,如果外方能夠迅速而有效地銷售產品,讓出的附加值有時可以從收益率的提高中得到補償。財產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是無可商議的,這既包括有形的設備,也包括合格勞動力的雇用。
要同時維持這些外部的市場關係和內部的社會主義分配關係,天然具有複雜性。一方面,最初的經驗提醒我們,富國與窮國間的知識交換可能存在不平等,價格標準的決定權仍掌握在前者手中。另一方面,生物技術中心要向古巴的衛生保健系統提供產品和服務*,而通過出口獲得的外幣,可以為這些產品和服務提供資金支持。這使得我們有可能避免使生物技術產業與我們的衛生保健系統間的關係具有市場性質,也表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觀念:古巴人民不是“顧客”(a client)。正相反,他們是這些機構的社會主義主人,作為主人獲得服務。
有一天,這種為市場生產和為共產主義分配生產二者互相資助的管理體制,會擴及古巴與第三世界其他國家間的關係。即使我們仍然遠遠無法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貿易關係,在古巴與委內瑞拉波利瓦爾共和國的衛生保健合作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前景。
●科學研究被視為一種投資
就科學研究已經更直接地與生產過程聯繫在一起而論,它已失去了作為“預算支出”(budget expense)的特徵,而具備了“投資”(investment) 的特徵,有可能與財政標準聯繫起來。
問題不在於試圖強加確定的重點於研發過程,更不在於強加剛性的計劃——那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做到。被當成投資的研發項目正因其具有高風險,就與其他投資計劃截然有別。人們必須推估不確定因素。不過,對這些項目進行經濟分析,包括研究其目標對主要經濟可變因素的反應靈敏能力,讓人們知道了這些項目在什麼範圍內可行。研究人員從此可以得知,他們憑直覺對一個項目經濟上的可行性所做的評估,不可逾越由發生作用的可變因素的數量所設下的限制。
某種新產品的研究能否取得成功,本來就無法確定,因為從定義上,研究就是一種結果未知的領域。考慮到這一點,決策就不能與對可能的資金周轉情況和收益率的分析機械地聯繫起來。而是,要把資金周轉和收益率的分析當成一項思維訓練,讓人形成恆常考察研究─產品─過程─市場銷售這一“完整週期”以及根據競爭力採取不同戰略的習慣。它最終有助於加強聯繫科學與經濟的終極目標。要實施這種分析訓練,除了其他事之外,尤其要求培訓領導科學工作的人,讓他們學會從研究到市場銷售這一整套的項目管理方法。
資本主義與知識經濟
顯然,富國所積聚的財富,使它們有可能對研究機構和研發工作進行更多的投資,這接下來又轉化為更高水準的科學工作和經濟增長。人們假定,在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積累之間,存在一個有力的循環。南方國家(包括古巴)不能指望達到這樣的投資水準。但是,我們在利用極其有限的資源發展先進的生物技術產業時所面臨的制約,迫使我們非常仔細地思考科學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因為不能簡單地假定研究上的支出會有助於實現我們的經濟目標。因此,我們必然被迫非常仔細地思考科學研究本身的社會影響。
一般的觀念是,將“科學研究”理解為一種有條理體系、可傳遞、專業、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然而,還存在另一種與經濟相關的知識領域,它具有如下特點:
1.集體的(collective):既不與任何個人結合在一起,也不與任何特定文獻結合在一起,而是融入工作關係體系和生產組織程序。它屬於企業文化的一部分。
2.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由各種源自迥然不同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領域的信息所共同創造。
3.具體性(concrete):難以一體適用,與特定的生產和服務用途聯繫在一起。
4.默示的(tacit):難以用幾條規則表示,有時難以解釋。
5.局部的(local):在特殊的生產組織之內產生和運用。
有條理體系的知識和默示的知識,都屬極端的知識形式。與現實應用相關的經濟知識,是有條理體系、普遍適用的知識(傳統意義上的“科學”知識)和默示、具體的知識這兩者的結合。需要強調的是:為了增強知識在經濟中的作用,而有效地處理知識時,必須同時考慮兩種極端的知識形式以及它們的結合。
為新經濟的生產組織“處理”知識意味著:知識一產生就能看出;通過專利或者建立產品和製程的標準,加以掌握或確保;評估知識的價值;傳播知識;通過訓練活動,有步驟地安排知識的轉讓。所有這些都是具體的工作。
新知識的生產是一個社會性的、無形的過程,堅持要通過市場關係完成這種過程,產生了許多問題。知識歸誰所有?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荒謬的。如果有什麼東西純屬社會產品的話,那一定就是知識;知識太依賴文化和早先的共同財富了。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趨勢(如今,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隨著向知識經濟的轉變,這種趨勢更為明顯),正好是強加商品的形式於知識本身。
這種企圖的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創造所謂“知識產權”這一自相矛盾的術語,在科技領域,它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專利。一些科學成果,如果放在僅僅幾年前,將會公開發表,供人免費使用,但如今都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多的情形是,幾乎任何項目的研究人員都會發現,為推進項目所需要的許多知識都已成為某人的財產,其所有者有權拒絕別人使用它。交易費用可能極大,令人氣餒,整個制度變成了科學研究的障礙。
隨著知識經濟滲透到傳統經濟的每一個部門,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將會變得更加尖銳和無法持續。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市場經濟”本身(如今它受到一些不吝贊詞的人大力吹捧),將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將超出社會範圍,擴展至越來越多的物質生產和貿易領域。由於資本主義短期間有利於促進生產力,在傳統經濟中可能展示出獲取眼前利潤的好處,這些好處是通過犧牲人類發展、社會公平和環境取得的。但是,隨著生產力向一種新的經濟類型發展,這些好處將會逐漸消失。
這一進程的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出來:最近工業化國家高科技股票價格下降;多數生物技術公司無利可圖;美國的高科技部門依賴軍事支出,同時導致了用戰爭刺激經濟發展這種畸形和荒謬的現象。出於軍事目的資助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的現象,可以在很多發達國家看到。它不僅是盛行於世界資本主義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為人類帶來危險的徵兆,也是市場經濟的缺陷日益增加的徵兆——市場經濟越來越無力做到,以合理、有效與和平的方式,把科學研究箍入社會經濟關係多彩的錦繡中去。

社會主義選項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有意或無意地錯誤假定,市場力量將促進經濟生產力,並最終導致社會進步。這種觀點完全沒有我們投注在教育、文化和人力資本的開發中的休戚與共精神、利他心和正義感。然而,對我們來說,如果認為這種投注將自發地導致科學與經濟之間富有成效的互動,以及建立在知識和高科技基礎上的物質生產的發展,那就太天真了。這種過程不是自發的——必須有所引導。
古巴的初步經驗證明,即使工業不發達而且面臨帝國主義妄想狂般的敵視,也有可能取得成功。古巴的戰略已經了解必須造就大批有積極性和獻身精神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並已著手進行。這種教育過程不是經濟增長的最後結果,而是它的先決條件。
對於我們所擁有的每一項經驗,都有必要詳細評估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和任何策略上的錯誤。我們必須總結出能夠讓我們在科學研究、知識處理和社會主義企業的經濟效益之間持續建立和加強聯繫的結論。這種評估應當包括每一個經濟部門,這種聯繫應當(正如已經開始進行的那樣)擴展至我們的外貿體系。
我們所走的是一條創造性的新路。我們沒有前例可循。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們能夠做到,古巴人民,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者,要求我們做好。◎本文原載美國《每月評論》2006年12月號
* 這些服務包括:為了進行產前診斷、流行病監控和保證血液安全,免疫測定中心正在維持和發展全國性的實驗室網路;神經科學中心開展了多項為殘疾人提供服務的社會計劃。在其他的許多案例中,古巴的科學中心都是國家衛生保健計劃的積極參與者,針對艾滋病、癌症、肝炎及其他健康問題的接種疫苗與治療計劃就是如此。

作者簡介 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博士(Dr. Agustín Lage Dávila),是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學中心主任。本文是根據作者的論文《知識經濟與社會主義》(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y el socialismo)改寫的,原文發表於《社會主義古巴》(Cuba Socialista)雜誌2004年11月號。改寫工作得到了揚·麥克唐納(Ian MacDonald)的幫助。萊昂納德·莫林(Leonard Morin)將其由西班牙文譯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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