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戰略(CLAUDIO KATZ著/方聞 譯)

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戰略*

克勞迪奧·卡茨(CLAUDIO KATZ )著 方聞 譯

拉美左翼又一次討論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由於群眾運動的開展、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以及美帝國主義失去了進攻的能力,力量對比已發生了變化。把過去稱為革命政治時期,現在稱為保守政治時期,將兩者並列,這已經不合適了。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進步有賴於被剝削與被壓迫者在共同的鬥爭中聯合起來,產業工人階級社會力量的軟弱並沒有讓反資本主義運動停滯不前。

關鍵在於群眾的覺悟水準。群眾已經凝成了反自由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新信念,但還沒有形成反資本主義的聯合,就21世紀的社會主義進行公開辯論,有助於促成這種聯合。

取代獨裁制度的憲政框架,無礙於左翼的發展。但是,左翼在不拒絕選舉程式的情況下,必須避免被收編進現有的制度。參與選舉和增加人民權力,二者可以並行不悖。

運動和政黨彼此互補,因為社會鬥爭無法單獨成事,政黨組織有必要存在。然而,必須避免宗派主義的態度,而且必須將馬上就能實現的改良列入革命事宜。所有的社會主義戰略都應該服從這一原則。

在經過數年的沉寂之後,拉美左翼重新展開了關於戰略問題的討論,再次為向社會主義目標邁進,就行動的審酌和行動的方式進行分析。這種思考包括六個主要問題:物質條件、力量對比、社會主體、群眾覺悟和制度框架,以及被壓迫者的組織狀況。

生產力的成熟程度

爭論涉及的第一個問題是傳統論戰的重演。拉美的生產力已經成熟到允許轉向反資本主義的程度了嗎?憑藉現有的資源、技術和手段,足以啟動社會主義進程嗎?

要轉向社會主義,拉美國家的準備不如發達國家充分,但需求更為迫切。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它們遭受營養、教育和衛生不佳之苦的程度更嚴重,但可以用來解決這些問題的物質資源卻更少。造成這種難題的原因是:拉美處於世界經濟的外圍,導致該地區農業落後、工業化殘缺不全、金融上依附他人。

對於這一困境,傳統上左翼有兩種對策:把資本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或者推動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種過渡要適應拉美的缺陷)。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主張選擇第二種方案。[1]

但是,爭論還涉及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推動該進程的適當時機。從工業衰退、銀行癱瘓的創痛期中恢復過來的拉美,進入了經濟增長、出口繁榮、企業重新獲得利潤的階段。也許有人會反對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可能出現令轉向反資本主義合理的經濟崩潰。

凱恩斯主義的規畫旨在扭轉市場的蕭條趨勢,而社會主義選項則不然。它是克服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剝削與不平等的綱領,試圖消除貧困與失業,根絕環境災難,結束戰爭夢魘,終結以犧牲無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讓一小撮富豪變得愈益富有的金融危機。[2]

這種兩極分化現象,在拉美目前的市場趨勢中顯而易見。一方面是富人的利潤和消費增加,另一方面是可怕的赤貧指數,兩者形成鮮明對照。這些不幸證明,必須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在糟糕的衰退時期,不幸尤為明顯。但並非只有經濟崩潰才是根除資本主義制度的惟一適當時機。選擇轉向反資本主義,並沒有時機的限制,在經濟週期中的不同時刻都可能開始。20世紀的經驗,證實了這種可能性。

沒有哪次社會主義革命恰好是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發生的。多數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是戰爭、殖民佔領或獨裁壓迫所造成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羅斯奪取政權、毛澤東在中國獲得成功、鐵托在南斯拉夫贏得勝利、越南人把美國勢力趕走、古巴革命獲勝,都屬於這種情況。這些勝利中,有許多是在戰後最繁榮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在資本主義強勁增長的階段)取得的。因此,萌生社會主義並不非得依靠經濟崩潰不可。資本主義造成的苦難就足以激發人們在資本主義週期波動的任何一個階段起來推翻這個制度。

只有信奉災變說的理論家,才會認定社會主義與金融崩潰之間有著不可動搖的聯繫。他們慣于把資本主義描繪成一種總是瀕於最後瓦解邊緣的制度,這種臆想的聯繫是其中的一部分。等待資本主義崩潰的他們,把銀行業的任何不景氣都看成全球性的蕭條,並且混淆了單純的股市低迷與全面崩潰之間的差別。這些過份的估計,忽視了他們所希望根除的制度的基本運行方式,不可能解決向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的任何問題。[3]

全球化與小國家

反對開始社會主義進程的理由之一是強調全球化帶來的障礙。其論點是,目前資本已國際化,在拉美發起反資本主義的挑戰並不可行。[4]

但障礙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社會主義事業是全球性的,全球化不會對其構成障礙。跨越國界的擴張,加劇了資本主義的不平衡,使戰勝資本主義更具客觀基礎。

只有那些把社會主義建設理解為“兩種制度的競爭”的人,才會將全球化看作一個巨大的障礙。支援陳舊的蘇聯模式的人曾提出“社會主義陣營”理論,這種思維方式就是此一理論的殘餘。他們想靠一連串的經濟成就和地緣政治的斬獲來賭賭可否打敗敵人,但忘記了一點:不可能按照資本主義自己的遊戲規則行事來打敗資本主義。

處於外圍地位(或工業化程度不高)的經濟體,尤其無法在與帝國主義列強的競爭中獲勝;後者控制世界市場已達數個世紀之久。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就必須有個不斷削弱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在 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單獨實現社會主義的幻想一再讓革命轉變的可能性屈從於兩個國家集團之間外交對抗的需要。

把全球化描繪成發展其他模式的障礙,這種觀點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分支;新自由主義宣稱,除了右翼道路,別無選擇。但是,如果接受了這一前提,那麼,任何國家管制的規劃或奉行凱恩斯主義的資本主義體制也就必須棄若敝屣。一方面斷言全球化已一統宇內,鞭笞天下,埋葬了反資本主義的事業,而同時又容忍國家干預的積累體制,這兩者之間存在矛盾。如果否定了第一種選擇,那也就排除了推行新發展主義的可能(因為這需要靠國家權力抵制外來強加的措施)。

但既然全球化實際上並未終結歷史,就仍然有各種選擇。我們正在經歷的僅僅是積累的一個新時期,依靠犧牲各國的被壓迫者來恢復產出率才得以維持。因為存在這種逆流,所以必須立即實現社會主義,這是人民應對積累新階段的惟一方式。在充斥金融投機與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現有框架下,資本的全球擴張導致了混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這些混亂。

許多理論家承認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但是,他們懷疑拉美的小國選擇社會主義的可行性。他們認為,像在玻利維亞,開始社會主義的時間應該推遲30年或50年,先讓“安第斯—亞馬孫資本主義”得到發展。[5]但為什麼是30年,而不是10年或150年?以前,在計算這種期限時,考慮到主導完成前社會主義階段的民族資產階級出現的時間。但如今,顯而易見的是,在玻利維亞這類國家,發展有競爭力的資本主義所遇到的障礙,至少與開始轉向社會主義所遇到的障礙一樣大。只要想像一下,如果玻利維亞的企業想參與外國大公司的投資計畫,後者會要求它們作出怎樣的讓步;再想像一下,這些讓步會與人民大眾之間發生怎樣的衝突。

如果我們把“安第斯—亞馬孫資本主義”設想成可兼顧重建本地社會的模式,那麼困難甚至會更大。[6]在任何由商業競爭驅動的體制下,本地社會都會繼續受到損害。那些與玻利維亞一樣處於外圍的國家,走向社會主義是複雜的,但也是可能的、值得的。這些國家需要與拉美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採取相似的計畫,推動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力量對比的狀況如何?

實現社會主義轉變須依靠有利於被壓迫者的力量對比。如果力量對比不利於被壓迫者,那人民大眾就無法戰勝敵人。但怎樣評估這一決定因素呢?

拉美的力量對比關係取決於當地的資本家階級、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和美帝國主義這三股力量的狀態,是攻城掠地、節節進取,或陷於重圍、岌岌不保,或潰不成軍、棄地失守。在1990年代,資本對勞動發起了全球攻勢。這種攻勢最近幾年有所減弱,但它在全球範圍內留下了不利於雇傭勞動者的社會氣候。然而,在拉美,人們能看到一些特殊之處。

資本家積極參與了新自由主義的進攻,最後卻受到這一進程的各種副作用的傷害。隨著市場的開放,他們失去了競爭優勢;隨著生產企業的非國有化,他們放棄了對國外競爭對手的抵抗。金融危機也嚴重地打擊了當權者,直接削弱了其政治地位。右翼因而變成了少數派,中左翼政府取代了許多保守派政府,執掌全國政權(尤其是在南錐體地區)。資本主義的精英分子再也不能不為他們主導整個拉美地區事務而受懲罰了。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結構性衰敗的新自由主義危機,損害到了他們的利益。

聲勢浩大的群眾浪潮令南美幾個國家首腦急速下臺,也改變了這一地區的力量對比關係。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阿根廷和委內瑞拉人民的起義,影響了居於統治地位的所有階級。他們公然對抗統治階級的進攻,在許多國家還迫使其向人民群眾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

戰鬥的衝勁各地不一。在某些國家(玻利維亞、委內瑞拉、阿根廷和厄瓜多爾),群眾積極主動;但在其他國家(巴西和烏拉圭),群眾則因失望而陷於低潮。新的情況是,在那些率先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如智利),和那些因社會腐敗、移民大量外流而喪失生機的國家(如墨西哥),工會與學生的鬥爭正在覺醒。力量對比關係在拉美各地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們可以確定:有一股群眾積極奮發的大潮普遍在整個地區湧動。

1990年代初,美帝國主義通過自由貿易和設立軍事基地,對其後院進行政治上的再殖民化。這種情形也已發生了變化。《美洲自由貿易協定》(FTAA)的最初版本由於三個因素而歸於失敗:(1)已實現全球化的公司與那些依賴國內市場的公司之間的矛盾;(2)出口商與工業家之間的衝突;(3)群眾的普遍抵制。美國國務院通過簽署雙邊條約進行反擊,但並沒有能抵消這一挫折。

布希在國際上陷入孤立(共和黨在選舉中慘敗、美國在伊拉克失敗、失去歐洲盟國),使他不再能那麼獨斷專行、為所欲為,也讓那些反美的地緣政治集團(如不結盟運動)重振聲勢。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挑戰沒有作出軍事反應,這顯然表明它處於退卻狀態。

因此,在拉美,力量對比關係已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統治階級不能再依靠新自由主義戰略行事;群眾運動再次現身街頭;美帝國主義喪失了干涉能力。

新時期

無論是上層的統治、下層的鬥爭,還是“外國憲兵”(美國)的行為,都發生了變化;這迫使人們修正不同左翼理論家共有的一個傳統判斷。這一傳統看法往往根據兩個階段的對比,強調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種種障礙,即:始於古巴革命(1959)的順利時期,和始于蘇聯垮臺(1989—91)的不利時期。革命反帝的第一時期讓位於保守倒退的第二時期。[7]這種看法仍然正確嗎?

在力量對比關係的所有三個層次上,傳統的觀點看來都與目前許多國家的政治氣候相矛盾。首先,當地的資產階級已失去了1990年代時那種發動進攻的信心。與1970年代不同,他們不能再訴諸殘暴手段進行獨裁統治。他們已經無法發動政變,進行大屠殺,以避免危機並鎮壓群眾的反抗。許多國家仍然存在國家恐怖主義(國家恐怖主義不僅存在於哥倫比亞,而且部分地存在於今天的墨西哥),但一般來說,當權者必須接受他們過去所不懂的制度框架的約束。這種約束是群眾的勝利,在力量平衡上有利於被剝削者。

其次,根據規模和直接政治影響來衡量的社會鬥爭強度,與1960和1970年代的抗爭頗多雷同。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的人民起義,整個拉美地區的學生運動與大眾反抗,都可以和上一代人掀起的大規模群眾浪潮比肩。

第三,帝國主義要進行干涉,所遭遇的障礙非常明顯。雖然1980年代雷根在中美洲公然發動了反革命戰爭,但布希不得不限制自己在這一地區的行動。

在分析力量對比關係時,必須考慮到這三個方面的變化,並避免只注意上層權力關係,而忽視下層的社會對抗的觀點。只著眼於兩階段論的傳統看法卻沒能避免這樣的觀點,而認為蘇聯的崩潰標誌著拉美歷史的突然斷裂。這樣的劃分,理想化了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可能性,而低估了在第二階段反對資本主義的希望。

就不是要闡明力量對比關係的分析來說,蘇聯的存在或消失確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該當記住的是:敵視社會主義的官僚分子在轉變為資產階級之前很久,就控制了蘇聯的政權。蘇聯與美國在國際棋局中博弈,但是,它支持反帝運動僅僅是為了謀求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因此它並不是反資本主義事業的發動機。現在與1970年代的情形存在差別,而且差別重大,但並非力量對比方面的差別。

主體的多樣性

推動社會主義轉變事業的,是資本主義統治的受害者;但在拉美,推動社會主義的主體有多種多樣。在某些地區,土著群體領導反抗運動(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墨西哥);而在別的地區,農業工人領導抗爭活動(巴西、秘魯和巴拉圭)。在一些國家,擔任主角的是城市工資勞動者(阿根廷和烏拉圭),或工作不穩定的雇員(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土著居民發揮著新的作用,而產業工會的影響力則在下降。主體的多種多樣反映了各國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特點。

然而,這種多樣性也表明,參與社會主義轉變的人種類繁多。資本主義的發展擴大了對工資勞動者的剝削,與剝削相伴的壓迫也在增加,因此,所有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者,都可能參與推動社會主義的進程。這一任務不僅落在直接創造營業利潤的雇傭勞動者身上,而且落在資本主義不平等的所有受害者身上。重要的是,在不斷變化的反抗焦點中,這些力量要在共同鬥爭中彙聚起來。要取得勝利,就必須這樣彙聚力量,對抗靠分化群眾陣營來維持統治的敵人。

在這一鬥爭中,某些工資勞動者往往能發揮更大影響,因為他們處於至關重要的經濟部門(採礦、製造和銀行業)。資本家從所有被剝奪者的貧困中受益,但其收入尤其依賴於被剝削者的直接勞動。

他們的這種核心地位在目前的經濟復蘇階段顯現了出來;在這一階段,雇傭勞動者的重要性常常會得到恢復。阿根廷的工會重新奪回了對街頭抗議活動的影響力,而在2001年的危機中則由失業者和中產階級發揮領導作用。智利礦工的罷工產生了效果;墨西哥某些工會的力量在增強;在反對政變分子(2002年他們試圖關畢石油工業)的鬥爭中,委內瑞拉的石油工人展現了影響力,如今這種影響力仍在發揮作用。
缺乏主體嗎?

一些理論家認為,拉美如今“不存在實現社會主義的主體”。[8]然而,他們並沒有明確解釋缺少的集體力量是什麼。他們暗示,這一地區的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足,工人階級在人口中只佔很小一部分。這種觀點力言推遲實現社會主義,直至工人階級變得力量更強、人數更多。

但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臨時工作或失業的增加。向來積累的不斷增長與產業工人階級大量增加聯繫在一起,但當代資本主義的上速變化令人質疑如今是否依然存在這樣的關聯?如果失業和非正式工作使現在不可能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將來也一樣會妨礙這種鬥爭。顯然,(失業和非正式工作)這兩種災難,將會繼續促使失業大軍數量增加,雇傭勞動者進一步分裂。

我們還必須記住,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整齊劃一、全然相同的無產階級,而如今非正式部門的的擴大是支持社會主義的附加理由。在拉美,發動轉向社會主義所必要的行動者已大量存在。

的確,工人階級還沒有達到轉向社會主義所需的理想狀態,但是,資產階級同樣也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所需的完美特性。因此,新發展主義者激烈爭論多大程度上存在這種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但不管得出什麼結論,他們都不會放棄資本主義。然而,某些左翼理論家卻把工人階級數量上的不足,當成他們推遲實現社會主義的理由。

這種態度上的不同很有啟發性。在對付逆境的時候,統治階級採取各種各樣的補救措施(如增強國家干預),展示了巨大的靈活性;而一些社會主義者的反應卻是縮手縮腳。他們只看到了群眾事業所面臨的障礙,而他們的對手卻在嘗試一個又一個的資本主義模式。

要是把產業工人階級的概念理想化,視其為社會主義的惟一締造者,在外圍國家籌畫反對資本主義的事業,就永遠都會有阻礙。但是,如果拋棄了那種狹隘觀念,就沒有理由質疑在階級狀況不夠理想的情況下從事這種事業的可行性。

就反資本主義事業的發展而言,區分不同的參與主體在革命中何者更具關鍵地位,不如融合各種鬥爭傳統來得重要。如果能共用反抗的經驗,就會增加實現革命轉變的可能性。參與者分享經驗的一個例子是,阿根廷的前工人,在失業者聲勢浩大的運動中,變成了英勇的鬥士。另一個例子是,玻利維亞的前礦工成了非正式工人的組織者。

身份的變化(從被壓迫者變為被剝削者,或者相反)無關緊要, 如果鬥志維持不懈,而且不斷讓群眾的行動有用武之地的話。後一因素與社會主義事業的關聯,比社會結構的任何變化都要密切。因此,社會學的分析絕不能取代由政治觀點描述革命進程的特性。

這種所謂“缺乏主體”的臆斷,充斥在許多種挑戰社會主義的論點中。在一些小國,反對社會主義的理由強調無產階級的數量不足,比如在玻利維亞,由於採礦業的私有化,無產階級遭受了重大挫折,與家庭農業相比,它的重要性在下降。[9]

但是,20世紀所有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都是在工資勞動者佔少數的落後國家完成的。玻利維亞高原礦工所遭受的挫敗,已大多由一連串的群眾反抗回補。農民群體是社會主義轉變的潛在同盟者,而不是反對者。

“缺乏主體”的問題常常引發毫無結果的爭論。尋找可以確保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彼此團結的方式,比確定他們中哪個會在向社會主義躍進的過程中發揮更大領導作用,要重要得多。

群眾覺悟問題

消滅資本主義的事業,完全取決於被壓迫者的覺悟程度。只有他們的信念能指引邁向社會主義的進程。

原先認為轉向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歸趨,這種觀點已不再是知識思想上的共識,在政治上也失去了吸引力。這類歷史演進模式並不存在。社會主義要不是由絕大多數人自覺自願地創造出來,就永遠不會出現。“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經驗證明,用官員的家長制統治取代人民的首創精神,會造成多大的惡果。

但是,被壓迫者的覺悟程度,受到一些重大變化的影響。有兩股相反的力量會影響到它的發展:一方面是被剝削者從自己對資本的反抗活動中獲得的教益,另一方面是繁重的勞動、生存的焦慮和日常的異化帶給他們的挫折。

雇傭勞動者是傾向於懷疑還是接受現存秩序,源於這兩股力量衝突的變動結果。在某些情況下,批判現存秩序的觀點成為主流;而在另外的時刻,順從的觀點佔據上風。這些態度取決於諸多因素,表現為不同世代的人對資本主義迥然有別的理解。例如,在戰後希望改善勞動條件和教育狀況的想法佔據優勢,而當代的大批青年在成長過程中已經不指望改善勞動條件和教育狀況,他們將排斥、失業或不平等視為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常態。對現存秩序的這種看法,並沒有阻斷拉美的新一代人重振前輩的戰鬥精神。

對資本主義的主流看法會影響到人們的社會主義意識,但不會決定它的存續。在這方面,關鍵在從階級鬥爭中得出的結論,及其它國家偉大革命所產生的影響。“社會主義意識的平均水準”的高下取 決於上述的這些因素,而這又會轉化為對反抗資本主義事業的更大熱情或失望。例如,俄羅斯、中國、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的勝利,增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好感,那個時期也發生過無數的挫折,但並沒有打消這種好感。

與他們的父輩不同,如今這一代拉美人,並不是在革命不斷勝利的環境中長大的。在他們切近的個人經歷中,沒有反對資本主義的成功範例可供參照,這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麼會自然地比父輩更加遠離社會主義事業。

當前這個時期與1960-80年代那個時期的巨大差異,更多地表現在政治覺悟水準的不同,而不是力量對比的差別或群眾主體的改變。真正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並不是社會衝突的緊張程度、被壓迫者的鬥爭意願或壓迫者的控制能力,而是可望見的社會主義模式和人們對社會主義模式的信心。

斷裂與延續

社會主義事業的狀況制約著左翼的行動;而蘇聯的失敗,在國際範圍內導致了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危機。拉美也沒能逃脫這種影響,但一些理論家誇大了它的作用,以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正是基於這種觀點,才把革命時期(至1989年為止)和保守時期(從那時起到現在)劃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時期。

這種劃分忽視了一個事實:在“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之前,拉美左翼就已經同蘇聯模式拉開了距離。1990年代人們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更多地與如下因素聯繫在一起:獨裁統治留下的遺產、桑地諾解放陣線的失敗,以及中美洲起義受到遏阻。在這方面,古巴革命曆劫倖存,大大抵消了這些不利因素的影響。

無論如何,很明顯,重新制定解放計畫的動力已經取代了失望的氣氛。各種群眾運動中都有人贊同社會主義,證實了這種動力的存在。目前需要回答的重大問題是:過去10年間領導群眾反抗的新世代,在多大程度上認同社會主義事業?

這些群體強烈抵制私有化和解除管制(抵制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在其他地區,如東歐,看到的情形),這證明,在他們所屬的階層中反對自由主義的意識有所增強。我們也能看到拉美反帝意識的復興;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反帝意識中帶有民族或宗教方面的落後成分;而拉美的反帝意識則沒有這種落後成分。傳統上,工資勞動者認同左翼;我們觀察到,在東歐各國,這一傳統出現了中斷;而在拉美,沒有發生傳統中斷的情形,這有利於左翼思想的復興。[10]

然而,拉美地區缺乏一種重要的聯繫,那就是反資本主義事業方面的聯繫,這一不足至今阻礙著群眾意識的激進化。在這方面,公開辯論21世紀的社會主義,能夠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憲政框架

拉美左翼正面臨一個相對較新的戰略問題:當地普遍出現了憲政體制。幾乎每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通過非獨裁制度進行治理,這在該地區的歷史上尚屬首次,開創了一個重要的時代。甚至連經濟崩潰、政治癱瘓或群眾起義,都沒能改變這種管理方式。

這個半球的大多數精英已經不會選擇重返軍管時代。在最危急的形勢下,某種文人與軍人聯合領導的過渡政府取代舊總統執掌政權,但這種政權的更迭並沒有恢復獨裁制度來解決上層的分裂或下層的反抗。

現有的多數體制都是為資本家服務的財閥政治,因此絲毫不是真正的民主。這些體制下的各項制度,對社會的殘害,是連許多獨裁政府都沒敢偷偷摸摸幹的。對社會的種種侵害,已經使得這種制度喪失了正當性,但還沒有導致人們像拒斥舊的專制統治那樣拒斥這種憲政體制。

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變化,對拉美左翼的行動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公民獲得了自由權,他們起來戰鬥的可能性增加了;另一方面,統治者給社會強加了一種憲政框架,這一框架表明,資本家對資本主義的各項制度具有信心。

憲政體制對壓迫者的權力有所限制,同時又加以鞏固,它給左翼帶來了巨大挑戰,當多數人將這種體制視為任何現代社會的正常做法時,情形尤其是如此。

右翼和中左翼已經助長了上述把憲政體制視為任何現代社會的正常做法的觀念;右翼抓住機會在憲政環境下推行自己的路線;中左翼則偽裝進步來擁護現狀。雙方在選舉中都煽動選民的兩極對立,以掩蓋選舉不過是當權者輪流坐莊的實情。

右翼和中左翼狼狽為奸,當前的一個例子就是“現代的文明左翼”入盧拉·達席爾瓦(譯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巴西總統)、塔瓦雷·巴斯克斯(譯按:Tabaré Ramón Vázquez Rosas,烏拉圭總統)或蜜雪兒·巴切萊特(譯按: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智利總統)的政府,以便讓資本家的優勢地位萬古長存。但是,在其他地方,由於制度的存續被欺詐(墨西哥)或總統辭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阿根廷)所打破,都遇到了更加棘手的問題。

某些情況下,這些動盪以重建資產階級秩序而告終(如:阿根廷的Néstor Carlos Kirchner)。但在其他國家,危機導致了未曾預料的後果:當權派所抵制的左翼民族主義或激進改革派的人物執掌了政權。烏戈·查韋斯(譯按:Hugo Rafael Chavez Frias,委內瑞拉總統)和埃沃·莫拉萊斯(譯按:Juan Evo Morales Ayma,玻利維亞總統),或許還有拉斐爾·科雷亞(譯按:Rafael Correa Delgado,厄瓜多爾總統),就都屬於這種情況——因為這些國家的危機與起義,一開始就是在現有制度之外發生的。

在這些進程中,選舉場所成了對抗反動勢力與提出激進變革措施的地方。這一結論對左翼來說至關重要。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比如,在委內瑞拉,從1998年到現在,每次選舉都會加強“玻利瓦爾省進程”的合法性,並且把右翼在街頭遭遇的失敗轉移到投票箱中。大規模群眾動員的勝利在選舉領域得到了補充。

左翼的回答

左翼曾對抗軍事專制統治數十年,憲政框架極大地改變了左翼的活動環境。當前的制度利用多重的偽裝,讓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改頭換面,因此,在現有體制下,鬥爭已經沒那麼簡單了。

統治方式轉為靈活而富有彈性,一開始讓勇於與非常殘忍但不太狡猾的獨裁者鬥爭的一代茫然不知所措。一些積極分子被這些困難搞得灰心喪志,終而接受了右翼的指控。他們開始為從前“低估了民主”而痛切自責,卻忘記了:公民獲得自由權,正是群眾反抗的結果,而不是與威權沆瀣一氣的資產階級政黨體制的成果。

憲政框架促使其他的鬥士宣告:“革命的烏托邦”已經終結,逐步走向後資本主義前景的時代開始了。他們重新轉向漸進改革的方案,打算通過與壓迫者達成初步共識,來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他們鼓吹說,遵循這條道路可以為工人獲得統治權。

但社會民主的無數實踐證明,這種選擇是不切實際的。統治階級並未放棄權力。它們只是招安收編了新的合作夥伴,替以私有大銀行與大公司為基礎的體制重建支撐的柱石。它們永遠不會允許敵手的政治或文化勢力削弱自己的這種控制權。

因此,無限推遲實現反資本主義目標的任何政策,最終都會增強統治階級的壓迫。社會主義要求準備並實現反資本主義的決裂。如果忘記了這條原則,那麼左翼的戰略就會迷失方向。

但是,近年來面對憲政制度,也有一些積極的影響。比如說,在憲政制度下,左翼可以辯論社會主義要採取的真民主的形式。這種思考極大地改變了人們構想反資本主義前景的方式。在1970年代,批評蘇聯官僚體制的人忽視了民主這一話題,或者說只是輕輕帶過。如今,幾乎沒有人回避這個問題了。人們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蘇聯盛行的專制統治的延續,而開始將它理解為一種日益增加參與、代表性和群眾管理權的體制。

這種前景也有賴於立即對憲政體制作出回應。在左翼內部主要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建議在制度框架內爭取空間;另一種是,提倡另起爐灶建立人民權力機構。[11]

第一條道路主張從地方到省,再到中央政府,逐級爬升。這是遵循巴西勞工党和烏拉圭“廣泛陣線”1990年代初所推行的社區管理經驗。他們承認,在進行這種管理的時候,向當權者作出了痛苦的讓步(簽訂商業契約並延緩社會進步),但他們認為最後的結果是有益的。

不可否認,這種“地方社會主義”導致一些老資格的社會主義積極分子變成了資本的騙子。他們在市政廳進行辯論,公然敵視社會運動,最後則代表統治階級治理。他們先把施政方案改得溫和,然後疾呼要當負責的政府,最後則倒向敵人一方。

“參與型預算”並沒有制止這種倒退。市民討論如何分配受到新自由主義政策制約的地方開支,結果被迫自行調整要求以適應新自由主義政策。只有在反抗和譴責資本專制統治的時候,“參與型民主”才能喚醒人民進行根本變革的意識。如果放棄了這一目標,那麼它就會變成維持現存秩序的一種工具。

與這條道路相反的戰略鼓勵社會動員,並反對參與選舉。它譴責巴西勞工党的腐化墮落或烏拉圭“廣泛陣線”的消極被動,主張讓人民直接掌握權力。它還質疑選舉的陷阱——在安第斯國家,選舉的陷阱已把人民的反抗引入體制內。

這種看法忽視了選舉舞臺的作用,大大低估了拋棄選舉所帶來的消極後果。公民權、投票和選舉權,這些並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操縱的工具。它們同時也是民眾反抗獨裁統治所取得的勝利果實,允許人們在某些情況下表達反對右翼勢力的立場。比如說,在委內瑞拉,選舉已經發揮了進步作用;假使各項選舉純屬騙局,那麼它們就不能起到這樣的作用。

在被利潤支配的社會制度下,公民權利受到限制,譴責這種限制至關重要。但應該擴大民主的進展,而不是予以鄙棄。在未來的社會平等體制下,將賦予形式民主的機制實實在在的內容;而現有的進步則構成了這種體制的基礎。

參與憲政框架會培養未來的社會主義民主所必需的政治習慣。無論是在戰術層面(孤立敵人),還是在戰略層面(為社會主義前途作準備),反對參與選舉都一樣有害。

對於憲政規則,要麼接受,要麼忽視,這是一個錯誤的二難推理;面對這種情況,還有第三條道路可走:結合直接行動與參與選舉。通過這種途徑,人民展現力量的方式(任何革命進程都需要展現人民的力量)就能與社會主義意識的成熟程度同時並進——在某種程度上,社會主義意識就是在憲政制度下成熟起來的。

只要運動嗎?

群眾的覺悟轉化成組織。轉向反對資本主義需要運用各種手段;而要創造這些手段,就必須把被壓迫者組織起來,因為如果沒有自己的組織,被剝削者就無法構想出另一種社會。

在當代,群眾組織有兩種形式:運動和政黨。對於培養社會主義信念來說,兩者都很必要。它們增強了群眾對自我組織的信心,並培育出將來人民行使權力的模式。

運動支撐當前的社會鬥爭,而政黨則促成更為全面發展的政治行動。兩者對促進直接行動和參與選舉都有必要。但那些獨沽一味,單只宣導運動或政黨的人,經常質疑兩者的互補作用。一些持運動立場的理論家贊同運動自主的觀點,認為政黨組織過時、無用而且有害。[12]

但是,他們的指摘只適用於某些政黨的行為,而不能以偏概全,抹煞政黨組織的所有作為。解放事業的發展不能只在社會領域裏進行,也不能沒有各種政黨組織所提供的、把人們的要求與配置力量的戰略聯繫起來的綱領。這些組織有助於克服自發反抗的局限。反資本主義意識不會在反抗行動中突然迸發,從改善眼前狀況而進行的鬥爭轉變成為實現社會主義目標而進行的鬥爭,需要一個過程,政黨有助於推進反資本主義意識的成熟。

近些年來,〔世界社會論壇〕彌漫著有利於運動的氛圍,對政黨的批評從中得到了支持。然而,從西雅圖(1999)到加拉加斯—巴馬科(2006),情況已經有了很大改變。對單靠運動便可成事的信心減退了,特別在目前拉美右派於選舉中落敗的情勢下,更是如此。構成〔世界社會論壇〕基礎的“烏托邦成分”有所削弱,這為討論包含政黨形式在內的各種戰略掃清了道路。這種變化也反映了許多力主運動形式的理論家的轉變,他們仍然咄咄逼人地質疑左翼的各種組織,但如今也在為盧拉或基什內爾(譯按:將卸任的阿根廷總統Néstor Carlos Kirchner)辯護。[13]那些為文提倡“不靠掌握政權來改變世界”的人,也反對政黨這種形式。他們不同意那些力言有奪取政權必要的政治組織,但從未詳細說明過,怎麼樣能出現一個不存在政府形式的後資本主義世界。所有的社會要求都以奪取國家政權為目標;改變國家政權是轉向反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國家政權,就連我們今天在拉美看到的最基本的民主變革都是無法設想的。為了實現社會變革、召開立憲大會,並將基本資源國有化,國家政權這一工具必不可少。那些否認國家政權的必要性的人,面對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的新情況,已不知如何是好了。

注釋

* 克勞迪奧·卡茨在布宜諾賽勒斯大學教經濟學,同時在國家科技研究委員會從事研究工作,他還是左翼經濟學家組織的成員。本文最早發表於http:argenpress.info,由萊昂納德·莫林(ltmorin@earthlink.net)從西班牙文譯成英文。

[1] Claudio Katz, “Socialismo o Neo-desarrollismo,” December 1, 2006, http://www.lahaine.org.

[2] 現在,全球1%的人口掌握著40%的財富。Horacio Aizpeolea, “Como se repartee la torta,” La Nación, September 15, 2006.

[3] 巴勃羅·里澤尼克提出了這種思想(它把災變當成質變)的一個極端的例子。Pablo Rieznik, “En defense del catastrofismo,” En defense del marxismo no. 34, October 19, 2006.

[4] 馬爾塔·阿內克爾描述了1990年代早期,這種爭論在左翼中是怎樣興起的。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del siglo XXI (Madrid: Siglo Veintiuno press, 2000), second part.

[5] Alvaro García Linera, “Somos partidarios de un modelo socialista con un capitalismo boliviano,” Clarín (December 23, 2005),and “El capitalismo andino-amazónico,” Enfoques Críticos no. 2 (April-May 2006).

[6] Alvaro García Linera, “El evismo,” OSAL no. 19 (January-April 2006) and “Tres temas de reflexión ” Argenpress (November 4, 2006).

[7] 這個觀點是馬爾塔·阿內克爾提出的。Marta Harnecker, La izquierda después de Seattle (Madrid: Siglo Veintiuno Press, 2002) and 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chapters 1 and 2).

[8] Heinz Dieterich, Hugo Chávez y 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Caracas: Por los caminos de América Press, 2005), chap. 6.

[9] Alvaro García Linera, “No estamos pensando en socialismo sino en revolución democratizadora,” Página 12 (April 10, 2006) and “La gente quiere autonomía pero conducida por el MAS,” Página 12 (July 5, 2006)

[10] 工資勞動者歷史上認同左翼;人們會注意到,在“舊世界”,這種認同發生了中斷;而拉美則不存在中斷現象。See Fraancoís Vercammen, “Europe: la gauche radicale est de retour,” Critique Communiste, no. 167 (Autumn 2002).

[11] Harnecker analyzes both strategies in 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part three, chap. 6; James Petras and Henry Veltmeyer, Movimientos socials y poder estatal (Mexico: Lumen, 2005), chap. 6.

[12] I quote various exponents of this vision in “Crítica del autonomismo,” Memoria, no. 197 (July 2005) and 198 (August 2005), Mexico.

[13] This is the case of Toni Negri and Giuseppe Cocco, “América Latina está viviendo un momento de rupture, ” Página 12, August 14, 2006; Toni Negri, “La derrota de EEUU es una derrota política,” Página 12, November 1, 2005; Giusseppe Cocco, “Los nuevos gobiernos no se entienden sin los movimientos socials,” Página 12, (March 20, 2006).

譯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2007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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