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中日戰爭? —天皇之言:‘日本輕視了支那’—(三)第三章:日本“戰敗”是敗給了誰?(纐纈厚/著 申荷麗/譯)

何謂中日戰爭? —天皇之言:‘日本輕視了支那’—(三)
第三章:日本“戰敗”是敗給了誰?(纐纈厚/著 申荷麗/譯)
1.戰敗和投降
“敗給了美國”的日本人
日本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中戰敗了。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歷史事實。那麼,日本究竟是敗給了誰,具體在何時、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戰敗的呢?
戰後很多日本人都認為“日本敗給了美國”。因為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2顆原子彈,使日本遭受了人類未曾有的災難。所以一般認為日本是在以美國為首的盟國部隊絕對優勢的戰力面前,被迫投降的。
由於對戰敗抱有這樣的認識,也許可以說戰後日本人一直想努力從戰敗的痛苦中掙脫出來。
迫於美國的強大而投降這一看法,也一直支撐著戰後日本人對美國的認識。對逼迫日本陷於戰敗境地的美國倍加嚮往,也被認為是促成締結日美同盟關係的理由。再者,也正是由於加強對美輸出主導型的產業構造,使日本取得了戰後經濟的發展。
然而,我並不贊同“敗給了美國”這種觀點。這不是堅決主張日本 “不是敗給了美國”,也不是說“敗給了美國”這種認識完全就是錯誤的,因為最終確實是因為美國投放2枚原子彈才迫使日本戰爭決策層決意投降,下了“聖斷”,這些畢竟都是事實。
但是,我認為在這裏有什麼被忽略掉了。那就是忽視了迫使日本最終走向戰敗境地的國家和民族的存在。而我在很久之前就有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日本是敗給了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我認為意識到這一點的日本人決不在少數。例如,許多從中國戰場歸來的侵華日軍官兵,在談論與毛澤東率領的八路軍等共產黨軍隊的戰鬥體驗中,真實吐露了事實上的戰敗體驗,並加以記載。即使沒有直接提及戰敗體驗,但對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和勇猛頑強都坦率認同。
例如,熊澤京次郎在《天皇的軍隊》(現代評論社,1974年)中,曾記述了派往中國山東省萊蕪縣舊寒鎮第59師團(通稱衣師團)第45大隊第一中隊的鈴木醜之助伍長的證言,講述的是1944年(昭和19年)12月,距日本戰敗8個月前的事情。
“進入秋季後到年末這段短暫的時間內,周邊的萊蕪、魯西鎮、吐系口鎮、範家鎮等警備隊接連被中國軍隊殲滅。這個舊寒鎮的分屯隊並不安全。距離皇軍據點約300米的對面是中國駐軍,近在咫尺、挎著步槍的中國士兵,簡直就像是守衛這邊安全的警備兵,從晝間開始一直在那兒走來走去……,若是想從中國陣營朝這邊攻擊的話,大概10分鐘我們即可全部被殲滅,只是想對方不會故意發起攻擊罷了。”
像這樣的證言至今留存下來很多,而這些證言基本的共性就是,雖然體驗了戰敗的事實,但又不願意坦然承認,表現了這樣一種不自然的情感。我認為戰後日本人總結過去戰爭的錯誤就是由此而開始的。
在此,正如第二章所介紹的,一般認為日本在近代化中形成明顯的對中國的歧視。也就是說,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人明顯表現出的中國認識觀,使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敗給中國這樣的現實。
因為戰敗是既定的歷史事實,所以要求有正式的投降儀式。但是,戰後的日本人,對在此所說的究竟敗給了誰抱有錯誤的理解,同時,又將戰敗和投降混為一談。
戰敗和投降事實上是硬幣的正反面關係。在回顧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我認為有必要首先將兩個事實區分開來重新把握,這樣做主要是出於兩種考慮。
其一是,戰後日本自一開始就將戰敗和投降的事實混為一談,對日本究竟敗給了誰這一問題沒有深入探究。其結果,從最初總結戰爭開始就存有誤解,從最初就扣錯了紐扣。
也就是說,戰後許多日本人,為了避免再次遭受戰敗的苦痛,以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為仿效的樣板,以成為像美國那樣的強大國家為努力目標。由此,戰後的日本人選擇了像美國那樣以大量生產和消費為基本的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之路。
即使在安定強大的保守政治所支撐的經濟成長路線上,“敗給了美國”這樣的歷史總結無論如何也是必要的。就是說,即便是為了完全肯定戰後日本的體制,這也是不可缺少的認識,同時也是一種思想方式。
“敗給了美國”這樣的總結,是與肯定戰後的日本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反過來說,對此加以否定,就會引發從根本上對戰後日本的發展方式持懷疑態度的立場。
1951年9月8日的三藩市(舊金山)和約,解除了對日本長達6年的佔領。日本恢復了國家主權,重返國際舞臺。而在這之前的6年期間,由於駐留日本的部隊幾乎都是美國部隊,或許加上當時同盟國軍隊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又是美國人,日本和日本人因此不加任何懷疑,認定是由於美國參戰而戰敗,得出了向美國投降的結論。
其二是,關係到重新把握中日關係。
對於日本敗給中國的爭議即使暫且擱置不談,事實上戰後日本人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對亞洲諸國的戰爭並未記在心中,或者說想要從記憶中將其抹去,這是很大的問題。
其理由實際上是多種多樣的。而最主要的是因為不能夠坦然從容地面對侵略戰爭的加害責任這一問題。或者說,其中在感情上還依然潛藏著對中國的蔑視。
許多日本老人曾從軍參戰、體驗過侵華戰爭,他們是中日戰爭的見證人。但是,他們即使敍談回憶過去的戰鬥經歷和戰場體驗,而對於中日戰爭究竟是怎樣的戰爭,在認識上一直抱有曖昧的態度。這或許是由於那是一場慘痛的戰爭,或是由於加害責任的重大,總之,有諸多的原因吧。
一個個戰鬥中的勝利體驗、佔領體驗成了舊官兵們談論的適宜話題。但是,他們在戰爭中既有加害的體驗又有被害的體驗,實際上是不得不在抑制這種矛盾中戰鬥,有的亡命於戰場,有的復員返鄉。
可以明確的是,一方面未能徹底取得對中國戰爭的勝利、最終失敗,另一方面在具體戰鬥中又體驗過諸多“勝利”,因而可說沒有 “戰敗”,這是一種奇特的矛盾感受。
對於沒能體驗到徹底勝利而復員的官兵們來說,雖然沒有勝利歸來的感覺,但是談論戰敗經歷的人也是極少的。因為講述戰敗的感受,肯定會聯繫到自己過去的痛苦體驗。
也就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情,許多人仍幻想著至少是在以亞洲大陸為戰場的對中國之戰中取得了“勝利”,只是在以西太平洋為戰場的對美之戰中“敗給”了美國,以這樣的心態來看待這場過去的戰爭並進行戰爭總結。
這種戰爭親歷者頗為複雜的感情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戰爭總結,無論到何時都不能夠加深對歷史的認識。我認為,不探究戰爭究竟是敗給了誰這一問題,就不能夠從戰爭中汲取教訓。
特別是,包括中國戰場在內的對亞洲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這是毫無疑問的,只有開始認識到自身應承擔的加害責任,才能期待加深對歷史問題的認識。
同時,作為現實問題極其重要的是,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取得了“勝利”這樣的戰爭總結,阻礙了深入和正確認識中國。
到如今,只有明確承認“日本敗給了中國”這一歷史事實,才是正確總結戰爭之道。戰後如果許多日本人能夠自覺地認識和總結,承認對亞洲戰爭是侵略戰爭,亞洲民眾的抗日意識和抗日戰爭是迫使日本戰敗的決定性的理由的話,對亞洲人民的看法應該會有所不同,而亞洲各國人民對日本的觀感也會有所不同。
與日本同屬於戰敗國的德國,自覺地認識過去的戰爭是德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為了補償遭受侵略的各國人民,重返歐洲大家庭,德國努力否定所有的軍國主義制度和思想。
許多德國人,戰後正視由自己參與選舉的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所犯下的加害事實,認真正確對待歷史。德國不僅換掉了戰前的國旗,整個國家都發生了變化。
由於這種自省及轉變的結果,德國將歐洲各國人民視為自己的朋友。與此相比較,日本卻是採取一切方式力圖保存戰前的權利,雖然試行改造諸軍國主義制度,卻都是極不徹底的。
日本依據“敗給了美國”這種戰敗總結,改編了戰前的日本歷史。最終,日本不承認“敗給”了中國,因而在對中國以及對亞洲的認識上,沒有發生大的改變。
日本是敗給了美國,而沒有敗給中國這一認識,極大地影響到戰後日本人對亞洲的認識,影響到他們對過去那場戰爭的歷史認識,這便導致了狹隘的思想境界。不僅如此,同時也失去了檢討舊觀念、樹立新的亞洲觀的良機。
現在,應該重新分別掌握戰敗的事實和投降的事實,重新反省戰後日本人無視或者輕視對中國之戰爭、對亞洲戰爭的狀況。
“日本人在亞洲沒有朋友”
原德國首相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說過一句話,“日本人在亞洲沒有朋友”,早為眾人熟知。施密特痛感德國過去的侵略行徑,為了培育與歐洲各近鄰、各國人民的友情,作出了不惜一切的努力。
日本即使將亞洲各國視為貿易夥伴,但並不關心恢復因過去的戰爭而失去的亞洲人民的友情。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可以說從根本上錯誤總結亞洲太平洋戰爭是最大的原因。
戰敗後,日本人把過去的戰爭稱為“太平洋戰爭”。如前所述,認為日本是在美國投下2枚原子彈的威懾下投降的,其結果是忘卻了日本是敗給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這一事實。
“是因為美國而投降的”這一觀念,使戰後日本人心目中產生過於對美國嚮往和依存的心態。但是,對戰敗認識上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戰後日本人對亞洲的觀念。這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
第一,表現為不能從亞洲侵略戰爭中充分汲取教訓的姿態。
第二,對美國過度依存的體制,形成了延續至今的對美從屬或者日美同盟精神的基盤。
第三,對於和戰前期的日本軍國主義具有不同性質、卻也實屬信奉軍事合理主義的美國更加認同,“強權即公理”以及“壓制論”的意識和姿態變得越發顯著。
第四,與戰前同樣,對亞洲的蔑視感依然揮之不去。特別是在中國開始發展和崛起這一新的情況下,所謂“中國威脅論”又摻雜了進來,引發出更加複雜的排他、回歸戰前的心情。
以上這些,便是使得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對亞洲認識上扭曲,尤其是不想認真清算過去的歷史問題的原因。不僅如此,甚至仍有人將對亞洲的戰爭說成是“解放戰爭”以及“正義的戰爭”。更甚者,將對臺灣、朝鮮的殖民地統治,反覆自我標榜為對當地近代化作出了貢獻。
近來,在各種場合都會聽到有關歷史問題的議論,令人感到終於將歷史問題與評價侵略戰爭和殖民地統治這一問題聯繫起來了。現在批判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努力從中汲取教訓的人們,已經開始給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附加上“責任”的言詞,也就是所謂的戰爭責任論。
但是,絕大多數人即使承認那一歷史事實,仍未能將其作為批判的對象,而是將其視為不可避免的日本近代歷史事實而接受。從這樣的認識觀點出發來看待本歷史,便常常會積極予以評價,或者有時大加稱頌。
僅僅出於稱頌而刻意提高其正面價值,拒絕“侵略戰爭”的用語,美化殖民地統治,由此便出現了“亞洲解放戰爭”、“殖民地有助於近代化”等論調。
為什麼對於一個歷史事實會產生多樣的歷史認識呢?是因為歷史理解的難度,或者歷史本身的複雜性嗎?或者還是因為我們日本人將國家灌輸給我們的歷史刻記於內心,而不能夠面對真實的歷史課題呢?
一幅油畫

油畫〈日落〉、西元1945年9月9日9時

在此,想讓大家看一幅下面的油畫。在本書中這幅畫是黑白色的,但不消說,實際的油畫是彩色的。這幅油畫的作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一位名叫陳堅的畫家。
題名為《日落  西元1945年9月9日9時》的油畫,極其忠實地再現了被派往中國的侵華日軍(當時,叫支那派遣軍),向中國軍隊投降、在投降簽字儀式上的情形。
出席投降儀式的日方代表有當時任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大將,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中將,參謀小笠原清中佐,海軍的中國方面艦隊司令官福田良三大將,臺灣派遣軍參謀長澤山春樹中將,第三十八軍參謀長三澤昌雄中將,共7人。畫面右側靠近中央的兩個人,後面的是岡村,前邊的是福田。
與此相對的畫面左側站立著的是中方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何是被通稱為“梅津•何應欽協定”的塘沽協定的中方代表。何將軍在西安事變(1936年12月)時,擔任伐共司令與汪兆銘(精衛)共謀策劃打倒蔣介石。但是後來作為蔣介石的左右臂,被視為親日派的將軍。
1945年9月9日進行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按漢語的說明是“接受投降儀式”),是在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市黃埔路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進行的。這裏,曾經是1929年3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至1970年為止一直用作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的校舍。
畫家陳堅,根據在重慶發行的《大公報》(1945年9月10日) “日軍簽字投降一幕”的報導而構想了這幅油畫。正如這幅油畫所描繪的,同盟國諸國的代表、新聞記者、以及市民數百人坐在旁聽席上,注視著這場簽字儀式。現在,陳堅此畫所參照的數張簽字儀式場面的照片在網上可以看到。
日本軍在派駐的當地,應該分別到投降簽字儀式會場,被就地解除武裝。但是,對戰後許多日本人來說,銘刻於心的應該是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裏號上的投降簽字儀式。
也許是這一原因,日本民眾大多認為日本是向盟國軍隊以及美國軍隊投降的,這一印象在許多日本人心目中極其強烈。在以美軍為中心的盟國代表面前進行投降簽字儀式,這是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但是,另一個歷史事實是,在戰爭最激烈時期日本派兵多達196萬的中國的首都南京,的確也進行了日本軍投降的簽字儀式,正式承認向中方投降。
1945年9月9日在中國南京的投降儀式雖然是確鑿的歷史事實,但是這張油畫所展示的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投降的簽字儀式的現場照片,很長時間在日本人中間並沒有被公開。這是出於何種意圖呢?還是資料公開遲緩拖延呢?對此無從知曉。
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戰後許多日本人並非想從正面來面對這幅畫所展現的事實,即日本也是向中國軍隊投降的歷史事實。

美軍戰艦密蘇裏號上的投降簽字儀式

不僅是在中國的投降簽字儀式被忽略了,在過去被日本侵略過的諸亞洲地區進行的投降簽字儀式的情景也並沒有被納入視野。給日本人留下強烈印象的只是在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的投降簽字儀式的場景,而在中國南京的投降儀式、在亞洲各地進行的投降儀式的場景都模糊淡化了。

這一幅油畫向人們展示了,日本不僅僅只是敗給了美國。對於印尼、越南、菲律賓的人民來說,以及期盼從日本殖民地統治中解放出來的臺灣和朝鮮的人民來說,這一幅油畫會使他們再次想起,日軍最終被逼進投降境地,是敗給了日本派兵最多的中國。
的確,現場照片的衝擊效果強烈,通過視覺和感覺銘刻在人們的記憶中。戰後,密蘇里號上投降簽字儀式的照片在許多場合被反覆引用。國內外出版的許多著作的封面都使用了這張照片,而用為插圖的更是不勝枚舉。
雖說投降簽字儀式有盟國各個國家的代表列席,但是那是在象徵美國巨大戰鬥力的密蘇裏號艦甲板上,在戰艦的乘員以及記者們的注視之下進行的投降簽字儀式。在此所上演的一幕,是強調由於盟國軍隊,特別是美國軍隊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的場面。
與此相對,在中國的投降簽字儀式,從油畫中可以看出從整體上籠罩在一種凜然的氣氛中,令人感到某種莊嚴。被迫遭受戰爭蒙受巨大災難的中國方面的要人、軍人,以及注視這一場面的中國民眾,表現出毅然堅決的態度。
陳堅的油畫,以及上載到網上的有關照片,像這樣的歷史史料迫使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和確認,日本究竟是在什麼地方戰敗、以至投降的呢?
戰後日本人不願意承認敗給中國,其理由是多種多樣的。在此,通過對近代日本國家形成時期的中日關係史進行分析,再次來確認一下箇中所表露的日本人對中國的觀念。
我認為,不承認和不願意承認敗給中國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是信息量的多少及其質量高低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在於大多數的日本人所固有的對中國的認識觀,或者是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有錯誤的認識。
中日之戰是從何時開始的?
如果追溯日本和中國發生戰爭的歷史經過,就會面對應該如何確認戰爭起點的問題。近代的中日對立關係是從日本出兵臺灣開始的,但是在此,筆者想將日本向中國境內派駐軍隊的義和團事件作為侵略中國的起點來加以探討。
甲午戰爭以後,清朝面臨被歐美列強瓜分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加之,清朝為了向日本支付巨額戰爭賠款,須增加稅收等等,極大地加重了民眾負擔,致使民眾對政府的反抗達到了極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結成了以宗教為媒介的秘密社團組織,開始對抗攻擊政府。其中,勢力最強的就是名曰“義和團”的組織。
義和團在日益陷入混亂的清朝國內,不斷襲擊以傳教和贏利為目的外籍人士及其關係人。
清朝統治者也暗中利用義和團的力量抵抗西洋列強的勢力,以冀能夠阻止外國勢力強行侵入中國。日本桂太郎首相將此視為“應該掌握未來東洋霸權的開端”(《桂太郎自傳 卷三》,平凡社1993年出版),認為這是向清國進行勢力擴展的絕好機會。
1900年7月6日,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會議決定向清國派一個師團(約22000人)的兵力。當時,因為列強聯軍的兵力為47000人,日本派兵的數量大概相當於聯軍一半的兵力。
同年9月7日,清政府與聯軍之間簽署了“最終議定書”,結果同意支付4億5000萬兩白銀的賠償金,以及以保衛公使館和鐵路幹線為由同意各國軍隊的駐兵權。
根據這一駐兵權,日本向中國派遣了駐軍。正是這一軍隊,之後成為中日戰爭的主力部隊。所以,日本以義和團事件為藉口向中國投入兵力,可視為發起中日戰爭的遠因。
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列強,乘清朝國內混亂之機,推進對中國的殖民地統治,試圖通過軍隊擴大在中國的利權。列強的如此侵略行徑,是毫無正當性可言的。
以行使武力獲取的駐兵權(駐留權),是侵害主權的行為,是侵略軍。中國被迫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相互爭奪的犧牲品。
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事件為主要起因,中國國內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國內一些有勢力的派別,有不少通過依附於列強而努力保護和擴大自身利益。另外,對於歐美列強來說,中國陷入缺少統一政令的無政府狀態,也正是擴張權利的大好時機。
日本以及西方列強,加速了中國的內戰,並使中國的形勢朝著“國際內戰”演變。在中國獲得權益上,落後於西方列強的日本,開始將中國的華北地區以及東北地區列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此後更是積極尋求進入中國的機會。
這樣的良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降臨了。日本為了奪占德國的租借地青島,襲擊了有德國基地設施的威海衛,攻佔了威海衛並據為己有。同時,1915年1月18日,大隈重信內閣的加藤高明外交大臣,以強硬的態度向中國政府提出“五號二十一條要求”。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難以容忍的無理要求。其中心內容,第一號是,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第二號是,接受日本對滿洲及東部蒙古的統治權;第三號是,中日合作經營擁有諸多開採礦山權的漢治萍公司這一中國代表企業;第四號是,不割讓或不租借中國沿海及其島嶼的協定;第五號是,聘請日本人為中央政府的政治、財政、軍事顧問,等等。
總之,企圖達到奪占德國在中國的一切權利,掌握中國東北地區的統治權,事實上控制中國的經濟基礎,侵犯中國的主權,並試圖從制度上干涉中國的內政。
這些內容極大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對於這種過度要求,甚至美國及英國等也提出了抗議。
當時擔任中國政府農商部長的周自齊,針對日方要求,於1915年(大正4年)7月5日發表談話,批評了日本的對中國政策。
但是,在日本以軍事力量施行強壓的態勢下,中國方面迫不得已接受了日方要求。屈辱的“五號二十一條要求”激怒了中國民眾,成為反日運動激化的一大原因。自此以後,中國民眾將日本視為比歐美列強更兇暴的帝國主義國家,當作發洩憤懣的靶子,對日本的反感隨之增強。
遭受歐美列強的壓迫,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動盪混亂的狀態,民眾卻很少有一個明確表達憤怒的目標。現在出現了,中國民眾高喊抵制日貨、排斥日本商品等口號,表現出極大的憤怒,反日民族主義氣勢高揚。
不顧中國民眾的抗議行動,日本從山東半島到濟南,開拓了通向華北地區一帶的進路。這是與此後的山東出兵(第一次出兵為1927年5月28日、第二次出兵為1928年4月19日)和濟南事件(1928年5月8日)有關的對中國真正的侵略(照片说明:在济南事件纪念碑前、笔者、2007年9月23日)。
侵華的理由
大隈內閣以強硬的態度提出過度要求,甚至無視英美的抗議而強行實施,是出於日本國內的原因。當時,日本的外債超過20億日元,陷入財政惡化境地。飽受經濟困苦的國內民眾對日本政府怨恨不滿,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
大隈重信內閣想要將民眾的注意力引向中國大陸,並通過擴大在中國大陸的權利,為日本牟取利益。同時,為了擺脫經濟的低迷不振,極其希望中國加速市場化。在這種急需尋求資本以及國內民眾對生活嚴重不滿的背景下,遂強行發起了對中國的軍事行動。
並且,對於日本來說,那時正處於西方列強因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對亞洲無暇顧及的有利時機。但是,就像在失火現場行竊的小偷一樣的日本的卑劣舉止,不僅僅是遭到中國人民以及亞洲諸國人民的唾棄,同時也為全世界所蔑視。
日本一旦成功獲得了在中國的權利,對中國的貪婪之手就越伸越長。除了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奪占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青島和威海衛以外,又乘勢發起了濟南事件、山東出兵;此後又由炸死張作霖事件引發滿洲事變,以及上海事變等等,接連不斷地以軍事強力展開對中國的壓制。
導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盧溝橋事件,將長久以來所積累的軍事壓力推向了頂點。
追溯歷史,義和團事件(1899年3月 在山東興起)的結果,是中國與各國政府之間交換了“義和團事件最終議定書” (1901年9月7日,中國稱之為“辛丑合約”)。根據這一條約,日本獲得了在中國的首都北平(北京)的駐兵權。這之後日本又尋求各種藉口,不斷增擴駐軍兵力。
派駐兵力的一部分,在盧溝橋附近的軍事演習中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發展為全面中日戰爭。雖說駐軍是依據國際議定書的承認,但是,以向中國軍隊挑釁、試圖挑起戰端為目的重覆不斷的演習,應該說是盧溝橋事件主要的原因。
將時空轉換到現在來看的話,似乎應不是什麼問題,現在的駐日美軍以及駐韓美軍也總是不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但是這兩者之間根本不同的是,當時的日本和中國事實上是處於“敵對的關係”。
現在的日美以及日韓關係,無論如何是同盟關係,或者是友好國。美國駐軍通過演習而轉向戰爭的可能性是絕對不存在的,對此日本和韓國都是能充分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從當時的中國民眾來看,具有“敵對關係”的日本軍隊駐紮,且不斷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他們對此所表現出的反應是不難想像的。
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後,日本政府以及中央陸軍和北平日本駐軍之間缺少必要的意思疏通。因為非常明顯,圍繞對該事件的處理,政府內部極其混亂,做出了某些臨機湊合的決策。
日本政府以及與日本陸海軍的首腦們,沒有明確考慮在中國引發戰爭對中國境內的日本企業(即所謂的在華紡織等)帶來的危害程度。在日本國存在著多種勢力,對從打入中國經濟市場到完全轉向軍事侵略表現出猶豫不決。由此,便只是緊急出臺了應對該單一事態的政策,其結果表現為不斷增派日軍前往。
在此情況下,抱著急欲尋求資本、解消國內民眾困苦的目的而擴大對華戰爭的主張,在日本國內獲得了輿論的支持。軍部得勢並開始了積極的行動,先前出現的一些矛盾觀點被暫時掩沒了,或拖延擱置下來。
日本國內政治人物和軍事強人不安定的關係,最終引發了缺乏戰略的侵略戰爭。這種混亂和不安也擴延到出征兵士,表現為在中國各地頻繁發生日軍兵士的殘虐行為。南京大屠殺事件就是殘虐行為的典型事例。
從中國方面來看,1937年2月10日實現了國共合作。但是,在中國國民黨內依然有一部分勢力,對與中國共產黨形成抗日統一戰線猶豫不決。蔣介石就是其代表。
中國方面與侵華日軍的戰鬥在初期表現得不夠堅決果斷,其原因也在於此。對蔣介石自身來說,第一對手是中國共產黨,並不一定是日本軍。由於蔣曾與日本有一系列停戰交涉等妥協姿態,成為直到現在仍受到批判的原因。
2.中日戰爭以後
侵華日軍幹了些什麼?
在中日戰爭全面開始以後,有很多中國民眾以及在華日僑被捲進中日兩國軍隊的激戰之中。
例如, 相繼發生了1937年7月26日的廣安門事件和7月29日的通州事件。尤其是後一個事件中,有200多名日本僑民喪命。
日本國內對這些事件的報導和渲染,煽動起了報復中國的民間情緒。對於想真正與中國軍隊進行決戰的日軍士兵來說,這樣的事件是煽動其敵視中國的極好素材。
但是,按照國際法,日本僑民遭不當方式殺害的情況下,正像當時所實行的那樣,向中國政府抗議、要求中國方面謝罪和補償是正當行為。至於僑民為什麼在中國居住另當別論,這些日本平民成為“被害者”則是事實。
但是,僅僅強調這一點,將日本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視為正當是極其荒唐的。因為事件發生的遠因,是日本侵犯中國的主權在先,並不斷依仗軍事武力試圖擴張在華權利,日方的這些企圖和做法才是真正的癥結所在。
日本政府以及宣傳媒體,對事件大肆報導,加強反華宣傳,事實上也是利用這一手段來掩蓋日本侵略中國的意圖。日本政府擔心在國際上遭受孤立,另外,特別是為避免與美國的關係惡化,沒有向中國發出宣戰佈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以後,中日之間事實上已進入了戰爭狀態。
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事件,是日本對中國觀念露骨的展現和表演。南京事件是在南京城內外發生的侵華日軍大量虐殺中國人的事件。按照中國方面的說明,該事件奪取了約30萬中國人無辜的生命。
的確,在滿洲事變以後,即使在中國民眾間也存在著強烈的反日情緒,但是因這種反日情緒而更加煽動本國軍人的氣焰,導致大量殘害無辜民眾這種侵華日軍的暴行,即使在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是典型的殘暴虐殺的事件。
也可以說南京事件是概括了日本對中國侵略本質的典型事件。通過南京事件,顯示了日本軍隊以及日本人是怎樣看待中國及中國人的,又是如何看待中日戰爭的。這一歷史事件將銘刻於人們的記憶中。
在近代以前,日本的政治、文化等以中國為模範,對中國抱有敬畏感。之後拋棄了對中國的敬畏,而將中國作為壓制的對象,將中國視為有利於發展日本帝國主義的市場,以及巨大的權益擴張之地。
軍部的激進派以及標榜國家主義的諸右翼團體首先做出了愚蠢的判斷。之後,古河以及大倉等新興財閥,接之三井以及三菱等舊財閥跟隨而至。政黨政治家以及革新官僚、或者被稱之為新官僚的一批人在聯結軍部和財閥之間起著積極作用。
可以說,侵略中國是在軍部、財界、官僚政客三位一體的指導下強制推進的,並進而煽動國民輿論,實施戰爭動員。
由於盧溝橋事件(中國稱其為七•七事變)真正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中國民眾的抗日熱情更加高漲。即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想進行和平交涉,也已經變得無法挽回。
至此,由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即使是曾對日方抱以融合姿態的蔣介石,也堅持表示,只要日本不率先從中國完全撤出、不承認侵略戰爭的責任並表示謝罪的話,將拒絕接受任何和平提案。現在,美國的斯坦福大學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公開於世,清楚表露了當時深陷苦惱的蔣介石的立場。
假如這些條件沒滿足而接受和平提案的話,必將會危及蔣介石的地位,也勢必導致國共合作的失敗。另外,南京事件的真相已在中國國內廣為傳開,加重了國內民眾的反日情緒,並通過駐南京的國際紅十字會以及一些主要國家的媒體向全世界傳達,由此國際社會也進一步失去了對日本的信賴。
沒能充分把握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這些動向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民眾,不能夠理解中國進行徹底抗戰的決心和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同情。日本媒體報導的日本 “連戰連勝”,以及有關“中國政府的暴虐”之報導,只能不斷激起本國民眾對中國的仇視和憤慨。
當然,從日本人來看,對於不接受日本的和平交涉提案的中國政府,很多人表現出極大的不滿和反對也是理所當然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雖然站在加害和侵略的立場,但是並不能清楚意識到自身所處的位置。所以,只是一味指責和攻擊針中國方面的不當行為,而對自身的不當行為卻視而不見。
將自身置於封閉環境中的侵略國或者侵略者,是根本沒有意識到自身的非正義行為呢,還是有意迴避或掩飾,抑或是只想要過度主張自己所認為的“正義”?隨著深入細緻地探討日本對華戰爭的發生和發展過程,更能感到向中國人發動的侵略暴力,在奪取了大量中國人生命的同時,也使日本人變得意識不明、思想遲鈍。
中日戰爭如同其名稱所示,是兩國間的“戰爭”,當然也背負著當時的國際秩序、特別是亞洲地區的秩序重組這樣的課題。日本侵略中國,可以說是國內諸勢力為實現宿願而發起的,那就是想要尋求對中國大陸實行霸權統治、獲得日本資本主義的權益,並且預測到將會對形成新的亞洲秩序產生巨大影響。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來說,也與日本抱有同樣的認識,在他們看來中國大陸是確保自身權益、獲取利益的寶地。在這一方面,歐美列強和日本的獲利目的是一致的。也因此,中國一直被預測為是歐美列強和日本發生對立和衝突的必爭之地。這就是列強之間平時相互牽制妥協、有時又進行恫嚇威脅的原因。
在此意義上來說,諸如圍繞中國問題所簽署的日英同盟協約(1902年1月30日)、日俄協商(1904年8月22日)、或者桂太郎——塔夫特備忘錄(1905年7月19日達成)等等,都是日本與英國、俄羅斯、美國之間的爭鬥與妥協的產物。
進入20世紀,諸強之間圍繞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諸國的霸權之爭,其攻防爭鬥變得愈加錯綜複雜和激烈。在此,有必要追溯歷史,回顧中日全面戰爭以前的時代。
戰前的世界秩序
從開始中日全面戰爭到對英美開戰,這一時期日本國內的動向和國際政治趨勢是怎樣的情形呢?可作一概要回顧。
試圖確保在中國大陸所獲得權益的美國,在日本取得甲午戰爭勝利以後開始抱有警戒之心,1897年即及早制定了對日作戰計畫、通稱為《橙色計畫》。
進而,針對在日俄戰爭中艱難取勝的日本的擴張的態勢,採取對應措施,1904年根據希歐多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總統的命令,在陸海軍聯合會議上制定了新的《橙色計畫》(War Plan Orange)。在該計畫中,將日本作為假想敵國,納入長期的戰略計畫目標。
美國一方面致力於同日本的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又展示軍事威力,採取軟硬兼施的兩面政策。制定美國的長期戰略,對於同樣是軍事國家的美國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一國的軍隊一定會以假想敵國為目標,不斷進行軍備擴充。
日本陸軍省也於1907年(明治40年)4月19日,批准了《帝國國防方針》、《國防所需兵力》、《帝國軍用兵綱領》,開始每年制定國防計畫。同時,日本海軍將美國設定為第一敵國,準備日美開戰(日本陸軍則將俄羅斯以及後來的蘇聯作為第一假想敵國)。
日美兩國在同一時期彼此將對方作為假想敵國,形成相互提防的關係。之後,日本海軍詳細調查美國海軍力量,並不斷擴充軍備。
在進入20世紀之際,日美兩帝國主義為了在中國爭奪霸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明顯增加了。而美國與在中國已經確立了勢力範圍的英國和法國相比較,也屬於後到的入侵者,其企圖侵入的地區也包括華北地區和東北地區,由此,與日本的衝突更是難於避免。
雖說日本陸軍取得了日俄戰爭勝利,但顯然十分有可能與俄羅斯再次開戰。故而在俄羅斯革命(1917年11月7日)以後,開始計畫攻打社會主義蘇聯和佔領西伯利亞。為此,在中國確立霸權成為必要的條件。
日本海軍在象徵日本海海戰的日俄戰爭的“勝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由此傲慢自負、得意忘形,開始展望將來通過與美國的戰爭來決定在亞洲地區的海上霸權。
日本陸海軍通過在中國確立其霸權,來加強自身的地位,顯示本國的強大。同時,日本陸海軍在向中國軍事入侵的過程中,亦不斷上演相互間的競爭。其中到達的一個極點就是滿洲事變(1931年9月18日)。
日本海軍像是在與由於滿洲事變而在國內名聲大噪的陸軍相對抗,於翌年(1932年)1月28日發動了上海事變。1937年7月在盧溝橋事件中,日本陸軍與中國軍隊進入戰爭狀態,而日本海軍也於次月8月13日向上海出動陸戰隊,與中國軍隊交戰(第二次上海事變)。
日本一面試圖抵抗英國、法國、美國等向中國的侵入,一面以輿論引導國內諸勢力之間的競爭關係,為實現圍繞中國的亞洲秩序的解體和重組而不遺餘力。
此時的中國,不僅成為列強的爭奪對象,同時在其國內,諸多勢力也各強調自己的地位作用,極力建立強化自身力量的組織體系。日本國內的媒體和輿論,大肆宣傳報導陸海軍在中國的“活躍”表現,煽動輿論,激發國民的反華情緒。其結果是贏得一般民眾對陸海軍侵略中國的稱讚和擁護。
在此,對於侵犯主權國家中國的非正義行徑沒有任何的指責,這麼說並不過分。在日本人的觀念中,通過侵略和壓制中國,將帶來日本在大陸的“發展”。由此,在國內形成這樣的輿論,就是決不能容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阻礙日本“發展”的行為。
國際聯盟採納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1933年2月24日),判定滿洲事變不是日本的“自衛行動”,由此,日本政府通告國際聯盟退出國聯。從當時國內的背景來看,日本國內媒體具有上述輿論導向上的錯誤。
想要完全壓制中國,又想逃避來自歐美列強為中心的國際聯盟方面的制裁,日本政府的這種姿態,發展到後來便引發了對英美開戰。由此也可以說,作為中日戰爭的延續,發生了後來的對英美戰爭。
可是也應看到,在列強圍繞中國進行激烈的霸權爭奪中,與此課題相關,在日本國內,從1920年以後即存在著兩種思潮。
在1921年11月12日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締結的九國條約,是歐美列強想聯合阻止日本過度侵入中國的條約。根據華盛頓會議,明確了被稱之為華盛頓體制的新秩序,即亞洲的秩序由美國和英國為中心來決定。
針對由華盛頓會議所確定的在亞洲地域中以英美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所謂華盛頓體制),在當時的日本國內,日益明顯地表現出兩種思潮或路線的對立。
一種是接受華盛頓體制,採取親英美的姿態,期待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親英美的協調路線。另一種是要堅持構築自立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的勢力,所謂的亞洲門羅主義路線。
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1758—1831)曾經採取美洲孤立政策,努力排除歐洲諸國對美國干涉,稱為門羅主義,日本現代史研究者江口圭一首先採用亞洲門羅主義路線一詞,表示日本軍部的對外方針(江口圭一《日本帝國主義史研究》,青木書店1998年出版)。
圍繞這兩種路線的變化動向,對後來的日本軍事、外交方針具有很大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國際和平、民族自立的國際政治基本方針也波及日本,在此情況下,20世紀20年代,擁護親英美的協調路線的勢力佔據了優勢地位,在國內的大正民主主義形勢下,政黨政治得以展開。
當時,由三井和三菱等舊財閥支持的政黨,希望在盡可能不依靠武力的情況下來尋求確保中國市場。在此情況下,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選擇親英美協調的路線是理所當然的。
這一事實,意味著日本資本主義依存於英美。但是,以自立的帝國日本為目標採取亞洲門羅主義路線的勢力,始終沒有接受這一選擇。日本駐外軍隊關東軍的激進派軍官所發起的滿洲事變,可以說是以軍部和右翼為中心的亞洲門羅主義勢力斷然實施的“國外武裝政變”,其目的是為了切斷帝國日本對英美的從屬,以促進日本作為自立帝國的發展。
這樣一來,兩條路線的對立變得愈益尖銳。堅持亞洲門羅主義路線的勢力,滿洲事變後,在中國東北部地區匆匆建立了“滿洲國”(後稱滿洲帝國),使之獨立於中國,並將其成功地建成為日本帝國的實驗基地。
“滿洲國(中國稱之為“偽滿洲國”)背後的日本支持者中,包括了東條英機所代表的標榜亞洲門羅主義路線的陸軍統制派軍人、岸信介所代表的革新官僚,以及有勢力的新興財閥鯰川義介統率的日本產業股份公司(戰後的日產)等,軍閥、官僚、財閥攜手構築了 “總體戰國家”的政治體制。
1941年10月14日,在東條英機組閣之時,啟用岸信介擔任副總理級的商工大臣等組成被稱為“滿洲內閣”的政府 。在東條英機政權中擔任要職的多是一些軍部、官僚、財界出身的人,他們都擁護和支持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日本的傀儡國家“滿洲國”,實施所構想的“總體戰國家”。
東條英機的“滿洲內閣”,是堅持構築亞洲門羅主義勢力的“總體戰國家”的內閣。當然,並沒有因東條英機內閣的成立,而完全驅除親英美協調路線的勢力。昭和天皇對將日本的對外路線僅僅委託亞洲門羅主義勢力的主張,依然躊躇不決。
未拋棄向來對親英美派的同情,在對英美開戰的情況下,從未抱有勝利確信的天皇,尚不能決斷採取與英美徹底決裂的一步。
美蘇和中國
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不宣而戰。在這一點上按照國際法,美國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日本均可提供一定的物資,與日本之間是以貿易的形式,積極開展物資流通。
日美貿易也同樣,1941年10月18日東條英機內閣成立,到12月8日日本偷襲擊珍珠港為止,美日之間一直進行著貿易活動。最後,雖然中止了鋼鐵以及石油這樣的戰略物資貿易,但是在中日戰爭開始後,大約4年的時間一直保持著一般貿易交流。
另一方面,美國向中國派遣了志願軍(正式名稱為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簡略為 AVG)。也就是說美國也非正式地參與了中日戰爭。志願軍主要由航空兵編成,中國人稱之為飛虎隊。從美國國內39個州招集的志願人員,組成了由近百名飛行員為中心的志願航空隊陣容。
不僅是美國,在抗擊日軍的重慶轟炸中,蘇聯空軍士兵也作為志願軍加入了中國空軍的作戰。對美國來說,當時日本是重要的貿易國,而蘇聯與日本締結有互不侵犯條約。在此情況下若要對中國進行軍事援助的話,不得不採取志願軍的形式。
在朝鮮戰爭之時,為支援北朝鮮,中國以志願軍的形式派遣了近百萬戰鬥人員,奔赴北朝鮮戰場,與向朝鮮戰爭派兵極其相似。
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列強與日本,為確保在中國的權益而競相較量。在利益爭奪的過程中,列強之間在中國的舞臺上不斷展開爭鬥,對此,應該從整體的觀點來把握。
誰先誰後是次要的問題。最主要的是歐美列強和日本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犧牲,使中國的基礎設施遭受破壞,使中國淪為殖民地市場,可以說這些是極其重大的問題。
中日戰爭,決不僅僅是日本和中國兩國之間的戰爭。針對日本的侵略,從最初就毫不妥協,為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奔走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從發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亦向蘇聯共產黨等尋求援助。
另一方面,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建立了以浙江財閥等民族資本家為後盾的,可以說是權威主義的獨裁政治體制。蘇聯不僅從第一次國共合作之時就開始向國民政府提供援助,而且也派遣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團,從側面支援了北伐戰爭。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事實上處於內戰狀態。
但是,實際情況是國民黨一貫採取消滅共產黨的方針,蔣介石對共產黨反覆進行了五次殲滅掃蕩。中國共產黨於1934年4月10日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而,翌年8月1日,發佈了有名的“八一宣言”,呼籲形成抗日救國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堅忍不拔,建立聯合抗日戰線,同年12月9日發生的反對日本華北分離運動的學生運動(一二•九運動)也是具體的行動表現。
一方面是中國國內出現這樣一些抗日動向,另一方面,日本的廣田弘毅內閣受到由於二•二六事件而勢力大增的軍部的壓制,結果便是1936年8月,制定了“第二次北支處理綱要”,更加鮮明地表露了向中國華北地區實施軍事入侵的擴張野心。
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倡議建立抗日國共合作和民主共和國,但是蔣介石沒有回應這一倡議,一味堅持對抗,執意打垮共產黨。
邁向達成國共合作的路程決不是平坦的。努力實現國共合作,是在經歷了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中日兩國軍隊的衝突,以及同年7月17日蔣介石同周恩來會談之後(廬山會談)。這樣,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確立是在同年9月23日。
歷經迂迴曲折,中國民眾開始在兩個黨派領導動員之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此期間,各個國家也對兩黨提供了經濟上及軍事上的援助。
例如,蘇聯於1938年,提供了1億美元的對華借款,1941年締結了1億5000萬美元的借款合同,以及提供1億4000萬美元軍需物資的契約。另外據記載,蘇聯的軍事專家3665人參與了中國方面的對日作戰。
這期間,在南京陷落後,中國空軍抗擊日本軍機對臨時首都重慶進行的狂轟濫炸,來自美國以及蘇聯的志願飛行員也參與了對日空戰。前面所介紹的飛虎隊,到1942年7月3日解散為止,據統計共擊毀日本軍機296架,並致使日航空官兵約1000人喪生。
總之,所謂中日戰爭,從僅僅是兩國間的戰爭開始,演變成為蘇聯和美國也捲入其間的戰爭。儘管在早期並無別國正規軍的增援,中國決不是在國際孤立的狀態下抵抗日本入侵的,這些來自國際社會的援助,構築了大大小小的挫敗日本侵略的抗日戰線。
不管蘇聯對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意圖如何,也不管想要在戰後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資本主義的打算如何,美蘇兩國已聯手通過軍事支援來壓制和排除企圖獨霸中國的日本侵略政策。顯而易見,在這一點上兩國抱有共同的認識。
日本戰敗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再次陷入了內戰,最終共產黨取得了勝利,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從這一點來看的話,史達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的期望如願實現了。
但是,這只不過是事後附加的歷史解釋。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人民堅定的抗日決心,這種決心和意志,可以說是源自以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為號召的極大的抗日民族主義熱情。
是“勝利”,還是“戰敗”?
在論述中日戰爭時,派往中國的侵華日軍,且不論小規模的戰鬥勝敗如何,在正規戰鬥中大多取得了勝利,由此經常宣稱“日本軍隊取得了勝利”。
1938年10月27日,中國的軍事要地武漢三鎮被日軍佔領,這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大危機。然而包括前面的南京陷落和首都遷移這些危機,事實上也成為進一步激發中國人民抗日熱情的一大契機。
中日戰爭全面開始(1937年7月7日)以後,沒有馬上發展為大規模的戰鬥,而是持續著互相對峙的狀態。兩軍動向出現明顯變化是在1938年4月7日,大本營發動的徐州作戰(同年5月19日佔領了徐州)。
日本方面為準備這次戰鬥動員了約30萬大軍,展開了擊潰中國主力部隊的作戰。雖然成功地攻佔了武漢三鎮,但在試圖擊潰中國主力部隊的戰鬥中失敗。由於所謂戰術的勝利和戰略的失敗,預測兩軍的戰鬥將變得長期化。
在這一時期,侵華日軍在中國已經有23個師團(約70萬人),在滿洲、朝鮮有9個師團,日本國內僅僅剩有近衛師團,不可能再投入更多的兵力。
到武漢三鎮陷落為止,中國的主要城市以及鐵道等主要基礎設施已由日軍佔領,但進一步向內地推進極其困難。兩軍的作戰完全處於膠著狀態。
之後,日本陸海軍向新首都重慶進行戰略轟炸,實為不加區別的狂轟濫炸,使大量無辜的重慶市民死於殘暴的空襲。但仍未能摧垮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反而只是進一步激發他們的抗日熱情。
有關重慶轟炸的實際狀況,前田哲男通過到實地取材和收集證言寫下了《戰略轟炸的思想  格爾尼卡 重慶 廣島》(凱風社,2006年出版),書中這樣寫道:
“南京陷落後,從1938年(昭和13年)12月25日開始,日軍對中國政府的臨時首都重慶實施了不加區別的狂轟濫炸。”
“誠然,空襲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空襲造成很多人死於非命,而持續的轟炸使人精疲力竭。但是物質上的巨大破壞並不一定擊垮人的精神和挫敗人的戰鬥意志。在拍攝的偵察照片上所觀察不到的重慶市民的抗日意志,相反變得愈加高漲。日軍企圖將居民對空襲產生的恐懼心理向厭戰、屈服方面引導,但是,正如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記述中所提到的,重慶市的人民選擇了誓死抵抗。”
由此,中日雙方進入了所謂持久戰的階段。徐州作戰以後,沒有發生大規模戰鬥。日軍勉強維持已經取得的佔領地區,因為幾乎完全沒有展開新的進攻作戰的戰鬥力。
之後,中國軍隊和中國民眾在各地展開了游擊戰,通過小規模戰鬥對日軍展開了長期的消耗戰。這期間日軍迫不得已分化兵力以對付遊擊戰。同時,在日軍內部,士兵的厭戰情緒日益蔓延,發生了諸多對上司發洩不滿的暴力事件。
例如,1942年(昭和17年)10月15日,駐守在中國湖北省廣水鎮的輜重兵第三聯隊第一中隊的7名下級軍官對將團軍官施行暴力行為的廣水鎮事件,同年12月7日,駐紮在山東省館陶縣的獨立步兵第四十二大隊第五中隊的6名士兵襲擊軍官的館陶縣事件等等,不勝枚舉。
從軍隊方面來看,這些事件所表現出作風和軍紀的混亂,作為日軍從內部崩潰的徵兆而引發了極大的危機感。由此,戰敗的1945年(昭和20年)2月改訂的《步兵操典》中不得不寫入“軍紀的弛張關係到軍隊的命運”。
在這一意義上講,不存在“日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或者“連戰連勝”的事實。而真實狀況是,在聯合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背景中,中國民眾以高漲的抗日熱情堅持抗戰,極大地消耗擊潰了日本兵力,同時也消耗了日本的國力,致使日本一步步走向戰敗之路。
雖然也承認對中國戰爭戰敗了的事實,但是,事實上在日本國內依然存在有這樣的議論,就是日本發動的這場對華戰爭決不是沒有意義的。
例如,頻頻引用盟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如下的講話,作為解釋的理由。
1951年5月3日,在美國參議院的軍事外交共同委員會上,麥克阿瑟發言稱:“在太平洋戰爭中,美國犯下的百年中最大錯誤就是使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得以強大”,“日本介入戰爭的動機,大部分是迫於為了安全保障的需要”,也就是說,他也主張中日戰爭是“防共戰爭”(小堀桂一郎編《東京審判  日本的辯白》,講談社1995年出版)。
對此,首先必須明確的是,麥克阿瑟是一個持有什麼樣的思想觀點的人?另外,發表這一講話的1951年又是怎樣的時代背景?
麥克阿瑟曾歷任美國陸軍總參謀長,是有名的反共產主義者。從國際形勢上看,在這之前的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對北朝鮮的進攻眼看就要全面佔領朝鮮半島之際,北朝鮮得到蘇聯以及中國的支援。另外,在中國國內,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的內戰剛剛結束。
戰後,美國將中國視為進出亞洲的據點,並開始將日本作為新的反共防洪堤來重新認識。
麥克阿瑟的發言,露骨地表現出想要將日本轉換為一個擔當美國反共政策旗手的用心。
從麥克阿瑟發言的前後,美國的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變化,即重新考慮所謂的民主化政策,是戰後日本和日美關係反共化的開始。
1951年9月8日,在三藩市(舊金山)和會上允許日本重返國際舞臺。同時,日本與美國之間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其結果,日本全國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可以說,從“民主國家”到“反共國家”的轉換是由美國對亞洲的戰略方針決定的。
從這一觀點來看,通過中日戰爭的戰敗,以及之後中國國內陷入內戰這一事態,日本作為反共國家重新開始行動。
日本的這種動向,也可以說,是針對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社會主義中國登場的直接反映。由此,日中戰爭中日本敗給了中國這一歷史事實被擱置於腦後。
也就是說,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本應該追究使之遭受巨大災難的那場侵略戰爭的發動者,但是由於國內持續內戰、國家依然處於分裂狀態,不能從容地去考慮這些問題。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了社會主義勢力圈中,而逃到臺灣的蔣介石則以中華民國的重建為第一目標。
在冷戰體制中,美國對蔣介石領導的臺灣提供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從而對大陸中國進行牽制。臺灣在依靠美國援助的情況下,並沒有得到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機會。
由於日本戰敗後,包括中國和臺灣的亞洲環境的新的變化,除了東京審判,戰後日本和日本人沒有被追究和反省有關戰爭責任的問題。
沒有追究過去的戰爭責任,由此使得許多日本人對侵略責任和殖民地責任表現出意識淡薄。
美國的罪與罰
可以認為決定戰後日本政治架構的反共化,是依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所象徵的日美關係為基軸的。這並不是以戰前期日本復古排外的保守主義,而是以所謂的美國式民主主義來粉飾的戰後型保守主義為基調。
由於中日戰爭日本敗給了中國,有機會清算戰前復古排外的保守主義,以及依此為基底的軍國主義。但是,由於中國的內戰以及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美國將清算日本保守主義以及軍國主義的機會給擱置了起來。
延續至今日的所謂日美安保體制,長期剝奪了日本反省戰爭、確認敗給中國的歷史事實的機會,可以說在這種體制下,過去的戰爭是“敗給了美國”這一錯誤的歷史事實一直深植於日本人的意識中。
對此進行有意規劃的美國並不想改變對日政策。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麥克阿瑟向來的反共產主義思想即變成為對日佔領政策中的各項政策。

昭和天皇與道格拉斯•麥克亞瑟的會見

實際上美國政府本身也具有完全相同的觀點。1948年1月6日,哈里• 杜魯門(Harry Truman,1884-1972)政權的陸軍總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主張,將日本作為“反共防洪堤國家”。 毫無疑問,包括麥克阿瑟以及馬歇爾在內,美國的戰後亞洲戰略,就是為了阻止蘇聯的影響力,在日本防止亞洲的共產化,並將其作為反共攻勢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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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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