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完](老田訪問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完)
■老田 訪問整理
二十一、落實三結合與組織路線上的最後鬥爭
1968年毛主席就提出要吐故納新,結果受到走資派的全面抵制。到1976年的時候,毛主席又提出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文革期間在幹部和党建政策上,說是要提拔新生力量,受到當權派的全面抵制。不僅新人無法提拔,就是在當初成立革委會進入班子的群眾,也沒有起到監督作用,不僅是當作花瓶和擺設那麼簡單,而且長期受到排斥和打擊。底下各級革委會的群眾代表也對我們上面的施加壓力,說我們投降叛變了,中央打了招呼,為什麼不監督落實?1976年二三月份中央打招呼會議之後,毛主席和黨中央對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有一系列的明確指示,他們仍然是置之不理,這不是個別現象和出於慎重考慮,而是長期、系統地抵制毛主席的政治和組織路線,系統地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党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上,當權派都是長期堅持排斥文革的積極分子和新生力量的,特別是在1973-1974年之後,我深切地感到各地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高級幹部,思想有一個很大的回潮,而基層的群眾和造反派卻對這一點缺乏足夠的認識,結果上下兩個方面對我們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都有很大的壓力。文革過後,他們卻把自己掌權時期的種種黑暗和消極現象,轉嫁給長期受他們打擊和排斥的造反派群眾頭上,說都是四人幫幫派體系破壞和主導的結果。
因為意見積累多了,1976年6月27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市裏面擴大到部局長一級,省裏面開會也是要求他們“轉彎子”,不能把群眾代表作為擋箭牌,有問題的時候就用他們來應付群眾。市委就把責任推到部局長們身上,說是下面的轉不過彎子。在會上發言的時候,下面的人都說願意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底下說魯大東不轉彎子,岳林也認為市委和市革委會應該遵從中央的文件,轉好彎子。到會我200多人都要求市委出一個文件,明確提出貫徹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
在會議高潮的十來天時間裏,魯大東時不時出席,讓參加會議的部局長在那裏空談。我把電話接到會議現場,當著與會部局長的面,給趙紫陽掛電話,說魯大東頂住中央精神,十多天油鹽不進,請他親自到重慶來解決問題。趙紫陽說他不能離開成都,這個事情他已經知道了,汪友根和蔡協斌親自到重慶來傳達了兩次,趙紫陽還說是不是請你和周家喻到省裏來一下好不好,我在軍區有一架工作用的飛機,可以派飛機把你們兩個接到成都來。我說部局長們要求要省委來重慶幫助解決問題,要麼就是大家去成都解決問題,我與周家喻商量,很多革委會委員也同意,說把這個會移到成都去開。這樣就請交通方面的職能部門解決交通問題,派車去成都,因為考慮到老同志比較多,就要求每車配一個醫生一個護士。
魯大東單獨把我叫到五招待所,在芭蕉林的平房裏談話,他說你們這麼搞省委會怎麼想?我說是你魯大東無能,你認為你一個人比200多個部局長高明,壓著中央精神不讓落實,想要一個人一手遮天,我們只好直接去省裏了。他說我勸你不要這麼做,不能組織部局長去省裏,這是很錯誤的,你要考慮後果。我說後果只有一個,就是要不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不要捍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魯大東說,你無非是為你的入黨問題,工作安排問題嘛。我說你魯大東慣於顛倒黑白,我從來沒有向你提出過解決我的個人問題,是200多個部局長到底執行什麼政策的問題。從1968年成立革委會以來,你從來不執行毛主席的路線,都是玩弄權術,是你本人一手造成的,你本身很無知,群眾對你看得很清楚,開會的目的是為了“轉彎子”,執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你不執行黨中央的政策,群眾對你的印象會好嗎?
魯大東說,我還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嗎?笑話,我參加過七大,見毛主席的次數比你多得多,見的中央領導比你多得多。魯大東激動起來了,說,我不執行吐故納新政策,你知道是誰把汪友根推薦到省委的,是誰把熊代富安排當市團委書記的,這些是不是造反派?我站起來頂,說,我們現在談的是市委的方向問題,我沒有老資格跟你比,但是比你老的多得多,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你我都要做的,你說的那幾個人,你心裏最清楚,成千上萬的群眾代表不能發揮作用,這個情況也是你比我更清楚,我們談的是多數人的問題,你在組織路線上還是在執行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那一套,還是文革初期組織保守派保護你們特權的那一套手法,你心目中間對真正的造反派成見很深,你玩的是一種權術。魯大東同志,我很不客氣地跟你講,你確實算是個黨棍、黨閥,把党的威信作為你個人的權術工具,我這是從文革到現在就你的行為表現來講的,歷次運動承受打擊的都是群眾,每一次運動你們都玩弄權術轉移鬥爭目標,文革初期的錯誤我們不講,從清隊、清查五一六到批派運動,你魯大東想怎麼搞就怎麼搞,想整誰就整誰,為什麼每一次運動你都搞錯了,災難都是落在群眾頭上,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魯大東最後說,你是鐵了心要把他們弄去省委了?我說你能說這200多部局長都是派性作怪嗎?我說願意去的才上車,到省委身邊去解決問題,我們不強迫任何人去,也希望你魯大東同志和我們一起去。他說我有事情。
那個時候已經是7月下旬,天已經熱了。第二天早晨,參加會議的260多人,有230多人上了車,往成都開。我看到市委領導幹部裏面的錢敏、丁長河和徐慶如都在車上。車子開到成都錦江賓館之後,賓館說沒有準備飯,還說省委沒有喊我們準備房間,趙紫陽就這樣耍兩面派。我找到總服務台,周家喻說他是常委,要服務員拿鑰匙來開門,結果只開東樓的兩層樓,房間差些。我和周家喻去找趙紫陽,他避不見面,我說趙書記不是要拿飛機接我們來嗎?怎麼我們來了又不見面呢?趙的秘書說,你們都來了,重慶還工作不工作?我說重慶還有魯大東嘛,沒有魯大東還有其他人嘛,怎麼會停止工作呢?
根據魯大東死後他同僚的回憶,他頭天下午帶了兩個辦公廳的處長,趕在我們的前面,連夜就去成都了,第二天清晨在金牛壩招待所面見了省委主要領導,與趙紫陽達成了一致處理意見。趙紫陽和魯大東就分別找各個部局長做工作,幾個人一組,分別做工作。把我和周家喻,還有幾個副主任和常委甩在一邊。我下來說,魯大東已經在省委,要跟你們個別談話。做完一批就走一批,部局長們經過三天的工作,就走得差不多了,每天重慶都有很多小車來接,我問物資局趙局長,他說打招呼是有,有個解決方法問題。周家喻說人家權力比我們大嘛,趙紫陽出面進行各個擊破。我說省委這樣做很不嚴肅,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通過這一件事情,我進一步體會到八一五和反到底兩派鬥得死去活來,都是找錯了對手,真正的對立兩派是當權派和造反派。
後來他們派蔡協斌、汪友根來找我,我把汪友根臭了一頓。蔡協斌說你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對的,中央講了底下不執行怎麼行呢?但是要講究工作方法;他苦笑著對我說:黃廉啦,一種舊意識的消亡是何等痛苦和艱難。我住在西樓跟服務員擺龍門陣,小顧告訴我周家喻已經回去了。趙紫陽善於做分化瓦解工作,一天我從外面回來,總台告訴我趙紫陽來找過你。晚上趙紫陽一個人來找我,他告訴我其他人都回去了,我說你的分化工作做得好嘛,我還沒有底,所以在這裏等你來,你是個兩面派。趙紫陽說省委有省委的考慮,我們也有自己的威信;黃廉你先回去,好好與魯大東交換意見,趙紫陽還說你的工作安排不是在省委;中央領導還是很關心你的。我說魯大東玩弄權術已經七八年了,我不當這個副主任行不行?回去之後周家喻就很聽話了,人都不好找了,各個部局長回來之後,就再也不談轉彎子的問題了。中央的政策和路線,就是這樣繼續胎死腹中。
過了不久,省委就下了文件,說要黃廉分管重慶市計委工作,周家喻在重慶市分管宣傳。省裏面的七個群眾副主任也都分配了日常工作,鄧興國管工交,王恒霖管計委,彭家治管建委,江海雲管宣傳。重慶市李木森不好塞,就放到民兵指揮部裏頭當副政委。我心裏暗暗好笑,毛主席的幹部政策要落實何等艱難。下面的群眾長期挨整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榮譽職位和空頭官銜也就有安慰作用,轉彎子和吐故納新的組織路線,在下面就是這樣搪塞過去的,孫悟空當“弼馬溫”開初也是很高興的,基層沒有地方就塞進生產、財務裏頭,沒有官銜就幫助看車間安排當一個班組長。後來說文革中間造反派如何奪權,1976年給造反派“補台”,也就是造反派掌權“最多”的時候,重慶和四川的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我從來不去計委上班,也不看文件,計委主任是個善良辛勤的老太婆,她要我去看文件披閱文件,我說你這是戲弄我,每件事情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要我幹什麼,我看了文件頭都大了,我說你們幹部要換,找我商量嗎?那時正當鐘錶廠要上一台進口設備,向省裏申請外匯,省裏就是不批,要我去省裏辦這個事。林老太婆夾著個皮包找到我家裏,說你看這個報告省裏平衡不下來,市委討論後想請你跑一趟省裏,我說你們開始討論的時候怎麼不找我,叫魯大東去,我說我不再受你們的戲弄,我願意回原單位去當小秘書。林老太婆說上次省裏把部局長勸回來,但是全省的問題都借此解決了,還是有促進作用嘛,你不要怨我們,我們也是身不由己。
第二天錢敏找我,還是要我去省裏走一趟。我心裏想著出去走走、聽聽也好,就拿了東西準備去。跟我調車的時候,說把最近弄來的賓士500給黃副主任跑長途,這些個方面當權派們倒是很注意拉攏工作。到了省裏面之後,我才知道重慶和省裏在分配財政收入上的矛盾之深,在下川東的財政收入支配方面爭執很大。我找到王恒霖,他說老幹部不同意,說重慶市的用匯指標已經大大超過了,事隔幾年之後,直到我進了監獄,才給鐘錶廠進口設備的外匯指標。在給我們安排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故意把一些你不懂、或者是根本辦不成的事情交給你去辦,毛主席說關心和培養新生力量,他們就是這麼“關心”的,你辦不成事情正好,他們在一邊高興,反過來在口號上倒是說的蠻好聽的,什麼“傳幫帶”“提幫讓”。
1976年二三月中央打招呼會議過後,省裏面派蔡協斌和汪友根到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來,幫助重慶落實政策。他們跟我講,說你是工廠裏面起來的造反派,中央很關心你,我們這一次來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你的入黨問題。在中央會議上江青同志、春橋同志都很關心你。又問是不是你曾經寫了一首詩給江青同志,她看了之後覺得詩很好,把這首詩譜成歌曲發到全國去唱,她說你的革命意志很堅定。你的入黨問題周總理也很關心,重要的是你和魯大東的關係不好,魯大東抓工業是個內行。蔡協斌還說你的工作確實不是由省裏來安排,我們這次下來做工作,希望得到你的配合。文革已經結束了,你所做的事情,省裏都知道,中央還是看得起你的。看來你要配合我們,要轉變魯大東對你的看法,你也要相信魯大東搞好與他的關係。
他們問我對魯大東的看法,我說魯大東就是標準的走資派,有些問題根本沒有解決,例如一號專案到如今不給老百姓說清楚,也不給大批受害者落實政策。汪友根說,老黃,我還有一些看法,今天這個事情,你要為周總理、江青同志爭個氣,主要的障礙就是你和領導的關係。我說既然你是下來做工作,就不要打官腔,哪個到單位裏去做工作,是去發動幹部抵制我吧,群眾對我有很多意見嗎,還是當權派對我有意見?入黨是有很多限制條件的,要是我的立場和觀點有很多缺點和錯誤,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是我本人的問題,這個黨我就不該入了。他們說不要辜負中央領導同志的期望,不要驕傲自滿,還是要按照組織程式來,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最後還是要在本單位履行手續,要在本單位支部討論通過。
一次我在一號樓與岳林談論轉彎子的問題,他起先不高興說你去找魯大東,我對他這個態度很不滿意,想到他是老紅軍,還在發哮喘病,就算了,不想跟他理論。我要走的時候,岳林說,據我所知,你的問題驚動了毛主席和周總理,江青出來說了兩三次,李大章也講過,中央的態度沖不破地方阻力,除了別人的問題之外,是不是你也有霸道作風,你入黨是不是有人認為有威脅,另外你長期脫離原基層單位,黨支部看不到你,中央和省裏面領導都做了工作,中央甚至催問這個事情,你還是經常回單位去。我回單位之後,支部書記是個女同志叫楊柏珍,我們還談得攏。她說汪友根和蔡協斌來過,組織部也問過這個事情,她希望我經常回基層,把這個問題處理好,後來又聽說江青在中央會議上說她要親自當我的入黨介紹人,還叫出席會議的唐克碧跟她一起當介紹人,唐克碧說她不認識我而沒有接受。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唐克碧沒有被作為“三種人”扒下來,據說就是因為她曾經抵制過四人幫。
支部開會講黨課的時候叫我也參加,原來的同事看見我回去,覺得很親切,就算以前派性最強的人,曾經說我是“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也沒啥了。黨課講完了,大家都鼓掌要我講話,我講在革委會的工作。有一個儲運員劉忠海願意當我的介紹人,從前是八一五派的。入黨需要兩個介紹人,他們又起哄要我自己選一個入黨介紹人,他們說你是個領導,你自己看這裏哪個有資格介紹你。我就說要選一個老共產黨員,而且又是從前反對我最激烈的人做介紹人。我就挑選石秀亭同志,她從前是反對我最凶的,說我投靠江青江妖婆。我說她是我的對立面,如果介紹錯了,說明對我反對不徹底,如果介紹對了,說明派性已經得到了克服,結果她面紅耳赤,也同意當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回去之後,才知道蔡協斌和汪友根真的去基層做工作了,以前只是隱約聽說這個事情。不久公司總支委員會就全體通過了我的入黨問題,要我填了表,第二個月就要我開始繳黨費。我回到市革委會告知魯大東,說我的組織關係解決了,問他組織關係是留在原單位還是轉到市革委會來,他臉色鐵青,說叫單位出個簡報來。後來才知道魯大東對我的入黨問題是極力抵制的,是四川省委越過他直接去基層打招呼的。
根據魯大東死後他的同僚所寫的回憶文章,說是1976年2月份魯大東在北京參加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和張春橋當面質問魯大東“黃廉為什麼不能入黨?你們不介紹,我來當介紹人。”會後,四川省委主要負責同志曾經專門召集重慶市魯大東、丁長河、徐慶如三位書記到成都開會,會議的唯一議題是勸說重慶市委,同意江青點名的那個幫派頭子入黨。回憶文章說一貫堅決執行上級命令的大東同志這次就是不順從,還對其他兩位書記打招呼,對此人的入黨問題,市委不能同意,不能表態。
一次我和周家喻同志去省裏,在從成都回重慶的路上,談論到底什麼是走資派,在經過沱江的時候,我們看到江上有漁翁憑藉魚鷹捕魚,就停車下去觀看,漁人在魚鷹的頸子上加了一個套環,魚鷹捉了魚之後就無法下嚥,漁人就把魚鷹無法下嚥的魚取出來,丟進了他的魚簍子。周家喻說那個漁翁的狀態有點象走資派,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讓那些魚簍子永遠也裝不滿的漁翁來主導一切,漁翁們要想辦法讓魚鷹永遠吃不飽,這樣子魚鷹才會總是積極地去為他捕魚,走資派也是要人民群眾無休止地去為他們創造財富,而且他們還要儘量壓低多數人的經濟狀況,這樣人們才會象魚鷹難以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乖乖地去接受少數人的敲剝。我們的心情也是非常沉重,許多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似乎糾結在一起,難於索解。
二十二、毛主席逝世之後
我們是突然得知毛主席逝世的信息的,感覺到就好像是晴天霹靂一樣,市委要我和周家喻抓悼念工作,各個單位都設靈堂開悼念會。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檢查悼念活動,書記和副書記陪我入靈堂做入黨宣誓儀式,回市革委會向魯大東作了彙報,他聽後好像受到莫大的打擊,冷若冰霜,心不在焉地問我吃了飯沒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眾在悲慟之中哭得昏過去了,有個別幹部卻在一旁風言風語,說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後叫你們知道厲害。中央9月18日追悼會過後,花圈摔得到處都是,幹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揀。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趙紫陽,問魯大東為什麼那麼敵對,趙紫陽說你還是要著重把計委工作搞好,與魯大東搞好關係,他還說出現那些情況也不奇怪,階級鬥爭嘛。我26號回重慶,整個城市一片悲傷,國慶日也沒有怎麼慶祝。每天從大參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暗的東西壓抑著,看夠了那些老兩面派的表演,很有些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十月八號就有群眾來找我,說聽到國外廣播,中央發生了右派政變,重慶大學傳說出了大事,到十號的時候,政變謠言已經滿街都是了。
18號中央17號文件傳達下來了,在市人大禮堂傳達文件的時候,我坐在主席臺上,念到華國鋒任職時,滿場掌聲,周家喻拍得懶洋洋的,我雙手抱胸,沒有鼓掌。結果下面就有人喊起來“把黃廉拉下來”,官場上的積極分子們不放棄任何表現政治正確的機會。魯大東的風度又回來了,他走到我的背後說等下出場你坐我的車,我跟本就不理。會一散,我從主席臺背後走,官員們蜂擁而來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現,我表面上裝著無所謂,思想上體驗到了一個政權將要覆滅的強烈感受,原來政權中間的聰明人,要抓住一切機會,踩著別人的鮮血爬得高一點,我很顯然就是他們要表現自己的好靶子。每個人都在一霎那間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為將來的升遷準備一點政治資本。到市委一號樓之後,錢敏說先去吃飯,魯大東走過來問你事先曉不曉得,我反問他,他說不曉得,我說你跟鄧小平那個好,他事先沒有告訴你呀。
積極分子慶賀的鞭炮聲不斷,我住地對面是常規兵器辦公室,晚上樓頂架起幾挺高射機槍,對天射擊整夜代替鞭炮。也有人敲鑼打鼓表示他們很開心,第一批上街遊行的是文化界的學校,我穿個軍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個的遊行隊伍看完。我回到賓館跟總服務台的寇玉林說,前幾天還在毛主席遺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舉手發誓的人,都到那裏去了。寇玉林說你講話要小心,周圍搜集情況的人多得很,魯大東已經佈置了公安局。
我從賓館回到木材站,很多人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說不清楚,大概就是階級鬥爭和政治變化吧。長安廠來了幾個工人找我,說忍了嗎?上山嗎?有什麼辦法?也有人說要到體育館去集合,準備上山打遊擊,我要他們不要衝動,造反派中間一片心事浩茫,對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共產黨的未來演變感到憂患萬分。有人打電話給13軍,回答說是“一級戰備”,放假都沒有了;打電話去民兵指揮部問李木森,回答說不知道他們來幹什麼,他來了還不一定走得脫等譏笑言語,可以想見搞修正主義政變好容易了。有個軍隊的官員跟我開一個苦中作樂的玩笑:你想跑嗎?我建議你去尼泊爾,他說他們曾經在邊境駐防,可以叫邊防軍放我通過邊境,我說我去尼泊爾幹什麼。
10月20日我去市委,當兵的攔住我不讓進,說裏頭的領導在開會,我說我就是領導,他說大東同志讓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見公安局的幾個人夾著材料匆匆離開了,大概是因為我回來了,就提前結束會議了。魯大東問我這幾天怎麼沒來,說這兩天你們大概都很忙,真是說不出的和顏悅色。下樓梯的時候碰到常委蔣良志,他要我去宣傳部門口看大字報,主要意思都是黃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我說是不是要轉回文革初期那樣,由我們來當走資派挨鬥,有個幹部說恐怕還要惱火喲。
那個時候很多人一時間不知所措,思想一片混亂,老是希望出現奇跡,傳說也是千奇百怪,有說丁盛要搞事,有說上海要怎麼樣怎麼樣。在那個情況下,來木材站來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裏去。看見兵器辦公室的人朝天鳴槍當鞭炮,還傳達了葉劍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說你們也太浪費了吧,他們回答說現在我們自由了,你們還想批判我?
11月8日魯大東喊我去市委辦公廳會議室,魯大東這一次得意忘形的樣子也不想掩飾了,他把雙腳翹在茶几上說,17號文件下達之後已經半個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問題,你跟四人幫不是一般的關係。我說你當初反對過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攏吧,你現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說文件下來半個月了,你還是這個思想,覺悟很差,態度很不對頭,一個星期之後,你就帶上用具去開會,會上你要表態的,今天我跟你談話,是代表黨組織和英明領袖華主席跟你談的,你要認清形勢。
(一)從隔離到判刑
14號那天市委來了輛小車,我妻子問我還有什麼會要開,我說此去恐怕不再回來了。我到達之後,魯大東、徐慶如、錢敏都在,魯大東拿出一個文件夾,說跟你宣讀個文件,根據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鄧興國、黃廉、周家喻、楊志誠,從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電話、不會客,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說清與四人幫的關係和問題,什麼時候說清楚,什麼時候解脫。錢敏說你把與王張江姚的關係說清楚,取得黨的諒解,我說你們的級別比我高,經常去北京開會,你們與四人幫的接觸和聯繫比我多得多,需不需要也說清楚。
他們沒有辦法回答,魯大東、錢敏和徐慶如都起身走了,屋子裏剩下的就是保衛人員了,我起身去衛生間,就有兩個保衛人員隨行,過了一會軍用吉普車就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進大門,三個解放軍戰士就站在門口設崗,民兵參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樓的一個房間,門窗已經被他們用厚木板加固釘死了,改造成臨時的監舍。他們告訴我就是這裏了,裏面有四張鋪,一個床是新鋪蓋,這是為我準備的,其他三個床都是監視人員從自家帶來的。政法學院的一個主任柳傳成說,他是市委“清查組”派來的,我和公安局的楊孫兩位處長,在這裏陪你學習,每天負責收集你的交代材料,我們早上8:30開始,下午是接待外調的時間,晚上6:30休息,去廁所解手要有人陪同;天氣冷的時候,有人會給你送東西,本單位已經管不了你。我想要給周家喻家裏打了個電話,看他是不是也被隔離起來了。這一個電話還沒有打出去,門口又給我加了兩個崗哨。經常有人冒充外調人員來找我談話,本單位也有不少人走到樓梯口來看,由於隔離措施很得力,一般人無法接近我。
12月份就把我轉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的衛兵就換成軍分區一個排的正規軍了,還有民兵,吃的東西拿進來需要經過檢查。其間除了跟他們吵架之外,幾年時間我一個字也沒有跟他們寫,也幾乎不跟他們說一句正經話。有時我從縫隙裏看到換崗人員往彈夾裏壓子彈,就不禁想起毛主席說的“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1978年開始,我和周家喻就到各個單位輪流接受批鬥,建設廠、重鋼、二鋼、望江廠、江陵廠,大型企業幾乎無一遺漏,每到一個工廠,本廠的頭頭就被拉上來陪鬥,開始的時候我的職務還沒有撤,批鬥的時候還有坐著的待遇,後來越鬥規模越大,在區裏乃至川東都主持大型批鬥會,公安局還接上大喇叭進行廣播。有一次是弄到捍衛路科技情報所禮堂接受全市財貿系統的批判,出場批判我的基本上都是“倒戈人員”,沒有倒戈的,就在台下站成一排,還要他們低頭彎腰。出來揭批我的,是一位銀行的女士,在十一年前是請我去作報告的長辮子姑娘,她的發言稿也許有一點言不由衷吧。在特鋼批鬥會上,陪鬥的有王敢鬥同志,他昂著頭、瞪大眼睛的不屈形象,確實配稱“敢鬥”的勇士,看到許多同志的遭遇,我回去之後徹夜難眠。
在物質局批鬥的時候,我要炊事員給弄點肉來吃,他用個大碗給我裝飯,底下全是紅燒肉,覺得味道特別鮮美。他說你們沒有錯,主席屍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給抓了,太不象話了,我聽了之後心裏很暖和,工人同志也不是那麼好糊弄的。以後每到一個單位,我就要炊事員弄好菜來吃,在南岸區批鬥完吃飯時被人問起,炊事員回答說黃廉的伙食費是每餐一塊錢,又公然給我舀一大碗羊肉湯。以後就得了經驗,要主動跟炊事人員打招呼。在幾次批鬥的時候,有人假裝跑上來質問、抓扯,暗地裏趁機給我塞雞蛋、紙條,有一次一個紙條上說:主席說他一生只幹過兩件大事,一個是建立新中國,一個是發動文革。我們才知道群眾雖然不說話,但是心裏還沒有服氣,以後他們就不讓那些對我們很“氣憤”的人隨便上臺來了。在我看來,毛主席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敢於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後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著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後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
在重慶大學批鬥完之後,很多人跟在我們屁股後頭攆,廣播上喊:對於四人幫的黑幹將,大家要拿出仇恨精神來,不要去看稀奇,你們跟著他們兩個追趕什麼。這個時候才跟周家喻接上頭,知道他也在五招待所二樓,我在三樓,袁金梁在一樓,大家都關押在同一個招待所。
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我和周家喻一同被押出去批鬥,有時候是三個人一起,甚至我已經被關進看守所了,還從監獄壓倒物資局拍批鬥電影。峨嵋廠拍過一部電影《鐵證如山》,是在人民大禮堂批鬥時取的鏡頭,我押出去的時候,看見劉結挺帶一個氧氣包挨批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極差;那個會很大,在全川廣播了,批鬥會宣佈正式逮捕,公安廳說執行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指示,對黃廉周家喻執行逮捕。
在拘押審查期間,儘管十分困難,我仍然堅持每月按時繳黨費。在宣佈逮捕後的某一天,看守來請我出去簽字,說你們木材公司黨委通過:不承認你是黨員。我說你有什麼資格通知我,入黨和開除黨籍,都有黨章規定的組織程式,你以為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嗎?他們根據什麼來承認,又是根據什麼來不承認的?這樣的搞法是極端不嚴肅的,是糟蹋中國共產黨的信譽,另外一個看守也說,哪有通過了入黨之後又不承認的,這是他們為了打擊黃廉。我說你給我退回去,還請轉告他們:黃廉不但不簽字,還抗議他們這樣無知行為。
在被非法關押了五年半之後,等到鄧小平他們推翻了四屆人大的憲法,又按照他們的需要制定了一套法律來整治我們(即便是按照他們自己頒佈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此他們就公開進行枉法裁決以適應他們的政治需要。1982年進行公開審判,那天我一出監獄就看到攝影機,到會議室之後,檢察員給我念起訴書副本,說公安局已經結束了偵察。正式開庭是82年春節假期過後了,那個時候我身體已很不好,他們送我去三醫院看病,碰到一個熟人問為什麼這麼瘦,醫生說為什麼瘦,貧血、身體不好。我堅持不肯讓他們抽血,也就算了。
公開審判一直進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開庭回來之後有加菜,碗裏有十幾片油炸的肉,他們要我在法庭上聽話些,說審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審判是在政協禮堂,這個時候出門已經是正式的囚車了,我看到從監獄出來到禮堂,2000多米長的街道全部戒嚴了,機槍架起,陣仗很是嚇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要站在那裏,看臺上坐的是些什麼人,每個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只有一個女人前面沒有牌子,審判長介紹的時候也沒有介紹她。庭長宣佈開庭,宣佈一下就往對面的樓上看一下,估計是有個什麼領導在樓上坐著。然後庭長問我叫什麼名字,我不回答,我說,你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來幹什麼?下麵哄堂大笑。他們氣得臉色發青,耐著性子跟我解釋這是法庭程式,我說請先回答我一個問題,然後才回答,他說你講。我就問,那個女人面前沒有標牌,她是什麼人?是劊子手嗎?法官氣得要命,說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公訴人據說是重慶市檢察院的副檢察長姓雷的,在那裏選讀起訴書,說我跟隨四人幫顛覆政府,這遭到我的嚴厲駁斥。我說我是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組成人員,自己顛覆自己嗎?公訴人說提出抗議,說黃廉十分囂張。我說:什麼叫囂張,我是一個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個政府工作人員,一不偷、二不搶、三沒有殺人放火,你們拿不出任何證據,把我關了五年,你們自己才是違法亂紀。然後他們就放幻燈片,說黃廉在建設廠煽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我說這是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為了党不變修、國不變色,批鄧是毛主席部署的,你們多數人自己就曾經親自參加過,這麼快就忘了嗎?上午搞了兩個小時就休庭。
下午是證人出庭,石有中出來作證,說黃廉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動員我們準備500輛卡車、5萬斤糧食,準備上山打游擊,問我是否事實?我說沒有聽清要再說一遍,他剛剛開始在說,我就說:石有中,你怎麼這樣卑鄙?他就再也說不起話,當時就想走掉。人看來不能幹違心之事,幹了之後,自己也會看不起自己的,這個人最後在精神上就垮下去了。
法庭又說我犯有反革命殺人罪,我就說請問審判長,有誰被我殺?動機是什麼?死者是誰?在什麼地點被殺?殺人工具何在?憑據何在?你這樣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旭說:黃廉,是我在審你,我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我說,那還問什麼,你不就是要把我問成一個反革命嗎?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監獄之後,說我咆哮公堂,這次加菜沒有了。我跟他們說,你們不老實把加菜送來,明天我就不出庭了,最後他們只好又端來了。
最後一天,我在法庭上進行最後陳述,針對檢察院的起訴書提出的三個問題,說根據檢察院的起訴書和法庭的證據,文字和措辭的捏造改變不了鐵一般的事實,完全不能證明我有罪,我參加文革是響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你們說我擁護四人幫,當時誰不擁護中央?有些人比我的級別高,跟他們有更直接的聯繫,直接執行他們的指令,你們怎麼不追究?就算你們已經證明他們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關係而定罪;文革中間是有嚴重的派性,問題主要在於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派派出工作組,組織搞抄家破四舊,形成打砸搶,毛主席寬容了他們,我自己就是他們資反路線的受害者,我們在文革期間屢遭迫害,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最後得利的是你們幹部,我們造反派只有血淚的付出;在你們所謂的粉碎四人幫過後,沒有任何手續,沒有任何調查和事實,也是你們以捕代審關押我五年,是你們違法還是我違法?我是革委會副主任,你們沒有任何手續就抓,是你們政變還是我政變?文革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親自領導並發動的,是群眾廣泛參與的社會潮流,如果有錯誤也只能是中央負責,追究了江青還要抓群眾,中國哪有那麼多的反革命?我看世界上哪一國都沒有這個道理!你們說僅僅是幾個小丑就搞亂了幾億人口的國家,真是笑話奇談;你們又把武鬥的責任堆在我極力反對武鬥並帶頭執行九五命令的人身上,你們是沒有分清到底是誰在製造派性、挑起武鬥。我根本無罪,你們是在鬧一個歷史的大笑話,我永遠都不會服,歷史將證明我無罪。末了我就喊毛澤東思想萬歲,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對資反路線要永遠造反下去,員警不讓我喊,拼命地用勁把我撐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沒有我講話的機會了。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旭草草宣佈判處我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限我在10內向省高院上訴。我說我不服,我將向人民上訴。審判長站起來大吼:將罪犯黃廉押入監獄服刑。
回到看守所,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同時我開始譏笑自己:我真的讀懂了《法蘭西內戰》嗎?真的理解了什麼是階級鬥爭嗎?真的懂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真諦嗎?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我奮筆寫下了自己的上訴書。上訴到省高院被駁回,省裏面派高院副院長趙立三來與我見面,他說黃廉,我看你還有點理論素養,上訴是沒有用的,你的案子不是重慶中院和省高院能夠定的,我看你還是平靜下來吧。然後就把我轉移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監獄關押,那個地方曾經關押過胡風,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在我到來之前,他們把監獄進行了一番整頓,把所謂的幫派骨幹分子都轉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慶。那個時候劉張還關押在那裏,劉結挺已經病得快不行了,張西挺的穿著就像是叫化婆,他們就與我隔牆。我想去勞動,監獄方說沒有勞動的條件,也不會讓你與犯人接觸的,要我看報學習,交代我不要去高牆邊,不要去接觸武警。監獄政委來找我談話,我告訴他不要用減刑來吸引我,你們願意關押好久就關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只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陰謀,不要法外加刑,對我的枉法判決已經是變相的殺害,不要再搞法外執法,這就是我的希望,還要他們別把我的東西弄丟了,我需要寫信,而且我告訴他們不可能100%服從他們的。
兩年之後,一家香港的雜誌發表了我在獄中的情況,甘肅一家名為《駝鈴》的雜誌轉載了。上面來審查,搞了很久。大概是87年還是88年的時候,監獄政委喊我去辦公室談話,說減刑你不想要,我們幫助你和劉張報了保外就醫,報到中央領導喬石同志那裏去了,中央領導同志說就讓他呆在那裏吧。我們準備叫你去一隊給犯人講一些哲學、愛國主義教育什麼的,幫助監獄做點工作。
在大竹監獄,我每天撕下一片日曆,白天等黑夜,黑夜盼黎明,熬過了十多個春秋。當我撕下1994年11月13日這一頁時,晚上我就去辦公室喊教導員,說我的受刑期滿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說今天已經通知了,省裏有個司法廳的曾副廳長要見你。我把書籍捆好,找出來唯一一件沒有打補丁的中山服穿上,獄政科寫了個釋放證和戶口轉移證,還發了100多塊錢的路費補助。王政委說對你的人格素質,在我心目中間不同於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記者來錄影,也不要來車隊,不要放鞭炮,給我們監獄留一個面子,你的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們只是執行者;免得附近老百姓來看,又說大竹監獄關錯了一個好人,現在才放出來。我說王政委,我在這裏,你們管理上也還合理,十多年來也沒有弄死我,明天的事情我沒有辦法提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來接我。
王政委說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這點權力還是有的,當天晚上我一出去就看見了來接我的人和攝影機,大概有十來個單位,他們就住在荷花池賓館,我住到13軍炮團的招待所去,在我被隔絕18年之後,外面的世界已經大不一樣了,招待所裏面已經有了大電視機和席夢思床。第二天早上幾個人非要拉著我再從監獄門口走出來,照相攝影,這樣十幾台車就從大竹出發回到重慶。派出所先不給上戶口,經過了幾次鬥爭才解決。剩下的問題就是:我要在花甲殘年去適應這個大大變化了的世界,自謀生路了。◎
二○○三年九月訪問,初稿
二○○三年十一月黃廉修訂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完)
■老田 訪問整理
二十一、落實三結合與組織路線上的
最後鬥爭
1968年毛主席就提出要吐故納新,結果受到走資派的全面抵制。到1976年的時候,毛主席又提出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文革期間在幹部和党建政策上,說是要提拔新生力量,受到當權派的全面抵制。不僅新人無法提拔,就是在當初成立革委會進入班子的群眾,也沒有起到監督作用,不僅是當作花瓶和擺設那麼簡單,而且長期受到排斥和打擊。底下各級革委會的群眾代表也對我們上面的施加壓力,說我們投降叛變了,中央打了招呼,為什麼不監督落實?1976年二三月份中央打招呼會議之後,毛主席和黨中央對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有一系列的明確指示,他們仍然是置之不理,這不是個別現象和出於慎重考慮,而是長期、系統地抵制毛主席的政治和組織路線,系統地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党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上,當權派都是長期堅持排斥文革的積極分子和新生力量的,特別是在1973-1974年之後,我深切地感到各地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高級幹部,思想有一個很大的回潮,而基層的群眾和造反派卻對這一點缺乏足夠的認識,結果上下兩個方面對我們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都有很大的壓力。文革過後,他們卻把自己掌權時期的種種黑暗和消極現象,轉嫁給長期受他們打擊和排斥的造反派群眾頭上,說都是四人幫幫派體系破壞和主導的結果。
因為意見積累多了,1976年6月27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市裏面擴大到部局長一級,省裏面開會也是要求他們“轉彎子”,不能把群眾代表作為擋箭牌,有問題的時候就用他們來應付群眾。市委就把責任推到部局長們身上,說是下面的轉不過彎子。在會上發言的時候,下面的人都說願意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底下說魯大東不轉彎子,岳林也認為市委和市革委會應該遵從中央的文件,轉好彎子。到會我200多人都要求市委出一個文件,明確提出貫徹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
在會議高潮的十來天時間裏,魯大東時不時出席,讓參加會議的部局長在那裏空談。我把電話接到會議現場,當著與會部局長的面,給趙紫陽掛電話,說魯大東頂住中央精神,十多天油鹽不進,請他親自到重慶來解決問題。趙紫陽說他不能離開成都,這個事情他已經知道了,汪友根和蔡協斌親自到重慶來傳達了兩次,趙紫陽還說是不是請你和周家喻到省裏來一下好不好,我在軍區有一架工作用的飛機,可以派飛機把你們兩個接到成都來。我說部局長們要求要省委來重慶幫助解決問題,要麼就是大家去成都解決問題,我與周家喻商量,很多革委會委員也同意,說把這個會移到成都去開。這樣就請交通方面的職能部門解決交通問題,派車去成都,因為考慮到老同志比較多,就要求每車配一個醫生一個護士。
魯大東單獨把我叫到五招待所,在芭蕉林的平房裏談話,他說你們這麼搞省委會怎麼想?我說是你魯大東無能,你認為你一個人比200多個部局長高明,壓著中央精神不讓落實,想要一個人一手遮天,我們只好直接去省裏了。他說我勸你不要這麼做,不能組織部局長去省裏,這是很錯誤的,你要考慮後果。我說後果只有一個,就是要不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不要捍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魯大東說,你無非是為你的入黨問題,工作安排問題嘛。我說你魯大東慣於顛倒黑白,我從來沒有向你提出過解決我的個人問題,是200多個部局長到底執行什麼政策的問題。從1968年成立革委會以來,你從來不執行毛主席的路線,都是玩弄權術,是你本人一手造成的,你本身很無知,群眾對你看得很清楚,開會的目的是為了“轉彎子”,執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你不執行黨中央的政策,群眾對你的印象會好嗎?
魯大東說,我還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嗎?笑話,我參加過七大,見毛主席的次數比你多得多,見的中央領導比你多得多。魯大東激動起來了,說,我不執行吐故納新政策,你知道是誰把汪友根推薦到省委的,是誰把熊代富安排當市團委書記的,這些是不是造反派?我站起來頂,說,我們現在談的是市委的方向問題,我沒有老資格跟你比,但是比你老的多得多,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你我都要做的,你說的那幾個人,你心裏最清楚,成千上萬的群眾代表不能發揮作用,這個情況也是你比我更清楚,我們談的是多數人的問題,你在組織路線上還是在執行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那一套,還是文革初期組織保守派保護你們特權的那一套手法,你心目中間對真正的造反派成見很深,你玩的是一種權術。魯大東同志,我很不客氣地跟你講,你確實算是個黨棍、黨閥,把党的威信作為你個人的權術工具,我這是從文革到現在就你的行為表現來講的,歷次運動承受打擊的都是群眾,每一次運動你們都玩弄權術轉移鬥爭目標,文革初期的錯誤我們不講,從清隊、清查五一六到批派運動,你魯大東想怎麼搞就怎麼搞,想整誰就整誰,為什麼每一次運動你都搞錯了,災難都是落在群眾頭上,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魯大東最後說,你是鐵了心要把他們弄去省委了?我說你能說這200多部局長都是派性作怪嗎?我說願意去的才上車,到省委身邊去解決問題,我們不強迫任何人去,也希望你魯大東同志和我們一起去。他說我有事情。
那個時候已經是7月下旬,天已經熱了。第二天早晨,參加會議的260多人,有230多人上了車,往成都開。我看到市委領導幹部裏面的錢敏、丁長河和徐慶如都在車上。車子開到成都錦江賓館之後,賓館說沒有準備飯,還說省委沒有喊我們準備房間,趙紫陽就這樣耍兩面派。我找到總服務台,周家喻說他是常委,要服務員拿鑰匙來開門,結果只開東樓的兩層樓,房間差些。我和周家喻去找趙紫陽,他避不見面,我說趙書記不是要拿飛機接我們來嗎?怎麼我們來了又不見面呢?趙的秘書說,你們都來了,重慶還工作不工作?我說重慶還有魯大東嘛,沒有魯大東還有其他人嘛,怎麼會停止工作呢?
根據魯大東死後他同僚的回憶,他頭天下午帶了兩個辦公廳的處長,趕在我們的前面,連夜就去成都了,第二天清晨在金牛壩招待所面見了省委主要領導,與趙紫陽達成了一致處理意見。趙紫陽和魯大東就分別找各個部局長做工作,幾個人一組,分別做工作。把我和周家喻,還有幾個副主任和常委甩在一邊。我下來說,魯大東已經在省委,要跟你們個別談話。做完一批就走一批,部局長們經過三天的工作,就走得差不多了,每天重慶都有很多小車來接,我問物資局趙局長,他說打招呼是有,有個解決方法問題。周家喻說人家權力比我們大嘛,趙紫陽出面進行各個擊破。我說省委這樣做很不嚴肅,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通過這一件事情,我進一步體會到八一五和反到底兩派鬥得死去活來,都是找錯了對手,真正的對立兩派是當權派和造反派。
後來他們派蔡協斌、汪友根來找我,我把汪友根臭了一頓。蔡協斌說你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對的,中央講了底下不執行怎麼行呢?但是要講究工作方法;他苦笑著對我說:黃廉啦,一種舊意識的消亡是何等痛苦和艱難。我住在西樓跟服務員擺龍門陣,小顧告訴我周家喻已經回去了。趙紫陽善於做分化瓦解工作,一天我從外面回來,總台告訴我趙紫陽來找過你。晚上趙紫陽一個人來找我,他告訴我其他人都回去了,我說你的分化工作做得好嘛,我還沒有底,所以在這裏等你來,你是個兩面派。趙紫陽說省委有省委的考慮,我們也有自己的威信;黃廉你先回去,好好與魯大東交換意見,趙紫陽還說你的工作安排不是在省委;中央領導還是很關心你的。我說魯大東玩弄權術已經七八年了,我不當這個副主任行不行?回去之後周家喻就很聽話了,人都不好找了,各個部局長回來之後,就再也不談轉彎子的問題了。中央的政策和路線,就是這樣繼續胎死腹中。
過了不久,省委就下了文件,說要黃廉分管重慶市計委工作,周家喻在重慶市分管宣傳。省裏面的七個群眾副主任也都分配了日常工作,鄧興國管工交,王恒霖管計委,彭家治管建委,江海雲管宣傳。重慶市李木森不好塞,就放到民兵指揮部裏頭當副政委。我心裏暗暗好笑,毛主席的幹部政策要落實何等艱難。下面的群眾長期挨整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榮譽職位和空頭官銜也就有安慰作用,轉彎子和吐故納新的組織路線,在下面就是這樣搪塞過去的,孫悟空當“弼馬溫”開初也是很高興的,基層沒有地方就塞進生產、財務裏頭,沒有官銜就幫助看車間安排當一個班組長。後來說文革中間造反派如何奪權,1976年給造反派“補台”,也就是造反派掌權“最多”的時候,重慶和四川的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我從來不去計委上班,也不看文件,計委主任是個善良辛勤的老太婆,她要我去看文件披閱文件,我說你這是戲弄我,每件事情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要我幹什麼,我看了文件頭都大了,我說你們幹部要換,找我商量嗎?那時正當鐘錶廠要上一台進口設備,向省裏申請外匯,省裏就是不批,要我去省裏辦這個事。林老太婆夾著個皮包找到我家裏,說你看這個報告省裏平衡不下來,市委討論後想請你跑一趟省裏,我說你們開始討論的時候怎麼不找我,叫魯大東去,我說我不再受你們的戲弄,我願意回原單位去當小秘書。林老太婆說上次省裏把部局長勸回來,但是全省的問題都借此解決了,還是有促進作用嘛,你不要怨我們,我們也是身不由己。
第二天錢敏找我,還是要我去省裏走一趟。我心裏想著出去走走、聽聽也好,就拿了東西準備去。跟我調車的時候,說把最近弄來的賓士500給黃副主任跑長途,這些個方面當權派們倒是很注意拉攏工作。到了省裏面之後,我才知道重慶和省裏在分配財政收入上的矛盾之深,在下川東的財政收入支配方面爭執很大。我找到王恒霖,他說老幹部不同意,說重慶市的用匯指標已經大大超過了,事隔幾年之後,直到我進了監獄,才給鐘錶廠進口設備的外匯指標。在給我們安排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故意把一些你不懂、或者是根本辦不成的事情交給你去辦,毛主席說關心和培養新生力量,他們就是這麼“關心”的,你辦不成事情正好,他們在一邊高興,反過來在口號上倒是說的蠻好聽的,什麼“傳幫帶”“提幫讓”。
1976年二三月中央打招呼會議過後,省裏面派蔡協斌和汪友根到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來,幫助重慶落實政策。他們跟我講,說你是工廠裏面起來的造反派,中央很關心你,我們這一次來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你的入黨問題。在中央會議上江青同志、春橋同志都很關心你。又問是不是你曾經寫了一首詩給江青同志,她看了之後覺得詩很好,把這首詩譜成歌曲發到全國去唱,她說你的革命意志很堅定。你的入黨問題周總理也很關心,重要的是你和魯大東的關係不好,魯大東抓工業是個內行。蔡協斌還說你的工作確實不是由省裏來安排,我們這次下來做工作,希望得到你的配合。文革已經結束了,你所做的事情,省裏都知道,中央還是看得起你的。看來你要配合我們,要轉變魯大東對你的看法,你也要相信魯大東搞好與他的關係。
他們問我對魯大東的看法,我說魯大東就是標準的走資派,有些問題根本沒有解決,例如一號專案到如今不給老百姓說清楚,也不給大批受害者落實政策。汪友根說,老黃,我還有一些看法,今天這個事情,你要為周總理、江青同志爭個氣,主要的障礙就是你和領導的關係。我說既然你是下來做工作,就不要打官腔,哪個到單位裏去做工作,是去發動幹部抵制我吧,群眾對我有很多意見嗎,還是當權派對我有意見?入黨是有很多限制條件的,要是我的立場和觀點有很多缺點和錯誤,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是我本人的問題,這個黨我就不該入了。他們說不要辜負中央領導同志的期望,不要驕傲自滿,還是要按照組織程式來,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最後還是要在本單位履行手續,要在本單位支部討論通過。
一次我在一號樓與岳林談論轉彎子的問題,他起先不高興說你去找魯大東,我對他這個態度很不滿意,想到他是老紅軍,還在發哮喘病,就算了,不想跟他理論。我要走的時候,岳林說,據我所知,你的問題驚動了毛主席和周總理,江青出來說了兩三次,李大章也講過,中央的態度沖不破地方阻力,除了別人的問題之外,是不是你也有霸道作風,你入黨是不是有人認為有威脅,另外你長期脫離原基層單位,黨支部看不到你,中央和省裏面領導都做了工作,中央甚至催問這個事情,你還是經常回單位去。我回單位之後,支部書記是個女同志叫楊柏珍,我們還談得攏。她說汪友根和蔡協斌來過,組織部也問過這個事情,她希望我經常回基層,把這個問題處理好,後來又聽說江青在中央會議上說她要親自當我的入黨介紹人,還叫出席會議的唐克碧跟她一起當介紹人,唐克碧說她不認識我而沒有接受。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唐克碧沒有被作為“三種人”扒下來,據說就是因為她曾經抵制過四人幫。
支部開會講黨課的時候叫我也參加,原來的同事看見我回去,覺得很親切,就算以前派性最強的人,曾經說我是“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也沒啥了。黨課講完了,大家都鼓掌要我講話,我講在革委會的工作。有一個儲運員劉忠海願意當我的介紹人,從前是八一五派的。入黨需要兩個介紹人,他們又起哄要我自己選一個入黨介紹人,他們說你是個領導,你自己看這裏哪個有資格介紹你。我就說要選一個老共產黨員,而且又是從前反對我最激烈的人做介紹人。我就挑選石秀亭同志,她從前是反對我最凶的,說我投靠江青江妖婆。我說她是我的對立面,如果介紹錯了,說明對我反對不徹底,如果介紹對了,說明派性已經得到了克服,結果她面紅耳赤,也同意當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回去之後,才知道蔡協斌和汪友根真的去基層做工作了,以前只是隱約聽說這個事情。不久公司總支委員會就全體通過了我的入黨問題,要我填了表,第二個月就要我開始繳黨費。我回到市革委會告知魯大東,說我的組織關係解決了,問他組織關係是留在原單位還是轉到市革委會來,他臉色鐵青,說叫單位出個簡報來。後來才知道魯大東對我的入黨問題是極力抵制的,是四川省委越過他直接去基層打招呼的。
根據魯大東死後他的同僚所寫的回憶文章,說是1976年2月份魯大東在北京參加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和張春橋當面質問魯大東“黃廉為什麼不能入黨?你們不介紹,我來當介紹人。”會後,四川省委主要負責同志曾經專門召集重慶市魯大東、丁長河、徐慶如三位書記到成都開會,會議的唯一議題是勸說重慶市委,同意江青點名的那個幫派頭子入黨。回憶文章說一貫堅決執行上級命令的大東同志這次就是不順從,還對其他兩位書記打招呼,對此人的入黨問題,市委不能同意,不能表態。
一次我和周家喻同志去省裏,在從成都回重慶的路上,談論到底什麼是走資派,在經過沱江的時候,我們看到江上有漁翁憑藉魚鷹捕魚,就停車下去觀看,漁人在魚鷹的頸子上加了一個套環,魚鷹捉了魚之後就無法下嚥,漁人就把魚鷹無法下嚥的魚取出來,丟進了他的魚簍子。周家喻說那個漁翁的狀態有點象走資派,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讓那些魚簍子永遠也裝不滿的漁翁來主導一切,漁翁們要想辦法讓魚鷹永遠吃不飽,這樣子魚鷹才會總是積極地去為他捕魚,走資派也是要人民群眾無休止地去為他們創造財富,而且他們還要儘量壓低多數人的經濟狀況,這樣人們才會象魚鷹難以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乖乖地去接受少數人的敲剝。我們的心情也是非常沉重,許多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似乎糾結在一起,難於索解。

二十二、毛主席逝世之後
我們是突然得知毛主席逝世的信息的,感覺到就好像是晴天霹靂一樣,市委要我和周家喻抓悼念工作,各個單位都設靈堂開悼念會。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檢查悼念活動,書記和副書記陪我入靈堂做入黨宣誓儀式,回市革委會向魯大東作了彙報,他聽後好像受到莫大的打擊,冷若冰霜,心不在焉地問我吃了飯沒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眾在悲慟之中哭得昏過去了,有個別幹部卻在一旁風言風語,說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後叫你們知道厲害。中央9月18日追悼會過後,花圈摔得到處都是,幹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揀。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趙紫陽,問魯大東為什麼那麼敵對,趙紫陽說你還是要著重把計委工作搞好,與魯大東搞好關係,他還說出現那些情況也不奇怪,階級鬥爭嘛。我26號回重慶,整個城市一片悲傷,國慶日也沒有怎麼慶祝。每天從大參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暗的東西壓抑著,看夠了那些老兩面派的表演,很有些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十月八號就有群眾來找我,說聽到國外廣播,中央發生了右派政變,重慶大學傳說出了大事,到十號的時候,政變謠言已經滿街都是了。
18號中央17號文件傳達下來了,在市人大禮堂傳達文件的時候,我坐在主席臺上,念到華國鋒任職時,滿場掌聲,周家喻拍得懶洋洋的,我雙手抱胸,沒有鼓掌。結果下面就有人喊起來“把黃廉拉下來”,官場上的積極分子們不放棄任何表現政治正確的機會。魯大東的風度又回來了,他走到我的背後說等下出場你坐我的車,我跟本就不理。會一散,我從主席臺背後走,官員們蜂擁而來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現,我表面上裝著無所謂,思想上體驗到了一個政權將要覆滅的強烈感受,原來政權中間的聰明人,要抓住一切機會,踩著別人的鮮血爬得高一點,我很顯然就是他們要表現自己的好靶子。每個人都在一霎那間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為將來的升遷準備一點政治資本。到市委一號樓之後,錢敏說先去吃飯,魯大東走過來問你事先曉不曉得,我反問他,他說不曉得,我說你跟鄧小平那個好,他事先沒有告訴你呀。
積極分子慶賀的鞭炮聲不斷,我住地對面是常規兵器辦公室,晚上樓頂架起幾挺高射機槍,對天射擊整夜代替鞭炮。也有人敲鑼打鼓表示他們很開心,第一批上街遊行的是文化界的學校,我穿個軍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個的遊行隊伍看完。我回到賓館跟總服務台的寇玉林說,前幾天還在毛主席遺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舉手發誓的人,都到那裏去了。寇玉林說你講話要小心,周圍搜集情況的人多得很,魯大東已經佈置了公安局。
我從賓館回到木材站,很多人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說不清楚,大概就是階級鬥爭和政治變化吧。長安廠來了幾個工人找我,說忍了嗎?上山嗎?有什麼辦法?也有人說要到體育館去集合,準備上山打遊擊,我要他們不要衝動,造反派中間一片心事浩茫,對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共產黨的未來演變感到憂患萬分。有人打電話給13軍,回答說是“一級戰備”,放假都沒有了;打電話去民兵指揮部問李木森,回答說不知道他們來幹什麼,他來了還不一定走得脫等譏笑言語,可以想見搞修正主義政變好容易了。有個軍隊的官員跟我開一個苦中作樂的玩笑:你想跑嗎?我建議你去尼泊爾,他說他們曾經在邊境駐防,可以叫邊防軍放我通過邊境,我說我去尼泊爾幹什麼。
10月20日我去市委,當兵的攔住我不讓進,說裏頭的領導在開會,我說我就是領導,他說大東同志讓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見公安局的幾個人夾著材料匆匆離開了,大概是因為我回來了,就提前結束會議了。魯大東問我這幾天怎麼沒來,說這兩天你們大概都很忙,真是說不出的和顏悅色。下樓梯的時候碰到常委蔣良志,他要我去宣傳部門口看大字報,主要意思都是黃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我說是不是要轉回文革初期那樣,由我們來當走資派挨鬥,有個幹部說恐怕還要惱火喲。
那個時候很多人一時間不知所措,思想一片混亂,老是希望出現奇跡,傳說也是千奇百怪,有說丁盛要搞事,有說上海要怎麼樣怎麼樣。在那個情況下,來木材站來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裏去。看見兵器辦公室的人朝天鳴槍當鞭炮,還傳達了葉劍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說你們也太浪費了吧,他們回答說現在我們自由了,你們還想批判我?
11月8日魯大東喊我去市委辦公廳會議室,魯大東這一次得意忘形的樣子也不想掩飾了,他把雙腳翹在茶几上說,17號文件下達之後已經半個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問題,你跟四人幫不是一般的關係。我說你當初反對過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攏吧,你現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說文件下來半個月了,你還是這個思想,覺悟很差,態度很不對頭,一個星期之後,你就帶上用具去開會,會上你要表態的,今天我跟你談話,是代表黨組織和英明領袖華主席跟你談的,你要認清形勢。

(一)從隔離到判刑
14號那天市委來了輛小車,我妻子問我還有什麼會要開,我說此去恐怕不再回來了。我到達之後,魯大東、徐慶如、錢敏都在,魯大東拿出一個文件夾,說跟你宣讀個文件,根據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鄧興國、黃廉、周家喻、楊志誠,從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電話、不會客,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說清與四人幫的關係和問題,什麼時候說清楚,什麼時候解脫。錢敏說你把與王張江姚的關係說清楚,取得黨的諒解,我說你們的級別比我高,經常去北京開會,你們與四人幫的接觸和聯繫比我多得多,需不需要也說清楚。
他們沒有辦法回答,魯大東、錢敏和徐慶如都起身走了,屋子裏剩下的就是保衛人員了,我起身去衛生間,就有兩個保衛人員隨行,過了一會軍用吉普車就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進大門,三個解放軍戰士就站在門口設崗,民兵參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樓的一個房間,門窗已經被他們用厚木板加固釘死了,改造成臨時的監舍。他們告訴我就是這裏了,裏面有四張鋪,一個床是新鋪蓋,這是為我準備的,其他三個床都是監視人員從自家帶來的。政法學院的一個主任柳傳成說,他是市委“清查組”派來的,我和公安局的楊孫兩位處長,在這裏陪你學習,每天負責收集你的交代材料,我們早上8:30開始,下午是接待外調的時間,晚上6:30休息,去廁所解手要有人陪同;天氣冷的時候,有人會給你送東西,本單位已經管不了你。我想要給周家喻家裏打了個電話,看他是不是也被隔離起來了。這一個電話還沒有打出去,門口又給我加了兩個崗哨。經常有人冒充外調人員來找我談話,本單位也有不少人走到樓梯口來看,由於隔離措施很得力,一般人無法接近我。
12月份就把我轉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的衛兵就換成軍分區一個排的正規軍了,還有民兵,吃的東西拿進來需要經過檢查。其間除了跟他們吵架之外,幾年時間我一個字也沒有跟他們寫,也幾乎不跟他們說一句正經話。有時我從縫隙裏看到換崗人員往彈夾裏壓子彈,就不禁想起毛主席說的“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1978年開始,我和周家喻就到各個單位輪流接受批鬥,建設廠、重鋼、二鋼、望江廠、江陵廠,大型企業幾乎無一遺漏,每到一個工廠,本廠的頭頭就被拉上來陪鬥,開始的時候我的職務還沒有撤,批鬥的時候還有坐著的待遇,後來越鬥規模越大,在區裏乃至川東都主持大型批鬥會,公安局還接上大喇叭進行廣播。有一次是弄到捍衛路科技情報所禮堂接受全市財貿系統的批判,出場批判我的基本上都是“倒戈人員”,沒有倒戈的,就在台下站成一排,還要他們低頭彎腰。出來揭批我的,是一位銀行的女士,在十一年前是請我去作報告的長辮子姑娘,她的發言稿也許有一點言不由衷吧。在特鋼批鬥會上,陪鬥的有王敢鬥同志,他昂著頭、瞪大眼睛的不屈形象,確實配稱“敢鬥”的勇士,看到許多同志的遭遇,我回去之後徹夜難眠。
在物質局批鬥的時候,我要炊事員給弄點肉來吃,他用個大碗給我裝飯,底下全是紅燒肉,覺得味道特別鮮美。他說你們沒有錯,主席屍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給抓了,太不象話了,我聽了之後心裏很暖和,工人同志也不是那麼好糊弄的。以後每到一個單位,我就要炊事員弄好菜來吃,在南岸區批鬥完吃飯時被人問起,炊事員回答說黃廉的伙食費是每餐一塊錢,又公然給我舀一大碗羊肉湯。以後就得了經驗,要主動跟炊事人員打招呼。在幾次批鬥的時候,有人假裝跑上來質問、抓扯,暗地裏趁機給我塞雞蛋、紙條,有一次一個紙條上說:主席說他一生只幹過兩件大事,一個是建立新中國,一個是發動文革。我們才知道群眾雖然不說話,但是心裏還沒有服氣,以後他們就不讓那些對我們很“氣憤”的人隨便上臺來了。在我看來,毛主席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敢於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後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著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後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

在重慶大學批鬥完之後,很多人跟在我們屁股後頭攆,廣播上喊:對於四人幫的黑幹將,大家要拿出仇恨精神來,不要去看稀奇,你們跟著他們兩個追趕什麼。這個時候才跟周家喻接上頭,知道他也在五招待所二樓,我在三樓,袁金梁在一樓,大家都關押在同一個招待所。
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我和周家喻一同被押出去批鬥,有時候是三個人一起,甚至我已經被關進看守所了,還從監獄壓倒物資局拍批鬥電影。峨嵋廠拍過一部電影《鐵證如山》,是在人民大禮堂批鬥時取的鏡頭,我押出去的時候,看見劉結挺帶一個氧氣包挨批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極差;那個會很大,在全川廣播了,批鬥會宣佈正式逮捕,公安廳說執行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指示,對黃廉周家喻執行逮捕。
在拘押審查期間,儘管十分困難,我仍然堅持每月按時繳黨費。在宣佈逮捕後的某一天,看守來請我出去簽字,說你們木材公司黨委通過:不承認你是黨員。我說你有什麼資格通知我,入黨和開除黨籍,都有黨章規定的組織程式,你以為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嗎?他們根據什麼來承認,又是根據什麼來不承認的?這樣的搞法是極端不嚴肅的,是糟蹋中國共產黨的信譽,另外一個看守也說,哪有通過了入黨之後又不承認的,這是他們為了打擊黃廉。我說你給我退回去,還請轉告他們:黃廉不但不簽字,還抗議他們這樣無知行為。
在被非法關押了五年半之後,等到鄧小平他們推翻了四屆人大的憲法,又按照他們的需要制定了一套法律來整治我們(即便是按照他們自己頒佈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此他們就公開進行枉法裁決以適應他們的政治需要。1982年進行公開審判,那天我一出監獄就看到攝影機,到會議室之後,檢察員給我念起訴書副本,說公安局已經結束了偵察。正式開庭是82年春節假期過後了,那個時候我身體已很不好,他們送我去三醫院看病,碰到一個熟人問為什麼這麼瘦,醫生說為什麼瘦,貧血、身體不好。我堅持不肯讓他們抽血,也就算了。
公開審判一直進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開庭回來之後有加菜,碗裏有十幾片油炸的肉,他們要我在法庭上聽話些,說審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審判是在政協禮堂,這個時候出門已經是正式的囚車了,我看到從監獄出來到禮堂,2000多米長的街道全部戒嚴了,機槍架起,陣仗很是嚇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要站在那裏,看臺上坐的是些什麼人,每個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只有一個女人前面沒有牌子,審判長介紹的時候也沒有介紹她。庭長宣佈開庭,宣佈一下就往對面的樓上看一下,估計是有個什麼領導在樓上坐著。然後庭長問我叫什麼名字,我不回答,我說,你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來幹什麼?下麵哄堂大笑。他們氣得臉色發青,耐著性子跟我解釋這是法庭程式,我說請先回答我一個問題,然後才回答,他說你講。我就問,那個女人面前沒有標牌,她是什麼人?是劊子手嗎?法官氣得要命,說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公訴人據說是重慶市檢察院的副檢察長姓雷的,在那裏選讀起訴書,說我跟隨四人幫顛覆政府,這遭到我的嚴厲駁斥。我說我是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組成人員,自己顛覆自己嗎?公訴人說提出抗議,說黃廉十分囂張。我說:什麼叫囂張,我是一個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個政府工作人員,一不偷、二不搶、三沒有殺人放火,你們拿不出任何證據,把我關了五年,你們自己才是違法亂紀。然後他們就放幻燈片,說黃廉在建設廠煽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我說這是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為了党不變修、國不變色,批鄧是毛主席部署的,你們多數人自己就曾經親自參加過,這麼快就忘了嗎?上午搞了兩個小時就休庭。
下午是證人出庭,石有中出來作證,說黃廉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動員我們準備500輛卡車、5萬斤糧食,準備上山打游擊,問我是否事實?我說沒有聽清要再說一遍,他剛剛開始在說,我就說:石有中,你怎麼這樣卑鄙?他就再也說不起話,當時就想走掉。人看來不能幹違心之事,幹了之後,自己也會看不起自己的,這個人最後在精神上就垮下去了。
法庭又說我犯有反革命殺人罪,我就說請問審判長,有誰被我殺?動機是什麼?死者是誰?在什麼地點被殺?殺人工具何在?憑據何在?你這樣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旭說:黃廉,是我在審你,我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我說,那還問什麼,你不就是要把我問成一個反革命嗎?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監獄之後,說我咆哮公堂,這次加菜沒有了。我跟他們說,你們不老實把加菜送來,明天我就不出庭了,最後他們只好又端來了。
最後一天,我在法庭上進行最後陳述,針對檢察院的起訴書提出的三個問題,說根據檢察院的起訴書和法庭的證據,文字和措辭的捏造改變不了鐵一般的事實,完全不能證明我有罪,我參加文革是響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你們說我擁護四人幫,當時誰不擁護中央?有些人比我的級別高,跟他們有更直接的聯繫,直接執行他們的指令,你們怎麼不追究?就算你們已經證明他們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關係而定罪;文革中間是有嚴重的派性,問題主要在於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派派出工作組,組織搞抄家破四舊,形成打砸搶,毛主席寬容了他們,我自己就是他們資反路線的受害者,我們在文革期間屢遭迫害,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最後得利的是你們幹部,我們造反派只有血淚的付出;在你們所謂的粉碎四人幫過後,沒有任何手續,沒有任何調查和事實,也是你們以捕代審關押我五年,是你們違法還是我違法?我是革委會副主任,你們沒有任何手續就抓,是你們政變還是我政變?文革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親自領導並發動的,是群眾廣泛參與的社會潮流,如果有錯誤也只能是中央負責,追究了江青還要抓群眾,中國哪有那麼多的反革命?我看世界上哪一國都沒有這個道理!你們說僅僅是幾個小丑就搞亂了幾億人口的國家,真是笑話奇談;你們又把武鬥的責任堆在我極力反對武鬥並帶頭執行九五命令的人身上,你們是沒有分清到底是誰在製造派性、挑起武鬥。我根本無罪,你們是在鬧一個歷史的大笑話,我永遠都不會服,歷史將證明我無罪。末了我就喊毛澤東思想萬歲,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對資反路線要永遠造反下去,員警不讓我喊,拼命地用勁把我撐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沒有我講話的機會了。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旭草草宣佈判處我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限我在10內向省高院上訴。我說我不服,我將向人民上訴。審判長站起來大吼:將罪犯黃廉押入監獄服刑。
回到看守所,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同時我開始譏笑自己:我真的讀懂了《法蘭西內戰》嗎?真的理解了什麼是階級鬥爭嗎?真的懂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真諦嗎?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我奮筆寫下了自己的上訴書。上訴到省高院被駁回,省裏面派高院副院長趙立三來與我見面,他說黃廉,我看你還有點理論素養,上訴是沒有用的,你的案子不是重慶中院和省高院能夠定的,我看你還是平靜下來吧。然後就把我轉移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監獄關押,那個地方曾經關押過胡風,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在我到來之前,他們把監獄進行了一番整頓,把所謂的幫派骨幹分子都轉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慶。那個時候劉張還關押在那裏,劉結挺已經病得快不行了,張西挺的穿著就像是叫化婆,他們就與我隔牆。我想去勞動,監獄方說沒有勞動的條件,也不會讓你與犯人接觸的,要我看報學習,交代我不要去高牆邊,不要去接觸武警。監獄政委來找我談話,我告訴他不要用減刑來吸引我,你們願意關押好久就關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只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陰謀,不要法外加刑,對我的枉法判決已經是變相的殺害,不要再搞法外執法,這就是我的希望,還要他們別把我的東西弄丟了,我需要寫信,而且我告訴他們不可能100%服從他們的。
兩年之後,一家香港的雜誌發表了我在獄中的情況,甘肅一家名為《駝鈴》的雜誌轉載了。上面來審查,搞了很久。大概是87年還是88年的時候,監獄政委喊我去辦公室談話,說減刑你不想要,我們幫助你和劉張報了保外就醫,報到中央領導喬石同志那裏去了,中央領導同志說就讓他呆在那裏吧。我們準備叫你去一隊給犯人講一些哲學、愛國主義教育什麼的,幫助監獄做點工作。
在大竹監獄,我每天撕下一片日曆,白天等黑夜,黑夜盼黎明,熬過了十多個春秋。當我撕下1994年11月13日這一頁時,晚上我就去辦公室喊教導員,說我的受刑期滿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說今天已經通知了,省裏有個司法廳的曾副廳長要見你。我把書籍捆好,找出來唯一一件沒有打補丁的中山服穿上,獄政科寫了個釋放證和戶口轉移證,還發了100多塊錢的路費補助。王政委說對你的人格素質,在我心目中間不同於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記者來錄影,也不要來車隊,不要放鞭炮,給我們監獄留一個面子,你的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們只是執行者;免得附近老百姓來看,又說大竹監獄關錯了一個好人,現在才放出來。我說王政委,我在這裏,你們管理上也還合理,十多年來也沒有弄死我,明天的事情我沒有辦法提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來接我。
王政委說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這點權力還是有的,當天晚上我一出去就看見了來接我的人和攝影機,大概有十來個單位,他們就住在荷花池賓館,我住到13軍炮團的招待所去,在我被隔絕18年之後,外面的世界已經大不一樣了,招待所裏面已經有了大電視機和席夢思床。第二天早上幾個人非要拉著我再從監獄門口走出來,照相攝影,這樣十幾台車就從大竹出發回到重慶。派出所先不給上戶口,經過了幾次鬥爭才解決。剩下的問題就是:我要在花甲殘年去適應這個大大變化了的世界,自謀生路了。◎
二○○三年九月訪問,初稿
二○○三年十一月黃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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