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四](老田訪問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四)
老田 訪問整理
十、 67年重慶制止武鬥努力的失敗
第一次大武鬥發生在6月上旬,地點是西南師範學院,西師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團發生了武力衝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師「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學生去支持西師831,都開了汽車過去,雙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兩三千人在那裏荒坡上攔住打。八一五的援助力量是熊代富帶過去的,他是八一五總團的實力派,親自帶人去搞武鬥,而且是八一五裏面僅次於周家喻的頭頭,明顯違背了中央的指示,葉祖祿和軍醫大學的人、還有軍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針麻醉藥,給他穿上雨衣,作為戰俘送到北京去告狀,當作一個活證據。他們在車上有兩大失誤,一是沒有解開捆綁,長時間血脈不暢,最後一個手肌肉壞死不行了,幸好未造成殘廢;另外是麻醉藥醒了他們也不知道,最後被乘警發現了,覺得事情反常而把人交給了北京衛戍區。熊回來之後就長期住在五十四軍醫院裏,直到成立革委會之後才出來當副主任,此後他受到魯大東的提拔,入黨當了市委常委,還擔任過重慶市團委書記。
各個單位起先的武鬥都是棍棍棒棒,拳頭,先頭是在二輕和嘉陵江橋頭,動用體育用小口徑步槍。接著大家就開始搶佔戰略地盤,控制佔領自己的單位,醫院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八一五首先控制了重大校園,繼而控制了沙坪壩地區,一經控制住就把反到底統統趕出去,否則就是戰俘。反到底的總部在體育館,到處住滿了被趕出來的人,這一片就被我們控制住了。當時的重慶市逐步形成派別割據形勢,交通也逐步斷絕了。
為了應對緊急形勢,六大司令部負責人在灘子口電影公司片庫裏,舉行過一次重要會議,討論應付重慶的局勢。這個地方原來是一個防空洞,當時的形勢已經比較吃緊,從會議地點選擇上就可以看出來,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負責人都參加了。會議上兩種觀點的爭論非常激烈,在爭論中間徐光明還因此昏了過去。一種觀點是以「左左派」徐光明為代表的「人民戰爭救山城」的觀點,他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們到處在挨打,紅十條、紅五條貫徹不下來,全盤否定二月鎮反只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上又不服氣,軍隊支一派壓一派,所以武鬥不斷,因此有的人就要以武鬥來對待武鬥,在這樣的嚴重局勢前面絕對不能右傾,這種觀點比較有市場。我的觀點是:目前第二次資反路線是對著毛主席的大字報和紅十條的新反撲,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的瘋狂抵制,保守組織和跟錯路線的造反派轉不過彎來,鬥爭的複雜性是挑動群眾鬥群眾,走資派是坐山觀虎鬥,我們群眾組織之間相爭,走資派是漁翁得利。我們進行革命的大批判,根本沒有深入下去,我們只有上面依靠毛主席相信黨中央,現在解放軍還是毛主席掌握的,關鍵還是要做軍隊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夠做軍隊的工作。如果我們行動偏激了,給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造成藉口。
我的觀點開頭是少數,接著我就講了很多的現實困難,首先是我們沒有全面反擊的力量,工廠裏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夠生產一些武器,但是後續的供應從哪裡來?群眾組織沒有嚴密的組織紀律控制,武器流失到社會上,後果完全不能想像;沒有任何物質和技術上救助條件,傷患怎麼處理?群眾和群眾打起來,死者算什麼,是歹徒還是烈士,這個本身是要由政府來認定的,中央有明確的認可嗎?至於後勤給養,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我說武鬥升級最後無非是兩種前途:一是一派消滅另一派,即便是這樣,系列後遺症也難以解決;二是兩敗俱傷。我說實在不行我們就撤退,別人拿起槍來了,不跑是不行的。
會上批評我右傾的大有人在,支持我的人也不少,兩方的意見爭持不下,徐光明和鄧長春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軍工的堅決反對,他們可以固守工廠地盤。會上最後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對我的意見比較多。後頭我的意見是沒有武器的就只有走,不能白白被人殺死,有幾十萬人跑去內江、宜賓、成都,形成全市性的躲避武鬥大逃亡。
大概是七月中旬,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說張國華要他們護送我去成都有事,由副軍長韓懷志陪同我去成都彙報武鬥情況。我坐的是鐵路巡邏車去成都,這個鐵甲車是制止武鬥的裝甲專列。我在錦江賓館向劉張彙報,說「紅十條」是空文,軍隊的立場還是沒有轉變,每個單位都在發生問題,矛盾在逐步激化,群眾組織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要害是軍隊的態度沒有根本轉變。晚上張國華打電話找我去50軍軍部,張政委一見面就說打電話到處都找不到我,我說重慶到處都在打架,反到底紛紛被從單位趕出來,打出許多人現在住在體育館裏,我每天都在各個工廠中間奔忙,怎麼接得到你的電話呢?他叫我等著他們研究,也要我與五十四軍商量。第二天我被喊去軍區,在西南局第四會議室,說謝富治副總理來了要見我。謝副總理見面後,問了重慶的情況,我講了武鬥從拳頭、磚頭到鋼針、槍枝的過程,他問到紅巖發動機廠的情況,我說很詳細的情況我也不知道。謝富治要我明天去協助他們做些群眾工作,他親自去做五十四軍的工作,要我務必出面與軍隊一起去制止和勸阻武鬥,他說武鬥再升級對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要我立即回重慶,說兩派的頭頭都要出去把武鬥勸阻下去。他是周總理和中央文革派來的,也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來了。五十四軍有一個師在成都,他說要他們派一個連先遣送我回去。
那個時候武鬥到處在封鎖,鐵路已經是一截一截的,五十四軍一個連荷槍實彈、頭戴鋼盔,分坐了四輛軍車,行車接近重慶的時候,在北碚我看到工人都是頭戴鋼盔,手拿盾牌和鋼針,紅巖廠的鋼針多,在這個廠八一五的人被趕走了,從歇馬鎮到紅巖廠一線是反到底控制,我要他們不要主動出擊,工人還是買我的帳,謝富治的秘書參謀說你還是有威信。我說過了北碚就是八一五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解放軍說有這樣的情況,就由我們來解決,他們明確告訴八一五的武裝人員,是護送黃廉的,我們是從成都軍區來的,要他們請軍代表出來講話,一路上到處都是八一五的檢查站,完全是一派戰爭氣氛。
謝富治、王力、梁興初、李再含、劉結挺等到重慶之後,在警備區接見兩派各大總部的負責人,傳達了中央的指示,要大家盡力制止武鬥。在這個會上就發生了一些事情,還在廁所裏發現了匕首。開了會也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省革籌的張國華、梁興初、劉張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直升機就已經在54軍的靶場降落,謝王午飯都沒有吃就離開了,我跟謝王握手問他們能夠呆多久,謝家祥說他們馬上就要走,據說要去武漢。我攔住王力問,你們這一走我們這一攤子怎麼辦?他回答說眼下還有比你這裏還緊急的事情。我當時對中央代表和省裏領導這次來渝抱著很大的希望,沒有想到竟然是這樣,我急得眼淚都流下來了。
不久就傳說鄧長春成立了黃山戰區,我感到沒有這個必要,毛主席還能夠控制這個局面,有什麼必要「重上井岡山」?不過大批的人趁機跑到黃山上去,省得留在下面發生衝突,八一五也沒有能力去攻打黃山。
六中又用小口徑步槍打傷二輕的一個人,在這個事情出來之後,有的地方就開始搶槍。這個時候,省革籌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都到重慶來制止武鬥,試圖調解兩派的矛盾,在五十四軍召開兩派頭頭的會議。正好在那個時候,江青沒有明確反對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衛」這個口號,出現在《文匯報》上,我拿這個報紙去找劉結挺,他不表態;張西挺說劉政委不可能明確解答你的問題,恐怕只能按照自己的處境條件去決定了。我曾經問過王力,如果人家打上門來怎麼辦,王力說只有死人才讓人家打不還手。我們主張不搞武鬥,要是人家逼著你就沒有辦法了,只有自衛。
我問梁興初:這麼多人被打出來怎麼辦?梁興初的口氣很硬,要動員大家回原單位去,五十四軍和軍分區也跟著施加壓力,我問安全怎麼保證?結果他們都不採取安全保證措施,回去一批挨了打,又跑出來。五十四軍的派性還藏著和掖著點,梁興初自恃「老子功勞大」,派性公開表露無遺,在九五命令下來之後,他還曾經公開支持八一五持有槍械,這是1968年武鬥餘波的伏筆,九一三之後他作為「林彪死黨」,這才從四川的政治舞臺上消失。
第二天我回到工總司去,中學生跨著衝鋒槍闖進來,把我團團圍住,逼著我簽字去軍工要槍。我說這個字我不能簽,他們把刺刀拔出來插在桌子上。我說誰打響第一槍,誰的責任大;而且只要全面武鬥一打響,就沒有了是非和界線,今天我們這麼多人擠在一起,如果是全面武鬥,趕出來的人還要多,吃飯怎麼辦?每個人的供給都在單位,吃飯誰給錢?武鬥升級死傷必多,軍隊有編制,武鬥的傷患怎麼救治,陣亡留下的孤兒寡母怎麼辦?學生們說怎麼能夠考慮那麼多的問題,人都被他們整成這個樣子了,你當什麼頭頭?自然這個時候鄧長春成了英雄,威信就起來了,也有支持我的,他們也考慮武鬥升級之後的死傷,還有中央認可不認可的問題。徐光明他們寫的《人民戰爭救山城》叫我看,我說你都是抄毛主席的東西多,這樣搞下去,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問題還在於:最後的是非還是要用十六條來檢驗。
那個時候真是進退為難,處處發生問題,到七月上旬的時候,整個城市已經處於割據、對峙和膠著狀態,大家都沒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一天五十四軍張處長打電話給我,要接我去軍部,說是一二號首長要見我,還不讓帶隨從人員和警衛。我就在體育館等他們的車,車子來的時候,幾個老太太哭著拉住我不讓上車,說軍隊根本不支持我們,怕我去到那裏被他們害死。到五十四軍之後,耿參謀長說是你的一個老朋友要找你談心,交流一下意見,他還說制止武鬥的事情,我們也在制止,還是要靠你們去做群眾的工作。
原來是周家喻找我,我去的時候他正在裏面游泳。我同周一起吃午飯的時候,我問他學生的事情管不管得住,周說雖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我說我們還是要團結在「紅十條」「紅五條」下,第一是要保證我們的人回廠安全,軍隊還是聽你們的。他說你們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我是從他口中才知道熊代富在我們反到底的人手裏。周問我手上有槍沒有,我說沒有。他也說武鬥再升不得級了,不要搞得大家都收不了場。他問你們體育館發槍沒有,我說沒有。我反過來問他,他說我們群眾手上沒有槍,只要需要槍隨時都會有。我說:你這是威脅我。他說你這個人自己不說話,我講了實情,你又說我威脅你。周嚴肅地說:我們有人看到你們文聯屋頂上架有機槍。
回去之後,我找人詢問,才知道文聯那不是真槍,那是一些中學生擔心八一五來進攻,把演戲的道具槍擺在屋頂上,他們還完全不知道厲害,唯恐天下不亂,還說就是要嚇唬嚇唬那些老保。我知道的真實情況,就馬上給五十四軍支左辦公室掛電話,說明文聯樓頂「有機槍」的實際情況。武鬥前的那個徵兆,真是草木皆兵了。
十一、 陷入「安全困境」的造反派武裝過程
7月底的時候,梁興初和劉張他們到重慶制止武鬥,他們走了問題也沒有解決。形勢越來越緊張,矛盾在持續積累和激化。反到底被打出來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在重慶站不住腳,趕車跑去成都、宜賓、瀘州等地,梁興初還動不動就打電話來,要我去把人接回來。武鬥已將我們逼得沒有立足之地了。
在二十一二號的時候,空壓廠已經發了槍,機械學校的八一五也已經有槍了。體育館已經集中了許許多多人,多數都是拖娃帶崽的婦孺,其間我們的自衛力量還只有些鋼針,周圍的八一五都有了槍枝,如果住在文化宮的八一五專業武鬥隊一旦打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個時候確實是由不得我了,必須考慮加強總部的自衛力量了,在一個中午的時候我集合了170多個拿鋼針的人,叫他們不要聲張,跟我去建設廠要槍,聽說他們正在發槍。我們不敢走大路去,說袁家崗的「機麻子」已經有槍了,封鎖了三岔路口和大路,只有沿著江邊的鐵路分散運動過去。
我們好不容易到了建設廠,結果軍工井岡山的人根本不買帳,不肯發槍給工人造反軍總部。陳代富同志說:據說你搞上層路線,對武鬥現狀也不管,也不同意發槍,大家對你有意見。我說我給中央發了許多電報,中央也不表態,謝富治、王力來了也不表態,劉結挺不表態,我有什麼權力批准發槍。現在總部設在體育館,只有二十來平方公里的地方,在那裏住著的都是一些被各單位八一五打出來的避難者,萬一被人家攻下來,拖娃帶崽的多,怎麼辦?要給我們一點自衛的槍枝,我們只要求有300條槍就行了。他們說是中學生逼著他們發槍的,我說要發槍也只能先武裝成熟的工人,最好把槍掌握在本單位的復員轉業軍人手裏,工人聽話些,學生拿著槍隱患多。
周應古、陳代富、韓慶昌是建設廠的主要頭,陳代富說我們要與周應古研究一下,總部是應該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傾。周應古到重醫去了,建設廠軍工井岡山的頭都在那裏辦公。我們到重醫去找周應古,首先看到的是中學生大學生都在領槍,財貿921和交院915在那裏領槍。有兩個工人挎著槍,把我推到樓底下,聲稱要把我關起來,說是不要我去干擾他們,他們說八一五派八一兵團都已經發了槍。過了一陣子,重鋼和楊家坪地區的造反軍過來找周應古,說你們扣下黃老總。你周應古能夠當好這個頭?正在這個時候,五十四軍的李凡處長過來了,鄧長春的參謀小名周三的,拔槍頂住他,我要周三不要對李處長無禮,小心走火,結果又有兩個造反軍的人,拿槍頂住週三。發槍的隱患當場就看出來了,我對他們說,我們進行「文攻武衛」是被逼無奈,不是想要玩槍,要槍去參加解放軍好了,拿著槍一定要加倍慎重。我當時心情萬分沉重,文化大革命這一場鬥爭發展到今天,不知道最後究竟要付出多麼高昂的代價。
有幾個工人指責我不簽字發槍,我對他們說,你們是工人出身,不是很懂政治,你手上已經有槍了,為什麼還非要我老黃來簽字?這不明擺著是一個圈套嗎?我真簽了字,你們就能拿到槍嗎?這時重鋼的幾個荷槍實彈的造反軍,站在我邊上說:你們對老總如此無禮也不見得走得脫。周應古說,槍還沒有組裝出來,這些槍都是已經有主了。到晚飯的時候,去的同志非常不耐煩。周應古說槍可以發給你,但是你們今晚要參加總攻消滅「機麻子」,你們造反軍的人,必須參加戰鬥,把天鵝寶蛋打下來,然後槍你們可以拿走。有些人是軍隊轉業下來的,有些還當過連長什麼的,他們說這個條件真的是很歹毒,這豈不是喊我們拿命換槍嗎?要有命活下來,槍才能拿走,好吧,叫他們發槍,我們去跟他打仗。最後發給我們154支槍,每個人十匣子彈。
預備在當天晚上八點半發起總攻,大家都不願意讓我參戰,四個人把住門口不讓我出去。我說自己當過兵,還有點常識,最後他們同意我在後面的位置上督戰,還給我換了一枝最新的衝鋒槍,四匣子彈,警衛腳跟腳傍著我。他們想要選擇樹林作為突破,我說還是選擇紅苕地比較好。正準備前進的時候,空壓廠八一兵團開出四輛坦克,從清水池方向對建設廠進行猛烈攻擊,我們就終止進攻,撤下來了又走不過去,我要他們趕快就地休息,準備應付今天晚上可能有的惡戰。後來才聽說,反到底用滅火器填裝炸藥炸壞了一輛坦克,就阻止了他們的進攻行為。看來雙方都缺乏充分的作戰準備,一旦出現意外情況,就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們就將得到的一百多條槍拿回體育館,我們仍然沿著江邊的鐵路回去,分成30個人一組,前面的走過去了沒事,後面一組才敢跟上來,經菜園壩回到體育館,這是我們第一次得到槍。造反軍內部也開始兼併,有一些想得到槍枝的,就上黃山跟鄧長春他們套近乎,接受收編。造反軍南岸城建兵團的陳松柏同志,就堅持不肯接受收編,他堅持保衛海棠溪、上新街、黃角古道至黃角椏一線,在幾次惡鬥中間都有很好的表現,讓老百姓的安寧不受侵犯。
武鬥就這樣升級了,反到底下面有些分團跟軍工搞交易,木材廠、二輕各自去搞槍。在貫徹九五命令繳槍的時候,據說造反軍繳槍數字是1000多條槍。武鬥的槍枝來源有二:一是搶解放軍的槍,大部分是「明搶暗送」;二是軍工廠裏自己發的。兩派都在搶槍,八一五實際上是明搶暗送,他們拿了槍就走,什麼事情也沒有,有同情反到底觀點的戰士,因制止八一五搶槍而受過處分;如反到底去搶槍是要付出了血的代價的,還有一次鄧長春帶人衝進軍械庫,發現裏面都是些被服罐頭,雖然什麼武器都沒有拿到,但是軍隊卻借此告到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說反到底搶了軍械庫。
在重慶的軍工廠中間,江陵廠是生產三七炮引信;長安廠生產三管、四管三七炮,解放前是生產衝鋒槍的;空壓廠生產坦克,通用機器廠生產裝甲車;朝陽廠生產導彈,已經拿出來了,沒有敢用;建設廠生產步兵槍枝,控制在軍工井岡山手裏,這是反到底槍枝來源的主管道。生產槍枝的技術很簡單,據說江陵廠改裝自己的機器也能生產槍枝,八一五在井口農藥機械廠,強行責令生產衝鋒槍,並命名為「八一五」衝鋒槍。武器就是這樣大量地流向社會,大家各顯神通。
至於彈藥,江陵廠生產一些,子彈的主要生產廠是位於江南銅元局的長江電工廠,生產步槍和衝鋒槍子彈,這個廠子當時控制在八一五手上,所以我們常常打到彈盡糧絕的困境,為了運彈藥,我們江陵廠死了一些同志。
我曾想抵制武鬥升級,也抵制不了。鄧長春同志比我年青,他曾說黃枇杷不批我來批,他自己簽字同意發槍。據說後來軍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偵察他當初寫的那張字條,作為給他定罪的證據。後來很多人把武鬥的責任推給江青,公正地看這是一個氣候,誰都拿他無可奈何,武鬥升級是逐步的、漸進的,不是哪個人能夠控制得了的。有些人因為鄧長春指揮過武鬥,就把他說成是壞人,以此去苛責他,其實他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時就算是鄧長春本人不批准發槍,也會有別人去批准,要實行「武裝自衛」的人不是一個兩個,那是應付特定形勢的一種方略,而不是哪個人憑空進行的創造發明。許多人沒有親自經歷過那個時候,就想當然地下結論,也有許多人明明經歷過了,卻喜歡附合著後來的形勢說些瞎話。我自己親身經歷過那個時期,我曾經竭力想要避免武鬥,但是我最後還不得不親自去尋求槍枝來自衛,以增強安全感,所以我沒有資格說瞎話。
十二、 重慶大武鬥
重慶武鬥中間,場面寬,戰場多,事件起因複雜,有許多事情我沒有經歷過,有些是當時聽彙報的,知道多少說多少。
武漢720事件之後,成都軍區張國華政委,打電話給我,要我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勸回來,我說根本就回不來,進得了重慶也回不了單位,不信你派人送回來試試就知道了。
當時我是儘量避免打,不主張主動進攻,也不是我們能夠用武力打下來的。我當時寫了《寫給毛主席的彙報》,說他們把我們壓縮在二十來平方公里的地域裏,糧食和蔬菜斷絕;因為他們有軍隊支持,要糧有糧,要槍有槍。而且還威脅要停水停電,我給五十四軍打電話,說一經停水停電,幾百萬人的城市會發生什麼後果,你們要考慮。
當時河運學校的航鋒、軍工的部分人、重鋼也有人,集中在重醫那一坨,成為反到底的一個據點,那裏曾經發生過傷亡慘重的夜戰。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在八一五手裏,這兩個據點,對面相望。他們從中江、瀘州調來大批農民,準備夜襲重醫,拔掉這個釘子,消滅住在重醫的反到底那一坨。農民跟我們毫無瓜葛,誰能夠動員他們,非常明顯是那些手上有權的人,八一五給農民發了槍,晚間參戰人員穿上雨衣,匍匐通過招待所的花園和草地,準備去襲擊重醫。當時夜已經很深了,駐紮在重醫的反到底又剛剛開完晚會休息了,外面沒有人守衛。據說是有一個師專的女學生,她帶去的小妹妹不肯睡覺,跑到外面去玩槍,她先看到招待所花園裏有很多豬,感到很奇怪,等到農民爬過來之後,她就看到刺刀的反光,她就用陣地上的機槍對準就打,這突然的開火當然就傷亡慘重,好在後座力把她給掀翻了。槍聲驚動了已經休息的人,大家跑上來就是一通好打,戰後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個不肯睡覺的10多歲的小學女生,最先處置危險的。農民根本就沒有受過訓練,地形又不利,加上突然打響又不知道躲避,死傷非常慘重,有的說死了兩百,有的說死了三百,過了幾天屍體躺在果樹下都腐爛了,結果是就地掩埋,有些農民死在那裏很多年了,家裏人恐怕都不知道他在哪裡,到底是死是活。八一五後來又來報復,因為是白天,沒有佔到什麼便宜。這類戰亂中間的憾事,至今想起來還是心裏難受,拿起武器實出於無奈,都是那些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走資派挑起內戰,他們在一邊漁利,這是我們的真正敵人,但是他們始終躲在一邊。
我想起什麼就談什麼,沒有時序,武鬥初期八一五為了打通往市區的道路,陽增太曾經指揮攻打響了工業學校一戰,也是很有名的。建設廠發展過攻防戰鬥,八一五在攻打建設廠的女工宿舍的時候,動用了火炮;為了拔掉壓制建設廠火力點,建設廠舉行反攻,趕走了佔據「彎彎大樓」制高點的八一五。我雖然沒有親臨武鬥現場,在聽到彙報之後,心情十分沉重。
重慶市市中區是夾在長江和嘉陵江之間的一個半島,重慶出現割據局面之後,誰都是動彈不得。八一五已經控制了沙坪壩地區,斷絕了西邊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六中佔據著印刷廠和二輕大樓,封鎖了反到底的大本營,火力封鎖住嘉陵江大橋,斷絕了北面的通道;東南面是長江,朝天門碼頭文革初期改稱紅港,很多據點被八一五佔據了。我們總部設在體育館附近,附近一帶在我們手裏;江北華新街到三鋼、長安廠一線基本上是反到底控制,江陵廠也佔了一片;依仗望江廠的實力,反到底控制了南岸和銅鑼峽,從鐵山坪翻過山去就與望江廠接壤。銅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手裏。整個城市分割成為一片一片的,每一個地方都走不通了。當時只有軍隊的車輛可以暢通無阻,鑒於我們與軍隊的關係不好,軍隊不肯幫助我們運輸生活用品,有時軍隊還故意刁難我們,不但是反到底大本營受困,其他工廠和附近地區的遭遇也一樣,蔬菜糧食都無法運進來,我們總部就困在體育館一帶,各單位被打出來的反到底一派觀點的群眾,能夠撤出來的就集中到體育館來,容不下的,儘量勸他們遠離重慶、出去投親靠友。
當時反到底一派群眾流亡到川內各地和全國,內戰風煙滾滾的時候,重慶老百姓也和我們一樣共同受苦。我們三面的交通都被斷絕了,碼頭不能用,西邊是重大控制的沙坪壩地域,嘉陵江大橋又被封鎖,市中區的上百萬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沒有蔬菜供應。這個時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橋,從江北運進糧食和蔬菜,爭取從大竹、達縣得到支援,這一道路上八一五隻有幾個孤立的據點。我們當時開會研究,糧食蔬菜已經沒有了,如果八一五再斷掉水電,那就更危險了,生存來源都斷絕了,還談什麼「自衛」!我當時主持開會討論,大家都認為封鎖大橋的少數人,只有幾百人,被困在體育館的是多數,被困在市中區的老百姓是多數,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和工總司都認為不能讓上百萬的老百姓餓死、困死!所以就與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六月天兵」商量,預備打通大橋,從江北獲得糧食和蔬菜,打下來之後立即由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把守大橋,維護交通。准許貨運車輛進城,允許農民進城賣菜,允許普通群眾自由過橋,加強檢查,凡攜帶武器者不准通行,軍車也要檢查,不准幫助運送槍械和軍火。
我們事先商定,在開炮之前要預先通知老百姓疏散,由江北指揮部的蘇靖康和工總司的李木森同志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擊民宅。同時也準備正告八一五武鬥人員退出據點,還提前告知五十四軍要他們幫助做八一五的工作,請他們自覺撤退,不要封鎖嘉陵江大橋。當時也考慮到,有可能八一五得知進攻消息之後,調集大批力量過來,結果攻下不來。我當時講,預先進行廣播不是天真,而是事關人命,是對待群眾的問題,八一五也是群眾,如果他們要調重兵過來,那就打吧!具體的宣傳工作、發佈廣播以及與軍隊通報,就由我來辦。
8月14日下午五點鐘,我給五十四軍白斌副軍長打電話,希望他做八一五的工作,白斌說一些官話,叫不要打,一切好商量。我告訴他說,你趕緊做工作,如果6點鐘之前他們不撤除對嘉陵江大橋的封鎖,我們就要開炮了。我把電話打完之後,由工總司、體委、長安廠的廣播發出聲明,各個點上都大開高音喇叭,說八一五圍困市中區人民將近半個月了,我們沒有糧食蔬菜,我們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們,請周圍的群眾理解並支持我們,儘快撤離。第二個廣播是對八一五講話的,說嘉陵江大橋是重慶人民的大橋,是重慶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團體都沒有權利封鎖,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們在一個小時之內撤出封鎖據點,為了老百姓的利益,希望你們自覺放棄不恰當的作法。
廣播之後,我就站在文聯的樓頂上看,八一五置之不理,附近的老百姓抱著東西、拖兒帶女開始轉移,情景非常感人。6點15分,江北區委和長安廠的炮位開始警告性的發炮,攻擊八一五盤踞的輕工局大樓、六中和印刷廠,戰鬥大約進行了一小時四十分,也有的說是一個小時,因為是群眾組織參戰,沒有那麼一致。從後來查看的彈著點看,李木森和蘇靖康同志是做了工作的,沒有炮擊任何一棟民宅,沒有攻擊一個非武鬥據點,我由衷地佩服同志們。八一五的還擊點定位在江北區委,長安廠,三鋼。當時我身邊的一個同志感歎說「這就是戰場,好兇啊!」炮擊準備過後,工人們都是赤膊上陣,穿了短褲,手持步槍和衝鋒槍,在橋上匍匐前進,非常勇敢。打下來之後,我立即去江北區委指揮部,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蘇靖康他們已經精疲力竭去休息了,武鬥人員也找不到了。在南橋頭二輕局大樓被炮火擊中,整個大樓起火燃燒了;六中的教室也被打壞了幾間,印刷廠也有損失,八一五也有炮位設在市委背後,受反擊時市委大院也落了炮彈。三鋼死了幾個人,當時只好埋在廠區,長安廠也有傷亡。大橋上有兩具屍體,還是打著赤膊、躺在橋上。老百姓說還是反到底、工總司好,打仗之前就要我們避開,他們自己去犧牲,第二天屍體就腐敗了,同志們就把他們安葬在橋頭的花園裏面。
第二天早上就聽說農民的糧食和蔬菜已經進城了,大橋上的人成群結隊,都是去江北的糧店買菜油的,糧店乾脆每個人一瓶,發給大家。
這一仗打完之後,反到底士氣大振,號稱是「解放」了。不少老百姓也認為反到底好,我們還出了很多佈告,其間工總司也是很威風,街上的人看到我們,眼光中就充滿著敬意。大家都是精神振奮,打下來之後要「表功」,造反軍和工總司都有人教我打電話給中央彙報,長安廠的人估計說:恐怕打了五六千發炮彈,江北指揮部的人說他們也打了那麼多,這樣我就如實報告給北京,為什麼要打,以及打了一萬多發炮彈。小報以《嘉陵江上煙雲滾滾》為題目加以報導,後來知道這個文章毛主席和周總理都看了。當時總共只有十七八門炮,炮擊持續了一個來小時,估計打了三五千發炮彈是有的,沒有上報的那麼多,當初大家都是爭著要表功。最後聽說周總理罵敗家子,大家又都縮回去了。
當時我們大開喇叭,提前警告準備進攻的時候,可能是五十四軍不相信我們真能打;機關幹部裏面有些人說黃廉好傻呀,哪有打仗還提前告知對方的,也有的說是嚇唬而已;周家喻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也不相信你能打。經過這一件事,我對「兵不厭詐」有了很深刻的體會,事情常常是真真假假,難以辨別。
我們提前告知對方,最後還打贏了,都認為是個奇跡。我分析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們的炮多,他們只有幾門炮;第二:據點裏八一五派主要是一些學生,比我們這邊工人更算是烏合之眾,而且很多工人本身就是部隊轉業的,有作戰經驗。打過之後,五十四軍和舊市委的一些人就放出謠言來了,說反到底能夠打下嘉陵江大橋,背後絕對有黑高參,說什麼黃廉這個人從部隊到地方都是耍筆桿子的,哪裡會打仗嘛。他們還說得有鼻子有眼,說黃廉曾經跟胡宗南的參謀長裴昌會一起下過棋,五十四軍還說是裴昌會親自幫黃廉確定的炮位。反到底內部本來就有分歧,接著這個懷疑又增加了,黃廉三十歲的人有這個能耐?還有的人覺得不應該把這個事情上報給北京,這也是一個分歧。後來那些當權派為了整我們,就著這個謠言,去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間為此還特別確立了個「一號專案」。這個專案是為了實現支一派壓一派,為了把我們置於死地,一口咬定反到底和黃廉是被走資派、牛鬼蛇神和國民黨舊軍官所利用,除了要打擊我本人和反到底一派的群眾之外,這一專案不知道陷害了多少起義將領和群眾。
根據我瞭解的實際情況,市公安局有個名叫高尚武的處長,曾經參加過「一號專案」的工作。專案的設想來自於五十四軍軍部保存了一個「聯絡圖」,這是舊市委、革聯會和五十四軍早就構思好的,他們把一大批國民黨起義將領和民主人士編入專案,說他們上面接受劉少奇鄧小平的操縱,下面通過黃廉操縱造反軍,在清隊中間就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聯絡圖,進行逼供信以取得口供。具體是一個名叫鄧翰的人,在苦打成招中間提供假材料,胡宗南的參謀長裴昌會被他們打斷了腳桿,還涉及到起義將領夏仲實、魯崇義等,還有一些低級別的國民黨將領。這個圖後來轉移到公安局保管,高處長感到那些當權派太不成話,完全沒有一點共產黨人的氣味。高尚武同志出於良知和正義,含著淚水把一號專案聯絡圖的複製件交給了我,我們拿到這個材料之後,作為一個走資派陷害群眾組織的政治陰謀,上報周總理和中央,說他們無中生有地對一派群眾進行政治陷害,對民主人士進行陷害。在我幾次挨整的時候,他們都要我交代如何知道這個材料,我怕他們殺人滅口就說案中有案,拒不回答,高處長後來還是遭他們排斥,無緣無故地靠邊站了,這個案子決不是群眾組織搞的,後來給一號專案平反的時候,魯大東他們又另外編一套瞎話,掩蓋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這個專案中間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掩蓋他市如何利用這個專案來陷害與他有不同意見的老幹部如王墨林、王公傑、王炎、宋學武、岳林等。我作為「一號專案」構陷的第一號對象,從來就沒有平反過。
1982年對我進行審判的時候,把打嘉陵江大橋的事情全部算在我頭上,說我參加策劃武鬥,殘害群眾,犯有「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判決書列舉的傷亡和損失數字是:「這次武鬥造成打死十一人,打傷多人,燒燬重慶市第一輕工業局辦公大樓、重慶第六中學一棟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及部分設備,燒燬大樓幹部檔案、財會帳目、檔資料,後果嚴重。」由於他們在1979年已經給「一號專案」平了反,就不再說我跟國民黨殘渣餘孽勾結搞叛亂了,改而說我們準備在重慶附近上山打遊擊。
十三、 九五命令之後平息武鬥的再次努力
在十六條中間就明確規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看來毛主席對後來的形勢發展有預見性,文化大革命確實涉及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又恰恰有發生武鬥的理由。明明毛主席一貫是反對武鬥的,武鬥也是不受普通人歡迎的,許多參加者都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
我極力主張不要主動出擊,只能自衛,自衛的時候眼看能打得贏就打,不能自衛的就放棄單位,出去投親靠友,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趕火車去內江,去成都,反到底幾十萬人分佈到四川各地去躲避武鬥,改變了當地的力量對比。也有少數去了武漢,但是不多,有四個文藝團體在武漢為鋼工總和空軍演出,就留在那邊幾個月不回來。反到底內部就有人反對,說我是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
十多二十萬人去成都,各個對口系統都住滿了,個人去的沒有人接待,餓得不行就在街上拿涼粉吃不給錢,梁興初說你們的人到成都搶涼粉吃,給我弄回去;我說梁司令員,你連接待工作都作不了,這是你的恥辱,給他頂回去。我說回來過不了內江,到了榮昌也進不了重慶,回不了單位,他問有你說的怎麼嚴重,我說你不信試一下。他們果然派人送了一批回來,結果在重慶站就遭到八一五毆打,一下火車就落入了八一五佔領區,他們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脅。
四川省革籌和成都軍區像重慶派了武鬥調查小組,還有制止武鬥的工作組,周恩來也先後派來溫伯華和謝文欣他們兩個到重慶來,調查制止武鬥,其間還有中央謝富治、王力和貴州的李再含也來過重慶。好多次把我們叫到五十四軍去,做勸說工作。中央軍委也派了一個名叫陳斌的中將,到重慶來制止武鬥,組織了制止武鬥的工作小組,我和周家喻都參加過,專門製作了制止武鬥的旗幟,紅邊黃旗黑字,上面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制止武鬥小組」,制止武鬥的汽車,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放行,都說是「黃龍旗車子」來了。解決一些有名的武鬥據點如楊家坪武鬥、空壓廠打清水池、沙坪壩、南岸、北碚等等,工總司都派人去看過,有些地方我也去看看,不是每個場合都去。那個時候重慶的武鬥點比今天的伊拉克多幾十倍,一打起來,雙方都打電話說遭對方襲擊,是非難分。
一次江南的銅元局發生了武鬥,在警備區指示下,工總司派出的制止武鬥的工作人員名叫譚學逸,他是二輕墨水廠的一個幹部,是工總司的一個聯絡員,他為人很正直,參加了武鬥制止小組工作。這一次他隨車去江南制止武鬥,戴有警備區和革籌組的制止武鬥袖章,吉普車插了黃龍旗,在過汽渡的時候,八一五不放行,軍隊個別人耍派性手腕,要他下車去招呼,本來應該八一五本派的人下去招呼,結果他被武鬥人員用鋼針捅死了。譚是戴著軍隊工作人員的標誌、在執行制止武鬥任務過程中間犧牲的,五十四軍卻連公道話都不說,派性太嚴重,屍體運回軍部之後就要我們去領走。他夫人是個醫生,當她受到這個打擊之後神經失常了,譚留下一個小女兒,到底是怎麼長大的我都不清楚。
中央九五命令下達之後,溫伯華找我談話,說總理希望你起個好的作用,能不能說服你們工總司和造反軍帶個頭。他還說我也跟總理說過你的處境,也很為難。白斌插話說,軍工對黃廉是有意見,有人甚至說他是叛徒,他能說服嗎?溫伯華說,不管怎樣,要相信中央,相信總理。劉結挺說,恐怕全國最後都要如此了,這個形勢不能繼續下去。我說,只要一放下武器,我們就是任人宰割了,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我怎麼對得起群眾,到那時我們的人不把我撕成幾片才怪。張國華說再拖延下去性質就變了,至少你自己表明態度,不要管軍工聽不聽,少數人的問題你就不要管了。
我回到總部之後,思想鬥爭很激烈,從重慶人民的利益和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出發,我應該這樣做,也應該冒這個險。去跟各個組織商量,走一個地方碰一次壁,二七工人造反團說:你這是把我們的命拿去,軍工除了能與李木森談幾句話之外,根本就不讓我去,真有點「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味道。我當時有一種感覺,認為軍工的同志只是對我不服氣而已,並不是要對抗中央的命令。也有一部分人找我研究形勢,我說溫伯華不會撒謊,是周總理的意見。最後我回到造反軍,我是一把手,就履行一下職權,把造反軍全部13個勤務員,都集中到文聯開會,我說一定要交槍,時間也只有兩三天了,省革籌和總理的聯絡員都是這個意見,在規定的時間再不交槍,就要宣佈為非法武裝組織,當作國民黨和土匪來處理。很多人流著眼淚講,老總你一定要考慮清楚,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我說如果離開了十六條,離開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沒有了宗旨還拿著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亂打,那是不行的,山西的造反派、雲南的炮派是我們的前車之鑒,我就冒這個險聽毛主席的話,首先繳槍,我順手把手槍摘下來卸下彈夾放在桌子上,全體勤務員都流了眼淚,說就聽你的吧,看交槍之後是個什麼後果。
我至今對老工人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們確實是冒著生命危險帶頭交槍的。我叫朱正坤拿筆來登記,大家把自己的衝鋒槍、手槍都放在桌子上。然後我就給張政委、溫伯華和五十四軍打電話,說工人造反軍決定首先交槍,明天一早送過去。結果五十四軍反而有些緊張,更多的是被動,軍長和政委都說料定黃廉辦不成這個事情。第二天我們造反軍六輛卡車,敲鑼打鼓地送槍到五十四軍去。我們一交槍,軍工的同志們也行動起來,內部一些激進的同志恨我的情緒就更加上升了。
有人帶頭就好辦了,我去江北郊區的幾個武鬥連隊,跟他們開會說要交槍,有人哭起來,覺得此後命運難測。最後還是說服他們在期限之內,把武器如數上交了。有人說,他拿到槍連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你當時紀律太嚴,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要求打幾發,我同意了。到稻田裏安排打靶,每人三發子彈,滿足一下小孩子心態。第二天下起滂沱大雨,各個分部都來交槍,交槍持續了一天半。軍工也去交槍,五十四軍只是派一個人來登記,連避雨的地方都不提供,開水也沒有一口。槍枝在大操場堆積如山,機關鎗一堆,步槍一堆,老三八式一堆。他們五十四軍的心態就是那個樣子,看到我們交槍反而像是不高興了,白斌副軍長表揚我說:黃廉,你這次又放衛星了,又出風頭了,張政委和周總理都說要表揚你,你知道吧。
下來溫伯華跟我說,黃廉同志,你做得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我鄭重告訴你,我向總理彙報,總理說應該給你表揚,你這個頭帶得好;昨天我跟五十四軍碰頭,他們估計你做不通底下的工作。我說這是靠了毛主席的威望,溫伯華說你這麼想就對了。現在回憶起來,那時真是「有槍就是草頭王」,那個混亂陣仗很多人沒有見過,那個時候好在有毛主席在,沒有毛主席誰招呼得住。
在省革籌的監督下8月20日曾經達成制止武鬥的協定,保證傷患的正常治療。我們是九月九日交槍的,在八號的警備區會議做了表態。反到底發表了告全市人民書,說堅決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保證立即把武器上交。交槍之後,我的主要事務就是做內部的思想穩定工作,有的說交對了,有的說交錯了,局部地區還在發生問題,這裏告急,那裏告急,我本單位木材公司也告急,這就越發埋怨上交錯了,整天就是忙於做這個工作。至今有人說我們當時是「搶先上交」,說的多麼輕巧,好像交槍這樣性命交關的事情,也可以投機取巧似的,這個人很清楚當時的情況,要作出並執行這樣的步驟是何等為難!今天這個人也已經年過花甲了,還這麼說,恐怕真是「生命不息、派性不止」了。
>> 待續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四)

老田 訪問整理

十、 67年重慶制止武鬥努力的失敗
第一次大武鬥發生在6月上旬,地點是西南師範學院,西師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團發生了武力衝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師「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學生去支持西師831,都開了汽車過去,雙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兩三千人在那裏荒坡上攔住打。八一五的援助力量是熊代富帶過去的,他是八一五總團的實力派,親自帶人去搞武鬥,而且是八一五裏面僅次於周家喻的頭頭,明顯違背了中央的指示,葉祖祿和軍醫大學的人、還有軍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針麻醉藥,給他穿上雨衣,作為戰俘送到北京去告狀,當作一個活證據。他們在車上有兩大失誤,一是沒有解開捆綁,長時間血脈不暢,最後一個手肌肉壞死不行了,幸好未造成殘廢;另外是麻醉藥醒了他們也不知道,最後被乘警發現了,覺得事情反常而把人交給了北京衛戍區。熊回來之後就長期住在五十四軍醫院裏,直到成立革委會之後才出來當副主任,此後他受到魯大東的提拔,入黨當了市委常委,還擔任過重慶市團委書記。
各個單位起先的武鬥都是棍棍棒棒,拳頭,先頭是在二輕和嘉陵江橋頭,動用體育用小口徑步槍。接著大家就開始搶佔戰略地盤,控制佔領自己的單位,醫院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八一五首先控制了重大校園,繼而控制了沙坪壩地區,一經控制住就把反到底統統趕出去,否則就是戰俘。反到底的總部在體育館,到處住滿了被趕出來的人,這一片就被我們控制住了。當時的重慶市逐步形成派別割據形勢,交通也逐步斷絕了。
為了應對緊急形勢,六大司令部負責人在灘子口電影公司片庫裏,舉行過一次重要會議,討論應付重慶的局勢。這個地方原來是一個防空洞,當時的形勢已經比較吃緊,從會議地點選擇上就可以看出來,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負責人都參加了。會議上兩種觀點的爭論非常激烈,在爭論中間徐光明還因此昏了過去。一種觀點是以「左左派」徐光明為代表的「人民戰爭救山城」的觀點,他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們到處在挨打,紅十條、紅五條貫徹不下來,全盤否定二月鎮反只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上又不服氣,軍隊支一派壓一派,所以武鬥不斷,因此有的人就要以武鬥來對待武鬥,在這樣的嚴重局勢前面絕對不能右傾,這種觀點比較有市場。我的觀點是:目前第二次資反路線是對著毛主席的大字報和紅十條的新反撲,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的瘋狂抵制,保守組織和跟錯路線的造反派轉不過彎來,鬥爭的複雜性是挑動群眾鬥群眾,走資派是坐山觀虎鬥,我們群眾組織之間相爭,走資派是漁翁得利。我們進行革命的大批判,根本沒有深入下去,我們只有上面依靠毛主席相信黨中央,現在解放軍還是毛主席掌握的,關鍵還是要做軍隊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夠做軍隊的工作。如果我們行動偏激了,給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造成藉口。
我的觀點開頭是少數,接著我就講了很多的現實困難,首先是我們沒有全面反擊的力量,工廠裏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夠生產一些武器,但是後續的供應從哪裡來?群眾組織沒有嚴密的組織紀律控制,武器流失到社會上,後果完全不能想像;沒有任何物質和技術上救助條件,傷患怎麼處理?群眾和群眾打起來,死者算什麼,是歹徒還是烈士,這個本身是要由政府來認定的,中央有明確的認可嗎?至於後勤給養,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我說武鬥升級最後無非是兩種前途:一是一派消滅另一派,即便是這樣,系列後遺症也難以解決;二是兩敗俱傷。我說實在不行我們就撤退,別人拿起槍來了,不跑是不行的。
會上批評我右傾的大有人在,支持我的人也不少,兩方的意見爭持不下,徐光明和鄧長春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軍工的堅決反對,他們可以固守工廠地盤。會上最後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對我的意見比較多。後頭我的意見是沒有武器的就只有走,不能白白被人殺死,有幾十萬人跑去內江、宜賓、成都,形成全市性的躲避武鬥大逃亡。
大概是七月中旬,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說張國華要他們護送我去成都有事,由副軍長韓懷志陪同我去成都彙報武鬥情況。我坐的是鐵路巡邏車去成都,這個鐵甲車是制止武鬥的裝甲專列。我在錦江賓館向劉張彙報,說「紅十條」是空文,軍隊的立場還是沒有轉變,每個單位都在發生問題,矛盾在逐步激化,群眾組織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要害是軍隊的態度沒有根本轉變。晚上張國華打電話找我去50軍軍部,張政委一見面就說打電話到處都找不到我,我說重慶到處都在打架,反到底紛紛被從單位趕出來,打出許多人現在住在體育館裏,我每天都在各個工廠中間奔忙,怎麼接得到你的電話呢?他叫我等著他們研究,也要我與五十四軍商量。第二天我被喊去軍區,在西南局第四會議室,說謝富治副總理來了要見我。謝副總理見面後,問了重慶的情況,我講了武鬥從拳頭、磚頭到鋼針、槍枝的過程,他問到紅巖發動機廠的情況,我說很詳細的情況我也不知道。謝富治要我明天去協助他們做些群眾工作,他親自去做五十四軍的工作,要我務必出面與軍隊一起去制止和勸阻武鬥,他說武鬥再升級對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要我立即回重慶,說兩派的頭頭都要出去把武鬥勸阻下去。他是周總理和中央文革派來的,也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來了。五十四軍有一個師在成都,他說要他們派一個連先遣送我回去。
那個時候武鬥到處在封鎖,鐵路已經是一截一截的,五十四軍一個連荷槍實彈、頭戴鋼盔,分坐了四輛軍車,行車接近重慶的時候,在北碚我看到工人都是頭戴鋼盔,手拿盾牌和鋼針,紅巖廠的鋼針多,在這個廠八一五的人被趕走了,從歇馬鎮到紅巖廠一線是反到底控制,我要他們不要主動出擊,工人還是買我的帳,謝富治的秘書參謀說你還是有威信。我說過了北碚就是八一五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解放軍說有這樣的情況,就由我們來解決,他們明確告訴八一五的武裝人員,是護送黃廉的,我們是從成都軍區來的,要他們請軍代表出來講話,一路上到處都是八一五的檢查站,完全是一派戰爭氣氛。
謝富治、王力、梁興初、李再含、劉結挺等到重慶之後,在警備區接見兩派各大總部的負責人,傳達了中央的指示,要大家盡力制止武鬥。在這個會上就發生了一些事情,還在廁所裏發現了匕首。開了會也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省革籌的張國華、梁興初、劉張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直升機就已經在54軍的靶場降落,謝王午飯都沒有吃就離開了,我跟謝王握手問他們能夠呆多久,謝家祥說他們馬上就要走,據說要去武漢。我攔住王力問,你們這一走我們這一攤子怎麼辦?他回答說眼下還有比你這裏還緊急的事情。我當時對中央代表和省裏領導這次來渝抱著很大的希望,沒有想到竟然是這樣,我急得眼淚都流下來了。
不久就傳說鄧長春成立了黃山戰區,我感到沒有這個必要,毛主席還能夠控制這個局面,有什麼必要「重上井岡山」?不過大批的人趁機跑到黃山上去,省得留在下面發生衝突,八一五也沒有能力去攻打黃山。
六中又用小口徑步槍打傷二輕的一個人,在這個事情出來之後,有的地方就開始搶槍。這個時候,省革籌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都到重慶來制止武鬥,試圖調解兩派的矛盾,在五十四軍召開兩派頭頭的會議。正好在那個時候,江青沒有明確反對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衛」這個口號,出現在《文匯報》上,我拿這個報紙去找劉結挺,他不表態;張西挺說劉政委不可能明確解答你的問題,恐怕只能按照自己的處境條件去決定了。我曾經問過王力,如果人家打上門來怎麼辦,王力說只有死人才讓人家打不還手。我們主張不搞武鬥,要是人家逼著你就沒有辦法了,只有自衛。
我問梁興初:這麼多人被打出來怎麼辦?梁興初的口氣很硬,要動員大家回原單位去,五十四軍和軍分區也跟著施加壓力,我問安全怎麼保證?結果他們都不採取安全保證措施,回去一批挨了打,又跑出來。五十四軍的派性還藏著和掖著點,梁興初自恃「老子功勞大」,派性公開表露無遺,在九五命令下來之後,他還曾經公開支持八一五持有槍械,這是1968年武鬥餘波的伏筆,九一三之後他作為「林彪死黨」,這才從四川的政治舞臺上消失。
第二天我回到工總司去,中學生跨著衝鋒槍闖進來,把我團團圍住,逼著我簽字去軍工要槍。我說這個字我不能簽,他們把刺刀拔出來插在桌子上。我說誰打響第一槍,誰的責任大;而且只要全面武鬥一打響,就沒有了是非和界線,今天我們這麼多人擠在一起,如果是全面武鬥,趕出來的人還要多,吃飯怎麼辦?每個人的供給都在單位,吃飯誰給錢?武鬥升級死傷必多,軍隊有編制,武鬥的傷患怎麼救治,陣亡留下的孤兒寡母怎麼辦?學生們說怎麼能夠考慮那麼多的問題,人都被他們整成這個樣子了,你當什麼頭頭?自然這個時候鄧長春成了英雄,威信就起來了,也有支持我的,他們也考慮武鬥升級之後的死傷,還有中央認可不認可的問題。徐光明他們寫的《人民戰爭救山城》叫我看,我說你都是抄毛主席的東西多,這樣搞下去,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問題還在於:最後的是非還是要用十六條來檢驗。
那個時候真是進退為難,處處發生問題,到七月上旬的時候,整個城市已經處於割據、對峙和膠著狀態,大家都沒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一天五十四軍張處長打電話給我,要接我去軍部,說是一二號首長要見我,還不讓帶隨從人員和警衛。我就在體育館等他們的車,車子來的時候,幾個老太太哭著拉住我不讓上車,說軍隊根本不支持我們,怕我去到那裏被他們害死。到五十四軍之後,耿參謀長說是你的一個老朋友要找你談心,交流一下意見,他還說制止武鬥的事情,我們也在制止,還是要靠你們去做群眾的工作。
原來是周家喻找我,我去的時候他正在裏面游泳。我同周一起吃午飯的時候,我問他學生的事情管不管得住,周說雖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我說我們還是要團結在「紅十條」「紅五條」下,第一是要保證我們的人回廠安全,軍隊還是聽你們的。他說你們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我是從他口中才知道熊代富在我們反到底的人手裏。周問我手上有槍沒有,我說沒有。他也說武鬥再升不得級了,不要搞得大家都收不了場。他問你們體育館發槍沒有,我說沒有。我反過來問他,他說我們群眾手上沒有槍,只要需要槍隨時都會有。我說:你這是威脅我。他說你這個人自己不說話,我講了實情,你又說我威脅你。周嚴肅地說:我們有人看到你們文聯屋頂上架有機槍。
回去之後,我找人詢問,才知道文聯那不是真槍,那是一些中學生擔心八一五來進攻,把演戲的道具槍擺在屋頂上,他們還完全不知道厲害,唯恐天下不亂,還說就是要嚇唬嚇唬那些老保。我知道的真實情況,就馬上給五十四軍支左辦公室掛電話,說明文聯樓頂「有機槍」的實際情況。武鬥前的那個徵兆,真是草木皆兵了。

十一、 陷入「安全困境」的造反派武裝過程
7月底的時候,梁興初和劉張他們到重慶制止武鬥,他們走了問題也沒有解決。形勢越來越緊張,矛盾在持續積累和激化。反到底被打出來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在重慶站不住腳,趕車跑去成都、宜賓、瀘州等地,梁興初還動不動就打電話來,要我去把人接回來。武鬥已將我們逼得沒有立足之地了。
在二十一二號的時候,空壓廠已經發了槍,機械學校的八一五也已經有槍了。體育館已經集中了許許多多人,多數都是拖娃帶崽的婦孺,其間我們的自衛力量還只有些鋼針,周圍的八一五都有了槍枝,如果住在文化宮的八一五專業武鬥隊一旦打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個時候確實是由不得我了,必須考慮加強總部的自衛力量了,在一個中午的時候我集合了170多個拿鋼針的人,叫他們不要聲張,跟我去建設廠要槍,聽說他們正在發槍。我們不敢走大路去,說袁家崗的「機麻子」已經有槍了,封鎖了三岔路口和大路,只有沿著江邊的鐵路分散運動過去。
我們好不容易到了建設廠,結果軍工井岡山的人根本不買帳,不肯發槍給工人造反軍總部。陳代富同志說:據說你搞上層路線,對武鬥現狀也不管,也不同意發槍,大家對你有意見。我說我給中央發了許多電報,中央也不表態,謝富治、王力來了也不表態,劉結挺不表態,我有什麼權力批准發槍。現在總部設在體育館,只有二十來平方公里的地方,在那裏住著的都是一些被各單位八一五打出來的避難者,萬一被人家攻下來,拖娃帶崽的多,怎麼辦?要給我們一點自衛的槍枝,我們只要求有300條槍就行了。他們說是中學生逼著他們發槍的,我說要發槍也只能先武裝成熟的工人,最好把槍掌握在本單位的復員轉業軍人手裏,工人聽話些,學生拿著槍隱患多。
周應古、陳代富、韓慶昌是建設廠的主要頭,陳代富說我們要與周應古研究一下,總部是應該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傾。周應古到重醫去了,建設廠軍工井岡山的頭都在那裏辦公。我們到重醫去找周應古,首先看到的是中學生大學生都在領槍,財貿921和交院915在那裏領槍。有兩個工人挎著槍,把我推到樓底下,聲稱要把我關起來,說是不要我去干擾他們,他們說八一五派八一兵團都已經發了槍。過了一陣子,重鋼和楊家坪地區的造反軍過來找周應古,說你們扣下黃老總。你周應古能夠當好這個頭?正在這個時候,五十四軍的李凡處長過來了,鄧長春的參謀小名周三的,拔槍頂住他,我要周三不要對李處長無禮,小心走火,結果又有兩個造反軍的人,拿槍頂住週三。發槍的隱患當場就看出來了,我對他們說,我們進行「文攻武衛」是被逼無奈,不是想要玩槍,要槍去參加解放軍好了,拿著槍一定要加倍慎重。我當時心情萬分沉重,文化大革命這一場鬥爭發展到今天,不知道最後究竟要付出多麼高昂的代價。
有幾個工人指責我不簽字發槍,我對他們說,你們是工人出身,不是很懂政治,你手上已經有槍了,為什麼還非要我老黃來簽字?這不明擺著是一個圈套嗎?我真簽了字,你們就能拿到槍嗎?這時重鋼的幾個荷槍實彈的造反軍,站在我邊上說:你們對老總如此無禮也不見得走得脫。周應古說,槍還沒有組裝出來,這些槍都是已經有主了。到晚飯的時候,去的同志非常不耐煩。周應古說槍可以發給你,但是你們今晚要參加總攻消滅「機麻子」,你們造反軍的人,必須參加戰鬥,把天鵝寶蛋打下來,然後槍你們可以拿走。有些人是軍隊轉業下來的,有些還當過連長什麼的,他們說這個條件真的是很歹毒,這豈不是喊我們拿命換槍嗎?要有命活下來,槍才能拿走,好吧,叫他們發槍,我們去跟他打仗。最後發給我們154支槍,每個人十匣子彈。
預備在當天晚上八點半發起總攻,大家都不願意讓我參戰,四個人把住門口不讓我出去。我說自己當過兵,還有點常識,最後他們同意我在後面的位置上督戰,還給我換了一枝最新的衝鋒槍,四匣子彈,警衛腳跟腳傍著我。他們想要選擇樹林作為突破,我說還是選擇紅苕地比較好。正準備前進的時候,空壓廠八一兵團開出四輛坦克,從清水池方向對建設廠進行猛烈攻擊,我們就終止進攻,撤下來了又走不過去,我要他們趕快就地休息,準備應付今天晚上可能有的惡戰。後來才聽說,反到底用滅火器填裝炸藥炸壞了一輛坦克,就阻止了他們的進攻行為。看來雙方都缺乏充分的作戰準備,一旦出現意外情況,就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們就將得到的一百多條槍拿回體育館,我們仍然沿著江邊的鐵路回去,分成30個人一組,前面的走過去了沒事,後面一組才敢跟上來,經菜園壩回到體育館,這是我們第一次得到槍。造反軍內部也開始兼併,有一些想得到槍枝的,就上黃山跟鄧長春他們套近乎,接受收編。造反軍南岸城建兵團的陳松柏同志,就堅持不肯接受收編,他堅持保衛海棠溪、上新街、黃角古道至黃角椏一線,在幾次惡鬥中間都有很好的表現,讓老百姓的安寧不受侵犯。
武鬥就這樣升級了,反到底下面有些分團跟軍工搞交易,木材廠、二輕各自去搞槍。在貫徹九五命令繳槍的時候,據說造反軍繳槍數字是1000多條槍。武鬥的槍枝來源有二:一是搶解放軍的槍,大部分是「明搶暗送」;二是軍工廠裏自己發的。兩派都在搶槍,八一五實際上是明搶暗送,他們拿了槍就走,什麼事情也沒有,有同情反到底觀點的戰士,因制止八一五搶槍而受過處分;如反到底去搶槍是要付出了血的代價的,還有一次鄧長春帶人衝進軍械庫,發現裏面都是些被服罐頭,雖然什麼武器都沒有拿到,但是軍隊卻借此告到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說反到底搶了軍械庫。
在重慶的軍工廠中間,江陵廠是生產三七炮引信;長安廠生產三管、四管三七炮,解放前是生產衝鋒槍的;空壓廠生產坦克,通用機器廠生產裝甲車;朝陽廠生產導彈,已經拿出來了,沒有敢用;建設廠生產步兵槍枝,控制在軍工井岡山手裏,這是反到底槍枝來源的主管道。生產槍枝的技術很簡單,據說江陵廠改裝自己的機器也能生產槍枝,八一五在井口農藥機械廠,強行責令生產衝鋒槍,並命名為「八一五」衝鋒槍。武器就是這樣大量地流向社會,大家各顯神通。
至於彈藥,江陵廠生產一些,子彈的主要生產廠是位於江南銅元局的長江電工廠,生產步槍和衝鋒槍子彈,這個廠子當時控制在八一五手上,所以我們常常打到彈盡糧絕的困境,為了運彈藥,我們江陵廠死了一些同志。
我曾想抵制武鬥升級,也抵制不了。鄧長春同志比我年青,他曾說黃枇杷不批我來批,他自己簽字同意發槍。據說後來軍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偵察他當初寫的那張字條,作為給他定罪的證據。後來很多人把武鬥的責任推給江青,公正地看這是一個氣候,誰都拿他無可奈何,武鬥升級是逐步的、漸進的,不是哪個人能夠控制得了的。有些人因為鄧長春指揮過武鬥,就把他說成是壞人,以此去苛責他,其實他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時就算是鄧長春本人不批准發槍,也會有別人去批准,要實行「武裝自衛」的人不是一個兩個,那是應付特定形勢的一種方略,而不是哪個人憑空進行的創造發明。許多人沒有親自經歷過那個時候,就想當然地下結論,也有許多人明明經歷過了,卻喜歡附合著後來的形勢說些瞎話。我自己親身經歷過那個時期,我曾經竭力想要避免武鬥,但是我最後還不得不親自去尋求槍枝來自衛,以增強安全感,所以我沒有資格說瞎話。

十二、 重慶大武鬥
重慶武鬥中間,場面寬,戰場多,事件起因複雜,有許多事情我沒有經歷過,有些是當時聽彙報的,知道多少說多少。
武漢720事件之後,成都軍區張國華政委,打電話給我,要我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勸回來,我說根本就回不來,進得了重慶也回不了單位,不信你派人送回來試試就知道了。
當時我是儘量避免打,不主張主動進攻,也不是我們能夠用武力打下來的。我當時寫了《寫給毛主席的彙報》,說他們把我們壓縮在二十來平方公里的地域裏,糧食和蔬菜斷絕;因為他們有軍隊支持,要糧有糧,要槍有槍。而且還威脅要停水停電,我給五十四軍打電話,說一經停水停電,幾百萬人的城市會發生什麼後果,你們要考慮。
當時河運學校的航鋒、軍工的部分人、重鋼也有人,集中在重醫那一坨,成為反到底的一個據點,那裏曾經發生過傷亡慘重的夜戰。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在八一五手裏,這兩個據點,對面相望。他們從中江、瀘州調來大批農民,準備夜襲重醫,拔掉這個釘子,消滅住在重醫的反到底那一坨。農民跟我們毫無瓜葛,誰能夠動員他們,非常明顯是那些手上有權的人,八一五給農民發了槍,晚間參戰人員穿上雨衣,匍匐通過招待所的花園和草地,準備去襲擊重醫。當時夜已經很深了,駐紮在重醫的反到底又剛剛開完晚會休息了,外面沒有人守衛。據說是有一個師專的女學生,她帶去的小妹妹不肯睡覺,跑到外面去玩槍,她先看到招待所花園裏有很多豬,感到很奇怪,等到農民爬過來之後,她就看到刺刀的反光,她就用陣地上的機槍對準就打,這突然的開火當然就傷亡慘重,好在後座力把她給掀翻了。槍聲驚動了已經休息的人,大家跑上來就是一通好打,戰後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個不肯睡覺的10多歲的小學女生,最先處置危險的。農民根本就沒有受過訓練,地形又不利,加上突然打響又不知道躲避,死傷非常慘重,有的說死了兩百,有的說死了三百,過了幾天屍體躺在果樹下都腐爛了,結果是就地掩埋,有些農民死在那裏很多年了,家裏人恐怕都不知道他在哪裡,到底是死是活。八一五後來又來報復,因為是白天,沒有佔到什麼便宜。這類戰亂中間的憾事,至今想起來還是心裏難受,拿起武器實出於無奈,都是那些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走資派挑起內戰,他們在一邊漁利,這是我們的真正敵人,但是他們始終躲在一邊。
我想起什麼就談什麼,沒有時序,武鬥初期八一五為了打通往市區的道路,陽增太曾經指揮攻打響了工業學校一戰,也是很有名的。建設廠發展過攻防戰鬥,八一五在攻打建設廠的女工宿舍的時候,動用了火炮;為了拔掉壓制建設廠火力點,建設廠舉行反攻,趕走了佔據「彎彎大樓」制高點的八一五。我雖然沒有親臨武鬥現場,在聽到彙報之後,心情十分沉重。
重慶市市中區是夾在長江和嘉陵江之間的一個半島,重慶出現割據局面之後,誰都是動彈不得。八一五已經控制了沙坪壩地區,斷絕了西邊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六中佔據著印刷廠和二輕大樓,封鎖了反到底的大本營,火力封鎖住嘉陵江大橋,斷絕了北面的通道;東南面是長江,朝天門碼頭文革初期改稱紅港,很多據點被八一五佔據了。我們總部設在體育館附近,附近一帶在我們手裏;江北華新街到三鋼、長安廠一線基本上是反到底控制,江陵廠也佔了一片;依仗望江廠的實力,反到底控制了南岸和銅鑼峽,從鐵山坪翻過山去就與望江廠接壤。銅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手裏。整個城市分割成為一片一片的,每一個地方都走不通了。當時只有軍隊的車輛可以暢通無阻,鑒於我們與軍隊的關係不好,軍隊不肯幫助我們運輸生活用品,有時軍隊還故意刁難我們,不但是反到底大本營受困,其他工廠和附近地區的遭遇也一樣,蔬菜糧食都無法運進來,我們總部就困在體育館一帶,各單位被打出來的反到底一派觀點的群眾,能夠撤出來的就集中到體育館來,容不下的,儘量勸他們遠離重慶、出去投親靠友。
當時反到底一派群眾流亡到川內各地和全國,內戰風煙滾滾的時候,重慶老百姓也和我們一樣共同受苦。我們三面的交通都被斷絕了,碼頭不能用,西邊是重大控制的沙坪壩地域,嘉陵江大橋又被封鎖,市中區的上百萬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沒有蔬菜供應。這個時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橋,從江北運進糧食和蔬菜,爭取從大竹、達縣得到支援,這一道路上八一五隻有幾個孤立的據點。我們當時開會研究,糧食蔬菜已經沒有了,如果八一五再斷掉水電,那就更危險了,生存來源都斷絕了,還談什麼「自衛」!我當時主持開會討論,大家都認為封鎖大橋的少數人,只有幾百人,被困在體育館的是多數,被困在市中區的老百姓是多數,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和工總司都認為不能讓上百萬的老百姓餓死、困死!所以就與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六月天兵」商量,預備打通大橋,從江北獲得糧食和蔬菜,打下來之後立即由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把守大橋,維護交通。准許貨運車輛進城,允許農民進城賣菜,允許普通群眾自由過橋,加強檢查,凡攜帶武器者不准通行,軍車也要檢查,不准幫助運送槍械和軍火。
我們事先商定,在開炮之前要預先通知老百姓疏散,由江北指揮部的蘇靖康和工總司的李木森同志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擊民宅。同時也準備正告八一五武鬥人員退出據點,還提前告知五十四軍要他們幫助做八一五的工作,請他們自覺撤退,不要封鎖嘉陵江大橋。當時也考慮到,有可能八一五得知進攻消息之後,調集大批力量過來,結果攻下不來。我當時講,預先進行廣播不是天真,而是事關人命,是對待群眾的問題,八一五也是群眾,如果他們要調重兵過來,那就打吧!具體的宣傳工作、發佈廣播以及與軍隊通報,就由我來辦。
8月14日下午五點鐘,我給五十四軍白斌副軍長打電話,希望他做八一五的工作,白斌說一些官話,叫不要打,一切好商量。我告訴他說,你趕緊做工作,如果6點鐘之前他們不撤除對嘉陵江大橋的封鎖,我們就要開炮了。我把電話打完之後,由工總司、體委、長安廠的廣播發出聲明,各個點上都大開高音喇叭,說八一五圍困市中區人民將近半個月了,我們沒有糧食蔬菜,我們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們,請周圍的群眾理解並支持我們,儘快撤離。第二個廣播是對八一五講話的,說嘉陵江大橋是重慶人民的大橋,是重慶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團體都沒有權利封鎖,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們在一個小時之內撤出封鎖據點,為了老百姓的利益,希望你們自覺放棄不恰當的作法。
廣播之後,我就站在文聯的樓頂上看,八一五置之不理,附近的老百姓抱著東西、拖兒帶女開始轉移,情景非常感人。6點15分,江北區委和長安廠的炮位開始警告性的發炮,攻擊八一五盤踞的輕工局大樓、六中和印刷廠,戰鬥大約進行了一小時四十分,也有的說是一個小時,因為是群眾組織參戰,沒有那麼一致。從後來查看的彈著點看,李木森和蘇靖康同志是做了工作的,沒有炮擊任何一棟民宅,沒有攻擊一個非武鬥據點,我由衷地佩服同志們。八一五的還擊點定位在江北區委,長安廠,三鋼。當時我身邊的一個同志感歎說「這就是戰場,好兇啊!」炮擊準備過後,工人們都是赤膊上陣,穿了短褲,手持步槍和衝鋒槍,在橋上匍匐前進,非常勇敢。打下來之後,我立即去江北區委指揮部,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蘇靖康他們已經精疲力竭去休息了,武鬥人員也找不到了。在南橋頭二輕局大樓被炮火擊中,整個大樓起火燃燒了;六中的教室也被打壞了幾間,印刷廠也有損失,八一五也有炮位設在市委背後,受反擊時市委大院也落了炮彈。三鋼死了幾個人,當時只好埋在廠區,長安廠也有傷亡。大橋上有兩具屍體,還是打著赤膊、躺在橋上。老百姓說還是反到底、工總司好,打仗之前就要我們避開,他們自己去犧牲,第二天屍體就腐敗了,同志們就把他們安葬在橋頭的花園裏面。
第二天早上就聽說農民的糧食和蔬菜已經進城了,大橋上的人成群結隊,都是去江北的糧店買菜油的,糧店乾脆每個人一瓶,發給大家。
這一仗打完之後,反到底士氣大振,號稱是「解放」了。不少老百姓也認為反到底好,我們還出了很多佈告,其間工總司也是很威風,街上的人看到我們,眼光中就充滿著敬意。大家都是精神振奮,打下來之後要「表功」,造反軍和工總司都有人教我打電話給中央彙報,長安廠的人估計說:恐怕打了五六千發炮彈,江北指揮部的人說他們也打了那麼多,這樣我就如實報告給北京,為什麼要打,以及打了一萬多發炮彈。小報以《嘉陵江上煙雲滾滾》為題目加以報導,後來知道這個文章毛主席和周總理都看了。當時總共只有十七八門炮,炮擊持續了一個來小時,估計打了三五千發炮彈是有的,沒有上報的那麼多,當初大家都是爭著要表功。最後聽說周總理罵敗家子,大家又都縮回去了。
當時我們大開喇叭,提前警告準備進攻的時候,可能是五十四軍不相信我們真能打;機關幹部裏面有些人說黃廉好傻呀,哪有打仗還提前告知對方的,也有的說是嚇唬而已;周家喻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也不相信你能打。經過這一件事,我對「兵不厭詐」有了很深刻的體會,事情常常是真真假假,難以辨別。
我們提前告知對方,最後還打贏了,都認為是個奇跡。我分析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們的炮多,他們只有幾門炮;第二:據點裏八一五派主要是一些學生,比我們這邊工人更算是烏合之眾,而且很多工人本身就是部隊轉業的,有作戰經驗。打過之後,五十四軍和舊市委的一些人就放出謠言來了,說反到底能夠打下嘉陵江大橋,背後絕對有黑高參,說什麼黃廉這個人從部隊到地方都是耍筆桿子的,哪裡會打仗嘛。他們還說得有鼻子有眼,說黃廉曾經跟胡宗南的參謀長裴昌會一起下過棋,五十四軍還說是裴昌會親自幫黃廉確定的炮位。反到底內部本來就有分歧,接著這個懷疑又增加了,黃廉三十歲的人有這個能耐?還有的人覺得不應該把這個事情上報給北京,這也是一個分歧。後來那些當權派為了整我們,就著這個謠言,去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間為此還特別確立了個「一號專案」。這個專案是為了實現支一派壓一派,為了把我們置於死地,一口咬定反到底和黃廉是被走資派、牛鬼蛇神和國民黨舊軍官所利用,除了要打擊我本人和反到底一派的群眾之外,這一專案不知道陷害了多少起義將領和群眾。
根據我瞭解的實際情況,市公安局有個名叫高尚武的處長,曾經參加過「一號專案」的工作。專案的設想來自於五十四軍軍部保存了一個「聯絡圖」,這是舊市委、革聯會和五十四軍早就構思好的,他們把一大批國民黨起義將領和民主人士編入專案,說他們上面接受劉少奇鄧小平的操縱,下面通過黃廉操縱造反軍,在清隊中間就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聯絡圖,進行逼供信以取得口供。具體是一個名叫鄧翰的人,在苦打成招中間提供假材料,胡宗南的參謀長裴昌會被他們打斷了腳桿,還涉及到起義將領夏仲實、魯崇義等,還有一些低級別的國民黨將領。這個圖後來轉移到公安局保管,高處長感到那些當權派太不成話,完全沒有一點共產黨人的氣味。高尚武同志出於良知和正義,含著淚水把一號專案聯絡圖的複製件交給了我,我們拿到這個材料之後,作為一個走資派陷害群眾組織的政治陰謀,上報周總理和中央,說他們無中生有地對一派群眾進行政治陷害,對民主人士進行陷害。在我幾次挨整的時候,他們都要我交代如何知道這個材料,我怕他們殺人滅口就說案中有案,拒不回答,高處長後來還是遭他們排斥,無緣無故地靠邊站了,這個案子決不是群眾組織搞的,後來給一號專案平反的時候,魯大東他們又另外編一套瞎話,掩蓋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這個專案中間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掩蓋他市如何利用這個專案來陷害與他有不同意見的老幹部如王墨林、王公傑、王炎、宋學武、岳林等。我作為「一號專案」構陷的第一號對象,從來就沒有平反過。
1982年對我進行審判的時候,把打嘉陵江大橋的事情全部算在我頭上,說我參加策劃武鬥,殘害群眾,犯有「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判決書列舉的傷亡和損失數字是:「這次武鬥造成打死十一人,打傷多人,燒燬重慶市第一輕工業局辦公大樓、重慶第六中學一棟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及部分設備,燒燬大樓幹部檔案、財會帳目、檔資料,後果嚴重。」由於他們在1979年已經給「一號專案」平了反,就不再說我跟國民黨殘渣餘孽勾結搞叛亂了,改而說我們準備在重慶附近上山打遊擊。

十三、 九五命令之後平息武鬥的再次努力
在十六條中間就明確規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看來毛主席對後來的形勢發展有預見性,文化大革命確實涉及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又恰恰有發生武鬥的理由。明明毛主席一貫是反對武鬥的,武鬥也是不受普通人歡迎的,許多參加者都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
我極力主張不要主動出擊,只能自衛,自衛的時候眼看能打得贏就打,不能自衛的就放棄單位,出去投親靠友,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趕火車去內江,去成都,反到底幾十萬人分佈到四川各地去躲避武鬥,改變了當地的力量對比。也有少數去了武漢,但是不多,有四個文藝團體在武漢為鋼工總和空軍演出,就留在那邊幾個月不回來。反到底內部就有人反對,說我是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
十多二十萬人去成都,各個對口系統都住滿了,個人去的沒有人接待,餓得不行就在街上拿涼粉吃不給錢,梁興初說你們的人到成都搶涼粉吃,給我弄回去;我說梁司令員,你連接待工作都作不了,這是你的恥辱,給他頂回去。我說回來過不了內江,到了榮昌也進不了重慶,回不了單位,他問有你說的怎麼嚴重,我說你不信試一下。他們果然派人送了一批回來,結果在重慶站就遭到八一五毆打,一下火車就落入了八一五佔領區,他們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脅。
四川省革籌和成都軍區像重慶派了武鬥調查小組,還有制止武鬥的工作組,周恩來也先後派來溫伯華和謝文欣他們兩個到重慶來,調查制止武鬥,其間還有中央謝富治、王力和貴州的李再含也來過重慶。好多次把我們叫到五十四軍去,做勸說工作。中央軍委也派了一個名叫陳斌的中將,到重慶來制止武鬥,組織了制止武鬥的工作小組,我和周家喻都參加過,專門製作了制止武鬥的旗幟,紅邊黃旗黑字,上面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制止武鬥小組」,制止武鬥的汽車,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放行,都說是「黃龍旗車子」來了。解決一些有名的武鬥據點如楊家坪武鬥、空壓廠打清水池、沙坪壩、南岸、北碚等等,工總司都派人去看過,有些地方我也去看看,不是每個場合都去。那個時候重慶的武鬥點比今天的伊拉克多幾十倍,一打起來,雙方都打電話說遭對方襲擊,是非難分。
一次江南的銅元局發生了武鬥,在警備區指示下,工總司派出的制止武鬥的工作人員名叫譚學逸,他是二輕墨水廠的一個幹部,是工總司的一個聯絡員,他為人很正直,參加了武鬥制止小組工作。這一次他隨車去江南制止武鬥,戴有警備區和革籌組的制止武鬥袖章,吉普車插了黃龍旗,在過汽渡的時候,八一五不放行,軍隊個別人耍派性手腕,要他下車去招呼,本來應該八一五本派的人下去招呼,結果他被武鬥人員用鋼針捅死了。譚是戴著軍隊工作人員的標誌、在執行制止武鬥任務過程中間犧牲的,五十四軍卻連公道話都不說,派性太嚴重,屍體運回軍部之後就要我們去領走。他夫人是個醫生,當她受到這個打擊之後神經失常了,譚留下一個小女兒,到底是怎麼長大的我都不清楚。
中央九五命令下達之後,溫伯華找我談話,說總理希望你起個好的作用,能不能說服你們工總司和造反軍帶個頭。他還說我也跟總理說過你的處境,也很為難。白斌插話說,軍工對黃廉是有意見,有人甚至說他是叛徒,他能說服嗎?溫伯華說,不管怎樣,要相信中央,相信總理。劉結挺說,恐怕全國最後都要如此了,這個形勢不能繼續下去。我說,只要一放下武器,我們就是任人宰割了,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我怎麼對得起群眾,到那時我們的人不把我撕成幾片才怪。張國華說再拖延下去性質就變了,至少你自己表明態度,不要管軍工聽不聽,少數人的問題你就不要管了。
我回到總部之後,思想鬥爭很激烈,從重慶人民的利益和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出發,我應該這樣做,也應該冒這個險。去跟各個組織商量,走一個地方碰一次壁,二七工人造反團說:你這是把我們的命拿去,軍工除了能與李木森談幾句話之外,根本就不讓我去,真有點「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味道。我當時有一種感覺,認為軍工的同志只是對我不服氣而已,並不是要對抗中央的命令。也有一部分人找我研究形勢,我說溫伯華不會撒謊,是周總理的意見。最後我回到造反軍,我是一把手,就履行一下職權,把造反軍全部13個勤務員,都集中到文聯開會,我說一定要交槍,時間也只有兩三天了,省革籌和總理的聯絡員都是這個意見,在規定的時間再不交槍,就要宣佈為非法武裝組織,當作國民黨和土匪來處理。很多人流著眼淚講,老總你一定要考慮清楚,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我說如果離開了十六條,離開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沒有了宗旨還拿著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亂打,那是不行的,山西的造反派、雲南的炮派是我們的前車之鑒,我就冒這個險聽毛主席的話,首先繳槍,我順手把手槍摘下來卸下彈夾放在桌子上,全體勤務員都流了眼淚,說就聽你的吧,看交槍之後是個什麼後果。
我至今對老工人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們確實是冒著生命危險帶頭交槍的。我叫朱正坤拿筆來登記,大家把自己的衝鋒槍、手槍都放在桌子上。然後我就給張政委、溫伯華和五十四軍打電話,說工人造反軍決定首先交槍,明天一早送過去。結果五十四軍反而有些緊張,更多的是被動,軍長和政委都說料定黃廉辦不成這個事情。第二天我們造反軍六輛卡車,敲鑼打鼓地送槍到五十四軍去。我們一交槍,軍工的同志們也行動起來,內部一些激進的同志恨我的情緒就更加上升了。
有人帶頭就好辦了,我去江北郊區的幾個武鬥連隊,跟他們開會說要交槍,有人哭起來,覺得此後命運難測。最後還是說服他們在期限之內,把武器如數上交了。有人說,他拿到槍連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你當時紀律太嚴,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要求打幾發,我同意了。到稻田裏安排打靶,每人三發子彈,滿足一下小孩子心態。第二天下起滂沱大雨,各個分部都來交槍,交槍持續了一天半。軍工也去交槍,五十四軍只是派一個人來登記,連避雨的地方都不提供,開水也沒有一口。槍枝在大操場堆積如山,機關鎗一堆,步槍一堆,老三八式一堆。他們五十四軍的心態就是那個樣子,看到我們交槍反而像是不高興了,白斌副軍長表揚我說:黃廉,你這次又放衛星了,又出風頭了,張政委和周總理都說要表揚你,你知道吧。
下來溫伯華跟我說,黃廉同志,你做得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我鄭重告訴你,我向總理彙報,總理說應該給你表揚,你這個頭帶得好;昨天我跟五十四軍碰頭,他們估計你做不通底下的工作。我說這是靠了毛主席的威望,溫伯華說你這麼想就對了。現在回憶起來,那時真是「有槍就是草頭王」,那個混亂陣仗很多人沒有見過,那個時候好在有毛主席在,沒有毛主席誰招呼得住。
在省革籌的監督下8月20日曾經達成制止武鬥的協定,保證傷患的正常治療。我們是九月九日交槍的,在八號的警備區會議做了表態。反到底發表了告全市人民書,說堅決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保證立即把武器上交。交槍之後,我的主要事務就是做內部的思想穩定工作,有的說交對了,有的說交錯了,局部地區還在發生問題,這裏告急,那裏告急,我本單位木材公司也告急,這就越發埋怨上交錯了,整天就是忙於做這個工作。至今有人說我們當時是「搶先上交」,說的多麼輕巧,好像交槍這樣性命交關的事情,也可以投機取巧似的,這個人很清楚當時的情況,要作出並執行這樣的步驟是何等為難!今天這個人也已經年過花甲了,還這麼說,恐怕真是「生命不息、派性不止」了。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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