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楊捍東訪談錄(老田)

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
——楊捍東訪談錄
老田
本次口述史訪談,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蘭考期間進行了部分修訂補充,感謝老黃和老張等同志對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實提供了補充材料。征得楊捍東同志本人的同意,訪談錄以初稿形式發佈在網路上,希望各個方面的相關知情人士對文章涉及的事實,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以便進一步修訂完善。
一、 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於河南確山縣,家裏是雇農成分,父輩是佃農,扛長工過活。共產黨到達我的家鄉之後,家裏就是“堡壘戶”,共產黨的縣區幹部都經常到我家裏來吃飯,有的時候一整天廚房不熄火,我當時年紀還很小,分不清他們到底是不是我家的親戚朋友。
解放前父親就是民兵隊長,小鄉的鄉長,解放後又擔任初級社社長,高級社社長,大隊長,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監獄的時候,父親還是大隊長。我從小就受父親的影響和共產黨的薰陶,一上學就是靠共產黨和政府幫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開始上小學,五六年小學畢業,是少先隊大隊長,保送上中學。在中學當班長,班主任彭老師被劃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後就叫喊“彭右派”,我還是每天去彭老師那裏,這樣就說我劃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給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師給我們輸灌的都是好思想,怎麼成了右派呢?這樣就把我的班長給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陽師範,又當了班長,六二年畢業後,和班上另外三個同學一起,考上開封師院。進開封師院以後,我一直也是學生幹部,開始當班長,後來是年級的級長,還同時主編《紅旗報》和《青春報》。
二、 文革開始的思想和行動
我應該是一九六六年畢業,文革開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黨委成立文革領導小組,我作為學生幹部是當然成員。黨委領導的保守派紅衛兵開始搞破四舊,砸那些文物,我跟陳紅兵不參加這些活動,我們都認為傳統的文物不是四舊,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破四舊是指思想問題,要批判解放後文藝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後思想,要解決人的思想問題,怎麼能夠去砸文物燒線裝書呢?
當時我們一起有五十多個人,要給校黨委提意見,這些人多數是學生幹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這一天,大禮堂開會,我們集體上臺要求發言,結果被校黨委打成“反革命”了,批鬥我們。有個學生叫白萬選,他在地上寫大字標語說我是反革命,還不讓我們走路,我對他說:你就只這個水準,讓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師的。我又去找系裏的關老師談心,說三次都是系裏抽調我去參加四清,我是落後學生嗎?我們咋是反革命呢?因為我們不服批鬥,就到省委告狀,省委承認了我們,這樣我們就公開成立八二四戰鬥隊。
我在群眾組織內的時間不長,十月份的時候院黨委還沒有垮,他們讓系裏交給我們一個任務,去蘭考調查。因為人民日報二月七號的長篇通訊,使得焦裕祿一舉成名,說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幹部的榜樣。九月份十六日這一天,蘭考出現兩張大字報,一是北京八大單位聯合發出的《最最緊急的呼籲》,說人民日報的報導是大毒草,要推翻這個報導;另一個是“中國共產黨蘭考縣委機關紅衛兵”發出的《最熱烈的響應北京大學等八個單位學校的緊急呼籲》,在文革期間的一些人看來,聲勢比什麼都重要,回應和呼籲書同時發出也在所不惜,一點點掩飾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們的主要理由是這個長篇通訊“通篇不提階級鬥爭”,說執筆寫報導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紹焦裕祿事蹟的人也是混帳王八蛋。這個呼籲書裝得左的不得了,還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
這個傳單向全國散發了,可能還到了北京。上面說報導失實,這對省委來說是個嚴重的失誤,而且對毛主席也是個否定,因為用假人物和事蹟跟他老人家的名義進行捆綁宣傳。因此國務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務佈置下來了。十月五號,院裏面就找我談話,要我七號去河南飯店,王維群副省長要照我談話,在他那裏領指示,院裏要我帶隊過去,接受這個調查任務。七號我們到河南飯店二樓的一個房間,王維群的秘書王德英在那裏等我們,說中央給了一個調查任務,要省裏面限期提交調查報告。然後,他把那兩張大字報給我們,要我們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條調查提綱,其中牽涉到三個人:焦裕祿、張欽禮和周化民。開始他說下午三點鐘王副省長可能要和你們面談,又說沒有時間,轉達了調查要求:要求馬上就下去,爭取兩個月內寫出調查報告,而且約法三章,不許帶主觀意識,不要先入為主,要客觀再客觀,調查要細緻,資料要翔實,如果出了問題就嚴懲不貸,說這是王副省長的話。我保證說,王秘書你放心,我從來沒有去過蘭考,跟任何人都無親無故,也沒有任何個人恩怨,更不會先入為主,請省委放心,我們寫一句話就是一句實話,我們保證拿出個客觀的東西出來,至於寫得好壞那是水準問題。
我們當天就從鄭州趕回開封,給學校彙報以後,院裏要系裏定人,這樣就增加了化學系畢業班的王東舟,中文系的單紅秀,藝術系的常文英。他們推舉我擔任調查小組的小組長和團小組長,九日召集開會,說王副省長傳達了省委指示,要他們先看材料。十號,我們從系裏借了錢,帶隊去蘭考住在西大樓。當晚就開小組會,分工,先調查焦裕祿的事蹟到底是真是假,兩張大字報說報導不實,我們首先就落實這個,同時調查焦裕祿樹立的四面紅旗,一個人一個大隊,我去最遠的秦寨。凡是長篇通訊寫到的地方,我們都要訪問到,每人發三個筆記本。採取主席總結的方法,找農民和黨支部開調查會。調查回到縣城之後,就找焦裕祿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焦裕祿的秘書,張思義、李反修,副書記劉呈明。
我們找周化民,因為不認識,他拒絕見我們,文革一來,幹部都害怕紅衛兵,最後帶了學校的介紹信給他,他才肯稍微談一下。他說你們到底想要幹啥?焦裕祿在蘭考成名,但是縣委的幹部都反對這個長篇通訊。我們就問,周書記你認為通訊中間哪個地方不對,讓他談看法,他說自己不理解,對焦裕祿和長篇通訊的寫作過程都不瞭解,也不能說。既然你不理解,我們就沒辦法問題,然後他就說,我也忙,你們走吧。
劉呈明開始不見,後來到底還是找到了,說是接受省裏的指派,兩張大字報引起了上頭的重視,劉說不跟你們談,問什麼也是一概不知。我們找張欽禮,他去廣東宣傳焦裕祿事蹟去了,始終沒有見到他。
我們在底下跟著長篇通訊提到的,走了二十多個村子,個別訪問和開調查會調查的人有三百多個,原始筆錄有十三個筆記本,他們每個人三本都寫滿了,我寫了四個筆記本。
兩張大字報中間實質材料,焦裕祿說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共產黨人為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犧牲,沒有輕易丟給敵人,並提到一個月犧牲了九個區長,其中有一個名叫馬福重,大字報說他是個標準的叛徒。為了落實這個事情,我借了一個自行車,跑去山東曹縣小楊口,訪問馬福重的老家,路過張莊大隊向黨支部問了張欽禮家裏的情況。我找到八路軍政委馬振清家裏,他告訴我,馬福重是九區區長,四四年被日本人殺害,腸子拉出來掛在樹上,他說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後人民政府認定為烈士,咋是叛徒呢?馬的墳墓在界牌的南門外,墳前還有烈士碑,我連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裏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雙手親自摸摸碑文不可。為了落實這個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裏地。
調查一共進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記錄總共十三個筆記本,十四號集中以後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討論如何寫這個報告,最後決定按照六條調查提綱的順序來寫,由我來執筆,費了三天三夜,一口氣寫完了,底稿一份由王東舟保存,同學們分頭抄寫了兩份,一份交給省委,一份給中央。給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飯店交給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時候交給國務院辦公廳的劉主任了。
這個調查報告最主要回答了三個問題,一個是焦裕祿事蹟的真偽,調查的結果是翔實無誤,沒有什麼水份,第二個是馬福重的叛徒問題,現場找到原來馬福重的上級,他確實是為民族和國家犧牲的烈士,兩張大字報的相關內容都是誣衊之詞,同時也駁斥了宣傳焦裕祿事蹟的人是王八蛋宣傳假典型的說法,我們調查報告還指出,由於長篇通訊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蹟沒有寫上,肯定了焦裕祿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幹部的好榜樣。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祿的後任縣委書記,他應該率先學習焦裕祿的精神,他藉口自己不瞭解情況,還下手整介紹焦裕祿事蹟的人,不組織學習。在中央表態之後,他還繼續抗拒,這就是組織原則的錯誤了。在調查期間,我們就發現,周化民、秦一飛反對宣傳焦裕祿,在看長篇通訊的小樣的時候,在縣委會上周就說焦裕祿到蘭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時間,共產黨成立政權十幾年都沒有改變蘭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變了,那不是比共產黨還能?還說長篇通訊不寫縣委的領導,而是突出個人。劉俊生保管了焦裕祿的遺物,是縣委辦的通訊幹事,宣傳部長領他去秦一飛的辦公室,說彙報焦裕祿長篇通訊的事情,秦說:啥雞吧典型,你就知道聽張欽禮的胡雞吧咯咯,你們的沙荒和鹽鹼地不是還在嗎?大閨女都沒有褲子穿的窮地方,走走,我不聽你的。結果給攆出來。訪問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情況了,我說不要寫進去,老幹部認識也要有一個過程,而且是他們在黨內和個人場合說的,中央肯定之前,個人有不同認識,應該允許,也不能算是錯誤,所以沒有寫上去。
我把調查報告交上去之後,住在北大,參加了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地點在西苑。
三、 蘭考的文革
我回到開封師院已經是十二月底了,這個時候農村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蘭考去看,那裏已經分成兩派了,一派稱為“衛焦派”,以焦裕祿樹立的四大紅旗為代表,他們成立貧下中農衛焦司令部,認為否定長篇通訊就是要砍紅旗,衛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張欽禮。另一派是“衛東林焦”,以機關幹部為主體,有少數農民,當時開封地委宣傳部、組織部、統戰部的幹部,也出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周化民打倒張欽禮,好傢伙,這就相當於地委四大班子表態了,縣裏面原來支持張欽禮的幹部馬上倒戈了,脫離“衛焦”加入“衛東林焦”。衛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農民了,在人數上還是多數,幹部中間是少數。衛東林焦就開始揪鬥張欽禮,文革初期的兩張大字報一出,實際上張欽禮就被罷官了,說他是政治扒手,介紹焦裕祿是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焦裕祿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於鄭州去世,地委也沒有發現什麼事蹟,有個地委組織部長王在焦死前去看過他,當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鄭州的公墓裏。本來是人死燈滅,一了百了,就無聲無息地走了。張欽禮焦裕祿在蘭考這一年,張欽禮作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動。張欽禮本人是蘭考合併之後的第一任縣長,長期抓生產,在老百姓中間的聲望已經相當好了,老百姓叫他張青天,幹部稱他是活地圖。張對焦裕祿就這麼無聲無息走了感到難過,認為焦裕祿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沒,五月二十日張欽禮在豫東的造林會議上就講焦,省裏面是王維群副省長主持會議,每個代表發言限制半小時,張欽禮講焦裕祿如何造林防風固沙,最後活活累死了,王很受感動,說張講的話題可以不受時間限制。
六四年張欽禮又給河南日報投稿,懷念焦裕祿。十月,張又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彙報一年來蘭考“除三害”鬥爭情況,重點還是焦裕祿,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在全省四清工作會議上口頭表揚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簡報,在焦裕祿去世當年,張欽禮就有三次宣傳焦裕祿的行動。六五年一二月份,新華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長張李勇先,逯祖毅、魯保國,在劉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祿的事蹟,河南日報做了報導,並沒有引起重視。
六五年十二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東瞭解抗災經驗,如何在党的領導下渡過經濟難關,找抗災典型的線索,本來已經去杞縣了,第二天坐錯了車偶然來到蘭考的。劉俊生接待他,周原說明來意之後,劉就說縣委書記累死了,周的職業敏感性很強,追問詳細情況,這樣劉俊生就讓他去找張縣長,因為他瞭解最詳細。周因此結識了張欽禮,一提到焦,張聲淚俱下,講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著記錄的,最後感動地說發現了一個金礦。然後,他就向穆青彙報,在電話裏講了焦裕祿的事蹟。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帶了總社的記者團直奔蘭考,當天下午,十多個記者就找到張欽禮,在縣委辦公室座談,張欽禮再一次聲淚俱下地講了一下午,焦裕祿身邊的工作人員補充,晚飯記者們都吃不下去,夜裏一直談到十一點多。穆青說他一輩子的記者生涯中間沒有哭過,我在延安時期就是記者,首次被焦裕祿感動得哭了。他說不用任何藝術加工,簡單地把焦裕祿的事蹟羅列起來,就是極為感人的材料。記者們根據張欽禮提供的線索,下到農村去調查核實,周原執筆寫了初稿,最後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刊出來的。周原的夫人陳健說,如果沒有張欽禮,焦裕祿將永遠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四、 陷入蘭考文革到進監獄
一九六六年外地學生到蘭考串聯,也分成兩派,一派支持衛焦,支援長篇通訊,另一派否定長篇通訊。我是二十三日去蘭考看大字報的,哪一派都沒有介入,當時支持衛東林焦的一派人,都是縣委食堂管飯,支持衛焦的人,都在西大樓自己搭夥吃飯。
蘭考文革群眾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人拿走了我們的調查報告草稿,寫成大傳單散發,跟初期兩張大字報是對立的。這個稿子出去了,我還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張文革大字報了。我一到蘭考,許多外地學生就一下子包圍了我,說我造謠欺騙中央,逼著我聲明作廢。我說,馬福重烈士的家鄉,我親自去調查過,你們說他是叛徒,有什麼依據?到底是誰說假話,造謠?你們提出的,我不能答應。
一月份,開封開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隊介入蘭考文化大革命,他們宣佈張欽禮是反革命份子,衛焦是反革命組織,是張記反革命集團。二十九日這一天,我也在西大樓,他們捆走了二十幾個人,包括管財貿的副縣長藺永沛、縣農工部副部長樊哲民,這都是以前跟焦裕祿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還有農民和工人。
我問那個支左連長馬嘯仙,你們帶隊的軍官是誰?他說是開封軍分區的副司令員李地山,我到縣人武部找到他,說:你輕易宣佈誰是反革命組織是錯誤的,捆了這麼多的幹部和群眾,是鎮壓文化大革命,要成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為自己沒事。第一次軍隊抓的人,被群眾組織營救出來了。
軍隊第二次抓人的時間,大約是二月二十號前後,我也被他們抓了。當時的公社黨委副書記張貽泉回憶,說是三義寨公社武裝部長王金海告訴他:接縣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楊捍東,這人是蔣介石的中校軍官,讓他也參加。我就在三義寨公社背後的候寨被捕了,執行逮捕的有支左軍人,也有縣公安局的人,來了兩輛車。見到我之後,這個張副書記看到我不過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別說是當國民黨的中校,就是當國民黨的兵都不夠年齡,覺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進去之後,昏迷了幾次,咋進的監獄不知道,醒來之後被架出牢房,李某還說咋不把楊捍東架出來?下邊的人說他就是。他愣了一兩分鐘,說,你憑什麼給蘭考的文革劃框框定調子?我說自己是開封師院的學生,沒有權力為文革定調子。他反問,你為啥寫那個雞吧報告批評周書記,攻擊蘭考縣委?我說是受上級指派來的,不是什麼劃框框。兩個公安人員說修理他,當即就架到現在的縣政府,那裏有百十個人,李某、周化民和軍分區的政委都在場,幾十個人輪流上陣,有出拳的,也有出腳的,血留下來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紅了。李某問我認不認錯,我不認錯,他就要我跪下,我說如果我犯了錯誤也只能給老百姓下跪,決不跪他們。一說完,他們那一夥人又是亂拳亂腳打來,當天還被捆了五繩子。我當時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後來才知道,這不過是個開頭,還只是第一場。
進監獄之後,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繩索捆綁起來,我被他們打昏了才進去的,到半夜才凍醒,才發現自己光著上身。嗓子渴得冒煙,看到洗臉盆是空的,後來別人告訴我說,傷重後喝水,很可能當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過來的時候,胳膊動不了,眼鏡也睜不開,想著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們到底是為啥?連大腳鐐都給我上上了。從此一直沒有人審問,到四月二號,才又把我提出來,破了鐐之後再用繩子捆上。接著就提出張欽禮,又提出一個張鳳鳴,他是復員軍人代表,也捆上。這個人十四歲入朝作戰,五八年最後一批回國,在玻璃廠當工人,六二年帶頭下放回家當農民,因為他帶領榮複軍人支持張欽禮,所以也把他抓起來。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第一次見到張欽禮,街上很多大標語“打倒走資派張欽禮”,“打倒鐵杆保皇派楊捍東”,我看到之後,感到可笑又可悲,想來都是這個給中央的報告惹了當權派,給自己帶來大禍。他們兩個沒有戴腳鐐,下車時被一腳蹬下去之後,墊幾步還能站穩。我自己戴鐐之後,整個腿都是軟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齒磕斷了,我也至今沒有補,這些都是那些人留給我的紀念。批鬥的時候,張欽禮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間,血流下來就順著張欽禮的褲子下去,張欽禮說苦呀,血流到一塊了。
從此之後,就開始全縣遊鬥,每天一場批鬥會,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號。我那個三號號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裝了二十八個人,有農民、工人、幹部,真正是名副其實的坐監,根本睡不下去,人挨著人,各個牢房都是人滿為患,連隔壁的杞縣監獄裏,都關滿了蘭考的文革犯人,蘭考大約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鬥,拳打腳踢是平常事,進監獄之後要過三關:撞牆、沖地等等,每個人都是這樣,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沒有了老虎凳,不然還得讓我們上去坐坐。劉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師長,十三級幹部,也被抓來了,他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了。最小的是十四歲的小學生,是法院張院長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號出獄的,已經無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蝨子亂爬,同學把陳紅兵的褲子給我送過來。出監獄之後,我就回學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進京,總理接見兩派代表,說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話就給平反了,回去之後就是大聯合。
我們在監獄裏的時候,周化民他們成立了革委會,執政了,開著幹部會議。我一下火車,滿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車,幾十個幹部把我按在那裏,弄到杞縣去鬥。我就說,鄉親們,我是開封師院的學生,你們認識我吧。結果他們又把弄到縣城,我又是這些話,他們最後把我關在城關公社裏,我就在那裏絕食。我坐了幾個月的冤枉牢,現在回來拿被子,你們還這麼搞,太沒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們手上,將來是你們的一筆血債。到了第四天,他們來了兩個人,把我架到車站,其中一個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車之後,走不動路,吃了一斤多鹵面,還好沒有出事。吃完就沒有錢搭車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學校。
五、 到蘭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張欽禮從北京回來,蘭考在河南第一個成立革委會,典禮給我發了個請帖。那個時候,我已經留校工作了,張欽禮去師院三次,要調我去蘭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為幹部調到蘭考。
過去之後,縣革委會向省裏報我副主任。我去找張欽禮,對他說:張書記,我當副主任不夠格,你給我一官半職人家還要說閒話,我也不喜歡當官。張很動感情,掉了眼淚,要我參加革委會的工作,名義上是革委會常委,分工上協助管農業。我搬去跟搬運工人住在一起,經常下鄉跟著拉架子車。
不久,就開始重新調查蘭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隨張欽禮帶隊的“學大寨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一共二十多個人,步行六十多天,沿著河,帶著饃饃作乾糧。每天都是邊走邊看,什麼地方可以建閘,沿著引黃河道,跑了三個來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後,又請省水文隊的技術人員,我又領著他們下去測量了一遍,取了320個水準點,為後來的整體規劃提供依據,整個蘭考縣的規劃架子,就是那個時候搭起來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餓了,就吃個饃饃,渴了,就喝河裏的水,中午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樹下面躺一會。一直到十一月份,那個日子真是不好過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這樣的,縣革委會裏面也沒有我的床,我就在搬運工人那裏搭鋪。
1968年在“黃河欠債黃河還”的口號下,引黃工程全面動工。蘭東、蘭杞、四幹渠、五幹渠等15條大中型管道分公社施工,十萬大軍上陣,一個冬天就拿下來了,完成土石方工程量520萬立方米。1969年春修建各幹渠上的閘門、橋樑、涵洞、渡槽100多座。1969年秋至1970年大見成效,三義砦、固陽、爪營、紅廟等公社,用大水漫灌改造土地5萬餘畝。
六九年元月八號,我結婚了,婚後我們兩口子一起下去農村,到最遠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隊住在楊堂那兒。我愛人在小學裏當校長,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祿紀念館館長,跟焦裕祿的夫人關係特好,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們是結婚後第三天下去的,農民給我們騰了間小磨屋,也沒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鋪,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鋪蓋,帶了一個五毛錢的包裝箱過去,啥好東西也沒得吃。
春季,我就領著九個生產隊,搞高產玉米,從農業局引進新單一號,做了很多說服工作,說作為農民長期吃返銷糧,對國家沒有貢獻是恥辱。每個村子都種一二百畝,爭取一季翻身。下種的時候,老農思想不通,說我是吃皇糧的,卻拿著他們的地做試驗。到秋收的時候,平均畝產800斤,最高1150斤,當年就扭轉了缺糧。那些開始反對的老農,主動去看場,我們買了脫粒機,不叫開,非要先照相。
這個事情全縣就打響了,張欽禮把這個作為典型事例,彙報給省裏。七○年叫回去當水利局長。我回來的時候,大隊黨支部領著三百多群眾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裏地,在公社的照相館合影留念,才回去。農民是真正具有實事求是精神的,發現自己錯了,從來都不護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幹部相比,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我回來幹水利局長的時候,準備修復三義寨引黃渠首工程,親自擔任總閘修復指揮長,進行底板加固,換閘門,擴大到500流量。還組織打井隊,到通許學習打小井,原來的井直徑一米,需要花幾周時間投資好幾千元,耗費大。新的技術是用水沖鑽打井,當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虛的東西,就幹這麼兩點實際的事情。根據規劃,每70畝地一眼井,到1976年全縣打井6000眼,此外還建成大中型提灌站16座,實現了人均7分旱澇保收田。
我回來之後,愛人孩子還留在楊堂。七○年,劉建勳說大學生必須鍛煉三年,我就又回到楊堂去,擔任大隊黨支部委員,一邊搞農村工作,一邊組織識字班,中午在識字班教識字,晚上組織幹部和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學一段就結合實際討論當前的工作,白天都捨不得開會,開會都是晚上。那個時候,要佈置生產任務,有人晚上就偷著幹了,也找不到是什麼人,很多活兒不讓派,形成這個風氣了,今天要是沒有報酬,還有人幹活嗎?我總是在想,農民真的落後嗎?集體真的搞不好嗎?可是我親眼看到,很多農活大家都偷偷幹了,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能夠完成的工作。幾千年來都說農民落後,是小農,可是我在那裏的時候,農民常常來找我,說捍東,咱該加加油了,是不是領著學習毛主席著作。
原來楊堂這個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鹽場,春天的時候地表就是一層鹽,凍了人走上去嘎嘎響。那個時候,硝鹽也不讓出,農民偷偷曬。因為大面積鹽鹼地在那兒,我就跟公社說,應該曬鹽,而且把鹽場分給各家各戶,地少,大家都閑著幹啥。公社黨委也同意。每個鹽場都能掃二三百斤硝鹽,比今天的這個精製鹽好吃,一噸鹽可以換到一噸玉米,老百姓很感謝我,這也算是一個原因。農民還對我說,你啥時候叫黃河水過來,我們給你立個碑。
六、 反覆
六七年二月,他們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張欽禮當了革委會主任之後,很多原來打過張欽禮的幹部,都心虛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領工資。張欽禮說,凡是不敢領的,把工資送到他們家裏去,文革運動嘛,站錯了隊站過來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個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擊的真誠,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來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長。我們掌權後,代表縣革委會講話出去反復拉架,攔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們在革委會工作後,也有打人現象,我罵過幾次:說你們是孬種,你們不是簡單的打人,而是打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們挨整有我厲害嗎?我都沒有打人,你們有什麼資格打人。雖然如此,還是沒有完全制止住,當時發生了兩個人命案子,一個是李仁德,是原來的縣委組織部幹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時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開會批判他,揭發出來他曾經貪污了二百多元黨費,他心裏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個是申秀春,教師,他的一幫子學生為了表示反戈一擊,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後他又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們挨整的時候,他們整死了張邦興,縣委副書記,還有楊孔昭,銀行副行長,文革期間,一邊有兩條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黨王新撤了張欽禮的縣革委會主任職務,把他調到信陽地區掛一個地革委副主任。然後派軍宣隊到蘭考批判張欽禮的“生產黨”,說我們改變災區面貌的努力是“以生產壓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會”,把縣委和各級革委會成員集中起來辦“路線教育學習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風”;從四月開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學習班”;從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縣搞了120多天的“整建黨學習班”。在此期間也把我弄到縣裏來開始批判。尉氏縣學習班,又批六八年這個事兒,原來在六七年整張欽禮的人又成了“動力”,張欽禮這一次又被他們作為批鬥對象。我說,確實有打人現象,我們一直是批評阻攔的。林彪事件公佈之後,學習班的事情才有所鬆動,後來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組去蘭考整我的。我們開始聽說林彪摔死了,都是頭腦發懵,後來才鬆快了,最後我很快以優秀黨員過關了。
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從學習班解脫,回到楊堂,參加黨支部工作。很快,那夥人又派出一個龐大的整黨工作組,專門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縣四個月,他們大張旗鼓地批判張欽禮,我在底下,沒有回蘭考去,也沒有礙著他們的眼,怎麼又來找我事兒呢?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經濟問題,作風問題,一無所獲,最後說我沒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我教識字和組織學毛著是反過來教育貧下中農,我說毛主席說了,見了群眾不宣傳不鼓動,是自由主義。他們要因此開除我的黨籍,最後大隊黨支部和全體黨員,要把他們捉住捆起來,他們害怕才連夜逃跑了。
這個時期,縣委書記是武裝部長龐傳文,他把我弄回蘭考,軟禁在招待所裏,不讓出門。我從視窗翻出去,與其他二十多個同志一起,組織了上訪團,上省委告狀去了。我們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鄭州呆了一個多月,由我執筆寫材料。那個時候,張欽禮還是信陽地革委會副主任,他們這夥子人就在蘭考這邊批判他,用大喇叭對準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結果張的母親受不了刺激,死了,張欽禮回來奔喪,這些人還把這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登上敵情簡報。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劉建勳接見蘭考上訪團,由我主談並彙報情況,劉建勳說聽說你一年改變了一個大隊的面貌,我說這不是我的功勞。一九七二年底,周總理第二次接見張欽禮、楊貴,為張欽禮平反。年底我參加了批王新的會議,在省革委會五次全會上,我說不能說沒有失誤,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會是攔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漢軍區要聽龐傳文的檢討,龐來找我說省委領導要聽我的檢討,要我給他寫檢討,我說:你過不了關,困死你這個畜生,我在楊堂勞動,小車一推五百多斤,糧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夠,上集上買紅薯片,沒有摻和縣裏面的事情,你為什麼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縣差點被你整死,你還有一點人味嗎?你還有臉來叫我幫你寫檢討!
在七二年底這個會上,最後一項議程是平反補台,我保留革委會常委。龐傳文簽了一句:強烈要求省委調張欽禮回蘭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當縣委副書記,張讓我管組織和宣傳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檢法,我親自管這個,就是要看誰還敢亂整人搞冤假錯案。我管公檢法之後,凡是捕人都要經過我一支筆批。
七三年一月我開始管公檢法,年底又讓我兼生產指揮長,主持政府工作。雖說是不兼政法書記,除了宣傳衛生不管之外,工農業、財政、公檢法都管。那個時候,張欽禮要求縣委幹部每年勞動不少於120天,叫生產隊記工分,那個時候開會和批案子都是在地頭,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裏去,晚上才有時間看卷宗,到底是該拘留還是逮捕,我簽字之後,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兩點鐘,第二天繼續生產,沒有過年過節,根本就沒有禮拜天的印象。
有些幹部,寧肯犧牲別人的生命也不肯犧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檢法的時候,有一起反標案,經過排隊抓了個民辦教師,經過省裏面字跡鑒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認為這個人沒有作案理由和動機,就又要他們排查,結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來的公安局副局長就不肯放這個民辦教師,說他手腳不乾淨,拔了生產隊的紅薯什麼的。我說,當時抓他不是拔紅薯,而是反標,現在查明他沒有問題就應該放人。那個副局長還是老革命出身,沒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戰爭年代的紅小鬼出身,解放後自己當官了就是這個態度對老百姓。所以執法人員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難做到有法必依,執行法律就變形了。我是一律要求從輕,他們往往要求從重,說這個人態度不好,態度不好是犯罪嗎?
1973年2月,張欽禮回到蘭考主持工作後,他把縣委分成兩套人馬,一半抓工業,一半有他掛帥抓農業。要把尚未改造好的20多萬畝鹽鹼地、沙荒地變成良田。他要求縣委常委每年參加勞動不少於100天,公社、科局幹部不少於120天,大隊幹部至少250天,幹部住隊發一個記工本,年終檢查,還要抽樣向生產隊記工員核實。1973年冬,張欽禮帶領縣委和武裝部黨委,把農村青壯年二萬人組成民兵師,開赴引黃淤灌工地,幹部身先士卒,廣大民兵更是不畏嚴寒,晝夜奮戰,一口氣開挖河渠160華里,完成300萬土石方工程量,1974年秋汛,利用已經開成的幹渠,引黃大灌,一年就大見成效,西半縣臨河八個公社的低窪鹽鹼地,普遍淤上一層黃泥,最淺的也在30公分以上,深的達幾十米。1975年在西半縣淤灌完成之後,分三路引黃河水向東,經過連續兩年的淤灌工作,東半縣的改土工作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至1970年的淤灌成果,蘭考縣26萬多畝沙荒和鹽鹼地基本上普遍蓋上了一層淤土,成了良田,徹底改變了農業生產條件,許多老災區和貧困隊,都變成了餘糧隊和富裕村。
因為班子裏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鐵定的防汛指揮長,晚上回來問工業交通的事情。要是什麼時候回去一趟,屋裏公檢法的人都坐滿了。我總是告訴他們,我不聽口頭彙報,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點,餓了就是白開水加上饃饃。老婆說你是個夜遊神,每天都是超負荷工作,睡覺沒有超過五小時的。
七、 黃河防汛
我這一生,如果要在回憶中間找閃光點,七三年和七五年黃河防汛是兩個閃光點。二○○三年黃河才2330個流量,這也算是個水呀,就出動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萬。七五年汛期的時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們防汛只花了國家不到十萬塊錢,這麼大的洪水,我們連地區都沒有驚動,省裏更不用說了。
最為可笑的是,張欽禮被捕竟然是因為這個防洪的事兒,他領著幾十個人,為了保住黃河大堤,他在尉氏縣破了生產堤,扒開了五十米的一個缺口。他也是捨不得,想要保莊稼。那時周總理每年都強調,只要是花園口流量超過了多少,生產堤就必須破堤行洪,為了保大堤,犧牲生產堤是必須的。他們抓了張欽禮之後,省檢察院來了兩人,問張欽禮為什麼扒大堤?我反問他們,張欽禮扒的是什麼堤?如果他有罪的話,就是他不應該只破50米,而是應該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們現在要找證人的話,我可以找到幾萬人,要找物證,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頭版發佈消息,說張欽禮“嚴重破壞工農業生產,擅自扒堤決口,使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罪惡累累,民憤極大。”因為實在是無法自圓其說,最後在審判的時候給取消了。
那個時候,為了顧黃河大堤,灘區三次過水。我們當時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灘區救護,我們把蘭考空降團調了兩個營上去。開會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講,黃河出險,往往間不容髮,這個事情我要一個人說了算,希望大家諒解。那個時候一防汛,多少天都沒有時間睡覺,一天剛剛回家,就來信說洪水灣著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樹擋水,當場就沖走了,掛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說只有拋石護堤。馬上就通知航運站調五艘船過來,裝石頭,站長不同意,因為一艘船就是幾十萬,怕受損失。我說如果十二點不到,我就一槍斃了你。船載石頭過來之後,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著大雨,我也不打傘,槍提在手裏,誰怠慢了都不行,其實槍裏頭一顆子彈沒有。曾經有一處管湧險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揮槍,要都給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沒有釀成大事故。群眾參加防汛,實在困了,就只能摟著樹打個盹,為了讓灘區群眾安心,我親自去把群眾的小豬小羊裝上船。
防汛結束之後,我給大家作檢討,說那一次實在太緊急,沒有辦法,如果不能迅速處理,潰口了,黃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們在現場的這些人,都要成為千古罪人了。
這個防汛指揮長,一直由我擔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 從停職反省到判刑五年
張欽禮被他們構陷之後,我跟新來的書記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對我說,造反派裏不是沒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這個人跟風很厲害,凡是張欽禮工作期間在職的幹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縣委常委會會議,一次性要免掉十八個公社書記,由組織部長宣佈名單,同時說兩句免職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時候,理由是惡毒攻擊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依據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幫派會議上,孔令洪說出以華為首的四人幫這個話,我就很奇怪,這個話應該是有下文的,組織部副部長吳令傳說他隨即改口說是黨中央,我就問這到底是口誤還是攻擊?免掉糧食局副局長楊東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說這個應該有什麼家俱名稱,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計值多少錢?幾方木材都沒有,就這樣免掉一個局長啊。刁文當即就說,去球去球,這個會不開了,回頭假裝責怪組織部:你們咋搞的材料?
我說,從免職的程式看,我們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書記,說他是四人幫的幫員,四人幫的手再長,也伸不到公社來呀!我們這些人哪個人跟四人幫搭得上關係呀,我們縣委常委應該是幹部的娘家,我建議材料跟本人見見面,行不行?當時參加會議的四個軍隊幹部,他們異口同聲地支持我,說楊書記說的對呀。以後他們就再也不通知我參加常委會了,刁文說只要叫楊捍東參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隊,直到免我的職。
我的專案組,大概有十幾個人,始終沒有對面批判過我。從七八年初開始,不叫我管生產和公檢法了,讓我管教育和衛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團上商丘開會,後來開科技代表大會,又要我當團長。會上,我要求見地委李錦堂書記,他召集地委常委聽我彙報蘭考的情況。我說,張欽禮工作的時候,淤灌了二十多萬畝鹽鹼地,是有成績的,又打通了最後一條河,蘭考縣內的三害基本上消滅了。張欽禮走了,他手下的幹部不一定都是壞人,現在來一個全面掃蕩,原來整張欽禮的人都作為動力,作為提拔對象,我認為這是刁文搞的還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遠是沒有黨性,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產量目標是四五八,黃高昌兩年把產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蘭考這樣的幹部都不要,還要啥幹部?至於我個人,我希望地委要麼把我免職,要麼調出蘭考,我的這個彙報當場做了記錄。
我回蘭考之後,馬上找刁文作了會議內容彙報,包括我跟地委書記談話的內容。他下去說楊捍東在地委告我的黑狀,我回頭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認。
八月份就開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禮堂開會,科局長和公社黨委以上成員參加,我還坐主席臺上,刁文說今天要楊捍東說清楚四人幫橫行時期的事情。財政局的張玉合說:刁書記,我想給楊捍東提幾個問題行不行?一、你抗過日嗎?二、你參加過三年自衛戰爭沒有?三、你一沒有打過日本人二沒有打過老蔣,咋當的縣委書記?刁文說回答嘛。
我說,建國那年我七歲,一無戰功二無苦勞,為啥當書記?我說不出來,自己做夢沒有想過,也沒有申請過,當書記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問劉建勳,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夠格,還是趕快免我的職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淚說完這幾句話,就沒有人再發言了,批判我一場就是有人提了三個問題,他們說沒有打過仗就沒有資格當書記。
十月份被免職,宣佈的那天刁文還告訴我說免職不是處分,該咋工作還是咋工作。第一天縣城裏到處貼的是標語“打倒楊捍東”“要除惡務盡、不留後患”“楊捍東免職大快人心”,楊捍東三個字還是倒著寫的。我找到刁文問他,你不是說免職不算處分嗎?怎麼我成了惡,還要不留後患?六七年打過我的人、捆過我的人,我個人是連一句話都沒有回頭去說他們的,你們就這樣對待同志,這樣當官、執行政策的呀。
接下來我還是回去住隊,在新韓林大隊第四隊,參加他們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眾都說老長工又回來了,我聽了很感到欣慰,當人民的長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當官也一樣為人民工作,這一年隊裏成為先進單位,大隊每人都受獎。
九、 進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參加會議到六點,回縣城有十五六裏地,回家天都黑了,剛到了半碗水喝,還沒有吃飯。就被叫出去,張傳忠副局長宣佈,楊捍東因違法亂紀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著就抄我的家,抽屜、衣蔸等等全部抄遍,連工作日記也抄走,練書法的舊報紙也不放過,想要在其中發現思想犯罪的證據。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祿的老婆找我的愛人,說叫漢東去跟刁文說句話就啥事沒有了。我沒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說他在文革中間參加過搶槍,我當時就說你搶槍你檢討,你用自己的派性來說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張副院長提審我,檢察院的丁股長辦我的案子。當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檢法的,每月五號要檢查一次監獄,看看他們缺啥,辦過緊俏東西也找我批,他們家裏有啥事情都願意跟我說,官兵對我都很尊重。有個姓周的所長不識數,問楊捍東你怎麼進來的?我說老子怎麼進來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馬了不是。
到了刑訊室,他們給弄了個燒餅、油條,叫先吃早點。他們說,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煙罷。我說,你們兩個怎麼辦我的案,是你們問我還是我問你們?他們說,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來蘭考就好了。說來說去,你那個調查報告對周書記的打擊太大了。我說,我都被他們抓去坐過一回監牢了,五花大綁批鬥了四十多場,還沒有完帳?
粉碎四人幫之後,特意把蘭考劃到商丘地區,周化民是地委書記,過了二三年,打擊完了,又劃回開封。他們拿出我練書法寫的一首詩,是杜甫的春望,中間有兩句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問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幫被粉碎了你的國就破了吧,我問他們,我還寫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你們沒有看見嗎,哪一首影射現實的?說了兩天,我就問他們還有啥問題沒有?他們說,你管公檢法辦過什麼錯案沒有?提到牛萬成這個人,我說這個人解放前出賣過八路軍,解放後又魚肉百姓,本身是個壞分子,他罪證確鑿。他們回答說,已經放了。又說防汛期間,有個韓美蘭,洪水上來的時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錯之有?最後我說,你們談了這兩天,那一條夠犯罪,他們說確實不夠,我就說你們不能再錯。
第三天,起訴書就給我了,三條罪證。一條是六七年批鬥李副司令員讓他下跪了,我說你們兩個當時都在場,他抓了1200多人製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國民黨中校的捏造事實來抓我,批鬥四十多天,罪惡多大。批鬥李是武漢軍區批准的,開封軍分區和蘭考武裝部聯合主持的,他們找到我要我上臺發言的,因為我受害最深,讓他給蘭考32萬人民請罪,開封軍分區司令拉著我的手說姿態太高,李批鬥我多少場,你們問過沒有,怎麼還要用這個來起訴我?第二條是有一個偷水泥的,說是我讓大隊捆他了,我說你們沒有調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現場扭送公安局的,這是大隊黨支部討論的,我說夠判勞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們連維護公益的人都要作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邊去了,誰還敢維護集體利益?第三條,說我在六八年說過對走資派叛徒特務要堅決鬥爭,我說我現在還是這個觀點,錯了嗎?我當年對於打人是堅決制止的。他們公然說,現在不是評你當模範,是要找你的事兒,他們已經公然不要臉了,什麼事實,什麼法律,在他們眼裏完全是狗屁。
結果,還沒有等我的答辯寫好,判決書就下來了。法院院長董惠省對我說,你是我的老領導了,也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不要上訴了,上訴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虧,算了。當時,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從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見不著她了,五年出去,她還不到九十,還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訴了。
到底後來我還是寫了上訴狀,寫了幾天幾夜,要我連夜交給他們,第二天九點多商丘中院就駁回了,維持原判,他們是啥時候上訴,啥時候駁回,效率真是夠高的,這就成了終審判決。蘭考一共六個人送到省第三監獄,獄政科長問是啥罪,我說無罪,他問沒罪來這幹啥,我回答說,你看看我的判決書,這些事兒作黨內處分都不夠,叫侵犯了他們的人權嗎?因為我一直拒絕寫認罪書,就不放過我,要留監就業。科長找到我說,老楊你認個錯算了,我說監獄是教人認錯的地方嗎?我犯的是啥錯誤?如果你們能夠依法辦事為我申冤平反,就是認幾天幾夜的錯也可以。
我在監獄了停了五年半,父親杵著拐棍去看我,說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爺兒倆見不著了。我見了他,很難過,說:大,我不孝,我在這給你磕四個響頭,就這樣送你了。最後批准我半個月假,回家給父親治病,一五九醫院和地區醫院都確診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監獄,衛兵卻不讓我進去了,最後是獄政科幹部領著我進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說我沒有認錯,原以為五年變無期的。
我離開監獄之後,離開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們湊了四千多塊錢給我,我回家床都沒有下,就會老家去了。年底父親就去世了,人財兩空。我年底回家的時候,大兒子已經參軍走了,才十五歲多,我到武裝部找到部長和政委,說你們膽子太大了吧,烏紗帽不想要了。他說,我們認為你是我們的好書記,我們專門安排他走的,不能因為你影響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當個愛國軍人,要他不要再入黨了,這個黨已經變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幾十分鐘,還召集黨支部會議,當過多年的縣委書記,最後那些“党的幹部”宣佈說不承認我的黨籍,可笑不可笑。你開除我的黨籍,總要手續完備,我入黨時是在黨旗下宣過誓的。他當了七年半兵,復員回來之後在醫藥公司工作。
我愛人是六三年大專畢業生,當過小學教師,焦裕祿紀念館第一任館長,財政局人事股長,後來因為我的影響要她醫藥公司切藥,倉庫主任,門市部主任,就是不給她調工資,退休了只有400多塊錢。
我回來之後,紀檢書記楊找過我幾趟,他原來是辦事員,是反張欽禮的。他到我家裏,叫我上班,我說勞改五年了,還有班可上,他說你沒有開除公職,還是國家正式幹部。中央有個檔精神,清查中間的人,要給出路,讓看河南省委的一○○號文件,上面說對罪該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說我不屬於這個範圍,我是屬於不該判刑的。他說從上班之日起發生活費,不等,最高50元。我說我一個本科生,最少教個初中吧,小學老師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話嗎?要我吃狗的食幹人的活,何況本來就不該判我的刑,我是寧可多蹲監獄也不認罪的。如果你們真同情我,就在西關農場給幾畝地吧,這樣從八五年開始,我就種了二十年的地,場長給了四畝地,我自己開荒五畝。靠種地供了兩個大學生,本來大兒子學習成績最好,因為我坐監獄給耽誤了。我坐監獄的時候,愛人的工資是34塊錢,三個孩子是十歲、七歲、四歲,現在想起來都寒心,不知道咋過來的。
在農場期間,農場工人多少次要選我當場長,教領著殺出一條血路來,我說我啥沒當過,這個年頭不是我幹事的時候。誰要來徵求意見,我都是正面說,不能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從沒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時候是毫無保留地奉獻青春,蘭考在我們手上領著建了兩個工業區,十個大型廠礦,幾十個集體工廠,農業上除三害的願望徹底實現,最後我倒成了罪人,他們成了功臣。
十、 回顧毛澤東和文革
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以歷史發展來驗證,是非常正確的。蘇東劇變,中國今天的現實,都說明了。毛想讓人民起來監督党的幹部,這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當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領袖,什麼時候心裏都是想著老百姓。作為一個革命家,他從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幹部脫離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車大房子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對於文革的方式問題,值得探討,天下大亂的方法是否妥當,確實有壞人趁機報復,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規模這麼大的群眾運動如何掌握,需要總結經驗教訓。
從中國政治走向看,繼續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間最輝煌處,並非失誤。現在官員腐敗成風不可救藥,黨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兩會上,溫家寶講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說到底是路線方向問題,他沒有說到點子上。靠免稅免糧能免多少,這些措施切斷農民與國家的聯繫,可能也就是能緩和一下人民群眾和政府的矛盾。農資大幅度漲價,比免稅來的多,交點愛國糧,增加愛國意識,生資別這麼漲,農民倒能多得點好處。農民自己始終認為種地完糧,天經地義。
今天蘭考連教師、正式幹部,要發工資的人不少於一萬,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飯這一塊就得一個億。蘭考的國有工業商業企業都沒有了,有幾個好的私人企業?稅源在哪里?哪有財政收入?吃飯這一塊都成了問題。地方財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級財政轉移,戰亂、饑荒怎麼辦?國家如何維持,中央財政也變成吃飯的了。靠富人愛國拿錢,那是笑話,明王朝眼看要垮臺了,崇禎親自動員皇親國戚拿軍餉,還都不拿。
中國今天政治理論混亂,經濟理論更混亂,換一個書記打一個旗幟,城頭變幻大王旗。毛澤東思想不說千秋萬代,起碼要管相當一個時期。貓論摸論能指揮一個党?沒有方向路線和目標,能成嗎?党的建設根本是思想建設,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然後才是用什麼人的組織問題。除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國不可能還找得到另外的出路。有人說鄧小平是故意復辟,我不相信。他是沒有能力解決中國問題,他所說的兩極分化和產生一個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了,已經是走上他說的邪路上去了,他撐不起這個大廈,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江澤民就是搞個維持會,在他自己的任上,沒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間說,看這幾個領導人的手勢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遠,鄧小平光顧眼前,江澤民是求穩怕亂,農民總結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總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後,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號召力。他們搞什麼粉碎四人幫,我曾經多次給中央寫過報告,從來不知道有什麼四人幫的事情,省級幹部都不知道中央有個四人幫,一切都是那夥子人事後炮製出來的。他們說主席錯了,中央錯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沒有罪都判刑,有罪沒有罪都免職,他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這,這樣的官員對上是奴隸,對下是奴隸主,靠這樣的人支撐共和國搞建設,可能嗎?
主席當年是怎麼搞重工業的?沒有三線建設的老底子,戰爭早就降臨了,援外也是為了周邊安全環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農業發展,我更有親身體會,我執政八年,淤灌二十多萬畝好地,我去坐監後二十七年了,蘭考連碗口大的一塊好地,都沒有造出來,當年打的井,開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壞完了,都沒有人管,對於今天這些當官的,老百姓中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觀總結歷史,都不是唯物主義,我出了校門就坐監,老了還坐監,咋知道自己一腔熱血變成這個結局?黨內的對與錯、貪與廉,何時和諧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階段,就得提階級鬥爭這個口號,就得當作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來,進行批評和鬥爭,沒有這一點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團結的。
我管公檢法的時候,整個公檢法隊伍總共就六十七個人,現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還配備了那麼多的警車警械,隊伍膨脹了上百倍,連治安基本好轉都不敢吹。我們那個時候,蘭考根本沒有積案,二十歲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們會感到很吃驚的,當時的精力都放在預防犯罪方面了,一個公社就只有一個公安特派員,一個大隊一個治安主任。過去是壞人怕好人,現在可不是這樣。當官的貪污,只要是上萬,當時就非殺不可,誰講情都無效,現在是什麼樣子,老百姓說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沒錢花;過去誰敢這樣?!
跟今天這些官員對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佈,經過他們三十多年的審查,我們那個時候蘭考的班子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經濟問題、出桃色事件,隨便他們怎麼查,都沒有找到我的問題。時間老人最能給人作結論,檔上的結論判決書上寫的都是假的,經不起時間考驗,他們算不上什麼英雄。張欽禮被他們判刑關押十三年,離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來越懷念他。他頭上帶著老百姓送的三頂帽子:張青天、新包公、蘭考的活地圖,他的政績有三個無人可比:共和國建立以來對蘭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貢獻無人可比;樹立焦裕祿這個共產黨人形象的功勞無人可比;廉潔清正一塵不染的作風無人可比。就是張欽禮的政敵也承認這三條,有一個胡某人,是當年整張欽禮的鐵杆保守派,前幾年來看我,我問他,你們當年反張,他有啥問題沒有?胡某人說,沒有,就是張不能團結人、驕傲、抗上,都是上級要整他。
張欽禮不媚上是一貫的,老黃有一次親身經歷,他曾經陪省革委會副主任楊到蘭考來視察,張欽禮帶他們參觀了蘋果園和貯藏蘋果的地窖,硬是沒有請他和隨行人員吃一個蘋果,視察結束時已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張欽禮也沒有主動留吃飯。在返回的路上,楊的通訊員和司機就開罵了,受到楊的阻止。老張說到,張欽禮下鄉的時候,如果給炒盤雞蛋或者是豬肉,他一定不吃,還要罵人的,他在鄉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裏面煮幾塊紅薯,吃完之後“碗比狗舔的還乾淨”。如果是今天,張欽禮這樣耿介的幹部,肯定在官場中間一天都混不下去,毛澤東時代出現焦裕祿和張欽禮這樣的幹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這樣。蘭考有一個村子在三幾年的時候就建立了黨支部,其中一個老黨員九十多了,常有人問他什麼時候入黨的,見識過的什麼人最壞,他笑笑說:我入黨的時候你還沒有呢;地主、保長和土匪都見過,算孬種支書數第一。
因為張欽禮威信極高,不搞和稀泥,誰不對就要挨批評,受他批評的人往往幾年抬不起頭來,他在蘭考工作時間又長,挨他批評的人不在少數,因此很多幹部恨他,張欽禮堅持說真話不問物件和場合,甚至在公眾場合,上級說的不對的,他也起來反駁,周化民就曾經被他當場指出錯誤,鬧得灰頭灰臉,下不了臺,因此恨他,文革一來就借機整他。
張欽禮死後,我寫了挽聯,橫批是:一代風範 雖死猶榮
樹焦君豐碑、竟焦君遺願、四十年不曾止步、無愧親密戰友、莫憑恩怨作論;
惦百姓疾苦、為百姓造福、六十載未肯息肩、堪稱人民功臣、勿以窮達相觀。
二○○○年七月十日,開封中院要我過去,說你多年申訴,我們給你合議了一下,叫你來看給你的裁決;然後念道:“對於運動案,中央沒精神無法解決”,是寫在他筆記本上的一句話。我要求給我一個副本,他們不同意,我退一步說,抄下來蓋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級法院連正規的法律程式都不敢履行,心虛到何等地步。幾個法官跟我談話,說:老楊,你說張欽禮冤,四人幫哪個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還不冤死個球。中級法院都承認四人幫冤,公開撕破臉,不要臉了。他們給我的判決書,就是最好的控訴書,是他們枉法斷案的鐵證。他們說,當年都是省委定調子,我們只是辦手續。
鄧小平依靠的河南這一批人,是什麼樣的人,已經很清楚了。那些人從來不幹正經事,個個都是整人的好手。從五七年反右開始,吳芝圃、趙文甫、楊尉屏、代蘇理,他們一貫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在反右之後他們搞“反潘楊王”,是老河南幫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後來的反右擴大化,又是他們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風的,也是這幾個人。五九年反右傾,張欽禮被他們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四清的時候他們搞四不清幹部也是積極得很,文革初期他們拋出這個拋出那個,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們又是來了一個大掃蕩。到下面,他們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馬的秦一飛、周化民之流,焦裕祿死了他們都不知道,張欽禮如果不吭聲,也就一了百了。因為這個原因,他們連張欽禮都恨上了,因為焦裕祿的工作方式被宣傳出來,是對他們“當官做老爺”工作方式的否定。為這個,張欽禮後半生就被他們一夥壓得抬不起頭來。從改變蘭考的面貌需要看,張欽禮需要焦裕祿這一份精神資源來激勵蘭考的幹部和群眾,團結奮鬥,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飛之流的理念與此格格不入。
在審查我的時候,一個法院的人在不經意間說起,你那個調查報告對周書記的打擊太大了。從我和張欽禮的冤案看,這一夥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祿當這個典型,我的真正問題還是那個調查報告,觸犯了他們的根本立場。焦裕祿和前幾任書記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善於團結人一道工作,在前幾任書記那裏,張欽禮都發揮不了作用,在蘭考縣委班子中間,沒有人比張欽禮更瞭解蘭考的人,他的工作彙報既具體又詳細,好多老農和積極分子他能夠叫出名字來。那些人構陷張欽禮,是力圖從蘭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張的光輝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樣很難實現。有傳言說周化民私下問刁文,楊捍東這個人有什麼問題沒有,在群眾中間威信怎麼樣?刁文說在審查中間沒有發現什麼問題,楊的群眾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說:不怕楊捍東有問題,就怕他沒有問題,他還有很高的群眾威信,這種人最危險。所以他們就因此不肯放過我。
文革期間,開封師院我班上的同學,在六七年“二月逆流”時期被抓進監獄的有五個,粉碎四人幫之後其中三個被判刑,都是最優秀的人。我們的對立面,只要跟我們當面辯論,根本不堪一擊,文革初期的打砸搶都是這些人幹的,當時我們就認為他們是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這些人除了追隨幹部,想趁機撈點什麼資本,沒有一分一毫實事求是的精神,也從來不考慮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國家和人民利益,鄧小平後來就是依靠這麼一批人來治國,如果反而把中國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個文革期間參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趙福壽,後來是三監獄的政委,他對犯人說:對四人幫的幫派骨幹分子要揭發批判,竭力發動利用犯人治他們從前的對立面,說是誰立功誰受獎。照理說這是他們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機會,是所謂的“撥亂反正”,這樣的事情他們本不該假手旁人的,但是他們連這個事兒都要偷懶,最後墮落到要跟刑事犯搞統一戰線的地步。就是這個人,從文革期間的派性出發,在我刑滿之後又額外多留難了五個多月,在他們的狹隘眼界裏根本就沒有黨紀國法的位置。
二○○六年八月一日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
■毛澤東
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
——楊捍東訪談錄
老田

本次口述史訪談,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蘭考期間進行了部分修訂補充,感謝老黃和老張等同志對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實提供了補充材料。征得楊捍東同志本人的同意,訪談錄以初稿形式發佈在網路上,希望各個方面的相關知情人士對文章涉及的事實,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以便進一步修訂完善。

一、 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於河南確山縣,家裏是雇農成分,父輩是佃農,扛長工過活。共產黨到達我的家鄉之後,家裏就是“堡壘戶”,共產黨的縣區幹部都經常到我家裏來吃飯,有的時候一整天廚房不熄火,我當時年紀還很小,分不清他們到底是不是我家的親戚朋友。

解放前父親就是民兵隊長,小鄉的鄉長,解放後又擔任初級社社長,高級社社長,大隊長,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監獄的時候,父親還是大隊長。我從小就受父親的影響和共產黨的薰陶,一上學就是靠共產黨和政府幫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開始上小學,五六年小學畢業,是少先隊大隊長,保送上中學。在中學當班長,班主任彭老師被劃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後就叫喊“彭右派”,我還是每天去彭老師那裏,這樣就說我劃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給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師給我們輸灌的都是好思想,怎麼成了右派呢?這樣就把我的班長給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陽師範,又當了班長,六二年畢業後,和班上另外三個同學一起,考上開封師院。進開封師院以後,我一直也是學生幹部,開始當班長,後來是年級的級長,還同時主編《紅旗報》和《青春報》。

二、 文革開始的思想和行動

我應該是一九六六年畢業,文革開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黨委成立文革領導小組,我作為學生幹部是當然成員。黨委領導的保守派紅衛兵開始搞破四舊,砸那些文物,我跟陳紅兵不參加這些活動,我們都認為傳統的文物不是四舊,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破四舊是指思想問題,要批判解放後文藝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後思想,要解決人的思想問題,怎麼能夠去砸文物燒線裝書呢?

當時我們一起有五十多個人,要給校黨委提意見,這些人多數是學生幹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這一天,大禮堂開會,我們集體上臺要求發言,結果被校黨委打成“反革命”了,批鬥我們。有個學生叫白萬選,他在地上寫大字標語說我是反革命,還不讓我們走路,我對他說:你就只這個水準,讓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師的。我又去找系裏的關老師談心,說三次都是系裏抽調我去參加四清,我是落後學生嗎?我們咋是反革命呢?因為我們不服批鬥,就到省委告狀,省委承認了我們,這樣我們就公開成立八二四戰鬥隊。

我在群眾組織內的時間不長,十月份的時候院黨委還沒有垮,他們讓系裏交給我們一個任務,去蘭考調查。因為人民日報二月七號的長篇通訊,使得焦裕祿一舉成名,說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幹部的榜樣。九月份十六日這一天,蘭考出現兩張大字報,一是北京八大單位聯合發出的《最最緊急的呼籲》,說人民日報的報導是大毒草,要推翻這個報導;另一個是“中國共產黨蘭考縣委機關紅衛兵”發出的《最熱烈的響應北京大學等八個單位學校的緊急呼籲》,在文革期間的一些人看來,聲勢比什麼都重要,回應和呼籲書同時發出也在所不惜,一點點掩飾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們的主要理由是這個長篇通訊“通篇不提階級鬥爭”,說執筆寫報導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紹焦裕祿事蹟的人也是混帳王八蛋。這個呼籲書裝得左的不得了,還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

這個傳單向全國散發了,可能還到了北京。上面說報導失實,這對省委來說是個嚴重的失誤,而且對毛主席也是個否定,因為用假人物和事蹟跟他老人家的名義進行捆綁宣傳。因此國務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務佈置下來了。十月五號,院裏面就找我談話,要我七號去河南飯店,王維群副省長要照我談話,在他那裏領指示,院裏要我帶隊過去,接受這個調查任務。七號我們到河南飯店二樓的一個房間,王維群的秘書王德英在那裏等我們,說中央給了一個調查任務,要省裏面限期提交調查報告。然後,他把那兩張大字報給我們,要我們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條調查提綱,其中牽涉到三個人:焦裕祿、張欽禮和周化民。開始他說下午三點鐘王副省長可能要和你們面談,又說沒有時間,轉達了調查要求:要求馬上就下去,爭取兩個月內寫出調查報告,而且約法三章,不許帶主觀意識,不要先入為主,要客觀再客觀,調查要細緻,資料要翔實,如果出了問題就嚴懲不貸,說這是王副省長的話。我保證說,王秘書你放心,我從來沒有去過蘭考,跟任何人都無親無故,也沒有任何個人恩怨,更不會先入為主,請省委放心,我們寫一句話就是一句實話,我們保證拿出個客觀的東西出來,至於寫得好壞那是水準問題。

我們當天就從鄭州趕回開封,給學校彙報以後,院裏要系裏定人,這樣就增加了化學系畢業班的王東舟,中文系的單紅秀,藝術系的常文英。他們推舉我擔任調查小組的小組長和團小組長,九日召集開會,說王副省長傳達了省委指示,要他們先看材料。十號,我們從系裏借了錢,帶隊去蘭考住在西大樓。當晚就開小組會,分工,先調查焦裕祿的事蹟到底是真是假,兩張大字報說報導不實,我們首先就落實這個,同時調查焦裕祿樹立的四面紅旗,一個人一個大隊,我去最遠的秦寨。凡是長篇通訊寫到的地方,我們都要訪問到,每人發三個筆記本。採取主席總結的方法,找農民和黨支部開調查會。調查回到縣城之後,就找焦裕祿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焦裕祿的秘書,張思義、李反修,副書記劉呈明。

我們找周化民,因為不認識,他拒絕見我們,文革一來,幹部都害怕紅衛兵,最後帶了學校的介紹信給他,他才肯稍微談一下。他說你們到底想要幹啥?焦裕祿在蘭考成名,但是縣委的幹部都反對這個長篇通訊。我們就問,周書記你認為通訊中間哪個地方不對,讓他談看法,他說自己不理解,對焦裕祿和長篇通訊的寫作過程都不瞭解,也不能說。既然你不理解,我們就沒辦法問題,然後他就說,我也忙,你們走吧。

劉呈明開始不見,後來到底還是找到了,說是接受省裏的指派,兩張大字報引起了上頭的重視,劉說不跟你們談,問什麼也是一概不知。我們找張欽禮,他去廣東宣傳焦裕祿事蹟去了,始終沒有見到他。

我們在底下跟著長篇通訊提到的,走了二十多個村子,個別訪問和開調查會調查的人有三百多個,原始筆錄有十三個筆記本,他們每個人三本都寫滿了,我寫了四個筆記本。

兩張大字報中間實質材料,焦裕祿說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共產黨人為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犧牲,沒有輕易丟給敵人,並提到一個月犧牲了九個區長,其中有一個名叫馬福重,大字報說他是個標準的叛徒。為了落實這個事情,我借了一個自行車,跑去山東曹縣小楊口,訪問馬福重的老家,路過張莊大隊向黨支部問了張欽禮家裏的情況。我找到八路軍政委馬振清家裏,他告訴我,馬福重是九區區長,四四年被日本人殺害,腸子拉出來掛在樹上,他說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後人民政府認定為烈士,咋是叛徒呢?馬的墳墓在界牌的南門外,墳前還有烈士碑,我連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裏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雙手親自摸摸碑文不可。為了落實這個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裏地。

調查一共進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記錄總共十三個筆記本,十四號集中以後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討論如何寫這個報告,最後決定按照六條調查提綱的順序來寫,由我來執筆,費了三天三夜,一口氣寫完了,底稿一份由王東舟保存,同學們分頭抄寫了兩份,一份交給省委,一份給中央。給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飯店交給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時候交給國務院辦公廳的劉主任了。

這個調查報告最主要回答了三個問題,一個是焦裕祿事蹟的真偽,調查的結果是翔實無誤,沒有什麼水份,第二個是馬福重的叛徒問題,現場找到原來馬福重的上級,他確實是為民族和國家犧牲的烈士,兩張大字報的相關內容都是誣衊之詞,同時也駁斥了宣傳焦裕祿事蹟的人是王八蛋宣傳假典型的說法,我們調查報告還指出,由於長篇通訊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蹟沒有寫上,肯定了焦裕祿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幹部的好榜樣。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祿的後任縣委書記,他應該率先學習焦裕祿的精神,他藉口自己不瞭解情況,還下手整介紹焦裕祿事蹟的人,不組織學習。在中央表態之後,他還繼續抗拒,這就是組織原則的錯誤了。在調查期間,我們就發現,周化民、秦一飛反對宣傳焦裕祿,在看長篇通訊的小樣的時候,在縣委會上周就說焦裕祿到蘭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時間,共產黨成立政權十幾年都沒有改變蘭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變了,那不是比共產黨還能?還說長篇通訊不寫縣委的領導,而是突出個人。劉俊生保管了焦裕祿的遺物,是縣委辦的通訊幹事,宣傳部長領他去秦一飛的辦公室,說彙報焦裕祿長篇通訊的事情,秦說:啥雞吧典型,你就知道聽張欽禮的胡雞吧咯咯,你們的沙荒和鹽鹼地不是還在嗎?大閨女都沒有褲子穿的窮地方,走走,我不聽你的。結果給攆出來。訪問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情況了,我說不要寫進去,老幹部認識也要有一個過程,而且是他們在黨內和個人場合說的,中央肯定之前,個人有不同認識,應該允許,也不能算是錯誤,所以沒有寫上去。

我把調查報告交上去之後,住在北大,參加了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地點在西苑。

三、 蘭考的文革

我回到開封師院已經是十二月底了,這個時候農村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蘭考去看,那裏已經分成兩派了,一派稱為“衛焦派”,以焦裕祿樹立的四大紅旗為代表,他們成立貧下中農衛焦司令部,認為否定長篇通訊就是要砍紅旗,衛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張欽禮。另一派是“衛東林焦”,以機關幹部為主體,有少數農民,當時開封地委宣傳部、組織部、統戰部的幹部,也出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周化民打倒張欽禮,好傢伙,這就相當於地委四大班子表態了,縣裏面原來支持張欽禮的幹部馬上倒戈了,脫離“衛焦”加入“衛東林焦”。衛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農民了,在人數上還是多數,幹部中間是少數。衛東林焦就開始揪鬥張欽禮,文革初期的兩張大字報一出,實際上張欽禮就被罷官了,說他是政治扒手,介紹焦裕祿是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焦裕祿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於鄭州去世,地委也沒有發現什麼事蹟,有個地委組織部長王在焦死前去看過他,當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鄭州的公墓裏。本來是人死燈滅,一了百了,就無聲無息地走了。張欽禮焦裕祿在蘭考這一年,張欽禮作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動。張欽禮本人是蘭考合併之後的第一任縣長,長期抓生產,在老百姓中間的聲望已經相當好了,老百姓叫他張青天,幹部稱他是活地圖。張對焦裕祿就這麼無聲無息走了感到難過,認為焦裕祿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沒,五月二十日張欽禮在豫東的造林會議上就講焦,省裏面是王維群副省長主持會議,每個代表發言限制半小時,張欽禮講焦裕祿如何造林防風固沙,最後活活累死了,王很受感動,說張講的話題可以不受時間限制。

六四年張欽禮又給河南日報投稿,懷念焦裕祿。十月,張又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彙報一年來蘭考“除三害”鬥爭情況,重點還是焦裕祿,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在全省四清工作會議上口頭表揚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簡報,在焦裕祿去世當年,張欽禮就有三次宣傳焦裕祿的行動。六五年一二月份,新華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長張李勇先,逯祖毅、魯保國,在劉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祿的事蹟,河南日報做了報導,並沒有引起重視。

六五年十二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東瞭解抗災經驗,如何在党的領導下渡過經濟難關,找抗災典型的線索,本來已經去杞縣了,第二天坐錯了車偶然來到蘭考的。劉俊生接待他,周原說明來意之後,劉就說縣委書記累死了,周的職業敏感性很強,追問詳細情況,這樣劉俊生就讓他去找張縣長,因為他瞭解最詳細。周因此結識了張欽禮,一提到焦,張聲淚俱下,講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著記錄的,最後感動地說發現了一個金礦。然後,他就向穆青彙報,在電話裏講了焦裕祿的事蹟。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帶了總社的記者團直奔蘭考,當天下午,十多個記者就找到張欽禮,在縣委辦公室座談,張欽禮再一次聲淚俱下地講了一下午,焦裕祿身邊的工作人員補充,晚飯記者們都吃不下去,夜裏一直談到十一點多。穆青說他一輩子的記者生涯中間沒有哭過,我在延安時期就是記者,首次被焦裕祿感動得哭了。他說不用任何藝術加工,簡單地把焦裕祿的事蹟羅列起來,就是極為感人的材料。記者們根據張欽禮提供的線索,下到農村去調查核實,周原執筆寫了初稿,最後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刊出來的。周原的夫人陳健說,如果沒有張欽禮,焦裕祿將永遠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四、 陷入蘭考文革到進監獄

一九六六年外地學生到蘭考串聯,也分成兩派,一派支持衛焦,支援長篇通訊,另一派否定長篇通訊。我是二十三日去蘭考看大字報的,哪一派都沒有介入,當時支持衛東林焦的一派人,都是縣委食堂管飯,支持衛焦的人,都在西大樓自己搭夥吃飯。

蘭考文革群眾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人拿走了我們的調查報告草稿,寫成大傳單散發,跟初期兩張大字報是對立的。這個稿子出去了,我還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張文革大字報了。我一到蘭考,許多外地學生就一下子包圍了我,說我造謠欺騙中央,逼著我聲明作廢。我說,馬福重烈士的家鄉,我親自去調查過,你們說他是叛徒,有什麼依據?到底是誰說假話,造謠?你們提出的,我不能答應。

一月份,開封開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隊介入蘭考文化大革命,他們宣佈張欽禮是反革命份子,衛焦是反革命組織,是張記反革命集團。二十九日這一天,我也在西大樓,他們捆走了二十幾個人,包括管財貿的副縣長藺永沛、縣農工部副部長樊哲民,這都是以前跟焦裕祿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還有農民和工人。

我問那個支左連長馬嘯仙,你們帶隊的軍官是誰?他說是開封軍分區的副司令員李地山,我到縣人武部找到他,說:你輕易宣佈誰是反革命組織是錯誤的,捆了這麼多的幹部和群眾,是鎮壓文化大革命,要成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為自己沒事。第一次軍隊抓的人,被群眾組織營救出來了。

軍隊第二次抓人的時間,大約是二月二十號前後,我也被他們抓了。當時的公社黨委副書記張貽泉回憶,說是三義寨公社武裝部長王金海告訴他:接縣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楊捍東,這人是蔣介石的中校軍官,讓他也參加。我就在三義寨公社背後的候寨被捕了,執行逮捕的有支左軍人,也有縣公安局的人,來了兩輛車。見到我之後,這個張副書記看到我不過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別說是當國民黨的中校,就是當國民黨的兵都不夠年齡,覺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進去之後,昏迷了幾次,咋進的監獄不知道,醒來之後被架出牢房,李某還說咋不把楊捍東架出來?下邊的人說他就是。他愣了一兩分鐘,說,你憑什麼給蘭考的文革劃框框定調子?我說自己是開封師院的學生,沒有權力為文革定調子。他反問,你為啥寫那個雞吧報告批評周書記,攻擊蘭考縣委?我說是受上級指派來的,不是什麼劃框框。兩個公安人員說修理他,當即就架到現在的縣政府,那裏有百十個人,李某、周化民和軍分區的政委都在場,幾十個人輪流上陣,有出拳的,也有出腳的,血留下來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紅了。李某問我認不認錯,我不認錯,他就要我跪下,我說如果我犯了錯誤也只能給老百姓下跪,決不跪他們。一說完,他們那一夥人又是亂拳亂腳打來,當天還被捆了五繩子。我當時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後來才知道,這不過是個開頭,還只是第一場。

進監獄之後,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繩索捆綁起來,我被他們打昏了才進去的,到半夜才凍醒,才發現自己光著上身。嗓子渴得冒煙,看到洗臉盆是空的,後來別人告訴我說,傷重後喝水,很可能當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過來的時候,胳膊動不了,眼鏡也睜不開,想著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們到底是為啥?連大腳鐐都給我上上了。從此一直沒有人審問,到四月二號,才又把我提出來,破了鐐之後再用繩子捆上。接著就提出張欽禮,又提出一個張鳳鳴,他是復員軍人代表,也捆上。這個人十四歲入朝作戰,五八年最後一批回國,在玻璃廠當工人,六二年帶頭下放回家當農民,因為他帶領榮複軍人支持張欽禮,所以也把他抓起來。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第一次見到張欽禮,街上很多大標語“打倒走資派張欽禮”,“打倒鐵杆保皇派楊捍東”,我看到之後,感到可笑又可悲,想來都是這個給中央的報告惹了當權派,給自己帶來大禍。他們兩個沒有戴腳鐐,下車時被一腳蹬下去之後,墊幾步還能站穩。我自己戴鐐之後,整個腿都是軟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齒磕斷了,我也至今沒有補,這些都是那些人留給我的紀念。批鬥的時候,張欽禮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間,血流下來就順著張欽禮的褲子下去,張欽禮說苦呀,血流到一塊了。

從此之後,就開始全縣遊鬥,每天一場批鬥會,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號。我那個三號號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裝了二十八個人,有農民、工人、幹部,真正是名副其實的坐監,根本睡不下去,人挨著人,各個牢房都是人滿為患,連隔壁的杞縣監獄裏,都關滿了蘭考的文革犯人,蘭考大約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鬥,拳打腳踢是平常事,進監獄之後要過三關:撞牆、沖地等等,每個人都是這樣,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沒有了老虎凳,不然還得讓我們上去坐坐。劉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師長,十三級幹部,也被抓來了,他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了。最小的是十四歲的小學生,是法院張院長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號出獄的,已經無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蝨子亂爬,同學把陳紅兵的褲子給我送過來。出監獄之後,我就回學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進京,總理接見兩派代表,說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話就給平反了,回去之後就是大聯合。

我們在監獄裏的時候,周化民他們成立了革委會,執政了,開著幹部會議。我一下火車,滿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車,幾十個幹部把我按在那裏,弄到杞縣去鬥。我就說,鄉親們,我是開封師院的學生,你們認識我吧。結果他們又把弄到縣城,我又是這些話,他們最後把我關在城關公社裏,我就在那裏絕食。我坐了幾個月的冤枉牢,現在回來拿被子,你們還這麼搞,太沒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們手上,將來是你們的一筆血債。到了第四天,他們來了兩個人,把我架到車站,其中一個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車之後,走不動路,吃了一斤多鹵面,還好沒有出事。吃完就沒有錢搭車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學校。

五、 到蘭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張欽禮從北京回來,蘭考在河南第一個成立革委會,典禮給我發了個請帖。那個時候,我已經留校工作了,張欽禮去師院三次,要調我去蘭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為幹部調到蘭考。

過去之後,縣革委會向省裏報我副主任。我去找張欽禮,對他說:張書記,我當副主任不夠格,你給我一官半職人家還要說閒話,我也不喜歡當官。張很動感情,掉了眼淚,要我參加革委會的工作,名義上是革委會常委,分工上協助管農業。我搬去跟搬運工人住在一起,經常下鄉跟著拉架子車。

不久,就開始重新調查蘭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隨張欽禮帶隊的“學大寨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一共二十多個人,步行六十多天,沿著河,帶著饃饃作乾糧。每天都是邊走邊看,什麼地方可以建閘,沿著引黃河道,跑了三個來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後,又請省水文隊的技術人員,我又領著他們下去測量了一遍,取了320個水準點,為後來的整體規劃提供依據,整個蘭考縣的規劃架子,就是那個時候搭起來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餓了,就吃個饃饃,渴了,就喝河裏的水,中午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樹下面躺一會。一直到十一月份,那個日子真是不好過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這樣的,縣革委會裏面也沒有我的床,我就在搬運工人那裏搭鋪。

1968年在“黃河欠債黃河還”的口號下,引黃工程全面動工。蘭東、蘭杞、四幹渠、五幹渠等15條大中型管道分公社施工,十萬大軍上陣,一個冬天就拿下來了,完成土石方工程量520萬立方米。1969年春修建各幹渠上的閘門、橋樑、涵洞、渡槽100多座。1969年秋至1970年大見成效,三義砦、固陽、爪營、紅廟等公社,用大水漫灌改造土地5萬餘畝。

六九年元月八號,我結婚了,婚後我們兩口子一起下去農村,到最遠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隊住在楊堂那兒。我愛人在小學裏當校長,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祿紀念館館長,跟焦裕祿的夫人關係特好,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們是結婚後第三天下去的,農民給我們騰了間小磨屋,也沒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鋪,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鋪蓋,帶了一個五毛錢的包裝箱過去,啥好東西也沒得吃。

春季,我就領著九個生產隊,搞高產玉米,從農業局引進新單一號,做了很多說服工作,說作為農民長期吃返銷糧,對國家沒有貢獻是恥辱。每個村子都種一二百畝,爭取一季翻身。下種的時候,老農思想不通,說我是吃皇糧的,卻拿著他們的地做試驗。到秋收的時候,平均畝產800斤,最高1150斤,當年就扭轉了缺糧。那些開始反對的老農,主動去看場,我們買了脫粒機,不叫開,非要先照相。

這個事情全縣就打響了,張欽禮把這個作為典型事例,彙報給省裏。七○年叫回去當水利局長。我回來的時候,大隊黨支部領著三百多群眾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裏地,在公社的照相館合影留念,才回去。農民是真正具有實事求是精神的,發現自己錯了,從來都不護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幹部相比,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我回來幹水利局長的時候,準備修復三義寨引黃渠首工程,親自擔任總閘修復指揮長,進行底板加固,換閘門,擴大到500流量。還組織打井隊,到通許學習打小井,原來的井直徑一米,需要花幾周時間投資好幾千元,耗費大。新的技術是用水沖鑽打井,當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虛的東西,就幹這麼兩點實際的事情。根據規劃,每70畝地一眼井,到1976年全縣打井6000眼,此外還建成大中型提灌站16座,實現了人均7分旱澇保收田。

我回來之後,愛人孩子還留在楊堂。七○年,劉建勳說大學生必須鍛煉三年,我就又回到楊堂去,擔任大隊黨支部委員,一邊搞農村工作,一邊組織識字班,中午在識字班教識字,晚上組織幹部和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學一段就結合實際討論當前的工作,白天都捨不得開會,開會都是晚上。那個時候,要佈置生產任務,有人晚上就偷著幹了,也找不到是什麼人,很多活兒不讓派,形成這個風氣了,今天要是沒有報酬,還有人幹活嗎?我總是在想,農民真的落後嗎?集體真的搞不好嗎?可是我親眼看到,很多農活大家都偷偷幹了,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能夠完成的工作。幾千年來都說農民落後,是小農,可是我在那裏的時候,農民常常來找我,說捍東,咱該加加油了,是不是領著學習毛主席著作。

原來楊堂這個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鹽場,春天的時候地表就是一層鹽,凍了人走上去嘎嘎響。那個時候,硝鹽也不讓出,農民偷偷曬。因為大面積鹽鹼地在那兒,我就跟公社說,應該曬鹽,而且把鹽場分給各家各戶,地少,大家都閑著幹啥。公社黨委也同意。每個鹽場都能掃二三百斤硝鹽,比今天的這個精製鹽好吃,一噸鹽可以換到一噸玉米,老百姓很感謝我,這也算是一個原因。農民還對我說,你啥時候叫黃河水過來,我們給你立個碑。

六、 反覆

六七年二月,他們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張欽禮當了革委會主任之後,很多原來打過張欽禮的幹部,都心虛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領工資。張欽禮說,凡是不敢領的,把工資送到他們家裏去,文革運動嘛,站錯了隊站過來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個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擊的真誠,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來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長。我們掌權後,代表縣革委會講話出去反復拉架,攔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們在革委會工作後,也有打人現象,我罵過幾次:說你們是孬種,你們不是簡單的打人,而是打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們挨整有我厲害嗎?我都沒有打人,你們有什麼資格打人。雖然如此,還是沒有完全制止住,當時發生了兩個人命案子,一個是李仁德,是原來的縣委組織部幹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時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開會批判他,揭發出來他曾經貪污了二百多元黨費,他心裏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個是申秀春,教師,他的一幫子學生為了表示反戈一擊,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後他又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們挨整的時候,他們整死了張邦興,縣委副書記,還有楊孔昭,銀行副行長,文革期間,一邊有兩條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黨王新撤了張欽禮的縣革委會主任職務,把他調到信陽地區掛一個地革委副主任。然後派軍宣隊到蘭考批判張欽禮的“生產黨”,說我們改變災區面貌的努力是“以生產壓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會”,把縣委和各級革委會成員集中起來辦“路線教育學習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風”;從四月開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學習班”;從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縣搞了120多天的“整建黨學習班”。在此期間也把我弄到縣裏來開始批判。尉氏縣學習班,又批六八年這個事兒,原來在六七年整張欽禮的人又成了“動力”,張欽禮這一次又被他們作為批鬥對象。我說,確實有打人現象,我們一直是批評阻攔的。林彪事件公佈之後,學習班的事情才有所鬆動,後來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組去蘭考整我的。我們開始聽說林彪摔死了,都是頭腦發懵,後來才鬆快了,最後我很快以優秀黨員過關了。

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從學習班解脫,回到楊堂,參加黨支部工作。很快,那夥人又派出一個龐大的整黨工作組,專門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縣四個月,他們大張旗鼓地批判張欽禮,我在底下,沒有回蘭考去,也沒有礙著他們的眼,怎麼又來找我事兒呢?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經濟問題,作風問題,一無所獲,最後說我沒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我教識字和組織學毛著是反過來教育貧下中農,我說毛主席說了,見了群眾不宣傳不鼓動,是自由主義。他們要因此開除我的黨籍,最後大隊黨支部和全體黨員,要把他們捉住捆起來,他們害怕才連夜逃跑了。

這個時期,縣委書記是武裝部長龐傳文,他把我弄回蘭考,軟禁在招待所裏,不讓出門。我從視窗翻出去,與其他二十多個同志一起,組織了上訪團,上省委告狀去了。我們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鄭州呆了一個多月,由我執筆寫材料。那個時候,張欽禮還是信陽地革委會副主任,他們這夥子人就在蘭考這邊批判他,用大喇叭對準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結果張的母親受不了刺激,死了,張欽禮回來奔喪,這些人還把這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登上敵情簡報。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劉建勳接見蘭考上訪團,由我主談並彙報情況,劉建勳說聽說你一年改變了一個大隊的面貌,我說這不是我的功勞。一九七二年底,周總理第二次接見張欽禮、楊貴,為張欽禮平反。年底我參加了批王新的會議,在省革委會五次全會上,我說不能說沒有失誤,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會是攔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漢軍區要聽龐傳文的檢討,龐來找我說省委領導要聽我的檢討,要我給他寫檢討,我說:你過不了關,困死你這個畜生,我在楊堂勞動,小車一推五百多斤,糧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夠,上集上買紅薯片,沒有摻和縣裏面的事情,你為什麼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縣差點被你整死,你還有一點人味嗎?你還有臉來叫我幫你寫檢討!

在七二年底這個會上,最後一項議程是平反補台,我保留革委會常委。龐傳文簽了一句:強烈要求省委調張欽禮回蘭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當縣委副書記,張讓我管組織和宣傳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檢法,我親自管這個,就是要看誰還敢亂整人搞冤假錯案。我管公檢法之後,凡是捕人都要經過我一支筆批。

七三年一月我開始管公檢法,年底又讓我兼生產指揮長,主持政府工作。雖說是不兼政法書記,除了宣傳衛生不管之外,工農業、財政、公檢法都管。那個時候,張欽禮要求縣委幹部每年勞動不少於120天,叫生產隊記工分,那個時候開會和批案子都是在地頭,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裏去,晚上才有時間看卷宗,到底是該拘留還是逮捕,我簽字之後,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兩點鐘,第二天繼續生產,沒有過年過節,根本就沒有禮拜天的印象。

有些幹部,寧肯犧牲別人的生命也不肯犧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檢法的時候,有一起反標案,經過排隊抓了個民辦教師,經過省裏面字跡鑒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認為這個人沒有作案理由和動機,就又要他們排查,結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來的公安局副局長就不肯放這個民辦教師,說他手腳不乾淨,拔了生產隊的紅薯什麼的。我說,當時抓他不是拔紅薯,而是反標,現在查明他沒有問題就應該放人。那個副局長還是老革命出身,沒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戰爭年代的紅小鬼出身,解放後自己當官了就是這個態度對老百姓。所以執法人員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難做到有法必依,執行法律就變形了。我是一律要求從輕,他們往往要求從重,說這個人態度不好,態度不好是犯罪嗎?

1973年2月,張欽禮回到蘭考主持工作後,他把縣委分成兩套人馬,一半抓工業,一半有他掛帥抓農業。要把尚未改造好的20多萬畝鹽鹼地、沙荒地變成良田。他要求縣委常委每年參加勞動不少於100天,公社、科局幹部不少於120天,大隊幹部至少250天,幹部住隊發一個記工本,年終檢查,還要抽樣向生產隊記工員核實。1973年冬,張欽禮帶領縣委和武裝部黨委,把農村青壯年二萬人組成民兵師,開赴引黃淤灌工地,幹部身先士卒,廣大民兵更是不畏嚴寒,晝夜奮戰,一口氣開挖河渠160華里,完成300萬土石方工程量,1974年秋汛,利用已經開成的幹渠,引黃大灌,一年就大見成效,西半縣臨河八個公社的低窪鹽鹼地,普遍淤上一層黃泥,最淺的也在30公分以上,深的達幾十米。1975年在西半縣淤灌完成之後,分三路引黃河水向東,經過連續兩年的淤灌工作,東半縣的改土工作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至1970年的淤灌成果,蘭考縣26萬多畝沙荒和鹽鹼地基本上普遍蓋上了一層淤土,成了良田,徹底改變了農業生產條件,許多老災區和貧困隊,都變成了餘糧隊和富裕村。

因為班子裏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鐵定的防汛指揮長,晚上回來問工業交通的事情。要是什麼時候回去一趟,屋裏公檢法的人都坐滿了。我總是告訴他們,我不聽口頭彙報,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點,餓了就是白開水加上饃饃。老婆說你是個夜遊神,每天都是超負荷工作,睡覺沒有超過五小時的。

七、 黃河防汛

我這一生,如果要在回憶中間找閃光點,七三年和七五年黃河防汛是兩個閃光點。二○○三年黃河才2330個流量,這也算是個水呀,就出動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萬。七五年汛期的時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們防汛只花了國家不到十萬塊錢,這麼大的洪水,我們連地區都沒有驚動,省裏更不用說了。

最為可笑的是,張欽禮被捕竟然是因為這個防洪的事兒,他領著幾十個人,為了保住黃河大堤,他在尉氏縣破了生產堤,扒開了五十米的一個缺口。他也是捨不得,想要保莊稼。那時周總理每年都強調,只要是花園口流量超過了多少,生產堤就必須破堤行洪,為了保大堤,犧牲生產堤是必須的。他們抓了張欽禮之後,省檢察院來了兩人,問張欽禮為什麼扒大堤?我反問他們,張欽禮扒的是什麼堤?如果他有罪的話,就是他不應該只破50米,而是應該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們現在要找證人的話,我可以找到幾萬人,要找物證,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頭版發佈消息,說張欽禮“嚴重破壞工農業生產,擅自扒堤決口,使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罪惡累累,民憤極大。”因為實在是無法自圓其說,最後在審判的時候給取消了。

那個時候,為了顧黃河大堤,灘區三次過水。我們當時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灘區救護,我們把蘭考空降團調了兩個營上去。開會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講,黃河出險,往往間不容髮,這個事情我要一個人說了算,希望大家諒解。那個時候一防汛,多少天都沒有時間睡覺,一天剛剛回家,就來信說洪水灣著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樹擋水,當場就沖走了,掛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說只有拋石護堤。馬上就通知航運站調五艘船過來,裝石頭,站長不同意,因為一艘船就是幾十萬,怕受損失。我說如果十二點不到,我就一槍斃了你。船載石頭過來之後,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著大雨,我也不打傘,槍提在手裏,誰怠慢了都不行,其實槍裏頭一顆子彈沒有。曾經有一處管湧險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揮槍,要都給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沒有釀成大事故。群眾參加防汛,實在困了,就只能摟著樹打個盹,為了讓灘區群眾安心,我親自去把群眾的小豬小羊裝上船。

防汛結束之後,我給大家作檢討,說那一次實在太緊急,沒有辦法,如果不能迅速處理,潰口了,黃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們在現場的這些人,都要成為千古罪人了。

這個防汛指揮長,一直由我擔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 從停職反省到判刑五年

張欽禮被他們構陷之後,我跟新來的書記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對我說,造反派裏不是沒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這個人跟風很厲害,凡是張欽禮工作期間在職的幹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縣委常委會會議,一次性要免掉十八個公社書記,由組織部長宣佈名單,同時說兩句免職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時候,理由是惡毒攻擊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依據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幫派會議上,孔令洪說出以華為首的四人幫這個話,我就很奇怪,這個話應該是有下文的,組織部副部長吳令傳說他隨即改口說是黨中央,我就問這到底是口誤還是攻擊?免掉糧食局副局長楊東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說這個應該有什麼家俱名稱,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計值多少錢?幾方木材都沒有,就這樣免掉一個局長啊。刁文當即就說,去球去球,這個會不開了,回頭假裝責怪組織部:你們咋搞的材料?

我說,從免職的程式看,我們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書記,說他是四人幫的幫員,四人幫的手再長,也伸不到公社來呀!我們這些人哪個人跟四人幫搭得上關係呀,我們縣委常委應該是幹部的娘家,我建議材料跟本人見見面,行不行?當時參加會議的四個軍隊幹部,他們異口同聲地支持我,說楊書記說的對呀。以後他們就再也不通知我參加常委會了,刁文說只要叫楊捍東參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隊,直到免我的職。

我的專案組,大概有十幾個人,始終沒有對面批判過我。從七八年初開始,不叫我管生產和公檢法了,讓我管教育和衛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團上商丘開會,後來開科技代表大會,又要我當團長。會上,我要求見地委李錦堂書記,他召集地委常委聽我彙報蘭考的情況。我說,張欽禮工作的時候,淤灌了二十多萬畝鹽鹼地,是有成績的,又打通了最後一條河,蘭考縣內的三害基本上消滅了。張欽禮走了,他手下的幹部不一定都是壞人,現在來一個全面掃蕩,原來整張欽禮的人都作為動力,作為提拔對象,我認為這是刁文搞的還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遠是沒有黨性,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產量目標是四五八,黃高昌兩年把產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蘭考這樣的幹部都不要,還要啥幹部?至於我個人,我希望地委要麼把我免職,要麼調出蘭考,我的這個彙報當場做了記錄。

我回蘭考之後,馬上找刁文作了會議內容彙報,包括我跟地委書記談話的內容。他下去說楊捍東在地委告我的黑狀,我回頭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認。

八月份就開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禮堂開會,科局長和公社黨委以上成員參加,我還坐主席臺上,刁文說今天要楊捍東說清楚四人幫橫行時期的事情。財政局的張玉合說:刁書記,我想給楊捍東提幾個問題行不行?一、你抗過日嗎?二、你參加過三年自衛戰爭沒有?三、你一沒有打過日本人二沒有打過老蔣,咋當的縣委書記?刁文說回答嘛。

我說,建國那年我七歲,一無戰功二無苦勞,為啥當書記?我說不出來,自己做夢沒有想過,也沒有申請過,當書記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問劉建勳,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夠格,還是趕快免我的職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淚說完這幾句話,就沒有人再發言了,批判我一場就是有人提了三個問題,他們說沒有打過仗就沒有資格當書記。

十月份被免職,宣佈的那天刁文還告訴我說免職不是處分,該咋工作還是咋工作。第一天縣城裏到處貼的是標語“打倒楊捍東”“要除惡務盡、不留後患”“楊捍東免職大快人心”,楊捍東三個字還是倒著寫的。我找到刁文問他,你不是說免職不算處分嗎?怎麼我成了惡,還要不留後患?六七年打過我的人、捆過我的人,我個人是連一句話都沒有回頭去說他們的,你們就這樣對待同志,這樣當官、執行政策的呀。

接下來我還是回去住隊,在新韓林大隊第四隊,參加他們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眾都說老長工又回來了,我聽了很感到欣慰,當人民的長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當官也一樣為人民工作,這一年隊裏成為先進單位,大隊每人都受獎。

九、 進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參加會議到六點,回縣城有十五六裏地,回家天都黑了,剛到了半碗水喝,還沒有吃飯。就被叫出去,張傳忠副局長宣佈,楊捍東因違法亂紀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著就抄我的家,抽屜、衣蔸等等全部抄遍,連工作日記也抄走,練書法的舊報紙也不放過,想要在其中發現思想犯罪的證據。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祿的老婆找我的愛人,說叫漢東去跟刁文說句話就啥事沒有了。我沒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說他在文革中間參加過搶槍,我當時就說你搶槍你檢討,你用自己的派性來說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張副院長提審我,檢察院的丁股長辦我的案子。當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檢法的,每月五號要檢查一次監獄,看看他們缺啥,辦過緊俏東西也找我批,他們家裏有啥事情都願意跟我說,官兵對我都很尊重。有個姓周的所長不識數,問楊捍東你怎麼進來的?我說老子怎麼進來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馬了不是。

到了刑訊室,他們給弄了個燒餅、油條,叫先吃早點。他們說,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煙罷。我說,你們兩個怎麼辦我的案,是你們問我還是我問你們?他們說,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來蘭考就好了。說來說去,你那個調查報告對周書記的打擊太大了。我說,我都被他們抓去坐過一回監牢了,五花大綁批鬥了四十多場,還沒有完帳?

粉碎四人幫之後,特意把蘭考劃到商丘地區,周化民是地委書記,過了二三年,打擊完了,又劃回開封。他們拿出我練書法寫的一首詩,是杜甫的春望,中間有兩句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問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幫被粉碎了你的國就破了吧,我問他們,我還寫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你們沒有看見嗎,哪一首影射現實的?說了兩天,我就問他們還有啥問題沒有?他們說,你管公檢法辦過什麼錯案沒有?提到牛萬成這個人,我說這個人解放前出賣過八路軍,解放後又魚肉百姓,本身是個壞分子,他罪證確鑿。他們回答說,已經放了。又說防汛期間,有個韓美蘭,洪水上來的時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錯之有?最後我說,你們談了這兩天,那一條夠犯罪,他們說確實不夠,我就說你們不能再錯。

第三天,起訴書就給我了,三條罪證。一條是六七年批鬥李副司令員讓他下跪了,我說你們兩個當時都在場,他抓了1200多人製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國民黨中校的捏造事實來抓我,批鬥四十多天,罪惡多大。批鬥李是武漢軍區批准的,開封軍分區和蘭考武裝部聯合主持的,他們找到我要我上臺發言的,因為我受害最深,讓他給蘭考32萬人民請罪,開封軍分區司令拉著我的手說姿態太高,李批鬥我多少場,你們問過沒有,怎麼還要用這個來起訴我?第二條是有一個偷水泥的,說是我讓大隊捆他了,我說你們沒有調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現場扭送公安局的,這是大隊黨支部討論的,我說夠判勞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們連維護公益的人都要作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邊去了,誰還敢維護集體利益?第三條,說我在六八年說過對走資派叛徒特務要堅決鬥爭,我說我現在還是這個觀點,錯了嗎?我當年對於打人是堅決制止的。他們公然說,現在不是評你當模範,是要找你的事兒,他們已經公然不要臉了,什麼事實,什麼法律,在他們眼裏完全是狗屁。

結果,還沒有等我的答辯寫好,判決書就下來了。法院院長董惠省對我說,你是我的老領導了,也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不要上訴了,上訴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虧,算了。當時,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從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見不著她了,五年出去,她還不到九十,還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訴了。

到底後來我還是寫了上訴狀,寫了幾天幾夜,要我連夜交給他們,第二天九點多商丘中院就駁回了,維持原判,他們是啥時候上訴,啥時候駁回,效率真是夠高的,這就成了終審判決。蘭考一共六個人送到省第三監獄,獄政科長問是啥罪,我說無罪,他問沒罪來這幹啥,我回答說,你看看我的判決書,這些事兒作黨內處分都不夠,叫侵犯了他們的人權嗎?因為我一直拒絕寫認罪書,就不放過我,要留監就業。科長找到我說,老楊你認個錯算了,我說監獄是教人認錯的地方嗎?我犯的是啥錯誤?如果你們能夠依法辦事為我申冤平反,就是認幾天幾夜的錯也可以。

我在監獄了停了五年半,父親杵著拐棍去看我,說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爺兒倆見不著了。我見了他,很難過,說:大,我不孝,我在這給你磕四個響頭,就這樣送你了。最後批准我半個月假,回家給父親治病,一五九醫院和地區醫院都確診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監獄,衛兵卻不讓我進去了,最後是獄政科幹部領著我進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說我沒有認錯,原以為五年變無期的。

我離開監獄之後,離開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們湊了四千多塊錢給我,我回家床都沒有下,就會老家去了。年底父親就去世了,人財兩空。我年底回家的時候,大兒子已經參軍走了,才十五歲多,我到武裝部找到部長和政委,說你們膽子太大了吧,烏紗帽不想要了。他說,我們認為你是我們的好書記,我們專門安排他走的,不能因為你影響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當個愛國軍人,要他不要再入黨了,這個黨已經變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幾十分鐘,還召集黨支部會議,當過多年的縣委書記,最後那些“党的幹部”宣佈說不承認我的黨籍,可笑不可笑。你開除我的黨籍,總要手續完備,我入黨時是在黨旗下宣過誓的。他當了七年半兵,復員回來之後在醫藥公司工作。

我愛人是六三年大專畢業生,當過小學教師,焦裕祿紀念館第一任館長,財政局人事股長,後來因為我的影響要她醫藥公司切藥,倉庫主任,門市部主任,就是不給她調工資,退休了只有400多塊錢。

我回來之後,紀檢書記楊找過我幾趟,他原來是辦事員,是反張欽禮的。他到我家裏,叫我上班,我說勞改五年了,還有班可上,他說你沒有開除公職,還是國家正式幹部。中央有個檔精神,清查中間的人,要給出路,讓看河南省委的一○○號文件,上面說對罪該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說我不屬於這個範圍,我是屬於不該判刑的。他說從上班之日起發生活費,不等,最高50元。我說我一個本科生,最少教個初中吧,小學老師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話嗎?要我吃狗的食幹人的活,何況本來就不該判我的刑,我是寧可多蹲監獄也不認罪的。如果你們真同情我,就在西關農場給幾畝地吧,這樣從八五年開始,我就種了二十年的地,場長給了四畝地,我自己開荒五畝。靠種地供了兩個大學生,本來大兒子學習成績最好,因為我坐監獄給耽誤了。我坐監獄的時候,愛人的工資是34塊錢,三個孩子是十歲、七歲、四歲,現在想起來都寒心,不知道咋過來的。

在農場期間,農場工人多少次要選我當場長,教領著殺出一條血路來,我說我啥沒當過,這個年頭不是我幹事的時候。誰要來徵求意見,我都是正面說,不能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從沒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時候是毫無保留地奉獻青春,蘭考在我們手上領著建了兩個工業區,十個大型廠礦,幾十個集體工廠,農業上除三害的願望徹底實現,最後我倒成了罪人,他們成了功臣。

十、 回顧毛澤東和文革

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以歷史發展來驗證,是非常正確的。蘇東劇變,中國今天的現實,都說明了。毛想讓人民起來監督党的幹部,這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當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領袖,什麼時候心裏都是想著老百姓。作為一個革命家,他從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幹部脫離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車大房子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對於文革的方式問題,值得探討,天下大亂的方法是否妥當,確實有壞人趁機報復,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規模這麼大的群眾運動如何掌握,需要總結經驗教訓。

從中國政治走向看,繼續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間最輝煌處,並非失誤。現在官員腐敗成風不可救藥,黨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兩會上,溫家寶講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說到底是路線方向問題,他沒有說到點子上。靠免稅免糧能免多少,這些措施切斷農民與國家的聯繫,可能也就是能緩和一下人民群眾和政府的矛盾。農資大幅度漲價,比免稅來的多,交點愛國糧,增加愛國意識,生資別這麼漲,農民倒能多得點好處。農民自己始終認為種地完糧,天經地義。

今天蘭考連教師、正式幹部,要發工資的人不少於一萬,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飯這一塊就得一個億。蘭考的國有工業商業企業都沒有了,有幾個好的私人企業?稅源在哪里?哪有財政收入?吃飯這一塊都成了問題。地方財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級財政轉移,戰亂、饑荒怎麼辦?國家如何維持,中央財政也變成吃飯的了。靠富人愛國拿錢,那是笑話,明王朝眼看要垮臺了,崇禎親自動員皇親國戚拿軍餉,還都不拿。

中國今天政治理論混亂,經濟理論更混亂,換一個書記打一個旗幟,城頭變幻大王旗。毛澤東思想不說千秋萬代,起碼要管相當一個時期。貓論摸論能指揮一個党?沒有方向路線和目標,能成嗎?党的建設根本是思想建設,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然後才是用什麼人的組織問題。除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國不可能還找得到另外的出路。有人說鄧小平是故意復辟,我不相信。他是沒有能力解決中國問題,他所說的兩極分化和產生一個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了,已經是走上他說的邪路上去了,他撐不起這個大廈,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江澤民就是搞個維持會,在他自己的任上,沒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間說,看這幾個領導人的手勢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遠,鄧小平光顧眼前,江澤民是求穩怕亂,農民總結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總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後,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號召力。他們搞什麼粉碎四人幫,我曾經多次給中央寫過報告,從來不知道有什麼四人幫的事情,省級幹部都不知道中央有個四人幫,一切都是那夥子人事後炮製出來的。他們說主席錯了,中央錯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沒有罪都判刑,有罪沒有罪都免職,他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這,這樣的官員對上是奴隸,對下是奴隸主,靠這樣的人支撐共和國搞建設,可能嗎?

主席當年是怎麼搞重工業的?沒有三線建設的老底子,戰爭早就降臨了,援外也是為了周邊安全環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農業發展,我更有親身體會,我執政八年,淤灌二十多萬畝好地,我去坐監後二十七年了,蘭考連碗口大的一塊好地,都沒有造出來,當年打的井,開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壞完了,都沒有人管,對於今天這些當官的,老百姓中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觀總結歷史,都不是唯物主義,我出了校門就坐監,老了還坐監,咋知道自己一腔熱血變成這個結局?黨內的對與錯、貪與廉,何時和諧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階段,就得提階級鬥爭這個口號,就得當作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來,進行批評和鬥爭,沒有這一點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團結的。

我管公檢法的時候,整個公檢法隊伍總共就六十七個人,現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還配備了那麼多的警車警械,隊伍膨脹了上百倍,連治安基本好轉都不敢吹。我們那個時候,蘭考根本沒有積案,二十歲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們會感到很吃驚的,當時的精力都放在預防犯罪方面了,一個公社就只有一個公安特派員,一個大隊一個治安主任。過去是壞人怕好人,現在可不是這樣。當官的貪污,只要是上萬,當時就非殺不可,誰講情都無效,現在是什麼樣子,老百姓說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沒錢花;過去誰敢這樣?!

跟今天這些官員對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佈,經過他們三十多年的審查,我們那個時候蘭考的班子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經濟問題、出桃色事件,隨便他們怎麼查,都沒有找到我的問題。時間老人最能給人作結論,檔上的結論判決書上寫的都是假的,經不起時間考驗,他們算不上什麼英雄。張欽禮被他們判刑關押十三年,離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來越懷念他。他頭上帶著老百姓送的三頂帽子:張青天、新包公、蘭考的活地圖,他的政績有三個無人可比:共和國建立以來對蘭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貢獻無人可比;樹立焦裕祿這個共產黨人形象的功勞無人可比;廉潔清正一塵不染的作風無人可比。就是張欽禮的政敵也承認這三條,有一個胡某人,是當年整張欽禮的鐵杆保守派,前幾年來看我,我問他,你們當年反張,他有啥問題沒有?胡某人說,沒有,就是張不能團結人、驕傲、抗上,都是上級要整他。

張欽禮不媚上是一貫的,老黃有一次親身經歷,他曾經陪省革委會副主任楊到蘭考來視察,張欽禮帶他們參觀了蘋果園和貯藏蘋果的地窖,硬是沒有請他和隨行人員吃一個蘋果,視察結束時已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張欽禮也沒有主動留吃飯。在返回的路上,楊的通訊員和司機就開罵了,受到楊的阻止。老張說到,張欽禮下鄉的時候,如果給炒盤雞蛋或者是豬肉,他一定不吃,還要罵人的,他在鄉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裏面煮幾塊紅薯,吃完之後“碗比狗舔的還乾淨”。如果是今天,張欽禮這樣耿介的幹部,肯定在官場中間一天都混不下去,毛澤東時代出現焦裕祿和張欽禮這樣的幹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這樣。蘭考有一個村子在三幾年的時候就建立了黨支部,其中一個老黨員九十多了,常有人問他什麼時候入黨的,見識過的什麼人最壞,他笑笑說:我入黨的時候你還沒有呢;地主、保長和土匪都見過,算孬種支書數第一。

因為張欽禮威信極高,不搞和稀泥,誰不對就要挨批評,受他批評的人往往幾年抬不起頭來,他在蘭考工作時間又長,挨他批評的人不在少數,因此很多幹部恨他,張欽禮堅持說真話不問物件和場合,甚至在公眾場合,上級說的不對的,他也起來反駁,周化民就曾經被他當場指出錯誤,鬧得灰頭灰臉,下不了臺,因此恨他,文革一來就借機整他。

張欽禮死後,我寫了挽聯,橫批是:一代風範 雖死猶榮
樹焦君豐碑、竟焦君遺願、四十年不曾止步、無愧親密戰友、莫憑恩怨作論;
惦百姓疾苦、為百姓造福、六十載未肯息肩、堪稱人民功臣、勿以窮達相觀。

二○○○年七月十日,開封中院要我過去,說你多年申訴,我們給你合議了一下,叫你來看給你的裁決;然後念道:“對於運動案,中央沒精神無法解決”,是寫在他筆記本上的一句話。我要求給我一個副本,他們不同意,我退一步說,抄下來蓋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級法院連正規的法律程式都不敢履行,心虛到何等地步。幾個法官跟我談話,說:老楊,你說張欽禮冤,四人幫哪個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還不冤死個球。中級法院都承認四人幫冤,公開撕破臉,不要臉了。他們給我的判決書,就是最好的控訴書,是他們枉法斷案的鐵證。他們說,當年都是省委定調子,我們只是辦手續。

鄧小平依靠的河南這一批人,是什麼樣的人,已經很清楚了。那些人從來不幹正經事,個個都是整人的好手。從五七年反右開始,吳芝圃、趙文甫、楊尉屏、代蘇理,他們一貫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在反右之後他們搞“反潘楊王”,是老河南幫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後來的反右擴大化,又是他們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風的,也是這幾個人。五九年反右傾,張欽禮被他們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四清的時候他們搞四不清幹部也是積極得很,文革初期他們拋出這個拋出那個,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們又是來了一個大掃蕩。到下面,他們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馬的秦一飛、周化民之流,焦裕祿死了他們都不知道,張欽禮如果不吭聲,也就一了百了。因為這個原因,他們連張欽禮都恨上了,因為焦裕祿的工作方式被宣傳出來,是對他們“當官做老爺”工作方式的否定。為這個,張欽禮後半生就被他們一夥壓得抬不起頭來。從改變蘭考的面貌需要看,張欽禮需要焦裕祿這一份精神資源來激勵蘭考的幹部和群眾,團結奮鬥,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飛之流的理念與此格格不入。

在審查我的時候,一個法院的人在不經意間說起,你那個調查報告對周書記的打擊太大了。從我和張欽禮的冤案看,這一夥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祿當這個典型,我的真正問題還是那個調查報告,觸犯了他們的根本立場。焦裕祿和前幾任書記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善於團結人一道工作,在前幾任書記那裏,張欽禮都發揮不了作用,在蘭考縣委班子中間,沒有人比張欽禮更瞭解蘭考的人,他的工作彙報既具體又詳細,好多老農和積極分子他能夠叫出名字來。那些人構陷張欽禮,是力圖從蘭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張的光輝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樣很難實現。有傳言說周化民私下問刁文,楊捍東這個人有什麼問題沒有,在群眾中間威信怎麼樣?刁文說在審查中間沒有發現什麼問題,楊的群眾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說:不怕楊捍東有問題,就怕他沒有問題,他還有很高的群眾威信,這種人最危險。所以他們就因此不肯放過我。

文革期間,開封師院我班上的同學,在六七年“二月逆流”時期被抓進監獄的有五個,粉碎四人幫之後其中三個被判刑,都是最優秀的人。我們的對立面,只要跟我們當面辯論,根本不堪一擊,文革初期的打砸搶都是這些人幹的,當時我們就認為他們是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這些人除了追隨幹部,想趁機撈點什麼資本,沒有一分一毫實事求是的精神,也從來不考慮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國家和人民利益,鄧小平後來就是依靠這麼一批人來治國,如果反而把中國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個文革期間參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趙福壽,後來是三監獄的政委,他對犯人說:對四人幫的幫派骨幹分子要揭發批判,竭力發動利用犯人治他們從前的對立面,說是誰立功誰受獎。照理說這是他們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機會,是所謂的“撥亂反正”,這樣的事情他們本不該假手旁人的,但是他們連這個事兒都要偷懶,最後墮落到要跟刑事犯搞統一戰線的地步。就是這個人,從文革期間的派性出發,在我刑滿之後又額外多留難了五個多月,在他們的狹隘眼界裏根本就沒有黨紀國法的位置。二○○六年八月一日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
■毛澤東
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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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to “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楊捍東訪談錄(老田)”


  1. 1 羅珊珊 2012/10/17 at 17:59:30

    請參考
    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思想与文化》2007-11-23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46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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