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親歷者談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談會紀要(楚天舒)

文革親歷者談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談會紀要
■楚天舒 供稿
按:二○○六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某個城市的部分文革造反派聚集在一起,討論中國在文革後幾十年所發生的變化,並反思自己的經歷和認識,表現出對民族和國家前途的擔憂。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人在整理他們發言的時候,沒有使用他們的真名,也儘量淡化地區色彩。如果沒有文革,按照今天的經驗,許多與他們地位相同的工人群眾,政治上完全被矮化到認為自己根本不會思考問題了,許多人並不去關心政治,更不必說長期堅持閱讀材料和思考宏觀問題了。從本文內容可以看到,文革在中國造就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由於參與了文革群眾運動,長期挨整,以至於無法閉上眼睛,無法不關心中國的政治走向。無論是被作為幫派骨幹份子關押在監獄,還是在底層社會的艱辛生活中掙扎,這一批人數十年來對國家前途的思索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這個座談會中間,許多人表述了對過去經歷的反思和對未來的看法,這都是值得記錄在案的,也是那些關心中國命運和未來的人應該瞭解的。
老尹同志主持了討論會,他說:文革被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群體否定之後,一批文人如季羨林、巴金、葉永烈、嚴家其等等就跟著拍馬屁,對文革和造反派進行了長時間的“文化圍剿”。今天,一代青年人得到的文革印象,就是這些“文化圍剿”的打手們所塑造的。最可笑的是,他們顛倒黑白,把造反派的對立面所幹的壞事如抄家、破四舊、揪鬥牛鬼蛇神等等,都加上造反派頭上。由於對文革的描寫受到馬屁文人“文化圍剿”手法的誤導,今天的年輕人受到他們的誤導,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的基本過程完全不瞭解,進而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也完全被馬屁文人的文化圍剿所抹黑,而把真實的歷史留給後人,是我們這些過來人的沉甸甸的歷史責任。
是誰背叛人民的利益並顛覆了社會主義事業?
老陳說,鄧小平他們那些人說我們造反派“人還在、心不死”,這個說得也對。文革十年我自己就被當權派和保守派合夥整了十一年,後來還有許多同志被他們關進大牢。我們自問作為熱血青年,響應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參與文化大革命,從來沒有幹過那些圍剿造反派的文人所講的那些壞事。文革中間我就被那些人說成是“派性、造反動機不純”,後來又被他們合夥整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對自己被當權派整得死去活來,確實是不服氣的。對於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與這一場反修防修的嚴肅的政治鬥爭,至今不後悔,也沒有認識到錯誤。恰恰相反,鄧小平上臺後,把我們的同志送進監獄,罪名是“反社會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篡黨奪權”等等。他們自封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化身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說真理要靠實踐來檢驗的話,那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人,到底是誰背叛人民的利益並顛覆了社會主義事業,今天人民不是都看得很清楚嗎?也許我們挨整也是有道理的,我們的存在妨礙了他們背叛人民的利益,妨礙了他們撈取好處,所以他們對地富反壞右都可以平反,唯獨對造反派至今揪住不放,許多同志的行動至今還要受到監控。
老趙從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文化革命這個角度出發,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宣部的高官和文藝界對於提倡無產階級文藝事業的冷漠和霸道。他回顧了從《清宮秘史》的爭論開始,到《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上的唯心主義,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批判胡風等一系列的文藝批判運動,人民日報提倡鬼戲等等,文化部熱衷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題材。這些確實說明共產黨內一些高官和文藝界的大腕們,對於文藝革新乃至提倡無產階級文藝事業缺乏起碼的熱情。到文革前夕的文藝大批判高潮中間,毛主席和對立面彭真之間的爭論,經過彭真定調子要“對左派進行整風”的《二月提綱》,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和《五一六通知》最後出臺,說明了一個根本問題:在當權派和學術權威群體中間,他們一貫熱衷於提倡封建主義文藝形象和內容,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真響應毛主席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最終,毛澤東被逼迫走群眾路線,發動文革。
誰應該為“紅色恐怖”負責?
老封提出文革初期的“破四舊”和“紅色恐怖”到底應該什麼人來負責任。這個問題是那些參與“文化圍剿”的文人用來指責毛澤東和造反派的主要把柄,說什麼造反派是“非人類”。即便是他們的說法能夠成立,也要追問一下,這些事情是什麼人幹的?應該誰來負責?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要求矛頭向上指向當權派和黨內,但是有些人就拼命轉移方向向下在群眾中間橫掃,或者引導年輕不懂事的中學生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例如抄家打人。發生這一切的時候,後來的造反派中堅力量——少數派,正被工作組和各級黨委領導下的“反右派運動”作為打擊對象,就算是這些“罪行”無可饒恕,跟造反派有什麼關係?跟毛澤東所制定的文革方向——“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些“文化圍剿”打手們的高明之處,無非是按照文革後中國掌權者的需要,把那些應該負責任的人屁股擦乾淨,為此只能是通過咒罵造反派和毛澤東來混淆是非。
老魏說,在黨委和工作組操縱的老紅衛兵破四舊期間,全國都還沒有造反派的組織活動,許多後來的造反派不是被當作右派整,就是因為出身問題或者與黨團領導關係不親密而被老紅衛兵組織排斥在外,沒有加入紅衛兵的資格,更沒有抄家打人的資格。一些馬屁文人如季羨林和巴金等,都是從那個時候過來的,應該非常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區別。他們後來的說法完全違背歷史事實,也許怎麼說才能討當權派的歡心,他們就怎樣說吧。有些文人毫無脊樑,這個事情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了,不過像今天這麼廣泛,在中國文人中間幾乎無一例外地靠顛倒是非和出賣靈魂過日子,倒是一個新現象。
老華回憶說,當年他和市委書記被警司監護在一起。閒談時,問書記對文革未來怎麼看,書記回答說,“造反派群眾喊口號要打倒我,我不怕,這只是批判方式,群眾說打倒是不算數的,說說而已;如果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真的就倒了,但是毛主席不會採取這個政策,主席是瞭解我的;現在最擔心的是穿軍裝的那一批人,如果他們要整倒我,那就真的翻不了身了。”老秦補充說,當時省長就住在我們學校,每次開批鬥會都是我開車接送。有一次批鬥會後,另外一個造反派組織把省長搶走了,要進行批鬥,我們趕過去,堅決不同意。他們也是堅決不肯放人,最後我們讓步,要求按照當時的政策辦事,向北京請示,那個時候每一次批鬥會在什麼地方召開、多少人參加、批判什麼內容,都是要事先報中央批准的。最後向北京打電話請示,同意了,才開成批判會。會後我們和省長一起吃晚飯之後,繞了很多的彎路,唯恐被人跟蹤知道了駐地來搶。當時車上有一個工人說,“看來,中央以後還是要用他們的,現在批判只是臨時的,你看都要求保護得這麼好。”我當時是學生,沒有什麼社會經驗,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自己先前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果然,省裏面的幾個主要幹部,經過了群眾一段時間的批判之後,都被接到北京去了。省委第一書記雖然被宣佈為走資派的總代表,但是沒有兩年就被重新分配了工作。說造反派揪鬥老幹部進行迫害,打倒老幹部奪權,都是後來的誇大和捏造,老幹部的命運向來就沒有掌握在造反派組織手裏,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對他們都是“一批二保”。造反派對被宣佈為我省最大走資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文革初期親自部署打擊我們“少數派”,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我們也對他進行過大會批判,但是在生活上也沒有虐待他,他有肝病,同學們還為他煎中藥,照顧得不錯。文革結束後造反派遭難了,下邊拍馬屁的官員要往死裏整那個看管他的學生,那個人還記得當年的造反派學生為他煎中藥的事情,當年看管他的學生才因此逃過了一劫。
文革期間真正的冤案和迫害,主要是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矛盾和權力競爭造成的,不是造反派造成的,也不是林彪、四人幫指使的。那些整人的人,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所以應該自己負責。
文革對造反派來說才是真正的浩劫
老紀說,文革中間的武鬥,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兩派相互打人,而是對造反派的單方面鎮壓。武漢百萬雄師的口號就是“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這個口號準確反映了武鬥的政治性質。軍區、人武部的人參加領導的基幹民兵組織,市委組織部長在裏面當高參,這是一般的群眾組織嗎?文革每走一步都非常艱難,各個層面的阻力,多股力量的反對。開始是省委鎮壓少數派,我自己就被工作組作為批鬥對象;後來成立組織得到了學生的支援,省委授旗之後還反悔,成立全市性組織的時候,保守派還對著我們大打出手,北京南下學生王某被打成重傷,頭顱開刀,我們拿了照片去送給他的父母;我們好不容易坐上火車去北京告狀的時候,路上還兩次停車檢查,要把我們趕回來。那個時候,我們對文革也是一頭霧水,沒有什麼主意,就是自己挨整了不服氣,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在北京和其他省市的同志交流之後,才知道不是一個地方的事情,而是一條路線在整群眾。後來工人造反派組織被軍隊抓捕,打成反革命,我們起來為他們翻案,組織控告團再次上北京去。後來中央支援我們,保守派組織瓦解了,他們自己的人反戈一擊,寫了材料給我們,交待了他們是怎麼策劃武鬥的,誰負責的,哪些人殺了人,哪些殺傷了人,這些武鬥都是對造反派宣傳據點的“圍剿”,武鬥根本不是什麼你打我、我打你。從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就把我當作壞頭頭,整得死去活來。在一個學習班裏,造反派挨整不過,一天有三個人自殺,單位的書記親口對我說:你怎麼不死?我始終不認罪,粉碎四人幫之後,以我認罪態度不好判刑,判決書上面竟然沒有合法的起訴單位。有的同志還是單位去起訴的打砸搶份子,老唐的判決書竟然沒有法院的公章,鎮壓起我們來真是不拘一格。文革開始是省市委整我們,後來是軍區整我們,再後來是軍宣隊工宣隊整,粉碎四人幫之後是直接動用國家政法機關來整,各個方面反毛主席路線的力量,都把矛頭對準我們,造反派處在一個悲劇的地位上,要說浩劫,文革對造反派來說才是真正的十年浩劫。
老趙說,說造反派奪權,看樣子有點像,因為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之後,有些造反派頭頭作為“群眾代表”進去了,還擔任常委、副主任什麼的。真實的情況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有個順口溜說,“開會主席臺,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轎車來,商量大事回家帶小孩。”這才是群眾代表的真實作用的寫照。
老鐘接著說,我們廠是國防廠,革委會是1968年開始的八一五會議上成立的。開始擬定的造反派名額比較多,最後成立時只有五個人,全部是21個人。當時說是要搞無產階級佔領上層建築,為了迷惑造反派,把一些老工人也拉進去一些,開會時他們完全沒有話說,感到死氣沉沉,革委會增加到30來個人。革委會開會,我們在會上發言,軍代表只是點個頭笑一笑,簡報上也記錄,但是下面執行就絕對沒有你的東西了。從六機部到下面廠礦,都是軍隊作用大,部裏劉世雄是軍管會主任,上面是軍工領導小組,組長是粟裕。廠裏面軍代表講,現在是軍幹群,不是幹軍群,更不能是群幹軍,順序是不能錯的。815會議回來之後,有人就問怎麼看這個形勢,文革開始是造反派衝一陣子,學生後來也不行了,工廠內部也聯合不起來,軍隊就進來了,上面毛主席把林彪選為接班人,是不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有人就說“那不是要造反派‘奪好權’然後再‘交好權’嗎?”我們在革委會裏面,說是叫管鬥批改,也只是簽個字,有你沒有你都行。有人問,如果毛主席要以造反派為中心,是不是立得起來,是不是掌握得住局勢,我想這裏面關鍵是幹部問題。上海有一條線,有靠山,在八一五會議上,我問上海江南造船廠的一個女同志,他們就是一月奪權的時候搶過一次章子,我們經過的事情和摔打比他們多,對運動的認識和成熟性,感到他們政治上不如我們。我們造反派從大聯合開始,就自己跟自己鬧去了,本身比較幼稚。如果能夠真正聯合起來,有比較成熟的工人領袖,很可能比上海好。但是他們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條線,我們去北京都找不到他們,上面沒有人支持,老胡曾經說過,我們這裏的造反派是無娘的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幹部是相當排斥的,如果軍區完全站在毛主席和林彪一邊,就肯定不一樣,他們實際上完全站在造反派的對立面上,造反派怎麼立得起來呢?南下的學生回去之後,我們跟中央的聯繫就斷了線。
軍隊和黨政當權派對於群眾的抵觸是一致的
老華補充說,部隊上層,文革根本就沒有通,他們在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時候,把造反派的袖章帶起來,都是上面的規定,並不是心裏通了,軍隊那些人是仇恨造反派的。後來軍隊主持清查五一六的時候,他們總要掌握一些材料,並不是不知道沒有這個組織,追查什麼加入填表,都是逼供信。他們借這個運動,有意擴大化,他們鎮壓造反派的政策,在文革中間倒是貫徹始終。
老柯說,文革第一階段,解決劉鄧的問題時,軍隊是支持的,劉鄧他們線上的人就趁機裝死躺下,毛主席這邊除了造反派,沒有真正的力量,造反派又不成熟。對於幹部內部鬥,當權派認為那是他們內部的問題,而文革中間湧現出來的群眾代表,是沒有資格坐天下的,軍隊和黨政當權派對於群眾的抵觸都是一致的。在上層,江青他們文革派集團力量很小,軍隊和黨政兩個集團力量很大,為啥整五一六對付造反派能夠形成合圍,就是這個道理。毛主席要在黨內整風,就整不下去,反右,一棍子就打下去了,還擴大化;對於整治造反派,當權派通過“清查五一六”一仗,就打得造反派全軍覆沒了。
老趙說,軍隊進來之後,革委會就成了一結合,群眾代表都是一個個在檢討。在清理階級隊伍之後,開辦十四期學習班,指責我們造反派是派性作怪、無政府主義猖獗,把大家都搞得灰頭土臉的,我心裏也老是打鼓,自己怎麼水準這麼低,老是提不高認識呢?我去四川出差,看到他們那裏傳達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文件,才感到豁然開朗,回來就寫了兩千字的大字報,貼在廠門口,題目是從列寧的文章中間找來的一句話:我們決不半途而廢!這個時候,也沒有預先的策劃,居然就搞起來了,打破了清隊後萬馬齊喑的局面。後來,我就把他們整治造反派的罪名,歸納為“三根扁擔”(指責造反派“派性、打砸搶、搶槍亂軍”)、“三根繩索”(說造反派“想當官、入黨、造反動機不純”),到處演講,到許多廠礦都去講過,跟許多造反派受壓抑的感受有強烈的共鳴,還有幾個鬥批改的地方我都去過。後來,幾個參加結合的頭頭也聯名寫了《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的大字報。整三結合中間的群眾代表,在各個基層革委會裏是非常普遍的,軍代表一進廠,各個要害部門把關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文革前,群眾代表不僅沒有掌權當好代表,還成了罪過。大家所受的冤屈差不多,所以我的大字報和講話,才引起那麼大的共鳴。
高級幹部為保特權抵制文革
老孫說,造反派文革十年,十年挨整,我想毛主席也沒有想到要造反派掌權,就我們當時的思想水準和能力來講,也沒有掌權的基礎。造反派幫助把黨內的蓋子揭起來,是被借用的一股力量。張春橋在上海講:“三結合,你當個班組長可以,叫你來管上海行嗎?沒有你們行嗎,也不行。”老幹部懂業務,沒有部隊的支持不行,政權鞏固不了。文革就要培訓造反派,就是要揭黨內陰暗面,參加反修防修,三結合造反派參加,跟著培訓,摔打一下,小的跟著老的拖一下。文革後這麼多年,我常常回顧,想來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就在這裏。四清搞不下去,上面動都不動,所以毛主席支持紅衛兵和造反派起來揭蓋子。拿煉鋼來做比喻,不是鐵礦石的,進了爐子還是要作為渣子出來的,礦石經過高溫冶煉之後,出爐的還是高碳鋼,沒有辦法用,還要經過摻雜合金材料回爐冶煉,最後才能成為可用之材。文革就是勝利了,不是後來那個慘樣子,造反派也不會掌權,毛主席從一開始就壓根沒有想把老幹部全盤推倒重來。
老唐講,我是四九年參加工作的。幹部剛剛進城的時候,是比較清廉的,那時候規定,跟資本家打交道,不能抽他們的煙,不能喝他們的茶。那個時候,幹部多數是單身,後來成家了生兒育女,裙帶關係就複雜了,到文革前,走後門什麼的就有了,這還是初級階段的腐敗。高級幹部的思想,就是跟著這一股特權地位的好處一起來的,毛澤東要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高級幹部的思想狀態對於毛澤東思想就開始排斥了,文革前夕在黨內已經相當普遍了。我當時是團委書記,六五年有個共青團、婦聯和工會的全國大會,會上親自聽到八大書記講話,鄧小平講,人家不願意學你那個毛選,還硬是要搞學習,這是社會強制。彭真講,火車上掛的老三篇上面滿是灰塵,說明沒有人願意主動去學嘛,要學就學習馬列原著,不要學二手貨,他們是相當的明目張膽。這個講話,對應的就是高級幹部要過好日子的思想,都對嚴格律己的管理有怨言,他們的基礎在這裏,不是個別人的思想。文革起來之後,那些幹部的思想還是天下是我們打的,應該我們坐天下,你們起來造反就是反革命,還認為毛主席是殺功臣,是第二個朱元璋,小範圍內幹部都這麼講,不是一兩個,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就抵制,毛主席在黨內甚至成了孤家寡人,不依靠群眾怎麼行?毛主席講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時、很有必要,但是要勝利難度蠻大,高級幹部思想不通。文革十年,整了我十七年。當時單位的專案組說我的材料不夠判刑,單位一把手說,“問題不是材料真不真?看你的刀子往那裏捅?”鄧小平上臺之後,他們的思想狀態是:文革時候你們不是批判我多吃多佔嗎?我現在就是要大撈特撈,看你能怎麼著我?
老華接著說,多數共產黨幹部對於搞社會主義沒有思想準備。進一步在思想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是少數,黨內沒有思想準備,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發動學生和工農來衝出一條路來,結果他們就竭力對抗,因此文革十年充滿了鎮壓與反鎮壓的鬥爭。毛主席在發動文革之前,在滴水洞思考了那麼長的時間,他已經想清楚了,如果不搞就是今天中國這副樣子,他決不接受;要搞的話,也可能搞成全軍覆沒,他權衡的結果還是要搞文化大革命,搞文革他是作好了重上井岡山的心理準備的。我們談不上繼承他的思想,但是骨子裏還是擁護他的思路。搞完文革之後,那些人再要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到今天還是如此,前些時“新西山會議”那些精英學者還是不敢碰社會主義的旗幟和本質問題,開會都只能繼續偷偷摸摸。我們在文革中間得到錘煉,對於社會主義有了堅定不移的認識,今天所謂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一眼就看穿了你是個假的,他們還是感到必須舉“假旗幟”。
老孫說,文革時期,黨內走資派還算不上階級,說“還在走”可以理解,主要是思想上和路線上的,財產還沒有到他們的手裏,作為階級沒有辦法劃。所以,否定文革的時候,全黨同意,在文革中間受造反派衝擊的時候,許多老幹部在表面上也跟隨毛主席的路線,很多老馬列主義者,也只是到了今天反過來才認識到問題所在。黨內沒有人理解,毛主席當時就敢那樣搞,肯定想到了後果問題,他很自信,認為既然是思想問題,搞清楚了站過來就行了,所以一個不殺。如果毛主席把文革當作鎮壓反革命來搞,肯定不是後來這個樣子。老鐘補充,在收買幹部這一點上,鄧小平遠遠超過了毛,毛是打你一下,你站過來了還用你,他認為人的世界觀是可以改造的。鄧小平是黑貓白貓,眼前利益就是理論,他是實用主義的,實際上沒有什麼理論,對他不利的就把你排斥掉,因此這個人也不好定位。
不搞群眾運動政權就要變顏色
另外一位老同志說,在非毛化時期,他們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脫離了馬列主義,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這個說法流毒了三十年之久,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他們才是脫離了馬列主義。老華說,新西山會議派,說明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那些人認為氣候已經到了,要在中國搞一個純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過去還是遮遮掩掩的,他們要共產黨退回到議會裏去活動,軍隊要國家化。我們確實面臨著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老梁說,我個人很憂慮,對於“新西山會議”確實不能掉以輕心,他們這些人是違反憲法和黨章的非組織行為。從會議的內容看,中國改革的第一步達到了他們的預期目的。現在他們要求走第二步,要搞政治改革,走臺灣的道路搞多黨制,不提工農兵,要用中間階級來掌權,他們講改革就是要換人,按照我們的理解,就是把資產階級換上臺來專政。前兩年全市的離休幹部還有八千多,這兩年走了一些,還剩五六千,我在離休幹部中間,我把新西山會議的事情講了,很多人麻木不仁,不關心。我們這些老同志是打天下過來的,看到國家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心裏痛不痛?也有的人說,等一等,看一看,有看法是不是給中央寫信提點建議。我今年78歲了,不怕坐牢。教育、醫療、住房成為壓在老百姓頭頂的“新三座大山”,這是方針路線錯誤造成的,我年紀大了,看了心裏很難過呀,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也有些老同志起來了,馬賓、李爾重就是,關鍵是有年輕人,我們黨就有希望。宣傳工具掌握在他們手裏,《中流》雜誌他們要封就封了,沒有輿論工具。我們的演變不是劇變,是漸變,一步一步地變,漸變過程中人們喪失了警惕,最容易欺騙群眾,終於達到了質變。從伊拉克和前蘇聯解體後的國家政權被顛覆的教訓看,美國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還是很成功的,伊拉克的國民衛隊一槍沒放。西山會議有沒有背景?我們要吸取教訓。左派如何宣傳發動群眾,我沒有多動腦子,筆桿子也不行,但是批判肅清流毒的事情總是應該做的,要不然共產黨員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誓言怎麼實現?我跑不動也是要跟著跑的。我是大老粗當兵的出身,文革的時候在部隊工作,下來支左之後實際上是“支保”的。那個時候對主席的部署不理解,現在看,實踐檢驗,從黨的歷史看,一成立開始,黨內就充滿著兩條路線的鬥爭;新中國成立第一天起,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合作化等重大問題上,就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有人不聽,毛主席沒有辦法才發動文革的,從前途和總的方向看,文革就是反修防修。老華插話說:李爾重見到一個造反派頭頭,曾經對他說,“你們才是先知先覺,我們是後知後覺。”李老還說過,以前造反派說走資派還在走,那說得很不夠,我要說“走資派遍地走”。
老原說,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成立不成立,社會主義要不要?要真正實行馬克思主義,推翻資本主義之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繼續推進。毛主席說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固定的社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社會上小的進步是和平演變,大的變化是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共產主義,障礙在哪里,毛主席認為就在共產黨內。從那些搞腐敗的人看,沒有權力的人,有一個捏了就完了,腐敗成了一條線之後,捏了一個又出一個。一個人說了算,不要群眾監督,沒有委員會的討論,根本上就是一個理論指導,實用主義白貓黑貓。社會主義要推向前進,必須消除阻力,影響最大的就在黨內,這是大方向,如果大方向正確,發動群眾和群眾運動中間的問題和缺點,就只是一個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監督幹部,也不是要把幹部都不要,是要他們洗個澡,站過來就是了,不是消滅人的問題。“四大”是毛主席交給群眾的監督武器,如果腐敗份子走了第一步就被群眾揭發出來,肯定就沒有辦法走出第二步了。現在養小老婆都是公開的,群眾都沒有發言權了。到現在我還是這個想法,不搞群眾運動政權就要變顏色,文革被人家打敗了,“四大”就取消了,腐敗分子當然就很自在了。現在那些文人,說社會就要以“私”字為核心,各發各的財,共產黨的路線還貫徹得下去嗎?文革群眾運動的方式,是老毛根據自己經驗提出的方法,這個形式本身也在摸索當中,繼續革命理論則是保證在正確道路上繼續前進的理論認識。
毛主席看清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老鐘說,毛主席臨終之前講他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他一生有那麼多的輝煌業績,真正有分量的事情,在他心目中就只這兩件事。從這個角度看,也有一致性,一個是打江山一個是守江山。毛主席經常說治國就是治吏,但是當官的“得病”不那麼好治。義大利的馬基維里說,一個人有病,在初期容易治但不容易認識,後期容易認識但不容易治。初期有賢明的人可以看到病情和嚴重性,其他人都沒有這個認識,所以文革就有這個困難。今天我們廠裏工人說,毛主席把鄧小平留著完全是個禍害,另外有個工人回答:只有這樣你們才能認識到什麼叫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主席一個人看到了這個問題,很多工人老師傅卻不認識,保守派是不是保衛毛主席的呢?武漢的百萬雄師自認為是“大、好、純”,看不起造反派,也不理解自己為什麼還成為保守派和阻力。很多群眾在文革的時候沒有這個認識,我們造反派也是處在認識和沒有認識的中間位置上,比普通人多點對疾病的認識,但是也沒有毛主席那麼肯定。造反派不像長征過來的老幹部,對敵人的本性認識那麼清晰,政治上那麼成熟。想起來,如果共產黨沒有長征,也非垮不可,在江西湖南打遊擊的時候還有老婆孩子來拉,還要回家。到延安也回不了家,不奮鬥就沒有生存機會。後來延安整風又清理了一下隊伍,組織上也比較純了。革命和文革都是一樣的,在運動初期謹防偏右,老是限制別人參加不好,有些人就是膽大,這樣運動才搞得起來,沒有勇敢的人,亂七八糟的人,運動肯定搞不起來,他們起到泥鰍的作用,能夠攪起來;在運動後期就要謹防偏左,要坐下來解決思想問題和組織問題,確立好的政策,團結多數。造反派跟老革命家初期一樣,存在著很多問題,而且在文革的群眾運動還沒有發展到清理思想這個階段,就軋住了;造反派在組織和思想上不純,也是明顯有的。我們造反派跟老革命家相比,還只是相當於長征到了湖南,遵義會議還沒有召開,什麼是正確的路線還沒有形成共識,文革就被宣佈結束了,我們就進了監獄。所以毛主席既不能肯定你,也不能否定你。組織和思想上造反派隊伍中間存在許多不足,有壞人也不奇怪,也有很多真正的好人,所以毛主席對造反派始終一分為二看待,沒有全盤肯定或者否定。我們經歷了一個反反覆覆的挨整過程,當權派的面目逐步清晰地暴露在我們眼前。直到七六年,毛主席還是始終關注著造反派這個力量,肯定你吧,另外一派力量勢必反對你,很多工人不理解造反,他們的逆反心理很大,我們站得低,當時看不清楚。有個眼科醫生,在七五年去見毛主席,看見主席正在嚎啕大哭,一個人哭得非常傷心。他畢生努力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周圍卻沒有人能夠來幫助他駕馭這個形勢,他確實看清了疾病,但是不好治。很難說羅瑞卿這些人就一定是不革命的,但是這一批老革命家,都對於疾病的存在和發展持漠視態度,毛主席只好在外面去找積極分子和依靠力量。馬克思是生在大生產時代,他認為工人生產越多、利潤越高資本家就越少,所以革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列寧提出一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毛主席搞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從這個角度講,三個人觀點都不同,相同的是他們都是為窮人辦事,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服務的方法可以是這樣,也可以那樣,但是為無產階級服務這個方向是最主要的。毛主席在解放後,搞了一系列的運動,一是要清理自己隊伍中的小農思想,清理“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最主要的就是政治上清理自己隊伍中間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另外就是經濟上要解決窮人的衣食住行問題,總的指導思想是這個,好人辦錯事也有的。作為他的思想來講,是要為全中國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服務的,是胸懷世界的,真正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也給全國人民帶來普遍的利益,在當時中國那麼落後的技術和物質條件下,老百姓就得到了醫療、就業、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現在經濟好多了,老百姓反而失去了這些東西。這個對比很鮮明,容易使人理解毛主席一生的努力方向。
老平說,我老頭子今年九十了,我回去跟他做壽,跟他談心,說你們這一輩人上半生很動盪,跟著老毛他們幹革命、長征,下半輩子很安逸。我們相反,上半輩子很安逸,在公有制的時代,下半輩子很動盪,壓力很大。為什麼產生出相反的人生,根本一條就是老毛領著你們幹革命,產生出兩個時代的變化,把你們從社會最底層帶上來了。每次革命都是最上層和最下層在翻燒餅,中間層不動,最窮的跟最富的在那裏翻,中間層跟著主流轉。下層成了上層之後,經過了一段時間,掌權了一段時間之後,慢慢就是富人的思維了,怕權力搞掉了。毛之所以要搞文革,並不是為了自己,高層坐久了之後,觀念就變了,毛要搞再次全面決裂是不可能的,他主要是發動文革去衝擊一下那些人官當久了的觀念,順帶也把下面的翻一點上來。這麼一翻,問題就大了,上面的不想讓,下面的不成熟,毛在整個文革期間猶猶豫豫,也不是要把那一排老革命全部翻下去。我當時參加了文革,也是有些看不慣,並沒有很深的認識,老革命多數也是隊伍來了跟著走,老毛在前面領著。建國後,高位坐久了就要維護私有制,毛要把大家帶到公字上去,搞兩個決裂。現在很多人說某某人不夠意思,不夠義氣,孔孟說到底就是一個“義”字,把這個作為人們的行為標準。毛把這個拔高一點,以“公”為標準,現在退回去了。西方文化是用“利”字,雙贏就對了。三種不同的文化可以解釋很多問題。毛要把人們的眼光引導到公字上,理論上對,現實中間難以操作,所以毛的阻力很大,在高層更是孤家寡人。現在是把人的思維引導到私字上,完全放任自流,政權顯得蒼白無力,沒有哪一個說話是算數的。大多數老百姓完全接受私欲不受約束,社會肯定就完了。都集中到公字上,開始的時候就是要強制,要慢慢地別過來。
國外國內的資本家集團共同勾結,要來顛覆共產黨政權
老洪發言說,我儘量提醒自己,不要帶有個人的東西,自己過去受壓什麼的,要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個人比較悲觀,蘇修解體以後,美國的主要矛頭是對準中國的。九一一之後,美國暫時把這個目標放在一邊了,中國有些人也主動接受了當小夥計的地位,緩和了中國的外部壓力。雖然美國在走下坡路,但是它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的實力還是唯我獨大,但是它沒有文化底蘊,真正要掌握世界潮流還是要文化,軍事力量只是全部力量的冰山之一角。歐洲的文化底蘊比較厚,政策也折衷一些,在世界上能得到一些認同,代表了一定的方向。從長期看,可能是美國消一點,中國長一點,歐洲恢復一些,但是相當長的時間還是處於戰國時期,最好不要發生大的戰爭。從國內看,自一九九○年開始,發生過七八個回合的爭論,基本上都是右派勝了,工農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兩年的爭論,左派表面上占了上風,國資委也出了政策要放緩國企改制,但是各地底下裏還是加速在搞,我省今年還下文要加速31個大型國企的改制。高尚全他們的講話,在網上公佈出來之後,雖然在輿論上比較被動,但是真正的權力資本還是在掌權,到一定時期說不定還要反撲過來。
老夏講,左派中間一些老同志覺醒了,他們有老資格,所以還沒有處分他們。但是他們沒有什麼力量,沒有自己的基礎,群眾與他們的距離很遠。右派的優勢是他們有基礎,是與改革後形成的權力資本勾結在一起的,他們利用共產黨的旗號和體制,發財了,所有正直的人對此都是深惡痛絕的。從西山會議的發言看,他們認為共產黨這個牌子被他們弄髒了,已經洗不乾淨了,所以準備要拋棄掉,他們想要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共產黨這個黨派身上,把掌握權力資本的個人洗乾淨,脫身出來,組織一個新的乾淨的黨派符號。中國的未來,不宜太樂觀,他們現在又掌握了文化輿論,從蘇東的例子看,他們這個事情可能是做得成的。
老柯接著說,有些貪官把今天的中國,作為一個過渡時間段,在這個過渡時期看誰獲得更多的資本。他們在政治上要建立一個特權者的國家,經濟上大撈特撈,文化上就用那些菁英為他們樹碑立傳。趙紫陽天真地要搞西方那一套,那特權階級的權力資本也是要倒楣的。三座大山現在變成一座大山,就是一批貪官奸商和買辦建立的圍繞著特權的同盟,他們要掌握中國的一切,現在還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問題,我們反對誰呀,反對賣油條的嗎?開酒店的、開工廠的要反嗎?現在要反的是權力資本和買辦資本結盟的寡頭集團,反對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反對他們把中國變成徹底的殖民地,還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真正的民族資本與這些人也是格格不入的。新西山會議派代表的是這一小撮寡頭講話的,還用這個同盟去威脅黨內健康力量。
老秦說,今天,中國國外國內的資本家集團共同勾結,要來顛覆共產黨這個政權,這是明擺著的,西山會議派不過是直說罷了。不過,堡壘總是從內部攻破的,赫魯雪夫否定了史達林,就是否定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現在否定毛主席也是要共同完成這個事情。我作為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省黨校參加學習,那些教授就是講毛澤東如何壞,共產黨統治怎麼專制獨裁,社會主義的制度實踐如何荒謬,美國怎麼怎麼好。黨校的教授跟民主黨派的人士講課就是這個樣子,培養黨內幹部肯定也是這個套路,幹部回去再佔領各級領導崗位。他們現在是通過黨校向各級幹部傳達這個思想。蘇聯和南斯拉夫四分五裂,不是偶然的,這樣符合那個資本家群體的利益。美國對中國也是要分成七塊八塊,臺灣的李登輝公開說出來了。從共產黨的一些高級幹部李銳、於光遠、杜潤生這些人看,他們都是要幹這個事情的,還有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的文章,作為軍隊幹部到美國去培養了幾年,都是這個調子,共產黨不行了,要改弦更張。反過來,回顧文革的經驗和教訓,從理論上解決問題,告訴群眾應該怎麼走,加上中央明智,朝好的方向轉也有可能。
共產黨迫切需要認清依靠什麼人的問題
老鐘說,共產黨進城後,走到哪裡,哪裡就迅速改變面貌,根本經驗就是動員自己最嫡系的力量,找的是最窮的人,團結發動多數人去專少數人的政,所以無往不勝。工作組下去以後就是找這些人作為基礎,通過階級分析,誰是團結對象、打擊對象,窮人當時是最多的,所以解決問題就快。解放初,解放軍的工作隊到我這條街上來,就瞭解,哪個屋裏最窮,就一頭鑽進他家裏去了。這樣把大多數窮人團結到自己的周圍來了,能夠把窮人串聯起來,舊社會的垃圾一下子就暴露出來了,哪個是壞分子,誰是妓女,誰吸毒販毒,在多數人的眼皮底下,無處藏身,一下子就解決了,而且還是採取了很溫和的政策措施,給了出路,不是一味的鎮壓,到了五三年五四年,社會上確實是路不拾遺。現在是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單純依靠員警和國家機關,始終解決不了負面的東西,為什麼依靠少數人?工人不能依靠了?農民中間已經搞不清楚了?陣線已經混亂了?每一個時代任務的完成,都得有自己的積極分子和依靠力量才行,文革也是湧現出一批共產黨自己的人,要解決一個專政對象和動力的問題,解決一個多數人專少數人的政的問題。為什麼解放初的黃賭毒幾天就解決了,今天員警隊伍這麼龐大,專業化水準很高,為什麼幾十年卻屢禁不止?這很能說明問題。
文革結束三十年了,造反派對自己被共產黨官方作為“敵我矛盾”處理很有意見,說按照1982年中央九號檔規定應該給他們的退休待遇,至今不給落實;還抱怨說原來屬於真正敵對階級的“國民黨戰犯”都大赦了、“地富反壞右”都給摘帽或平反了,造反派響應中央號召參與文革,卻四十年如一日始終被“揪住不放”,享受的是“超敵人待遇”。
說到底,一個政權有一個依靠什麼人的根本問題,參加西山會議的這幫子菁英,基本上不為中華民族考慮,也不為共產黨執政的長治久安考慮,甚至與民族資本的利益也是對立的。共產黨真的需要認真考慮依靠什麼人的問題了,要認真考慮在政治中間應該把什麼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再也不能搞糊裏糊塗的和稀泥政策了。那幫子菁英的追求的道路,是亡黨亡國的道路,蘇聯的解體就是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又最後地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了,為了民族和國家的興盛,為了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穩固,放任西山會議那樣的極右翼思潮及其影響下的政策走向,是極端危險的。前些時,文革時期鎮壓武漢造反派最積極的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在九十歲生日的時候也說,不知道共產黨的政權保不保得住?孔從當年的“諱疾忌醫”到今天對疾病的深刻擔憂,他用了整整四十年時間才達到毛澤東當年對疾病的認識,這說明問題已經相當暴露和嚴重了,至少是不再適合諱疾忌醫了。共產黨今天要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危機,迫切需要認清依靠什麼人的問題,那些菁英們已經明確表態不跟共產黨了。如果要工農成為共產黨的政治基礎,毛澤東有很深刻的認識可以借鑒,關鍵是路線和政策的調整。◎
二○○六年五月十九日初稿整理完畢
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修訂
二○○六年六月九日補充修訂
(以上內容未經發言人審閱)

文革親歷者談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談會紀要

■楚天舒 供稿

按:二○○六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某個城市的部分文革造反派聚集在一起,討論中國在文革後幾十年所發生的變化,並反思自己的經歷和認識,表現出對民族和國家前途的擔憂。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人在整理他們發言的時候,沒有使用他們的真名,也儘量淡化地區色彩。如果沒有文革,按照今天的經驗,許多與他們地位相同的工人群眾,政治上完全被矮化到認為自己根本不會思考問題了,許多人並不去關心政治,更不必說長期堅持閱讀材料和思考宏觀問題了。從本文內容可以看到,文革在中國造就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由於參與了文革群眾運動,長期挨整,以至於無法閉上眼睛,無法不關心中國的政治走向。無論是被作為幫派骨幹份子關押在監獄,還是在底層社會的艱辛生活中掙扎,這一批人數十年來對國家前途的思索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這個座談會中間,許多人表述了對過去經歷的反思和對未來的看法,這都是值得記錄在案的,也是那些關心中國命運和未來的人應該瞭解的。
老尹同志主持了討論會,他說:文革被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群體否定之後,一批文人如季羨林、巴金、葉永烈、嚴家其等等就跟著拍馬屁,對文革和造反派進行了長時間的“文化圍剿”。今天,一代青年人得到的文革印象,就是這些“文化圍剿”的打手們所塑造的。最可笑的是,他們顛倒黑白,把造反派的對立面所幹的壞事如抄家、破四舊、揪鬥牛鬼蛇神等等,都加上造反派頭上。由於對文革的描寫受到馬屁文人“文化圍剿”手法的誤導,今天的年輕人受到他們的誤導,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的基本過程完全不瞭解,進而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也完全被馬屁文人的文化圍剿所抹黑,而把真實的歷史留給後人,是我們這些過來人的沉甸甸的歷史責任。

是誰背叛人民的利益並顛覆了社會主義事業?
老陳說,鄧小平他們那些人說我們造反派“人還在、心不死”,這個說得也對。文革十年我自己就被當權派和保守派合夥整了十一年,後來還有許多同志被他們關進大牢。我們自問作為熱血青年,響應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參與文化大革命,從來沒有幹過那些圍剿造反派的文人所講的那些壞事。文革中間我就被那些人說成是“派性、造反動機不純”,後來又被他們合夥整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對自己被當權派整得死去活來,確實是不服氣的。對於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與這一場反修防修的嚴肅的政治鬥爭,至今不後悔,也沒有認識到錯誤。恰恰相反,鄧小平上臺後,把我們的同志送進監獄,罪名是“反社會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篡黨奪權”等等。他們自封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化身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說真理要靠實踐來檢驗的話,那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人,到底是誰背叛人民的利益並顛覆了社會主義事業,今天人民不是都看得很清楚嗎?也許我們挨整也是有道理的,我們的存在妨礙了他們背叛人民的利益,妨礙了他們撈取好處,所以他們對地富反壞右都可以平反,唯獨對造反派至今揪住不放,許多同志的行動至今還要受到監控。
老趙從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文化革命這個角度出發,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宣部的高官和文藝界對於提倡無產階級文藝事業的冷漠和霸道。他回顧了從《清宮秘史》的爭論開始,到《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上的唯心主義,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批判胡風等一系列的文藝批判運動,人民日報提倡鬼戲等等,文化部熱衷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題材。這些確實說明共產黨內一些高官和文藝界的大腕們,對於文藝革新乃至提倡無產階級文藝事業缺乏起碼的熱情。到文革前夕的文藝大批判高潮中間,毛主席和對立面彭真之間的爭論,經過彭真定調子要“對左派進行整風”的《二月提綱》,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和《五一六通知》最後出臺,說明了一個根本問題:在當權派和學術權威群體中間,他們一貫熱衷於提倡封建主義文藝形象和內容,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真響應毛主席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最終,毛澤東被逼迫走群眾路線,發動文革。

誰應該為“紅色恐怖”負責?
老封提出文革初期的“破四舊”和“紅色恐怖”到底應該什麼人來負責任。這個問題是那些參與“文化圍剿”的文人用來指責毛澤東和造反派的主要把柄,說什麼造反派是“非人類”。即便是他們的說法能夠成立,也要追問一下,這些事情是什麼人幹的?應該誰來負責?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要求矛頭向上指向當權派和黨內,但是有些人就拼命轉移方向向下在群眾中間橫掃,或者引導年輕不懂事的中學生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例如抄家打人。發生這一切的時候,後來的造反派中堅力量——少數派,正被工作組和各級黨委領導下的“反右派運動”作為打擊對象,就算是這些“罪行”無可饒恕,跟造反派有什麼關係?跟毛澤東所制定的文革方向——“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些“文化圍剿”打手們的高明之處,無非是按照文革後中國掌權者的需要,把那些應該負責任的人屁股擦乾淨,為此只能是通過咒罵造反派和毛澤東來混淆是非。
老魏說,在黨委和工作組操縱的老紅衛兵破四舊期間,全國都還沒有造反派的組織活動,許多後來的造反派不是被當作右派整,就是因為出身問題或者與黨團領導關係不親密而被老紅衛兵組織排斥在外,沒有加入紅衛兵的資格,更沒有抄家打人的資格。一些馬屁文人如季羨林和巴金等,都是從那個時候過來的,應該非常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區別。他們後來的說法完全違背歷史事實,也許怎麼說才能討當權派的歡心,他們就怎樣說吧。有些文人毫無脊樑,這個事情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了,不過像今天這麼廣泛,在中國文人中間幾乎無一例外地靠顛倒是非和出賣靈魂過日子,倒是一個新現象。
老華回憶說,當年他和市委書記被警司監護在一起。閒談時,問書記對文革未來怎麼看,書記回答說,“造反派群眾喊口號要打倒我,我不怕,這只是批判方式,群眾說打倒是不算數的,說說而已;如果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真的就倒了,但是毛主席不會採取這個政策,主席是瞭解我的;現在最擔心的是穿軍裝的那一批人,如果他們要整倒我,那就真的翻不了身了。”老秦補充說,當時省長就住在我們學校,每次開批鬥會都是我開車接送。有一次批鬥會後,另外一個造反派組織把省長搶走了,要進行批鬥,我們趕過去,堅決不同意。他們也是堅決不肯放人,最後我們讓步,要求按照當時的政策辦事,向北京請示,那個時候每一次批鬥會在什麼地方召開、多少人參加、批判什麼內容,都是要事先報中央批准的。最後向北京打電話請示,同意了,才開成批判會。會後我們和省長一起吃晚飯之後,繞了很多的彎路,唯恐被人跟蹤知道了駐地來搶。當時車上有一個工人說,“看來,中央以後還是要用他們的,現在批判只是臨時的,你看都要求保護得這麼好。”我當時是學生,沒有什麼社會經驗,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自己先前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果然,省裏面的幾個主要幹部,經過了群眾一段時間的批判之後,都被接到北京去了。省委第一書記雖然被宣佈為走資派的總代表,但是沒有兩年就被重新分配了工作。說造反派揪鬥老幹部進行迫害,打倒老幹部奪權,都是後來的誇大和捏造,老幹部的命運向來就沒有掌握在造反派組織手裏,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對他們都是“一批二保”。造反派對被宣佈為我省最大走資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文革初期親自部署打擊我們“少數派”,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我們也對他進行過大會批判,但是在生活上也沒有虐待他,他有肝病,同學們還為他煎中藥,照顧得不錯。文革結束後造反派遭難了,下邊拍馬屁的官員要往死裏整那個看管他的學生,那個人還記得當年的造反派學生為他煎中藥的事情,當年看管他的學生才因此逃過了一劫。
文革期間真正的冤案和迫害,主要是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矛盾和權力競爭造成的,不是造反派造成的,也不是林彪、四人幫指使的。那些整人的人,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所以應該自己負責。

文革對造反派來說才是真正的浩劫
老紀說,文革中間的武鬥,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兩派相互打人,而是對造反派的單方面鎮壓。武漢百萬雄師的口號就是“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這個口號準確反映了武鬥的政治性質。軍區、人武部的人參加領導的基幹民兵組織,市委組織部長在裏面當高參,這是一般的群眾組織嗎?文革每走一步都非常艱難,各個層面的阻力,多股力量的反對。開始是省委鎮壓少數派,我自己就被工作組作為批鬥對象;後來成立組織得到了學生的支援,省委授旗之後還反悔,成立全市性組織的時候,保守派還對著我們大打出手,北京南下學生王某被打成重傷,頭顱開刀,我們拿了照片去送給他的父母;我們好不容易坐上火車去北京告狀的時候,路上還兩次停車檢查,要把我們趕回來。那個時候,我們對文革也是一頭霧水,沒有什麼主意,就是自己挨整了不服氣,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在北京和其他省市的同志交流之後,才知道不是一個地方的事情,而是一條路線在整群眾。後來工人造反派組織被軍隊抓捕,打成反革命,我們起來為他們翻案,組織控告團再次上北京去。後來中央支援我們,保守派組織瓦解了,他們自己的人反戈一擊,寫了材料給我們,交待了他們是怎麼策劃武鬥的,誰負責的,哪些人殺了人,哪些殺傷了人,這些武鬥都是對造反派宣傳據點的“圍剿”,武鬥根本不是什麼你打我、我打你。從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就把我當作壞頭頭,整得死去活來。在一個學習班裏,造反派挨整不過,一天有三個人自殺,單位的書記親口對我說:你怎麼不死?我始終不認罪,粉碎四人幫之後,以我認罪態度不好判刑,判決書上面竟然沒有合法的起訴單位。有的同志還是單位去起訴的打砸搶份子,老唐的判決書竟然沒有法院的公章,鎮壓起我們來真是不拘一格。文革開始是省市委整我們,後來是軍區整我們,再後來是軍宣隊工宣隊整,粉碎四人幫之後是直接動用國家政法機關來整,各個方面反毛主席路線的力量,都把矛頭對準我們,造反派處在一個悲劇的地位上,要說浩劫,文革對造反派來說才是真正的十年浩劫。
老趙說,說造反派奪權,看樣子有點像,因為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之後,有些造反派頭頭作為“群眾代表”進去了,還擔任常委、副主任什麼的。真實的情況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有個順口溜說,“開會主席臺,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轎車來,商量大事回家帶小孩。”這才是群眾代表的真實作用的寫照。
老鐘接著說,我們廠是國防廠,革委會是1968年開始的八一五會議上成立的。開始擬定的造反派名額比較多,最後成立時只有五個人,全部是21個人。當時說是要搞無產階級佔領上層建築,為了迷惑造反派,把一些老工人也拉進去一些,開會時他們完全沒有話說,感到死氣沉沉,革委會增加到30來個人。革委會開會,我們在會上發言,軍代表只是點個頭笑一笑,簡報上也記錄,但是下面執行就絕對沒有你的東西了。從六機部到下面廠礦,都是軍隊作用大,部裏劉世雄是軍管會主任,上面是軍工領導小組,組長是粟裕。廠裏面軍代表講,現在是軍幹群,不是幹軍群,更不能是群幹軍,順序是不能錯的。815會議回來之後,有人就問怎麼看這個形勢,文革開始是造反派衝一陣子,學生後來也不行了,工廠內部也聯合不起來,軍隊就進來了,上面毛主席把林彪選為接班人,是不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有人就說“那不是要造反派‘奪好權’然後再‘交好權’嗎?”我們在革委會裏面,說是叫管鬥批改,也只是簽個字,有你沒有你都行。有人問,如果毛主席要以造反派為中心,是不是立得起來,是不是掌握得住局勢,我想這裏面關鍵是幹部問題。上海有一條線,有靠山,在八一五會議上,我問上海江南造船廠的一個女同志,他們就是一月奪權的時候搶過一次章子,我們經過的事情和摔打比他們多,對運動的認識和成熟性,感到他們政治上不如我們。我們造反派從大聯合開始,就自己跟自己鬧去了,本身比較幼稚。如果能夠真正聯合起來,有比較成熟的工人領袖,很可能比上海好。但是他們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條線,我們去北京都找不到他們,上面沒有人支持,老胡曾經說過,我們這裏的造反派是無娘的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幹部是相當排斥的,如果軍區完全站在毛主席和林彪一邊,就肯定不一樣,他們實際上完全站在造反派的對立面上,造反派怎麼立得起來呢?南下的學生回去之後,我們跟中央的聯繫就斷了線。

軍隊和黨政當權派對於群眾的抵觸是一致的
老華補充說,部隊上層,文革根本就沒有通,他們在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時候,把造反派的袖章帶起來,都是上面的規定,並不是心裏通了,軍隊那些人是仇恨造反派的。後來軍隊主持清查五一六的時候,他們總要掌握一些材料,並不是不知道沒有這個組織,追查什麼加入填表,都是逼供信。他們借這個運動,有意擴大化,他們鎮壓造反派的政策,在文革中間倒是貫徹始終。
老柯說,文革第一階段,解決劉鄧的問題時,軍隊是支持的,劉鄧他們線上的人就趁機裝死躺下,毛主席這邊除了造反派,沒有真正的力量,造反派又不成熟。對於幹部內部鬥,當權派認為那是他們內部的問題,而文革中間湧現出來的群眾代表,是沒有資格坐天下的,軍隊和黨政當權派對於群眾的抵觸都是一致的。在上層,江青他們文革派集團力量很小,軍隊和黨政兩個集團力量很大,為啥整五一六對付造反派能夠形成合圍,就是這個道理。毛主席要在黨內整風,就整不下去,反右,一棍子就打下去了,還擴大化;對於整治造反派,當權派通過“清查五一六”一仗,就打得造反派全軍覆沒了。
老趙說,軍隊進來之後,革委會就成了一結合,群眾代表都是一個個在檢討。在清理階級隊伍之後,開辦十四期學習班,指責我們造反派是派性作怪、無政府主義猖獗,把大家都搞得灰頭土臉的,我心裏也老是打鼓,自己怎麼水準這麼低,老是提不高認識呢?我去四川出差,看到他們那裏傳達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文件,才感到豁然開朗,回來就寫了兩千字的大字報,貼在廠門口,題目是從列寧的文章中間找來的一句話:我們決不半途而廢!這個時候,也沒有預先的策劃,居然就搞起來了,打破了清隊後萬馬齊喑的局面。後來,我就把他們整治造反派的罪名,歸納為“三根扁擔”(指責造反派“派性、打砸搶、搶槍亂軍”)、“三根繩索”(說造反派“想當官、入黨、造反動機不純”),到處演講,到許多廠礦都去講過,跟許多造反派受壓抑的感受有強烈的共鳴,還有幾個鬥批改的地方我都去過。後來,幾個參加結合的頭頭也聯名寫了《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的大字報。整三結合中間的群眾代表,在各個基層革委會裏是非常普遍的,軍代表一進廠,各個要害部門把關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文革前,群眾代表不僅沒有掌權當好代表,還成了罪過。大家所受的冤屈差不多,所以我的大字報和講話,才引起那麼大的共鳴。

高級幹部為保特權抵制文革
老孫說,造反派文革十年,十年挨整,我想毛主席也沒有想到要造反派掌權,就我們當時的思想水準和能力來講,也沒有掌權的基礎。造反派幫助把黨內的蓋子揭起來,是被借用的一股力量。張春橋在上海講:“三結合,你當個班組長可以,叫你來管上海行嗎?沒有你們行嗎,也不行。”老幹部懂業務,沒有部隊的支持不行,政權鞏固不了。文革就要培訓造反派,就是要揭黨內陰暗面,參加反修防修,三結合造反派參加,跟著培訓,摔打一下,小的跟著老的拖一下。文革後這麼多年,我常常回顧,想來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就在這裏。四清搞不下去,上面動都不動,所以毛主席支持紅衛兵和造反派起來揭蓋子。拿煉鋼來做比喻,不是鐵礦石的,進了爐子還是要作為渣子出來的,礦石經過高溫冶煉之後,出爐的還是高碳鋼,沒有辦法用,還要經過摻雜合金材料回爐冶煉,最後才能成為可用之材。文革就是勝利了,不是後來那個慘樣子,造反派也不會掌權,毛主席從一開始就壓根沒有想把老幹部全盤推倒重來。
老唐講,我是四九年參加工作的。幹部剛剛進城的時候,是比較清廉的,那時候規定,跟資本家打交道,不能抽他們的煙,不能喝他們的茶。那個時候,幹部多數是單身,後來成家了生兒育女,裙帶關係就複雜了,到文革前,走後門什麼的就有了,這還是初級階段的腐敗。高級幹部的思想,就是跟著這一股特權地位的好處一起來的,毛澤東要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高級幹部的思想狀態對於毛澤東思想就開始排斥了,文革前夕在黨內已經相當普遍了。我當時是團委書記,六五年有個共青團、婦聯和工會的全國大會,會上親自聽到八大書記講話,鄧小平講,人家不願意學你那個毛選,還硬是要搞學習,這是社會強制。彭真講,火車上掛的老三篇上面滿是灰塵,說明沒有人願意主動去學嘛,要學就學習馬列原著,不要學二手貨,他們是相當的明目張膽。這個講話,對應的就是高級幹部要過好日子的思想,都對嚴格律己的管理有怨言,他們的基礎在這裏,不是個別人的思想。文革起來之後,那些幹部的思想還是天下是我們打的,應該我們坐天下,你們起來造反就是反革命,還認為毛主席是殺功臣,是第二個朱元璋,小範圍內幹部都這麼講,不是一兩個,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就抵制,毛主席在黨內甚至成了孤家寡人,不依靠群眾怎麼行?毛主席講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時、很有必要,但是要勝利難度蠻大,高級幹部思想不通。文革十年,整了我十七年。當時單位的專案組說我的材料不夠判刑,單位一把手說,“問題不是材料真不真?看你的刀子往那裏捅?”鄧小平上臺之後,他們的思想狀態是:文革時候你們不是批判我多吃多佔嗎?我現在就是要大撈特撈,看你能怎麼著我?
老華接著說,多數共產黨幹部對於搞社會主義沒有思想準備。進一步在思想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是少數,黨內沒有思想準備,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發動學生和工農來衝出一條路來,結果他們就竭力對抗,因此文革十年充滿了鎮壓與反鎮壓的鬥爭。毛主席在發動文革之前,在滴水洞思考了那麼長的時間,他已經想清楚了,如果不搞就是今天中國這副樣子,他決不接受;要搞的話,也可能搞成全軍覆沒,他權衡的結果還是要搞文化大革命,搞文革他是作好了重上井岡山的心理準備的。我們談不上繼承他的思想,但是骨子裏還是擁護他的思路。搞完文革之後,那些人再要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到今天還是如此,前些時“新西山會議”那些精英學者還是不敢碰社會主義的旗幟和本質問題,開會都只能繼續偷偷摸摸。我們在文革中間得到錘煉,對於社會主義有了堅定不移的認識,今天所謂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一眼就看穿了你是個假的,他們還是感到必須舉“假旗幟”。
老孫說,文革時期,黨內走資派還算不上階級,說“還在走”可以理解,主要是思想上和路線上的,財產還沒有到他們的手裏,作為階級沒有辦法劃。所以,否定文革的時候,全黨同意,在文革中間受造反派衝擊的時候,許多老幹部在表面上也跟隨毛主席的路線,很多老馬列主義者,也只是到了今天反過來才認識到問題所在。黨內沒有人理解,毛主席當時就敢那樣搞,肯定想到了後果問題,他很自信,認為既然是思想問題,搞清楚了站過來就行了,所以一個不殺。如果毛主席把文革當作鎮壓反革命來搞,肯定不是後來這個樣子。老鐘補充,在收買幹部這一點上,鄧小平遠遠超過了毛,毛是打你一下,你站過來了還用你,他認為人的世界觀是可以改造的。鄧小平是黑貓白貓,眼前利益就是理論,他是實用主義的,實際上沒有什麼理論,對他不利的就把你排斥掉,因此這個人也不好定位。

不搞群眾運動政權就要變顏色
另外一位老同志說,在非毛化時期,他們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脫離了馬列主義,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這個說法流毒了三十年之久,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他們才是脫離了馬列主義。老華說,新西山會議派,說明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那些人認為氣候已經到了,要在中國搞一個純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過去還是遮遮掩掩的,他們要共產黨退回到議會裏去活動,軍隊要國家化。我們確實面臨著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老梁說,我個人很憂慮,對於“新西山會議”確實不能掉以輕心,他們這些人是違反憲法和黨章的非組織行為。從會議的內容看,中國改革的第一步達到了他們的預期目的。現在他們要求走第二步,要搞政治改革,走臺灣的道路搞多黨制,不提工農兵,要用中間階級來掌權,他們講改革就是要換人,按照我們的理解,就是把資產階級換上臺來專政。前兩年全市的離休幹部還有八千多,這兩年走了一些,還剩五六千,我在離休幹部中間,我把新西山會議的事情講了,很多人麻木不仁,不關心。我們這些老同志是打天下過來的,看到國家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心裏痛不痛?也有的人說,等一等,看一看,有看法是不是給中央寫信提點建議。我今年78歲了,不怕坐牢。教育、醫療、住房成為壓在老百姓頭頂的“新三座大山”,這是方針路線錯誤造成的,我年紀大了,看了心裏很難過呀,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也有些老同志起來了,馬賓、李爾重就是,關鍵是有年輕人,我們黨就有希望。宣傳工具掌握在他們手裏,《中流》雜誌他們要封就封了,沒有輿論工具。我們的演變不是劇變,是漸變,一步一步地變,漸變過程中人們喪失了警惕,最容易欺騙群眾,終於達到了質變。從伊拉克和前蘇聯解體後的國家政權被顛覆的教訓看,美國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還是很成功的,伊拉克的國民衛隊一槍沒放。西山會議有沒有背景?我們要吸取教訓。左派如何宣傳發動群眾,我沒有多動腦子,筆桿子也不行,但是批判肅清流毒的事情總是應該做的,要不然共產黨員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誓言怎麼實現?我跑不動也是要跟著跑的。我是大老粗當兵的出身,文革的時候在部隊工作,下來支左之後實際上是“支保”的。那個時候對主席的部署不理解,現在看,實踐檢驗,從黨的歷史看,一成立開始,黨內就充滿著兩條路線的鬥爭;新中國成立第一天起,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合作化等重大問題上,就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有人不聽,毛主席沒有辦法才發動文革的,從前途和總的方向看,文革就是反修防修。老華插話說:李爾重見到一個造反派頭頭,曾經對他說,“你們才是先知先覺,我們是後知後覺。”李老還說過,以前造反派說走資派還在走,那說得很不夠,我要說“走資派遍地走”。
老原說,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成立不成立,社會主義要不要?要真正實行馬克思主義,推翻資本主義之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繼續推進。毛主席說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固定的社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社會上小的進步是和平演變,大的變化是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共產主義,障礙在哪里,毛主席認為就在共產黨內。從那些搞腐敗的人看,沒有權力的人,有一個捏了就完了,腐敗成了一條線之後,捏了一個又出一個。一個人說了算,不要群眾監督,沒有委員會的討論,根本上就是一個理論指導,實用主義白貓黑貓。社會主義要推向前進,必須消除阻力,影響最大的就在黨內,這是大方向,如果大方向正確,發動群眾和群眾運動中間的問題和缺點,就只是一個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監督幹部,也不是要把幹部都不要,是要他們洗個澡,站過來就是了,不是消滅人的問題。“四大”是毛主席交給群眾的監督武器,如果腐敗份子走了第一步就被群眾揭發出來,肯定就沒有辦法走出第二步了。現在養小老婆都是公開的,群眾都沒有發言權了。到現在我還是這個想法,不搞群眾運動政權就要變顏色,文革被人家打敗了,“四大”就取消了,腐敗分子當然就很自在了。現在那些文人,說社會就要以“私”字為核心,各發各的財,共產黨的路線還貫徹得下去嗎?文革群眾運動的方式,是老毛根據自己經驗提出的方法,這個形式本身也在摸索當中,繼續革命理論則是保證在正確道路上繼續前進的理論認識。

毛主席看清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老鐘說,毛主席臨終之前講他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他一生有那麼多的輝煌業績,真正有分量的事情,在他心目中就只這兩件事。從這個角度看,也有一致性,一個是打江山一個是守江山。毛主席經常說治國就是治吏,但是當官的“得病”不那麼好治。義大利的馬基維里說,一個人有病,在初期容易治但不容易認識,後期容易認識但不容易治。初期有賢明的人可以看到病情和嚴重性,其他人都沒有這個認識,所以文革就有這個困難。今天我們廠裏工人說,毛主席把鄧小平留著完全是個禍害,另外有個工人回答:只有這樣你們才能認識到什麼叫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主席一個人看到了這個問題,很多工人老師傅卻不認識,保守派是不是保衛毛主席的呢?武漢的百萬雄師自認為是“大、好、純”,看不起造反派,也不理解自己為什麼還成為保守派和阻力。很多群眾在文革的時候沒有這個認識,我們造反派也是處在認識和沒有認識的中間位置上,比普通人多點對疾病的認識,但是也沒有毛主席那麼肯定。造反派不像長征過來的老幹部,對敵人的本性認識那麼清晰,政治上那麼成熟。想起來,如果共產黨沒有長征,也非垮不可,在江西湖南打遊擊的時候還有老婆孩子來拉,還要回家。到延安也回不了家,不奮鬥就沒有生存機會。後來延安整風又清理了一下隊伍,組織上也比較純了。革命和文革都是一樣的,在運動初期謹防偏右,老是限制別人參加不好,有些人就是膽大,這樣運動才搞得起來,沒有勇敢的人,亂七八糟的人,運動肯定搞不起來,他們起到泥鰍的作用,能夠攪起來;在運動後期就要謹防偏左,要坐下來解決思想問題和組織問題,確立好的政策,團結多數。造反派跟老革命家初期一樣,存在著很多問題,而且在文革的群眾運動還沒有發展到清理思想這個階段,就軋住了;造反派在組織和思想上不純,也是明顯有的。我們造反派跟老革命家相比,還只是相當於長征到了湖南,遵義會議還沒有召開,什麼是正確的路線還沒有形成共識,文革就被宣佈結束了,我們就進了監獄。所以毛主席既不能肯定你,也不能否定你。組織和思想上造反派隊伍中間存在許多不足,有壞人也不奇怪,也有很多真正的好人,所以毛主席對造反派始終一分為二看待,沒有全盤肯定或者否定。我們經歷了一個反反覆覆的挨整過程,當權派的面目逐步清晰地暴露在我們眼前。直到七六年,毛主席還是始終關注著造反派這個力量,肯定你吧,另外一派力量勢必反對你,很多工人不理解造反,他們的逆反心理很大,我們站得低,當時看不清楚。有個眼科醫生,在七五年去見毛主席,看見主席正在嚎啕大哭,一個人哭得非常傷心。他畢生努力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周圍卻沒有人能夠來幫助他駕馭這個形勢,他確實看清了疾病,但是不好治。很難說羅瑞卿這些人就一定是不革命的,但是這一批老革命家,都對於疾病的存在和發展持漠視態度,毛主席只好在外面去找積極分子和依靠力量。馬克思是生在大生產時代,他認為工人生產越多、利潤越高資本家就越少,所以革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列寧提出一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毛主席搞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從這個角度講,三個人觀點都不同,相同的是他們都是為窮人辦事,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服務的方法可以是這樣,也可以那樣,但是為無產階級服務這個方向是最主要的。毛主席在解放後,搞了一系列的運動,一是要清理自己隊伍中的小農思想,清理“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最主要的就是政治上清理自己隊伍中間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另外就是經濟上要解決窮人的衣食住行問題,總的指導思想是這個,好人辦錯事也有的。作為他的思想來講,是要為全中國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服務的,是胸懷世界的,真正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也給全國人民帶來普遍的利益,在當時中國那麼落後的技術和物質條件下,老百姓就得到了醫療、就業、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現在經濟好多了,老百姓反而失去了這些東西。這個對比很鮮明,容易使人理解毛主席一生的努力方向。
老平說,我老頭子今年九十了,我回去跟他做壽,跟他談心,說你們這一輩人上半生很動盪,跟著老毛他們幹革命、長征,下半輩子很安逸。我們相反,上半輩子很安逸,在公有制的時代,下半輩子很動盪,壓力很大。為什麼產生出相反的人生,根本一條就是老毛領著你們幹革命,產生出兩個時代的變化,把你們從社會最底層帶上來了。每次革命都是最上層和最下層在翻燒餅,中間層不動,最窮的跟最富的在那裏翻,中間層跟著主流轉。下層成了上層之後,經過了一段時間,掌權了一段時間之後,慢慢就是富人的思維了,怕權力搞掉了。毛之所以要搞文革,並不是為了自己,高層坐久了之後,觀念就變了,毛要搞再次全面決裂是不可能的,他主要是發動文革去衝擊一下那些人官當久了的觀念,順帶也把下面的翻一點上來。這麼一翻,問題就大了,上面的不想讓,下面的不成熟,毛在整個文革期間猶猶豫豫,也不是要把那一排老革命全部翻下去。我當時參加了文革,也是有些看不慣,並沒有很深的認識,老革命多數也是隊伍來了跟著走,老毛在前面領著。建國後,高位坐久了就要維護私有制,毛要把大家帶到公字上去,搞兩個決裂。現在很多人說某某人不夠意思,不夠義氣,孔孟說到底就是一個“義”字,把這個作為人們的行為標準。毛把這個拔高一點,以“公”為標準,現在退回去了。西方文化是用“利”字,雙贏就對了。三種不同的文化可以解釋很多問題。毛要把人們的眼光引導到公字上,理論上對,現實中間難以操作,所以毛的阻力很大,在高層更是孤家寡人。現在是把人的思維引導到私字上,完全放任自流,政權顯得蒼白無力,沒有哪一個說話是算數的。大多數老百姓完全接受私欲不受約束,社會肯定就完了。都集中到公字上,開始的時候就是要強制,要慢慢地別過來。

國外國內的資本家集團共同勾結,要來顛覆共產黨政權
老洪發言說,我儘量提醒自己,不要帶有個人的東西,自己過去受壓什麼的,要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個人比較悲觀,蘇修解體以後,美國的主要矛頭是對準中國的。九一一之後,美國暫時把這個目標放在一邊了,中國有些人也主動接受了當小夥計的地位,緩和了中國的外部壓力。雖然美國在走下坡路,但是它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的實力還是唯我獨大,但是它沒有文化底蘊,真正要掌握世界潮流還是要文化,軍事力量只是全部力量的冰山之一角。歐洲的文化底蘊比較厚,政策也折衷一些,在世界上能得到一些認同,代表了一定的方向。從長期看,可能是美國消一點,中國長一點,歐洲恢復一些,但是相當長的時間還是處於戰國時期,最好不要發生大的戰爭。從國內看,自一九九○年開始,發生過七八個回合的爭論,基本上都是右派勝了,工農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兩年的爭論,左派表面上占了上風,國資委也出了政策要放緩國企改制,但是各地底下裏還是加速在搞,我省今年還下文要加速31個大型國企的改制。高尚全他們的講話,在網上公佈出來之後,雖然在輿論上比較被動,但是真正的權力資本還是在掌權,到一定時期說不定還要反撲過來。
老夏講,左派中間一些老同志覺醒了,他們有老資格,所以還沒有處分他們。但是他們沒有什麼力量,沒有自己的基礎,群眾與他們的距離很遠。右派的優勢是他們有基礎,是與改革後形成的權力資本勾結在一起的,他們利用共產黨的旗號和體制,發財了,所有正直的人對此都是深惡痛絕的。從西山會議的發言看,他們認為共產黨這個牌子被他們弄髒了,已經洗不乾淨了,所以準備要拋棄掉,他們想要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共產黨這個黨派身上,把掌握權力資本的個人洗乾淨,脫身出來,組織一個新的乾淨的黨派符號。中國的未來,不宜太樂觀,他們現在又掌握了文化輿論,從蘇東的例子看,他們這個事情可能是做得成的。
老柯接著說,有些貪官把今天的中國,作為一個過渡時間段,在這個過渡時期看誰獲得更多的資本。他們在政治上要建立一個特權者的國家,經濟上大撈特撈,文化上就用那些菁英為他們樹碑立傳。趙紫陽天真地要搞西方那一套,那特權階級的權力資本也是要倒楣的。三座大山現在變成一座大山,就是一批貪官奸商和買辦建立的圍繞著特權的同盟,他們要掌握中國的一切,現在還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問題,我們反對誰呀,反對賣油條的嗎?開酒店的、開工廠的要反嗎?現在要反的是權力資本和買辦資本結盟的寡頭集團,反對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反對他們把中國變成徹底的殖民地,還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真正的民族資本與這些人也是格格不入的。新西山會議派代表的是這一小撮寡頭講話的,還用這個同盟去威脅黨內健康力量。
老秦說,今天,中國國外國內的資本家集團共同勾結,要來顛覆共產黨這個政權,這是明擺著的,西山會議派不過是直說罷了。不過,堡壘總是從內部攻破的,赫魯雪夫否定了史達林,就是否定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現在否定毛主席也是要共同完成這個事情。我作為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省黨校參加學習,那些教授就是講毛澤東如何壞,共產黨統治怎麼專制獨裁,社會主義的制度實踐如何荒謬,美國怎麼怎麼好。黨校的教授跟民主黨派的人士講課就是這個樣子,培養黨內幹部肯定也是這個套路,幹部回去再佔領各級領導崗位。他們現在是通過黨校向各級幹部傳達這個思想。蘇聯和南斯拉夫四分五裂,不是偶然的,這樣符合那個資本家群體的利益。美國對中國也是要分成七塊八塊,臺灣的李登輝公開說出來了。從共產黨的一些高級幹部李銳、於光遠、杜潤生這些人看,他們都是要幹這個事情的,還有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的文章,作為軍隊幹部到美國去培養了幾年,都是這個調子,共產黨不行了,要改弦更張。反過來,回顧文革的經驗和教訓,從理論上解決問題,告訴群眾應該怎麼走,加上中央明智,朝好的方向轉也有可能。

共產黨迫切需要認清依靠什麼人的問題
老鐘說,共產黨進城後,走到哪裡,哪裡就迅速改變面貌,根本經驗就是動員自己最嫡系的力量,找的是最窮的人,團結發動多數人去專少數人的政,所以無往不勝。工作組下去以後就是找這些人作為基礎,通過階級分析,誰是團結對象、打擊對象,窮人當時是最多的,所以解決問題就快。解放初,解放軍的工作隊到我這條街上來,就瞭解,哪個屋裏最窮,就一頭鑽進他家裏去了。這樣把大多數窮人團結到自己的周圍來了,能夠把窮人串聯起來,舊社會的垃圾一下子就暴露出來了,哪個是壞分子,誰是妓女,誰吸毒販毒,在多數人的眼皮底下,無處藏身,一下子就解決了,而且還是採取了很溫和的政策措施,給了出路,不是一味的鎮壓,到了五三年五四年,社會上確實是路不拾遺。現在是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單純依靠員警和國家機關,始終解決不了負面的東西,為什麼依靠少數人?工人不能依靠了?農民中間已經搞不清楚了?陣線已經混亂了?每一個時代任務的完成,都得有自己的積極分子和依靠力量才行,文革也是湧現出一批共產黨自己的人,要解決一個專政對象和動力的問題,解決一個多數人專少數人的政的問題。為什麼解放初的黃賭毒幾天就解決了,今天員警隊伍這麼龐大,專業化水準很高,為什麼幾十年卻屢禁不止?這很能說明問題。
文革結束三十年了,造反派對自己被共產黨官方作為“敵我矛盾”處理很有意見,說按照1982年中央九號檔規定應該給他們的退休待遇,至今不給落實;還抱怨說原來屬於真正敵對階級的“國民黨戰犯”都大赦了、“地富反壞右”都給摘帽或平反了,造反派響應中央號召參與文革,卻四十年如一日始終被“揪住不放”,享受的是“超敵人待遇”。
說到底,一個政權有一個依靠什麼人的根本問題,參加西山會議的這幫子菁英,基本上不為中華民族考慮,也不為共產黨執政的長治久安考慮,甚至與民族資本的利益也是對立的。共產黨真的需要認真考慮依靠什麼人的問題了,要認真考慮在政治中間應該把什麼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再也不能搞糊裏糊塗的和稀泥政策了。那幫子菁英的追求的道路,是亡黨亡國的道路,蘇聯的解體就是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又最後地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了,為了民族和國家的興盛,為了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穩固,放任西山會議那樣的極右翼思潮及其影響下的政策走向,是極端危險的。前些時,文革時期鎮壓武漢造反派最積極的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在九十歲生日的時候也說,不知道共產黨的政權保不保得住?孔從當年的“諱疾忌醫”到今天對疾病的深刻擔憂,他用了整整四十年時間才達到毛澤東當年對疾病的認識,這說明問題已經相當暴露和嚴重了,至少是不再適合諱疾忌醫了。共產黨今天要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危機,迫切需要認清依靠什麼人的問題,那些菁英們已經明確表態不跟共產黨了。如果要工農成為共產黨的政治基礎,毛澤東有很深刻的認識可以借鑒,關鍵是路線和政策的調整。◎

二○○六年五月十九日初稿整理完畢
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修訂
二○○六年六月九日補充修訂
(以上內容未經發言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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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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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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