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中日戰爭? —天皇之言:‘日本輕視了支那’—(二)〔纐纈厚 著∕申荷麗 譯〕

第二章  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
1. 中國觀的萌芽
“大陸國家日本”的夢想
隨著持續了近260年的德川幕府時代結束,以長州和薩摩為中心的倒幕運動的結果,成立了新的政權(1868年10月23日改元為明治)。
明治國家也可以說是對地方分權制的封建制進行解體、建立徹底的中央集權制。即以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形式,在一元統治下加快形成對抗歐美列強的“國民國家”。
為了形成“國民國家”,明治政府相繼出檯了一些政策,尤為矚目的是1872(明治5)年9月5日公佈了學制,翌年1月10日公佈了徵兵制。這兩個制度相繼頒佈並不是偶然的。
明治國家對維護中央集權國家進行軍事力量整備,為了抗拒歐美列強的壓力,抵抗其對亞洲諸地域的侵入,急於培訓大量士兵。根據學制規定,學制的目標是在全國各地創建學校,提高國民的識字率,確保大量的具有相應素質的士兵預備軍。
學制和徵兵制,可以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表面上都是通過“富國強兵”的口號,試圖掩蓋事物的本質。所謂“富國強兵”,其實是通加強軍事力量,以對抗歐美列強為藉口,而使本國具備侵略亞洲諸國的能力。
那麼,想要將日本向大陸延伸,實現作為“大陸國家”而獲得飛躍發展的願望,是從何時、由誰提起的呢?我認為,從幕府末期開始大約就能看到其原型。
當然,同是想使日本實現“大陸國家”之夢,動機或方式卻也有所不同。既有大肆談論通過加強軍事力量實行強硬的侵略主義的,也有提倡通過與亞洲各國人民聯合協調,建立“亞洲的指導國日本”這一構想的。
幕府末期的這些議論與昭和初期的亞洲大陸侵略思想似乎並沒有直接聯繫。即便如此,那個年代感受到歐美列強壓力的諸多知識人士,受到這些言論的觸動,議及日本未來發展模式時,加大了對亞洲大陸的關心。其中,最為關心的對象地域就是中國。
將這些議論總括起來,可稱之為“亞洲論”。由於西歐諸強對亞洲地域的侵入以及殖民地化事件的刺激,各種各樣的“亞洲論”被提了出來,最終導致了日本的大陸侵略思想的形成。以下,來看一下“亞洲論”的源流。
林子平和本田利明
當時的“亞洲論”的主要特點,好像與技術方面崇尚西方化相反,在精神方面的反歐美化傾向引人注目。這一意義上的日本的國家中心主義,浸透到了包括教育指導思想在內的方方面面。
國家主義的萌芽,在幕府末期知識份子的著作中即有所顯露。作為對抗西方化而浸透於各個方面的國家主義思想,同時也包含有對西方世界憧憬嚮往的要素。由於歐美國家具有雄厚的技術力和資本力,其席捲世界的氣勢既是對日本國的威脅,由此也是令其欽羨的對象。
在如何因應西方列強侵入亞洲的文獻中,具有這樣的主張,就是為了加強日本的自立和防衛,日本也有必要以中國為中心在亞洲爭得霸權。對西方的抵觸感情,或許也是出於這一稱霸主張的緣故吧。
這並非是自我辯護。這一主張的根底,確實包含有日本人複雜的感情。
為了將日本人的這種複雜感情提升到思想認識,幕府末期,一批期冀給後世的日本人帶來一定影響和啟示的思想家相繼登場。通過觀察他們的部分思想見解,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日本以及日本人想要努力實現向中國擴張。
幕府末期著書立說的日本知識份子中,有展開真正的軍事外交論的人物林子平(1738—1793)和本田利明(1744—1821)。林子平在江戶後期著有《三國通覽圖說》(1785年)和《海國兵談》(1791年)等;本田利明著有《西域物語》(1798年)和《經世秘策》(同上)等。兩個人均為在日本高中教科書中予以介紹的著名人物。
為了對抗推進南下政策的俄羅斯的威脅,以及來自巨大鄰國中國的潛在威脅,林子平極力主張海防論。林生於江戶時代,曾到長崎求學,精通海外情況,被稱之為當時首屈一指的海外通。林極力主張對抗俄國的威脅,強調開拓蝦夷地(北海道的舊稱)的必要性。
明治國家成立之初,開始意識到俄國和中國的威脅。林及早提出了對鄰近大國的戒備之說。他認為通過充實軍備和加強海防,可以消解憂懼和不安,主張建設軍事國家的日本。
林的這些主張淋漓盡致地揮灑於《海國兵談》中。但是,因為該內容與幕府外交軍事政策不符,被禁止公開發表。為對抗巨大鄰國而建設強力的海防國家這樣的國家戰略論,從囿於閉關鎖國觀念的幕府來看,應屬毫無道理的主張吧。
相對於林子平的軍事至上思想及軍事外交論的主張,本田利明主張的是一種貿易立國論,該主張的貿易拓展對象不僅限定於中國、朝鮮,還包括整個亞洲。與林的軍事至上思想比起來,這可以說是一種比較理性的經濟論。
林子平從軍事或國防觀點出發,主張將朝鮮、蝦夷以及琉球並列,作為同等重要的地域,強調為抵禦俄羅斯的威脅而領有朝鮮的必要性;本田主張走經濟自立之路,志在通過非軍事手段促進日本的發展。
本田強調,作為經濟自立的前提,應充分利用海洋,將日本發展的基礎擴大到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廣大亞洲地區。這也是明治初期開始登場的“南進論”的思想萌芽。
另一方面,本田在江戶時代學習了日本數學(以中國傳入日本的數學為基礎,江戶時代在日本發展起來的獨特的數學——譯者注)和天文學,訪問了諸多國家,進行物產調查,提出了作為富國之策的開國交易論等,在當時以思想進步、頗具獨創性的重商主義者而享有盛名。事實上,本田也大力提倡開發蝦夷,但他主張是作為經濟基地的開發,與林子平所主張的作為軍事基地的開發完全不同。
僅僅強調這一點,就能夠明確軍事至上論和經濟合理論的差別。但是,明治國家實際上是同時吸取採納了這兩種不同主張,而融合成為一種“富國強民”政策。
對於明治國家來說,軍事論和經濟論決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被確立為國家的兩個車輪。林子平的軍事至上論,被具體化為俄羅斯威脅論和朝鮮領有論。這些理論也成為從明治初期開始、至中期全面展開的激進的大陸侵略思想的源流。本田的主張,則成為後來以海軍軍事官僚為中心主張的“南進論”的出發點。
暴力和壓制的思想
林尖銳地指責閉關鎖國的不利。他主張將重新評價鎖國政策和普及新型國防思想作為當務之急。因此,林的主張一般被視為開明思想。與此相對照,之後的佐藤信淵(1769—1850),則以維護天皇制國家的日本民族優越論為基礎,是位極其鮮明地推行侵略政策的思想家。
佐藤跟從宇田川玄隨學蘭學,並師從田篤胤學國學(譯者注:江戶時代興起,研究日本古典的學科,或稱為日本古典學)。由於所師從的是當時一流的蘭學和國學學者,得益於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佐藤熟稔西方思想和國家主義等廣泛的近代政治思想。
佐藤在《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中論及“皇大御國作為大地最初形成的國家是世界萬國之根本”。針對佐藤的言論,後人有如下之評價:“這是強烈地主張本民族至上主義。強調日本是世界的中心國,世界所有的地域從屬於‘皇大御國’——天皇制國家日本,天皇才是唯一的統治者。”(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有斐閣1970年出版)。因此,佐藤往往被看作是絕對主義的思想家。
佐藤主張,首先應該歸屬於天皇制國家日本的地域是中國。他在《宇內混同秘策》開頭部分這樣寫道:“從支那國的滿洲開始取之不難。建議‘奪取’中國東北部(滿洲地域)。”佐藤主張的長期國家戰略是,日本“奪取”中國東北部,從俄羅斯的威脅中解脫之後,再為增強日本國力而向發展經濟的適宜地域東亞 “南進”。
總之,在佐藤的主張中,軍事至上論和經濟合理論不存在任何矛盾,是融合在一起的。至於由此而引發的訴諸暴力奪取的矛盾,皆可由其主張的“天皇制國家日本”的原則而獲得合理解決。。
這種認識,一般被認為是日本知識份子和日本民眾長期共有的看法。
在假設並認定所謂的俄羅斯威脅這樣的前提下,對天皇制國家日本來說,“奪取”中國就被視為必不可少的目標,這與之後的日本陸軍佔領滿洲計畫的動機極其相似。事實上,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在以軍部以及右翼為中心的大陸侵略行動的策劃中,層層滲透著佐藤及其追隨者的這類侵略思想。
例如,民權論者杉田鶉山(1851—1928)在《東洋恢復論》(1880年)和《興亞策》(1883年)中也曾主張,為了將亞洲人民從專制權力的壓制中解放出來,在亞洲廣大地域擴大民權論的影響和滲透是極其必要的。
不過,根據杉田鶉山早期的觀點,以朝鮮、中國為主的亞洲,主要應是日本支援和聯合的對象,而決非是侵略的對象。在他的頭腦中孜孜以求的“聯合”後來竟發展成為“侵略”的結果,這也許是連做夢也未曾想到的吧。
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以後,對逐漸呈露專制權力性格的明治近代國家的變化,杉田未抱有任何戒心。在明治憲法體制確立的1889年(明治22年)以前,為抗拒西方列強對亞洲的壓力,亞洲也確實一直是日本支援和聯合的對象。
儘管不像杉田那樣具有明確姿態,其他的民權論者所抱有的共同目標是打倒明治政府的專制權力,解放處於亞洲地區專制壓迫下的人民。可以說民權論正是將人民的解放視為自身的政治目標。
但是,在民權論被國權論取代的過程中,對日本來說,以中國為主的亞洲,便從支援和聯合的對象變成了掠奪和霸權的對象。
杉田所代表的對中國(當時的清國)的認識也漸漸發生變化。他根據訪問中國的體驗表明了如下判斷,那就是即使有來自日本的支援和聯合,中國人民也完全缺少自主地打倒專制統治的能力。同時,他還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也不可能抵抗歐美列強的侵略。
杉田在《東洋攻略》(1886年)中,做過如下論述,即日本遲早也會成為西方列強的侵略對象,與其拿出精力支援中國,“不如加緊取之,成為列強同夥”,這樣方可避開西方列強對日本的侵略。
放棄將亞洲作為支援和聯合對象的認識,就是由此開始的。自由民權論者杉田的亞洲認識產生了明顯的轉向。杉田的這種認識轉換,也許可以說是在目睹了中國現狀,由此產生出對中國的失望和蔑視,以及領略了西方近代化的實際後而形成的。
杉田並沒有看到中國政治和經濟混亂的根本原因,即這是因為西方列強將中國置於殖民地狀態,加之長期的封建專制權力所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平等所致。與西歐的近代化進行對比,可以說他只不過在表面上闡述了遠遠落後於近代化的中國的現實。
杉田的根本主張是,既然西方列強將弱國作為資源供給地積極進行殖民地經營,同樣地,日本為推進近代化,也應把侵略中國、朝鮮作為極其重要的手段,以加速實現西方式的近代化目標。這就充分表露了地地道道的侵略思想。
正如杉田這一主張所表明的,這種在犧牲亞洲的基礎上實現日本的近代化,試圖獲得“一國繁榮”的國家利己主義,與一種侵略思想直接相關聯,其基礎是通過近代化理論培植起來的。
也許杉田的主張就是近代日本人對中國認識的共同之處。在自身陷於危難時,迫使他人(中國)犧牲,借此以擺脫困境保全自我。進而若是能促進日本發展的話,恐怕更會願意做出那種選擇。
日本對中國的認識就是這種視中國為犧牲的替代品的觀點。即使在最初的動機上是要抗拒西方列強侵略的威脅,但漸漸演變為以犧牲亞洲為手段、通過奪取亞洲以實現日本國家的近代化目標。可以說,這種觀念被當成正當的論理確立下來。
侵略大陸先是作為權力爭奪的一個手段,進而又增加了為實施近代化而侵略的內容,即所謂“為了近代化的侵略”的見解。不僅民權論者持此主張,此種觀點也開始浸透到統治層以及大多數國民之中。
“為了近代化的侵略”之說,與今日的開發獨裁論相似。所謂開發獨裁就是,為了儘快達成近代化(近代化=開發),須推遲政治的民主化,而倚重於獨裁體制(權力的一元化),國家主要起到發展經濟的統帥作用。為了保證開發優先於一切,便有了不惜犧牲他人——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構想。由此所派生的是,肯定暴力行徑和確立民族歧視意識。
大陸侵略思想總是以對中國、朝鮮的蔑視或歧視感情為其基礎。大井憲太郎(1843—1922)十分瞭解歐洲近代思想,在日本國內以自由党左派理論家著稱,他本身也具有大陸侵略思想這類觀念。
大井是以支援韓國獨立黨打倒朝鮮封建社會、將民權擴大到全朝鮮為目標的自由党左派運動(大阪事件、1885年11月23日)的中心人物之一。在他看來,為了達到人類的“自由”本質,民權論的擴大是不可缺少的。
他認為要打倒剝奪人們自由的專制權力,不是一國的問題,而是人類普遍的課題,並且出於這一觀點而策劃了支援韓國獨立黨的活動。
可是,即便是具有這種進步思想並因大阪事件而入獄的大井,在明治憲法發佈恩赦獲得釋放後,對中國的歧視觀念也開始增長,發展為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思想。
與杉田在認識上的共同之處是,他也主張對亞洲大陸實行霸權,作為抵抗西方列強侵略的手段,認為領有大陸是日本的必由之路。其亞洲侵略論思想與杉田如出一轍。而且,無論是杉田還是大井,最初又都是主張通過擴大民權思想打倒封建專制權力的,但最終卻因對朝鮮、中國的不公正的歧視情感,以對抗西方列強和實現日本近代化為由,在思想觀念上將亞洲侵略論正當化。
是什麼促使他們轉變成亞洲侵略論者的呢?是由於自由民權論本身的局限嗎?可以明確的是,在他們看來,即使最終行使暴力(軍事力量),也是為了踐行自己的“自由”、“民權”思想,是解放亞洲的必要手段。
自由民權論者們,最終選擇了支持暴力手段,並自行套上了束縛其自由思想和行動的枷鎖。本應是支援和聯合對象的亞洲人民,最後成了暴力的犧牲者,自由民權論者們對這樣的轉化顯然缺乏足夠的想像力。
無獨有偶。這樣的歷史教訓跨越時代而不斷上演,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隊進行的“為亞洲解放的武力進駐”和如今美軍自稱“為了自由而戰”的“正義戰爭”,比如進攻伊拉克的戰爭,都是延續了同樣的思維方式。
樽井藤吉對亞洲的認識
在探討日本對亞洲的認識是如何轉化為侵略思想的各種各樣的原因方面,樽井藤吉(1850—1922)的亞洲觀頗具參考價值。
1882年(明治15年),在長崎縣島原,一些急進的民權主義者結成東洋社會黨,樽井是當時的策劃人之一。但是,由於該黨主張打破貧農世襲和天物共有等原則,明治政府將其視為共產主義或者虛無黨(無政府主義者),明令禁止其結社。
樽井是信奉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社會運動家。他對國內的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十分關注,並將其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矛盾。
在樽井的代表作《大東合邦論》(1893年)中,所闡述的亞洲觀與明治中期以來出現的大陸侵略思想,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樽井首先就日本和朝鮮的關係作了如下論述:“日本以重和作為經國的目標。朝鮮以重仁為施政的準則。和與物是相合的緣由,仁與物亦出於同源,由此,兩國親密之情本來出於天然,不可阻止。”(竹內好編《現代日本思想體系•亞洲主義》,筑摩書房1963年出版)。
這是從儒學素養中導出的日朝關係論。樽井主張,兩國存有共同、自然的或者說先天的聯繫,這遠遠超越了文化以及民族的差異;兩國進行協作、聯合不應受西方意義上的近代國家觀念的束縛,而是近似於個人之間的交往關係。他並且主張,為了兩國的發展,兩國將來的“合邦”是最佳途徑。
樽井為了“不讓國名問題產生兩國地位階級有高下之別而損害彼此感情,以致有礙得到合邦的成果”,故把國名命名為“大東”。’
樽井還針對與朝鮮“合邦”對日本不利的議論,提出如下反駁:即,“雖說朝鮮貧弱,面積是我國之半,其貧窮是因制度不善。如果實施聯合,革其弊端,則富裕可期”。
這反映了迥異於侵略朝鮮觀念的平等觀念。日本大多數亞洲主義者認為朝鮮未近代化的原因在於其民族性。樽井的觀點有所不同,將朝鮮未近代化的原因歸結於受儒家倫理和道德觀支配的封建制束縛。
有關與中國的關係,樽井也進行了如下的論述:“縱觀競爭世界的大勢,亞洲同種的友好國家應該聯合一致,與異種人競爭。要聯合的國家,不僅限於日韓,也希望有清國。對清國現在該達成諒解”。
更進一步,雖說清國和日本的“合邦”為期尚早,但是“我們日韓可以先行聯合,與清國‘合縱’,以防異種人之侮”。總之,因為清國內部具有異種民族的紛爭及對立,其國情狀態尚不允許與日本及韓國“合邦”。不過,可以提倡“合縱”,即日本和清國締結同盟關係,通過加強兩國關係而形成亞洲的兩個大國共同與西方對抗的戰略。
樽井的主張,跨越一個世紀之後,與現在的日美同盟論極其相似。今天的日本也有人將日美同盟論作為長久稱霸亞洲的戰略,強調加強日美同盟關係。若按樽井藤吉所論,這可否說成是“日美合縱”的策略呢?
這些姑且不論,在樽井闡述其主張之時,是明治國家最初的對外侵略戰爭,即圍繞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與中國進行的甲午戰爭(1894—1895)開戰的前一年。他提出這樣的觀點的時機值得注目。
重新探討甲午戰爭的侵略性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以甲午戰爭為界,重新回顧樽井的主張,看看他是如何由亞洲聯合論轉為大陸侵略思想的。在對此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樽井思想認識中的某些內在線索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
與歐美帝國主義的對抗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西方的近代化路線,在歐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產生帝國主義的亞洲政策,上述樽井的“合邦”和“合縱”論,是作為一種與之對抗的思想而展開的,其初衷主要並不是為了要將亞洲人民從封建專制權力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說,為了同西方列強對抗,就要把亞洲民族形成同一性質的強大國家當為優先課題。可以看出樽井的“合邦”論和“合縱” 論,是在並未顧及亞洲人民及日本人民的諸多個人權利的基礎上建立的,並非出於社會民主化思想。但是在表面上留給人們的印象卻是後者,這就頗能迷惑人。
由此,也可以說樽井以國家至上思想為本的日本國家發展論,成為幾乎所有的亞洲聯合論演變成大陸侵略思想的主要原因。
甲午戰爭於翌年發生後,日本必須面對的課題是加速實現西方水平的近代化,為達這一目的,不僅是與朝鮮“合邦”,與中國“合縱”,還應該首先打倒亞洲的專制統治,擴大人民的權力,形成以人民為主體的自立的國家和社會。有些知識份子可能就是這麼想的。
實際上,後來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思想中,也明顯地含有樽井藤吉對朝鮮、中國,以及整個亞洲的認識及關係定位的看法。“大東亞共榮圈”思想也基本上是以樽井藤吉所提出的諸論點展開,通過被視為必要手段的 “侵略主義”這一模式,以軍事強力推進其實現。
作為政治宣傳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與樽井的主張同樣,強調實現日本與朝鮮、中國的自然而然的“合邦”及“合縱”關係,於是獲得了大多日本國民的共感。
甲午戰爭被視為代表新舊文明的日本和中國的對決。在這方面,有論述新文明必然超越舊文明的內村鑒三(1861—1930)的“義戰論”。另外,福澤諭吉(1835—1901)的“脫亞論”,則將甲午戰爭視為“文明的正義之戰”, 主張積極推行能夠促進新文明發展的對外關係,也就是脫亞入歐;並且積極推行其在“脫亞論”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張,由此也引出了評量文明優劣的亞洲論思想。
在德富蘇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脹論》(1894年),以及日本的大陸政策強力推進者之一的後藤新平(1857—1929)的《日本膨脹論》(1916年)等著述中,也可以說幾乎包含著同一性質的侵略思想。
德富於1887年(明治20年)創立了民友社,發行《國民之友》以及《國民新聞》,主張平民主義,是從明治到大正、昭和時代,一位十分活躍、對政府也極具影響力的記者兼政治家(曾任貴族院議員)。
德富原本以頗有影響力的平民主義者著稱。但是,自甲午戰爭後,他也轉向了國家主義。追溯他的轉變過程,一般會認為,所謂“文明論”及其思想起源的探討,只是為了將擴張論以及侵略思想加以正當化的議論。德富的主張所暴露出來的是強烈的國家主義,又可稱其為國家利己主義。
自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以降,德富的主張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強烈的國家主義,將其以前亦曾嚮往過的與亞洲聯合與協調的觀點置諸腦後。看來,許多知識份子和評論家們口頭上所說的與亞洲聯合,追求亞洲共榮,最終只不過是用以掩蓋日本侵略亞洲的不當性和暴力性的遮羞布罷了。
日本把入侵別國的戰爭說成是為促進亞洲文明的正義之戰,在之後的“東亞共同體論”以至“大東亞共榮圈”的幌子下被繼承延續下去。雖然我並不是要否定所有持亞洲聯合論的知識份子和評論家,其中有人也許確實抱有善意的動機,但事實上以德富為代表的強烈的國家主義佔據了優勢地位。那麼,其原因究竟何在?下面我想對德富的觀點進一步加以考察。
德富蘇峰和陸羯南
一般認為日本的大陸侵略思想形成期是在自由民權期以後的明治20年代。在明治新聞界頗具影響力的德富蘇峰,自甲午戰爭之時開始主張侵略思想。
雖然當初他主張在西方近代合理主義的基礎上,通過形成歐洲式的市民社會來實現平等制,但是自甲午戰爭開始,他即極其露骨地大肆頌揚日本民族擴張論。
德富主張,有必要警戒至今具有潛在威脅的中國。在《國民之友》(1894年6月號)發表的著名文章“日本國民的擴張性”中,他將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視之為善舉,而將中國看作是妨礙日本擴張政策的最大障礙。在他看來,只要在與中國的“衝突”中不能夠取勝,那麼就不可能實現日本未來的發展。
德富持有的中國觀的特徵,不外是為了使日本擴張論以及侵略思想正當化,將巨大鄰國中國設定為潛在威脅對象。他將與中國的有關衝突看成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戰爭具有積極意義的絕好素材。
德富的中國觀,雖然是完全缺乏合理性的,但是他的思想影響力不可低估,這些觀點通過《國民之友》等刊物,在喚起和擴大支持擴張論上取得了成功。
進而,他還強調,甲午戰爭以後為對抗西方列強進攻亞洲,應該加強日韓清三國“聯合”。在此情況下,當然應由日本擔任盟主地位,才是形成“聯合”的先決條件。
聯合論中,具有聯手以對抗外來強權這一本來的含義,同時亦隱含有甲午戰爭以後日本須對應國際地位變化的措施。但是德富所謂亞洲諸國對等的“聯合”,決不只是為了抵抗歐美列強對亞洲的進攻,其最主要的考慮不過是以保證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為目標的“聯合”,只是國家利己主義的表露。
接下來看一下陸羯南(1857—1907),情況也與德富大致相同。在其政治和評論生涯的早期,陸羯南通過報紙《日本》,表達了對應於西方的近代化和技術優先論,應發揮亞洲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立場。他在與西方的對比中強調亞洲主義,對於像德富那樣露骨地主張侵略思想表現出一定的批判精神。
雖然陸是從法學院校中途退學成為官吏的,但是他極力反對明治政府過火的歐化政策而辭掉官位,是位頗有氣節的人物。之後,為了論述自己的主張,他創辦了《東京電報》(1888年),翌年改名為《日本》,對全盤西化論展開辯論。
可是,陸在《近事政論考》(1891年)中,也主張通過以日本為主軸實現亞洲“和平”,其結果也是將對中國的侵略正當化。如果說德富是直言不諱地宣揚中國潛在威脅論,陸則並不把中國視為威脅的對象,而是是欲將其納入日本陣營,放在了日本聯合夥伴的位置,共同抵抗極端的西化,並以日本特有的文化和思想等來加以應對。
由此可見,陸和德富兩人對於中國的認識方法顯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包括對朝鮮關係在內,只有日本是主導者這種亞洲觀方面,兩者殊途同歸,最終都發展成為侵略思想。由此,便將本應受到譴責的侵略別國的行徑看作是對朝鮮和中國進行所謂“善導”的行為。
在這方面,與樽井的論點類同的還有內田良平(1874—1937),他在後期的《支那觀》(1913年)中,將中國看作是“畸形國”; 內藤湖南(1866—1934),在其《支那論》(1914年)、《新支那論》(1924年)中強調中國社會特殊性等;他們在為日本侵略中國尋找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
總之,如果按照西方國家的常識來看,中國是性質極其不同的國家社會,與國際社會一般的思維觀念有很大偏離。一些日本知識份子接受了這種看法,可以說在對中國的認識上,從根本上帶有對中國的歧視感或輕蔑感。同時,這種感受又與力圖排除異質、以本民族的優越性為主導的“共存”思想潛在地聯繫起來。
像這樣,通過當代知識份子、文化名人反覆強調反對中國的論點及觀念,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又更加露骨地表現出對中國的強壓姿態,便源源不斷地將否定中國社會的觀念傾向強加於日本的國民意識。
在如此議論對中國認識的同時,明治國家一步步實際推行其侵略中國的計畫。在明治國家成立後僅僅第6年(1874年),就實施了向臺灣出兵(臺灣稱之為牡丹社事件),第7年(1875年),又展開了對李氏朝鮮的炮艦外交。
在下一節,來看一看又可稱之為侵略中國起點的臺灣出兵的經過。臺灣出兵究竟隱藏了怎樣的意圖呢?
2.侵略中國的起點從何時開始?
臺灣出兵
在步入近代國家方面痛感落後於歐美列強的日本,於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頌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自此,改國號為“大日本帝國”,這便是所謂的“帝國日本”的登場。
日本於1895年(明治28年)4月17日,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與清國締結了和約,清國向日本交付2億兩白銀的賠償金(相當於當時的3億日元),並將清國的領土臺灣以及澎湖島等割讓給日本,由此日本成為殖民地領有國。
但是,在公佈明治憲法的15年前,即1874年(明治7年),日本即已強行發動了對外戰爭。那就是明治國家最初的海外派兵——臺灣出兵。
事件的緣起和經過是這樣的。
臺灣出兵的前一年,即1873年(明治6年)8月3日,當時任明治政府參議的西鄉隆盛(1827—1877),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了請求內閣決定向朝鮮派兵的意見書。8月17日,內閣會議通過了西鄉的意見書,但條件是要待正在歐美考察政治制度的岩倉具視一行歸國後再付諸實施。
西鄉的意見書中所表明的,即圍繞所謂“征韓論”的爭議,彰顯著權力鬥爭內情。這一年1月,實施了以全民皆兵為主要內容的徵兵制,武士家族由於擔心本身在軍事部門的獨霸地位會因此崩潰而加以反對,希望以朝鮮成為自己炫示能量的舞臺。欲借實施徵兵制建立近代軍隊的勢力,和力圖保護武士階級利益的勢力之間產生了對立。
前一種勢力試圖通過中央集權制來實現近代國家的構築,在他們看來,建立政府直轄的強大的近代軍隊是必不可少的。而後一保守勢力,則為在急進的近代化中將失去既得的權力而深感焦慮。
為了避免與中國(清國)以及俄羅斯,進而與歐美諸強的摩擦,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有實力的參議對朝鮮出兵持反對態度。在遭此反對的情況下,西鄉辭去了所有官職。朝鮮派兵變得無限延期。明治國家成立才僅僅6年,就圍繞海外派兵展開如此論爭,其意義非同小可。
朝鮮出兵的策劃落空,取而代之的卻是臺灣出兵被強制推行。
翌年(1874年)5月17日,西鄉隆盛的胞弟、擔任陸軍中將的西鄉從道率領3600名兵士,到位於臺灣最南端的屏東縣附近,並於5月22日在牡丹社登陸。這一事件成為明治國家最早的海外派兵的標誌。
在臺灣牡丹鄉54名琉球藩民墓碑前、筆者、2007年6月

在臺灣牡丹鄉54名琉球藩民墓碑前、筆者、2007年6月

臺灣出兵的起因,一說是居住在臺灣南部牡丹社的臺灣島民(排灣族:Páiwān族),殺害了漂流到此地的琉球漁民,以此而引發日本國內要求實施報復的行動。另一說並未反對這一事實,卻把事件原因解釋為牡丹社島民救助了因颱風漂流而來的琉球漁民,給其食物等提供照顧,但由於未能進行足夠的交流溝通而引發悲劇。

但是無論琉球漁民被害事件的細節究竟如何,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此事被早就圖謀海外出兵的勢力視為良機,於是西鄉從道率領約3600名擁有現代裝備的日軍侵佔了該地,殺害了許多當地居民。
臺灣出兵的背景,隱藏有日本政府企圖對屬於清國的臺灣領土實行統治的意圖。事實上,在臺灣出兵10年後發生的甲午戰爭中,日本如願以償迫使清國割讓出了臺灣領土。
日本早在明治國家剛成立時即對臺灣領土抱有野心。後來只不過是找藉口使侵略正當化,將侵略戰爭冠冕堂皇地解釋為“正義的戰爭”。成為明治國家首次海外派兵的臺灣出兵,便是採取了以保護和解救日僑為由而投入侵略軍的戰爭模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歷史學研究中,如果與日清、日俄戰爭等明治期間對外戰爭研究相比較的話,不得不承認對於臺灣出兵以至1895年6月7日佔領臺北這一時段的臺灣軍事佔領作戰的研究,可謂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除了資料收集方面的困難,另一個原因就是該時期日本的對亞洲外交政策特別強調日清、日朝關係(1871年日清友好條規、1876年日朝友好條規),而缺少以獨立視點進行日台關係史的研究。同時,也有明顯的傾向是將日台關係史視為日清關係的附屬或延伸來把握,而對日台關係及歷史事件未有足夠重視。
根據戰後日本歷史學,一般是將甲午戰爭看作“日本最初正式的對外遠征(海外派兵的第一步)”,而不是臺灣出兵。這顯示出對臺灣出兵的歷史意義的認識十分淡薄。
我一直抱有這樣的認識,不斷探討臺灣出兵的意義。2003年11月23日,在臺灣屏東縣牡丹社鄉召開了查證牡丹社事件國際會議,我應邀參加大會並作了報告。
在西鄉從道率領的3600名日軍兵士與排灣族(Páiwān族)居民進行激戰的場所,我徘徊良久,陷入沉思。沒有武器裝備,僅僅持有極少量的土槍,以及弓、刀的排灣族人,面對具有現代裝備的日軍,英勇不屈進行了殊死搏鬥,終因力量懸殊,無法抵擋擁有現代裝備且嚴格組織起來的日軍大部隊,造成多數人犧牲。
這是現代軍隊對於中世紀式的民間武裝的格鬥狀況。不難想像,由於戰力極其懸殊而導致一邊倒的格殺情景。在報告會的會場上,有過去參加過與日軍戰鬥的排灣族的後裔。他們很想知道,來自日本的歷史研究學者在這一場合究竟會講些什麼呢?他們聽得十分認真,唯恐遺漏掉什麼。
在他們看來,儘管忍受著先人慘遭屠殺的強烈屈辱,但是歷屆日本政府也包括戰後的日本政府卻從不提及這段悲慘事實,也沒有表示謝罪,更讓他們憤慨莫名。即使臺灣從日本殖民地交還中國之後,他們的先輩遭遇的這一民族災難在臺灣史上也長期被掩埋下來,至少,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當政的國民黨時代,似乎是作為不足以提及的事件而一直未被重視。
2007年6月4日,我再次訪問了牡丹社鄉。此次是為出席一個籲請建立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以及紀念碑的討論大會。這次大會,也邀請了臺灣立法院的議員們出席,熱烈的討論持續了整整一天。
在討論會上,我首先闡述了自己的認識,也就是牡丹社抗擊日軍入侵事件所固有的歷史意義,造就了這一歷史的民族是值得驕傲的,這是對近代日本露骨地進行霸權擴張欲望的抗擊之戰。我還結合1945年日本戰敗,在敍述排灣族人民遭受現代國家暴力而犧牲的同時,闡釋了實施暴力的國家最終也將走向失敗的規律。總之,該事件除了是近代日本向海外擴張的標誌性事件以外,也充分顯示了臺灣排灣族人民的不屈品格,對侵犯自己生活空間的入侵者自發地進行反抗的大無畏精神。
帝國主義和文明化
在牡丹社鄉這次討論會上,我著重強調了這樣一點,即在日本稱之為“臺灣出兵”的牡丹社事件在歷史上所處的位置。我認為,正是以臺灣出兵為契機,使明治國家開始具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性格和構造。因此,有必要深刻地把握1874年強行出兵臺灣以及1895年臺灣佔領作戰的意義。
關於如何把握臺灣出兵與甲午戰爭時期臺灣軍事佔領作戰的關係,我還介紹了以“從華夷秩序的脫出”和“加入萬國公法秩序”為分析框架所進行的研究內容。
在此我的假說是,無論是臺灣出兵還是臺灣佔領,都是通過“文明化”的意識而掩蓋了侵略性、排外性。同時,由於強調出兵政策和佔領政策的正當性,可以由此驗證明治近代國家或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本質,以及“近代化”所內含的負面因素。
現就甲午戰爭時期日本知識份子對甲午戰爭進行評價的背景特徵加以整理,進一步探討日本侵略思想形成的譜系。
在臺灣出兵以及臺灣佔領中所採用的手法,後來成為日本帝國獲得殖民地以及強行實施擴張政策所採用的慣用伎倆,也成為戰後日本人在對臺灣認識方面糾纏不清,明顯與事實相悖的一條原因。
我認為,戰前期許多日本人在被“文明化”意識浸透的同時,自發地支持殖民地化政策和侵略戰爭,而戰後的日本人依然沒有從這種思想禁錮中充分解脫出來。
在此,重點想要指出的是,第一,在戰後日本歷史學研究中,對臺灣出兵以及臺灣佔領並未確定相應的歷史位置。即使在一般層次上,也大都停留於日本對臺灣的殖民地統治是井然有序地推進的這種看法。加之戰後也受到所謂臺灣人民“親日感情”的支撐,由此想要認定日本對侵掠臺灣作為殖民地的罪責,進行歷史反省,便比較困難。許多日本研究者沒有抱著真誠面對歷史、從中吸取教訓的基本態度。
第二,就是應重新探討明治國家形成過程中“文明化”的意義。“文明化”在促進國內現代化意識方面發揮著不可低估的浸透力。為了對外擴張,須將殖民地的人民視為“野蠻人”或者是啟蒙的對象,將進行“文明化”規定為日本民族的高尚使命。而事實上,所謂“文明化”,也是將在這一過程中派生的野蠻行為、暴力、侵略等給予正面解讀,將其“正常化”的意識過程。因此我認為,對於所謂的“文明化”意識,究竟是用了什麼方式,以怎樣的語言主張和強調的,有必要細究歷史,按照實際過程去加以梳理,以明確其欺騙性的內涵。
臺灣出兵的起因,是由於1871年(明治4年)9月13日簽署的日清友好條約所規定的日清關係對等化。琉球王國本是中國“華夷秩序”朝貢體系中向中國朝貢的藩屬國,明治國家根據該條約規定,試圖將琉球王國作為“琉球藩”歸屬於日本。我認為,臺灣出兵是為了對內外明確這一舉措而採取的強行手段。
1871年,66名琉球漁民漂泊到臺灣,其中54名被牡丹社居民殺害,日本決定對此報復,大舉出兵。

牡丹社事件碑

西鄉從道宣稱,對臺灣的報復措施是“日本帝國政府的義務”,“討蕃的公理也是基於此原則”。總之,臺灣出兵的目的是,為了向內外表明琉球歸屬於日本。
也可以認為,正是以“討蕃的公理”而試圖將臺灣出兵正當化的這種國家本質,構成了1894年臺灣佔領作戰的背景。成為臺灣佔領作戰起因的此前的甲午戰爭,也是與當時日本最大的外交懸案即朝鮮的藩屬問題直接相關的。
明治國家,將甲午戰爭宣傳為“文明的戰爭”,即“文明國”日本與“野蠻國”清國的戰爭,成功贏得了國民對戰爭的支持。福澤諭吉以及內村鑒三等當時的著名知識份子,也採用行使“文明”國家的正當權利這樣的解釋,積極支援日清戰爭。
日本企圖領有臺灣有以下背景。為了成為亞洲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必須領有若干殖民地,正如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所表述的那樣,與朝鮮並重的臺灣是“必進入之地”,為對抗歐美諸帝國主義國家,無論從政治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對朝鮮、臺灣的領有都被視為當務之急的課題。
但是,鑒於與俄羅斯的關係,不得不調整該時期日本對朝鮮的政策,因此領有臺灣必然成為最優先的考慮。
因此,在沒有被列入清國的華夷秩序、被視為“化外之地”的臺灣東部蕃地發生牡丹社事件(1871年1月)之後,圍繞事件的處理,明治政府在經過一番斟酌後,終於在1874年(明治7年)2月6日內閣會議確定了“臺灣蕃地處分要略”。
該要略第一條即表明:“清國政府將臺灣土蕃部落視為政權所不及之地。證諸清國從來刊行之書籍,特別是去年前參議副島種臣使清之時,清朝官吏的回覆也可判明其為無主之地,道理充份。就我藩屬琉球人民被殺,實施報復應為我日本帝國政府之義務,討蕃的公理也由此大有根據。至於處理之道,則以討蕃撫民之役為主。”(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0)第7卷,日本外交文書頒佈會1955年出版)。
也就是說,正因為臺灣蕃地位於華夷秩序外域,明治政府對其強行發動軍事行動。
當時明治政府內對臺灣出兵問題的態度並不一致。1874年4月18日,木戶孝允表明反對出兵之意而辭職。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也對此抱消極態度。同時,英國、美國、俄國也鮮明地表示對日本出兵臺灣持不予協助的態度。結果,明治政府一度中止了臺灣出兵。
被任命為臺灣事蕃地務都督(臺灣遠征軍司令官)的西鄉從道陸軍中將,已經在長崎港為出擊臺灣做準備。他對明治政府的中止決定提出異議,並於5月2日採取了使先鋒部隊出擊的措施。為了阻止西鄉的蠻幹而前往長崎的大久保利通,對西鄉勸阻失敗,結果卻只能對出兵事實予以事後確認,並作了相關承諾。最終,強行實施的臺灣出兵,投入了約1000萬日元戰爭費用和約3600名兵士。
臺灣平定後,明治政府的事後處理,圍繞所謂“賞金說”和“領有說”兩種選擇方式展開了爭議。據判斷是因難以承受“領有”所伴隨的財政負擔,故採納了“賞金說”(換算成賞金將佔有地歸還給清國)。由此也證明在殖民地領有國所需的相應資本力以及維持秩序的軍事力量方面,日本還內府空虛,並不具備相應的實力。
在此情況下,日清之間進行了多次交涉,最終清國承認日本對臺灣出兵屬於“保民義舉”,日本得到50萬兩白銀(約折合77萬日元)的償金後從臺灣撤出。10月31日,日清之間簽立了“互換條約”、“互換憑單”,結果是清國和日本相互承認琉球、臺灣為對方領土。
作為臺灣出兵的解決方式,這一條約的內容表明,日本政府基本上再次接受了清國外交原則的華夷秩序以及冊封體制的現狀。由此,也對按照傳統向清國朝貢、由清國冊封的朝鮮王國的關係採取了慎重姿態。
當時,朝鮮對清國和日本兩方面都結有朝貢關係,與日本和琉球締結有稱之為“交鄰”的對等關係。日本雖然一方面容忍這種名分不清的外交關係,一方面又不安於現狀,故終於在臺灣出兵10年後,再次籌畫脫離或者解體華夷秩序,開始與清國發生爭端,即甲午戰爭。由此發展起來的帝國日本,以後更面向亞洲肆意尋求侵略的機會。
萬國公法秩序
自臺灣出兵開始,日本政府內部已預料在亞洲地域遲早會迎來與帝國主義列強對立和競爭的時代。由此,日本開始籌畫和構想解體清國的華夷秩序,向亞洲地區入侵。
明治政府主張依據萬國公法秩序,獨立國家間建立在法律上對等和相互平等原則上的秩序,才是普遍的世界秩序,藉此為反對舊有的華夷秩序、進而使之解體的理論基礎。
萬國公法秩序,又可稱之為橫列型秩序,與華夷秩序這種將清國作為最高朝貢對象的階層型的秩序完全不同。這是按照國際法的一定規則而形成的世界秩序,被視為新興國家的日本對此十分歡迎。另一方面,該秩序又不完全否定戰爭手段和殖民地政策,顯然也是為帝國主義列強所中意的世界而準備的。
以臺灣出兵為契機,明治政府內部已準備解體華夷秩序,開始出現以形成萬國公法秩序為目標的國家戰略。其最初的構想是,通過切斷清國和朝鮮的關係解體華夷秩序。
另一方面,清國雖然將臺灣東部蕃地視為“化外之地”,卻也確認是本國領土。所以,在圍繞臺灣問題的日清交涉中,恐難免會出現談判決裂的可能性,對此在日本國內也有戰爭不可避免論出現。也許鑒於這樣一種背景,清國在日軍從臺灣撤出後,對臺灣的關注比以往加重了許多。
清國先是簽署了日清友好條約(1871年9月13日),之後又承認了日朝間簽署的日朝友好條約(1876年2月27日),可以說也已抱有一種參與國際法秩序的姿態。
但是,由於日本的臺灣出兵,彰顯了本國領土可能被侵佔的危機,清國表現出的反應比預想的更為強烈。臺灣是清國領土的一部分,即使部份是“化外之地”,亦不可拱手讓人。20年後發生甲午戰爭的主要原因也在於此。
所謂甲午戰爭,可以看作是由臺灣出兵嘗到甜頭、並企圖形成萬國公法秩序的日本和力保華夷秩序的清國之間的衝突,也可以說是近代亞洲利益格局重組過程中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根據上述分析,我認為僅以圍繞佔有朝鮮而產生的帝國主義對立論或霸權爭奪論來看待臺灣出兵,理由是極不充分的。
侵略模式
歷史時常會有其吊詭的一面,以臺灣出兵為遠因的甲午戰爭的結果,根據1895年(明治27年)4月17日簽署的甲午和約,終使日本獲得臺灣和澎湖列島。
另一方面,以反對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漢人有權勢者和鄉紳階層為中心,發表了臺灣民主國家的《建國宣言》(1895年5月23日)。臺灣人由此開始了反對臺灣殖民地化的抵抗運動。
根據當時日本政壇元老之一松方正義所述,對於日本來說,臺灣是“南門的關鍵”,是“北守南進政策的第一根據地”(德富豬一郎編《公爵松方正義傳》,公爵松方正義傳記發行會1935年出版),認為佔領臺灣就可以保證向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以至南洋群島擴張。
這之後,實際上明治國家的指導者就已經明確地將臺灣真正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一大據點了。
同時,英國、俄羅斯、法國等當時的諸強,也對領有臺灣以及澎湖列島抱有極大興趣。鑒於此,日本採取先發制人,加緊了軍事佔領。
儘管臺灣軍事行動付出了極大犧牲,最終是以對臺灣實施殘酷壓制而達到了軍事佔領的目的。這是在與帝國主義列強的爭奪中,鮮明地表明日本也將以帝國主義立場而躋身其間的典型的侵略戰爭。
從臺灣出兵(1874年)到甲午戰爭(1894—1895年)所表現出的侵略模式,成為這之後日本帝國反覆運用的侵略模式的原型。也就是說,在既定的侵略目的地故意煽起危機,然後以應對危機為藉口,貌似正當地行使武力。
日俄戰爭也是同樣。為將朝鮮半島置於日本領有之下,設定了俄羅斯奪取朝鮮半島的危機,由此引發了戰爭。滿洲事變更是如出一轍,為了證明本來就是通過日俄戰爭獲得的“滿蒙”(中國東北地域和內蒙古)權益受到侵犯,不遺餘力地製造輿論。
佔領臺灣的過程,使日本開始領有殖民地,朝帝國主義國家轉變。日本在臺灣所顯示的,是利用軍事強力對亞洲民眾進行殘酷統治和壓迫的體制,日本開始赤裸裸地暴露出其民族自大的、排外主義的思想意識。
通過日俄戰爭,於翌年(1905,明治38年)9月15日簽署日俄和約(朴茨茅斯和約),日本獲得南樺太(南庫頁島)和租借地關東州以及滿鐵附屬地。
繼而,按照1910年(明治43年)8月22日簽署的日韓條約,日本強行併吞了韓國。稍後,同年8月29日,日本將韓國的國號再次稱為“朝鮮”,設置了朝鮮總督府。
1914年(大正3年)年8月23日,日本站在協約國一方與德國開戰,由此而領有了原為德國佔領的散佈在密克羅尼西亞(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新俾斯麥群島(Bismarck Archipelago)等。
日本帝國,以戰爭為手段推進資本主義和實現近代化,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實現了與歐洲列強同樣作為殖民地領有國的夢想,大大擴張了帝國的經濟圈。
對日本來說,維持擴大經濟圈和確保從統治地域獲得利益,成為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以後最大的國家目標。
為了將統治地域作為日本的經濟圈加以有效地利用,並確保將由此獲得的利益順利返流到日本,需要確立和遵循一定方針,實施一定的經營戰略。
在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之後,成為領有殖民地國家的日本,將殖民地以及統治地域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當時日本的領導層為整備國家體制以備日俄再戰,提出了以增強國力為目標的“戰後經營”。
同時,圍繞“戰後經營”的方式,統治層內部產生了對立衝突,關係變得複雜。經過各種協調和妥協,最終為維持擴大的統治地域,確立了保有強大軍事力最和對統治地域實行強權統治的體制。但是卻事與願違,這一做法導致了日本國力疲憊。
“戰後經營”開始成為日本帝國重大的內部壓力。一直到亞洲太平洋戰爭為止,在亞洲諸地域殖民地市場爭奪激化的過程中還同時伴隨有種種外部壓力。作為殖民地保有國家如此受到來自內部及外部的壓力,這恐怕是始作俑者們沒有想到的,故而在政策執行中顯得動搖不定。
“戰後經營”其實不僅限於以殖民地為主的統治地域的“經營”這一問題,可以說還關係到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諸多領域的課題。
圍繞“戰後經營”的方式,加之國內政治以及軍事、外交格局不斷變化,領導層內部的對立和妥協反覆交替進行。在這一意義上講,解讀日本的“亞洲經營”的實質,實乃把握日本近代史的脈絡所必需。
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帝國進行“戰後經營”的地域,是以“本土”為基點向外擴張的同心圓。
雖然臺灣和朝鮮這兩個直轄殖民地離中心最近,但在亞洲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前,是以日本、滿洲(中國東北部)及新佔領的中國許多領土為“東亞新秩序”建設的主要目標,並且將其經濟圈進一步構想為以“日滿華”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更為廣大的地域。
這是在與英國、法國、美國等先發資本主義諸國業已形成的固有經濟圈的對抗關係中摸索而形成的。在資本和技術方面均處於劣勢的日本,為抗衡列強而只能過分倚重於軍事力量,軍事力量則需要一定的經濟圈作為經濟基礎。
日本帝國以甲午戰爭奪取臺灣和日俄戰爭後涉足滿洲為開端,又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領有南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進而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中,斷然對東南亞實施軍事佔領政策,在該地域實質上也成功地實施了殖民地化或者市場化。
這樣,在推進亞洲諸地域的殖民地化和市場化過程中,以日本帝國的“本土”為基軸,從直轄殖民地(臺灣、朝鮮)到傀儡國家“滿洲國”,再到半殖民地化的中國、軍事佔領地的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廣大地域,就形成了兩圈、三圈乃至更多的的環繞日本的同心圓。
日本從其勢力圈各個地域中獲得的價值,並不是完全相同的。臺灣作為日本國內十分缺少的砂糖、樟腦等產品的粗加工基地受到重視。朝鮮作為將來向大陸國家日本飛躍的橋頭堡,具有戰略作用。當然,評價臺灣和朝鮮的價值標準,實際上是多樣的。
但是,對英美開戰所獲得的東南亞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價值,在1943年(昭和18年)年5月31日御前會議上確定的“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中,明確有如下記載:西伯里斯島(Celebes,後改名為蘇拉維西〈Sulawesi〉,印尼),
蘇門答臘島(Sumatera,印尼)、 瓜哇島(Java,印尼)、 婆羅洲島(Borneo,印尼)等,“確定為帝國領土,努力作為重要資源的供給源進行開發,並掌握民心。”(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圖書館藏《御前會議議事錄》)。
由此可知,以多種目的領有的統治地域,同時又是產生軍事、經濟利益的對象。為了維持並從中獲得利益,進而促進擴張的“經營”戰略,是在領有臺灣、朝鮮之後就已經形成的構想。
可是,對於用“戰後經營”一詞所概括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以及統治地域的經營本質,有必要用概括近代日本整體發展的用語“帝國經營”來加以進一步梳理。
“帝國經營”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在各個地域是有所不同的。既有諸如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設置總督府、以軍政形式實施統治的地方,也有像“滿洲國”一樣,雖然表面上是該國的皇帝和政府在發號施令,但實質上完全是作為日本的“傀儡國家” ,是由日本軍政官員強行實施完全統治的地域。
另外,還有被日本承認為“獨立”,事實上卻通過“保護國化”實施統治的緬甸和菲律賓等地。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認為是當年的臺灣出兵成為萌發和促進“帝國經營”思想的契機。
甲午戰爭的評價
不言而喻,繼臺灣出兵之後的對外戰爭——甲午戰爭,對以後侵略思想的展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甲午戰爭是圍繞領有朝鮮半島而與中國展開角逐所引發的戰爭,是地地道道的對朝鮮的侵略戰爭。
日本由此獲得對朝鮮半島事實上的統治權,明確了大陸政策的框架。朝鮮半島被確立為日本進攻大陸的橋頭堡。
在甲午戰爭中,日本迅速取得勝利,為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帶來很大轉機,使之從西方列強面前的被侵略國、被壓制國的地位,向與西方列強同一性質的侵略國、壓制國轉變。
從幕府末期開始的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思想,在甲午戰爭中不再是議事桌前的空論。在日本通過軍事力量而將昔日夢想付諸實施時,不僅限於大陸進攻論的鼓吹者,在許多普通國民的意識中,“亞洲強國日本”的印象也突然增強,這是不難想像的。
甲午戰爭所帶來的“強國日本”的印象,通過從明治20年代到30年代接連創刊的代表明治媒體的報刊得到進一步增強。這一時期,國民對教養、娛樂等需求增多,是報紙雜誌媒體影響力極盛的時期。
例如,正值甲午戰爭期間於1895年1月創刊的《太陽》雜誌,採用的這一刊名即寓示了 “現在進攻大陸的日本受到亞洲以至世界的注目,是將來充滿榮光的國家,其存在正如同‘太陽’一般”。
另外,在同年11月創刊的《東洋經濟新報》上,町田忠治(1863—1946)就創刊的意義有如下論述,即“成為東洋唯一的立憲強國”的日本為了發展成更加強大的國家,“若將西歐諸國欲要奪取的東洋貿易控制於我手,將來不定何時,將能夠把握住東洋的商權”。該雜誌為確立日本在亞洲的經濟霸權而積極提供信息,顯示出極大熱忱。
具有這種基調的雜誌還可列舉許多。比如《世界之日本》(1896年創刊)、《中央公論》(1899年創刊)等。像這一類的雜誌,力圖在國民意識中創造一種“大國意識”以及“一等國意識”,也確實如願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國意識”以及“一等國意識”,一方面必然是創造妄自尊大的國家主義,與此同時,以甲午戰爭為起點而陡然增強的這種意義上的內向國家主義,必然帶有強烈排外主義傾向,可謂又明顯轉換到了外向國家主義。
內向國家主義是以國家為本,以保守或堅持民族傳統文化為最大的價值目標。而外向國家主義最主要的則是在將日本與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對比中,確保日本國家佔有絕對優勢地位為價值目標。由此,外向國家主義必然包含有對其他民族以及其他國家根本的歧視意識或蔑視感。
另一方面,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為界而真正開始的初期帝國主義,還須依靠向英國等外國貸款來維持日俄戰爭費用,屬於尚未成熟的帝國主義國家。
日本帝國主義須依賴歐美、明顯地缺乏自足性的未成熟的帝國主義這一現實,是大陸侵略思想蘊含的的急欲向中國大陸擴張心態的根本要因。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潛意識中所存在的對歐美極其卑屈的從屬心態。
日本主義的形成
蘊含著這樣的心理原因,在日本帝國主義思想開始真正形成的過程中,值得注目的恐怕是在《太陽》雜誌中主持論爭的思想家高山樗牛(1871—1902)的日本主義論。
高山尖銳地批判說,佔據明治思想界主流的國粹主義過於強調反歐化理念,不能超出一國本位的範疇,只能提供缺少世界史視野的議論。
因此高山主張的是蘊含有日本向世界國家飛躍志向的理論,是一種超越國粹主義的“日本主義”的思想體系。按照“日本主義”的理念,應從思想上、精神上強制動員國民面向日本國家共同體,將國家的價值以及國家的利益置於高於一切的首要位置。
“日本主義”不像國粹主義者所強調的那樣,只是在日本文化傳統和遺產方面求得民族一體感。“日本主義”主張為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最重要的是在創建一個優越於其他國家的強國的價值目標中,必須求得民族一體感。
正是向自足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轉換,成了“日本主義”的本質命題。此中最為迫切的課題是,要建設一個足以與歐美先進帝國主義並立和進行競爭的強大亞洲國家。
在展開這種議論的過程中,反覆被強調的是日本民族的擴張性。而鼓舞這一擴張性的即前所述及的德富蘇峰的《大日本膨脹論》。正是德富的日本擴張論,成為之後漸漸形成的日本人的大國意識或“帝國意識”的雛形。
在這一點上,與高山樗牛對國粹主義的批判同樣,德富的擴張論也對國粹主義的保守性進行批判,主張尋求在外向性方面爭取日本國家以及日本民族的發展。總之,主張面向國外尋求發展。
這實際上就是侵略思想的本質,德富因甲午戰爭的獲勝,獲得向侵略思想飛躍的契機。對於德富來說,正是並非出於防衛而是主動進攻的甲午戰爭,提供給日本國家向大陸膨脹的一個大好機會。
在該時期,除了德富蘇峰之外,還有歷史學家山路愛山(1864—1917),他倡導積極參與世界殖民地爭奪戰,作為爭取到參與地位的“大國民”日本民族,他主張應奉行只有強者才能夠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堅持到底的“適者生存論”。
另外,還有思想家浮田和民(1859—1945)就包括日本在內的諸強分割世界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命名的“倫理的帝國主義”等等。這些主義學說都被廣為宣傳,五花八門的帝國主義侵略思想在輿論界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在德富蘇峰以及福澤諭吉等代表明治時代的知識份子所表述的使甲午戰爭完全正當化的言論中,論述了為對抗歐美列強須加強日本防衛,以及改革朝鮮、中國的必要性。同時,將西方列強的動向視為日本國家總體的危機,將甲午戰爭積極評價為日本國家擴張的一大契機,這些認識可謂根深蒂固,並且影響著日本國民。
在“戰後經營”的名目下
明治20、30年代的大陸侵略思想,日俄戰爭後,在已然成為最大政治賭注的所謂“戰後經營”的國家目標中被繼承延續下來。
1906年(明治39年)1月25日,政友會出身的西園寺公望首相在第22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講道:“滿洲經營與韓國保護同時為帝國發展而努力,國力的發展也刻不容緩”(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第二卷、寶文館1924年出版),強調向滿洲和朝鮮半島的擴張和經營應佔據國家發展的重要位置。
此即表示以軍事力為背景,將抵抗西方列強、在中國和朝鮮爭奪霸權做為國家目標。正是這一“戰後經營論”的展開,進一步加速了日俄戰爭後日本大陸侵略思想的真正形成及實踐。
最終,到明治中期,侵略思想真正進入付諸實踐階段。其直接執行者是日本陸軍。陸軍在整個日俄戰爭期間,動員了109萬人的兵力,死傷人數12萬人,投入戰爭費用17億日元。
其結果是,日本領有樺太(庫頁島)南半部、以及獲得俄羅斯租借地(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及其附屬地的權利,並且獨佔了對朝鮮半島的統治權。日本一舉擴大了殖民地,在外獲得權利,開始步入了自足的以及被外部公認的帝國主義國家之路。
大陸侵略思想有一個形成過程,本是以大陸政策的形態逐漸發展。最終,1906年(明治39年)2月9日,由大山嚴陸軍總參謀長上奏,根據明治天皇採納的《明治39年度日本帝國陸軍作戰計畫策定要領》,而成為了正式文書。
該文書中明確記載“明治39年度以後帝國陸軍的作戰計畫採取攻勢原則”的條文(陸軍省編《明治天皇禦傳記資料 明治軍事史》下卷,原書房1979年出版),改變以往的守勢作戰,採用攻勢作戰為戰略上的基本方針。
以後,日本陸軍的作戰計畫一貫採用攻勢作戰。大陸侵略作為與日本國家發展密切相關的行動,被作為實踐的對象。
下面通過在陸軍中大力推行大陸侵略思想的軍事官僚田中義一(1864—1929)的資料,介紹一下該時期日本陸軍的大陸侵略思想的內容。
田中在1906年(明治39年)撰寫的《隨感雜錄》中,就“明治39年日本帝國陸軍作戰策定要領”的預想寫道:“戰後經營並非僅僅具有決定陸海軍兵力的單純意義。詳述關聯我帝國國策的大方針,在海外須擁有保護國和租借地。並且日英同盟的結果並非以向來的單獨守勢作戰為國防之本質,而必須以攻勢作戰為國防的主要著眼點,戰後經營的第一要義當以此為基礎。”(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圖書館藏《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卷八)。
田中的國防思想駁斥了山本權兵衛(1852—1933)所代表的海軍主流派同時期主張的“島帝國”論,赤裸裸地表露了要構築“大陸國家”日本而謀求國家發展的方針。
同時,這一內容又徹底承襲了德富蘇峰等的擴張論和帝國主義思想。1907年(明治40年)4月,這一方針成為“帝國國防方針”而正式被確立下來。
在此,介紹在該過程中表現出的對中國的認識。
1906年(明治39年)8月31日,山縣有朋接到了田中義一起草的“帝國國防方針案”(通常稱為“田中奏摺”),其中有“國利國權的擴張應首先計畫向清國擴展”,將中國確定為“國利國權”的對象。並斷言道,侵略中國是“帝國所賦予的權利”。
田中對中國認識的根底中,還是具有難以消除的歧視意識。正如其所言“清國沒有自我保持國內秩序之能力”,他對主權國家中國的統治能力抱有過低評價。同樣,他在《隨想雜錄》中也寫道,“清國將來要取得大的發展,達成可能挫敗各國欲望的盛運,還為時甚遠,幾乎近於空想”。
但是,實質上負責擬定“帝國國防方針”的山縣有朋,並沒有像田中那樣率直地散佈排除中國之言論。
例如,在“戰後經營意見書”(1905年8月)中,山縣有朋主張,準備與俄羅斯再戰,“第一,密切與清國政府的關係,通過該國的進步發達以圖東洋安定”(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出版)。
山縣所推行的中日一體論主張,與中國保持對等地位,通過加強外交關係和聯合,共同對抗俄羅斯的威脅。
山縣在《對清政策之所見》(1907年1月)中也主張,對俄戰爭中維持清國的中立態度。即,雖然對中國國內象徵收回利權運動的反日態勢抱有警戒之念,但不是以戰爭政策去對應,而是“對清國主要著重交情,避免引發無謂的誤解”(同上),堅持以慎重之態度處理對中外交。
這的確是合理的判斷,但是由山縣擬寫的正式文書《帝國國防方針案》(通常稱作“山縣奏摺”或者“山縣元帥奏案”)中,亦有“將來我國利國權的擴張以計畫向清國擴展為有利”,幾乎照本宣科地沿用了“田中奏摺”。可以說其對中國的作戰概要,或者對中國的認識與《田中奏摺》如出一轍。
大陸國家構想的實現
在《帝國國防方針》第一項“日本帝國的國防方針”中,強調了“國權的擴張”首先以滿洲和韓國為對象,其次從東南亞向太平洋擴展。該國防方針認為,從這些地域獲得利權關係到“增進國利民福”,主張由日俄戰爭所獲的滿洲以及韓國的利權進一步擴大,同時今後的使命是向亞洲太平洋地域擴張日本的勢力。
該內容與田中義一在《隨感雜錄》中展開的“大陸國家”構想相差無幾。田中設想的建設“大陸國家日本”不僅成為國防方針的中心,並且作為國家政策規定著以後明治國家的發展道路。
當時以日本海軍為中心另有一種堪稱國家構想的“守勢國防論”和“島帝國論”。田中主張的建設“大陸國家日本”,換言之就是“攻勢國防論”以及“大陸帝國論”,實質上否定了海軍的論述。以田中為首,特別是日本陸軍反覆強調向大陸開拓發展日本的途徑。
根據田中的主張概括形成的《大陸國家日本》戰略,可以說是積極採納從明治初期到中期輿論界大肆鼓吹的大陸進攻論和擴張主義的結果。
在國防方針中如此規定下來的對中國政策,在此後諸多重大事件中都有所表現,包括: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1912年)、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1915—1916年)、第一次奉直戰爭(1922年)、第二次奉直戰爭(1925年)、郭松齡事件(1925年)、第一次山東出兵事件(1927年)、炸死張作霖事件(1928年)、第二次山東出兵事件(1928年),以及到成為中日15年戰爭觸發點的滿洲事變(1931年)等等,日本的對中國政策正是通過這些直接間接的軍事政治行動而付諸實施。
在日本政府以及日本軍部中,以德富蘇峰為先驅所提倡的“中日聯合論”可謂影響深遠,在之後的陸軍省新聞班擬定的“提倡強化國防的本旨”(通稱《陸軍手冊》,1934年10月頒佈)就有“日滿一體化論”以及“日滿支一體化論”,石原完爾(1886—1949)的《東亞聯盟論》以及《大東亞共榮圈思想》中都滲入了其內容。
這些論述的共同之處就是,將侵略事實自我正當化。例如,《東亞聯盟論》的原作者宮崎正義的《東亞聯盟論》(改造社1938年出版)中寫到“滿洲國”於1932年的建國具有“東洋解放以及新建設的道義的、文化的意義”,即代表了這種心態。
進而,中日全面戰爭開始(1937年7月)後盛行的“東亞協同體論”以及三木清(1897—1945)等所提倡的“東亞共同體論”,希望持續構築與亞洲各國的聯合,一方面從正面接受中國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也主張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追求新的聯合方式。
但是,這樣的議論解釋的真意,也是為了繼續進行大陸侵略,不是為了克服提倡亞洲聯合的矛盾。
1938年(昭和13年)11月3日,以近衛文麿內閣的《東亞協同體論》為基礎的《東亞新秩序建設聲明》(第二次近衛聲明)出臺,結果表明,這也只不過是隱藏日本霸權思想的真實意圖的政治手腕罷了。
大概從1940年開始登場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在日美開戰1年後,仍是完全看不到以亞洲聯合為志向的思想動機,正如歷史事實所表明的,徒以其完全的偽善性而臭名昭著。究其實質,只不過是為了壓制來自被侵略各國的反日鬥爭,可以說僅僅是日本政客和認同侵略的知識份子們所幻想的一種大東亞共同體。《大東亞共榮圈》思想中所蘊含的對朝鮮、中國既不公正也不切實際的認識,今後也有必要進一步反思和總結。
強者和弱者
在本章結束之前,我想再次強調以下兩點。
第一,亞洲論所內含的大陸侵略思想,並不一定採用赤裸裸的軍事第一政策,反而是避開軍事第一政策,而較多地使用了與文明以及文化有關的用語和觀點,想要掩蓋侵略意圖的手法顯而易見。
臺灣殖民地統治所顯示的、伊澤修二的國語教育所代表的“同化政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根據民族自決的趨向而出臺的朝鮮殖民地統治下的“文化政策”等,就是這樣的典型事例吧。
這樣的做法弱化了國民對侵略事實的認識,反而使之積極接受侵略思想,易於被侵略戰爭的動員所蠱惑。
第二,侵略思想早在甲午戰爭期間就確定下來,並從根本上被視為提高日本國家政治地位的手段。在與歐美列強進行抗爭方面,無論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深感差距懸殊,由此,日本急欲借此在亞洲諸國中獲得優勢地位,以消除相對於歐美諸國的劣等感。
在深感與歐美對抗力不從心時,表現出對“強者”(歐美列強)的依存和從屬,對 “弱者”(亞洲諸國)的侵略和統治。雖然要掌握這樣的對稱性(symmetry)十分艱辛,但日本仍努力試圖保持作為國家,以及“國民” 精神上的平衡。為了儘早消除相對於西方列強的劣等感,日本需要對外侵略和擴張,這決定了侵略思想的基本構造。為了試圖擺脫“威脅”,便簡單地憑藉強兵耀武的體制。可以說這種思想認識一直到戰後的今天還依然延續著,這麼說並非言過其實。
“大東亞共榮圈思想”是幻想的巨大共同體構想。它試圖將日本從“威脅”中解放,卻以自己變身為亞洲諸國的“威脅”而告終。而其深植於國民意識中的“威脅”,只要不深刻地反覆挖掘有關的歷史事實,那麼即使現在也沒有完全消除,這一“威脅”仍在不斷釋放著負面的連鎖反應。
“大東亞共榮圈思想”,不僅是一部分軍事官僚和右翼言論人的口號。因為已成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很難創造一種理論和思想加以消除。
我認為,認識亞洲論中內在的侵略思想,對其進行剝繭抽絲的理論剖析是必要的。必須將其理論架構和思想淵源作為不斷探求的課題。若非如此,就很難產生有效的對抗性的理論,與如今仍在繼續散發毒素的侵略思想,以及伴隨著新形態表現出來的法西斯主義或者國家主義思想進行抗爭。
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揮之不去的“大國意識”以及“帝國意識”,與蘊含著新國家主義要素的各種思潮連結時,帶有似乎和以前一樣的國防國家主義的色彩,多少有向新的侵略思想發展的可能性。
將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這一新的“大國”視為“威脅”,作為與之對應的措施,一邊試圖依存於美國,一邊準備再次隨波逐流於強兵耀武戰略以及國家主義的潮流中,如今不正是處於這麼危險的時代嗎?正是在這樣的時期,才更需要不斷重新回顧歷史、促進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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