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Insecurity)──美國(Gabriel Mathew Schivone)

‘不安全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Insecurity)──美國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訪談錄
訪問者:加布里埃爾·馬修·斯基沃尼(Gabriel Mathew Schivone)
方聞 譯

作者簡介 諾姆·喬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講座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包括《干涉》(城市之光出版社,,2007)、《失敗的國家》(大都會圖書公司,2007)以及《黎巴嫩見聞:隨諾姆和卡蘿爾·喬姆斯基同遊一塊被摧毀的土地》(每月評論出版社,2007)。加布里埃爾·馬修·斯基沃尼是《無法記起的歲月:另類媒體與文學雜誌》(Days Beyond Recall: Alternative Media and Literary Journal)的編輯,獲有2007年度弗雷德里卡·赫斯特抒情詩獎(Frederica Hearst Prize for Lyrical Poetry)。本文是根據2007年11月27日—2008年2月11日的電話和電子郵件採訪整理而成的。訪問者感謝瑪麗·伊莉莎白·巴恩斯,她幫忙編輯和謄寫了這篇訪談錄。

9/11之後的世界的不安全狀態
加布里埃爾·馬修·斯基沃尼:設在倫敦的阿文日報《聖城阿拉伯人》的撰稿人和編輯阿卜杜勒·巴里·阿特萬,最近在接受採訪時說,布希總統就他所謂 “反恐戰爭”而發表的幾次措辭強硬的講話中,有一篇宣稱他消滅或削弱了恐怖主義,其實不是那樣。應該說, “基地”( al-Qaeda)組織如今蓬勃發展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而不僅是一個組織。阿特萬描述道,“基地”組織就像肯德基炸雞那樣擴展,授權在世界各地設立分支機搆。“問題是,”他說,“美國人沒法更安全了。他們的國家現在固若金湯,是‘安全合眾國’( the United States of Security.)。”這種說法準確嗎?
諾姆·喬姆斯基:除了最後一句話,他的說法都是準確的。完全有理由認為,美國很容易受到恐怖襲擊。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美國情報機構與核恐怖專家的觀點;這些專家(如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和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等人)警告說,甚至美國遭受核襲擊的概率都不小。所以,美國並非固若金湯。
布希還沒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改善安全狀況。舉個例子,要是你留意過9·11事件後成立的政府委員會,它的建議之一就是改善美國—加拿大邊界的安全狀況,這是理所當然的。我是說,如果你留意美國—加拿大邊界的情況,就會發現漏洞百出。你我可以帶著裝有核彈部件的手提箱,從它的某個地方穿過。布希政府沒接受那個建議。反而在美國—墨西哥邊界加強了防衛,而這條邊界並不被認為是潛在恐怖行動的危險來源。實際上,他們放慢了在美國—加拿大邊界增加警衛的速度。
不過,除此之外,阿特萬的評論大部分都很對。布希政府制定的計畫,並不是為了減少恐怖行為。實際上,就像情報機構的分析家和其他人預料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為了增加恐怖行為。
比如說入侵伊拉克。本來就預料到,它的後果很可能是增加恐怖行為——果然如此,不過恐怖行為遠比預料的要多。有兩位最重要的恐怖主義問題專家,在一項最新研究中使用了蘭德公司的官方資料,結論是:“伊拉克效應”大得驚人;他們所說的“伊拉克效應”,就是指侵略伊拉克對全球恐怖事件的影響。他們發現,實際上,入侵伊拉克之後,恐怖行為增加了七倍。增加得相當多——遠遠超出預期。
另外,入侵伊拉克還增加了核擴散的威脅,這是理有固然的。以色列的主要歷史學家之一馬丁·範·克里弗爾德(Martin van Creveld),討論了伊朗發展核彈的可能性,指出這種可能性顯而易見。他說,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後,如果伊朗現在不發展核威懾力量,那“他們就是瘋了”(他用的正是“瘋”這個字)。為什麼?因為美國擺明了它想侵略哪個國家就侵略哪個國家,只要該國無力自衛。眾所周知,伊拉克基本上無力自衛。那麼,這就向世人發出了一個信息。就是說:“如果你不服從美國的命令,他們就會侵略你,所以你最好發展威懾力量。”
在軍力上,沒人能和美國競爭。我是說,美國的軍費開支相當於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它的軍力要先進和發達得多。那麼,它們可能做的,就是轉向發展“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主要有兩種:恐怖行為與核武器。
所以,可以肯定,像人們預料的那樣,入侵伊拉克增加了恐怖行為與核擴散的威脅,別的行動也是如此。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所謂“反恐戰爭”的一個主要部分,就是監控恐怖組織的金錢往來。是的,這件事正在做。負責這項工作的是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理處),可是,按照該機構的說法,他們在監控可能違反美國對古巴禁運措施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比監控“基地”組織的交易要多得多。
斯基沃尼:為什麼精英分子要像你說的那樣,讓美國將來變得更容易受到攻擊呢?他們都是受過教育、明理而且聰明的人,現在卻把恐怖行動的威脅提高了好幾級,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都危及他們自己和家人,從邏輯上說,這好像並不合理。恐怖行動無疑會威脅到他們本人,如果美國和全世界發生更多的攻擊,尤其會這樣。我是說,這種行為不是有些奇怪嗎?
喬姆斯基:我認為這種行為有些病態,但並不奇怪。我是說,如果你放到精英分子的觀念體系中觀察,它是有些合理性的。對利潤和權力等短期因素的考慮,常常會超過安全和福利(即使是自己孩子的安全和福祉)等長期因素。
我想以人們對環境的關注為例。比如說鉛。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生產鉛製品的大企業就知道,鉛有毒。它們知道。我們現在得知——對這一問題已經有了廣泛的討論和揭露——它們馬上就知道了。但是,它們隱瞞不說。它們還耗費大量金錢和力量,千方百計操弄法律和展開遊說,用這類方式阻止對鉛製品進行任何限制。你知道,那些被含鉛塗料污染的窗臺,會傷害到他們自己的孩子,但是,賺錢更重要。這就是標準。
再以煙草為例。數十年來,一開始就知道,煙草危害極大。這並沒有阻止煙草生產商努力抓住每個有可能抽煙的人。讓婦女抽煙,讓兒童和其他人——甚至他們自己抽煙。一方面是追求利潤和權力,另一方面是甚至需要擔心自己的家人,這二者相互矛盾。絕大部分情況都是利潤和權力勝出。我認為這是病態的。但它並非個人的病態,而是社會制度的病態。
斯基沃尼:你認為,精英分子普遍忠於權力和利潤,而毫不關心他人,這是“社會制度的病態”而非個人的病態;你是指美國社會的某些價值觀嗎?
喬姆斯基:並不是只有美國社會如此。這些是半競爭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屬性。
例如,假定美國有三家生產汽車的企業集團: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目前已不算)。它們可憑著緊緊依靠強大的國家政權,獲得汽車業巨頭的地位;它們能挺過20世紀80年代倖存下來,只因為雷根是戰後歷史上最為奉行保護主義的總統,幾乎加倍的保護壁壘救了它們和別的公司,讓其免於被更先進的日本汽車工業兼併。不過,它們(總算是)挺過來了。
設想一下,通用將投資於能讓它在20年後生產出更優良、更安全、更高效的汽車的技術;但福特和克萊斯勒卻投資於明天就能銷售的汽車。那麼,在20年內,通用都不能從它的投資中得到利潤。這樣的邏輯不是無法改變,不過,它導致了極大的反社會傾向。
私有勢力的掠奪範圍
斯基沃尼: 2004年“卡特里娜”颶風後,在所謂“重建”工作中,至今仍為布希政府所支持的政策之一,就是摧毀新奧爾良的公立學校體系。據《紐約時報》報導,在那些能重返家園的人中,兒童和家人回到了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新奧爾良,“(教育)體系縮小了,少數特許學校佔據了支配地位”,同時,近7000名公立學校教職員遭到解聘。私人控制如這個例子的教育,或衛生保健、電信、社會安全等公共資源,有什麼後果?
喬姆斯基:這實際上包括兩個部分,它們都是布希政府國內政策與所有反動政策的主旋律。一個部分,簡單地說,就是讓你盡可能多地拿錢放到你的富朋友的口袋裏:換句話講,讓富人增加利潤——讓集中的私人資本增加財富和權力。這是政府政策的動力之一。另一個部分是,毀滅那些會促使人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的社會紐帶。這有助於把利潤和決策權轉移到集中的私有勢力手中。其中一項內容就是削弱人們具有的正常關係——同情和團結。
以社會安全為例。社會安全的基礎是人際紐帶。如果你現在賺到薪水了,那麼你們這個年齡的人(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要為父輩的福利和生活買單。這種感情很自然。如果你想增強集中的私有勢力的控制,就得從人們大腦中清除這種感情。你得造就艾恩·蘭德(Ayn Rand)所說的那種人:只追求自己的幸福,不管其他任何人的事。你得這麼想:“我為什麼要擔心對面鎮子上的殘疾女人東西不夠吃?她那樣又不是我造成的。那是她的問題。她和丈夫投錯了資;她工作不夠努力,所以,即使她餓死了,又和我有什麼相干?”如果你想確保不負責任的、集中的私有勢力能統治世界、增加財富,就得讓人們變成這樣想問題的病態的怪物。那麼,這些事情就都解決了。
我沒有孩子在地方學校念書——以前有過,不過我的小孩現在都長大成人了。那麼,假如我也按這種方式推理,我就會說:“我為什麼要交稅?我的小孩又不去上學;我從中得不到任何東西。即使街對面的孩子上不了學,又和我有什麼相干?”你可以讓人們變成這樣想問題的病態的怪物。消滅公立學校體系就是一個辦法。
公立學校體系象徵著團結、同情和己立立人——儘管它沒有給我,我自己,帶來好處。有一種所謂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病態思想派別,要徹底清除團結、同情和己立立人的精神,把你變成只關心自己利益的怪物。這種觀點會削弱民主,削弱民主所賴以支撐的態度,民主必須關心他人,用休戚與共、協力同心的態度應對社會事務。
斯基沃尼:我們從總體上思考一下消滅公立學校體系這件事。這有點像我們在第三世界看到的情況嗎?在那裏,有錢人送孩子上學,剩下的大多數人完全沒機會受教育。私有勢力可能是在把美國推往這個方向嗎?
喬姆斯基:布希之類的反動派,努力讓當權者變得更富有,讓其餘的人以某種方式自生自滅;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力量推動國家朝那個方向發展。
以學校經費依靠財產稅為例。早些年,在社會的貧富分化還沒這麼尖銳的時候,這種做法也許多少還可以接受。如今,這意味著,富裕的郊區的學校,要比貧困的市區或農村的學校好。這還只是個開始。去市區工作的郊區精英,不必為了讓城市適合他們居住而交稅;這項負擔不成比例地落到了窮人身上。對公共交通的研究表明,是窮人在補貼富人和有特權的人。這類措施正通過許多方式激增。
伊拉克戰爭:責任與反抗
斯基沃尼:從大中學校園到公車站和餐桌邊,到處我們都能聽到,人們紛紛議論,對美國來說,伊拉克已經變成了怎樣一個“泥潭”和“代價巨大的亂局”。現在,人們指責伊拉克戰爭是一場共和黨人的戰爭,布希政府佔領伊拉克的方式糟糕透頂。我們聽到:“本來應這樣或那樣做的。”“既然我們已經在那兒了,就不能離開;我們有責任解決自己製造的問題,如果我們離開了,局勢只會變得更糟。”“那些伊拉克人若棄之不顧,就會互相殘殺。”等等。對這些看來相互聯繫的論點,你怎麼看?你會建議什麼樣有人可能稱為 “體面的解決方案”?採取國際措施,馬上撤軍——還是雙管齊下?
喬姆斯基:在越南戰爭期間,歷史學家、甘迺迪的顧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清晰地表達了自由主義鴿派的態度;戰爭變得對美國來說代價太大之際,他們開始從鷹派轉向鴿派。他寫道: “我們全都祈禱”鷹派相信大舉增兵猛攻會發揮作用是正確的,而如果他們是正確的,美國政府在一塊打成 “斷壁殘垣”的土地上獲勝,那麼,我們“可能會向美國政府的智慧和治國才能致敬”。可是,那樣的做法大概不會發生作用,所以,應該重新考慮戰略。這些原則和推理方式,幾乎不用作什麼改變,就可用於入侵伊拉克的戰爭。
侵略戰爭沒有“體面的解決方案”——按照紐倫堡國際法庭的說法,這種“最嚴重的國際罪行”與其他的戰爭罪不同,因它還包含了與之俱來的所有罪惡;紐倫堡國際法庭以納粹戰犯犯下了像挑起“先發制人的戰爭”這樣的罪行,將他們判處死刑。我們只能尋找最不糟糕的解決方案。這麼做時,我們應該記住幾條基本原則,其中包括:侵略者沒有權利,只有責任。
侵略者的責任包括:為他們所造成的傷害支付巨額賠償,拘捕責任重大的罪犯,密切關注受害者的願望。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很瞭解他們的願望。軍方針對伊拉克全國的各種群體進行研究後, 12月份發佈了報告,一項又一項民調的結果都和報告的結論差不多。報告說,伊拉克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民眾有一些“共同看法”,它列舉了下面幾點:伊拉克的派別衝突和其他恐怖事件,都要歸咎於美國的入侵;侵略者應該撤出,把伊拉克——或者說伊拉克遭摧殘後剩下的一切——還給伊拉克人。
伊拉克人的聲音雖為人所知,但媒體上那些面面俱到地再三熟思華盛頓可採方案的文章,卻未予考量,這很能反映我們自己的道德和智力素養。對這個相當驚人的事實,沒人發表評論,人們認為這不足為怪。
斯基沃尼:有人認為伊拉克戰爭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嗎?
喬姆斯基:在越南戰爭中,甘迺迪發動侵略幾年後,自由主義鴿派開始說,發動那場戰爭是“用錯誤的方法做好事”,但是,到了1969年,已經很清楚,那是個讓我們付出太大代價的錯誤(安東尼·路易斯在《紐約時報》上的批評最為激烈)。同一年,70%的公眾認為那場戰爭並非“錯誤”,而是“從根本上就是無理的、不道德的”。公眾和受過教育的精英分子在觀點上的差距,直到幾年前所作的一項最新民調中都還存在。
在媒體和雜誌上,很難看到從原則上反對入侵伊拉克的意見,儘管也有一些。例如,亞瑟·施萊辛格採取了與越南戰爭時截然不同的態度。炸彈一落到巴格達,他就引用了羅斯福總統譴責日本進攻珍珠港的話,說這是“將被釘在恥辱柱上的一天”。施萊辛格寫道,現在,是美國人被釘在了恥辱柱上,因為他們的政府走上了法西斯日本的道路。但是,在精英分子中,這種聲音是很孤獨的。
斯基沃尼:在“可能的反對方式”都用盡後,什麼因素造成人們決定採取更加嚴重或更為激烈的抗議行動?1967年,你在《紐約書評》發表的給喬治·斯坦納的信中,提到了與此可能有點相似的例子,也就是60年前的西班牙內戰,那時候,人們發現很有必要加入國際縱隊,去抗擊從他們自己的祖國而來的敵人。或者說越南戰爭,在那種環境下,人們可能採取的行動包括去河內當人質,以反對(美軍)繼續轟炸。相比較而言,這都遠遠超過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反戰行動。今天,針對伊拉克戰爭、邊界行動或美國在中東等地的其他罪惡政策,你覺得有沒有可能使用這些方式?是人們面對的環境更惡劣了,還是大家可能覺得美國有必要採取這類行動?
喬姆斯基:在越南戰爭中,甘迺迪入侵南越幾年後,嚴重的抗議行動就開始了。1965年早期,我是少數幾個試圖組織全國抗稅運動的人之一;那時,南越一直是襲擊的主要目標,它已經被狂轟濫炸及其他罪惡行徑搞得面目全非了。到1966—67年時,拒絕在侵略軍中服役開始成了一個重要現象,同時,人們支持一些有組織的團體發起的抗議活動,主要是RESIST,這個組織是1967年成立的,直到今天都還在活動。到那個時候,越南戰爭造成的毀滅和暴行,已經遠遠超過了對伊拉克的入侵。事實上,在任何一個可以相比的階段,入侵伊拉克引發的抗議都大大超過了印度支那戰爭。
至於與受害者一起生活,幫助他們,或者給他們提供某些保護措施,這是20世紀80年代的現象——據我所知,在帝國主義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是對雷根毀滅中美洲的恐怖戰爭的反應,那些戰爭是他犯下的許多可怕罪行之一。那時形成的團結運動,如今已經擴展到了全世界,不過在伊拉克還很有限,因為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Cheney-Rumsfeld-Wolfowitz)等人所製造的災難太大了,人們幾乎不可能在那裏的廢墟中生存——這是報導這麼不足的主要原因;和以前的帝國主義侵略不同,目前待在伊拉克實在是太危險了。
學校中立的問題
斯基沃尼:我們來談談知識份子在這一切中發揮的作用。這兒有個問題,特別適合學生聽:你提過,美國的整個學術在意識形態上大多屈從於有權有勢者的利益,誘使人們溶入這種意識形態的,主要是可獲得聲望、財富的高度回報,也有機會掌握權勢。那麼,你待在學術界的這段時期,看到哪些事情,導致美國教育出現這種發展?
喬姆斯基:像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並不是存在社會的真空中,要靠外界的社會資源,才能存在。它們依賴政府,依賴主要從有錢人那裏來的捐贈。而且政府和有錢人關係非常密切。所以,大學存在某種社會體系裏,顯現了該體系的某種權力分配狀況。它們深植在社會體系裏面。這意味著,爭取大學獨立——或者說思想獨立和願意提出異議——是件難事。你是在和妨礙大學獨立的社會環境作鬥爭。
沒錯,你說得對,回報和特權會隨著順從而來,但事情不止如此。挑戰權力體系還會招來懲罰、誣衊和失業等等。這兩種因素都會發揮作用。所以,是的,不斷有爭取和維持大學獨立的鬥爭,而這是件難事。
不時有人說,大學應當完全中立,對任何事都不該有特定立場。此說不無道理,我願意在某個抽象世界看到沒有立場的大學;但是,在這個實際存在的世界上,持這種論調就意味要順從外界的權力分配狀況。
我舉個具體的例子,在我們學校,它所包含的部份情況今天都還存在。我們把時間拉遠點,這樣看事情可以更清楚一些。退回20世紀60年代,在我們學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的師生研究在越南的平叛行動。這顯示了外面社會的權力分配狀況。美國掺和進越南的平叛行動:我們得幫忙,這是愛國的義務。一所自由獨立的大學,應會研究貧苦農民能怎樣抵抗掠奪成性的超級大國的進攻。你能想像這樣的研究工作在校園會獲得多大的支持嗎?好了,不動腦筋地遵循大學中立論的理想,一個不錯的理想,一付諸實際就變成了這麼回事。結果是順從權力。
且舉個現在的例子。如今,很多人關心伊朗的核武器問題。還是談我們學校,麻省理工學院。在20世紀70年代,伊朗由一個暴君統治;他是美英兩國用軍事政變推翻民主政府後強行扶植起來的。所以,伊朗那時是盟國。在政府裏面,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enger)、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人,都要求伊朗發展核能力與核動力,那離核武器只有一步之遙。我們學校,麻省理工學院,和伊朗國王,那個獨裁者,達成協定,培訓伊朗的核工程師。那是20世紀70年代。相當多的學生抗議那項協議。但是,極少有教員抗議;實際上,教職員贊成該協議。協議開始實施。事實上,今天在伊朗從事核計畫的人,有一些就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那麼,在這些方面,大學保持中立了嗎?沒有,根本沒有;它遵從的是權力集團。關於這件事,我們回到前面談過的內容,從短期看,他們的確遵從了權力和利潤的託付;但是,從長遠的結果看,卻正好極大地有害於那些推行伊朗核計畫的同一批人。
亨利·基辛格至少還有誠實的美德,《華盛頓郵報》問他,為什麼現在反對伊朗的核計畫,這個計畫正是20世紀70年代他當權的時候幫著搞起來的。他說,坦率地講,他們那會兒是盟國。他們需要核動力。現在他們是敵人,所以就不需要核動力了。
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唯自利是尚者,不過,幸好他是個坦承這種立場的人。但是,大學應該持這種立場嗎?
水滴石穿:積極行動與社會變革
斯基沃尼:最後一個問題,我想為試圖理解事態真相、尋找答案所在、識破虛假宣傳、增進彼此團結、發起社會運動的人,談點能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選擇方案?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開始,著名小說家E.M.福瑞斯特(E. M. Forester)寫了篇散文《我的信仰》,我偶然現發有段話講得很好,也許正好可以從這兒談起;福瑞斯特寫道:“我不相信教條。但這是個虔信的時代,有那麼多咄咄逼人的信條,所以,為了自衛,人們不得不構想出自己的信條。寬容、溫和、同情……在一個充斥著宗教迫害和種族迫害的世界,在一個被無知控制的世界,科學本該處於統治地位,卻成了諂媚的皮條客。”他重複道:“寬容、溫和、同情——它們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如果要人類不毀滅,它們就得馬上受人重視。”
在將來的其他選擇方案和社會組織方面,他這裏所提到的東西,有哪些可供我們討論?
喬姆斯基:我經常被問到類似的問題,可能一天晚上會有十幾封電子郵件,在交談等時候也是這樣,我總是不知道怎麼回答。不是因為我想不出答案,而是因為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答案。沒有什麼奇妙的訣竅;處理事物沒有神秘難解的方式。所要採取者無他,正是過去給我們帶來進步和成功的那些東西。和以前相比,甚至和福瑞斯特寫文章的時候相比,在很多方面,我們生活的世界都文明得多了。
比如說,婦女權利、反對酷刑或者甚至反對侵略、關注環境、承認我們自己在歷史上犯下過某些罪行,像對土著居民犯下的罪行。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些領域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為什麼?因為有人忙著為此努力做事,包括那些在另類媒體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的人,他們做社會組織工作、社區建設工作,從事政治活動等。
參與的方式也不神秘。你得努力培養批判的、開放的觀念,得評估和質疑各種傳統的信條——如果它們證明是對的,就接受;但通常的情況是,它們到頭來只是權力結構的反映,如果是那樣,就拒絕。然後,進行教育或組織工作,根據環境採取合適的行動。不存在簡單的公式,而是有很多的選項。逐漸地,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就會改善。我是說,即便是最堅硬的石頭,不斷滴水也能洞穿。社會變革就是這樣到來的,並沒有玄奧的著手進行方式。它們艱難、費力、複雜,常常代價很大。但是,要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就得這麼幹。
(本文原載美國《每月評論》月刊2008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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