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期(2008年6月)從「一中一台」到「兩個中國」 陳立人

從「一中一台」到「兩個中國」 

 陳立人

 

今年3月以來,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都有了重大的變化。在總統大選中,馬英九獲得7百多萬張選票,以58.4%的高得票率大贏民進黨2百餘萬票,取得執政權;民進黨則自1月的立委選舉慘敗後,再受重挫,聲勢大跌,氣息奄奄,結束了台灣八年來豎子當政,小丑跳樑,群魔亂舞的局面。兩岸在蕭萬長赴海南參加博鰲論壇,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率團至北京訪問後,化解了自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來的緊張對峙關係。而兩岸包機直航、大陸人民赴台觀光、開放大陸資金投資台灣、解除台資投資大陸的40%資本額上限等等一連串鬆綁政策亦將陸續付諸實行,兩岸關係的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在不少人中因此瀰漫著一股樂觀的氣氛,甚至有人幻想著和平統一的鴻鵠將至,水到渠成指日可待。這其實是惑於表象不明本質的誤解。

馬英九虛晃「一個中國」,落實「兩個中國」

馬英九得以高票當選並非台灣多數民眾都認為馬英九與國民黨有何可寄予厚望的高明之處。民進黨主政8年,貪腐無能,敗德亂政,不守憲政法治原則,對經濟滑坡、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上升,亦乏有效對策,卻日以挑動島內省籍對立,激化兩岸矛盾為能事。多數民眾對此深惡痛絕,亟思嚴懲民進黨,給予當頭棒喝,才投票給馬英九,也有部份分離派的選民在對民進黨的政績、作風不滿之餘,看到馬英九向拒統的立場靠攏而改變支持對象。

 

從馬英九個人與國民黨當權派這兩年來公開發表的言論與實行的政策可以明顯看出,馬英九政權是玩虛晃「一個中國」,落實「兩個中國」的策略,走的是不明言的李登輝「兩國論」路線。

 

2006年以來,馬英九與國民黨不斷提出「中華民國台灣」論,把「中華民國」的符號與台灣重疊起來。2006214,國民黨刊登廣告稱,統一、獨立、維持現狀都是台灣未來的選項,立場如同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200723,當時擔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表示,國民黨現階段不謀求中國統一,台灣未來的前途應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這是公開主張與台灣分離主義者同調的「台灣自決」論。今年314日,在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公佈三周年之際,國民黨由主席吳伯雄率立法院長王金平等黨內要員與立委、縣市長共同反對「反分裂國家法」,馬英九還發表聲明,堅持反對「反分裂國家法」,「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同日,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聞言,當即表示,民進黨主張台灣「自決」,已獲國民黨認同,「歡迎馬英九不斷靠近」。318,溫家寶在人大閉幕記者會上表示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認為台灣前途應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馬英九立即發出強硬聲明,稱「台灣前途必須由2300萬的台灣人民來決定,不容中共的干預!中共總理溫家寶的說法,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

 

這些論調僅僅是馬英九與國民黨為贏回政權的選戰權宜策略嗎?當然不是!這明示了國民黨自李登輝以來在統獨立場上的根本轉變,由原本明確主張統一的原則,轉向分離傾斜。或者用陳水扁在313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的話來說,:「民進黨把藍營綠化了,這是我們8年來最大的成就。」

 

國民黨在蔣氏父子當權時期標舉的「反共復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固然是華而不實的政治宣傳口號,並無實質意義,甚至可以說,台灣分離運動的產生與茁長,國民黨難辭其咎,但在態度上,國民黨主張「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的原則卻是毫不含糊的。這正是中共自1955年開始提出和平統一主張的基礎。1958年毛澤東甚至用金門炮戰支持蔣介石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與蔣介石聯手抵制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並表示只要蔣介石仍堅持「一個中國」,可以慢慢等待和平統一,不急於一時。在毛澤東時期,兩岸未全面開戰,與國共共同維持「一個中國」原則密不可分。

但自李登輝上台主政,國民黨由「一個中國」立場逐漸倒退,到1999年正式提出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丟棄了「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急遽惡化。李登輝的「兩國論」在北京通過美國施壓下,吞了回去,沒有付諸修憲。其後,民進黨執政8年更積極推動分離政策,朝「一中一台」方向邁進,兩岸關係更形緊張,不但大陸海協與台灣海基兩會的協商機制中斷未續,北京在東南沿海佈署的飛彈更與年俱增,已逾千枚。不過,兩岸經貿關係在李登輝、陳水扁刻意壓抑下,對大陸(含香港)的出口依存度仍年甚一年,達到近40%的高度,大陸遠超美國,成了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投資的情況亦然,形成政治冷、經濟熱的極大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屬於資源短缺型的海島經濟,長期靠對外貿易帶動經濟增長。自1990年後,台灣出口大陸的貿易對台灣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上升。2002年台灣3.59%GDP增長率,其中竟有9成是依靠對大陸與香港的貿易,後來雖有所回降,但到2005年,台灣3.8%GDP增長率,仍有三成多有賴兩岸貿易,總計歷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高達45百多億美元。換句話說,這十多年來,台灣若沒有兩岸貿易,經濟早已劇烈衰退,失業人口大增,社會不安加劇。而正如著名的民主理論家史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
)在《民主的危機與兩難困境》(Dangers and
Dilemmas of Democracy
)一文所言,經濟危機對鞏固民主統治是個凶兆,台灣整套虛假而脆弱的資本主義形式民主體制也必然因此喪失基礎,隨之崩塌。

兩岸關係為何政治冷而經濟熱?

兩岸這種政治敵對而經濟密切的奇特關係,主要是大陸放棄社會主義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後,在經濟全球化下,資本主義的規律對兩岸經濟起了主導作用。大陸想要台灣的資金、技術,台灣資本家則貪圖大陸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與廣大的市場。大陸那廂在大搞基礎建設,施行投資優惠政策,掃塌以待,台商這邊則受寵若驚,趨之若騖,喜迎第二春。雙方在汲汲求利這點上水乳交融,忒煞情多。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及其御用的一幫蠢才根本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一方面盲目跟隨美、英1980年代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順應資本的邏輯叫嚷著「國際化、自由化、民營化」,解除對資本流動、商品貿易的管制,將官營事業私有化,以利私人資本在台灣內外的快速積累,一方面又出於想脫離中國而與大陸政治對抗的意圖,對兩岸的投資貿易重重設限。台灣的經濟政策與法令總體上都在按照「全球化」的無上律令修正,卻獨獨在兩岸經貿關係上妄想以政治力逆反市場經濟規律,加以阻滯,這完全是自相矛盾,徒勞無功之舉。一百多年前,英國的《評論家季刊》早說得明明白白:「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家老爺們是逐利潤而居的,中國的俗諺也把這個道理說得很生動:「殺頭的買賣有人幹,賠本的生意沒人做。」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的立足點便是自利的「經濟理性人」,徹底反共的台灣分離主義者一向奉此為槼蘗,在兩岸經貿政策上卻離經叛道,大反起「經濟理性」了。

台灣的企業二十多年來大量出走至大陸,不是因什麼祖國情懷,特別有所愛於大陸,而是利之所趨。台灣1980年代之前,搞的是短視近利的經濟發展策略,以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經濟起家,沒有厚植科技研究發展的基礎,不能自行開發關鍵技術,也無自創的國際品牌,靠的就是從歐美日經濟發達國家輸入二、三手的技術,以代工或仿冒賺辛苦錢。不單低級的民生消費品如此,所謂高科技的資訊電子業也不例外,都不脫向國際名牌大公司要訂單分點殘羹冷炙的小夥計角色。但到了1980年代,大陸、東南亞等地以更廉價的勞力、土地、原料成本、仿效起台灣的加工出口模式,而台灣卻面臨各項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台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台灣許多企業再不出走,不是等死便是提心吊膽地眼看著利潤日薄,原有的優勢逐漸喪失。此所以儘管台灣政府三令五申,煞費周章,力圖管制,但從傳統產業到資訊電子業的台商依然前仆後繼競奔大陸的原因。

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限制台商投資大陸與阻擋大陸資金、人員自由進入台灣的政策,一則迫使大量台商違法改道進軍大陸,往返大陸的資金只能透過地下通匯或海外帳戶流動,許多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利潤無法正大光明地回流,台灣政府既抽不到該有的營利所得稅,也不利於資金回台投資;再則大陸資本家已握有的豐沛資本及大陸各類勞動力、專業人員進不了台灣,就無法稍解台灣投資不足的困境,而不開放大陸觀光客至台,也無法幫助提高台灣的消費需求。至於以所謂「國家主權」、「安全」為名,遲遲不願直航,造成兩岸各項交流在時間、金錢上的虛擲,更無庸多言。由於上述原因,不少台商乾脆把在台灣的企業連根拔除,轉移大陸,外商也紛紛撤離台灣移往上海等地。凡此種種當然對台灣經濟構成不利的影響。

國民黨搞「兩個中國」的總體策略

國民黨雖也不想統一,但看出了以台灣經濟對大陸倚賴之深,在「全球化」下,要與大陸政治對抗必須付出重大代價,故亟思扭轉局面。其總體策略是:在國際政治軍事上,拉往美日軍事同盟為後盾,以利保持兩岸分離的現狀;在兩岸政治上,否定民進黨「一中一台」的主張,祭出自行定義的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施行虛懸「一個中國」,實踐「兩個中國」的欺敵障眼法,誘北京入殼,以緩和過去十餘年兩岸的緊張氣氛;在經濟上,充份利用大陸的資源,力挽台灣下墜的經濟頹勢,意圖使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或「全球運籌中心」,厚植繼續維持分離的本錢。這就是馬英九一再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的實質內涵。整套策略既符合美日帝國主義的利益,也利於國民黨在台灣執政。馬英九在200723日接受CNN專訪時說:「經濟上,大陸是個機會,但政治上會是個威脅,我們該做的是,把機會放大到極致,把威脅降至最低。」在200729日台灣《自由時報》的專訪中,馬英九說得更明白:「台灣地理位置在東亞中間,可以好好利用,將大陸視為腹地,例如愛爾蘭拿歐洲當腹地,新加坡將東南亞當腹地。台灣生存之道,應該是運用大國之間可能的友好與矛盾,發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與所有大國為敵。」

國民黨所提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出自李登輝的愛將蕭萬長。主張「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蕭萬長為因應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壓力,善用大陸的資源與市場,挽救日趨衰落的台灣經濟,意圖仿效歐盟各國在不觸動國家主權下,共組關稅同盟,並形成商品、勞動力、資本自由流動的共同市場。事實上,就是想在「兩個中國」的框架下,組成大陸、港、澳、台灣的「大中華經濟圈」,在催化大陸加速徹底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也分享龐大的經濟利益,並期待大陸的政治形態從而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體制,以邦聯或其他模式安排兩岸關係。此即蕭萬長412在海南博鰲論壇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真義。

 

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台灣多年來因國族認同嚴重分岐,政治鬥爭惡化到不問是非,只論立場,幾同內戰,政治擾攘不安,經濟亦連帶受累,馬英九便企圖以「兩個中國」模式取代民進黨的「一中一台」主張,用「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符號在台灣內部凝聚共識,儘量化解島內紛爭,再一致對付大陸的統一壓力。他首先與已和民進黨反目的李登輝合作。2000年李登輝下台後另組台聯黨,本來企圖在台獨陣營與民進黨分庭抗禮,甚而取得主導地位,故擺出激進台獨的姿態,大肆鼓吹「正名」、「制憲」,在幾次立委、縣市長的選舉中與民進黨搶食獨派票源。但終不敵民進黨的執政優勢,一路潰敗,至今年1月的立委選舉,連一席也沒有撈到,台聯黨已陷於分崩離折,名存實亡。李登輝見勢不可為,又變回到「兩國論」的立場,聲稱中華民國早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獨立的問題,台灣的統獨之爭純屬虛假議題,並大肆抨擊民進黨的貪腐無能,旗下多名子弟兵在總統選舉中,亦公然為馬英九助選。馬英九、蕭萬長從選舉期間到選後,幾次拜會李登輝,共商合作大計,雙方在「兩個中國」上達成共識。馬英九還接過謝長廷的「和解共生」論,力求討好獨派民眾。在人事佈局上,馬英九招納台聯黨的賴幸媛擔任大陸委員會主委把關,防止大陸政策推進過速,雖遭各界強烈反對,仍不為所動,並提名多位綠營人士為監察委員與考試委員候選人,引起軒然大波。甚至對追查陳水扁、謝長廷等人的貪瀆弊案與撤換民進黨酬庸派任的公職人士,也因顧忌被獨派指為清算鬥爭而縮手縮腳,不敢依法行事。馬英九這種取媚台獨陣營的鄉愿作風,未必能贏得獨派民眾的好感,卻已大失反台獨選民的人心,目前看來是得不償失。

中共的對台政策助長「兩個中國」

馬英九將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兩個中國」政策,並非其首創。國共內戰期間曾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的國民黨自由派雷震,於194911月聯合台灣內外的親美自由派人士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在美國支持下,鼓吹美式民主,標榜「民主反共」,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反共」,1960年因籌組反對黨,遭蔣介石下獄十年。1971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甫出獄的雷震便於1972年上書蔣介石,建議放棄一個中國原則,融合「中華民族」與「台灣」兩個要素,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免台灣被中共統一。這個比照當時東西德「一個民族,兩個國家」(One Nation, Two
States
)模式的建議,未被蔣介石採納。直至李登輝當政才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說法,提出「兩國論」,馬英九不過是以比較隱而不顯的方式表達了同樣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概念的內涵。本來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大陸與台灣同屬中國的領土,台灣的前途理應取決於兩岸全體中國人的意志。馬英九曾說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原則,主張「一中各表」,然而實際上又把蔣氏父子不曾否定的「一中」立場,棄若敞屣,三番五次不斷重彈「台灣自決」論,強調台灣前途由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決定。甚至指責溫家寶所說的台灣前途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是「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顯然「一中」是虛,「兩國」是實。但北京對此卻熟視無睹,國共雙方你儂我儂,相互唱和起「擱置爭議,共創雙贏」。

 

細加分析,虛有其表的「中華民國」之得以維繫,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之得以一直拿自鳴得意的「民主自由」做為主導台灣民意拒絕統一的意識形態,主要還是得益於北京的對台政策。中共的鄧小平路線自我否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正當性,仿效東亞四小龍模式,以威權體制推行犧牲工農的資本主義發展策略,無異坐實了國民黨數十年的反共宣傳,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與正當,尤其台灣自1980年代末開始民主化後,更加強了台灣是所謂「民主燈塔」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在此基礎上,李登輝自1990年代開始加工製造與「中國意識」對立的「台灣意識」,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更快速向兩岸一邊一國發展。大陸自1980年代積極招引包括台灣在內的外資,使得面臨經濟困境的台商有了絕處逢生的機會。在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果下,台灣從兩岸經貿關係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挹注,緩解了台灣的經濟危機,從而讓台灣的民主體制不受重大的衝擊,而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分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以「民主的台灣」之名鼓動民眾對抗「專制的中國」的效果。北京既以武力相脅遏阻了分離主義者「正名」、「制憲」的圖謀,保住「中華民國」的招牌,復讓台灣從兩岸經貿中獲利,維繫台灣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鞏固台灣抗拒統一的基礎。以此養癰貽患之策而圖中國統一,不啻緣木求魚。

 

目前國共當局合唱的「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實質上便是雙方共同棄置「一個中國」原則,幻想在形成兩岸資本主義共同市場後,再各自討價還價,處理最終的政治關係。其背後的思維基礎乃庸俗的機械唯物論,以為經濟的下屬建築會直接反映、決定政治的上層結構。國民黨方面的主觀設想是「以我為主」,維持「兩個中國」,站穩在台灣執政的腳跟,進可攻,退可守,必待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俱與台灣同化於資本主義模式,才謀求最有利的時機與方式,解決兩岸的政治爭議。中共方面則忙於持續推進資本主義化的進程及處理隨之而來的成堆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在兩岸關係上,防堵「一中一台」重於促進真正的統一。馬英九在200723CNN專訪中把這點說得很清楚:「很明顯,在大陸變得民主、自由、繁榮之前,台灣人民對統一的議題不會有興趣。甚至大陸現在也沒興趣推動統一,因為他們知道還沒準備好。沒人準備要統一,他們現在做的是防止台灣進一步走向獨立,而不是要求統一。所以,目前台灣與大陸的共同利益是維持現狀,不要片面改變現狀。在這基礎上,我認為可達到和平。」

資本義世界體系的危機與兩岸關係的前景

然而,國共當局以事實承認「兩國中國」,共謀日後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最終解決兩岸主權爭議的設想,能夠如願嗎?從整個資本義世界體系的變化來看,這恐怕只是空中樓閣。正如世界體系理論家華勒斯坦(I.Wallerstein)今年2月所言,自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已到了末路。實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私有化的國家無不遭受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加劇的難題,社會日益不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同時並發的嚴峻局面。同樣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兩岸當然也無法倖免。馬英九政權現正被投資不足、通貨膨脹上升、股市暴跌搞得焦頭爛額,苦無良策。大陸在勞力、土地、資金各項生產成本上升之外,通貨膨脹率與股市、房地產的跌幅更甚於台灣,也必然產生財富大量緊縮的效果,情況比台灣還糟。國民黨原本寄望引入大陸的投資與消費充當台灣經濟活水的企圖,已不可樂觀。

 

不論左右各派的經濟學者都認為,當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不是短期之內可以解除,甚至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亂。中國大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看來已走到了盡頭,錯誤的兩岸政策也必須隨之改弦更張。對此中國的有識之士責無旁貸,應早為之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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