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期(2008年6月)新自由主義與階級權力的復辟 (四)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新自由主義與階級權力的復辟 (四)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實際上1980年代全球經濟中最強有力的是日本、東亞經濟體和西德。這些國家雖與新自由主義在制度上有根本的不同,卻有很好的經濟成就,這樣就很難鼓吹說只要全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便是緩解經濟沉疴明顯可見的藥方,更甭提想強制實行新自由主義了。確實,日本與西德的中央銀行一般都遵循貨幣學派的路線(西德的聯邦銀行尤其戮力對抗通貨膨脹)。但西德的工會仍很強大,工資水準也比較高。影響之一就是刺激了高度的技術創新,讓西德在這方面得以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出口導向的增長推動西德前進成為全球龍頭。在日本,獨立的工會不是軟弱無力便是根本不存在,但政府投資於技術和組織的變革,公司與金融機構的關係又密切(這點在西德也有合宜的安排)遂造成驚人的出口導向增長的表現,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如英國和美國卻為此受害不小。(註241980年代世界總體的增長率甚至還低於困難重重的70年代,像德、日這樣的增長並不依靠新自由主義。到1980年代末,那些明顯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看來仍未脫經濟困境。很難不下結論說:西德和日本的積累“體制”堪為效法的榜樣。許多歐洲國家因此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朝向西德模式前進(有些相當成功)之際,越來越能找出保留他們的許多社會民主遺產的辦法。(註25)在亞洲,日本模式在威權統治體制下(這種體制是新自由主義更為普遍存在的隱而不顯的特點之一)植入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也證明是可行的,且不失過得去的平等分配。但從階級權力復辟的立場來看,西德和日本模式有一個方面是不成功的。1980年代期間,在英國,尤其是在美國,快速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在其他地區受到了遏制。如果旨在把階級權力交回給上層精英,新自由主義很清楚便是良策。但新自由主義既未能刺激真正的經濟增長,怎麼在全世界達到這個目的,就成了問題。

在這點上,達姆尼爾和李維的論述以及布倫納爾(R. Brenner)、高溫(P. Gowan和波林(R. Pollin)的補充提供了許多必要的證據。我從中萃取三點獨特的要義。(註26)第一,1970年代開始的金融化轉向,在1990年代加速進行。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快速滋長。金融市場經歷了一波強大的創新浪潮,成為更加重要的協調工具。在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公司與銀行之間特有的緊密聯結曾對兩國的經濟大有助益,這種緊密聯結此時卻受到削弱。 日本的土地與房地產市場崩盤引發了經濟恐慌,銀行部門也處於危險狀態。德國的急促統一造成了壓力,早先德國人掌握的的技術優勢不再,那兒的社會民主傳統遂不能不備受質疑。但德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並未減其強勁力道,近至2004年,取消政府養老金和免費高等教育這類社會民主成果的企圖,仍遭未竟的戰鬥力抗。第二,在克林頓時代支配經濟政策的華爾街/IMF/財政部複合體,不僅能勸服、誘騙而且還藉由結構調整方案強制發展中國家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美國也用優先進入巨大的美國消費市場的胡蘿蔔,說服許多國家遵循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他們的經濟,特別是向美國的金融資本開放他們的資本市場。這些政策使美國1990年代的經濟快速擴張。美國當時靠給付較低的工資才達到充分就業,正如波所論證的,大部份人的福利就算沒有淨損失,實際上也沒怎麼改善(註27),即使如此,美國卻看似已獲良方,它的政策恍若值得仿效。美國勞動市場的彈性化開始奏效,對盛行於歐洲和日本的較為僵硬的體制造成競爭的壓力。然而,美國成就的真正內情卻是:它現在能夠從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中汲取高度的收益率,再匯回美國。美國1990年代的富裕大多得益於這股由全球各地源源而至的貢賦。第三,新取得經濟學正統地位的貨幣學派理論向全球擴散,也發揮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作用。早在1982年,凱恩斯經濟學就已從「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的權力決策核心給清除掉了。而到了1980年代末,幫助訓練世界大部份經濟學者的大多數美國研究大學的經濟學系所也都淪為與貨幣學派大體一致的論點。

所有這些方面的因素匯集成威猛的意識形態攻勢,產生了1990年代中期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註28)於是乎,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模式就給說成是解決全球問題的對策,連日本和歐洲(更別提世界其他地區了)也因而受到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的極大壓力。諷刺的是,正是中左派的克林頓和布萊爾在國內和國際上對鞏固新自由主義的作用居功最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形是世界制度改革的頂點。按照規劃,WTO為全球經濟的貿易投資設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規則。但它的主要目標卻是為資本的流動掃除障礙,極力打開盡可能大的世界市場(雖然總會附上保護關鍵國家利益的限制條款),因為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金融勢力得以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貢賦便有賴於此。

以上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不同地區的不平衡發展的概要敘述表明,新自由主義的植入同樣也是經營方式多樣變化、創新以及國家、地區(有些情況甚至是大都市)在治理與經濟發展模式上競爭(有時是壟斷型競爭)的結果,而不能單單歸因於像美國這樣的某個霸權強加某種正統模式。簡要考察一下中國的怪異情況,最能說明此言不虛。

四、中國的特異情況

197812月,鄧小平掛帥的中國領導階層面臨毛澤東死後政局不定和數年經濟停滯的雙重困難,宣佈了經濟改革方案,恰與英國和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同歸一途,這很難不看成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偶合事件。其結果就是在中國出現了與專制集權統治交錯結合的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但對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地方來說——最明顯的是南韓、臺灣、新加坡——專制統治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結合已確立有年。就如早已形成重大影響先例的智利所顯示的,專制體制與新自由主義彼此決非無法相容。

鄧小平雖未放棄以平等為中國的長遠目標,卻力主為了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解放個人和地方的主動創發精神。循此邏輯而來的題中應有之義,即必然隨之而至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給視為理所當然應該容忍的事。鄧小平在小康(一個讓全民過上好日子的理想社會的概念)的口號下,集中全力搞農 業、工業、教育、科學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譯按:四個現代化應為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改革力求在中國經濟內部施加市場力量的壓力,想藉此激發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希望促進創新和增長。市場定價機制雖經採用,但可能遠不如快速下放政治經濟權力給地方省市來得重要。此外,中國還開放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雖然極為有限且在政府嚴格監管下),因此而結束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隔絕。對外開放的一個目的就是獲得技術轉移,另一個目的則是要得到足夠的外匯儲備以購買必要的設備,支持具有更強大的內部動力的經濟增長。(註29

如果在世界場域內沒有先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為中國大張旗鼓進入和納入世界市場打開空間的話,中國經濟就不會走上後來不同尋常的演變道路,也不會達到已有的成就。因此,中國之得以崛起為一個全球經濟勢力,有一部分必須被視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意外結果。

這麼說絕未輕忽中國本身內部改革運動的曲折道路的意義。中國人尤其必須瞭解的是,如果沒有階級關係、私有產權的相應轉變以及其他通常為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奠立基礎的所有制度安排,市場對改造經濟形態其實並無多大作用。沿著這條道路的演變既緩慢又經常有各種矛盾對立和危機。這點在1980年代便顯現出來,例如中國出色的增長率大部分是由在中央控制的政府部門之外促動的,而不是如中國人所希望的,用市場改革和更為靈活的市場定價機制提高依官僚結構組織起來的政府部門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來帶動經濟增長率。即使在工商管理方式和政治控制以及獲得政府管制的信貸上,國有企業比許多由地方創辦的鄉鎮企業和本地私人資本享有大得多的優惠,也依然如此。但既然增長的動力源於地方或私人部門,而非中央政府部門,那麼要持續增長就需要且最終也會要求進一步的權力下放和私有化。與此相應的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受到令人矚目的鎮壓中達到頂點,這表示相應於要求進一步經濟自由化的壓力,在政治領域裏也有巨大的矛盾對立。

1989年事件的反應是發起新一波的經濟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把中國推向更接近正統的新自由主義。汪暉將之概括如下:

「貨幣政策成為主要的調控手段;大幅度調整外匯牌價,匯率接近統一,從而促進了出口,對外貿易形成了競爭和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雙軌制的差價縮小;上海浦東地區全面開放,各地開發區紛紛上馬。」30

然而,第一波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際遇非常不同。外資起初被引入南方沿海地區的四個經濟特區(這些地區接近香港被認為是有利之處)。這些特區的「最初目標是生產出口商品賺取外匯。它們也充當觀察外國技術和管理方法的社會經濟實驗室。他們提供外國投資者一系列獎勵措施,包括:免稅,及早匯出利潤和更好的基礎設施。」後來中國政府為吸引各類外資還指定了幾個“沿海開放城市”和 “經濟開發區”。但外國公司在汽車和製成品這類領域,想佔有中國市場的企圖一開始沒能成功。福特的合資公司差點生存不下去,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公司在1990年代初便鎩羽而歸。只有出口勞力密集商品的部門才在初期頗有斬獲。1990年代初進入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三分之二以上(在得以生存的企業中所佔的比例更高)由海外華人所組織(特別是香港,但也有臺灣的)。中國對對資本主義企業在法律上的保護薄弱,促使非正式的當地關係和可靠的人脈顯得重要,海外華人在運用人際關係方面佔有優勢。31

1997-8年製造業部門的鄉鎮企業大量破產,殃及許多在主要中心城市的國有企業,結果這成了個轉捩點。原本中國經濟的改造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給地區、出口區和地方來驅動的,此後則由價格機制與競爭取而代之。結果許多政府經營管理的部門即使不是遭到摧毀,也嚴重受創,造成了廣大的失業浪潮。工人群起抗爭的報導時有所聞,中國政府若想維持不墜,就必須面對吸收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問題。321998年以來,中國一直力圖用發行國債投資大型項目,改建基礎設施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們正計畫推動一個遠比已經很大的三峽工程更具雄圖的南水北調項目,引長江之水入黃河,至少耗資600億美元。自1992年以來,至少42城市的人口已擴大到逾百萬之數,城市化的速度這樣驚人,就不能不大量投資固定資本。在主要城市正建設新的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還規劃建設8500英里新鐵路,把內地和經濟勃發的沿海地區連成一片,包括上海與北京間的高速鐵路以及通往西藏的鐵路。奧林匹克運動會推動了在北京的重大投資。上述建設投資的總體規模遠遠大於美國在195060年代建設的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有可能吸收未來幾年的剩餘資本。然而,這是運用正統凱恩斯理論的赤字融資方式,具有高度風險,因為如果這些投資不能適時獲利再投入積累過程中,政府的財政危機很快就會使中國遭受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後果。33

但是1997-8年的危機也為私人(特別是外國)資本在不用承擔退休金和福利權利等社會責任下接管破產的國有企業,開了方便之門。在1990年代,近5000萬國有部門的職工下崗,農村則有日益增加的15千萬待業的勞動者可用,中國的勞動力大量剩餘,加以容易取得政府支持的信貸,這時外資(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的資本,但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亦然)就更便於按照己意改組許多中國的製造業部門。到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40%以上源於境外直接投資。從那時起,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在發展中國家居首位,早在2004年即廣被預測會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FDI接受國。34)對中國市場有興趣的跨國公司此時已能趁機獲利。例如在1990年代早期投資失利的通用汽車(GM公司,1990年代末又重進中國市場,據報導, 2003年在中國的投資獲利遠高於在美國國內的公司。35)外來的投資者雖然在技術上不如當時已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但根據許多報導所云,比起本地私人部門實際上仍佔有優勢,本地私人部門在一些重大項目還不准投資,而且要為政府幹部和政府控制的銀行機構的腐敗付出隱性成本。這些都造成外來投資(包括海外華人)在製造業中比本地資本更佔支配地位。

但是這一大規模運動的法律制度基礎仍未確立。非正式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已經產生,特別是在城郊地區。強大的原始積累浪潮隨之而至。例如,村社領導人在與外來投資者談判時經常實際握有村社土地和資產的產權,後來這些產權就給確認為歸屬他們個人,事實上是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把公共土地圈成少數人的私產。汪暉寫道,在這混亂的過渡中,「大量國家資產合法地和非法地轉化為少數人的經濟利益。」(36)即使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土地和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也很盛行,特別是在城市地區。然而,2004年私有財產權終於堂而皇之地載入中國憲法,標記了對本地企業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認可,這更合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慣例。中國共產黨已允許企業主加入,這可能會出現類如 “公─私”共治的體制,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政權即以此為特徵。

簡言之,中國經歷了一場資產者與資本家階級徹底形成的過程,而不像在美國那樣,是一個前已存在的階級權力的復辟)。37)社會不平等當然從未消除中國經濟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城鄉差別甚至形諸法律。但在改革條件下,汪暉寫道,「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轉化為階級和階層的收入差別,從而促成了社會分化。」(38)於是中國也很像美國的雷根時代所曾發生的,逐漸發展成一個非常獨特(而且幾乎可確定是不穩定的)混合體,結合了由政府指令用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融資建設基礎設施項目,與更不受約束的新自由主義式私有化,加上在威權統治下鞏固階級的權力。隨中國向外貿、資本流入和外國影響開放而至的壓力和機會,無疑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過一段過渡期後,在世界市場基本上勢必得遵從新自由主義的規則。但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力與其運用威權手法自如的能力,以及轉軌過渡過程的特殊情況,使中國具有一些非常獨特的特點。中國的模態能否藉中國在世界的強大競爭力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常規道路產生強烈的影響,仍難立判。鑒於內含在新自由主義中的反民主傾向較為隱而不顯,中國明顯的威權體制特別令人憂慮不安。這麼說的言下之意是,轉向新保守主義(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某些歐洲國家,義大利尤其明顯),可能是內在於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傾向的加深,而非徹底的背離。而中國的競爭壓力可能會為朝向威權體制發展的這個趨勢增添動力。

然而,中國不是唯一在全球具有潛力的競爭者,僅舉兩個其他的例子,在俄羅斯和印度發生的階級改組,其影響也可能越過國界。39)像在坎昆會議中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其他國家之間形成的新的體系聯合,很能標記在全球政治中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勢力,冷戰時期世界分為對峙的兩大陣營,1955年聚集於萬隆的國家另組成一個不結盟國家的集團,而在坎昆會議形成的聯合即使不比不結盟國家集團更具發展潛力,也同等重要。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顯示,我們所面對的絕不是單純從某個霸權中心“出口”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被看成一個沒有中心的不穩定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的特徵是各地區的不平衡發展和諸多生氣勃發的政治經濟權力中心之間強大的競爭壓力。

五、成就:再度盛行以剝奪達成資本的積累

要怎麼樣才能說轉向新自由主義已解決了資本積累趨緩的問題呢?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上,新自由主義乏善可陳。1960年代,全球總體的經濟增長率大約3.5%,即使在困頓的1970年代也只跌到2.4%。但後來的198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只有1.4%1990年代則為1.1%,而自 2000年以後只近乎1%,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對刺激世界範圍的經濟增長大體是失敗的。40)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會給說服相信新自由主義是不二法門 the “only
alternative”
,而且成績斐然呢?有兩個原因尤為重要: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變動越來越劇烈,使某些地區靠犧牲其他地區而至少暫時得以有長足的輝煌成就。例如,若說1980年代主要屬於日本、亞洲小虎和西德,而1990年代屬於美國和英國,那麼同理,接著會另有其他地區獲得經濟成就,這一此起彼落始終有某個地區經濟表現出色的事實卻掩蓋了新自由主義總體上失敗的實情。第二,從上層階級的立場來看,新自由主義的成就宏偉。它或在美國和某種程度在英國讓統治精英重拾階級權力(見第二節),或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及其他地方創造了形成資本家階級的條件。這兩種情況的要害都在於不平等的擴大。41)藉著上層階級控制的媒體,便可大肆宣傳這樣虛妄不實的論調:經濟失敗的地區是因為競爭力不足,這種論調得逞後,就便於搞更加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這種謬論還說,企業的冒險和創新會提高競爭力與刺激增長,而一個區域內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對鼓勵企業的冒險和創新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底層階級的生活條件惡化,那也是因為他們由於個人和文化的原因,未能用心受教、具備基督新教勤儉致富的工作道德、服從工作紀律、敏於適應工作變動等等,以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簡言之,會出現各自特有的問題,都是因為缺乏競爭力,或者個人、文化和政治上的缺陷。這套謬論繼續說,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該也才能生存。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就這樣被鋪天蓋地的意識形態說辭與過於將危機歸因當地因素給遮掩住了。

如果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把既有的財富重加分配而不是增加生產擴大財富,那就得找到轉移資產的方法,把民眾的財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給上層階級,或從貧弱的國家轉給富裕的國家。我曾在別處以剝奪達成的積累目說明了這些轉移財富的機制。42)馬克思曾揭示過資本主義初興時期的初始原始資本積累,我所謂的剝奪達成的積累馬克思所論者同,意指持續擴展的資本積累行徑。這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像近來墨西哥與印度那樣的強行把農民逐出農村;將公共、集體、國有等各式各樣的產權轉化為私人獨佔的產權;壓制平民百姓的權利;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壓制本地的生產和消費形式;用殖民、新殖民與帝國主義的方式佔有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資產的過程;交易和稅收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地租的貨幣化;奴隸貿易(這仍在持續進行,特別在色情的性產業中);高利貸和國債,而最有破壞作用的是,利用信貸體系作為原始積累卓具成效的手段;國家政權因壟斷了暴力和規定何者合法的權力,在支持和促進這些原始積累過程上,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我們現在還可在這一系列機制中加上許多另外的手法,如:從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中汲取租金,減少或者取消用一代(或不只一代)的社會民主的階級鬥爭贏得的多種公共財產權利(如國家撫卹金,有薪假期,公費教育和公費醫療)。例如,智利在獨裁統治下首開先河把所有由國家管理的退休養老金私有化,而這成了美國新自由主義念茲在茲的目標之一。

從“初始”和“原始”積累的角度論及中國和俄羅斯近來的事件或許說得通,但最好把美國與其他地方讓資本主義精英重獲階級權力的所作所為,看成正在進行的用剝奪達成積累的過程,這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快速躍居主導地位。我挑出四個主要部份加以論述:

1、私有化

把迄今猶存的公共資產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標記新自由主義計畫的特點。其主要目的是在原本不計盈虧的部門為資本積累打開新的場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水、電信、交通運輸等所有的公用事業、社會福利(社會住宅、教育、健康醫療、退休養老金)、公共機構(如:大學、研究實驗室、監獄)甚至戰爭(與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武裝部隊一道行動的私人承包商部隊很能說明這點),凡此種種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私有化了。由「世界貿易組織」所謂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所確立的知識產權,把基因材料、物種血漿以及其他產品的所有形態都規定為私人財產。使用生物藥劑的民眾對這些基因材料的研究發展本具有關鍵作用,這時反要為此而付費。盜用生物資源甚為猖獗而大肆掠奪世界儲備的基因資源則讓少數大製藥公司獲利。全球共有的土地、空氣、水日益損耗殆盡,生存環境惡化之處大量激增,使得農業只能以資本密集的方式生產,這也同樣是用各種方式把自然界全面商品化的結果。文化形式、歷史和創意經由觀光旅遊而商品化,造成全盤的剝奪(音樂產業已因佔有和利用民俗文化及基層民眾的創意,而臭名昭著)。如同以往,政府的權力經常給用來強制推動這些過程,甚至不惜違背民眾的意志。逼退旨在保護勞工和環境不致受害的管制體制,諸多權利也就不保。依新自由主義的正統教義推行的所有剝奪政策中不乏極端惡劣者,把國家退休養老金、社會福利和國家健康醫療這些經多年艱苦的階級鬥爭才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利又反過來轉交到私人領域,就是其中之一。所有這些過程都等於將資產從公共和民眾的領域轉而納入私人和特權階級囊中。羅伊(Arandhuti Roy)在論述印度的情況時說,私有化就意味「將生產性的公共資產從政府轉手給私人公司。生產性的資產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森林、水、空氣。這些都是政府受它代表的人民委託代管的資產……攫奪這些資產,把它們當股票賣給私人公司是個野蠻的剝奪過程,規模之大史所未見。」 43

2、金融化

1980年以後掀起的強大金融化浪潮,以投機與弱肉強食為特點。國際市場上金融交易的每日成交量從1983年的23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億美元。2001年的每年成交量有40美元,相較之下,支持國際貿易和生產性投資,估計僅需要8000億美元。44)解除管制讓金融體系成為藉由投機、掠奪、詐欺和盜竊重新分配財富的主要中心之一。股票促銷、龐吉詐術(Ponzi schemes)、因通貨膨脹而整體資產的毀滅、用併購剝奪資產、提高債務責任使整體民眾(甚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都淪為債奴,更別提公司詐騙、用操縱信貸和股票剝奪資產(藉股市崩盤和公司破產掠奪退休基金,使其遭受大量損失),凡此種種都成了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主要特點。資本所有者用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s)付給資本管理者報酬,兩者的利益藉此結合起來,遂極為看重股票的價值。如我們現在所知,這造成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大量財富因而以犧牲許多人的利益為代價流到少數人手裏。恩龍(Enron公司舉世矚目的破產,很能代表剝奪許多人的生計和養老權利的普遍過程。此外,我們也應注意對沖基金(hedge funds)與金融資本的其他主要機構利用股票投機掠取利益,因這是在全球用剝奪達成積累的真正最重要的手段,即使這被以為給了資本家階級“分攤風險”的正面利益。45

3、危機的管理與操縱

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的金融操縱都有投機泡沫的特點,而且還經常是詐騙性質的泡沫,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過程把觸發“債務陷阱”作為以剝奪達成積累的主要手段。46)在全世界製造、管理和操縱危機,已經發展成刻意把財富從窮國重加分配給富國的高明手法。1979年,弗克爾突然升高利率,借款國必須償付的債務利息在美國國外收入中所佔的比例便提高了。像墨西哥之類的一些國家被逼破產,只好同意經濟結構調整。美國宣稱自己是個安排紓困資金以維持全球資本積累的穩定和正常進行的高尚領導者,但美國同時也在墨西哥當地發生危機時運用本身強大的金融勢力,為掠奪墨西哥經濟大開方便之門。這就是美國財政部/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複合體最擅長在各地幹的勾當。1990年代,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格林斯潘就有幾次用了與弗克爾同樣的策略。在1960年代,個別國家並不常發生債務危機,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卻屢見不鮮。發展中國家幾乎都難以倖免,在像拉丁美洲這些地方,這類危機的頻率之高,已可視為當地特有的痼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些債務危機被策畫、管理和控制,目的既在把資本主義體系合理化,也在重新分配資產。韋德和弗納羅索(Wade and
Veneroso
在論述19978年由美國對沖基金的操作而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時,切中要害:

「金融危機總是把所有權和權力轉移給那些得保資產安然無恙和有能力創造信貸的人,亞洲的危機也不例外……西方與日本的公司無疑是大贏家……大幅的貨幣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的金融自由化與其促進的經濟復蘇,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更加速了國內資產向國外的轉移,規模之大為過去50年來舉世在和平時期所未有,連19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或1994年墨西哥的國內資產向美國所有者的轉移,也相形見絀。這讓人想起米倫(Andrew
Mellon
)說過的話:“在蕭條時期,資產回到它們正主兒的手裏。”」47

這完全與刻意製造失業產生大量低工資的剩餘勞動力以便進一步積累雷同。有價值的產報廢,喪失了價值。它們閒置無用,奄奄一息,直到握有流動資金的資本家加以青睞,大肆利用,才給他們注入新生命。然而,危險的是,危機可能失控,蔓延全局,或者民眾會蠭起反抗造成危機的體系。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危機和貶值,使積累可以靠剝奪達成,又不致引起全面的崩潰或民眾的反抗。由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複合體施行的結構調整計劃,負責讓積累得以靠剝奪達成,而有帝國主義強權的軍事援助撐腰的新自由主義買辦政權則在遭掠奪的國內職司確保不會發生民眾的反抗。但不久就出現了民眾反抗的跡象,首先是1994年在墨西哥的薩帕塔(Zapatista起義,其後便是在西雅圖奮力抗爭的反全球化運動所表現出的普遍不滿。

4、國家政權執行的財富再分配

國家政權一旦轉化成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機構,就成為再分配政策的主要執行者,社會民主派當權時期財富從上層流向低層階級實行再分配,這時則倒頭逆轉。先是實行私有化方案,並砍掉支持社會工資(social wage)的國家支出。即使在私有化看似對低層階級有利時,長期效果也會不利。例如,乍一看來,撒切爾在英國實行的社會住房私有化計劃似乎是送給底層階級的一個禮物,底層階級此時可以用較低的成本由租用轉為所有,獲得有價值的資產,增加他們的財富。但一旦完成了產權轉移,房產投機就接管了,特別是主要的市中心地帶,最終收買或強迫低收入人口搬出遷移到像倫敦這類城市的外圍,往昔工人階級居住的地區給改建成豪宅中心。在市中心區喪失了負擔得起的住房,造成許多人無家可歸,也使那些從事低薪服務工作的人上下班的路程非常之長。墨西哥村社農場的私有化成為1990年代制訂的新自由主義計畫的中心內容,對墨西哥農民的前途造成類似上述的影響,迫使許多農村居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尋找工作。中國政府也完成一系列嚴酷的步驟,損害人民大眾的利益,把資產交給一小撮精英。

新自由主義政權也用許多其他的方法謀求再分配,如:修改稅則以有利於投資收益而不是收入與工資,在稅則中提高累退的部份(如銷售稅)把原本由政府支出對所有人免費的項目改為使用者付費(如高等教育),以及給公司提供大量補貼與免稅等等。如今美國在聯邦、州以及地方各層級的公司福利計 劃等於把民眾的錢轉為公司的利益(直接的方式如補貼農業公司,間接的方式如給軍事工業部門訂單),非常類似於美國實行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稅,大量補貼高收入屋主與建築業。監視和警戒的加強,以及(如美國的情況)關押不服從的民眾,顯示嚴酷的社會控制發揮了更加邪惡的作用。在發展中國家,反抗新自由主義與以剝奪達成的積累可有更強大的力量,新自由主義政權很快便大肆鎮壓,甚至對像墨西哥的薩帕塔或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這類反抗運動發動小型戰爭(許多反抗運動現在可以隨便給指為恐怖份子以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支持)。48

事實上,羅伊(Roy)說,「維持七億人生存的印度農業經濟正被勒得喘不過氣來,生產過多的農民陷入困境,生產太少的農民也處境危殆,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因大莊園與大農場解雇農工而失業,他們全成群結隊跑到城市找工作。」(註49)在中國,據估計,如果要避免農村的混亂和反抗,在下個十年內必須以城市化吸收至少5億人。還不清楚他們在城市會做什麼事,雖然如我們所見,目前正在規劃的大量物質基礎設施設總會吸收由原始積累排斥出來的剩餘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的再分配策略繁複多樣,精巧細密,經常先用意識形態的漂亮說辭加以掩飾,但對弱勢人群和地區的尊嚴與社會福利損害極大。用剝奪達成積累的步驟正在加緊進行,全球的正義運動已花了許多工夫揭露其使用的手段和後果。再來的問題便是,對這些步驟的反抗歷來是怎麼被表述的,又怎樣能表述得更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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