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48期:《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中) 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中) 

 

 杜繼平

 

 

前國務卿赫爾阻止列入保留天皇條款

 

起關鍵作用的是1944年末離任的前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赫爾主持國務院期間,在19431944年花費許多時間討論戰後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制的存廢問題自然是其中的要項,陸軍部與海軍部也屢屢詢問國務院對天皇制的處理意見。由於無法準確預知廢除天皇制的後果,國務院內為此爭議不已,成了棘手的難題。直至194459才作成結論,提出建議案。要旨是:盟軍當局應採取盡可能靈活的策略,不對天皇制的存廢作左右袒,「我們不要公開表示反對天皇制,以免給日本軍國主義者提供可煽風點火的燃煤,撩起誓死扺抗、戰至最後一人的火焰。我們也不希望公開表示贊成天皇制,以免挫傷日本可能產生的廢除天皇制的人民運動。」(Hull 19481593)國務院認為,鑒於日本人對天皇的狂熱信仰,從外部廢除天皇制可能無效。如果日本人決意維持天皇制,僅僅逼天皇退位,並無法根除天皇制,盟國若要防止天皇復辟便可能須無限期軍事佔領日本。因此,上策是先不明確表示對天皇制的態度,而把盟軍佔領當局的權威置於天皇與日本政府之上,暫時利用天皇在日本的威望幫助盟軍佔領統治日本,以俟佔領當局能有效治理日本,降低對天皇制有限度的利用。若日本人民興起廢除天皇制的大規模運動,只要不危及法律與秩序,盟軍當局便不要加以制止,並不再利用天皇作為政治工具。(Hull 19481591-1592

 

 

不過,到了1945年中期,陸軍部長史汀生與格魯同調,為了避免因攻佔日本本土而造成大量傷亡並遏阻蘇聯藉對日作戰之際擴展勢力,希望在進攻日本本土之前對日本讓步,以同意日方要求的保留天皇制來與日本謀和。194572,史汀生與當時代理國務卿的格魯、海軍部長弗瑞斯特(J.V. Forrestal)共同商定,根據格魯原先提交給杜魯門的底稿加以修訂,重擬一份《公告》草案,其中明言:若日本能保證不再有發展軍國主義的侵略意圖,盟國便可允許由當前天皇領導的君主立憲。這事實上就把原本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改成了有條件投降。76,甫接任國務卿的貝爾納斯臨赴波茨坦會議之前,以電話告知赫爾草案的要點,徵詢他的意見。赫爾當即表示反對保留天皇制,並說這個主張「太像在姑息日本,尤其在我們堅決維持無條件投降的立場之後。……這看來是在保證天皇繼續在位,也確保了天皇座下的統治階層的封建特權。……必須剝奪天皇與統治階級的所有特權,在法律之前與平民一律平等。」716,赫爾又打電報給在波茨坦的貝爾納斯說,沒有人能確知答應日本保留天皇制就一定可讓效忠天皇的日本官民鬆懈鬥志,減少盟軍的犧牲,並縮短戰爭。萬一此計不售,反倒使日本人以為盟軍示弱,更激勵其士氣,那麼美國國內就會隨之引發可怕的政治影響。(注3)因此,他建議待盟軍大肆轟炸日本與俄國參戰後再發表公告。第二天,貝爾納斯馬上告知赫爾,公告推遲發表,並且刪除保留天皇制的承諾。(Hull 19481593-1594

 

 

《波茨坦公告》未提及天皇制的存廢問題,僅表明應「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建立傾向和平且對人民負責的政府」(第十二條)。其他的重點是:永遠清除欺騙、誤導日本人民妄圖征服世界的當權者與有影響力者,徹底根絕軍國主義(第六條);佔領日本,直至建立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新秩序以及摧毀日本發動戰爭的力量為止(第七條);貫徹實施《開羅宣言》的條款(第八條);審判戰犯,掃除不利於日本人民恢復並加強其民主傾向的所有障礙,確立言論、宗教、思想的自由,以及尊重基本人權(第十條)。這些條款日後成為盟軍佔領日本的基本政策。

 

日本重臣的謀和行動

 

在日本方面,自1944年後半期,能否捍衛天皇制國體已成和戰決策的關鍵。主戰派與主和派就維護天皇制的有效方法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早在19426月日本於中途島戰慘敗,聯合艦隊的骨幹遭到摧毀後,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連嘗敗績,喪失了海權,戰局急轉直下,日本已呈頹勢。而在歐洲戰場上,19432月德軍於斯大林格勒之役重挫,10月義大利投降,法西斯軸心集團可謂全面由盛而衰。日本統治階級中,憂心戰事不利,危及天皇制國體者日多,停戰謀和之議漸興。其中最具份量也最積極者為曾在1937年後三次組閣擔任首相、發動侵華戰爭的近衛文(麻呂)
公爵。
19446月,盟軍在諾曼地登陸後,勢如破竹,德軍無招架之力,敗戰可期,同時日軍則在太平洋的戰略要地塞班島失利,日本本土完全暴露在美軍的空襲區內,再無扭轉戰局反敗為勝的可能,日本軍方大本營見大勢已去,做出「迅速結束戰爭」的結論,寄希望於與日本訂有《日蘇中立條約》而尚未對日宣戰的蘇聯出面斡旋求和,惟一條件就是必須捍衛天皇制的國體,若天皇制不能維繫則「唯有一億人戰死」(信夫清三郎 1982411;栗原健 2000[1985]150-151)。近衛文(麻呂) 見戰敗之勢已不可挽,遂於72把對時局的見解撰述成文,交給裕仁天皇信任最專的皇宮內大臣木戶幸一,文謂:為了維護國體,必須迅速停戰,否則在內外瀕危下,終將發生共產革命。木戶閱後深有同感,兩人聯合曾任首相的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等重臣與財閥代表藤山愛一郎於718共同推倒了強硬主戰的東條英機內閣。東條雖倒,但近衛立即停戰以維護國體的主張仍未獲得日本統治階級大多數人的支持。軍方的強硬派認為要捍衛天皇制只有誓死決戰一途,而主和派也大多仍期望在獲得一定的戰果後再謀求較好的停戰條件,天皇亦持此議。近衛將19447月的見解與親信吉田茂等人商議修改後,寫成奏摺,於1945214晉見裕仁天皇時上呈,此即著名的近衛奏摺。奏摺劈頭便說「戰敗勢不可免」,接著從避免共產革命,以確保國體的角度,析論盡速停戰的必要:「戰敗應該說是我國體的一大污點,但美英的輿論迄今還沒有發展到要變更我國體的程度(當然,在一部份人當中有過激言論,而且將來如何變化也難以預測)。因此假如只是戰敗,國體上尚無須憂慮。從捍衛國體的立場來看,比戰敗更值得憂慮的是伴隨戰敗可能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細細想來,我國內外的形勢,現在正向共產主義革命方向迅速發展。……在戰敗必至的前提下,把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繼續下去,那就完全上了共產黨的當。因此,從保住國體的立場出發,深信應當儘快設法結束戰爭。」近衛在奏摺中指控,喊出「一億玉碎」的軍部好戰派受到名為「右翼」實為「披著國體外衣的共產主義」左派的煽動,「企圖由此使國內陷入混亂,最終達到革命的目的」,因而要求天皇果斷肅清軍部的好戰派,以「從共產革命下拯救日本」。(升味準之輔 1997[1988a]809-811;栗原健 2000[1985]171-172)然而,裕仁並未接受近衛的意見,他告訴近衛:「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按:即日本戰敗後向盟國投降的軍方代表)上奏稱,今日日本如有乞和那樣的事,美國將大膽要求廢除天皇制,故也危及國體,結果是即使乞和也危及國體之繼續存在,如果作戰,則萬一找到活路亦未可知。」近衛答稱:「格魯及美國領導機構的想法,並非持皇室取消論,但如果戰爭仍繼續進行,國內外形勢惡化,則將會觸及天皇制。」但裕仁回以,無論如何「須獲得一次戰果,否則就很難說了。」(信夫清三郎 1988[1982]424-425

 

 

美日主和派互通聲息

 

從近衛向裕仁報告格魯等人有意維持天皇制,可知美日的主和派雙方有密切的連系。事實上,自19449月以近衛文 (麻呂)為首的日本主和派便通過瑞典駐日公使巴格(Wider Bagge與美國駐外使節洽淡停戰條件。19454月起日本派駐瑞士的海軍武官藤村義一與陸軍中將岡本清福、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等人也先後跟美國「戰略事務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歐洲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按:即1953-1959年擔任美國國務卿、主導美國冷戰戰略的約翰.杜勒斯的胞弟,1953年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積極接觸,探詢停戰方案,希望早日止戈,以解日本內外交困的危局。美國國務院也授權艾倫.杜勒斯與日本主和派商談和平條件。(栗原建 2000[1985]180-181Toland 1977[1970] 213-217)艾倫.杜勒斯從中力促其事,向國務院、白宮報告日方的意見。1945512,也就是前述格魯致函陸軍部長史汀生為日皇與主和的重臣美言,要求改變對日戰略,與日皇、重臣合作,鞏固美國戰後在日本的地位,以防止蘇聯勢力擴展之日。艾倫.杜勒斯報告白宮說,格魯的主張可為與日本談判之資,日本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稱日本願在蘇聯攻擊之前與美、英和談,唯一的前提條件是,盟國同意「保留天皇為防止日本轉向共產主義的唯一屏障」,加瀨表示,美國最精通日本事務的格魯與他的觀點一致。(Schaller 19851072,岡本清福中將透過第三者探詢艾倫.杜勒斯美國會給日本什麼條件。杜勒斯答以盟國會允許保留天皇制。(Bergamini 197276)杜勒斯透露的正是史汀生、格魯與海軍部長弗瑞斯特商定的《波茨坦公告》草案內容。但日本主和派藉由杜勒斯的管道談和的努力,並未成功。日本強硬主戰的海軍軍部總長豐田貞一大將認為杜勒斯的謀和舉動是美國企圖削弱日軍鬥志的謀略,不足采信。裕仁天皇及其親信內大臣木戶幸一與外長東鄉茂德則因不知美蘇在19452月訂有雅爾達密約,蘇聯已決定對日宣戰,猶幻想利用美蘇矛盾,並讓出1905年在日俄戰爭獲得的利益,以力止蘇聯參戰,故採取請蘇聯出面斡旋停戰的決策,不考慮與美國和談。(Bergamini 197275Toland 1977[1970]215-217;栗原健 2000[1985]182)美國方面亦有赫爾的阻攔,此議遂胎死腹中。美、日兩國的反共保守派為減少各自人員、物資的損失與反蘇防共而共謀保留天皇制的意圖雖未在二戰期間得逞,但隨著戰後時局的變化,他們終於能夠攜手合作,在反共的共同利益下把保留天皇制的共識化為現實。

 

 蘇俄參戰加速日本投降

 

 《波茨坦公告》雖未明確同意維持日本當局最關切的天皇制,但主和派的外相東鄉茂德看出其中藏有玄機,主張暫不表態,本有議和傾向的首相鈴木貫太郎在主戰派的強大壓力下,卻悍然表示《公告》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不值一顧,繼續號召進行本土誓死決戰。(栗原健 2000[1985]216)自1944年末,日本已失去制海、制空權,美國的B29轟炸機長驅直入,用破壞力強大的燃燒彈先大肆轟炸東京、橫濱、名古屋等政治、經濟、軍事重鎮,再及於中小城市,日本全國的大片地區被夷為平地,化成焦土,人民死傷枕藉,數百萬幢房屋遭毀,流離失所者逾一千三百萬,兼且工業生產大幅下降、糧食嚴重短缺,物資極端匱乏。人民受戰火荼毒,已至於此極,但此際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階級念茲在茲者唯確保天皇制,仍置生民疾苦於不顧,妄圖作無望的困獸之鬥,終於引來194586美軍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慘禍。(注4)接著,蘇聯於88對日宣戰,89出動百萬大軍進逼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岌岌可危。廣島原子彈的威力固然驚人,但真正震憾日本當局的是原本寄予調停戰爭厚望的蘇聯竟然參戰,以重兵相脅,日本完全陷於孤立無援,有條件和談的希望頓然徹底破滅,成為泡影。1945年5月11-14日日本戰爭最高指導會議的決議就說:「當日本現正傾賭其國力與英美作戰之際,果若有蘇俄之對日參戰,則將制帝國之死命,故不論帝國對英美之戰爭局勢如何,帝國有努力防止蘇俄參戰之必要。」(服部卓四郎 19561953〕:244)蘇聯既已參戰,這時除了投降,已別無他途。(注589上午,驚悉蘇聯宣戰的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為議決投降事宜,召開戰爭最高指導會議。代表主和派發言的外相東鄉茂德主張在不變更天皇制國體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條件,原本要求進行本土決戰的強硬派則堅持必須加上軍隊自主徹退、日本自行處理戰犯與盟軍不保證佔領三項條件。會議尚未結束,美國又於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但意見對立的雙方猶爭持不下,只得在當日晚上近十二點由日皇主持御前會議,經爭議兩個多小時,才由裕仁於810淩晨二點三十分親自裁斷,支持了主和派的意見。(栗原健 2000[1985]2-6217-218

 

 杜魯門為反蘇聯而軟化投降條件

 

 810日清晨,日本外務省向美、英、中、蘇四國發出電文,重點謂:「日本政府準備接受1945726在波茨坦發佈的聯合公告條款……據日本政府的理解,上述公告並不要求損害天皇身為最高統治者的權利。日本政府誠願此一理解確實無誤,切望迅速明示。」杜魯門當天上午九點便把國務卿貝爾納斯、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弗瑞斯特、海軍上將李海等人召至白宮,詢以:「我國有許多人認為日皇是我們承諾要加以摧毀的日本體制不可分的一環。我們能保留天皇制卻期望消除日本的好戰精神嗎?我們曾為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奮戰,附有這麼大的但書的信息,也能看做是無條件投降嗎?」一向主張保留天皇制對美國有利的史汀生,重申此議,李海上將也認為僅就利用日皇以促日本投降而論,應接受日本的意見。貝爾納斯則反對說,在目前的情勢下,該提條件的是美國而不是日本。弗瑞斯特提出折衷案說,可答覆願接受投降,但定下明確可實現波茨坦公告意旨的投降條件。杜魯門同意弗瑞斯特的意見,請貝爾納斯起草覆文。(Truman 1965a[1955]471-472Byrnes 1947:209)杜魯門解釋說,他之願與日本人妥協是恐怕再遷延時日,俄國部隊會向中國東北推進太遠。當時美國認為蘇聯的力量深入中國後會支持中共助其打敗國民黨政府,取得政權,沒有料到蔣介石與史達林最後完成交易,取得史達林支持其主政中國的承諾,雙方於814簽訂了《中蘇同盟條約》。與聞此次會議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在日記中說,這次會議的整個論調看來在決意遏阻蘇聯擴張勢力,其他考慮皆屬次要。(Schaller 198517-18

 

 

  對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的投降聲明,在同盟國中以英國的態度最為積極。英國外交部的日本專家桑姆森爵士(Sir George Samson)自1942914便被派任駐美大使館的公使,負責與美國協調東亞政策,他與美國國務院的日本派格魯、博頓(Hugh Borton)關係密切,意見相近,且更為保守,力主若要維持日本戰後秩序的穩定,必須保留天皇制與明治憲法的框架。英國外交部採納他的主張做為對日政策的依據,不但支持保留天皇制,甚至反對美國將日本改造為英美式民主政體的政策。(Buckley 198210-1154-70)(注6)但屬英國聯邦的澳大利亞則與英國迥不同調。澳大利亞深受日本侵略之害,在太平洋戰爭中與美國並肩作戰,出力甚多。澳國政府獲悉日本聲明後,即刻致電英國堅持要求廢黜侵略的禍首日皇,倫敦敷衍以對後,澳國再急電華盛頓:「……日本人以天皇的名義幹了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毫不含糊地廢除天皇制是動搖日本人以為天皇具有神格的信念的根本之道,天皇制不除,日本人會依然故我,只不過把再度在太平洋發動侵略,推遲到下一代罷了。……我們反對接受日本企圖附加在波茨坦條款上的投降條件。」(Bergamini 197290-91)但美國並未接受澳大利亞的意見。如前所述,赫爾主持國務院時便有利用天皇為佔領統治日本的政治工具的建議,貝爾納斯據此與《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寫成答覆日本的照會,要點是:「自投降之時起,天皇與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就聽命於盟軍的最高統帥,最高統帥將採取他認為宜於實施投降條款的措施。……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將根據《波茨坦公告》,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確立。」(Truman 1965a[1955]473)覆文經英、蘇、中三國同意後,於811發出。

 

 

  《波茨坦公告》沒有明言廢黜天皇,事實上已為保留天皇制留下餘地。正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報告所說:「由於《公告》沒有規定廢黜天皇,可以假定他尚能繼續當天皇。」(引自劉世龍 2003371)美國的覆文重申《公告》對日本制體的立場,主和的日本外務省官員心領神會其中奧妙。812獲悉貝爾納斯覆文的外相東鄉茂德雖覺得覆文的條件嚴苛,頗感為難,但針對「人民之意志」的提法說:「從實際的觀點來看,這並不是跨越不了的問題,但感情上難以接受。我認為人民不會在全民投票中反對天皇,到時天皇統治國家的權力就會得到明確的認可。……我認為天皇會拋掉個人的情緒,接受被宣告“聽命”於一個外國人的屈辱。」(Bergamini 197293)日本主和派勉強接受了覆文的條件,但主戰派則甚為激憤,主張再發照會力爭,若盟國不同意,不惜再戰。和戰雙方在81213兩日,幾經激烈爭執,末能定案,直到14日上午才由裕仁召集全體閣員與統帥部首腦等人開御前會議,裁斷接受覆文,並於15日正午宣讀投降詔書,正式結束了日本的侵略戰爭。(栗原健 2000[1985]8-19

 

注釋:

 

 

3:赫爾所指的是,由於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及在中國、南洋等地濫殺平民、虐待戰俘的殘酷暴行,令美國人對日本天皇及人民深惡痛絕,許多人認為日本人是毫無人性的野蠻民族,該當滅絕。19456月的一次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有三分之二的人主張把日本天皇列為戰犯,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要求處死天皇。(Schaller 1985316)這股怨氣直至日本戰敗,美國佔領日本後,仍未消歇。故若對日本天皇的處置失當,必將在美國國內遭受嚴重的抨擊。

 

4:美國對日本投放原子彈固有在登陸日本本土之前逼日本投降以減少傷亡之意,但另一重要考慮便是想獨佔戰後對日本的控制權,不願讓蘇聯在對日作戰中取得太多地盤,步德國分區佔領的後塵,故搶在蘇聯宣戰前先於廣島投第一顆,蘇聯出兵後,不給日本考慮投降的餘裕時間,便立即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以免給蘇聯乘勝追擊的機會。(參考:Horowitz 19741969〕:34-35

 

5:日本主戰派的要角海軍軍令部總長豐田貞一大將在戰後說:「加速日本投降的,俄國對日參戰的成份比原子彈要大。」英國官方編寫的戰史《對日戰爭》(The War Against Japan),也支持這種看法。(見Toland 1977[1970]329-330

 

 

6: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說:「有些盟國,特別是俄國與英國,要求將日皇列入戰犯的呼聲甚囂塵上。事實上他們最初提出的戰犯名單,日皇名列第一。」(Mac Arthur 1964288)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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