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期(2007年6月)把紅臉唱到底——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自鄧小平當權後中共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路線,一步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在地球南方的不少原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力量始終視毛澤東思想為他們的革命寶庫與精神支柱,印度的毛派便是其中之一。由於多種原因,我們鮮見對世界各地毛派運動較為深入的報導。去年大陸的郭宇寬先生到印度對印度毛派的思想與實踐作了調查採訪,我們雖不同意郭先生在文中的個人觀點,但認為這篇報導實事求是地描述了印度的毛派運動,沒有反共八股令人作嘔的臭味,很有助於讀者了解印度毛派的實際情況,爰予全文刊出。──編者

把紅臉唱到底

——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分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泊爾的政治動盪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持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的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佈的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4月印度總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党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一、他們為什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什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什麼?他們是恐怖分子麼?他們是“紅色魔鬼”麼?他們的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何方?

四、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邂逅“毛份子“與“毛份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份子又稱納薩爾運動分子,根據法國解放報的06418報導,毛份子的行動和實際控制地區達到“印度國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據印度員警機關的估計,各派別(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
PGA 等互不隸屬但是結成聯盟並相互支持的組織)的毛份子總共在全國僅核心幹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們的武裝擁有約6500支正規武器和大量自製武器;官方公佈的統計資料從20002004年平均每年毛份子發動的武裝襲擊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約500人。

從這些資料看毛份子在印度確實無處不在,但筆者在印度卻發現這種資訊很容易被誤讀, “行動和實際控制”的含義很難確定,和尼泊爾不同,在印度毛份子雖然在叢林地區有很多訓練營地,但並沒有在一個行政區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在毛份子力量較為強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黑夜,他們的網路遍佈全國,只是有些地方實力較為強大,有些地方較為弱小而已。至於印度毛份子具體有多少,我更是懷疑官方資料的準確性,連毛份子自己恐怕都給不出準確的資料,因為很難界定什麼是核心幹部。而且由於各毛份子派別組織形式和成員認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隸屬,甚至沒有比較準確的資料來表示印度的毛份子總數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說崇拜毛澤東的人,全國有幾億,我決不會吃驚,不過我從毛份子口中聽說在全印度毛份子武裝的專職戰鬥人員大約不到一萬人。

由於在印度毛份子是被政府打擊的目標,被歸類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幹在公開場合也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他們作為地下黨,如果要搞活動和宣傳的話都用一個“黨名”,以各種隱蔽的形式出現,改頭換面為工會幹部,農會組織者,學生組織領袖,左翼新聞記者等身份,幕後操縱很多活動,當有一起暗殺發生, 比如03年用炸彈襲擊Andhra
Pradesh
省省長chandrababu naidu之後,還有2000年刺殺前內務部長A. Madhava Reddy後都會有傳單標語宣佈毛份子對此事負責,但在員警和公眾面前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毛份子同情者”。

由於毛份子武裝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殺一類的“革命行動”,是被政府通緝的目標,再加上他們的精神導師來自中國,所以在印度作為一個中國人採訪毛份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幾種事可能發生,一,一個中國人在印度和毛份子接觸會讓員警當局感到敏感,也許會被懷疑是軍火販子,而被傳訊。二,給被採訪對象帶來麻煩,如果一個毛份子身份被披露,被眾多破不了案的刺殺綁架搞得焦頭爛額的員警,就會找上門來審訊此人,希望獲得情報。

我此次採訪的主要協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學教授,我們在一次在美國的純學術研討會上認識,由於都對社會公正問題比較感興趣,聊著聊著他就聊到了革命問題,他極為認同在印度搞武裝革命,並且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極為讚賞。這讓我非常吃驚,並激發了進一步的興趣,他跟我講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發生在中國的昨天,但卻發生在印度的今天。後來我才知道這位教授自己從學生時代就秘密加入了毛份子的週邊組織,後來長期扮演印度某省毛份子武裝和政府之間的聯絡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過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觸到了一些“毛份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農民這樣的底層群眾,但骨幹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識份子,我曾見到一位公開身份是某商業媒體編輯的“毛份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個大學生,讀了毛選以後,就加入了大學裏毛份子的組織,大學沒畢業就跑到叢林裏去參加了遊擊隊,他輕鬆地告訴我他曾經參加過6次刺殺地主的行動,都成功了。他們殺了地主以後,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會逃到城裏避難,於是他們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大多數情況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聲。他解釋這是以紅色恐怖來回擊白色恐怖。不過他自己在一次行動的籌備過程中不幸被捕,員警把他帶到叢林裏準備秘密處決他,幸虧他的同志們及時把消息捅給了媒體,在媒體的干預下,員警不得不把他帶去接受法庭審訊。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屬大多不敢出庭指認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農民更不會指認他,很多“毛份子同情者”對他聲援,結果在法庭上由於證據不足,他在法庭上大義懍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後被宣判無罪。他描述自己現在的工作是走出叢林在另一條戰線上和資產階級戰鬥。還有一個私立中學校長,告訴我他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但他會利用他的課堂傳播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甚至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喝醉了告訴我,現在他的職業身份是大學教授,但一旦為了革命需要,他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後來我放棄了去搞清楚,誰是毛份子,誰是“毛份子同情者”。我的採訪是非常謹慎低調的進行的,大多數時間我以瞭解印度社會的名義,到處逛逛,和各階層的人顯得無意的隨便聊聊他們對於毛份子的看法。但反諷的是,一些“毛份子同情者”和我說起“革命行動”來,一個個很是自豪,激動處嗓門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個餐館,幾個人敲著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地避到了一邊,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別人聽見,會造成誤會。

和所有這些人的接觸獲得的資訊與公開的文獻資料相互印證,使我可以對印度毛份子革命的狀況作一個基本的判斷。

 

他們為什麼選擇毛的旗幟?

我曾多次詢問哪些堅定的毛份子有沒有聽說過,2005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的公開表態:“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他們要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中國與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中國境內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團體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他們的反應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麼奇怪,現在中國是走資派當權。”

 他們舉起毛的旗幟要從中國輸出革命的年代說起,共產主義運動在印度的萌芽幾乎和中國同時在上世紀初就開始了,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共產黨也是一隻活躍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暴力奪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印度走上了議會政治的道路,但議會民主並不能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種姓歧視,官員腐敗等依然困擾著印度社會,很多社會底層民眾有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絕望感。

而這時候中國成為了對印度充滿感召力的磁石,一個被投射了理想主義光芒的烏托邦。一位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告訴我,他那時還參加過一些以戲班子,演出隊名義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通常會在田間地頭舉行文藝表演,當把農民召集到一起以後,他們就會用類似說書的形式講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故事,在他們的描述中,中國原本和印度一樣甚至更加貧窮落後,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農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這個神話對於不瞭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印度農民來說會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更是給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針強心劑,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導性檔,其內容即為後來“輸出革命”的主要內容。我在印度見到一些毛份子能大段的背誦該文的內容,令人瞠目。該文以紀念抗戰勝利20周年的名義,總結了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党的領導”等一系列“中國革命的取勝法寶”,加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為當時推動“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戰略。這套革命理論給印度的革命者極大的鼓舞啟發,他們驚喜地發現,印度和中國都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傳統,都以農業人口佔大多數,革命在中國能取得成功,在印度為什麼不能?

1966,印共()西孟加拉邦委員會內,以查魯.馬宗達為首的一派由於對黨中央的路線不滿,秘密成立了“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中心”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下,1967年,以馬祖達為代表的革命家領導下,他們在西孟加拉邦以盛產大吉嶺茶著名的的納薩爾巴里村起義,這被看成印度人民戰爭的一個轉捩點。那並不是第一次造反,確是第一次被中國共產黨公開支持的造反,《人民日報》緊接著就發表社論,歡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讓他們至今都興奮不已。這場起義雖然不久即被撲滅,但它的“星星之火”卻傳播到了更廣大的地區,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彙聚加爾各答召開秘密會議成立了全印革命協調委員會(AICCR)。他們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個“新印度”,不過和中國共產黨不一樣的是,他們似乎比較忽略統一戰線的鬥爭策略,在革命還沒勝利他們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興無滅資”的底牌。“納薩爾運動”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佈:“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他為革命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遊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比中國的革命者更加激烈地宣稱:“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馬祖達這樣的革命家都是出生最高的種姓婆羅門,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資產階級或者地主家庭。

也許是因為他們這種革命理論的極端性,使他們很難在一個地區徹底站穩腳跟,在我和毛份子交流的過程中,我多次聽到他們說,“我們總有一天會有一個自己的‘葉南’”,我已開始沒有反應過來,後來才明白他們說的是延安。但幾十年來即使在一些毛份子勢力強大的地方,也基本是“員警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夜晚”。同時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斷分裂之中,其中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說中國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噴嚏,1971年林彪墜機給了印度毛份子當頭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為他們把林彪當作了毛澤東軍事理論的繼承發揚者;1972年,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森握手言歡,又導致了毛份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國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讓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落入修正主義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淪陷一樣讓人五內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於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叢林,放棄了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議會政治,而那些堅持下來的革命者在更加艱難的環境下鬥爭,並且更加執著。除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最近幾年毛份子們的鬥爭重點從土地改革和工會運動,擴大到了反對全球化,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及反對種姓制度,這樣有助於擴大他們的支持面。當一個失業的工人,一個破產的農民或一個無法養家糊口的手工業者,對生活感到絕望的時候,也許一個身邊的熟人就會和他談心:“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富裕,而你這麼貧窮,不是因為你不努力,不是因為你不夠聰明,而是因為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為什麼不和我們一起把它砸個稀巴爛。”

可以確信的是只要一個社會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存在,毛理論就能夠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的旗幟就會繼續飄揚,就像我曾經問一個毛份子:你們為什麼要把毛澤東當作神一樣敬拜麼?他回答: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他們為什麼唾棄選舉?

通常的觀點,毛份子的政治主張諸如社會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窮人福利,為包括共產黨(CPICPM)在內的大多數黨派所贊同,至少不反對,不同的是其他政黨的共識是需要用漸進的議會政治的道路來實現社會改良,而毛派公開宣稱議會政治是骯髒的,用暴力革命來打碎現有政治體制是唯一的出路。

難道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就無法在通過選舉參與政治麼?答案顯然不是這樣。即使共產黨中的左派(CPM)都有過非常好的選舉成績。比如在在擁有8000萬人口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產黨(CPM)從1977年開始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0611月剛結束的地方議會選舉中,CPM更是贏得了約37%的相對多數選票,以超過其他政黨的優勢大獲全勝獲得了175個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在選舉獲勝,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地方紅色政權。左翼組織在國會中也有62席,是國大黨及其聯盟和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分別擁有223席和187席之後的第三大政治力量,雖然沒有參加內閣,但確是國大黨和人民黨都不得不爭取的關鍵力量。

而各地毛份子雖然一貫抨擊議會政治,也有過試圖參與議會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歡迎他們參加議會選舉,而不要搞武裝鬥爭。比如在1985年有幾個毛份子派別參加了省議會選舉,在八個省,共推出130個候選人,但最後非常遺憾的只得到了2個席位。之後也有過很多次這樣的嘗試,甚至在1990年,毛份子的一個派別印度人民前線(IPF)獲得了印度國會的一個席位,當然同時它也暫時放棄了原來的武裝鬥爭,轉而“在議會進行階級鬥爭”。

但總的來說也許是出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態,毛份子的主流派系越來越表示出對選舉政治的鄙視,如果問他們為什麼曾經參加選舉而又落選,他們會解釋之所以參加只是為了進一步暴露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虛偽性。

不過毛份子堅持那些在選舉中贏得席位的政黨,都是靠賄選這樣的骯髒手段,即使共產黨也不例外,而毛份子們的落選恰恰顯示出他們的崇高。我相信他們講的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和中國一樣,印度也有比較深厚的腐敗文化,賄選更是非常普遍,很多農民都向我證明在選舉期間會有不少政黨的助選人員拿酒,食品,收音機等物品來和他們換選票,他們也很樂於接受這些。再加上根據2001年的印度全國普查,有34.5
%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會讀寫的文盲,更使得的選舉容易被當地有經濟勢力者操縱。

很難說清他們是因為堅持暴力革命而無法在選舉中成功,或是因為他們無法在選舉中獲得成功,而變得更加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那位公開身份是報社編輯的毛份子的對話,他在毛份子中被稱作為“理論家”,也許能比較全面的解釋他們的邏輯。

問:你們為什麼不考慮通過選舉來參與政治?也一樣可以為窮人爭取權益。

答:那沒用,參加選舉就意味著腐敗,意味著和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就像現在的印度共產黨,它已經背叛了革命理想,我們相信毛主席的教導,‘槍桿子裏出政權’,只有武裝鬥爭才能為人民大眾贏得權力,真正的權力。

問:什麼是真正的權力?

答:就是人民大眾可以說了算的權力。

問:不通過選舉,代議制,怎麼來代表人民大眾的真實意願呢?

答:我們當然有民主,不過不是資產階級那一套,我們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那才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民主,乾淨的民主。

問:為什麼建立了革命政權就不會有腐敗麼?有一句格言叫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你大概也聽說過。

答:理論上是這樣,不過我們的革命政權不會,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樣。

問:為什麼?

答:這很簡單,有個別資產階級分子混進革命隊伍會搞腐敗,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受壓迫的人民,他雖然有絕對的權力但他自己決沒有一點腐敗。

當時他眼中閃爍著不容置疑的光芒。

 

毛份子要幹什麼?

有一個問題讓我非常感興趣,就是假如這些毛份子真的掌握了政權,敢叫日月換新天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儘管有很多歷史經驗表明,即使革命政黨當權後,也可能背棄原來的原教旨主義態度,採取較為實用主義的政策。不過在一個有約四十萬人口的煤炭工業城市Godavari Khani,我瞭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們大致的社會治理理念。這裏由於大量的礦工家庭,工會勢力非常強大,曾經是納薩爾運動的重鎮,該地現在還有一些諸如人民廣場,列寧大街一樣的地名顯示出革命特徵,今天的礦工中依然有納薩爾運動的週邊組織和骨幹人員。

最初毛份子領導工人為了更好的勞動權益進行罷工鬥爭,在1980年舉行了一次持續56天的大罷工,並迫使廠方讓步,這是當地工人的首次勝利,為毛份子贏得了威信。

在領導工人取得了罷工勝利之後,毛份子們意圖在該地區的向腐朽的生活方式開刀,也許是工作壓力大的緣故,當地很多礦工都有酗酒的壞毛病,一下工就愛到酒館花天酒地,糟蹋錢不說,酩酊大醉回家還打老婆。毛份子的措施非常簡單,禁止礦工喝酒,有違反規定者,將召開批鬥會,並用鞭撻等方式使他們記住教訓。同時毛份子還宣佈,在該地區賣酒為“非法”,責令當地的酒館在限定時期內改行關門,賣酒比喝酒罪行嚴重的多,被視為“毒害工人階級”,如果超過限定時期仍然膽敢在礦區賣酒者,將被槍斃。誰都知道,毛份子可不是開玩笑的,也沒人敢拿自己腦袋開玩笑,幾天之內礦區一個賣酒的地方都沒有了,也再沒有人喝酒了。從效果上來看,礦工們無處消磨時間,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還能夠帶更多的工錢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礦工的妻子們也開始擁護毛份子。不過當後來員警重新獲得了該地區的實際控制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槍實彈保護酒館重新開張,並保護酒鬼們進去喝酒,如今該地區又恢復了常態,不過毛份子需要向政府示威時,酒館是一個比較主要的襲擊目標。

毛份子還有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大手筆,由於該地區大多數都是礦工家庭,產業單一,農副產品都需要從其他地方運過來。一些小販就把價格抬得比較高,雖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給本不富裕的礦工家庭增加了負擔,群眾意見比較集中,於是毛份子調查了周邊地區的物價後,張貼告示,給從柴米油鹽到禽蛋魚蔬都規定了“標準價格”,宣佈從今往後,如果有商販超過標準價格販賣貨物,將被宣判為奸商,加以懲處。這一套做法在整個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詢問一個毛份子,為什麼不辦個平價商店之類的,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物價,他不屑地說,那是資產階級的做法。

而毛份子最有威懾力的行動是放在打擊資產階級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該地區曾有兩個大礦的經理先後被刺殺,一個現在公開身份是工人的“前毛份子”認為,當時他們是很講道理,那兩個經理都以對待工人苛刻著稱,比如講工人覺得不舒服要請假,他們就不允許,或者要脅要扣工資。於是毛份子首先客氣地和他講道理,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份子將警告他在限定時期內必須改正;到時候如果工人群眾對他的態度仍不滿意;這樣毛份子就已經仁至義盡了,他們將宣佈此人為“階級敵人”,宣判其死刑,並派出特別行動小組來執行。政府方面經常譴責毛份子“濫殺無辜”,不過我可以感覺到在一些底層群眾中間,毛份子被當作除暴揚善的英雄。為了證明自己的隊伍是大公無私的英雄,而不是出於私仇的暴徒,我聽到海德拉巴的幾個毛份子告訴我曾有一個該省的革命同志,自己殺了他的親哥哥,因為他哥哥是個為富不仁的大地主,並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給了窮人,不管這個故事有沒有誇張的成分,他們對這種大義滅親行為的態度都頗讓我吃驚。

我曾採訪了Godavari Khani一個主要礦業公司的總經理veera reddy,當我詢問他對毛份子的看法時,他的回答比較謹慎:毛份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贊成,但他們推廣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過去印度礦工見到經理要叫“老爺”,現在大家都認同人是平等的。我問他,你現在還不害怕毛份子?他說,自己不怎麼怕,因為他和工人關係不錯,不過他補充,在有毛份子活動的地方,經理們都比較小心,會覺得有隻眼睛在盯著自己。他同時抱怨,我們現在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個小時就很不錯了,隨便遲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評他們,更不可能開除他們,是典型的大鍋飯。目前該地礦工的工資水準在每月250美元的水準,一個人工作就可以養活全家。

由於印度的農民是不用繳稅,而且享受政府補貼的,所以毛份子也要小心地不增加群眾負擔。他們通過一些被官方視為違法的手段籌措革命經費,除了在農村地區打土豪分浮財以外,還會綁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們認為為富不仁的人來要求贖金,他們甚至承認他們“偶爾”也通過販運大麻一類毒品來籌措資金,不過那是為了崇高的事業。而他們最主要的籌款對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築承包商和當地政府之間往往有不可見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是容易的籌款目標,在接到毛份子的通牒後大多會破財消災,息事寧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國某工程隊的管理人員,據說他們也曾遭到打著毛份子旗號的劫匪,他們事先通知工程隊雇傭的當地保安,某日某時要來工地拉鋼材,不得阻攔和報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過這些讓官方十分頭疼的事情,特別在底層群眾中並沒有什麼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農民都覺得毛份子這樣做很好,有人這樣對我評價“如果毛份子問誰要錢,他一定是活該。”

對於官方和西方國際社會把毛份子當作恐怖組織看待,很多人是不贊同的,因為印度毛派雖然製造了很多刺殺和炸彈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員,員警當局,大地主等“階級敵人”作為襲擊目標,從來沒有針對民用建築和公共場所。而且有毛份子還向我解釋,他們和紅色高棉不同,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的,只要不向員警洩露組織機密,即使退黨並且公開表示不同意毛份子的主張,也不會被當作叛徒。

 

毛份子向何處去?

我在印度的瞭解使我感覺政府依靠武力打擊是不可能消滅毛份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份子擁有的群眾基礎以外,印度法律體系的嚴謹和低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對於證據的強調,要證明一個人犯罪非常困難,印度沒有思想罪或者言論煽動罪,要證明一個毛份子殺過人更加困難,除非當場抓獲,或者在其據點連人帶槍抓獲,否則員警很難做什麼,一個毛份子只要不帶武器和紅寶書,走出叢林,宣佈自己是一個“毛份子同情者”,員警就拿他沒辦法,一旦政府的打擊減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槍開展武裝鬥爭。員警對於毛份子非常絕望,所以很多員警假如有可能的話就不會把毛份子帶上法庭受審,很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現場就將毛份子擊斃,彙報說毛份子負隅頑抗,或者把毛份子帶到郊外槍斃,偽造現場說毛份子要逃跑。有一個在德里毛份子告訴我,全國一年中被員警秘密處決的毛份子有上千人,一個海德拉巴的毛份子告訴我,僅在該省去年毛份子就有超過220個被殺,這個數字大概包括在戰鬥中被誤殺的平民,而根據人權組織的報告在過去的16個月中有211個毛份子被捕後被秘密處死。也許統計管道不同,我無從核實這個資料的可靠性,不過可以確信的是,殺戮和鎮壓反倒刺激了一些毛份子“唯有犧牲多壯志”的激情,很多毛份子懷著為革命同志討還血債的仇恨,把員警作為報復的目標,而這又更加刺激了員警對毛份子的圍剿,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在海德拉巴(Hyderabad)省,0410月在國大黨當選後在一批左翼知識份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欖枝表示願意和毛份子談判,毛份子們之所以接受談判的邀請,很大程度上是受重慶談判的故事的影響,也想利用這次談判,在政治上佔據主動,和談期間,雙方都宣佈停火,政府要求毛份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慮邀請其參加聯合政府;02Andhra
Pradesh
省和毛份子也舉行過類似的談判,但最後都以談判破裂,雙方重新開戰為結局。因為毛份子提出的條件最主要兩條,一是,審判曾經秘密處決毛份子的員警,為革命同志報仇;二是,實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這兩個條件顯然政府無法滿足。

包括毛份子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革命鬥爭何時能取得勝利,或者說應該向何處發展,有時來自尼泊爾或者委內瑞拉的消息會讓他們感到振奮,不過更多的時候他們處在被邊緣化的悲憤和焦慮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堅持到底”。但同時他們仍然有一種希望在支撐著他們,一是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核心人物都非常愛讀喬姆斯基的著作,那些資訊使他們相信,國際帝國主義勢力已近是強弩之末,多行不義必自斃;二是寄希望一個天才領袖的出現,帶領他們經過“長征”通向最後勝利,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革命也曾經經歷過漫長的低谷,曾有一個毛份子告訴我說:我們的革命現在非常艱難,目前勝利的希望很渺茫,但我們還是會堅持下去,一定會有一個天才的革命家領導我們走向最後的勝利。我問:什麼樣的天才革命家?他認真地說:那個人應該就是毛在印度的轉世靈童(incanation)。我開玩笑說:“不巧呀,毛的轉世靈童現在在北朝鮮。”他瞪了我一眼:“我們還會等待他的下一個轉世。”

 

寬容激進也是維護民主

通常人們提到印度,會聯想起簞食瓢飲的甘地,高貴的非暴力運動,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義,在這樣一個國家可以有人高舉暴力革命的旗幟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實際這是一種美麗的誤會,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宣導就並非政治舞臺上唯一一種聲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
)是更加偉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開走和甘地不同的抗爭道路,比如往議會丟炸彈,來表現對被英國人操縱的議會政治的不滿,最後被捕犧牲。在很多人看來,甘地不過是一個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沒有大量像巴加.辛這樣的革命志士,告訴當權者不要不顧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氣了,後果很嚴重”,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屑於和甘地這樣乾枯的老頭子坐到一張談判桌前。

很多歷史資料也證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實是一個保守的原教旨主義者。而印度教帶給印度社會的一個重要副作用就是種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時候,不願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勢力,宣揚一種相互妥協的觀點,比如不同種姓“不一樣但是平等”,“人的五個手指頭都不一樣長短,功能也不同,但沒有高下之分。”這種觀念是意圖調和種姓之間的矛盾,但卻不能使低種姓的知識份子滿意。而安貝德卡博士(Ambedkar)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擊者,這位來自達里茲(dalits,所有種姓中最底下的賤民)的傑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時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博士學位,而他對於甘地在種姓方面的保守態度怒不可遏。乃至於甚至表示過,假如不能讓低種姓享有平等權益,他情願讓英國人繼續統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統治這個國家。他帶領低種姓的群眾沖進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進入的神廟,到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飲用的水源去取水,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騷亂。還有更激進的力量乾脆組織了諸如達里茲黑豹黨一類的團體。但這些人的堅持卻使得印度的上層社會不得不傾聽來自弱勢族群的聲音,最後促成了給與低種姓階層在教育和就業等領域的一系列優惠保障政策。而安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後贏得了印度主流社會的尊重,他在印度獨立後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今天被稱作印度的憲法之父,幾乎在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塑像。

在印度這種對激進主義的同情乃至支持,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底層的情感。在主流知識份子中,也不乏毛份子的支持者,比如我採訪了德里大學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漢蒂(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場合都不會放棄為毛份子辯護的機會,把他們稱作“推進社會進步的一支積極力量”。而在奧斯馬尼亞大學(osmania university,為公立大學有五十多萬學生),一次和二十幾個社會學專業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小規模座談中,我作完演講,提問階段,我聽見不止一個人表示印度現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驚,就問他們有多少人持這種觀點,沒料到所有的人都舉起手來。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文化大革命,他們回答文革才能帶來平等。我向他們解釋,和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樣,其實文革中人和人的關係並不平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農階層來鎮壓原來的上層社會人士,順帶打倒所有政敵和潛在異見者,實際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不平等,並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力,而且工人農民通過文革在生活上並沒有獲得實際的好處,國家經濟經過文革處在崩潰的邊緣,除了“毛主席”一個壽終正寢的大贏家,人民受到的傷害至今都沒有完全恢復。我進一步解釋這意味著在印度如果來一次中國式的文革的話,婆羅門都得淪為賤民,大學教授和你們這些博士得去掃馬路,他們聽了面面相覷,有一個人大概覺得我是胡說八道甚至臉漲得通紅,拂袖而去。我又接著問:你們還有多少人認為印度應該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幾個人舉起手來,其中有一位是社會學系系主任,還有一位博士生後來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羅門。也許社會學專業的學者比較左傾(我說的左傾是國際語境下的,不是中國特色的那些所謂左派)一些,但仍然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下“一個人的毒藥,對另一個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後來我知道毛份子在這所學校號召力挺大,還有類似共青團的學生組織。

不僅在理想化的知識份子中間,在印度政府高層也同樣有一種對激進主義者的同情情緒。在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地發現,儘管在毛份子眼裏國大黨之流,都是資產階級分子,共產黨也是修正主義分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訴,共產黨當權的地方鎮壓毛份子比國大黨還要積極,徹底走上了反動道路,比如他們的領袖查魯馬宗達就是1972年在共產黨執政加爾各答被捕並死在獄中的。但政治家們通常對毛份子用比較包容的心態,比如當重要毛份子被捕的時候,很多地方政治家會呼籲公正審判,確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份子視為同盟軍,比如印共(馬派)海德拉巴省的省委書記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學者,在我採訪他時,他表示雖然共產黨對毛份子的激進做法並不贊成,但是他們的存在對於推進土地改革和社會公正也確實有積極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多用寬容的態度瓦解感化毛份子,而不是用光用鐵腕打擊,也是印度政壇的主流意見。比如06年初會議上總理曼莫汗·辛格在提醒毛份子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的同時提出了一個“兩條腿走路”的對策。除了採用有效的員警行動;還要使他們減少被剝奪和被拋棄的心情。例如進行一種寬鬆的招安和復興工作,並且在受毛份子控制的地區實施各種農村建設和改革計畫。如實行農村就業保證計畫,緩解農村高利貸盤剝,制止基層官員員警對農民的侵擾等等。甚至一位前任員警總監prakash singh,他和毛份子鬥了一輩子,退休後卻寫了很多文章,呼籲社會理解毛份子,呼籲政府把著眼點放在解決社會矛盾,而不是軍事打擊上。

 恰恰是這些寬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憲政已經根深蒂固的印度社會會爆發一場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裝革命,但那些喧囂的革命呼聲,卻在給社會敲響警鐘,讓養尊處優的既得利益者,不要過於被惰性麻痹,盡力去滿足社會變革的願望,緩和社會矛盾,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假如情緒被長久積壓,無法釋放,最後爆發出來會更糟。在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激進主義思潮當作一種社會發展中的非建設性力量,對於革命宣傳我是反感的,而在印度的觀察,讓我固有的觀念有了一些變化,也許在一個有足夠包容力的憲政框架下,適當的激進主義同樣有一些建設性的作用,就好像為了達成一個社會進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臉,也需要人唱紅臉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長期存在,和明智的領導者的不斷妥協改革,才使得印度這個和中國一樣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不會徹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後記:

此文是我2006年的作品,那是在我遭受打擊的低谷,這不是第一次,也許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創痛卻不可與人言,訪舊半為鬼,多病故人疏。更重要的是我看不清楚這個社會的未來,也不能說服自己,我以往堅守和付出的是否有價值,甚至是否有方向性的錯誤,我是不是自己所不喜歡的那個人群中最大的一個傻逼。

在印度的調研,和我的多次獨行一樣,也是我解答內心困惑的一次長征。儘管我在媒體的人脈大概比很多人都廣,但此文在中國依然無處發表,我給了北京一家非常有歷史關懷的雜誌,準備發了,最後審稿的編委會某個大約在文革中創鉅痛深的老爺子拍案大怒:居然宣揚毛澤東這個邪神世界上還有市場,絕不能讓這個謬種流傳!又投給南方一家週報,總編說:對毛澤東路線有反思,又涉及國際關係,我們不敢發;再投給香港一家雜誌,總編說:我們讀者對這種宏大問題沒這麼多興趣,能不能摘三千字發?

他們都沒讀懂我的文章,因為他們沒有我所懷的困惑,不過從哲學上講被誤讀恰是人生的常態。我自己隨隨便便寫的稿子,供不應求,稿酬頗高,還欠了一屁股文債,最嘔心瀝血的作品多是貼血本貢獻給互聯網了,只要中國的大環境沒改善到一定程度,我自己當總編輯大概也是一樣。

但所有工作最後的意義是為了自己內心的安寧,當那些文字思考的碎片像蚊子一樣在你腦海裏嗡嗡作響,催促你讓它們浮出水面,即使你無憑無恃,你也可以像子彈一樣往前衝,筋疲力盡後,你享有平靜和自由。

感謝各位師友,我已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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