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期(2007年1月):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二)〔老田 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二)

老田 訪問整理

四、在北京的經歷

北京南下的學生一批批地來,又一批批地去。第一批紅衛兵來重慶之後耀武揚威,行為非常過激,砸這砸那,陳伯達又把他們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學生比較講政策,國際關係學院的孟憲成他們的宣傳,就與第一批很不相同,他們很虛心、也很講道理,主要是宣傳毛主席的指示。他們說第一批大多數是幹部子弟,有些人是西城糾察隊的成員,不少人是「保爹保媽派」。

我心裏也很苦悶,群眾響應中央的號召,為什麼總是受打擊?為什麼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總是貫徹不下來?那個時候我們已經體驗到李井泉確實是個土皇帝,很霸道,在重慶魯大東他們竟然組織起那麼大的保守勢力來對抗學生運動,這是怎麼回事?這些重大問題,造反軍總部想直接聽聽中央的聲音,經商量,由我親自去一趟北京,去的時候還有幾個文藝界的人跟我一道,幾個南下回京的學生護送著我去到北京,記得其中一個是清華附中的一個女同學名叫林懷。

到北京之後,我就想著要找周總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我填表的時候老老實實把自己的履歷和所寫的大字報都寫上了,是一個姓田的幹部接待我的,他說「你是一個最正規的上訪者」。他首先給我提了三個問題:你們說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對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顯的違背?李大章是老幹部,解放後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對他是什麼看法?重慶的情況我們基本瞭解,工糾是不是在積極抓生產?他們又是如何生產、如何革命的?我說工糾幾十萬人整天著裝整齊遊行示威,不准革命,他們既不革命也沒有搞生產。我說我到北京來想要搞清楚,工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關心國家大事對不對?為什麼總是挨批挨鬥?受壓的工人在重慶完全無路可走,這是為什麼?我說自己對李井泉瞭解不多,省委的大字報揭露他生活腐化搞特權,重慶市委派工作組到重大,鄭校長自殺,文革目標是要清黨內的走資派,這些問題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

田幹部回答我說,現在是要把北京打掃乾淨,這恐怕不是對待上訪者的措施,下面各個地方都混亂起來了,不可小看,十月份可能會有些決策出來。然後他就按照對口接待的原則,安排我住在物資部接待站,位址是在天壇公園裏面。第二天林懷等幾個學生帶我去見蒯大富,清華和人民大學一起在北京體育館主持大會批判餘秋裏、林楓執行資反路線的錯誤,會上揭發林楓派工作組到學校鎮壓學生,說他們對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楓等坐在臺上接受批判,學生們依次上臺去發言。有人把蒯大富請下來做了介紹,他請我上臺去坐,問了一些重慶的情況。當時我最關心的是工人起來關心國家大事,參加文革運動對不對?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說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門接見革命群眾,到時候你就明白了。

一天晚上,王力、關鋒、戚本禹和林傑來看我們,王力講了幾句話,說毛主席發動文革,就是發動廣大群眾反修防修,要我們中國千秋萬代高舉紅旗,有人說感謝王力同志代表毛主席來看我們,王力趕緊聲明:「我沒有資格代表毛主席,我們代表中央文革來看你們,你們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主席更想念你們,明天要在天安門接見你們。」戚本禹說:「你們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關押,你們受苦了,下面的幹部對文革還很不理解,你們回去之後要幫助他們理解,也是幫中央文革的忙。」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出發,等到十點鐘,整個天安門廣場人潮湧動,毛主席坐吉普車過來的時候,一個廣西的年輕人在那裏哭哇哭,最後昏過去了。遊行隊伍過來的時候,也是不斷地有人昏倒,解放軍抬著擔架把他們送走。毛主席下車,走上天安門城樓,一邊跟群眾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傳出消息說毛主席的手被爭著跟他握手的認的指甲劃破,我們是在離毛主席很遠的觀禮臺上,只看見他老人家,沒有機會湧上去握手,時間大概是十一月份上旬或者中旬的樣子。

這次赴京,我才大致弄懂了五十多天的問題是全國性的。對北京紅衛兵中有三個司令部的情況也瞭解一些。我到文化宮去,看到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經被人砸了,我的好朋友孟憲成說自己是二司的,他不保守,對工人也很客觀,他說:我們也造了一司的反,因為他們是保工作組的,搞打砸搶,到處東砸西砸,是受工作組的指派,西糾犯了錯誤,我們「二司」就不當保爹保媽派,要跟著毛主席繼續幹革命。到地質學院「三司」去一看,司令部裏全部是首都各個大學派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群眾組織,是真正的造反派,這一次我沒有單獨見到王大賓同志,是司令部負責人趙文明同志接待的。

文革接待站又來找我,對我說:「你來北京半個月了,也見了毛主席,應該早點回去。」我正要準備回重慶,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又找到我,要我快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做造反軍的工作,並說原來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可能再遭鎮壓和打擊,要大家回去就地鬧革命。他們用車子把我送到煤二所,我才知道造反軍有250多人北上,起初他們是步行北上,走了一百多裏,到了永川才上火車。我向北上告狀的同志們轉達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們說你的問題解決了,我們還沒有解決呢,全市各單位的造反派被批鬥、遭打擊、扣工資、被關押、打成右派等等,你知道嗎?國務院天天來聯絡員,還派記者來接待同志們,聽大家的反映,同時也催我們早點回去。

在那裏我又聽到一曲重慶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的悲壯故事,參加北上告狀的有各個行業的人。在我們造反軍正式成立之後,舊市委的走資派害怕工人形成的組織,開始是千方百計地阻止工人造反軍召開成立大會,我們也採取了相應的防範措施。在正式成立之後,不但舉行了國慶遊行,而且還在大街小巷裏做了兩天的宣傳,市里當權派很惱火,下令各工礦企事業單位瘋狂地打擊參加了造反軍的工人和幹部,各個單位受到打擊的同志深感事態嚴重,因此雲集到六中和市總工會等地,舉行遊行抗議,印發傳單、尋找當權派理論,還到市委去靜坐都無濟於事,許多工人回不了單位,生活無著,一頂頂反革命帽子壓下來,怎麼辦?造反軍總部的勤務員和首都串聯紅衛兵一起分析了形勢,決定各個單位排除造反軍代表組織北上告狀,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匯報重慶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弄清楚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是否有罪,工人該不該參加?

領導這次進京告狀的總部勤務員有葉祖祿、朱正坤、楊國成、周世成、陳松柏、哈爾濱(趙勳忠)、張厚貴等,北京南下學生隨同一路支持的有孟憲成、李揚快,北上告狀團出發時有400餘人,時間是196610月中旬的樣子。他們臨行時在菜園壩火車站受阻,大家無比氣憤,決定不步行上京,他們打著旗子,一路上散發傳單,沿途演講宣傳,從重慶步行到永川。沿途一帶,老百姓有議論,有掌聲,有人送茶送水,還有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記者來問長問短。市委當權派派大車小車尾追,來回隊伍前後,步行的第一天只到達壁山縣。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原因,市委派出副秘書長許佳陸坐著小車追到壁山縣,與造反軍勤務員談判,最後答應由市委派軍用卡車將他們送去永川火車站登車,不存在什麼「造反軍在小南海強行攔火車,使鐵路停運3小時」的事情,這是出於走資派的編造。

造反軍中間有人認為勤務組的人有右傾思想,說葉祖祿右傾思想嚴重,說不定是市委派來的;他們又在永川召開了「遵義會議」性質的會議,重新選舉了勤務員,還承認我,其他幾個選出來的負責人是楊國成,402工區的工人;張厚貴,重慶鍋爐廠工人;朱正坤,四建公司的工人蔣兆林等。他們到北京之後,文革接待站的趙文成要他們找黃廉。

他們在京期間,天天到各個歸口部去反映問題,揭露重慶的走資派抗拒文革的種種情形,控訴走資派怎麼迫害批鬥他們,還召開記者座談會。還在北京人民公園召開一次四川赴京工人聯合控訴李井泉的大會,北京各個部委和各大群眾組織都派人參加了,各個報紙都派了記者,瞭解西南走資派對群眾的鎮壓情況。各個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赴京造反派,幫助解決吃穿,由於天氣轉冷,還支持了大衣什麼的。

其間我去人民日報編輯部,見到了當時的總編唐平鑄,他是一個軍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記者去重慶,他送了一張毛主席的大像片給我們。他向我瞭解了一些四川和重慶的情況,唐總編說:我們看了你寫的大字報,覺得有一定的理論修養和認識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們工人來北京和你們的大字報,建議你儘快把大家帶回去就地鬧革命,把重慶工人造反軍帶好,這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階級的責任心。他還告訴我最近中央文革要召開一次會議,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舉辦舉辦會議,準備請中央文革的人來作報告,專門講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還有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全國各地都有代表參加,聽了這個報告之後希望你們重慶工人造反軍帶個頭回去,你們200多人不能全部參加,問給你們20張票怎麼樣?我要了40張入場券,他開玩笑說沒有座位不要造反啊。會議地點是總後勤部在王府井的帥府園禮堂召開的,時間大概是十一月十五號或者十六號的樣子。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出席大會,王力做抓革命促生產的報告,戚本禹講粉碎走資派反撲的新勝利,關鋒講以革命促生產,以生產激勵革命的辯證關係,講了中央文革的意見。最後是說,情況已經清楚,線路已經明確,走資派各種伎倆都已經破產了,現在是我們努力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鬧革命,給毛主席爭氣。末了還問重慶工人造反軍什麼時候回去,有人回答說見了毛主席就回去,後面的人也跟著喊,一陣掌聲過後,戚本禹說這也有可能嘛,不過要由毛主席來安排。

這一次我們是要參加毛主席倒數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了,給我們安排的地方是廣場西側、靠近人民大會堂的地方,工人造反軍說不想站在那裏看別人,我們要參加遊行。因為不讓外地人參加遊行,我們就把隊伍帶到清華大學參加了他們,大家湊錢做了一個20多公尺的橫幅和重慶工人造反軍的旗幟,比哪個的橫幅都大,十多個人拉著平面通過天安門,希望毛主席能夠看得見。毛主席接見之後,大家受到極大的鼓舞,第二天我們就趕著回去。那個時候革命的政府,辦事效率真是不一樣,在大家的要求下,中央文革聯絡員同意給重慶工人造反軍刻制了兩枚白色塑膠公章,還有一枚造反軍駐京辦事處的公章,此前造反軍沒有公章,只用了一個金石藝術家刻的「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藝術章代替公章使用。車廂已經幫我們包好了,票也已經買了,我們什麼時候走,車廂就什麼時候掛上去。我們心裏充滿著勝利的喜悅,大家趕著買了主席像章,要買上一大包回去作為禮品,檔和傳單也是幾大包,吃的東西一點都沒有準備。看到重慶工人這種精神面貌,煤二所的工作人員都很感動。

戚本禹說你們回去就是宣傳隊,我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車,給李井泉示個威。我們到成都火車站下車之後,安排所有的造反軍有秩序地坐在車站,我去給省委打電話要他們幫助我們找住的地方,接電話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張敏,他們怕我們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響,迅速就來了五台公車,把我們拉到財貿幹校住下。還來了兩個幹部,要求我們不要上街,還很關心我們好久離開,說我們有什麼要求他們都一一記下來,這個時候省委正在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貫徹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事情,我們就說要列席省委擴大會議,看他們到底是怎麼貫徹落實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的,還要給成都的造反派戰友彙報中央文革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講話。沒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說你們送上門來,我們歡迎,既然是中央的聲音,工人有意見,我們應該直接聽你們講,聽你們的觀點。

第二天下午,就派車把我們重慶工人造反軍200多人拉到錦江賓館禮堂,群眾坐在三樓靠欄杆的地方,頭頭就坐在樓下第一排。李大章說他們老了,願意來聽聽工人的意見,他說:我們還講不到王力那個好,聽聽中央的聲音,你們回去重慶再去跟魯大東講。參加這個會議的還有川大826、紅衛兵成都部隊和兵團的前身成都工人硬骨頭戰鬥團等。李大章是省長,一副學者氣派,這時省委主管工作的還是廖志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部、廳、局長都在會上。

開頭我還很擔心,準備去念王力的講話,底下的群眾講,黃老總你不要講了,下面排隊等著講話的有十幾個。我要朱正坤去念,朱正坤根本不念這個,他上臺講自己怎麼見了毛主席,然後控訴了重慶當權派怎麼迫害他,還說王力那個講話你們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報印刷廠幫助印五萬份發給大家,李大章說「跟他們印,跟他們印」。我感到在成都做事,比重慶還方便。控訴完之後,一些幹部說以前我們真的不知道,做官當老爺慣了,恐怕我們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結果匯報會變成了批鬥會,一些成都造反派又把楊超推上去,站在第一排交代問題。

會議結束後,李大章在錦江賓館禮堂後臺休息室召見我們,問我們幾時回重慶,是坐火車還是汽車?有人要李大章給經費,有的要他給重慶下指示。他說傳單印刷好辦,他可以解決裝車運回重慶去,至於說給重慶下指示,我找一個人來,你們跟他談,省裏面還是志高同志負責。廖志高過來給我寫了兩封信,一封是寫給魯大東的,還有一封是給軍分區的,要他們幫助解決受資反路線迫害的遺留問題。寫完之後,還問我滿意不滿意?對工人造反軍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個人脫產,其他人回單位,原來扣的工資要補發,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輕工廳還支持我們十輛自行車,成都的造反派還列隊歡送我們,紅衛兵成都部隊雖說是保守的,但他們對外地造反派也沒有什麼偏見,對我們也很友好,這更鼓舞了我們的士氣,一路上就散發傳單。

我們乘坐的列車是晚上半夜到重慶,市委沒有人出來接待,群眾出來接待的很多,我們就半夜扭起秧歌。幾百人沒有地方落腳,有建議說回六中,有人說乾脆全部住進總工會。第二天滿街都是造反軍勝利歸來的大字報和中央文革的講話,許多同志就分別回到自己的單位去發動群眾,組織自己的隊伍。我們在總工會要了兩間辦公室,當時完全沒有想到以後怎麼工作,一天都有上萬人來訪問、串聯、交流,總工會的地毯都踩壞了,結果只好收起來。食堂說吃飯的人太多,完全承受不了,造反軍總部就出一個通知,說往來串聯人員不能在總工會食堂進餐,那個時候的革命權威完全依賴群眾的自覺,外地來串聯的紅衛兵也不去食堂打飯了,本來是食堂是給他們準備飯菜的。造反派都是很講道理遵守紀律的,並不是走資派及其御用文人所攻擊的青面獠牙的妖魔。

那個時候,群眾確實都發動起來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擋的勢頭,工會的幹部也有一部分傾向我們,那些老保幹部連班也不上了。

我們在內部就開始健全組織造反軍的組織機構,總部下設宣傳部由唐工、陳未友負責、聯絡部是朱正坤、保衛部徐傳弟、辦公室羅哲光、還有一個關係調解部;作戰部是楊國成負責,主要收集情報,比如魯大東在哪里,李井泉過重慶準備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準備跟走資派鬥。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革命氣質和作風,如辦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較好,就有人說不合適,她第二天就換上工作服來上班。總負責人是黃廉、葉祖祿、張厚貴、蔣兆麟、朱正坤、楊國成,機構健全之後,我就把事情交給他們,自己獨立想些事情,聽匯報,有時還要下工廠去作報告,有時候一天好幾場。

這個時候,市委多次派人來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們不想理他們,因為工廠裏面打個招呼,印刷什麼的,自己就能夠解決,不再有求於他們了,基本上是半奪權狀態。社會上支援革命的人已經很多了,我們的影響已經很大了,工人有什麼事情也已經不去找他們,而是來找工人造反軍解決了,市委基本上是出於半癱瘓狀態。到九月底的時候,市委又來找我們,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們幫助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給他們。魯大東這個時候來找我們,是想借機搞好關係,我們理都不理,也不想見魯大東了。這是社會上出現傳單說:黃廉原來是幹部,是任白戈的警衛員,我也不屑于去辯白。總部的工作人員拿中央文革給我們刻的公章,在重慶市公安局批准又去做了一架製工作證的鋼印,上面是「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公章和鋼印在解散群眾組織的「倒旗」運動之後,都上交給重慶軍分區保存。

五、與老保的最後一戰

重慶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和教育戰線的工作者,解除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顧慮,群眾組織宛如雨後春筍一樣成長起來。此間魯大東和他操縱的保守組織都感到很惱火,不少老保、工糾開始反戈,加上我們在大字報裏猛烈抨擊走資派和保守組織在五十多天的錯誤,反覆申說走資派才是運動的鬥爭對象,保守組織想要再轉移運動方向、阻擋革命已經不可能了。重慶的「工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他們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還不服氣,他們心裏有失落感。但那些老保的出身好,大多數也是些正統的優秀工人,有些還是勞動模範,市委號召他們起來反對「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他們很多人確實是一些有樸素感情、熱愛黨的人,只是盲目地聽從上級的調度,這樣的挫折對他們在精神上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在路線上站錯了隊,他們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舊,亂打人,都是幹部動員的結果。重慶執行抄家、傷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統一部署下,由街道辦事處、派出所和單位保衛科、黨委安排的,目的是轉移運動的大方向,重慶執行這些路線的人,就是市委組織起來的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工糾,正是因為各地的當權派都是這個搞法,毛主席在他的大字報裏把這些稱為「白色恐怖」。結果對方卻是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支持的「真左派」,他們深感自己犯了錯誤,但又不服氣,有怨氣,魯大東等人想開個大會示威,利用他們的特權再與造反派較量一次,以便穩住陣腳。

124這一天,由市委支持,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集全市的保守組織開會,有「工人糾察隊」「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30萬人開會。為了幫助穩定保守派的人心,據說魯大東親自出席他們的示威大會,準備在會上講話。妄圖繼續挑起他們對造反派的新仇恨,因為他們原來的名字已經很臭了,就準備在124這天在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改名大會,統一改名為「重慶工人戰鬥軍」,我們八一五派就決定到場造反,工人造反軍、北京南下支隊和大專院校八一五造反派三股力量,聯合衝擊了這個號稱是30萬人的大會場。

保守派開會,市委要給他們發幾塊錢的補貼,「124」這天還給他們發麻餅,最後保守派就被人們稱為「麻子兵」,成為老保的代名詞。造反派去衝擊他們的會場,衝突的開始是他們不讓造反派入場,不准我們在大會上宣讀中央文件,主席臺上開始搶喇叭,會場上傳出周家喻被老保從主席臺上推下來了。因此體育場外就開始沖大門,保守派就動用他們事先準備拿了扁擔和棒棒打人,造反派在憤怒之下都赤手空拳沖進去,結果被他們打傷了不少人,造反軍的鄧勝利、彭韌等30餘人傷勢嚴重而住院。儘管如此,造反派還是不惜一切地沖上主席臺,保守派作鳥獸散都跑掉了,旗子、袖章丟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們脫下來。造反軍抓獲了30多人,送進總工會,經過詢問之後都釋放了。老保沒有造反派那樣的拼命精神,雖然他們準備了武器,結果還是被赤手空拳的造反派沖得人仰馬翻。一個南下紅衛兵說他親眼看到魯大東在臺上臉色鐵青,坐在那裏直搖頭,造反派上去的時候他被保鏢擁著出去上車走了。造反派歡呼雀躍,我登上檢閱台撕毀了保守派的會標和宣傳標語,拔掉工糾的旗幟,看到現場一片人潮滾滾的場景,氣魄非常大。我感到這就是人民群眾的力量,這就是革命的洪流,這就是眾怒!

工糾的鐵旗杆是用大鋼管電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長,說他們是鐵杆老保就是這麼來的。這個旗杆沉重無比,四十多個工人才抬回去,放在總工會造反軍總部門口,上面就有很多人貼上紙條,有的寫著「向造反軍的戰友致敬」,有的是給造反軍獻計獻策,還有的是「歡呼鐵杆保皇派倒了」。我在這裏再次體驗倒革命的怒潮和群眾運動的力量,只有這樣的群眾怒潮才能征服修正主義和特權官僚勢力。

124」這一天具體打傷了多少人,我不清楚,當時傳說有人被老保打死了,魯大東也很慌張,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市委一聲令下,保守派就不再公開活動了。許多傳言說當權派把死人放在重鋼的高爐裏燒了毀屍滅跡,因此一些造反派就要查封火葬場,要各個單位注意當權派的動向,防止他們轉移屍體,掩蓋事實。一些人甚至說,醫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說這個不行,我挨個醫院打電話過去,要他們不能拒絕任何一個傷患。還有一位女同志拉著我的手哭,說一定要向老保討回血債!當時是一片傳言四起,北京國務院也打電話來問,外地群眾組織也問到底死了人沒有?全市人民都很關心,但是誰也說不清楚。

這時我感到走資派的狡猾和鬥爭的複雜性,造反派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工人造反軍一無權二無錢,只局限在一腔熱血上,怎麼能夠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呢?124這個事件在表面上是我們勝利了,保守組織也被我們衝垮了,但是我們工人造反軍能夠拿出什麼決策?能回答群眾的問題嗎?我們有能力在全市範圍內組織清理排查嗎?當時造反派許多人在體育場的主席臺上討論,如何鑒別屍體來源和真假,以及是否進行抬屍遊行等等,哈軍工的周闖、毛琦堅持要搞抬屍遊行,我勸他們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闖說我右傾,是個小官僚。張金根說老黃主張慎重一些,我認為是恰當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說法,還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極力支持,南下的串聯學生幾乎是一手包辦決策,他們在火葬場找了幾具屍體,要通過抬屍遊行去控訴走資派對造反派的迫害。他們拿了三具屍體,也不知道死者得單位和名字,連我都不讓去看。羅廣斌也說要謹慎,同時也勸我說,你也沒有什麼權力去調查,又說大方向是不能過分去給學生們潑冷水。文藝界的人還編了一首歌《親愛的戰友你在哪里》,後來調查證明,拿來的那幾具屍體都不是造反派,老保和當權派就借著這個造輿論對我們進行反擊。造反派有革命熱情,但是沒有統一堅強的領導核心,很多人自以為是,基本上是處於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有著自由主義的本能缺點,不會思前想後,我提出謹慎的建議,被一些人取笑為膽小怕事和右傾,遭人轟了。火葬場和醫院都是走資派控制的,學生能夠找到什麼樣的屍體?最後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屍體,是什麼人決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這個事情大做文章。今天還聽到有人唱那首歌,我聽後心裏不是滋味,覺得教訓極為深刻。

以前赤衛軍和工糾,都是明的,是公開地反對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糾打傷了很多人,造反派拼死一沖,雙方以血相見,在這樣的精神壓力之後,保守派組織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實際上也是魯大東害怕死人,一紙令下的結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後,整個重慶談到「工糾」就是一種恥辱,輿論氛圍變換就是如此徹底,公開的保守派已經不可能繼續活動了。

造反軍受到廣泛支持之後,大家的膽子就大了,農民也成立了造反組織。市委說跨行業的組織他們不歡迎,還說造反軍裏面牛鬼蛇神多,我說要他們那些當官的說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們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說的進行批判,運動矛頭就是指向官僚主義。

那個時候雜七雜八的事情不少,什麼兩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軍總部來離婚,完全是應接不暇。我們因此下了五條規定,對於反對幹部官僚主義和腐敗、反對幹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產要支持,一切破壞社會治安、不利於文革深入進行的要反對,對於製造干擾的行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124事件之後,我曾經和一些造反派頭頭、各界的有識之士磋商,要將重慶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憑現在的組織展開是不行的。老保已經垮了,為何我們還是這這樣「內亂」?除了一些客觀因素之外,我們自身的嚴重問題是團結不夠、統一不夠、聯合不夠,只有把左派團結和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更好地把全部八一五的力量凝聚起來。一些同志要我來承頭召集,先與八一五派的代表人物周家喻商量。我們在重慶少年宮找到了他,我把124事件之後出現的一些問題作了分析,提出實現大聯合實現統一指揮的建議。周家喻說你們工人有責任感,提出的這個建議也很重要,很有價值,這麼大的問題要向總團彙報,集體研究之後再決定。

兩天之後我們在六中見面了,周家喻說學校總團原則上同意,你看怎麼個搞法?我提出的建議是:名稱就叫「重慶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由八一五總團和造反軍先承頭搭架子,總團和造反軍各派39人出來參加聯合辦公,其他群眾組織用召開聯席會議的方式,請來參加商議,清他們逐步聯合、逐步完善,在工作中間形成信任、責任、地位。我們先進入工作。周家喻認為是大範圍的工作機構,辦公地點要單獨地點,而且要有比較好的獲得場所,方便群眾往來,最後就選在市文化宮。與文化宮協商之後,確定了文化宮圖書館的一棟房子作為辦公地點。

重慶大學除了周家喻之外,還派出了師專的聶珍榮、趙雲生等九名老師和同學參加聯合指揮部,造反軍派出了黃廉、陳發榮、張勇、劉忠海等九位同志。二七工人造反團的王庭學也曾經在總部工作過。成立聯合指揮部的消息傳出之後,深受八一五派群眾的擁護。指揮部也很受大家尊敬,辦事很有威信。一些群眾組織主動找我們協調關係,向指揮部通報情況。我向文聯借了一輛吉普車,在大遊行的時候逆著隊伍,去重慶大學印刷工作證書,車子上僅僅是貼了一個聯合指揮部的標記,街上的群眾看到是指揮部的車子,都要停下來讓路,遊行隊伍就自動分開一條路,讓我們過去。我們去重慶大學印刷廠辦指揮部的工作證,工人都是加班加點趕工。

這樣很快就左右了重慶的局勢,市委感到很恐慌,對於工人和學生的團結,他們千方百計地加以破壞。「市委文革會」連續發了三個簡報,還特意把簡報送到八一五總團。他們散佈謠言,說「學生打了天下,輕輕鬆松讓給工人了。」市委連續發了三個簡報,說黃廉何許人也,他不姓黃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內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書,在本單位是一個流氓,曾經打傷過三個情夫,我對這些鬼蜮伎倆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辯解。「黃廉是壞人」怎麼能當指揮部政委?重大內部發生了分歧,市八一五總團就給周家喻施加壓力,市委又說黃廉有問題,真要有問題朗個承擔得起;有些人認為他們最先起來造反,讓黃廉去當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聯合指揮部。

在一月奪權的前夕,我與羅廣斌討論關於抓革命促生產告全市人民書的時候,造反軍說重大來了幾十個人,包圍了辦公室勒令秘書陳發榮把公章交出來,熊代富拿到公章之後親手一劈兩半,留一半給我們,宣佈解散聯合指揮部。羅廣斌試著問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帶幾十個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把前頭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說還是要顧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當時造反軍和一些群眾組織都恨氣憤,要我集中幾十個人去砸八一五總團,我制止了他們的衝動情緒,我深知熊代富個人的思想、行為、膽略,他不敢作這樣的決策,此舉的背後有著重大的黑影。我說還是要把矛頭對準走資派,不能去做走資派高興的事情,不能給造反派丟人。

從熊代富砸了聯合指揮部之後,重慶造反軍工人和八一五學生就再也沒有聯合起來過,埋下了後來分裂乃至武鬥的種子,後來熊搞武鬥也很積極,一切有利於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積極。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一點都不曾觸動他,有人說他是市文革委派進來的,市委也確實一直在保護他,現在也是發了大財。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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