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期:情緣《批判與再造》 周良沛

情緣《批判與再造》

周良沛

春明的聲音,在電話裏也有他小說裏的那種幽默感所滾動笑語的聲調,高亢、激越,第一句話就是:

「嘿,老周(喂),我讀了你的《天安門風波的風波》,大陸能讓你寫這樣的作品,真是個大變化,了不起——」

這「了不起」之所指,之涉及的,之可以聯想的,應該是很廣闊的,而且春明說到它,倒沒有他小說中的幽默,而是出於草根作家的草根性。這位既可到「總統府」給高官上課講文化,又到鄉下跟農民滾在一起的台灣作家,立足草根而視野很廣,思想傾向極其鮮明。對大陸的瞭解,自然明白於他的耳聞目睹,可也難免受點早期某些頗戲劇化的「傷痕文學」影響,似乎我們每個字,都是在別人眼睛盯住下寫出來的。其實,作家想寫、要寫、能寫的,不論個人的空間多麼狹小,別人也不可能拉屎撒尿都跟著你,睡覺也鑽進你的被窩。「反右」後,我在勞改隊呆過二十一年,裏面不時還有點「廁所文學」,它倒不是香港同一名稱下所指的那種淫穢下流的東西,是些打油之類的文字,有些發泄不滿的,涉及政治,也會當「反標」(反動標語)追查。晚上熄燈了,蒙著被子,還可以用手電筒看點東西嘛,若要記點什麼短東西,也可如此照辦。雖然有時也會搞點突然襲擊的搜查,大家都有心眼,是搜不到什麼東西的。這樣說,也不是要在今日重寫一段「傷痕文學」,只是想說明,大牆之內都無法叫人在允許不允許的範圍內寫作,別處就更加沒法說了,倒是發表和出版,只要掌握得牢,恐怕就沒有那麼好說話了。所以我特別著重地說:

「首先是臺北的《批判與再造》發表它的!」

「哈,你跟《批判與再造》還有這樣的緣分!」

是啊,一般說,生硬地用說文解字的辦法,很難說清中國人用「緣分」二字所表達的那份特別的意味。若是沒有刊物先發表過它,出版社可能都無須考慮這個題材的出版。因為它不是「反共」可以發財的書,這在海外,倒不愁沒有市場。在它背後有著非同一般的國際背景。同時,它寫的又是大陸很迴避的話題。

這個問題要說起來,肯定需要一篇專題的長文,這裏若用幾筆帶過,只會越鬧越說不清楚。我這一輩子,只要沒忘記身處在一個階級社會,常常牢記恩格斯那句「統治階級的意志就是統治意志」的名言。遇到好多事都容易想得開。勞改隊的日子當然不好過,只要進去了,執法單位也不能好過你(不論怎麼講「人道」),否則還能叫「專政」,一個階級壓迫一個階級嗎?自己有氣,既然生存在還沒「大同」的世界,也怨不了當今的世道還有階級、國家、政權、員警、監獄,怨氣只能出在將「反右」拼命擴大化的狗養的王八蛋身上!這筆帳,對於我們這種小百姓,具體該找誰算,只有天知道。「六四」的事,也少不了一些官場上透明不了的事。聽說鄧小平都問「誰叫開的槍」,連他都這麼問,別的人,若說什麼,不如不說,否則,不是說瞎了,就是瞎說。社會主義國家,畢竟不像西方的兩黨制,反對黨唯恐天下不亂,在野的好在兩黨上臺下臺之間,作他拉選票,揭對方短的資本,而是要講團結,講政策的連續性與傳承性,自然包括開創共和國的先烈、先輩對百姓的公信力。照到一般的情況,多少年過去,民眾對有些問題的情緒,總是該淡化下去的。何況,新官不理舊事。看來,這與上述的「連續性」 是矛盾的,事實上往往會有不便插手之難,這樣,是否屬上策,不好說,免得節外生枝,也好理解。

可是,在國外,海外,情況就不同了,你不說,別人偏要說,還要無中生有的說。那些反華、反共的,有國際背景,有輿論陣地,有金庫作靠山的職業化幹將已沒有必要理它,而不少大都會市場經濟中的小市民,還愛說,愛打聽,愛傳這些被人講得充滿血腥,很刺激的流言。也就有它不可小視的市場了。本來,有些事並不是說不清,譬如那個台灣歌星侯德健,在「風波」中是個很活躍的人物,他硬是挺到天安門清場時,硬是被清場部隊掃了出去的。這事,我在書裏也寫到。他是兩岸開放前對台灣現狀不滿,可以看作近乎某種義舉似地到了大陸,還跟一個當時風頭很盛的女人結了婚,也是報紙上的花邊新聞。這回,趁當時情況的混亂,又跟當時所稱的那些「精英」們跑了出去,再回臺北,也風光不再了。可他的回憶錄寫到這事,還算老實,對和平清場的描述沒有造謠或添油加醋。他不可能是「親共」的,更不可能出自中共的什麼「御用輿論」,所以,不說不「親共」的,就是「反共」的,也該尊重他所說的事實。可是,他們所需要的本意不改,硬要說成「血洗天安門」,還要說得血盈幾寸,若是冷靜地想想,這種語言,即便是真事,都可以給它說假了。而且,偏有人信。更怪的是,香港特區立法委員的選舉,有人就是以此作他選戰中攻擊北京的絕招,竟能高票當選。搞得一切都怪怪的,匪夷所思。

對此,稍稍正派的人,都看不下去,別說左派了。在這裏,左派的「左」字,可不是這些年有的人所說的那個意思,它跟解放前一樣,是指不義的權利之下正派的進步人士。這多年,他們就是不問當年的那些情況,僅看事後今日它在不同人群的反應,影響,也是不得不為之思考和研究的。有心人也迴避有所忌諱的「六四」而稱它為「一九八九年事件」。二○○四年,《批判與再造》為「一九八九年事件」十五周年開專欄紀念,這裏用「紀念」二字,並非照一般常規,從正面視其對民族,對國家為可慶祝的歷史事件。雖非可慶祝,也是不可忘記的歷史,從中有太多可深思的問題。《批判與再造》本著辦刊宗旨所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聽取各方意見,先把問題理明白,說清楚,不是忙去貼卷標,作結論。此時,他們社務委員施善繼為他一九九一年看過我記實於那段時日的散記,還有那份沒有忘記它的印象,便要我重看一遍,整理一下,而且讓我很感動地由他夫人淑霞在電腦上又列印了一遍,分別傳回給我和介紹給總編杜繼平。這位出於禮貌當叫他「先生」,實際上更合適稱為「同志」的「杜」,我不僅跟大家一道喊他「小杜」,而且比他癡長幾十歲,對我,也是當然的「小杜」。那時,《批判與再造》才創刊,我還沒有見過這份期刊,更不可能認識總編。事後才知道,他年紀「小」,讀的書可不少,很用功地研讀過馬克思主義,以及與它有各種淵源關係的黑格爾和德國古典哲學終期的各位大家,並始終關注、結合世界各地勞工階層生存現狀和群眾運動的起伏,以及各種正面、負面的有關文獻和資料。絕非那種空有虛名,文憑即使不是買來的也無異於買來的頭銜,真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博士」。這從刊物後來針對新自由主義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為名所謀求的全球霸權化之討論、分析,比那些口口聲聲講國家「獨立」,事實上又跟在人家屁股後頭顛的一些大人物、領導人要清醒多了。一介書生,其中並無任何個人的利益、利害可言,全為自己的學術良心,以他之所信而為信仰所堅定,所堅持。比之那些口頭「馬列」,另幹一套的,清醒多了。是一位更應稱他「同志」的人。在文化圈內,認人不如認作品,因此,雖然不曾見過面,倒有不淺的忘年之交。六月,他上香港開會,有天他來看我,約了在地鐵接他,他一眼就在遊人如織,後人推前人的無數陌生面孔之前認出沒有見過面的,卻當眾喊著名字所叫的我,真是有份馬克思所賜的情緣。陪他上書店,他一坐下來就翻書、選書,吃飯時找他,他也顧不了饑渴,要走的下午,硬是在書店磨得誤了機票上那班回臺北的班機而再另簽。此事留給了我一個對他特深的印象。他在這之前,他為「六四」十五周年所闢的專欄所寫的編者按語道: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是樁舉世震驚、評價不一的歷史公案。二月初,北京全國「人大」、「政協」召開前夕,退休軍醫蔣彥永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為「六四」平反,近來前總理李鵬準備出版三十萬言的「六四」日記《關鍵時刻》為自己辯誣,卻因為書中披露了當時中共上層的分岐為中南海所阻,於是沈寂了一段時日的「六四」,重又引起世人注目。對這樁影響深遠、過程複雜的歷史事件,十多年來,港、台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與評論甚夥,但多流於片面、浮淺,充斥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亦鮮見深層次的分析,本刊特轉載習東先生論述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成因、意義與影響的長文,為讀者提供另一視角。大陸作家周良沛先生在「六四」周年之際曾撰有記述見聞與心境的未刊稿,作者自述說:「此文是十幾年前留給台灣故交所讀過的一篇舊文,屬於‘出土文物’。它既非簡單、粗暴地將那場‘風波’描述為‘暴亂’,也沒跟著西方輿論嚷嚷‘鎮壓民運’或抖出什麼犯忌的‘內幕’以驚俗,亦無個人利害於其中,只是動情、客觀地以那幾日‘事件’己波及全國時,自己在北京之外的幾個城市於光天化日之下同眾人同樣親聞目睹又個人化的體察與感悟,思及國家、民族的命運及國民性格所湧流的心潮。對紀念這一‘事件’,它該是份受到尊重的,有意義的一家之言。」 周良沛先生的記述,從一個測面反映了「六四」當時的情景,對瞭解「六四」有其參考價值,爰予全文刊出。

這則按語,明白無誤地重申他們是不同意「西方主流媒體」對「一九八九年事件」所「充斥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有的意見。至於我的「未刊稿」,人在大陸,倒是為海外專寫的。開初,是「六四」周年前夕,海外的攻擊性的宣傳越演越烈,北京華僑出版社的小楊(靈芝),她是三十年代的詩人甘永柏的兒媳,我們還熟,她代美國一家華文刊物向我約寫一篇既不同於那種惡毒攻擊,也不是粉飾太平,能老老實實的讓人看到當時一些真實的紀實之作。因為我一家人都在國外,也瞭解些外面的情況,對此也頗多感觸,於是也就很樂意作這事。不想,約稿的刊物因經濟困難而停刊了。稿子只能丟在抽屜裏放著。二個月後,我在台灣住了幾個月,特地到台中參觀所謂的「自由女神」號,這是一艘原先計畫環中國海域而行,專為挑動大陸人的「六四」情結而對抗當局的宣傳遊艇。也是為經濟問題開動不了,國民黨當局就在它泊錨的台中賣下它,為遊人提供一個反共的「景點」。然而,上了船就甭想看點什麼,一直是轟炸性的,以強烈的音像效果宣傳反共。但任何宣傳一弄到邪乎的程度,看得人就不免生疑了。有人知道我是「大陸客」,也就圍上來問東問西的。我又將這之前所寫的個人之所見重述一遍,不想,反應蠻好。十幾年過去,老問題又提出來了,老文章也就可以再拿出來了。

這是應海外報刊之約而寫的,既然不方便在內地,最後在海外發表、出版,也很自然。但是,若非《批判與再造》首發了它,有所反映,出版家才注意它。否則,叫我自己拿著稿子像小商小販似地去兜售,那怕不是適合我做的事。原先也有中資公司考慮過這部稿子,因為是「中資」,涉及「中」方的事,考慮也就多了。最後,「香港人世間出版社」不是沒有自己審稿的標準,但稿子發表後聽到的反映卻是納入他們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因此,要講春明說的「大變化,了不起」,則不能不從《批判與再造》的情緣說起。

過去,蘇聯作家也有作品在國內發表不了弄到國外發表的。如帕斯捷爾納克,因此生活極其困苦,雖然《日瓦戈醫生》獲得一九五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卻貧病交加死於莫斯科郊外的家中。這裏,首先得說明的,不論過去從正面或負面看這位元作家和作品,兩者都無法、無需相比,但我們紀實散文所觸及的足以使人尷尬的敏感題材,既非「御用宣傳」卻沒使我尷尬,這也是應該看到和不該忘記的,這也可以納入春明所說的「大變化,了不起」。

千說萬說,還當從情緣《批判與再造》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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