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期〔2006年7月〕從排斥到認同 〔李雲雷〕

從排斥到認同

——大陸作家對陳映真20年的“接受史

■李雲雷〈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

近讀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其中有幾處談到陳映真,且與大陸作家多有錯位之感,甚至話都無法說到一起去,因又想起王安憶、祝東力亦有談及陳映真處,試摘抄並略加評論如下。

阿城與張賢亮

《八十年代訪談錄》是在最近“反思80年代”熱潮中湧現出來的一部著作,它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了80年代文化領域中一些“風雲人物”的所思所想,這些人物包括:阿城、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等。他們的回憶不僅能讓我們具體瞭解到每個人的性情、趣味,而且對我們重新認識和理解80年代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訪談都進行得較為深入,大部分頗為精彩,其不足之處在於選擇物件過於“菁英化”與“新潮化”,我們看不到普通人的想法,也看不到新潮人物“對立面”的思考與感受,此外該書也缺乏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因而尚不夠深入。不過這仍是目前關於80年代較為重要的一本書。

以下內容摘抄自該書——

阿城:……我記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國見到陳映真,他那時在台灣編《人間》,《人間》雜誌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過了十年,大陸才開始有很多人拍類似的照片了。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怎麼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得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後來告訴我,我離開後陳映真大怒。陳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麼呢?寫字的人,將自己菁英化,無可無不可,但人民是什麼?在我看來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於沒有啊。不過在菁英看來,也許人民應該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會有“你怎麼看人民”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是暫時處在有權或者沒權的位置,隨時會變化,一個小科員,在單位裏沒權,可是回到家裏有父權,可以決定或者干涉一下兒女的命運。你今天看這個人可憐,屬於弱勢群體,可是你給他點權力試試,他馬上會有模有樣地刁難起伏別人。這是人性,也是動物性,從靈長類的社會性就是這樣。在我看來“人民”是個偽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飾,都顯得矯情。

查建英:我見到陳映真是在山東威海的一個會上,那都九幾年了,他可能真是台灣七十年代構成的一種性格,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菁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發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裏交換眼光。你想那滿場的老運動員啊。陳映真不管,他很憂慮啊,對年輕一代,對時事。那個會討論的是環境與文化,然後就上來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籲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後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麼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這也成段子了。其實張賢亮和陳映真年紀大概差不多。

按:查建英的敘述頗富功力,三言兩語便將張賢亮的形象勾畫了出來,與我們從《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得出的印象不謬。或許在張看來,“性”與“金錢”便是他所理解的現代化了,但為了現代化,甚至籲請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於今看來卻大謬不然,20多年來發展所付出的環境的代價太過沉重了,每年春天沙塵暴都會給我們以提醒,對這樣的“現代化”應該加以反思。

阿城的說法,是想以“人性”、“動物性”來否定人的“社會性”與“階級性”,這我們在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中早就看到過了,魯迅無疑是正確的,即在“人性”、“國民性”之外,“階級性”是理解現代社會的一個不可忽略的視角,所謂焦大不會愛林妹妹,煤油大王不能理解撿煤渣的老太太的苦惱是也。阿城在80年代的所作所為或許不無道理,因彼時距“文革”結束未遠,對階級鬥爭的強調與擴大化有一些反思的積極意義,但今日貧富分化如此嚴重,若仍如此說,則可謂對社會之真相殊無瞭解。

又,阿城與陳映真的矛盾在於他們所處環境的不同,阿城處於反思“極左”,亟欲“走向世界”的80年代大陸,而陳映真則處身於資本主義的台灣,所謀求的是“解放”的理論與力量,故二者產生了頗為吊詭的“錯位”。伴隨著大陸逐漸“走向世界”的步伐,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更深的瞭解,對陳映真也有不同的理解,故對陳映真的“接受史”在某一側面也反映著中國社會與中國作家思想的變化。

陳丹青

上書中又有——

陳丹青:……我記得安憶描述他在美國見台灣作家陳映真,陳問她以後打算如何,她說:寫中國。陳很嘉許,誇她“好樣的”。安憶聽了,好像很鼓舞、很受用似的。

多麼淺薄啊!為什麼“寫中國”就是“好樣的!”哈威爾絕不會誇昆德拉:好樣的!寫捷克!屈原杜甫也不會有這類念頭……

按:前引阿城、查建英對陳映真頗有些不理解,甚至不屑的意思,而陳丹青此處的說法尤為激烈,直斥之為“多麼淺薄啊!”,或許這與言說者性格不同相關,但情感的指向是鮮明的。陳丹青所反感的是,為什麼“寫中國”就是“好樣的!”?此中我們不難看出其背後“走向世界”的思路,也即以接近西方、獲得西方承認為榮,而對“寫中國”,描繪中國的變化並在其中產生一定的影響持不屑的態度。這樣的思路在今天無疑是值得反思的,我們應該承認現在不存在一個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也不存在普適性的制度安排與唯一的發展道路,中國應走自己獨特的現代化之路,並在這一過程中為世界秩序的更加公正、公平而努力。強調中國道路的獨特,不是為所謂“極權社會”辯護,“極權社會”我們也是反對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一、所謂“世界秩序”不會允許中國毫無代價地加入其中;二、中國也不能繼續走像西方那樣的殖民主義的老路;三,中國有獨特的國情:9億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悠久、豐富的文化傳統,社會主義的遺產等等;四,即使中國能夠加入所謂“世界秩序”,也不能僅以“加入”為目的,而必須對目前不合理的秩序加以改變。

王安憶

上段談的是王安憶,不過王安憶的想法與陳丹青頗有些不同,以下是王安憶談及陳映真的一篇短文——

英特納雄耐爾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紙盒包裝的飲料,微波爐,遼闊如廣場的超級市場,購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資樓大樓的蜂鳴器自動門,紐約第五大道耶誕節的豪華櫥窗。我學習享用現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將黑晶晶的煤球傾入燒烤架爐膛,再填上木屑壓成的引火柴,然後擱上抹了黃油的玉米棒、肉餅子;我吃漢堡包、肯德基雞腿、Pizza在翻譯小說裏,它被譯成「義大利脆餅」這樣的名詞;我在冰糕自動售貨機下,將軟質冰糕盡可能多地擠進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擠進更多,使五美分的價格不斷升值;我像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那樣揮霍免費紙巾,任何一個地方,都堆放著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種款式和印花的紙巾,包含少有人問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間這時候,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我相信,在那時候,陳映真對我是失望的。我們,即吳祖光先生我母親茹志鵑和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面看到的中國大陸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寫作者。在這之前,他還與一名大陸漁民打過交道。那是在台灣監獄裏,一名同監房的室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出海遇到了颱風,漁船吹到島邊,被拘捕。這名室友讓他坐牢後頭一回開懷大笑,因和監獄看守起了衝突,便發牢騷:國民黨的幹部作風真壞!還有一次,室友讀報上的繁體字不懂,又發牢騷:國民黨的字也這麼難認!他發現這名大陸同胞飯量大得驚人,漸漸地,胃口小了,臉色也見豐潤。以此推測,大陸生活的清簡,可是,這有什麼呢?共產主義的社會不就應當是素樸的?他向室友學來一首大陸的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們會面,他事先作了鄭重的準備,就是閱讀我們的發言稿,那將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組織的中國作家報告會上宣讀。他對我的發言稿還是滿意的,因為我在其中表達的觀點,是希望從自己的個人經驗中脫出,將命運和更廣大的人民聯繫起來。他特別和聶華苓老師一同到機場接我們,在驅車往愛荷華城的途中,他表揚了我。他告訴我,他父親也看了我的發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麼,感到中國有希望。這真叫人受鼓舞啊!從這一刻起,我就期待著向他作更深刻的表達。可是,緊接下來的事情是,我們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資樓住下之後,有一日,母親讓我給陳映真先生送一聽中華牌香菸。我走過長長的走廊,去敲他的門,我很高興他留我坐下,要與我談一會。對著這樣一個迫切要瞭解我們生活的人,簡直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提起。我難免慌不擇言,為加強效果,誇張其辭也是有的。開端,我以為他所以對我的講述表情淡然是因為我說得散漫無序,抓不住要領。為了說清楚,我就變得很饒舌,他的神情也逐漸轉為寬容。顯然,我說的不是他要聽的,而他說的,我也不甚瞭解。因為那不是我預期的反應,還因為我被自己的訴說困住,沒有耐心聽他說了。

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表現真差勁。我運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從開放的縫隙中傳進來的,西方先發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段。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先不說別的,單是從這言辭的貧乏,陳映真大概就已經感到無味了。對這膚淺的認識,陳映真先生能說什麼呢?當他可能是極度不耐煩了的時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們總是說你們這幾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窮,我能說什麼呢?我說什麼,你們都會說,你們所受的苦和窮!」這種情緒化的說法極容易激起反感,以為他唱高調,其實我內心裏一點不以為他是對世上的苦難漠然,只是因為,我們感受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而故意忽略他要說的「什麼」,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評。就像他又一次尖銳指出的不要為了反對媽媽,故意反對!事情就陷入了這樣不冷靜的情緒之中,已經不能討論問題了。

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陳映真生平第一次來到大陸。回原籍,見舊友,結新交;記者訪談,政府接見,將他的行程擠得滿滿當當,我在他登機前幾個小時的淩晨才見到他。第一句便是:說說看,七年來怎麼過的?於是,我又蹈入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境地。這七年裏面,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方才說的那些個西洋景,正飛快地進入我們這個離群索居的空間: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耶誕節、日本電器的巨型看板在天空中發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份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我總是越想使他滿意,越語焉未知,時間已不允許我囉嗦了,而我發現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的時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壘」兩個字Block,是不是應該譯成「壁壘」?他說。他提到歐洲共同體,那就是一個Block,「壁壘」,資本的「壁壘」,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這個名詞。而後,他又提到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勞工在日本發生的花岡慘案,他正籌備進行民間索賠的訴訟請求。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我的訴說在他那裏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他同我說的似乎是完全無關的另一件事。可我畢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對我產生的影響起作用。我就是這樣,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條真理。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我懷疑自己,懷疑我說真是我想。事情變得比七年前更複雜,我們分明在接近著我們夢寐以求的時代,可是,越走近越覺著不像。不曉得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也不曉得應當誰遷就誰。

陳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對我說的那些,當時為我拒斥不聽的,在以後的日子裏一點一點呈現出來,那是同在發展中地域,先我們親歷經濟起飛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對著一個懵懂又偏執的後來者說這些,是期待於什麼呢?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逕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幫助這事實,就發生在陳映真的身上。說的是有一日他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策的遊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麼?」他便宣讀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朋友卻指著他手中的漢堡包說:「你在吃什麼?」於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說,有著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了陳映真的處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為平常。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麼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著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屬性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麼?很多年後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麼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屬性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可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些年裏,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戶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於兩邊都是負擔。有時候,通過一些意外的轉折的途徑,傳來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親離世,接到陳映真先生從台北打來的弔唁電話。那陣子,我的人像木了,前來安慰的人,一腔寬解的話都被我格外的「冷靜」堵了回去,悲哀將我與一切人隔開了。他在電話那端,顯然也對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父親也去世了。就在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同情。說起來很無理,可就是這種至深的同情,才能將不可分擔的分擔。好比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他的父親,就是那個看了我的發言稿,很欣慰,覺著中國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師,終身傳佈福音;當他判刑入獄,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試圖策動外交力量,營救他出獄,老人婉拒了,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吧!他的父親也已經離世,撇下他的兒女,煢煢孑立於世。於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與我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裏,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裏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者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掉隊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按:我們都知道王安憶的小說《烏托邦詩篇》,即是以陳映真為原型的,此文表達了與那篇小說相似的意思,但似乎更清晰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20多年來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接近”,但這種接近只是“情感”上的,她只是將陳映真當作“偶像”與“前輩”,當作一個可以崇敬的人,卻並不理解(雖然有些接近理解)他的“思想”。在王安憶看來,陳映真的思想是“烏托邦”,是對現實邏輯“非要堅持對峙的立場”,這是他們真正的“隔膜”之所在。

王安憶不僅對於陳映真這樣的左翼知識份子持猶疑的態度,對右派知識份子同樣感到不可信任,在據說以張賢亮為原型的著名小說《叔叔的故事》中,她表達了對老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失望,由於認識到了他們並非“英雄”,而對他們,也對自己陷入了懷疑之中,這導致了她內心的迷茫和對前途、對世界的不可把握。

但在這裏,需要區分的一點是,對於“左翼”知識份子,她雖然有些隔膜,但在情感上是崇敬的,而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她的態度是懷疑與“失望”。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我們在與前三位作家的比較中就可以看出來。前三位作家雖然程度不同,但對陳映真這樣的左翼知識份子是持一種否定態度,而王安憶則不同,雖然她並不完全認同於陳映真,但表示了起碼的尊重、理解和崇敬,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轉捩點。

王安憶對烏托邦的態度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經歷過“文革”與1989年事件之後,左右兩方面的“烏托邦”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使她對任何超越於現實之上的“現代性規劃”都持一種懷疑的態度,但過於執著、認可或接受現實與現實的秩序,也使她的小說越來越瑣屑、細碎,在精神上則缺乏一種超拔的力量。如果我們重溫一下卡爾·曼海姆關於“絕對不可實現的烏托邦”與“相對不可實現的烏托邦”的區分,那麼對後者保持理性與激情,仍是可取的。

在90年代初的知識界,王安憶的態度是有代表性的,那時文學界以“新寫實主義”和“先鋒小說”領風騷,這些作品如《一地雞毛》、《活著》等,以犬儒主義的態度面對現實,宣揚一種“苟活”的哲學;而知識界則提倡學術規範,以“學術”代替“思想”等等,這其實是作家與知識份子面對現實的一種失敗。這一失敗使他們限於困頓中,也使他們產生了分化。

祝東力

最後,我要說到祝東力對陳映真的理解,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指出——

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嚮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1994年夏,臺灣作家和思想家陳映真先生來北京,在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安排的一次座談會上,我聆聽了他的長篇演講。演講的主題大致是臺灣與中國統一問題,具體內容已經模糊,但其鮮明的左翼立場、開闊的國際視野和高超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以及將社會經濟、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表像從深層聯結起來予以分析所表現出來的敏銳、淵博和深邃,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借用梁啟超回憶龔自珍對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話說就是:“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我恍然間意識到,知識份子擁有兩種彼此嬗替的傳統,即左翼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在長期衰落、停滯和僵化之後,左翼傳統經過轉型,完全可能鐵樹開花,出現一次偉大的復興。

按:另在我與祝老師的閒談中,他也曾說起90年代中期見到陳映真時的震動,一方面是對陳映真的精神的震動,他說那是陳映真已華髮滿頭,但談笑風生,神采奕奕,另一方面則是對陳映真“思想”上的共鳴,正是陳映真與其他思想資源的影響,以及90年代中國現實的刺激,使他完成了“思想曲折”,而最終達到了上引段落的認識高度。

這一認識使他區別於王安憶“情感”上的認同,而在“思想”上與陳映真走到了一起,而此時的中國已走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如何使批判的“左翼思想”重新煥發活力,不再僅是陳映真關心的問題,也是祝東力等一批大陸知識份子所認識到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關係到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命運,是我們今天所不能不面對的。

以上略談了阿城、張賢亮、陳丹青、王安憶、祝東力對陳映真的理解,這個過程也是20多年來中國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立此存照。◎

廣告

0 Responses to “33期〔2006年7月〕從排斥到認同 〔李雲雷〕”



  1. 發表迴響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




《批判與再造》簡化字版

《批判與再造》粉絲專頁

《批判與再造》1~55期

《批判與再造》全五十五期
(2003-2009)html版文章

第01期 第02期 第03期
第04期 第05期 第06期
第07期 第08期 第0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第13期 第14期 第15期
第16期 第17期 第18期
第19期 第20期 第21期
第22期 第23期 第24期
第25期 第26期 第27期
第28期 第29期 第30期
第31期 第32期 第33期
第34期 第35期 第36期
第37期 第38期 第39期
第40期 第41期 第42期
第43期 第44期 第45期
第46期 第47期 第48期
第49期 第50期 第51期
第52期 第53期 第54期
第55期 

《批判與再造》全五十五期
(2003-2009)pdf版文章

文章存檔

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失業者(詳細圖說請按此)

RSS China Study Group上的新文章

  • 發生錯誤;該訂閱可能暫時失效。請稍後再試看看。

RSS 烏有之鄉上的新文章

  • 發生錯誤;該訂閱可能暫時失效。請稍後再試看看。

復刊啟事

一、《批判與再造》因經費所限,復刊後將以電子版為主,印刷版則改以叢刊方式,選輯電子版文章,不定時出書。我們殷切期望支持本刊的朋友捐款贊助, 我們的出版品除在市面銷售,也將寄贈給贊助戶。捐款請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台北分行 戶名:張星戈 帳號:03010296140。捐款戶請以電子郵件告知地址與聯繫方式(電郵信箱、電話或手機)。
二、原貼在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的舊刊選文將彙整至復刊的網站,以便讀者閱覽。
三、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四、復刊信息請廣為傳佈。

《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Blog Stats

  • 215,323 hits

%d 位部落客按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