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聲音(一~四)——與右派朋友論政書簡(袁庾華)

袁庾華,1946年生,河南省鄭州市人,初中畢業,18歲進工廠當學徒。20歲時文化大革命爆發,因反對姚文元文章,被工廠當權派打為「小吳晗」,並因反對整群眾,被戴高帽。在本工廠第一個成立造反組織,在社會上參加河南造反派組織「河南二七公社」。在文革中、後期四次被關押。1976年,以「妄圖篡奪省委領導權」的罪名被判處15年徒刑。1989年出獄,一無所有,但仍不改初衷。
本文是大陸一位工人出身的激進左派用書信的方式表述對鄧小平路線的批判,廣泛論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文革歷史,頗不乏深刻的見解和可貴的材枓,全文八萬多字,將連載刊出。副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

另一種聲音
與右派朋友論政書簡

袁庾華
「睡眠是甜蜜的
成為頑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還有罪惡與恥辱
不見不聞,不知不覺
於我是最大的歡樂
不要驚醒我
啊!
講得輕些。」
這是油畫家毛本華教授在講到文藝復興「三傑」不同的性格和經歷時所引用米開朗琪羅的一首詩。毛老師吟誦之深情,頗有些像他的個性,儘管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觸。我的朋友、也搞了幾十年的油畫的陳宗銘將毛教授推薦給我們這個臨時「講座」時曾專門介紹說,毛教授是為了「逃避下海」才從省文化廳要求調到紡織工學院的,也不願意當官。學院考慮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的,聘他為(服裝)系主任時,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學校一領導人搞得很不愉快(這次來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對該校某負責人的冷淡狀)。但是他卻熱情地為我們這個講座犧牲了兩個週末,沒有要一分錢的講課費。
第一次來接他時,我曾向他介紹了這個講座準備邀請的學生情況,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麼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講臺,隨即就使所有學生們感到他是能夠接受任何挑戰的。何止是他的專業,其史觀、宗教、哲學、社會觀等也受到在座一些專業學者的較高評價。出現在畫面上的許多雕塑、建築、繪畫作品,是這些學生們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於他所講的系統中,就會有更多、更新的收穫。看著他坐在講臺上,一手輕鬆自如地控制著幻燈畫面,一手那麼恰當、那麼優美的配合,聽著他較為準確的「距離化」講述,以及有時根本不需要控制的愛恨分明的情緒化褒貶,尤其是那線條十分清晰、蘊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部表情,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他的「王國」。
在課外的時間,他十分願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問題,積極地參加各種討論,態度也越來越放鬆。在我問到美術史家總結「文革」的紅色波普現象時,他用準確的概念和個人當時的體驗表示人們當時確實是真誠的,不應予以堅決的否定,也糾正了我畢竟是門外漢的錯誤印象和認識。當我用毛澤東、江青都喜歡油畫及他們十分具體的指示使油面較少受到「破四舊」的衝擊的事實和宗銘爭論時,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關注社會,不過又總是在進一步展開時,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麼障礙……。當他用路易十五時代一一對照我們正議論的當今中國的社會現象時,我本來順嘴就要為鄧(小平)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後那怕洪水滔天!」卻突然改變,輕聲背誦了上首詩的最後一句:「小聲點,不要把我吵醒 (我當天所聽到的他的譯句)。」隨即,車內出現短暫的沉寂,我知道這是人們對我猛降「兩個八度」的迷惑不解。其實,幾個小時以來一直留在我腦海裡的這首詩,已經接通了我在讀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讀了前二封信後一直沒有理清的思路,這也成了當夜我思維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後的變化,我也基本上確定了第二天要動筆回信的基調,我不再打算和您過多的爭執。但是第二天一早,《讀書》老主編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國前打來電話,委託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畢,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討論偏偏又有「被鄧(小平)成功腐蝕了的這一代大學生」的話題,而且在幾個場合都極為大家所重視,引起我對這一問題較多時間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對一年多來我們之間的談話、通信、通話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誠和責任,這使我終於確認了自認為較負責任的選擇。麻煩的是,這封信也將因此而過於冗長,這主要是對您提出的幾個政治問題,應該說,它們頗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見,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見和不夠準確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數孫中山的說法最通俗、也最能說明問題,他說:「政治就是眾人的事」。也就是說,這是在社會中生活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不關心的事。這些年來,人們「忽略」了一個簡單的常識,全社會對政治的關心,不也正是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儘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還要有一個過程,但「民主化」的過程則只能從這裡開始。相反,轉移、淡化,甚至熄滅全社會的政治熱情,正是懼怕民主、扼殺人們的民主意識。應該說這是識別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一個民主化程度較低的社會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議制國家),人們經常所談的政治,實際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專業從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飯吃,甚至經營政治的人。前後這兩種「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國現代語言中常說的政治家和政客(據說英語中也有這種區分,但也有將前者稱為「政客」,把後者稱為「官僚」的,我是按中國人的習慣)。中西方的倫理觀都認為,政治家必須有自己明確的政治理想,儘管根據形勢、條件,會有局部的調整,甚至暫時的妥協,但都不會根本拋棄、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沒有,或者可輕易的拋棄、背叛政治理想,唯實用、地位、利益是圖。前者大概是人世間最困難的一種職業,也非議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後者,只要入門,則是最容易混的職業,人們反而能夠習以為常,而且就一般意義上的成功率來說,也是較高的。
政治家與政客的分野
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其功過是非一時會使人難以認清,尤其是無產階級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是對歷史負責的,人們對他的認識就需要一個時間過程,甚至需要正、反兩方面的反覆比較。而所有政客的嘴臉手法大部雷同,不過他們粗俗的承諾、收買也都是有限的,欺騙總是不能長久的。為什麼"放下筷子罵娘」?一是被錯誤刺激起來的各種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滿足的;二是人們也吃出了其他味道。首先是不放心,無安全感;其次是代價太大,既要損人、損子孫,也要損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像個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頭」的,正是許諾人自己,他們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萬倍。看來「先富起來」的正是他們自己。今天,一個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走時,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額的應屬於人民、國家的財產,這豈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時代!
這就順勢又談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質。一般來說,對他們的職業品質要求則主要集中在二點,一是看他們是否利用執政權力謀取私利,尤其是巨額利益,這是最重要的,決定對其評價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們是否光明磊落,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歷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臺前信誓旦旦,上臺後翻臉不認帳,甚至「指鹿為馬」。例如明明是在販賣資本主義丟掉的垃圾,卻硬貼上「社會主義」特色的標籤,這就必然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使社會失去了信任、正義和是非標準,也極大的污染了政治領域。捷克現任總統、詩人哈韋爾說:「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骯髒的,只要坦誠的人進去,建立和維持好的遊戲規劃,政治是有可能乾淨起來的。」他是說首先要有「坦誠的人」進去,否則再好的制度也沒用。這大概是我們批了多年的「人治觀」,可我們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頒佈了無以數計的法規,養了一大批執法人員,而我們的社會環境首先是政治環境卻越來越壞,越來越惡劣。記得前年出差在東北一列車上,在一片人都在議論司法的黑暗時,一個老工人站起來說:「現在是有法無法,有錢便是法。過去毛主席那個時代是無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這番話,一下子博得全車廂的人站起來為其鼓掌。因而還是老百姓說的好,是「根子壞了」,是帶頭人壞了,那麼再好的制度經他們這一雙罪惡的手去操作也要變形。不過我們現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審視,譬如取消「四大」,剝奪了群眾直接監督的權利,又沒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也就縱容了各級官員的為所欲為。我看到過東歐有幾國領導人廉潔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實際生活水準不高於社會中等生活水準,有的總統夫人也走進了第一批失業大軍中,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韋爾。我覺得一個保持詩人氣質的人其情感是真實的,其執政也是真誠的。同樣,我卻反感會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說的「充滿著這些火藥味十足、你死我活的鬥爭(您看的《幕僚》一書,也沒有到這種程度)」,倒恰恰是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動盪」與「穩定」的問題
對於政客們來說,上層只適合搞「小動作」玩弄陰謀詭計,為了「穩定」他們的權利格局,對外,尤其是對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發餿」!他們當然願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價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億萬人中,而決不願意將再少的代價集中在上層。如果在政治鬥爭中也要「數量化」並「效率優先」的話,那麼,相對而言,上層代價越大,下層因其基數巨大而體現的「整體」的代價就越小,整體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進程也越快。這就意味著那一張張包裝精緻的表演型臉孔將失去市場,而當政治中的骯髒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時候,恐怕只有"火藥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劑」。當然,「火藥味」必然帶來動盪,變革也少不了動盪,並且變革需要的力度和影響動盪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關係,這是常識。
這幾年,在海缺兩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國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著作《中國大歷史觀》中認為:「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潔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據此,今後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動盪。不過,我不能苟同我這位老鄉的觀點。就今日中國社會來說,「上下之間」早為水火,他們之間能夠「敷設」什麼樣的「法制性聯繫」則可想而知了。問題首先在「上」,在乎蔣介石「製造」的那個並不新的「高層機構」,它是在辛亥革命並沒有基本摧毀的中國舊官僚機構的結構性基礎、框架上「製造」的,又為後來的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所承接,後者在毛澤東去世後用一種復舊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毀了這個「新的低層機構」。它也不再「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同上書),以及千千萬萬農民對政治的直接參與,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狽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復蘇,以及包括黃先生稱之為「癌症般影響」的放債收租等沉渣泛起。黃先生認為「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上書「序」)。」僅據此觀,我的朋友,您所感歎的同期的代價、動盪則應該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當我們又面臨一個「世紀末」的狀況,如何選擇走向新世紀的道路時則有不同的總結和認識,尤其是在這個「動盪」與「穩定」的問題上。
保守派與革命派的兩種觀點
以李澤厚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知識份子,迎合官方「穩定是壓倒一切的」立場要求,高舉「告別革命」的「偉大」旗幟,從頭至尾地否定了這「150年」間所發生的所有革命和進步力量。用人們近年抬出的辜鴻銘的話說,如果沒有這些革命,滿清上層那些氣質高尚的貴族一定能領導生產力效率很高的國家。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從林則徐到毛澤東的「排外」,即使中國淪為一個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國民的素質。和上述傾向相對立的另一種傾向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舊基礎太穩定、甚至超穩定,新的生產方式的基礎過於薄弱,而已有的幾次革命或者對舊基礎動盪的力度不夠,如武昌首義後全國大部分地區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舊官僚政治基礎並沒有根本改變,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儘管短期內曾有相當大的震盪(甚至波及全球),但由於內外各種條件,尤其是對外部威脅中華民族安全的限制,而過早、過於倉促地平息了蕩波。使舊官僚政治基礎得以恢復,導致不可避免地失敗。總之,這種被認為是激進的觀點認為:除了中西方都不可避免的戰爭,比較西方現代化(三百多年)的進程,中國近150年「直接從中世紀」走過來的過程其動盪的程度不能算大。這不是人為規定的,是摧毀中國積澱甚厚的舊基礎必然遭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決定的,也是社會的惡性發展所逼出來的。上述兩種觀點就是人們常說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對立的傾向。前者代表社會上中層穩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觀,後者則代表社會中下層、底層希望改變有社會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觀。
其實,社會的發展不會永遠持一種態勢不變。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會被悶死、(腐)爛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會厭倦,甚至反對再「折騰」。在一般人看來,保守是常態,革命是非常態,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動要求,又較容易適應人們的習慣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數,並且風險較小。而左派則恰恰相反。革命本來是被動的,往往是被逼得爆發出來的(也是社會發展中總得有的一種宣洩)沒有這個基礎條件,任何人和政治勢力都不可能人為地發動一場革命。自法國大革命後,這種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約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會從來不會有將貴族、大財團的利益代表誤打成左派的笑話,也從來不會將來自下層的激進的政治勢力誤認成右派的。但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右派有時也會搞點「極左」政策,左派也會有一時時偏右策略,但都不會影響總的格局。
右派的恐左情結
中國的政治可不是「一會兒批左,一會兒批右」的,除個別短暫的調整、變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調是批右,這20年則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頭主要是指向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階級,後者則往往以攻為守,以確保官僚階級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認:「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澤東話),因而就是在激進文革中,在黨的「九大主席臺上又現法國大革命時那種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當時公認的右派的位置,他們也一直掌握著重要的權力。而後者,即「改革開放」後,則一再要求「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鄧的話),在政治舞臺上對左派格「殺」勿論,形成中國共和制後從沒有過的完全一黨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國民黨內,也一直有常唱反調的左派位置)。左,歷來是右的剋星(我戲言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這樣的格局中,就「要特別警惕左」、「防左」。比較明顯的原左派人物,幾乎無一能逃監獄的厄運,為「長治久安」、繼續控制政治舞臺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跡、即隱患,就在「政治遊戲」中把那些對他們走得太遠有些擔心的正統元老派硬打成什麼「左派」「左王」,以頂替這個角色。那些「元老」,無論在過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對激進態度的,哪有什麼「左味」。在今天以右為榮、為貴,咒左、罵左、剿左、伐左的時潮中,也是從此來羞辱他們。對於另一些他們無法控制其活動的海外左派學者,只好冠以「乳臭未乾」的「新左派」,竭力控制並消除其影響,而對國內一些願意承擔左派角色的人,則被他們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臺之下,斥之為「極左派」,卻不允許後者出聲。一句話,在今日之中國,絕沒有真正左派可以公開發表的言論、著作自由。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右派的恐左情結如此難以消去,其虛弱狀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這裡所說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當然不會包括您,我在南京當面給您戴的幾頂「帽子」,只是戲言,不必較真。不過,我是想請您注意一下來自另一個方向的聲音。
二、階級鬥爭、文革與政治迫害
這次,在國內由江澤民帶頭炒熱的電影《泰坦尼克號》,既有一個、尤其在結尾確實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也是一堂殘酷的階級教育課。「掉下海中的1500人,只被救下來6個人,包括我,6個人,20隻救生艇,只有一隻劃過來救人」這是露絲84年後仍耿耿於懷的憤慨,用此船設計師指責大副的話說,這些救生艇都是經過試驗的,可以安全的乘座65人、或70人,可實際上有的只載了二十多人,甚至十多個人,最終是少救了一半人,近700個生命!「這是怎麼啦?」那 位出身下層、還不失良心的「暴發戶」望著這些沒有一個回應她去救人提議的貴婦人們迷惑不解。其實,露絲的母親上艇前就回答過了,她們在此時仍需要寬暢一些,那麼本來總載量就不夠的救生艇又從那裡擠出「寬暢」呢?那就只有「三等艙」,婦女、兒童的性命代價。事後的統計證明:「三等艙」中死亡的婦女、兒童比例高出一等艙全部人員中死亡的比例。其中一等艙只一個兒童遇難,三等艙卻有2/3的兒童遇難。船長對是否先救婦女、兒童一開始表態就有的猶豫,已預示了這個代價,那位指揮救生秩序的大副,儘管最後拒絕了卡爾的收買,不還是徇私讓那位製造商先上了救生艇,而對於三等艙中急於逃生的人終於開槍鎮壓。從這些過程和整個的救生效果來看,他維持的秩序是否也會有階級的成份呢。他自殺了,就如船長應屬畏罪自殺的留下(這位經驗主義者是有瀆職罪的),只是在人格上沒有卡爾那樣卑鄙。我十分厭惡許多人看後只津津樂道船長等「紳士」式的風度(也是這些年來人們一身俗骨、半肚子土氣卻竭力攀貴裝洋的時尚,真遇大難,他們裝熊都是最低劣的),卻願意欣賞編導這樣的安排。和上層社會的豪華奢侈、裝模作樣、在關鍵時刻的自私殘酷相比較的是,下層社會真情、自由的歡樂和逃生時的無污可責。不管編導出於什麼樣的目的,表現出來的還有一種階級立場,也使人們的炒作難以迴避「等級」、「階級」這些在中國媒體、話語系統中已經生疏或變態的辭彙。
官僚階級與新生資產階級促成中國的貧富懸殊
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偉大的創舉》)」。今年,正是中國官方宣布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們「不喊」、也基本「不談」的階級,尤其是不同階級的收入懸殊和階級的對立是否嚴重存在?或許也只有這二十年的實踐才好證明我們過去強調的「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否「荒唐」:指譽為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地區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私有經濟一統天下),」1994年的調查表明,私營企業平均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的超過1/3,勞動時間每天平均12.42小時「,11.5至14小時的占2/3。多數人從事高溫、粉塵嚴重、雜訊大、有毒害的工種。(注A3),因此致傷、致殘、致死的新聞不絕於耳,而由此擠出的利潤,不少是用作對官僚階級的賄賂。再以國際上通用的顯示社會貧富差別的」基尼「係數(「0」為絕對平等,「1」為絕對不平等、即一人掌泛全國財富,0.3至0.4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則意味著隨時會發生動亂)為例,八十年代 中期後的中國為0.434,這是官方中國人民大學1994年的調查計算。對於研究者來說,是必須重視的、已經很不低的數字,但它的真實性還不夠令人相信。一個民間機構的調查認為已達0.59(熊海濱《全民逐富:中國「大洪荒」》),即到了極危險的邊緣,則應可信。「到1994年2月為止,佔我國銀行存欽總戶數百分之二的富人已擁有一萬三千億元存款總額中的百分之八十(《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如此懸殊的紀錄,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個別國家能夠相比。此後的發展有二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繼「承包責任制」以後,目前正進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資金重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瓜分國有資產的高潮;二是下崗失業劇增。一頭是已基本完成「中國特色」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積累」,一頭卻正在失去或已經失去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緊密聯繫,互為因果的。驅動機制就是官商裡外的勾結,中樞則是「官」,無論「尋租」、「設租」或者「投資者的利益」都決定在官僚的權力上。而對大多數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剝奪,也得之於這架官僚機器的支持,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根子就是這個官僚階級和新生資產階級,則是不容置疑的結論。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毛澤東1962年提出的,之後,他就更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就是「在毛的時代裡」,成天「高喊」的「階級鬥爭」的本質內容(應該說,我們這些過來人,面對今天的社會現實,才感觸深刻)。而當年也正是對此的高度重視,那個時代的「基尼」係數只有0.15(何清鏈著作取自世行1978年測算,我認為不夠準確)。如果認為那時整個社會總財富量較少,那麼比它更少的「民國」末期,其「基尼」係數也不亞於40年後的今天,否則也逼不成共產黨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員和平民收入的差別最小的北歐中歐諸國,其各個政黨卻成天在大談階級鬥爭一樣,正是這些「大談」和我們過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貧富差別的擴大,緩和和抑制了階級對立的緊張程度。也正是這些年來我們這些政客、文人「鴕鳥式」的否認,才故意縱容了這一主要社會罪惡的加劇。實際上,官僚們「大老闆」階級利用已扭曲的倫理、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權力和金錢,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對「低工薪者」、「打工仔」、「下崗族」等由工農基本群眾組成的被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只是得利的官方和被豢養的文人不斷的掩蓋、淡化其中的血腥、殘酷味,以不承認和壓制後者對前者的反抗和鬥爭就是了。當老百姓越來越感到這和舊社會有什麼兩樣,甚至認為「比國民黨還壞」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反省:難道曾用千百萬人的鮮血、生命的代價進行的革命,只是為了讓其「功臣」作為新權貴來代替舊權貴、用「新四大家族」來替換「舊四大家族」嘛?或許人們認為這樣推理是否簡單,但卻是誰也掩飾不了的事實。
文革前中共黨內形成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勝利,對於共產黨不少幹部來說是「船到碼頭車到站」,解放僅幾年,一場「三反運動」就使總數312萬黨員幹部中的122萬人〈高達39%的比例)因貪污等經濟問題被處理,就此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為麻煩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種權力很快學會了舊官僚的統治經驗,「日益享受著原屬他們所取代的剝削階級所有的社會特權和經濟特權」(注1),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加上許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蘇聯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國的官僚主義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官僚主義都更廣泛、更深入地滲透於整個社會」。(注2)
現今五十歲以上的人大都能記得1966年文革開始以前中國政治社會的基本情況,當時,官僚集團利用他們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擴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壓,嚴格控制並有效地促進一個新的等級社會的逐步形成。工廠裡的班組長就有剝奪一個工人的自由和經濟利益的權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組長的車間主任就可以根據法規,以「不服從勞動分配」的「罪名」將其送去「勞教」,自此打入「賤民階層」。在農村或街道,一個隊長、辦事處主任、派出所所長就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那時,剛解放不久,車間主任、公社書記以上幹部大多參加革命較早,支持他們的上級就是他們的老領導、一級級更大的「功臣」,你是無處告的。對一般人來說,厄運不找到你頭上就夠幸運的了。曾遭毛澤東嚴厲批判的彭真、羅瑞卿所搞「十無」,其主要出發點就是要把將來有可能反對領導的人找出來,先採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邊遠地區。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進一步擴大為「三十五無」(據趙文甫檢查)……,多少反對領導的冤、假、錯案直至文革爆發後才有可能公諸與世(66至67年是一個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後又出現一個上訪高潮),這些案涉及解放後歷年、歷次運動,很多都是鮮血淋淋的。應該說,正是一些「功臣」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別人整的「豬狗不如」。「官僚主義強烈的肆虐橫行」(注3),使新中國開始蒙受越來越重的陰影。只是由於「毛澤東個人的巨大權威和聲望,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和官僚的深惡痛絕,再加上他與他所信任的人民群眾之間的特殊關係,遏制了官僚權力的常規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只是「遏制」和暫時還沒有正式「常規化」、「制度化」,這些越來越成熟的官僚由於其不願被觸動的既得特權利益決定,他們根本聽不進毛澤東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練地將歷次運動的矛頭都轉移到普通群眾和知識份子身上,變本加厲地讓後者承受代價,這就使「激進的毛澤東主義者和黨的官僚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最終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澤東下決心「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黨和國家的陰暗面。這就是「文革」爆發的主要背景。由此就必然要衝擊到黨的各級幹部、「曾是功臣的人」。
文革中的暴力始於黨內當權官僚的自保
對於這個問題,尤其是毛澤東又肯定「95%」以上的幹部基本上是好的,莫·邁斯納認為:「撇開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轟轟烈烈,與其說它是一場革命運動,不如說它是一場改良運動,一場非暴力運動。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與其說是出白毛澤東的本意,不如說是出自中國社會的條件。」這就是前面已談到過的文革前17年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壓抑既久,既大,爆發則必速、必烈,以致發展為誰也沒有始料到的各政治勢力、集團短暫、集中的激烈鬥爭。對於其中的「暴力行為」,「與後毛澤東時代的北京領導人對這些事件提供的說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首先對知識份子進行殘酷迫害的不是毛澤東主義的激進分子,而正是那些由黨組織起來的,力圖在毛澤東主義者的進攻中保護黨的官僚主義者的『造反派』」(注6),即官辦「文革會」和後來的保守派。首先是黨組織本身,按照過去歷次運動的經驗先拋出一些知識份子當犧牲品,而當革命師生堅持把矛頭對準黨的當權派時,則由上級黨組織派出工作組進行鎮壓,以保護黨的官僚基礎。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在給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確指示:「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把他們揪出來」,應屆高中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中學教師要集中交代問題」,「不管學生、老師,只要反黨,就要給他們以專政」。隨後王光美在「清華園」將八百名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並殘酷鬥爭,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廣全國,無一校倖免。並進一步蔓延到企事業單位及整個社會。各單位黨組織及官辦「文革會」用前十七年的習慣手段鎮壓所謂「牛鬼蛇神」、知識份子及領導認定的落後群眾,尤其是敢起來造反的少數派,進行無情打擊……這就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也就是從這「五十多天」裡埋下了日後形成兩大派群眾組織嚴重對立的禍根)。在工作組撤出後,「最有特權的階層即幹部子弟成了黨組織的同盟軍(注7),這些今天已被人們習慣稱為「太子黨」的高幹、軍幹子女,文革開始對,曾是最早「造反」的英雄,但是,當運動深入觸及到他們的父母時,則背叛革命,大都參加了那個臭名昭著的「聯動」組織,為保爹保媽,轉移鬥爭大方向,他們橫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識份子當犧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蠻橫肆虐於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無情鎮壓挺身而出的造反派。應該指出的是後者中的少數人由此產生的情緒和得勢後的報復就成了復辟後的官僚們可以宣傳上千遍的把柄。公平的說,就像朱學勤一文中談到這些青少年批判那些黨閥、學閥權威所使用的話語正是後者教給前者的一樣。他們某些不應當使用的殘酷報復手段(如王光美「四清」時發明並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廣的「坐飛機」),也正是他們受當權派迫害時親身體驗後所學會的。使用暴力手段較多的是軍隊,這是其職業特性所決定的。令人注目的是其施暴的部分物件曾經是過去領導他們教會他們使用這些暴力手段的人。如今那些「老師們」千百遍地渲染施在他們自己身上的那些手段時,使許多過來人總覺得有些彆扭。也如哈里·哈丁斯說的:「這次我們不應太輕信。今天布授新道,譴責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倖存者(《威爾遜季刊》)。」
鄧小平在文革中的特殊待遇
不過這些「倖存者」的「受害」情況也是不同的,以鄧小平這個當時被政治上打倒的中國第二號走資派為例,其69至73年在江西「勞改」流放生活,曾被今日那麼多媒體(首先是毛毛〔編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著有《我的父親鄧平》〕的故事)所大肆宣傳,就在這些宣傳中,也有幾個「一點就破」,頗能說明實質的問題。首先,他去江西主要是根據四個老帥備戰的建議:「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注9),而不是什麼「勞改」、「流放」。至 於參加一點力所能及的勞動,當時應屬正常。其二,他在那裡,還一直帶著秘書(即王瑞林,現中央軍委委員、紀委書記,一個文官被直接授予上將軍銜的)等隨員,這樣的「流放」、「勞改」所享用的政治待遇,至少在中國確實是少有的。比較一下,七、八年後,他又是如何安排「江、張、王、姚」的待遇的呢?如果說,處理的程度不一樣,那他應感恩於毛澤東,當時全國人民對他這個「第二號」人物的情緒恐怕是有過之而不及。其三,他在那裡住的是一座原步兵學校校長的「將軍樓」,這是文革前各省黨政軍官員所住的最高水準。其四,就在那時,包括鄧榕、鄧質方這些他較小的子女,仍能被推薦上大學,鄧樸方也是1970年入黨的,這至少說明當時並沒有「株連九族」,同時,也表明中央對他們的照顧。就如當年一個相當照顧他們的工作人員,今天因鄧榕一句不事實求是的話,就倒楣好長時間一樣,今天他們也從不提上述事實,只刻意渲染其困難處境。畢竟他當時是下臺之人,其待遇當然不能和以前比。這次在北京,一位經常給軍委、總參首長開車的司機對我們說,他也給鄧家子女、給王光美開過車,說他們也大談毛主席的偉大及其對他們的恩情。這大概是在軍隊面前所選擇的一種策略,而在其他媒體上則從來沒有這樣表示過。就是劉少奇去開封,也屬林彪戰備「一號令」的安排。他同樣帶有長期跟隨他的隨員(包括廚師),住在原開封市領導的一個院子,決不是人們所說的監獄。他當時是中央全會定性、開除黨籍的,自然沒有鄧那樣輕鬆,直至糖尿病重至終。其他,也有正式進監獄的,如彭真等人,至今沒有得到彭在獄中生活的細節。文革中監獄貫徹毛主席「要把犯人當人看待」的批示時,曾有記者在獄中對彭真採訪,他是高度評價「毛主席一貫的人道主義政策的」……而衝擊這些「功臣」的造反派包括我在內(儘管是在基層),當然就是「便覺趾高氣揚」的「另一夥兒人」了,「但這真的是傲骨嗎?」又問得何等的好。
文革造反派備受摧殘
我們這「另一夥人」在文革十年中,是真正的「三、七開」,即70%的時間在挨整,30%的時間不得不抓緊工作,甚至每次出獄後連恢復身體的時間都沒有。我們挨整時肉體精神所遭受的摧殘、享受的待遇(刑事犯的牢房,6元錢的月生活費)才是鄧公這些「功臣」「豬狗不如」的水準所高攀不上的。如果以文革中的兩端,以「功臣」為代表的老幹部和「另一夥人」的過反派進行比較,在付出的代價上,無論數量或者品質,後者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順便,我以您熟悉的幾個地方舉幾個例子:就在您住的江蘇,68-69年,許世友將軍將徐州造反派的頭頭押在籠子裡進行遊鬥,還把江蘇反對他的「踢派」造反群眾按在馬路上學「小爬蟲」爬;在您上大學的廣西,也是1968年,以韋國清將軍為後臺的保守派「聯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著鵝卵石成批地處決;在您的老家保定地區,那位在解放軍戰役史中沒留下任何像樣東西的葉帥,l976年卻在動用正式軍隊血腥鎮壓造反派中顯示了「軍事才能」……在其他地區也有比這更嚴重的,更不要說在各個單位裡那各種各樣的殘酷手段了。請記住,這些手段既不是文革發明的,也大多不是解放後發明的。如果說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這樣代價的話,那麼1927年共產黨被血腥屠殺時是不是也是這個道理呢,被釘死在那六千個十字架上的奴隸是不是也應後悔不應跟隨斯巴達克造反?說到底,文革當年比較今天社會可以說是「天使般純潔」的男女們,不就是為了伸張正義、公正、不甘心受壓,從而觸動了那些「功臣」的特權、地位,才遭到如此的屠殺和迫害(十多年後,在「六·四」中,被鄧公下令集中屠殺的又一批那麼單純的少男少女們;不也是反對這些「功臣」及其家族的腐敗嗎?)!難道這就是他們明知道「造反是沒有好下場的」,卻硬要向官僚集團挑戰的「傲骨」嗎?
今天,文革已結束三十二年了,可對曾經「趾高氣揚」過幾天的「另一夥人」的清算,則還沒有結束。今年,臨到陰曆年前,我主持了原省二輕廳呂以堯同志的追悼會,他15歲參加革命,抗美援朝時是空軍戰鬥英雄,在文革中當廳領導時,他妻子所在的紗廠將她的夜班調到白班,竟遭到他的謝絕。他在臺上不去住廳、局長摟,而正是他堅持住的那一小套舊房子,在他出獄回來後,被公家十分方便的切斷了暖氣和天然氣。他至死也沒有工資,其子女「每次給他幾百塊錢,他都全買書了」。在追悼會上,他女兒泣不成聲的說:「父親唯一留給我們的就是認真做人的教育和一大堆書……」。剛過春節和他差不多經歷的原洛陽地委副書記孫騰芳,其妻子完全是因為沒錢看病耽誤致死。在她的追悼會上,不少人才知道,僅河南省因「造反罪」至今沒飯吃的幹部就有22萬人之多。原洛陽市委副書記蘭維泉,這位和江澤民一樣在六十年代初出國的技術人員,如今被逼到在要飯群中生活。90年我到洛陽市郊區原公安分局副局長譚樹齊(47年參加革命)家裡看到的是比要飯的窩都差的情景,而南陽一造反派頭頭則活活餓死……此類例子舉不勝舉(當然,原來的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但是,他門也不感謝鄧及這個時代,其中一位喝酒後哭著對我說:「是老鄧給我的錢?他們(當權派—自注)是把我朝死裡整,我偏要爭口氣!他們壞我比他們更壞就掙了錢,他們見我就像孫子一樣。他們把我逼到不是人,我也讓他們不是人」。去年初我在商邱,其行署幾位幹部對我說,76年所謂「粉碎四人幫」後,他們是在東海艦隊駐溫州的部隊服役,也幫助地方維持」秩序「抓造反派,後來,看到殺人太多,害怕了要求復員。他們說,現在溫州人在騙全國,是出於報復心……
為爭做人的尊嚴  雖九死猶未悔
說實話,我們當初被逼得起來造反時,可沒有陳勝、吳廣那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而是高喊著「準備失敗、準備坐牢」(江青的「四準備」號召)衝出來的,對於其中一些人(包括我)來說,即使為此承擔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九死而一生,則從沒有後悔當初義無反顧的邁出去的一步。我們畢竟經歷了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國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會,向現存的政治權力機構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在公開講壇、大字報和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不滿和希望等等(註10)」。儘管它是短暫的嘗試。還有一種「三年文革」說,1968年在林彪宣佈的「全面勝利」中,我們就開始承受全面的鎮壓。而歐美的「文化大革命」更短暫地集中在幾個月,卻同樣輝煌。今年,整個世界都在紀念「1968年」,認為它是廿世紀最重要的一年,其意義甚至超出了這一個世紀,是對整個世界近、現代框架的一次最徹底的挑戰。也有人說,社會主義在東方慘敗了(應該說,它的二、三代領導人早領上邪路),卻在西方取得很大進展,現今西方社會中很多社會主義的成份正是「1968年」帶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已可以算一個沒有「失蹤的68年人(儘管沒有下鄉,卻同在當年秋天下監,沒有系統的學習,卻也有認真的思考,更有前後更多的經歷)」。我為擁有這個歷史而驕傲。當初當我們經過多少次生與死,血與火,靈與肉的考驗獲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最激動人心的勝利時,我們最得意的一句歌詞只是:「往日比人矮三寸啦,如今是頂天立地的人啦……」。用思想家的話說,我們鬥爭的全部意義只是為了做個人!查一下這些造反派的「發家史」,第一是被整出來的,第二則是「不平則鳴」。一些文人反覆宣傳說,我們是「被利用了」,難道我們甘心受壓迫、受剝削,逆來順受,就是沒被「利用」啦,這種「利用」說無非是他們「借花獻佛」以向官僚階級懺悔而已,(知識份子的大多數文革初期都參加過造反派,這也有文革前17年中當權派老拿他們當犧牲品的情緒)。
至於「文革是整功臣」論更是為了向統抬著獻媚,而無視廣大人民尤其是那些敢於為社會進步獻身而挑戰官僚階級的激進分子也作為人應有的生存價值。那種「功臣」論如往前推,那麼我們的戰犯管理所內不是也關著多少「北伐的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他們甚至還沒有作威作福幾年就被他們壓制的革命人民打倒了。假使他們重又控制了中國的局勢,那麼這一大堆「文人」決不會再為共產黨的「功臣」說話;要說給後者的話可能比今天「送」給我們的更惡毒。這是否就叫做「成者王侯敗者賊」?那是封建社會、尤其是傳統文人一直遵循著的一條處世定律。但是歷史的進步,則一定是一次次以失敗和巨大的犧牲為其鋪墊的,選擇它的是另一種人。
註:
1、2、4、5、6、10(美)莫里斯·邁斯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3、伊·多伊奇
7、《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加利福利亞大學出版
8、《威爾遜季刊》
9、熊向暉回憶錄
三、民族利益和利益首選
在上述問題上,請您諒解我的衝動,也絕不會有對你們年青人的情緒,同時,如果我含糊地對待了這些我並非不瞭解的事實,那也是對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這樣一種平等尊重的態度去認真看待您所說的每一個問題的。譬如您談到朝鮮和表決中國申辦奧運會問題,我看信的當晚就和伍紹祖(國家體委主任)一朋友通了話,準確地瞭解了中國事先就沒有把朝鮮的一票計算在支持票內,而是在別的方面張百發被人家耍了,當然主要是美國的干預。也許我沒有您喜歡體育,我也並不認為未舉辦一屆奧運會會有「決定生死」「千古憾事」這麼大的份量。原東德是總居奧運會前幾名的「體育大國」,卻沒有改變覆滅的命運。巴西、阿根廷一直是比奧運更熱的「世足賽」中的明星,並沒有因此促進其社會的進步,舉辦過這類盛會的墨西哥等國也沒有因此使其社會狀況改觀,而就我們民族目前狀況來說,即使舉辦了這屆奧運會又如何呢?就國內體育運動來說,幾乎全成了「商品」,一片烏煙瘴氣,那有一點點奧味及群眾性,……這裡就不多談了。
1979年的對越戰爭沒有正當性
您所談的和越南的關係問題,實際涉及兩場戰爭,即1979年中國對越南的戰爭和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援越抗美戰爭,以及兩者的關係。1979年所謂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用美國學者莫·邁斯納的《中國史》說:「鄧小平訪美回國後不久。中國軍隊入侵越……有損於北京新政府的形象」。用劍橋《中國史》說:「鄧有理由推測,使用武力嚴懲那個剛使美國遭受恥辱的國家,可以使華盛頓領導人從中獲得補償」,「鄧並沒有掩蓋他的意圖,在訪問華盛頓期間,他向卡特總統通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採取的規模和持續時間」,用胡耀邦當時的政治秘書阮銘在外發表的著作中說:「獲得了美國的賞識,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之前在美國得到了默許」,「在軍事上是不成功的,沒有『懲罰』了越南,反而『懲罰』了自己,結束了中國作為世界軍事大國的地位」。這兩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中國官方比較欣賞並大量發行的,就此也和國內「恩將仇報」的廉價宣傳截然不同,有人說,是美國耍了鄧小平,儘管美國在這個世界做壞事確實不少,但就這場戰爭而言,沒有資料證明是美國主動要求中國去打人家。當年2月17日,即中國發動進攻的當天,一早地方當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來看守所要我對這場「自衛反擊戰」表態,我談了要打就像西沙之戰一樣,在南沙奪回幾個自己的島嶼,既名正言順、也有利於中國在南海應有的地位。我還談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埔寨政府要求我們移民時,幫其控制磅遜港,則可以成犄角之勢奠定中國在這個海域的戰略地位(包括對將來的中日戰爭的準備,日本石油、天然氣,鐵礦石、橡膠、木材等戰略物資的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都要經過麻六甲海峽),同時也就不可能有越南侵佔柬埔寨的既成事實。當然,後者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利益出發的。但是,我始終拒絕對這個「自衛反擊」表態。
阮銘所說的也「結束了中國作為世界軍事大國的地位」,應有二層意思。第一,這是一個大國對小國的戰爭,所取得的最大戰績、甚至還低於1885年劉永福時的黑旗軍(原廣西天地會殘部)在此地對法國的戰績,而這次傷亡卻極大。就此,我們的對手還只是越南地方部隊、游擊隊和人民群眾自發的抗擊。美國議員的實地調查證實,越主力部隊集結在海防一線,還沒和中國部隊接觸。第二,任何戰爭所動員的資源,不僅是物資(包括技術),而且還要有參戰人員的士氣(包括戰爭的意義)等,而在越南打的這場戰爭是我們這支「人民軍隊」第一次在沒有當地人民支持下進行的。正相反的是,我們是在和越南人民殺。(鄧作為軍委主席期間一共有二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另次是在天安門廣場,其「對手」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只是作為一個部隊的政委沒有機會獨立地顯示其軍事才能,晚年僅有的這二次顯示的機會,卻無法給他打分)。同時出國之前,國內正在強調個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氣地說,是第一次打掉了軍威、軍心,打壞了軍紀、軍風。這場戰爭也使世界的軍事研究機構們(尤其是地緣對手日本、印度等國)根本改變了對中國軍力的估計,為今後留下了較大的麻煩。
1960、70年代的援越抗美戰爭
打出了美、蘇、中三分天下的局面
而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援越抗美戰爭,則是絕然不同的另一種情況,我想引用美籍華裔學者龔忠武(他六十年代畢業於臺灣大學,後在哈佛跟費正清研究中國史)所講的一段話:「在毛澤東的晚年,中國北部有蘇聯陳兵百萬,南有美帝國主義在越南進攻,在這樣一個南北夾擊的情況下,毛澤東堅持反帝、反修,最後把美國趕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國的圍堵,為中國民族爭得了生存空間,這不是毛澤東打出來的嗎?美國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被人打敗過。朝鮮戰爭我們和他打了個平手,而越南戰爭美國是戰敗了。美國經濟近20年來一蹶不振,其中轉捩點是越南戰爭。在這之前世界冷戰秩序是一個二元秩序,而毛澤東打出了三分天下,變成了三元秩序,從而確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後才有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晚年的越戰就不可能有中國現在改革開放的局面。」
《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載《「文革」時期歷史研究座談概述》中說:「文革時期的外交工作,應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個大轉捩點。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變了世界格局和中國的外部環境,中國成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約與平衡著國際戰略力量,使世界局勢趨向緩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其影響」。這裡所說的「新突破」是指先後對歐、對美、對日為代表的外交整體突破,它是以當年「虛」實配合的兩場「戰爭」為實力後盾的,一場是直接影響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場就是這個越南戰爭。「弱國無外交」這是鄧小平所強調引用別人的一句話,不過不能自圓其說的是,他所徹底否定的「文革」時的中國,究竟是弱國還是強國?當然,他也從來不計較說話要前後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卻得益於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外交遺產及其要用巨大代價奠立的國際地位,這是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來中國多少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您說的「對外傲視千里」正是這樣一個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個大國的安全和發展,首先必須確立自己在國際空間中的地位。從古希臘、羅馬到西、荷、英、法、德、美,直到東方的日、蘇都是這樣發展過來的,無一例外,今後也仍是如此。我對執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說,英國是靠在海外幾十倍於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奪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國」的地位的。美國是靠兩次大戰,尤其是在二戰中發的橫財,並在全世界到處插手稱霸,而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霸主的,這條基本經驗難道是我們今天能學得了的東西嗎?如果說,當年英國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價,來腐蝕國內人民,如果說,美國可以關閉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資源,卻在消耗全世界的幾分之一的能源、物資,而我們今天卻是靠犧牲後幾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費」腐蝕當代人,又把應留給後人的資源和生態環境發瘋的掠奪和破壞,以滿足今日的奢侈,又怎麼奢望21世紀的強大呢?
美國建國伊始,在其經濟實力還不夠強的時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許多殖民地和宗主國的矛盾,至今成為世界霸主後,還念念不忘這一基本經驗。當年布希總統在抨擊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時曾一針見血地點破,如果沒有美國在整個世界承擔的「義務」(即霸權和插手)也就沒有美國人的利益,不同的意義、卻同樣推理的是,如果中國當年沒有對第三世界國家反對美蘇霸權鬥爭的支持和無私的援助,也就沒有中國在國際利益格局應有的位置和利益。這些年來有不少文章、雜誌都算過中國當年外援的物資、財政數字,卻沒有人算一下如果沒有這些支持和援助,「兩阿」(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的提案,能在他們年復一年不懈的努力中以「簡單多數」通過,從而使中國進入聯合國以有以後至今的局面?毛澤東當時還特意提到坦桑尼亞的積極幫助,說明那條坦贊鐵路我們沒有白建,而且還因此得到贊比業銅帶省的資源,這正是我們短缺的戰略物資⋯⋯。做大生意還得先大投入,何況這裡既有道義的責任,又有戰略的上的大利益,我們那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們,在這個大問題上就那麼糊塗嗎?要不是別有用心、故意欺騙年輕的一代,就是有意識地使我們「整個民族的認識降到同一水準」讓「智慧的火焰熄滅」(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批評衰落的羅馬的話)。
不食嗟來之食才能贏得尊重
您說:「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選」。作為國家民族來說,是對的,也不矛盾於我上面的說法。就歐美那些主要國家和中國的關係來說,更是如此,而且從開始打交道就是這樣,至今也沒有根本改變(連一些名詞的概念也沒有改變。譬如談中國的「開放」,他們在英語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門戶開放」用的一個詞)。我們今天重新拜請的這些「老師」也仍是那麼保守小氣,在具體技術上總是留著「一手」,更令人氣憤的是1991年我國引進的1500多個項目,有29%是國外環保絕不允許存在的嚴重污染的專案。陳岱孫在一個正式報告中稱,我國所有進口項目中有四分之一屬這類,這就是用他們高價賣給我們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則只教二個字:「聽話」,以聽任他們擺佈。什麼「強大和穩定」,前者是虛,後者是實。你若「強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穩定」,則可以使他放心地來攫取你的利益。經濟學家魏杰在談到西方表揚人民幣不貶值時,又用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來說明一個最淺顯的道理。當中國人在議論印尼、南韓在接受援助的談判中如此艱難,為什麼就不想一下,印尼蘇哈托政權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走狗,而南韓則至今是美國的保護國,就此還有他們接受不了的東西,那麼我們年復一年遞增的援助、投資,為什麼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要記住我們還是別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掛有「共產黨」這個牌子的政權,人家難道會給以特殊的照顧嗎?翻一下報紙,接受外資(包括搞什麼「招商引資」)已成了評定一個地區、一個企業政績和開放程度的主要標準。難道就只能這麼簡單嗎?
那麼我們再翻一下歷史,一百年前,為爭著借給中國外債,英、法、德、俄等國駐華使節吵得不可開交,翁同龢(光緒老師)的《日記》中說某公使:「咆哮恣肆,為借款也,此等惡趣,我何以堪」。甲午戰後,列強向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特點是瘋狂的向中國輸出資本,嚴重地阻礙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破壞和窒息了工農業生產。據初步統計,從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債高達到451億兩白鋃,比甲午戰前30年外債累計總數超過9倍以上,為當時國家收入的5.5倍(注A4)。這樣的情形,這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許多人已經不懂。所以您用「不食嗟來之食」來認識中華民族,實是評價過高。再看看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那麼多官員、買辦,還有什麼「洋貨」不吃?甚至一個「洋屁」也要傳幾手以多騙幾個人。從嬰兒用的奶粉到關係生老病死的醫藥,其洋貨都稱霸中國市場,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氣,從飲用水到尿布,吃用全是美國貨」。一個新聞節目中,有好幾個國家領導人穿著各具特色的民族制服的鮮明形象,也有我們大會主席臺上清一色的標準西裝,不知道出於什麼要求,總使人感覺不舒服,這是在國內。廣東台報導過的由東方電視臺採訪的,上海去日本的五萬大學生為掙人家一口飯吃,淒慘得那有個人樣?去東歐的大批移民,人家開始是用手勢比劃著歡迎從機關槍下衝出來的「英雄」,卻沒想到僅幾天就得處處防賊。至於在俄羅斯,我們更是丟盡了這個民族僅有的一點臉面⋯⋯ 反過來說「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食嗟來之食」又有何不對?人是需要一點尊嚴的。《禮記》中那位黔敖施捨時的鄙夷狀,難道是每個人都必須接受的嗎?而正是這位「不食嗟來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欽佩。「不食嗟來之食」也成為自孟子到毛澤東等賢哲所提倡的一種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們整個民族過去(近代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備這種精神,或者說,我們整個民族能有這種精神之日,便是整個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華民族之時。被稱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澤諭吉甚至認為有中國這樣一個卑屈惑弱、無法無情的鄰國實在是「日本國的一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方法來處理?」又是何等嚴肅的挑戰!
毛澤東強調自力更生為主,國際外援為輔
如果您那句話是指「毛的時代」對待外援的態度,則是對那個時代的瞭解不夠。毛澤東早就說過:「不,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必要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就是這位毛澤東,遠在抗戰時就曾努力爭取過美援,但是人家不給他,反而在以後用它來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1949年,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垮臺了,毛澤東從民族利益出發希望重建中美關係,甚至內定了葉劍英為駐美大使。但美認定中共撐不下去了,反而「封鎖」、「制裁」,發動朝鮮戰爭,駛進臺灣海峽,支蔣伺機「反攻大陸」(並趁我六十年代困難時作過幾次嘗試)。就此毛澤東仍沒有放棄打通中美關係的努力。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時,毛澤東從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當時在野的尼克森一篇並不明顯的文章中,敏銳地捕捉到將來可能的變化。有趣的是,1970年他和尼克森不謀而合,幾乎在同一天發出公開的信號⋯⋯。此外,就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也不止一次要求認真研究美國的政治制度⋯⋯。準確地說,在老一代領導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較大的,恰恰只有一個毛澤東,(現在那些去過歐美、或者直接來自歐美的學者,張嘴就是「西方人讀不懂中國」,明顯持一種拒斥的態度。可為什麼毛澤東在西方有那麼大的影響,尤其是美國那麼多學校、機構,那麼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語、也輕視美國「速食文化」的法國,大部分知識份子都曾崇拜過.或者仍繼續崇拜著毛澤東的思想),同時能集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澤東,可以說,「毛文化」就是唯一影響較大的中西合璧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過於淺薄的人簡單把去過西方「留學」作為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標誌,他們不瞭解尤其那批「勤工儉學」的革命家,當時並沒有條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鄧小平為例,他跟人出國前只受過小學教育,在法國也僅在巴約(也譯巴耶)中學的小學班短暫地待一下,其餘絕大部分時間,不得不打工⋯⋯。至其終,你從他身上、骨子裡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樣,在那一代領導人中,最少受蘇聯「史達林模式」影響的也是毛澤東,他為擺脫這個「模式」的影響,獨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東方),一直受到國外思想界,政治界極高的評價。儘管剛解放時,在西方的硬逼、又沒有其他任何可供選擇的條件下,也是出於民族、國家的利益,不行不暫時「一邊倒」,爭取僅有可能的蘇援。新中國開國伊始,他去蘇聯一下子待了三個月,就是要搞一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並且是滿載而歸,儘管那些東西,在今天可能不算什麼,可當時為恢復經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後來,當赫魯雪夫要通過援助來控制我們的經濟、軍事,政治時,他則是寸步不讓。國家的獨立,民族尊嚴是半點也不能犧牲的。在東方有波、匈、捷的教訓,在西方援助下則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市場被全面滲入,民族工業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隨意扶植傀儡政權等代價,這樣的「嗟來之食」當然是不可食,毛澤東之前的所有政權,沒有一個不是以犧牲主權的巨大代價來接受外援的。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約」。將「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置於何地,因而才助長了日本以後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美蘇又是如何對待已稱為「五大國」之一的中國,正是他們的交易給今後的中國留下了多少麻煩。我在「朱學勤鄭州講學散談」中曾寫道「一部打開國門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依附於別人的歷史,滿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勢力是如此,整個民國從頭至尾也是如此」。
毛澤東力抗蘇聯使中國免於淪為附庸的衛星國
由於歷史原因,我們黨內為數不少的高級幹部都有很深的蘇聯背景,(包括解放後一直沒有機會表現出來的資深人物),「如果毛澤東在五六年去世」(陳雲話),那麼就為他們搞自己所習慣的蘇聯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礙,成為又一個最典型的蘇聯「衛星國」,也只有從這裡開始才理解,當年在廬山和彭德懷一起受批的黃克誠大將二十年後有如此公正的評價:「毛主席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張茜和粟裕曾從不同角度談過廬山會議時。留守北京主持軍委工作的陳毅曾收到赫魯雪夫的信件,後者要他果斷派兵包圍廬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正是赫在阿爾巴尼亞當面煽動彭反對「百花齊放」和「人民公社」)。當然陳毅沒有聽他的,而是把信交給了會後回京的毛澤東。連彭德懷也看到的劉少奇62年l月27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劉明確說,彭寫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問題一是裡通外國,二是和高崗聯盟反對他(劉)。有些人還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為黨中央副主席前後的變化。英國作家韓素音所著《周恩來與現代中國》中分析廬山會議時說:「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彭德懷,又會是什麼樣的後果?莫斯科的代表就會抬頭,蘇聯就會以強力高姿態對付美國,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國將遵命而行。歷史也將不是這樣。」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毛澤東頂著蘇聯的壓力,不僅中華民族,連整個世界的歷史都將重寫。
這裡提到的黃克誠將軍,歷史上幾次受過毛澤東的批評,被人戲稱為「老右傾」,何況既有「廬山」挨整之恨,又有殺兄(黃克功將軍,因殺了懷孕的情人,被毛澤東決定處決)之仇,二十多年後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時,在一些人攻擊、貶低毛澤東時,他卻在大講毛主席的偉大是其他任何領導人所不能相比的,「如果有人硬要說,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只能是開歷史的玩笑」。這樣光明磊落的胸懷,怎能不贏得全黨全國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選則不能包括所有人。費孝通,這位被毛澤東點過名的大右派,在鄧的時期被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在商丘福源集團的雙八鄉說:「我現在坐在毛主席當年坐過的這把椅子上,但我並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誤解了毛主席搞人民公社的意義。中國落後、動亂的根源就是小農經濟,毛主席搞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是為了改變小農經濟,就是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這位搞農村社會調查出身的著名社會學家,認為今天的中國農村正處在「臨改未改」的關鍵時刻,而此時這個國家正在慶祝農村改革「輝煌」成功20周年。還有幾位著名的大學者,他們的文學或哲學代表名著曾受到有毛澤東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風中,多少人高度評價這些被批判過的專著及作者本人,他們自己卻堅持認為當年的批判是正確的,不願翻這個案。而當年,他們並沒有保證個什麼「永不翻案」、這大概就是人們所說的「君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對一個戰友的兒子說:「……總之,過去也不像叔說的那麼美好,我認為父輩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為你們這一代人認識歷史的唯一根據,就像你今天也並沒有以一個老闆的立場來認識當今社會一樣。」
鄧小平與釣魚台
最後,在民族利益和尊嚴上,我還想介紹一下,近20年中日關係中有關釣魚列島、靖國神社等敏感問題的一點情況。
進入80年代後,日本一反過去慣例,首相和幾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終戰紀念日這天參拜靖國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親率18位閣員集體「正式參拜」了神社,這是「戰後歷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國和整個亞洲的嚴重挑戰。前時,荷蘭學者曾撰文嚴肅指出,對於二戰罪行,為什麼德國能認罪(前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跪在猶太人的墓前下跪),而日本人不認罪,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來如此囂張,這裡也有中國的責任。就在鄧小平78年10月訪日並簽訂中日和約時,在日本國會議員的叫囂下,日本派飛機、巡邏艇登上我國神聖領土釣魚島,此後,大陸以外的全球華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還犧牲了生命。這「彈丸之地」不僅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更有我們民族的尊嚴。這裡,我原文抄錄一段日本外相園田對78年8月10日在北京與鄧小平談及「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問題的回憶。園田是這樣向鄧小平提出問題的:「說真的⋯⋯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我這個日本外務大臣不提的話,就無臉見江東父老……聽我這樣講,鄧小平就說:『我理解,理解你,你儘管講嘛』。於是我鼓起勇氣指出,尖閣列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再發生以前那種『偶發事件』,我無法交待。鄧小平微笑著攤開雙手,說:『上一次是偶發事件,漁民追起魚來,眼睛裡就沒有別的東西。那種事情再也不會發生,絕對不會發生!』我當時真提心吊膽,只求老天保佑。萬一從鄧小平嘴裡說出『不是日本領土,是中國領土』,我就完了。他挺了挺身子……然後說:『一如既往,擱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他講這話時,態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勁地拍了一下鄧的肩膀,說:『閣下,不必說了。』他在那裡優哉優哉,我覺得全身像癱了一樣。」(注28)任何中國人看到這裡,都會無地自容。我不由得想起另一個例子。鴉片戰爭中關天培戰死後,在他僕人收領他的遺體歸來途中,英國戰艦伯蘭漢號鳴炮致哀,給他的敵人,但卻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以應有的尊重。就在園田訪華二個月後,鄧小平訪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會見鄧小平。「日本政府有關人士對這次會晤有些擔心。因為日本發動侵略中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即使講幾句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話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當天皇只是不疼不癢分不清責任的說了中日歷史上『一次發生過不幸的事情』時,鄧小平點點頭說:一點不錯,我贊成。」(注29)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致答辭時談到這段歷史時說;「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特別行出:「只說句『添了麻煩』,年青人不滿意,在中國這是把水濺到女孩子裙子上說的話。」(注30)被尼克森等西方政治家稱之為「大氣蓋天」的毛澤東,在民族尊嚴、民族利益上則是一絲不苟的。對日本是如此,在四、五十年代對美國是如此,在五、六十年代對蘇聯也是似此。
四、毛澤東和周恩來、鄧小平,幾個涉及到的問題
正是中央電視臺的十二集大型文獻片《周恩來》上映時,其總編導(也是中央台《東方之子》專欄製片人,《實話實說》專欄製片人,總編導)時間先生三月二號來鄭州「越秀」講學。他為自己擔此大任,並因此接觸最高當局較多而對於一些政治、歷史問題過於自信,也表現了一些勇氣,譬如他曾要求把鄧「永不翻案」的話寫進片子以平衡周恩來的違心的話、事,當然為當局所拒絕,也由此為在座不少人所讚賞。但是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荒謬說法終於使我不能容忍。我的發言首先說:「最近二件大事,一是紀念剛被當局定為『第三個巨人』的鄧小平去世一周年;二是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顯然,後者遮天蓋地的聲勢使前者黯然失色,你們是達到了目的(不少人笑了,後者在影視、書刊上和社會上的紀念活動一直到五月份,成百倍地多於前者)。但是時先生演講中涉及的一些事實則需要進一步準確。譬如時先生說,剛解放時,只是由於周恩來在全黨、全國的巨大威信方迫使毛澤東同意他擔任總理的,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周當時在黨的威信,可以從建國前最後一次、也是最主要一次黨代會『七大』所證明。這次完全是無記名投票選舉的,由45名正式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按選票的多少排列,毛、朱、劉、任、林伯渠依次為一至五名,而周則一下子落在二十位以後。這是因為延安整風時涉及過去許多歷史問題,使周的威信在黨內受到很大影響。而在黨外五億多中國老百姓中,解放初,除少數幹部和知識份子,大多數人只知道毛主席、朱總司令。
周恩來不是帥才
事實上。建國初確有人(如高崗)向周的總理位置挑戰,正是毛澤東堅決支持了周恩來。上述事實根據在黨的「七大」文獻和幾個主要領導人的《文選》中就可以查到。關於71年4月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問題和當年深秋是否派團出席聯大問題,周批了『不邀請』、『不派』,而毛澤東則又批了『邀請』、『要派』,時先生認為這是毛、周『較勁』也是沒有根據的猜測。已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錄說,對經周批過的外交部不邀請美乒乓隊訪華的報告,毛澤東於4月6日已圈閱,但他夜裡即使吃了安眠藥也睡不著覺,直至還有十幾分鐘就到了4月7日淩晨時才作出了『邀請』這個至今被外交史上稱為『石破天驚』的決定,才有了『乒乓外交』的佳話,而是否派團出席26屆聯大問題,也有基本相同的情況,應該說,周恩來也是根據毛澤東一貫慎重的態度和不打無準備的仗的思想安排的,只是毛澤東又在別人始料不到時,走出了關鍵的一步,每一次重大戰略轉移時,都是如此。我也從時先生曾談到的影片中,毛對周點破李宗仁賣假文物是「投石問路」的故事為例,說明周在一些重大問題的關鍵時刻前是不夠敏感的,在黨內多次關鍵事件中除高饒事件外,其他如遵義會議,劉、鄧派工作組,林彪要設國家主席等問題上,周都是被動轉變的。所以我贊成您引用朱德的話『總理是個好管家』,這次文獻片將定調升格為『戰略家』是過於勉強的。」我最後強調:海外的反共勢力比我們聰明,七十年代後期,他們也曾配合中國當局荒唐的「抬周壓毛」,也確實欺騙了整整一代人至今,對此,鄧穎超還是警惕的。周是毛的長達40年的助手,否定了毛,又將周置於何處呢?或者顛倒他們的關係,豈不是常識上的荒唐?現在他們又反過來,利用跑出去的一些上層人員提供的所謂「大量材料」以證明,過去被整的那些人絕大多數是周親筆簽字、親手安排整的,而過去正是他們宣傳說是周保的。過去他們歌頌周是最完美的,而今他們集中攻擊周的個人品質,什麼「偽君子」、「兩面派」、「最圓滑的官僚」、「中國的鐵血宰相」等等。總之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要整體否定共產黨。我們今天再沒有必要「故技重施」了。
在我旁邊就座的省電視臺新聞主持人在下面問我,那本以所謂周的「私生女」名義寫的《叫父親太沉重》的真實性問題,我說,據我知道,是假的,包括攻擊毛的海外那幾本書,手段都極其拙劣,例如那本《醫生》,成百頁的憑空捏造,有的如《漂亮女人》。甚至連有興趣閱讀者都需要有足夠下流的心態,否則難以讀進。對於我發言所談的事實,時先生無法否認,只是客氣地表示,他在今後研究毛、周關係時,還希望能夠繼續請教。當最後一個發言者指責他們花了500萬搞的這部片子說那麼多假話,「對得起良心?」時,時間回答說;周恩來還說了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我們就不能說些違心話嗎?在第二天河南電視台的《都市頻道》新聞節目的報導中,由於只有我們發言的鏡頭,有些人看後問我,是不是也肯定時間的講演了,我想這大概就是傳播的霸權了。不過,像這樣的「短兵相接」的效果,也說明一個時期以來搞亂人們思想的那些荒謬說法和倫理觀是不堪一擊的。
毛澤東定下1997收回香港的決策
前不久我去看電影《周恩來外交風雲》,當影片再現1974年,8l歲的毛澤東在長沙會見英國前保守黨政府首相希思的場面對,畫外音是希恩的回憶;他說:「⋯⋯毛主席又對我說,『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那就是1997年我們要收回香港了!』希思當即代表英國保證說:「1997年香港會有一個平穩的交接」。毛澤東說:「我也是這樣想的,不過到那時,我們(他指了一下周恩來)就不在了!」電影演到這時,整個影院的觀眾幾乎是普遍的「啊!」了一聲,似大夢初醒。
我問了一下旁邊坐的人員是市工商局等單位包場的,他們原來居然不知道這是毛主席在世時就定了的,國內的材料介紹中還多了一點就是「當時毛澤東又接著指了一下70歲的鄧小平說,『具體事情由他們年青人去辦啦』,二天後,根據毛的指示,周、鄧又同希思進行了具體的會談。」在這前後英國兩黨都對無條件平穩交接不持任何疑義。只是柴契爾夫人上臺後,刮起一股強勁的右風、又欺負我國當時為謀取西方援助在外交上的示弱進行蠻橫的挑戰,幾經交鋒,雙方最終也都做了一些讓步,其中有些東西我是有不同看法的,譬如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作了五十年不變的承諾(這就是今天英國口口聲聲嚴格關注的責任,儼然是以半個宗主國的身份說話),此時香港作為西方過去封鎖我國時的特殊作用已經完成。一些人認為,比較大陸目前不倫不類的狀況,保留香港一塊資本主義,也不是更壞的事。問題是,香港今後的道路,是應該有香港人民自己選擇的。「不變」及其香港不向大陸交一分錢的規定,只是保證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除了已有過的特殊作用,「香港的繁榮」並非就是中國的利益。
此外,尤其是不該把「七月一日」,即我們已宣佈為非法條約中曾規定的日子,作為交接的時間,英美領導人,把它視為所謂「歷史的連續性」,實質上就是維護其殖民主義的尊嚴,卻損害了我們自己的民族尊嚴。後來,我在各地廣泛的接觸中,發現相當多的有識之士都十分敏感這個恥辱的日子。我前面已批判過的總參那位年輕的司機,也熟悉這些東西。聽他邊開車,邊評述軍史、黨史中一些看法,真感到其水準高出許多高官、高級知識份子。在飯後,送我們回去時,我鼓勵他說「你應該在軍事上繼續深造」。就他來說主要是環境的影響。他在這裡開了12年車,經常接觸過去身經百戰的老將軍,得益非淺,他告訴我們,這些老將軍,包括現職大部分軍隊幹部至今仍是極為崇拜毛澤東的,(也使我想起許多寫毛澤東和將帥關係的系列書中都提到,在1980年前後那股攻擊、貶低毛澤東的風潮中,當時全部將帥沒有一個參與其中。隨後,許多將帥發表的回憶錄和文章,反而特別強調自己是毛主席的學生。今年「八·一」晚會,在各軍、兵種匯演的節目中,歌頌毛澤東以及那個時代的歌曲、樣板戲佔極大的比重,和目前官方正大搞的學習鄧理論的氣氛大不一樣。軍內外許多人都懂得毛澤東是這支人民軍隊的魂和精神支柱。在將來的政治變化中,恐怕也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的影響)。他們還對近年一些軍事題材電影不實事求是十分不滿。說「鄧小平當年不就是一個部隊的政委嘛!」
「鄧小平最壞就是把人弄成不是人啦!」
這就又要談到鄧。去年我曾記述了公佈鄧去世當天的一些反映,對此您和您的同學十分反感甚至懷疑。本來,這不應該成為問題,因為,在官方至今大規模的宣傳中,除了一些在任何時期都是趨炎附勢的政客、文痞外,如此的宣傳對一部分年青人總是有作用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為了說明問題,我還是再向您介紹一點具有社會普遍意義的東西。去年鄧剛過世後,鄭州一雕塑所在國際飯店旁邊石橋西欄杆上立了一個鄧的半身黑色塑像,隨即被來往人們吐得一塌糊塗,幾天後不得不鋸掉,這是在市東部。至今在市中心「東方紅」影劇院旁邊的38路汽車牌上,由於其牌背面上有「高舉鄧⋯⋯」的口號,傾瀉在上面的唾沫、鼻涕無以數計。多少場雨雪,包括前時二場使鄭州淹了的暴雨都沖不淨,至今仍有許多處痕跡,而旁邊近十個其他公交牌都乾乾淨淨。在西郊嵩山路市公用事業局門口103路牌邊,立有一幅帶玻璃櫃的三代領導人畫像,其中鄧的臉部經常有這些不乾不淨的東西,而右邊毛主席像上卻十分乾淨,像天天有人擦一樣。香港一家報紙駐河南負責人一次來參加討論會時,先談了來時所乘601路雙層公車上的感受,說一個老太太因司機不許他從前門下而憤憤的說了一句:「你要是當上中央領導,比鄧小平還壞!」一下子引起上下兩層來客的興奮議論⋯⋯。春節前我和會計在交通銀行等待辦手續,一堆人正議的話題就是鄧,其中一個電信局的老同志說:「⋯⋯局黨委書記在專門召開職工大會上講,鄧小平已經寫進黨章啦,以後你們不要再亂罵啦,看來頭頭們也知道群眾都在罵鄧小平」,其他人插話說:「他們自己也經常罵,以表白自己沒那麼壞」,「寫進黨章也沒寫進憲法,不是黨員他管不了,照罵不誤」……那位老同志又說:「我說,鄧小平最壞就是把人弄成不是人啦!」。我插嘴接上稱讚道:「這位老同志說到點上啦!」去年四月份,我在省農大動物醫院給狗看病時,和幾位教授談到時局時,他們也和上述老同志有同感,並極其感慨地說:「經濟上問題再大,我們咬咬牙也能挺過來,可以後收拾這個爛攤子,最難辦的是已把整個社會槁成這個樣子,把人一個個搞成這個樣子」。其中一位教授還把對鄧的評價定位在鰲拜和李鴻章之間。我還想舉一個「集體測驗」的例子。那年電影《大決戰》上映,廣電部一副部長帶著所有特型演員到鄭州市中洲影劇院參加首映式;由古月帶頭,從文化路下車走向劇院時,兩邊擠滿了群眾,鞭炮齊鳴,我身邊許多人竟被這位假「毛主席」所影響氣氛感染得哭了。當這些演員在舞臺上一表演時,掌聲最多的,除「毛主席」外,還有「陳毅」,而扮演「鄧小平」的盧奇表演後,在場幾千人居然沒一人鼓掌,盧奇好像也習慣了,也許是當時「六·四」剛過去幾年,人們對他的情緒還沒有下去。這是在社會上偶然碰到的現象。
人民對毛、鄧的評價懸殊
在我的工作、生活、活動的範圍內,以及有意主動接觸的,則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從工農群眾的:「我恨死他啦」一類樸素的感情到高級幹部正式報告以外的隨意談話,從科學家、教授到軍警乃至滿街跑的計程車司機,只要你打開話題,人們的立場都十分鮮明。但願我們有機會能一起到社會上(無論是最好說的北京,還是您那最喜歡玩的南京)有意的接觸一下,也就解決了你我周圍不同的矛盾。可以說除了學生(它也不成為一個階層)今日社會各階級、階層,多數人的傾向是十分一致的(89 年「政治風波」時,從北京的200萬人遊行到各地不同規模的反應,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不論當官的還是老百姓,有錢的,沒錢的都一樣的喊出打倒鄧的口號,在歷史上是僅有的。「六·四」鎮壓後,至今海內外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服氣的,那麼又有多少人會轉變對鄧的態度呢?)。和廣大工農群眾至今仍崇敬毛澤東的思想感情不同的一些知識份子中,有不少人反毛,也有更多人反鄧。不同的是對毛澤東,不管是恨他、批他、評他、談他,論他、敬他、愛他、崇拜他,則都願意談毛,有些人還借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我幾乎每週都要逛書店,也幾乎每次都能看到新的寫毛的書,據說93年毛澤東百年誕辰對,就出版了六千多本(篇)紀念著作。就此,不少學者還感慨,儘管國內外都有起伏,但國外的熱度一直高於國內。過去講一部「紅學」養活了多少人!現在若比較「毛學」的規模則是微不足道的了。儘管其中也有不少歪曲貶低者(尤其是官方出版的《選集》、《文集》、《文選》、《文稿》、《筆記》等,完全是荒謬的「六中全會」的調子進行嚴格篩選和整理的。最近據說有了一本未經官方批准出版的《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第三版)〉的筆記和談話》,有一千七百頁之厚,而美國也早出版了英文版,但中國官方卻嚴格控制)。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承認,毛澤東在工農群眾中的威信,仍然是最高的,用梁曉生的話說,在老百姓看來,中國人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平民的上帝。而且對知識分子視他們的這種情感為「盲目崇拜」是極為憤慨的。
但是除了御用文人,那些學者們卻不屑於談鄧,這還不僅僅是鄧的文化水準不高,無什麼東西可談,就如最近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汪淇生在一份訪談錄中所說的:「當然更不必提鄧小平了,文革中他給毛澤東寫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後來又信誓旦旦對毛說:承認錯誤,永不翻案。華國鋒接班後,他上書吹捧華。」那夜農院一位老朋友還在電話中給我唸了1966年10月24日鄧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他對文革評價之高,遠非紅衛兵的「水準」所能相比,他對林彪政治上的吹捧、尤其是自己態度,是真有許多道不出的味道的!這些,包括他那份寫給毛澤東著名的「永不翻案」的信件,都曾作為中央文件發到全國。政客、文人們可以隱瞞、迴避,卻仍減弱不了它的影響,至今連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出租司機都能將「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的毛主席批鄧語錄背得爛熟。有一次幾個人在談到鄧的最大特點即實用主義時,有人唸了一段周恩來67年3月份在軍以上幹部會上講話:「還有鄧小平⋯⋯革命戰爭年代,他擔任了七年政委,在福建有一次戰鬥打得很緊張,他藉口彙報逃跑了。解放以後,莫文驊中將揭發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現在才平反」。大家也都十分熟悉的他在廣西、上海那些問題,然後比較毛澤東轉戰陝北那種在極危險境地時的氣魄,真是鄧遠遠無法相比的。有人說:「毛主席當年開闢井岡山根據地時,如果有鄧小平這麼『實際』,中國的歷史將徹底重寫。」
毛澤東的仁厚寬容
從黨的「一大」後到「六大」前期,毛澤東多次遭受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排斥、打擊、撤職,甚至面臨開除黨籍。在那個殘酷的年代裡,還因此將有生命危險,但毛澤東從沒有留下任何影響自己尊嚴的態度、文字(檢查)。包括當時反對他的人也無不認為他是一條硬漢子。毛澤東坦蕩、大度,在他在江西最困難的日子裡,尤其是在「寧都」等會議上那麼使勁整他的人,直至解放後,毛澤東仍重用他們。有的(如周恩來、朱德)和他相依為命至死。李宗仁對落介石說:「毛澤東最厲害的一手,就是不計前嫌。」這也和蘇聯史達林時代(將過去對手在肉體上消滅)完全相反。陳毅說:「我九次反對過毛主席,但我都認識錯了,毛主席也允許我改正錯誤。」包括他在內,他們在文革中必不可免地受到衝擊時,還是毛主席為他們一一說話。和你們的感覺不一樣的是,西方學者和現在許多工人群眾從不同層面,都認為毛澤東對他那些老部下過於寬容,人情味太濃(莫·邁斯納的《中國史》認為,「無論如何,這些毛澤東現在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者曾經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幹部」,「他寧可相信,大多數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並且能夠重新成為革命者。」以致為今後政治的變化留下太大的麻煩。而今日不少工人說得最好聽的也是:「還是怨毛主席對他們心太軟!」,「刀子嘴,豆腐心」。搞政治,不可避免要整人,無人例外。而且不整壞人,不整亂整人的人,就是支持縱容他們去整好人。問題是整什麼人,什麼樣的問題,整到什麼程度。例如在延安毛澤東批准處決黃克功將軍,那是把那位受害的普通女人當成和黃一樣的人尊重的,當時毛澤東還寫一封信在處決前當面念給黃聽,黃死得服氣。解放初期殺劉青山、張子善,誰為這二個「功臣」、也是大貪污犯說話都不行,至今沒任何人翻這個案。
但是在政治上,從延安的肅反到文革,毛澤東卻一直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被他點名批判過的王實味,在轉移中被殺後,他痛呼:「還我王實味!」一份64年西樓政治局會議記錄曾記述了在「四清」對待錯誤的幹部問題上,毛澤東是如何反對劉少奇、鄧小平、劉瀾濤的極左政政策的,尤其是對鄧小平要把犯錯誤幹部搞的「傾家蕩產」,「否則他們就會像擠牙膏一樣,總是擠一點少一點」的主張,毛澤東甚至說:「總是擠一點少一點嘛」。據毛澤東親口對斯諾所講,以及薄一波的《回顧》,毛、劉的分裂正是從64年「四清」中劉的極左的整人政策開始。其實,劉的整人在黨內是很有影響的,土改時他的「村村放火,戶戶冒煙」的殘酷政策就受到過通報批評。至於鄧所整過的原屬張國燾部下的那些將軍幾十年後仍怕他。57年的「反右」,從動員到具體掌握運動的進度、力度,一直到審批,他都是掛帥直接指揮的,其擴大化應有他很大的責任。這次寄給您一份他當時關於知識份子的講話,以此和毛澤東反右前後的講話作一對比是有益的。在文革初期,劉、鄧大整學生,使毛再也不能容忍……而對待群眾、學生鬧事,毛澤東歷來主張先檢查幹部的官僚主義,同時正確對待群眾的情緒,例如修長葛機場的拆遷問題引起群眾不滿,毛澤東堅決反對用強制手段,並說:烏鴉飛來飛去,還要有個窩,你把他的窩戳了,它住哪,「你鄧小平就沒有一個窩」。就是對鄧小平本人,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68年鄧給毛寫信,高度認識自己的錯誤,要求做點黨內工作,毛澤東在12中全會上就為他說話。73年鄧給毛又寫了那個著名的「永不翻案」的萬言書後,毛澤東力薦以重任。當毛澤東最後深知:「永不翻案靠不住」,「犯路線錯誤的頭子難改」後,仍對鄧:「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可謂仁至義盡。張國燾投敵叛黨後,立即發表聲明惡毒攻擊中共和毛澤東,就此毛澤東仍力排眾議,讓他的妻、子去和他團圓。八屆12中全會將劉少奇正式定性後,毛澤東將劉的孩子們都接到家裡吃飯,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這樣的例子太多啦。您如果遍讀如今太多的回憶錄,您必將比較出這樣一個結論:在近現代主要歷史人物中,尤其是在共產黨所有著名人物中,毛澤東是最富人情味的,這一點連許多西方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觸(見《毛澤東與美國》等書),有的甚至認為,毛澤東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中最富人情味」的。他看京劇(白蛇傳)時,旁邊一衛士發現他鼻子動⋯⋯就趕快輕咳一聲,提醒他,但卻再難以擋住他從眼淚到全身的「投入」⋯⋯。他對「白蛇」受壓的同情,對「小青」反抗的讚賞是那樣鮮明,「法海」則恨到上臺接見時忘了自己領導人的身份不去跟人家握手。這些「小東西」很多,也很能說明毛澤東豐富真誠的情感世界,這是在其他領導人那裡很少看到的,後者要麼只是作為領導人需要的理智,要麼「投入」也不失控。有的詩詞也有功底(如董,葉),則從不具備有毛澤東那樣典型的詩人氣質和充沛的情感。像毛澤東這樣,即使執政27年中,也一直站在平民立場上,這可能是世界歷史上僅有的一例。
「中華民族對人類的最大貢獻
就是誕生了毛澤東!」
去年九月九日,南街村和市收藏家協會在省博舉辦了一個「毛主席像章展覽」,我是聽說後約幾個朋友第二天一起去的。別人告訴我:「昨天開幕時,毛新宇來了,一下汽車就被認出來,『毛主席的孫子來了』以極快的速度傳開,附近大路上的行人,對面紫百大樓的顧客、營業員們都過來了,成千上萬的人把博物館大院都擠滿啦,又把門前大馬路都堵斷了,毛新字也被人們擠得滿頭大汗,一位靠近他的老太太在別人的幫助下,親切地為他擦了擦汗,好多人都哭了⋯⋯。」展覽廳內莊嚴、肅穆,如有人輕聲議論幾句,馬上就圍來一大堆人,有人說;「來這都是好人。就如在一些城市出差,一些中老年人只挑掛有毛澤東像的計程車坐,並說,司機至少是想學好的一樣」。在展廳內各處所置的許多留言簿裡,寫滿了各種身份、年齡人的各種話語誓言、詩詞,其中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署名「纖夫」的一句話:「中華民族對人類的最大貢獻就是誕生了毛澤東!」去年在北京,一位政治家這樣一句話也是相當有份量、並具有極其重要的現象意義的,他說:「置於歷史長河中,對毛澤東的評價再高也不算高」。一些當年「四五」英雄、「民生牆」鬥士、「廣場」領袖說,在對待毛澤東問題上,他們思想反覆過多次,也終於認識到、包括他們過去認為是毛澤東的錯誤的,放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認識,恰恰是毛澤東偉大之處。結論是解決中國的問題,整合今日之中國,唯有用毛澤東的思想。在談到一些知識份子總是用那些俗不可耐的調子來議論毛澤東時,他們輕視地說,「這些文人充其量也難以望全這位『巨人』的腳背」。毛澤東去世後,社會黨國際主席、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聲明說:「⋯⋯對一部分人來說他是希望,對另一部分來說,他是永久的挑戰,兩種情況都將繼續下去,以後一直是如此」(注11)。毛澤東生前是不喜歡社會黨的,也如他多次點名批判過的鐵托,後者則高度評價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特里爾說,事情總是這麼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詆毀他的政府,1976年卻對他的贊辭最多(注12),有些領導人甚至說他是人類歷史上一千年才會出現的一個天才(注A22),美國影響甚大的《新聞週刊》當天發表的社論標題就是《歷史上最後一位巨人》。是的,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條件來看,像毛澤東這樣巨大而深刻地影響過世界歷史的巨人,是恐怕不會再有了,但他的遺產留在這個世界的各地,無論是最發達國家還是暫時落後的國家,其社會的進步都不斷地從中受益(例如:美國在經濟管理和司法制度上的創新,國外學者總結法國經驗的「七、八年來一次」,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總結的教訓)。他的遺產也留在許多大哲學家、學者的「武庫」中(例如今天大多數學者張口、閉口都離不開的福柯,有人乾脆點破:「福柯的思路本身即與毛澤東思想一脈相襲」,此例甚多),以繼續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或用以對新世紀、新時代、新社會的開拓。還留在那些拒不投降的革命者永不熄滅的火種裡⋯⋯而他的遺產更多是留在他的祖國的土壤裡,儘管這塊土壤如今已鏽跡斑斑,遭受著幾千年歷史上從沒有如此嚴重的污染和破壞,也正是這樣,他的人民還需要再從毛澤東的遺產中吸取力量,以奮力改變自己的厄運,在這場空前的浩劫中獲得新生。這正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回頭,我們再談一下鄧。某研究所所長是這樣總結鄧小平去世時各地、各方面的反映的:「北冷南熱,農民搖搖頭頭,工人笑呵呵⋯⋯」。他解釋道,「南熱」主要是指深圳一些沿海城市搞了一些紀念活動,「北冷」則尤其是指北京人十分冷淡(今日文人則圓場為:「比較毛澤東逝世那些日子」,「不是悲天慟地,而是平靜」,見《交鋒》),那麼「笑呵呵」的工人一定就是你們同學們聽說的瘋子了,可在鄭州還經常有這種情況,如在一些群眾場合談到有人反對毛主席,就有人接上說:「你叫他到工人中去說說,馬上巴掌都摑到他臉上」,而這樣的事也確實發生過。一家報紙主編曾向我們介紹了梁曉聲這樣一個說法,意思是,不管你說毛澤東犯了多少錯誤,但至今,人民還把他作為自己的領袖,而鄧小平,不管你怎麼高度評價他是什麼政治家,人民卻不認同他是領袖,這個「領袖」是要人民認同的。梁曉聲還談了個小故事,說在他家住的一個來城打工的年青人,有一次眼睛死盯住畫報上鄧小平抱著小孩子那張著名照片,他盯住的是那位小孫子脖子上那根金項鏈,梁對他說:「小孩子帶的都是假的」,那個年青人卻說。「他們,還會有假的!」一一這話,分得多清,說得好重啊!一個政治家的政策,總會有一部分贊成,有一部分人反對(當然,歸根結底是多數人,少數人的問題),但是如果執政的人利用自己的權勢為自己家族撈取巨額利益,就是在開明的封建社會裡也要受到懲治,儘管有些是在死後才受到清算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也難以容忍這類醜聞,而且是一經揭露就臭不可聞,廣大人民唯有對此是最深惡痛絕的,更不要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名譽是絕不能有這樣的罪惡的玷污的,換句話說,無論中國今後走什麼道路,曾執政過的領導人如有這樣的罪惡是早晚要徹底示眾於天下的,多拖延幾天,無非多增加幾個殉葬者而已。到那時再回顧我們在今天的為某一個人的評價所作的爭議,則一定會感到可笑,卻不是沒有意義的。
鄧小平子女利用特權牟取暴利
6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海外早就這樣報導過 鄧楠、鄧質方的「中創」利用批文,到處圈地所進行的無本萬利生意,「中創」在上海與靜安區創資辦勾結設立「南京西路商業發展總公司」,把整條南京西路的店面土地都霸佔了,一夜之間成為上海最大的地主,西至愚園路和靜安公司,東起西藏中路與人民公園……然後以地主資格把鬧市土地租給外商,收益達天文數字。「中創」還在浦東外高橋保稅區、陸家嘴金融區同滬市土地局簽約……霸佔大片土地。如今官方稱「中創」投資公司已無力償還債務,明白人自然明白,這錢早就弄走啦。幾個月前,中央極不正常地解散了「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逮捕了現任頭頭。海內外都熟悉「中國有色⋯⋯」是鄧家大女婿吳健常長期掌握的,鄧林幾天之前(7月6日)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說:「吳今年初由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調到冶金部任副部長」。也就是說,吳一出來,這個公司就爛掉,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被國家解散的部級公司,難道報導中所說這個公司長期存在的問題都與吳無關。海外宣傳吳手中掌管著八百個億,至少今天無法證實,但他兼任董事長的極為龐大的深圳聯合公司,以及他在香港大搞的金融、期貨都常有驚人新聞。去年鄭州鋁廠為他拿走一億六千四百萬元的現金(留下白條)的「小事」弄得沸沸揚揚,最後又說是給了「殘聯」,即鄧樸方。前幾年就他在澳大利亞的私人礦山虧損幾千萬元後又轉嫁到國營企業中一事也曾引起過海外大曝光。去年鄧去世當天,中央證券委對《瓊民源》停盤,一直到今年三月作初步處理,也抓了幾個替死鬼。搞股票的人大都知道,因為鄧樸方、鄧楠的各一家公司是《瓊》的大股東,前二年《瓊》似瘋一樣,幾十倍、上百倍的暴漲,多少人趨炎附勢,如今連本也蕩然無存。一一這是鄧去世後中央開的三刀,加上前年,也是在海外媒體炒的火熱和美方壓力下,撤了賀平(毛毛的丈夫)的總參裝備部部長職務以及「六·四」後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撤銷鄧樸方的康華總公司,算是對鄧家全部五個子女各自部分「地盤」都多少觸動了一下。其個人都還沒有直接觸動。鄧林「七·六」講話專門講了她的寶貝弟弟鄧質方「有的說他給抓起來了」,「全是假的」「仍在四方公司工作」,這個「四方公司」海外早就報導過是鄧質方、周北方同李嘉誠用四十億港幣組建的,王府井行賄二千萬美元等醜聞,不都是「四方」的政績嗎?說到和周北方,《天怒》中不揭露過他們用「首鋼」改革的「偉績」在法國購買的鋼鐵廠進行巨賭嗎?就是首鋼,用三億美元收購價值一億美元的秘魯銅礦,再付800萬美元給美顧問公司為酬這類醜聞,不都是他們這些公子哥兒思想解放的真景嗎?鄧繼《南巡講話》以後,又乘興在周冠五(北方之父)陪同下在首鋼巡視,發表許多指示,海外也高稱為「北巡講話」。奇怪的是,至今卻被官方迴避了,實是耐人尋味。不管怎樣,北京和海外都十分關注鄧家少公子的動向,北京是傳要對鄧質方正式開一刀,以平息一點民怨、民憤。海外則傳在老夫人「自殺」的壓力下,已放他出境,不准回來。這些傳聞也無法正式證實,而且證實恐怕會造成騷動,同時對鄧本人的評價也就會完整地標上了句號。但是,對這二十年的「改革」的認識和評價則不會這麼簡單。 >> 待續
註釋
11、 A22:《舉世悼念毛澤東》
12:《毛澤東與美國》
28、29、30、A4:《百年恩仇》
五、可以「撇開一切」,去發展經濟嗎?
您的這個想法,正是這場「改革」二十年前開始時的主要思路,只是那些政客、文人沒有您那麼率直的表達罷了。應該承認,當時的多數人是願意接受這個思想的。經過20年的實踐,我們是在承擔了人類社會歷史上十分昂貴的代價後重又回到這裡來總結這個教訓的。自五月十日起,《粵港資訊報》用十多個大版、醒目的標題、引人的照片和版面安排,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改革的歷史方位、憲政、法律、公正、倫理、道德、傳統、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哲學、歷史、文學、美術等各個方面對20年改革進行了批判的反思。其中何清漣打頭陣的文章《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就明確指出:「我們現在這種以經濟發展為最高導向的改革方略就頗值得檢討。」相同於您的思路,人們20年前就開始的「撇開一切」(但不一定相同於您可能所指的內容,我下面的批評涉及到的內容均不是指您)正是這一「改革方略」的必然、首要的選擇。而「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其他問題都好解決」則是這一「方略」的承諾。這三點又有一個共同點是,都把經濟發展視為高於一切的首要位置(這可能也是您所提出問題的出發點)。這個思路是否正確?二十年的實踐還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我想就其中幾個問題談幾點不同於官方宣傳的認識,有些還需要對「改革」前後二個時代進行一些必要的比較。
1、幾個應該糾正的認識:
一是把經濟發展視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目的,什麼「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生產力」,那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是不是也發展過生產力?如果只把經濟發展視為目的,在這個前提下聯繫中國的經濟基礎水準,我們為什麼要選擇社會主義?如果要選擇資本主義,是不是也需要先確立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政治框架,包括真正要選擇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也認為必須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也是資本主義歷史的發展規律)並把目前改革進入「死胡同」後唯一的希望也寄予此,或者把20年沒有走出來的癥結也歸之於此。這就是說,不管什麼道德,撇開政治和其他社會問題,當然,選擇什麼樣的道路,符合什麼人的利益,又有什麼樣的前景。將另當別論。社會進步的核心只能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全面而又健康的發展。其中當然包含有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提高這樣一些必要的條件,但決不能以對後者的強調來損害、犧牲前者,把人誘變成畸型發展的經濟人(或叫市場人),那就不再是人,這就是說,對經濟發展的過分強調、包括放在首先的位置,都必然是犧牲社會進步為代價的、以犧牲人為成本的。
應該糾正的第二個錯誤認識是,它只用、或者主要用經濟發展「這一把尺子」來衡量社會的先進和落後。八十年代初,當人們剛開始荒謬地把一個國家的經濟、財富等同於社會的先進時,另一些人馬上就舉出西亞、南非等相反的例子。我曾舉過羅馬帝國等例子,邱吉爾也曾談過羅馬征服英倫時的富裕。近年出土的瑪雅村落,其富裕程度令今人都驚訝,不也照樣覆滅。有人總結過,中國的漢唐盛世都是在經濟繁榮的顛峰上猛跌下去的。就在本世紀初,俄國斯托雷平用無數絞刑架拓開的、稱之為「第二次解放」的改革,曾使工業利潤增加了二倍。半個世紀後,伊朗「開明」的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其經濟的高速發展也曾得到西方高度評價並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俄、伊的「改革」都伴隨著一個致命的「惡性瘤」一一腐敗,卻激發了翻天覆地的「紅色革命」和「黑色革命」。直到97年,中國還在一些出版物、論壇上和西方一同高度評價印尼改革的經濟成就、「極了不起」的競爭力,一些學者將它推薦為中國學習的榜樣,但一場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就使其露了原形,33年前在美同縱容支持下屠殺了50萬共產黨及群眾的「功臣屠夫」蘇哈托也被迫下臺。但事情卻不會就此完結。令人注意的是,印尼的「第一家族」、「太子黨」、官商勾結、貧富差距,尤其是腐敗問題,和中國有著驚人的相似,(今日就蘇氏的血腥的發家史,美國還說幾句人話,可中國,則應一句人道話都沒有,豈不令人費解)。
近代中國所受的屈辱
不能全歸罪於經濟落後和貧窮
鴉片戰爭開始的中國的屈辱近代史,恐怕也不能簡單歸結為「經濟落後和貧窮」。「至鴉片戰爭前的1830年,中國製造業在整個世界製造業所佔的相對份額為29.8%,而整個歐洲才佔到34.2%(注A1)⋯⋯到185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的頭導經濟大國,之後才被英國超過」(注13)。即使在國際貿易上,「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二千六百萬」,「但從1828年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注14)」。也正是中國許多官員、商人和洋人的勾結,用中國人的錢為英國人進攻中國準備了經濟實力,「最壞的看門人」正是滿清王朝,「海關從鴉片得肥,皇帝從海關得肥(注15),賄賂行為⋯⋯侵入了『天朝』官僚的肺腑」(馬克思《鴉片貿易》)這才是鴉片戰爭最本質的敗因所在。再以和東洋人的第一次大較量「甲午戰爭」為例,直到戰爭前一年,日本「全部工業資本為七千萬元(注16)」,之前1880年,在世界製造中的相對份額,中國為12.5%,日本為2.4%(注A2)。當時日本農村許多家庭的收入甚至要靠大批到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賣淫謀生的「南洋姐」寄錢回來(注18),也就是說,日本人並不富有。戰爭開始時,日本全國海軍有千噸以上軍艦21艘,最大的「吉野」等艦都是四千多噸,而中國全國海軍有千噸以上軍艦31艘,「定遠」,「鎮遠」等艦則各是七千多噸,且大都為德國、英國所造,許多「管帶」(艦長)都是在德國等留學的。但臨戰時,「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炮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搶出不合用之前膛槍子,賣與日本,得銀14萬兩,局員朋分,而李鴻章為之補給領字。外間並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注20)。整個戰爭過程中除丁汝昌、左寶貴、鄧世昌、林永升幾個將帥以身殉國外,大部分將領均貪生怕死之輩,許多戰機甚至也因嫖娼吸毒所誤,他們投降還怕「空手」、「日本人要發怒」⋯⋯這樣腐朽的國家、腐敗的官員,即使經濟實力再增加十倍,只有敗的更快之理。
一九六○、七○年代
中國國際聲望之高為史所未有
歷史上暫時弱小貧窮但奮發有力的民族、國家打敗強族、強國的例子,法,英、俄、美等國的歷史中有,中國現代、當代中也有。決戰前的國共兩黨的經濟實力、軍事裝備上如何比較?而中國同在朝鮮戰場上的對手是剛剛在「二戰」中發了橫財的世界「首富」美國,以及大多為富國、強國的英法十六國,其財力、裝備又如何比較呢?五十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後,驕橫的「麥克亞瑟宣佈聯合國軍將挺進東北」,「美國已公然呼囂:在歷史上,鴨綠江並不是把中朝兩國截然分開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六十年代越南戰爭時,「炸彈幾乎快丟到了中國邊界,美國還威脅說要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注21)」。毛澤東說:本來我們一心一意想搞建設,可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人家要打,那我們就奉陪到底。那個時代的人都還記得陳毅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話,「要打就早打,我頭髮不等白了」,也正是經過或者非得經過這樣幾個回合的較量,我們打出了一個進入七十年代後,再沒有任何強國敢於冒犯「毛的中國」,這是近代史以來從沒有過的局面。完全可以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幾千年歷史中中國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時期。剛過文革初期高潮,從69年開始,法、加、美、英,意等一大批西方領導人紛紛來「紫禁城朝聖(西報戲語)形成建國後無論品質、數量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建交高潮,並在二十六屆聯大上,絕大部分西方國家臨陣對「山姆大叔」倒戈而支援中國。深受全球左翼運動打擊之苦的當時世界上第一號「反共頭子」尼克森總統當面對毛澤東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注22)」。田中首相回日本後居然在國會上使用了這樣的話語:「毛主席諄諄教導」。招致右派一片攻擊。龔忠武博士公平地說:「既然要打仗,不付出代價行嗎,我們不能要求毛澤東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經濟建設好。」但是毛澤東,也只有毛澤東一方面打出來一個天下,又打出來一個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則以世界上罕見的速度為中國奠定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解放前的中國」,在國民經濟中,舊式農業和手工業占90%,全國年產鋼量15.8萬噸,人均佔有量不到1公斤。(注24)「在毛澤東時期,工業總產值增長38倍,重工業總產值增長90倍(注25),其工業化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德、日、蘇等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注26),至今也沒有超過這個地位。
毛澤東過世後,日、美重啟輕視中國之心
毛澤東去世後,「以他為代表的一個時代結束了」(社會黨國際主席,前西德總理勃蘭特聲明),比之而起的是一個長達20多年的保守主義時代,針對「毛的時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基調,這個時代則彈出了「和平與建設」的溫柔美麗的旋律,還是讓我們不太懂事的孩子們來感受一下「和平」的溫馨氣氛,讓整個世界的人民來盛享一下「建設」的果實。據聯合國安理會主席98.6.29聲明:「今世界約有50多個國家的兒童仍在武裝衝突中遭受苦難」,「過去10年⋯⋯使200萬兒童喪生,600兒童受傷,100萬兒童成孤兒,1000萬兒童流離失所,1000萬兒童遭受嚴重心理創傷」。據51屆聯大宣佈:「富國更富,窮國更窮,其收入的差距60年代為30倍,90年代為150倍,赤貧人口十三億,比90年增加三億」。據96年世界糧食首腦會議公佈:「近20年最發達國家由74年的29個增加到48個,第三世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聯合國絕對貧困線為每天人均一美元)增加了40%,約占總人口的30%以上,同時新自由主義使美國貧困人口從9%上升到16%(注27)。」在這個時代開始時,中國經過近30年的艱苦創業、自力更生的建設和省吃儉用積累起來的底子已遠非昔日所能相比,也為後人的經濟建設打下了一個容易得多的基礎條件,可自此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反而又向另一個方向轉變。
作為「地緣政治」主要對手的日本國,從七十年代末中國的轉向後,其國內以「禮讚毛的中國」為主要代表的日本左翼勢力也從六七十年代可經常動員千百萬人之力量迅速退潮,至九十年代,一些主要左翼政團甚至瀕臨解體,右翼勢力則呼嘯而上,大放厥詞,大傷中國、亞洲,大拜「靖國神社」、大登釣島。前時來越秀講學的李慎之曾談到,他在南京大學時,學生們公開攻擊「賣國求榮」的政府。其實,早在85年的「八一五」學潮時,學生們就把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及其他78年10月的訪日⋯⋯。近20年來,我國官方對日本右翼勢力挑戰的反應,大大低於朝、韓,東南亞各國和海外華僑,曾引起全球華人極大的不滿,中日交往中又留下許許多多喪失我民族尊嚴的醜聞。尤其是在那次作為總書記客人的日本三千人訪華及其周而復等要員的訪日等。和中國領導人來往較多的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撰文說:「現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近似於日本與清朝的關係」,日本由「對一個大國的恐懼」又變為「洋溢於日本民族中的優越感」。近日《參考消息》曾有報導說:「據日本總理府的調查,日本國民有50%以上不表示對中國友好。」一些敏感的人士早已注意到日本的「新滿洲國」的野心……而美國居然在公海上攔截我貨輪進行侮辱性搜查,成為全球的轟動新聞(這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比抽在自己臉上的耳光都難受),還驕橫地直接監管我國軍事演習。⋯⋯近20年來,我們在世界舞臺上從沒有單獨面對美國有力地說個「不」字,這也正是《中國可以說不》等書曾一度暢銷的原因所在。在中蘇變化後,那個相互制衡的「大三角」時代也消失了,這個世界進入了「一個中心(美),小多元」的極不合理的格局的時代。中美國家關係也完全不同於七十年代,為了要求江澤民訪美、克林頓訪華,中國政府四次向美方提出正式要求,並在江訪美前,我國釋放了魏京生等,在克林頓訪華前,又准許鮑彤等出國。當然,所有的政治犯都應該釋放,所有的人都應該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在「程序」上不能「美國要一個,放一個」,又「置中國法律的尊嚴於何處」。
庸俗的「唯經濟決定論」無法成立
歷史和現實,有的是人們熟悉的,有的是被人們「忽視」的,它至少說明,經濟並不決定社會進步和國家的安危興衰。所謂經濟「落後挨打論」也可以休矣,其實這也不是鄧小平所發明,包括其講話的腔調都來源於史達林1931年7月的講話。史達林的這個「挨打論」其前後的「幹部決定一切」論,「技術決定一切」論都深影響了鄧的「改革」思路。正是「挨打」論,他和史一樣達到了「轉移」的目的,而「幹部決定論」則將黨政財文大權高度集權於官僚手中,「技術決定論」則極有利於鞏固專制統治。比較「貓論」、「摸論」、「說不清論」,這三論倒是有研究價值,卻還沒有被更多人重視,這裡就暫不展開了。因此,那一改革方略的確立,並沒有一個它所需要的合理的前提。由此,人們必然要問,這場「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其實,它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標,例如什麼「小康」、「溫飽」、「翻兩番」、「一千美元」等等,而沒有目標,回顧起來,它的目標就是它的過程,它的過程就是它的目標。這就理解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意義所在,我們甚至不需要知道「彼岸」是什麼?有人總結為這是「撞擊反射式」,尤其是城市,其改革的各個階段:放權、讓利、利改稅、包稅、分稅、承包制、股份制等等,中央幾乎全是被動的反映,以對付地方、企業的討價還價和各種對策,而且是從一開始就「試」、20年過去了還在「試」。也就是說還沒有「試」出路來,「學費」卻越試越大,家當卻越試越少。又有誰知道,要「摸」到哪裡去呢?
2、高增長率和超前消費
如何看待這20年「改革」及其經濟發展的主要成績也有不同的認識,官方和一些人對其評價是很高的。這些評價,除去副詞和裝飾,主要有二點:一是國家高增長率的數字,二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前者至今仍能迷惑國外部分經濟界。後者則繼續安慰著國內不少人。
應該承認,這20年經濟是有所發展的,也應當有個發展,因為它的起點是最高的。臨「改革」前所擁有的條件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好的(儘管1976年巨大的災難、政治的變化,出現短暫的經濟下降,則沒有影響經濟的結構和大局。「以195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100%,而1976年的指數為26.6%。比1966年的指數314.7%,增長了311.9個百分點」(注A10),換句話說,文革較文革前幾乎翻了一番)。而今天一些學者終於正視中蘇在臨改革前的經濟形勢是完全不同的,蘇聯幾乎出現了負增長,而中國,至改革前二年(1977、1978年),仍保持著14.2%和13.5%的高速態勢,同時,有從1964到1978年長達11年的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輕鬆,(這是前幾任政府從沒有的)還無通貨膨脹,無財政赤字,只有多年沿襲的高積累率,如此一個底子,而且這20年處無戰爭,內無全國性的、或毀滅性的災難,這樣的條件和毛澤東當年接蔣介石爛攤子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同時,我們的近鄰日本,當時下有大量資金需要尋找市場,美國根據冷戰時政治需要而特意支援的東北亞、東南亞國家又將日本資金的促進,此時也翻滾其泡沫經濟。對這些資金條件謹慎的、保持控制的使用一些會有益於我們經濟的發展,還又逢上國際上所謂「資訊爆炸」的時代對科技發展的促進。這一切極為有利的條件當然要促進中國這20年經濟建設的發展,儘管其過程中也有起伏,曲折,更有極為麻煩的隱患,但總體上是有發展的,都按官方公佈的數位,其總體發展速度仍是低於「改革」前的「毛澤東東時代」。1979 年至還沒有結束的1998年(按中央要求的8%計)這20年的平均增長率,將低於9.4%,而「1950-I979年的平均增長率為13.3%(注11)若去除已進入『改革』的1974年的8.8%;則為13.45%。」20年改革中工業增長率最高年份是1985年的21%,而文革十年中的其工農業總產值增長最高是1970年的是25.7%)(注A12)。至198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降至第八位,超過中國是義大利和加拿大,緊迫其後的第九位、第十位分別是巴西和印度(據世界銀行排列)而到1990,我們則被排列第十位(均不包括前蘇聯)。
官方統計數字浮誇不實
這裡還有個數字準確的問題,今天公佈改革前的數位,根據薄一波等權威人士的說法,是經過今人「甄別」的,這就是說,要根據今日政治上要盡可能多的否定那個時代的要求「剔除」出他們不承認的東西,如此,它至少不會有「水份」了,而今日這個「改革」時期的數字,也有待今後去準確,麻煩的是,這可能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因為,今天的數位情況是「空前絕後」的,幾乎所有單位都搞假表,都搞幾套帳,這已經是約定俗成的公開的秘密,既然「原始」、「基礎」已基本全部失真,那麼,一級級一直到中央,就只能有假的。而且從上到下的公開的「扶優」政策,和「以效益論英雄」的標準,對上報成績大的單位在貸款、稅收、返回,直至領導幹部的政績評價、享受水準都給予很大的優惠、好處,更鼓勵了報假的風氣,正如 6月12日中央台報導中那位安徽省副省長所談的,這叫:「官出數位,數位出官」。已曝光的安徽、河南幾個小例子都是很隨便加上幾個億。為了爭「優」,一些企業可以幾十倍、幾百倍的虛報,此類例子甚多(注31),這是下面。上面呢,一位省委書記對統計局長說:「我讓你增長多少你就給我增長多少。」近鄰一市的統計局長去年就因為報了較真實的數字,即被趕到政協去了。《人民日報》也曾報導山東泰安市委書記「翻番」虛報等例。另一方面是瞞虧損的也可舉二例,一是某市木材公司96年報表虧損1500萬,報到省物資集團後,以不符合中央「穩定」精神改剩600萬;二是某省工商銀行94年報表虧損23個億,報到中國工商銀行後改剩4個億,再報到中國人民銀行一平衡就剩下「0」不虧損。這二例說明,越往上做假的成份越大,這已不同於老百姓過去的傳統觀念。據此,我們又怎能相信官方的數字呢,何況有一個「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所以既使對個別品質(不貪污)較好,能力較強,人們對其寄期望較高的重要官員從這一「大局」出發,說幾句穩定人心的假話,我們也願持一個理解的態度。如據此基本狀況對於官方所公佈的增長率、保守的講再去掉幾個百分點恐怕是不過份等(現在不怕官方吹,就怕官方全失控,找不來真實根據)。
超前消費,後患無窮
但是這20年消費水準的提高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承認它是不打折扣的。當八十年代後期我們人均收入300多美元時,有人就認為,我們在電器等方面的消費水準已高於其他國家人均收入1000美元時的水準,也曾猛烈的刺激了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經濟增長率,這就提出了二個問題,一是與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比較,這樣的消費水準是否適當,二是其利弊。是否適當的問題,包括含有一個持續發展的「後勁」問題,還必須考慮安全等非經濟的因素問題。就國民收入中居民生活所佔比例,17年前我在「獄中之獄」——「北山的小號」裡就作過計算。我認為在我國比較安全時可達42-44%,要有一定的備戰、備荒的準備則為35-37%。這個計算,我並不認為十分準確,這是由於當時條件局限,資料全靠記憶,全靠筆算,又不會什麼數學模型、公式,甚至連光亮也是將鐵門上監視用小鐵門撬開一點縫「偷」來的⋯⋯但是就我的主觀願望來說,我是竭力想提高這個比例的。我知道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對老百姓的膳食、住房、醫療等基本需求來說意味著什麼,以後由於對整個國家安全的擔心(包括非武力因素),我曾認為我算的較高,並為後來國家那種不負責任的「超前消費」驚呆了,前時從某正式出版書上居然看到95年高達的69.1%!⋯⋯我也順便用其提供的資料作一比較分析:高於中國此時經濟發展水準的日本六十年代,南韓八十年代,這個比例分別是50.5%和40.4%,還有一點補充的是,日、韓都是美國的保護國,否則至少要扣除好幾個百分點。遠遠高出中國現有發展水準,並且在國際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和國家安全條件也非中國能夠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英、法、加等國,其比例分別為54.1%、54.5%、52%。唯獨美國高達60%,這是它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主地位所決定的,更不是我們所能相比的。就像借債,它借的是霸主債,越借越硬賺,我們則完全相反。就此,其消費比例仍比我們低九個多百分點。據說,現已是電器生產大國的南韓,其彩電的普及率遠沒有中國高。上月日本女作家山峙朋子來鄭州講學時,談到1968年的日本農村,很多人吃不起米飯,還有農婦拾煙頭吸,到處是不堪入目的破草屋,室內塌塌米上蟲亂爬⋯⋯,而此時日本的人均產值1400美元,幾倍於九五年的中國,那是為什麼呢?日本和西德等國都曾提出過「勒緊腰帶十五年」、「二十年」等口號,控制國民的消費水準,以集中財力發展經濟取得在國際經濟中的優勢地位。1980年一1986年,日本製造業勞動生產增長了17.8%,其工資反而下降了0.4%,也正是在這六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又從第八位繼續下滑時,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排列在世界第十八位,猛升到第九位。就僅從經濟上考慮,毛澤東時代所提倡的艱苦奮鬥,也含有相同的意思,只是底子之薄,遠遠無法和人家相比,還要打仗,所以那個時代的生活水準是比較低的。
您說我不同意您的說法,是您搞錯了概念和範圍,我是不同意您曾用過的那句官方政治宣傳詞:「經濟瀕臨崩潰」那是指國民經濟,而不是指人民生活(消費水平)。您舉陳毅的例子,我還沒看到,只能是指「三年困難時期」,(那是成百年上千年不遇的大旱,蘇聯逼債和部分地區的浮誇風造成的,還餓死了好多人)。包括毛主席也不吃肉,同樣得了營養不良的浮腫病,那時城市居民一個月只供應半斤肉二兩油,可過了這三年就好些了,在職工食堂吃飯,每天有一頓肉菜還是很普通的事情,但農村還有餓肚子的情況(今天仍有),城市穿戴比較單調,住、用簡陋。進入七十年代後一些青年人開始講究,消費水準每十年都會上一個較大的臺階,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也是如此⋯⋯但正是我們當時的低消費水準,使國家有一個高積累率去發展經濟,才有那個一直保持二位數以上的高速,才鋪下了這麼大的一個攤子、底子。這個道理,一位勤儉持家的老農都懂。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國家現在每年財政預算都要可憐巴巴地把當年所借的幾百億外債列在其中啊,「收入佔GDP比重,由八十年代的30%以上降為96年10.9%」(注A18)在鄧小平去世前剛過去的「八.五」中就累計赤字6300億元,平均每年1260億,用經濟學家魏傑的話說:「我們的財政是『赤字財政』,是『借債財政』是『吃飯財政』」。朱鎔基說:年年財政都是吃光啦!僅吃光就算啦嗎?那成萬億的債可不是一、二代人能還完的。換句話說,我們是把還沒出生的孫子一代的「飯」提前端到我們桌上吃啦。假使我們那一代人也是這樣「超前消費」,你們這一代人今天的日子是什麼樣子就可想而知啦,比較兩個時代,一些工人總結得好。「毛主席會掙,小平會花!」
當然,「超前消費」是能一時刺激需求,帶動需求供應的生產(譬如家電等),但卻後繼無戲。李鵬所說的汽車業帶動是不瞭解中國國情,至於房地產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都買得起嗎?也有買得起的,今春北京三環以內商品房,均為8000元/平方米以上已被買空,有人懷疑是中央精簡機構的一次「福利」。深圳市政府對政府工作人員的真正「優惠政策」就讓他們全買得起。也有買不起的,便宜到1000元/平方米,普通工人僅靠工資又有多少人能買得起。朱鎔基「新政」,目前能看到、想到的是靠鐵路、公路、城市公共設施等刺激需求,也是老羅斯福的經驗,還有農村水利等,也是極為重要的,應該說,趁現在沒發生大的災難,農民還有一定承受力的情況下,大搞一些農業基礎設施是十分必要的,既為農村大量勞力提供了用武之地,也為城市建材等各方面提供了需求。消費方面,主要市場仍然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其他需求熱點,目前還看不到,想不到,或者換句話說別人已提前給他花了。「超前消費」,也曾糊住過大家的嘴,可也有「放下筷子罵娘」,其道理我在前面已談過,是否還有其他利呢,也不排除、但總起來講是弊大於利、重要的是失去了後勁,留下了包袱和陷阱。
3、看看經濟發展的兩頭,基礎農業、勢頭科技
相對於工業企業遭致的普遍非議和指責,這兩方面則是褒大於貶,肯定多於批評,不過其存在問題的嚴肅性,也是不能不受到重視的。就農業來說,也有個二頭的問題,一頭是本中之本、糧食,另一頭是鄉鎮企業。糧食問題,我一年前給您的信中已談過,其勢頭是速減的,據薄一波的「回顧」,既是在最「動亂」的文革前五年,其遞增率仍達4.6%,高於「一五」。但84年後遞增率猛降到1.34%,進入九十年代後又降到0.4%。這就是說,九十年代前期和文革前期相比,糧食遞增率下降了十倍。同時,近十年來,我國糧食生產的成本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遞增,物耗高達46%,85-95年的國內價格已高於國際價,1995年我國小麥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價格28.8%,玉米高71%、大米高17.8%⋯⋯(注A4)。人們宣傳的「吃不完」、「儲不下」,既是靠一個相當比例的進口作鋪墊的(也有大多糧倉被毀棄的具體問題),前年,世界糧食儲備僅夠15天,如中國發生大面積災害呢?解放初人均產棉209公斤,到改革前的1978年人均產糧317公斤,增長了51%,目前按官方公佈是人均四百零幾公斤,比78年增長不到30%,如按估計的實際人口,則不過三百二十多公斤。基本上沒有增長,(而消費則驚人地增長)這裡有個人問題,也有個對農業的重視和投入問題。「這一時期農業現代化建設投資嚴重不足,影響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國有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由『五.五』計畫時期(改革前)的 11.9%下降到『六.五』⋯⋯(改革後)的5%,『七.五』的3.31%、1994年的 2.5%、1995年3.1%」(注A5)「南巡」講話後「耕地資源流失速度明顯加快」,92年內減少面積為1108.1萬畝,93年為1098.6萬畝,而之前三年每年都為700萬畝(注A6),至此「全國有666個縣人均低於聯合國0.8畝的警戒線」,「1986-95年的十年中,僅農業結構調整就損地七千萬畝,非農業占地2960萬畝,而實際佔用是這個數字的2.5倍(根據抽樣和典型調查估算)」,「長江流域以南水資源占全國80%以上,耕地僅占38%,減少最快」,90-94年,僅南方稻田減少4339萬畝,水田減少多,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90-94年北方15省增產糧76.5億公斤,南方15省卻減產88億公斤,『南糧北調』變成『北糧南調』,並導致大量進口糧食」(注A16)。從地區看,現在已出現了「南方不種糧,近郊不種菜」的現象,⋯⋯與人們重工重商輕農,進而輕視生產密切相關(同上)農業設施老化失修帶病運轉,抗災能力明顯下降。「在現有全國8.4萬座水庫中,帶病運行的占1/3。灌區工程基本完好率僅有30%,有效灌溉面積減少了3200萬畝(同上)」而在被稱為極「左」年代的「1956-1978年的22年間,以集體經濟為依託,通過大量的勞動積累和資金積累,興建了大批農田水利工程。開展了植樹造林活動,添置了大批農業機械,推廣了先進技術,使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同上)」、以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和解放後全面恢復了國民經濟的1952年相比,精溉面積……增加1.25倍;農業機械總動力增加651倍;化肥施用量增長112倍(1972年中央批准從國外引進的13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和45-52萬噸尿素的大裝置,起到很大促進作用);農業用電量增加506倍,⋯⋯特別是七十年代初,我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對世界農業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人貢獻,「對促進我國糧食生產的發展起了重人作用」,從76年開始推廣,也使美日等二十多國的糧產從中受益。
鄉鎮企業已到窮途末路
中國的鄉鎮企業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七十年代曾有個較大的發展,「人民公社的工業產值,78年比70年增長近七倍」(注A17)。八十年代後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甚至中國經濟中最耀眼的一道風景線。其中沒受波折影響,一直持續發展的,尤屬你們江蘇省;基本上走的是依靠農村產品的深加工這一條正確道路。典型代表是我們河南省的「南街村」。多數鄉企卻走的是與城市爭項目,爭原料、就業的發展道路,它們曾以自己的非正規化、負擔輕、勞動成本低乃至手段又活等優勢等件而居上風,尤其是在賄賂、回扣等手段的方便上曾使國企自歎不知(也因此,也有人把腐敗起因歸於鄉企),但這一優勢很快在國企的「解放」中失去了(這次「改革」一個最大的解放就是手段,也是「貓論」的意義所在)。目前一個蕭條的大氣候也使鄉企無序、重複投入問題突出出來。它曾「蠶食」的某些城市行業,又被城市反「蠶食」過去,應該說,在技術、資訊等條件上它還是競爭不過城市的,這就使整體上應屬畸型發展的中國鄉企,不得不有個「大下坡」。一些文章稱,大多數鄉企已到了「窮途末路」。「97年積壓庫存產品400多億元,比96年增加7個百分點」,虧損率達600億元,比96均長25%(注32)。而在國家綜合「數位遊戲」上它在比例上仍呈上升比例,這裡有國企大幅度萎縮的比較,也有它自身更容易含的「水分」作條件的。鄉鎮企業「以農為主」,在「農」字上大做文章,尤其是「搞以農村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應該說是得天獨厚的。」但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鄉鎮企業中從事農村產品加工企業只有35萬家,所創造的產值只占鄉鎮集體工業企業的1/4,占農業總產值的20%左右」。農副產品加工價值比率(即農村產品深加工產品價值和農村產品價值之比)不到美國的10%。甚至低於印度、巴西等國,也就是說潛力很大,包括綜合利用,為農服務,農業、農村服務等。糧食遞增率的「下滑」和鄉企的「下坡」,二者的問題都屬結構性的,致使農業的前景堪憂。
當然,農業農村中的問題還有很多、不少都十分嚴重,譬如已成水火的幹群關係,重新返回去的小農經營方式等。這次在「福源」,我才具體地意識到,從土地的深耕,良種的推廣、病蟲害的防治一直到和市場的關係,都是一家一戶式的經營所根本解決不了的,也極大的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粵港信息報》中有一文章說:「改革開放前,農村物質生活貧困而人文和社會組織資源相對豐富」,這大概就是黃仁宇所指的為毛澤東建構的「現代化下層結構」現被「榨幹殆盡」。作者嚴正警告說,「21世紀中國難以承受農村社會瓦解帶來的巨大震盪」,毋庸諱言,其禍根恐怕就是被人們高度評價、充分肯定的農村「改革」。它本來是一次倒退式調整,可20年過去了,它卻再也不往前進,甚至已經遇到中國歷史的極其危險的邊緣上,當然這裡還有一個農村幹部腐敗的「激素」。
城鄉發展失衡惡化
農村問題,還有一個從城鄉關係上看農村發展方向問題。我們的經濟學家一直在大談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我們的現代化進程表又把城市化的比率列為重要標誌之一,我們實際的發展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經濟形勢好時大宣傳農民進城,不好時,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農民趕出城。農民的無序進城正面效益是,增加了一些農戶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一些企業的工資、福利成本,而負面呢,則是抽空了農村中具有較高素質的人才資源,使農業現代化失去了後勁,又因此腐蝕、退化了城市人的勞動本能,並促進了城市的高失業率和綜合起來的社會問題。對國外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的媒體也是不負責任的誤導。就主要發達國家來說,其歷史上一時的城市擁擠帶來的問題,曾由其對外殖民主義和海外霸權給予消化,今天各發達國家除少數大城市外,大都是小城鎮化;「美國從1945年,法國從1974年工業人口開始外流。出現了農村人口增加而城市人口減少的現象。」(注33)這才是一個合乎理性,有利於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趨勢。美國芝加哥大學D.G.詹森寫道:「但改革未能減少長期存在於中國的城鄉之間及地區之間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事實上這兩類收入不平等。目前都大於公社體制時期,甚至1949年前⋯⋯而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則更多的是主觀政策結果。城市偏向在中國十分強烈。更為嚴重的是,沒有跡象表明目前或將來會減弱過一點」。(注A13)
1961年毛澤東在該《蘇聯(政治經濟學)的筆記》中寫道:「人不要都擠在城市裡。積極地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這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標準一定不要低於城市。可以使農村的生活水準和城市的生活水準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每一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和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份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農村地區人口過多問題」。這段筆記和那個著名的「五.七」指示就是農村、農業和解決城鄉矛盾的正確發展道路,可惜的是,他身後「設計師」們從來沒有這麼戰略性的考慮過這些問題,哪怕「比葫蘆畫瓢」。待中國今後能走上一條正確道路時,城市人口的分流問題仍然要再列入正式議程,不過可供使用的經驗和方法也多啦,而且應該是城鄉有機地對流,總趨勢是要減少城市的人口壓力,並通過農村的田野、綠帶從四面八方向城市發動的「進攻」。在不影響其交通、效率下對城市的有機分割,將城市從現有的惡劣的生態環境中解放出來。上邊是十年前我在獄中構思的「烏托邦」,現在我們已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了實現它的許多具體經驗。在上述這段筆記裡,毛澤東又一次談到人口,尤其是「農村人口過多的問題」。十年前既五十年代初他曾多次在國務會議上強調了這個問題(馬寅初正是從中受到了啟發、鼓勵,才寫了《人口論》。人們今天的輿論,恰恰是混淆、顛倒了這些事非),十年後,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人口不能無政府主義的問題。有趣的是毛澤東對人口問題的每次強調都是每一個十年開始時,51年、61年、71年前後,我們大概也不應把它看成是巧合。毛澤東的重視和「改革」後的區別,用林炎志的話說,只是一個「力度」問題。前者是用號召、以及利用農村的組織資源和群眾性工作去推進的,儘管一時沒那麼顯著,總體上是穩定、有成效的,其保障是農村整體生活水準的提高和集體經濟對養老的保障,後者用的是強力,極其粗暴甚至有些是用非人性的手段,曾顯著過一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的在八十年代中期後,計生工作在大部分農村已失控,自此至今,可能是本世紀又一個生育高峰,由於基數大,實際增加的絕對數可能是最大的。據權威人士透露在平常的統計中就有30-40%的「黑孩」、「漏網」,1989年的人口普查,僅一個省就有五、六百萬「黑孩」漏網,由此我估計目前中國人口實際數應有14.5億以上或接近十五億,它將給今後的中國和世界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今後一段時間,這個失控的惡果仍在蔓延。失控的原因,一是「責任田」,目前村社狀況和「計生」是不好解決的一對矛盾。二是農村幹部的財政和整個社會的短視失去了控制的力量。這也是這次農村「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教訓。
科技隊伍青黃不接
我們再來談一下這20年科技的發展。
「改革」伊始,人們就用起了「科技是生產力」這句老話,並把它一直高舉,而科技的發展確實應代表經濟發展的勢頭,那麼又如何看待這20年中國科技的發展呢?北大,這個中國第一學府,也是基礎科研的一重要基地,在其「百年校慶」介紹的科技成就中主要有二項,一是1965年的「牛胰島素」人工合成,二是1974年每秒百萬次的電算機,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曾居前,可之後又能在世界上居前的成果是什麼呢?那天早上五點鐘我停下看書專門收看美國「發現號」發射實況,中國如此隆重地現場轉播是中國科學家跟隨美籍華裔丁肇中製造了其阿爾法磁譜儀中那個很重要的磁鐵等。發射結束後,中國記者請丁評論一下中國科技的發展,連我也沒料到的是,這位教授居然沒談一句客套話,只是說中國的科技發展與中國的人口很不成比例,希望在21世紀中國科技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之後也應記者要求評價了中國電工所等在製造磁鐵及其支架上所作的重要貢獻。本來我確實是期待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論從世界科技發展中來評價一下中國科技的發展,顯然是失望了,事後和別人談起,一位學者說:「你要他談啥,你有啥可談!」
「中國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科技部門,1995年國有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已達到1913萬人」(包括學校),「中國擁有5000家研究開發機構,」每年獲得的科研經費是250億元,根據國家科委組織的調查結果撰寫的《我國研究開發機構綜合科技實力的評價與分析一一如鎮可觀、現狀堪憂》(注34)的文章,指出了四個「驚人的事實」,「我國近一半的研究開發機構,一年竟然沒有發表一篇論文,我國只有5%的研究開發機構創造了國家級科研成果,只有15%的研究開發機構創造了部級科研成果,我國的研究開發機構平均一年只獲得0.09項發明專利,我國97%的研究機構其科技成果的應用每年不超過十項」。其中,「中國的部級科研成果實際上並不是什麼重大發明,只要一項科技成果在行業中比較先進就行了」。這「250億元,只有如此小的產出」,確實「是夠驚人的,原因何在呢,據中國科協調查室1994年的調查,中國科學院,工程院的院士中有39%對工作現狀不滿意」,「科研所中中級以上科技人員中有64%對生活待遇不滿意」,他們中有73%月收入在700元以下,「養家糊口確是少了點」。這是事實,還有更少的,省直某負責人剛出差回來對我說:「福建著名的海洋所因沒有項目,正教授才發200元生活費。」我還相信有些甚至發不下去工資。但是和大多數工人比較是否是好一些,或者說,再增加一些經費,是否就能調動其積極性,已有經驗並不能證明這點,我國現在的實際分配格局也難根本改變這種狀況。那麼是否還要繼續歸於「文革」的罪責呢,這些調查結果沒有這樣說,實際上如果說文革前幾年影響了一茬大專生的培養的話,文革後已培養出五六茬了。八十年代初畢業的已步入中年,而文革前的老專家大都長壽至今,又有文革後大量人員直接去科技最先進國家學習回來。這是文革前的條件,或者說即使不發生文革,也不能相比的,應該說這支隊伍還是比較整齊的。就其身份來說也從文革前的「需要改造的知識份子」,提到今天的「第一生產力」,大量參加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班子,又大都是學理工出身的,這都是前所未有的條件。剛剛出版的何翔皓所著《第一動力一當代中國的科技戰略》說:「根據94年中國科技的調查,86%的被調查者認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科技隊伍的穩定問題。這就是說,中央『穩住一頭』的政策,並沒有能穩住一頭。而『放開一片』的政策培養了一小撮『科技大款』,鞭打了一批『拉車者』造就了一批『一家兩制』的家庭,為國外和外資輸送了大批人才」,「自1980年代以來,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經突破27萬人次。到去年為止,只有9萬人回國」(注35)。我國科技人才大量外流造成的直接後果是⋯⋯科研梯隊出現了青黃不接的人才「斷層」。首都高校師資管理研究會1996年對北京11所高校的調查結果表明:在1689名博士生導師和碩士生導師中,年齡在56歲以上的分別佔88%和46%,北大教師目前的年齡為56歲以上,⋯⋯首都高校中有培養前途的青年教師已頻頻告急(同上)這種「新斷層」,還不只是減法,而且還是對手的加法。
科技過份依靠引進,缺乏自主性
我在教育問題的信中已談過。何文還說,「既然產業部門每年花那麼多錢從國外引進技術,引進設備,每年讓出市場與外國公司合資以引進產品,引進技術,為什麼中國的科技部門不能爭取這塊龐大的技術市場呢?」問題可能也出在這。二十年來我們在技術、設備上引進不少,其中有先進的東西,也有不少別人扔不出去的破爛,甚至把我們六、七十年代出口的東西換成洋包裝,又接回了娘家。對引進的思路,還要有一個反省和比較。日本從1950年至1981年的32年間,共引進38000件先進技術和設備 ,支付費用約133億美元。⋯⋯主要的是購買專利和設計圖紙,大約占全部技術引進的80%,進口成套設備不超過10%(注A19),而我國卻恰恰相反。我們這裡曾被媒體吹為「亞洲第一」的中原制藥廠,其引進的技術先進到人家實驗室裡還沒有成功的東西,結果是已扔進去30個億,連響也沒有響一聲,在這方面醜聞太多,涉外領域是我們腐敗的重災區,內外勾結一起坑國家、騙人民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當事人還趁機解決了個人和子女出去的「後路」。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們上上下下對洋玩藝太迷信,也太依賴了,從全民族的心理、全社會的風尚到實際上、可能早已「身不由主」。我們到底還有多少一點真正獨立的民族的東西,包括已經不多的民族名牌中有些也只剩下一件民族「外裝」。也包括原有的大企業集團在合作中早已失控,辟如您附近十分出名的「楊子集團」,1996年德國巴斯夫(在中國的最大外資,也是世界第三化工企業)給它投資60億馬克,也自此把它納入和華源、上海等九家企業一起完全由「巴斯夫」的意志控制的體系。據說,內行人一看這九家各自只能出的東西和局限就明白了,也類似該企業在印、馬等國的情況(注A23),「楊子」真成了「洋子」。我們的化工市場更難再由我們去控制。這還是在面子上看得過去的一個例子,更糟的,不要任何臉面的例子,就更多啦。如此那還有我們的「技術市場」,大家眼巴巴地看的都是洋玩藝,「身子」也亦步亦趨地跟著這些洋玩藝,從如此心態、趨向,所能做的至多也是綴鋪,而別人自是來者不善,圖的只是我們的市場,為達到控制的目的,當然只允許我們保持至多二、三流的水準。「據調查,有2/3的企業認為引進的只是一般技術(包括部分高技術或訣竅),有的引進只用了其中一半的技術,其餘的就已過時(注A7)。」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既使我們的科研人員在這腐敗的空氣中能夠少受一些負面影響,能振奮一些精神,又有多少工作能做呢,所能做的又是否能的改變我們整個科研技術目前的局面呢?!
科技發展仍應發揮自力更生的精神
我認為,一九六、七○年代在我們還沒有、或者剛衝破西方的封鎖包圍時,自力更生的發展科技的經驗有幾點仍是可以借鑒的。我國的核能技術、空間技術,都是在「大躍進」中起步的,隨既遇到的「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連飯都吃不飽,科研卻沒有下馬,沒有等、靠,也靠不住任何人,硬是自己闖進了他麼「核大國俱樂部」、「空間俱樂部」,別人恨死,氣死,也無可奈何。並且是一上就居先,一上就不可收拾。如空間技術,70年成功發射第一顆衛星,71年就發射了實驗一號科學衛星(正常工作八年多),75年成功發射回收型衛星及配套長征2號火箭。緊接著「七十年代中期,我國開始發展通訊衛星及其配套運載火箭長征三號⋯⋯」,積累了寶貴的發展空間技術的經驗(注A20),為今天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按當時發展速度,不少人認為,再有十多年時間,我們就可以有自己太空船,可以載人去太空。再一個重要經驗是,「既要老實學習別人的先進東西,又決不能慢慢地跟著別人後面爬,而是要迎頭趕上(毛澤東話)」。美國著名理論學家兼軍事評論員在《中國原子彈製造》一書的序言中指出:「令人驚歎的是,這居然是一顆向心聚爆的濃縮鈾彈」,也就是說,國外沒有想到,我們在爆炸機理的選擇上,沒有先走「炮筒式」老路(注A21),因而西方也對我國六、七十年代的氫彈等技術的發展都作出了保守的估計。而日本一著名學者緊緊地抓住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這一思路,卻作出了切合實際的分析和預測。需要補充的是,上述兩例都是綜合性技術,也就是說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具體技術,卻都能統一到一個正確的發展思路上。這是指尖端技術,也是中國科技發展的尖頂,在它的下面、底部,曾有一個,也應當有一個廣泛的群眾性的科學實驗基礎,這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經驗。包括搞原子彈需要的鈾礦,也是在群眾性的找礦運動中農民找到的,如只靠專業人員,就會晚幾年,而影響我國原子彈的發展就不止幾年,在當時緊張的國際條件下,我國的安全就會受到很大威脅,也影響了我國在六、七十年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格局。
再以農業為例,1978年農林部向全國推薦的建國以來3000多項農業科研成果,大多數首先來自農民的實踐和科學實驗的結合,然後由專業人員去指導、整理,提高,「根據中國農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測算,1972-1980年農業科技進步在農業增長中的作用為27%。(《當代中國史研究》97.1)」。在當時應屬不低,進入九十年代由於對基層次科機構的「斷奶」以及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在種植業中這個比例反而又降至24%。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通話中涉及對農業科技問題時,您來一句:「教他們怎麼種就行了!」我當時沒有接您的話,可卻「耿耿於懷」,以致影響了我在南京給您「戴」的第三頂「帽子」。難道普通勞動人民的腦袋裡就沒有科技的潛力嗎,這可是十幾億個腦袋啊!又是多大的一個忽視,我指責的是社會的責任,使你們主要接受的就是那種精英主宰社會的教育,更沒有機會參加加上述農村的科技活動。在你們成長的歲月中再也看不到過去工廠中那種熱火用天的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至今,相當多技術工人被逼出工廠單幹了,對廠是個損失,對其個人失去集體支持而得不到更大發揮,也是個損失)。不過,歷史總不會忘記,推動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不就有一大批工人發明家,影響十九世紀美國科技發展的許多發明家不少也不是「科班」出身。如果我告訴您華羅庚到全國各地推廣優選法、統籌法等,是先從炸油條等小事講起,您會覺得好笑,可確實是七十年代一處「風景」。
另一片風景是,在那時的非市場化條件下同行可不是冤家,一「家」每一個新的發明就會立即通報全國同行,後者紛紛帶著幹部,技術人員,技術工人趕來學習,幾乎很快就有更先進的發明在後者中產生,沒有保留,沒有封鎖,只有更快、更好的交流和促進。就是不同行業之間,也會被「一盤棋」思想協調得很好,這類「會戰」的例子很多,例如,七十年代對珠穆朗瑪峰山區進行的有30多個學科,100多名科學家參加的大面積科學考察,以及同期「向陽紅五號」、十一號科研船在太平洋的大型綜合考察等等,都十分成功。總之,如果說,在那個年代,中國的科技發展主要是抓了兩頭,影響整個大局的尖端技術和「肥沃」的群眾基礎,但由於政治運動的影響,沒有來得及建設好中間環節的制度化,系統化的話,那麼,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科技的發展恰恰是過分強調了這種制度化、系統化,以及正規化、形式化,卻少了兩頭的活力,以致於再沒有出現過去那些能夠改變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科技成果(一個平庸的時代也平庸化了科技的發展)。此外,我國科技界仍保持著原來沿襲的前蘇聯體制,形成了獨立研究和高校兩大基本隊伍。多頭管理,協調不靈,研究方向、任務的雷同,也使科研課題重複、分散。科研機構龐大,又重複建設,實驗設備也重複購置,造成了這250億元的嚴重浪費,也就是說,也沒有必要存在這一大批獨立的科研機構,有些可以合併進大學,有些可以合併進工礦企業,乃至鄉社。國家重點扶植的應主要是基礎學科,在今天「急功近利」的風氣中,尤其要注意這點。上面的何文說:「拯救中國企業的危難之天要科技來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之天⋯⋯爭取國際貿易中的公平待遇之天⋯⋯提高中國勞動價值之天⋯⋯產業適應社會需要變化之天」,都「要科技來摯」中國理論界在分析中國落後的原因時,大部分人將中國的落後歸結於科技的落後,那麼,為什麼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沉睡著」?——這個「中國理論界」的分析,以及作者為科技承擔的份量是否準確,還有待別論,但這「沉睡著」的「第一生產力」卻是眼前的事實。二十多年來,無論哪一屆、那一級黨政班子都沒有少談「要高度重視科教事業的發展」的調子,但又僅僅是「彈彈」而已,就是他們「重視」了又如何,他們會如何「重視」,他們自身的素質和責任感是什麼樣的,恐怕都不是幾句話來說清、說透的。在這個「一團麻」的社會中,也難以先理好科技這根「線」。不過在科技問題上。您有更多的發言權。我算是「班門弄斧」。
4、今天經濟也下來了,則可能是不用爭的事實
據前段曾被官方炒得最熱的一本書《交鋒》提供:「94年10月起,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國家統計局社會司合作,在全國10省、市的27個大、中、小城市進行問卷調查,被調查者有二萬人」,其中「僅有5.46%的工人感覺自己生活『增長較快』,感覺『略有下降』和『下降較多』者占36.11%,因而有36.75%的工人對未來一年的形勢『說不清』」。「據國家國內貿易局今年5-6月的調查報告」,「1997年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2090元,增幅比上年下降4.4個百分點」,「最高的廣東省人均才3647.7元」,「增幅⋯⋯降了九個百分點」,「甘肅省僅有1210元」,報告承認「農村貧富差別明顯」,那麼一般農戶收入又有幾何?「基本上當年收入當年光,遇事就得拉饑荒」(注36)。以上對工、農的調查均來自正式官方,一般是要高出實際的,其中對工人的調查,沒說止於何時,近年肯定又要低於94、95年,下面我也舉一點低於一般實際的街頭民間小議。四月的一天,我在西站友誼商場門口一固定點配鑰匙閒聊到下崗時,在場三個人各說一個例子,一是附近化肥廠一些工人天天在菜場揀菜葉回去吃;二是上街區一農民抓住一工人偷麥麩子當飯吃;三是說平頂山許多職工家每日改成了二頓飯。第二天我在東站一說,祁飛等人說:「那有啥稀罕,咱這鳳凰路菜場成天都有可多人揀菜葉吃。」幾天前我在省直書店,其中心櫃檯裡有一位中年營業員也在談職工揀菜葉吃。另一青年營業員卻以現代知識人的口氣說:「社會發展的嘛⋯⋯」她可能不知道的是,這是60年困難時期有過的現象,三十七年來,第一次。此外,武警小李也對我又講了一個平頂山麵粉廠保安人員追蹤「偷麩子」的真實故事,結尾是到「偷者」家裡看到小孩子哭鬧著不願吃這種飯時,追蹤者也哭啦,他們又拐回去扛來幾袋面⋯⋯當然,整個情況還不會這麼嚴重,儘管這幾年還不時有餓死人的傳聞。但整個形勢確實是嚴峻的,當局一些有相當份量的人還認為我們對形勢的看法「過於樂觀」,想來又用上我曾想「教訓」您的話來教訓自己:我們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有幾次我腦中裡一浮現大年二十九晚上我從單位回來看到市內立交橋下各避風處都有人在那過「除夕」的情景,就想到參加工作僅幾個月就能為自己存下一個「經濟基礎」的您是否會相信這樣的事。
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主要有三個指標:增長率、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就中國來說,其增長率的數字遊戲就不必再談了。而目前通脹率低則是可信,也是實際感受到的(如物價),這是朱鎔基為鄧的「南巡講話」擦了五年「屁股」取得的成績之一,同時,用朱的話說:「現在95%的工業品都是供過於求(《交鋒》)」。這就是「過剩」和「蕭條」,是比通脹心寒的另一個極端,也是《南巡》的必然後果。一般來說,低通脹的代價就是高失業率,今年6月14日勞動部公佈的失業率是3.1%。5月18日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演講會》上,經濟學家劉偉談到這個問題時開始有些拐彎抹角(我在台下看其表情是很不自然的),最終還是承認了:「實際失業率至少18%以上,而西方的警戒線是7%」。同一個會上,魏杰談到下崗時說:「1998年承受能力最多是1500萬人,而面臨是4500萬人」。劉偉還引用朱鎔基的話說:「企業富餘人員至少4∼5倍」。中國近年猛升的失業率決不可能是科技進步帶來的,我國目前大多數產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這也是我們在國際貿易中,包括對東南亞的競爭中能有的優勢。而我們的近鄰日、韓在人口密度上成倍高於我國,而其經濟同速發展時並沒有出現這麼高失業率問題。同時用什麼「國有企業工人下不了身份」挑剔職業的說法,也難說明問題。用6月18日江澤民訪美專題節目中科白的話說:「可以這樣說,每向中國出口一億美元,就意味著給美國解決一萬四千個就業機會」,我們是否想過,按歐美的先進效率,那麼如給國外解決幾百萬個就業機會,是否意味著中國將有幾千萬人失去就業機會呢?還有一個相當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用電。我上次在電話裡曾和您談到一部分機組關閉,繼而一些地方已宣佈鼓勵用電,四月《經濟日報》相繼報導了國家解除了一些限制用電的規定,有線電視上還報導了你們江蘇省電力市場已成了「買方市場」等。官方稱:「由於宏觀經濟調控及產業結構調整,電力有效需求不足,用電量增長速度放慢」(《經濟日報》98.7.l),我國「人均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均處於世界落後水準,不足世界水準的1/3」(同上)。單位能耗卻居世界前位。此外,用朱鎔基的話說:「現在國家每年投產的重大項目,有1/3開工之日便虧損」,「國有企業的資產有大約1/3的部分不能開足馬力,甚至全部閒置」(《交鋒》)。而鄉鎮企業工藝落後,能耗更高。無序、重複生產更多。這就是說,整體低水準的用電量還要扣除高耗和大量浪費(95%的過剩產品)。那就更說明我們市場上大量工業品並不是我們的電力生產出來的,例如:「我們的機械工業……產品積壓500億元,國產機電產品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逐年下降,機床已降至30%,電機50%以下,汽車不足30%」,「國產移動電話為20%,國產各種電腦為25%⋯⋯」,「有些幾乎為外國貨所壟斷,國產攝錄一體機的國內市場佔有率為1%,國產傳真機為2%」(何文《第一推動力》)這些國產成品中又有許多重要部件也並非國產,有不少國貨僅是一張「皮」而已。這就是我們的民族工業和市場狀況(還有好多行業還不如上述)。再沒有一個高得嚇人的失業率,就極不正常了。
在現代經濟中,比上面那幾「率」份量更重的是金融,我曾寄給您一份關於「儲蓄存款風險」的文章,文中說:「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實際金融資本不到二千億元,而『沒有希望收回的貸款就在八千億元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四大銀行的資本已經『名存實亡』,四大銀行已經資不抵債,四大銀行應當宣告破產」。這位原作者是按四萬億存款總額的20%死帳計算的,實際上國家掌握的是42%(這是一重要官員對一著名學者承認的)那就不是八千億,而是一萬六千八百億。就此還有省級以下銀行隱瞞的死賬。魏傑(其本人現又任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科研所所長)說:「有人羞羞答答的承認有一萬五千億」,他說:「銀行自有資金和債務的比率,國際慣例是不能低於8%,有些國家規定5%是破產線,而我們只有3%」。繼續靠借債嗎,首先外債上已是進的沒有出的多。「1985-1994年間中國的資產外逃占外債增長額的一半以上,在進入九十年代後,甚至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注A8)「內債情況更糟,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國際上有一個公認的25%-30%的控制線(或安全線),而中國97年已達57.77%」(注37),就此一些學者還獻策要更大規模的發行國債,其用意很危險,這還僅指中央一家發行的國債。另一頭再說一下基層企業,1995年我國鄉及鄉以上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負債總額為51751億元,比上年增長20.9%,企業平均負債1014萬元,比上年增長176萬(注A15),近年只會更高。這方面的數字,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幾乎都是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安全線,現在倒是真正可用上「瀕臨經濟崩潰」這句話了,可不再是用作虛、假的政治宣傳,而是那麼的實實在在。如還有什麼疑慮的話,可用上印尼大學一位經濟學教授年初說印尼的一句話:「宛如進入了一條伸手不見五指的地道」。
5、鄧小平說,「如果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
用一位負責任的經濟學家的話說:90年以前是吃過去計劃經濟的底子,90年以後,問題就出來了。例如,國家折舊率的實現值與應提值比例:84年前大於100%,屬正常,88年降到50%,89年僅為19.1%,這也就是將應提的國有固定資產折舊充當了利潤,虛盈實虧,挖過去積累起來的老本。近年,經濟學界、企業界都在推銷「資產重組」,其實質意義是什麼,經濟學家和企業家一樣坦率、就是一個字:「賣」,(可以給國家增加幾個活錢),據說這是企業深化改革的最後一招。其實近十年前,我們一些老工人,就看破了:「⋯⋯請看啦,最後一招就是賣,賣完了家當就完啦!」可那時我們的經濟學家還在大力鼓吹承包制。那麼又賣給誰呢?一是通過買辦賣給外國人,二是當官的賣給官僚的「連襟」附庸,或者當官的自己,包括搞窮了「廟」的「富方丈」。一句話,不會賣給好人(若會,就又是一場騙局),而且賣者、買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骯髒的使你分不清角色。十多年前興起的企業各種承包制,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瓜分國有資產,不過是以流動資金為主。結果是,企業都背上沉重的債務包袱,大多數承包人在「吃喝嫖賭全報銷」的揮霍後,還為自己和親屬添置了一大份家業和產業,這就是老百姓早就總結的中國特色之一:「窮廟富方丈」。92年後,從股份制開始的,尤以「資產重組」為精髓的又一次瓜分國有資產高潮,則以殘存的固定資產為主,幾乎各方面人士都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發大財機會」,(至於剩下那些關係國計民生的企業、部門將在以後由這些新的利益集團去「會診」,交易)。接下來就是修憲,承認這個既成事實的私有制。
不管決策者是否曾精心設計過它的程式,這個歷史轉變的幾個過程,其有機的聯系則是十分清晰的,首先在思想上突破信仰,轉變到「一切向錢看」;第二步突破社會主義的框架,放心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步突破公有制的約束,大膽據公為私,正在走的第四步則要突破無產階級的概念限制,通過最大一次分贓和修憲,變成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中國新資產階級,這個基本上是由官僚集團及其附庸為主的變種,可以名副其實的稱為官僚資產階級了,也就是說,就在「轉移」人民的政治視線,並熄滅其政治熱情後,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終於完成了向一個官僚資產階級的基本轉變。這個「新階級」具有雜交混血的優勢,包括沉厚的封建底子,實用的殖民地心態,成熟的極權經驗,貪婪的資產者手段。也有他們的先天不足,他們在國際制益格局中,永遠是孫子輩的,決不會有任何一根「傲骨」。中國大的優勢將由於他們不具有保持統一的力量而失去,各個利益集團及其國際背景將使中國重陷四分五裂,由此將給世界造成更大的麻煩,也要為它背上沉得要命的包袱,這個前景才是真正的「水深火熱」。「改革」開始後,鄧小平曾斷言中國「不會出現百萬富翁」,鄧還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今天已徹底走上的這條「邪路」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是否要沿著這條邪路走下去,要取決於民眾的覺悟程度,這是一個更大的題目,這裡不再展開。
不管怎樣,這20年過分強調的「發展經濟」大家都已經嘗到了它苦澀的果實,開始承受它越來越沉重的代價。最終是經濟下去了,各種麻煩問題卻都上來了,有人說是這些問題拖了經濟發展的後腿,也有人說,正是這樣的「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問題,總之,要把經濟搞上去,其他問題都好解決的,承諾是沒有人再寄希望了。就經濟本身來說,也如某些文章對農村改革的總結,是「沒有發展的增長」或者如何清璉所說的「以世界罕見的速度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都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生產率上升」。從鐵路對各行業大量的資料證明整個生產率並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新科技的引進補償不了由於那些「撇開」的東西而大幅度增加的成本,特別是那些不乾淨的「交易成本」。或者正是由於這一「撇開」而嚴重阻礙了生產率的發展,那麼我們「撇開」的究竟是什麼「寶貝」呢?是的,它是人類社會進步中決不能缺少的公正、平等,是精神、信仰、道德、廉潔等等,以及由此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據此構成的凝聚力和尊嚴,立足於此的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所以當我們「撇開」了這一切,也就會為進步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一腐敗,徹底地敞開了大門。  >> 待續
註釋:
13、24、28、29、30、A4、A7、A19:《百年恩仇》
14:《劍橋晚清史》
15、17:范文瀾《中國近代史》
16:馬克思《鴉片貿易》
18:山崎朋子在鄭州的講演
19:20、《翰林院奏章》
22:《尼克森回憶錄》
23:日報
27:拉美社96.9.21報導
31、35:《經濟日報》98.7.29
32:《經濟日報》98.7.27
33:劉振邦《當代世界農業》
34:《中國科技資訊》96.4
36:《經濟日報》98.7.13
37:《經濟研究》98.4
A1、A2: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中引用貝羅克的計算
A3:《中國社會科學》95.4
A5:《當代中國史研究》97.1
A6、A17:《當代中國史研究》96.11
A8:《讀書》97.12。「明天為誰降臨」
A9:《讀書》98.5「清醒的少數」
A10: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
A11:《當代思潮》97.3
A1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A13、A14:《經濟研究》97.1
A15:《中國國情國力》97
A18:《嘹望》98.4
A20:據陳芒允等院士的報告
A21:據何祚庥院士的報告
A23:《戰略與管理》97.2
六、腐敗與黑暗同臨
腐敗,是社會的癌症。只要失控、擴散開來,必死無疑,這是鐵的規律。如果說它在中國「源遠流長」的話,留下的紀錄全部是各個王朝的「墳墓」和不可避免的「舊死新生」——「改朝換代」,甚至爆發革命——的巨大代價,所有王朝都亡之於腐敗,無一例外,包括在外族入侵後覆滅的宋、明。為了突破這個歷史的週期率,毛澤東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是經常發動群眾關心政治和直接監督我們的幹部,其次是把教育、制度和運動相結合,再其次是提倡艱苦樸素、重視消費導向,以及毛、周等一批領導幹部及其家庭子女的以身作則,由此很大的抑制了幹部的腐敗意識和特權行為,建設了一個長達二、三十年較為廉潔的政府和社會,西方一些政治家(如惠特拉姆的聲明)將其評價為「中國從未有過的最廉潔和最有效的政府」,社會上已杜絕了或基本杜絕了「黃、賭、毒」這些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但是這些努力和成就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又成為歷史。他也因這些努力徹底得罪了他與之鬥爭幾十年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才招致一些人今天的怨恨),而他所不得不承擔的執政包袱,尤其是當時嚴峻的國際條件和國家、民族的安全,使他沒有能徹底解決這架官僚機器。也就沒有徹底解決那個「週期率」,他唯一留下的希望就是寄予他希望的人民。
趙紫陽也彈起了國民黨「五子登科」的老調
一個偶然的場合,我發現一個年輕人對腐敗也看成不需要大驚小怪的中國老問題,我突然想到,當代中國腐敗的開始不正是你們這一代人開始懂事時,也就是說這個腐敗的空氣一直伴隨你們長大成人,又是「司空見慣渾閒事」,見怪不怪,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樣的經歷會增加你們的免疫力。主持中央紀檢工作的黃克誠生前最後一次接見記者採訪時,對相信社會上「不正之風」會得到好轉的記者明確表示:「我沒有這麼樂觀」。這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極負責任的態度。當時所謂的「不正之風」,實質上已是癌症。只是執政的人們願意相信它還是「良性的腫瘤」而已。1985年,胡耀邦以總書記的身份召開了第一個反腐敗的大會,至少他認為,此時動手還來得及、幾天後,《報刊文摘》登載了一篇《當年小蔣打虎記》似是預言了今天「小胡」也必然失敗的下場,不久胡下臺了,我相信除了公開指責他的東西,也應有「反腐」的成份。
不知胡去世前是否反省過,中國當代的腐敗風與他「解放幹部」時不正確的態度和方法有著重要的關係:不能正確對待群眾衝擊的態度必然發展成對群眾的報復打擊,以達到再不接受群眾監督的目的,而「官復原職」、「原待遇」,使不少人的斤斤計較發展到為自己尤其為子女大把撈取更多利益,以平衡自己變態的心理。這使人想起,當年抗戰勝利後從「峨眉山」下來到各大城市赴任的各接收大員,在「五子登科」的洋場風氣中也為蔣家王朝挖好了墳墓,四十年後,我們的趙總書記也彈起了「五子登科」的老調,至少是促進了當時的腐敗擴散。
當今在全社會、全民族的全面腐敗中,一些人在爭論、是官僚的腐敗帶壞了整個社會,還是全社會的腐敗腐蝕了官僚。似乎又成為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類似難題,如果只能從這二種中選擇一種的話,我傾向於前者。但是它不是「根」,這個「根」有官僚制本身所含的「癌細胞」,有傳統官本位文化供應它的「營養」,有貧富懸殊提供給它們的刺激,有錯誤的消費導向對它的引誘,有洋風送來適應它蔓延的氣候,有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決策,或許決策者事先也沒有估計到的他的僅僅幾句話會有如此大的力量,但它畢竟打開了「魔瓶」的蓋。
刑事犯罪率隨貧富差距的拉開急劇上升
應屬社會學範疇的一條規律是,貧富懸殊是一切罪惡和動亂的根源,尤其是重新拉開的貧富懸殊(自然是少數人的富論必然帶來的惡果)則是給罪惡注入了強心劑。進入八十年代後的中國,刑事犯罪率隨貧富差距的拉開是正比例急劇上升,當1981年的立案猛增到89萬件後,才使鄧小平下決心大開殺戒、搞了1983年「嚴打」。層層下指標,殺了一大批,監獄和臨時監獄的「庫容量」成十倍的猛增,但僅僅幾年後,犯罪率又以更猛烈的速度上升,1991年居然達236萬件。這些數字取自公開出版的由鳳氏所著《當代中國犯罪問題》,此書97年出版,寫書取材最晚也是96年,所以書中說「峰頂應該是96年第一季度」,至今最新的「峰頂」數字還未見到,但近年報導的「嚴打」頻率則是一年比一年更高。比較「改革開放」前,至今人口可能增長了0.5倍,而年立案率可能增長了10倍以上,若把目前立案標準降到20年前的水準,那麼增長就不是幾十倍的問題,若要論犯罪的品質及單項速度,恐怕要數在這個年代裡應運而生的「黃、賭、毒」,成「燎原之勢」之因是這遍地的「可燃之材」,又是多媒體的歪風勁吹。
——這是指公安部門立案的部分專業犯罪,另外部分呢?則包括受害者寧吃虧不願惹更大麻煩而不報案或者報不起案,包括經過賄賂不立案和撤案;包括大量國有財產被盜、被搶、被分贓,卻沒有人管,也就沒有人報案,包括更大量大家熟視無睹,甚至「不拿白不拿」,「不沾白不沾」的可立而沒人立的案;包括公安部門不便涉足的所謂涉外等其他高級場所無時無刻不在犯著而也不會立的案;包括一些執法部門自己做後臺的大量「黃、賭」場所公開經營著不會立的案件。
稱之為專業的犯罪,也只是大家都公認看得見的「浮出水面那個冰峰」,而水下那個龐大的「冰山」主體則是我們自己,我說到這時,自己不會覺得心淨,您也不會感到驚訝,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幾個家庭為求人辦事沒有「走後門」送禮、賄賂,有幾個企事業單位敢說自己沒向國家報假欺騙、偷稅漏稅、截留私分,有那個黨政、軍警司法部門敢說自己部門沒有執法犯法的事,所謂「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沒有廠長、經理不貪污,沒有工人不偷」的論調是太絕對了,但對法律藐視的意識和行為則成為一種全民性的現象,有意思的是20年來我們各級各層年年花了多少錢搞普法教育,其結果是整個社會普及了犯罪意識,這就是腐敗的惡作劇,而教員則是十分普及的各種媒體、領導、師長、朋友、同事、鄰居,及其空氣中那種潛移默化(但不疼不癢)的力量,可以預言,如果沒有大的社會震盪,這一代獨生女長大成人後將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犯罪意識最強的一代!
「你們幹部對我們農民是敲骨吸髓,挖心⋯⋯」
無論立案不立案的,無論明的、暗的、潛在的、醞釀的,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市場購銷兩旺,後勁十足絕不會蕭條,不僅有「初級產品」而且有高級,尤其是「高科技產品」正在成為競技冠軍,重要的是,我們還能用犯罪生產犯罪,已立案、甚至已關入大牢內的罪犯,仍在生產犯罪,大多數立案都會有人「找」,有人「送」,甚至有的在準備作案之前就先「找人」做好鋪墊工作,被判入獄後,包括一審被判死刑後,仍要「找」、「送」,以求刀下留人,以求儘早出獄,這就為我們許多執法人員增加了大量「灰色收入」的補償,按道理,這種執法犯法應屬於重罪,可是無論大案、小案、刑案、民案,你只要置身其中就會立即感到,對於這些辦案人員來說收受賄賂像日常工作、生活一樣隨便,假如當事人沒有反映過來,他們會直接、間接給你開導。前司法部長說,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可公平地說,還不能歸之於這些司法人員的素質、品德,他們、特別是第一線人員為勉強維持這個社會的運行也付出了努力、辛苦,承擔了風險、犧牲,用其發牢騷的話說:「⋯⋯都是他那個’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把社會搞亂了,讓我們給他擦屁股⋯⋯」。他們的腐敗也應歸之於這個社會的腐敗,只是他們的職業格外引人注意罷了,另外一些人到這些崗位上來,恐怕不比他們好。
我的《滇》文中曾引用一位老太太的話:「小偷也不比當官的壞!」是十分準確的,她指的是公車的小偷,他們對社會的罪惡,無論量和質比較官僚階層是九牛一毛,就是比較惡性的犯罪中,我們的官僚也毫不遜色,舉三個公開報導的案例,一是黑龍江尚志市一拐賣南京少女案,其犯罪集團有13人是公、檢、法人員,其中二名是法庭庭長;二是海南海口市一副市長雇黑社會人員殺了市教育局長;三是湖南衡陽監獄內執法人員販毒給犯人以賺錢,請看,他們什麼不會,甚至黑社會的生意也敢搶,可他們的專業性犯罪一一腐敗,則是一般罪犯沒有條件做到的。這些官僚,由於地位高,權力大,其腐敗的量也更大,質更重,影響更惡劣,隱患更危險。在經濟上他們的手很大,隨便一把就是一個巨額,而從他劃開的口子中流失出來的其各個分數值的和,又至少要高於他自己所得幾倍,更重要的是,他們被撕去欺騙性而暴露出來的真實嘴臉和行為一次又一次被人們所認識(目前更多是公開炫耀,大家也是見怪不怪),使其下屬的貪官污吏們以及經紀人更橫行無忌,也使局部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英國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沃爾先生在一份給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間,中國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可能要超過一千億美元,其中約有五百億美元是未經政府批准的。這從國際收支帳目中出現的大量誤差和漏洞中反映出來(注A24)這和《滇》文中那位小張所說的一萬多億人民幣大致吻合,然而這只是海內外可查到的數字,還有更大量目前暫無力查出來的呢,對此老百姓早有所聞,十年前,有關鄧樸方這方面的傳聞就幾乎家喻戶曉。重要的是,它卻由此推進了人們的世紀末,甚至末世的情緒,更加速了腐敗的擴散。在今春「福源模式」研討會上,其創立人對我們說:他和地區專員到夏邑虞城等縣考察時,農民當面對他們說:「你們幹部對我們農民是敲骨吸髓,挖心⋯⋯」不久前中央一台播出的《黑臉》,第一次正面暴露了當前農村一些鄉鎮幹部比解放前保甲長更壞的場面。江澤民視察湖南,四川,河南後,都立即傳出一相同的傳說:說農民用「陳勝、吳廣回答了農民最需要什麼」的問題,這些說法自然誇張,卻向我們提出了極為嚴肅的警告,所以,何清漣的《現代化陷阱》中說「金權政治,官黑結合與流民、暴民,將是中國未來社會危機的總根源」。
全社會的道德敗壞前所未有
對腐敗的蔓延,承受力較小的是中國大部分「知識份子」,這是由於其依附型社會地位所決定的。他們以從自己特別的自私及其「聰明」、「實惠」最早擺脫了信仰、崇高、道義乃至所有精神追求。他們的所謂「理性」都只從「利己」出發。如果說,官吏只認「權」、商人只認「錢」,我們今天的文人則只認「利」。他們無論怎麼表達的「理性」都只是在自己的「利」中生產出來的商品。這些「知識份子」的「思想解放」,及其受既得利益驅動的推波助瀾,對於全民族的短視腐敗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決不應低估的。
由於文人的附會,官商緊密結合形成的全面腐敗體制走向了常規化、實際制度化乃至幫助社會「啟蒙」認同化。從整個社會的習慣到對每個人心靈的內滲外燻,幾千年文明社會沉澱下來的所有惡行,人性中殘留的所有惡意識,統統被「解放」出來,並且立即成為市場上的熱銷商品。人們像過去趨善一樣趨惡,又像過去避惡一樣避善。因為在市場經濟中是惡贏善虧的,撇開報上那些廢話,我們已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民族。從裡至外,我們個人的靈魂、思維、感情、乃至脈搏、無不受市場影響,我們全部的社會生活,社會關係幾乎都含有買賣交易的因素,又從外至裡,眼睛死盯住市場,心中一件件地數落著自己的全部家當,包括肝肺,血肉⋯⋯,還有什麼能被市場所接受。「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賣靈魂」,那行那業都比「妓女都不如」,比屠夫還狠,比土匪還黑,黑道還有個「兔子不吃窩邊草」的規則,而我們從「宰生」到「宰熟」,其思想的解放,是江湖上的老哥兒們也望塵莫及的。「商場無父子,股市無親人,老鄉見老鄉,背後開一槍」,一切都要服從利益這一最高法則。「對金錢意義的張揚,達到了一種藐視任何道德原則的地步」,也如您說的:「人們對所有的醜惡都習以為常」,採取了一種驚人的默許和寬容,全社會的道德敗壞,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前後均何文)。道德是人類生活的光明,而腐敗則是社會的黑暗,道德的喪失是比任何戰爭和瘟疫更可怕的人類大劫難,一個最腐敗的社會就是最黑暗的社會,它顛倒了黑白、混淆了事非,失去了光明,人類社會在各個領域的一切建樹都會依它腐蝕變形,社會進步的所有價值在它面前都不值一錢。人類和人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難道還有比這更可怕的嗎?
大學生缺乏社會責任感
有幸的是,我們社會在道義價值資源上也還有老本可吃,而且和物資不同的,這是任何人都賣不光的。一次當汽車馳過鄭大站時,車上一位在北京武警工作的同志對其同伴說:「現在大學生可都自私。不管在哪,您鄭州也是這,只要有事,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那是那個時代教育出來的,現在是怎教育的!」他的同伴所接這句話是切中要害的。這樣例子,在生活中常見。儘管「四、五十歲以上」也有少數壞人,譬如「五十九現象(在基層白頭退休前大撈一筆)」,現在大學生中也有一些清純,率真的熱情,但兩個時代所教育出來的主體,主流意識是有很大區別的,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社會責任感。這代大學生之所缺,是這個社會有意識的腐蝕,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後,人們大概就是這樣接受「六·四」教訓的。一位又去北大進修的學者也曾介紹了當局腐蝕北大所花的代價。結果呢?用那些博士生的話說:「我們學這些東西到社會有什麼用?」。歷史學家唐振常先生最近來鄭州講演《蔡元培與北大精神》,極其熱情地讚揚了蔡元培將民國初期這所極為腐敗的學校改造成生氣勃勃、民主自由的現代大學,可現在的北大——唐先生極為反感的說——又「成了一個大市場」。唐先生所講北大精神是自由主義精神,以別於官方那種廉價的「愛國主義精神」(記者採訪北大那幾位學生所談那種互為實惠的「報效國家」,是令人倒胃口的,但願不是互相欺騙。《經濟日報》98.7.29報導說:「北大物理系眾多畢業生在互贈留言時,都這樣寫道:相聚在美國」。「自恢復高考以來,北大物理系按成績排列的前1/3的畢業生都出國了」,各系大致如此,研究生中,一般3個人中就走掉一個,「有人戲稱北大在為國外辦大學」)。但北大還有一種激進主義精神,因此成了「五·四」和「文革」的發祥地。有一本寫北大精神的書,將北大一首很有傳統的歌曲,稱之北大人精神,主題是:「北大、北大,啥都不怕」。就是今日北大,拒絕接受職稱者有之,為信仰共產主義抗議十四大精神、跳樓自殺的教授也有之,不過少數有氣節者目前是難以改變這個國家有意「興建」的「北大市場」、北大人自嘲的「北大荒」就是了。
像美國等西方國家,大學大都是左派的陣地(而國會則主要是右派的地盤),說到底,這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保持其生氣的一個重要因素。和許多國家一樣,我也正在擔心一個老年人社會的到來,其實我們的老年化;也不僅僅是「老齡化」,而極為反常的是,我們的「老年化」正危險地開始在青年一代,他們的世故、老到,簡直要使老年人拜服。今日之「忘年交」,是老年人的激情、少年人的成熟,豈非怪事!應該說,這種中外歷史上可能是最罕見的現象也是我們大腐敗社會最得意的傑作,其險惡的目的當然是要窒息這個社會的生氣和希望。
七、也談「人性的扭曲」
六月初,我在一個客商那裡見到一幅精緻的條幅在「處世」二個大字下,寫了以下內容,
「登天難,求人更難;黃連苦,公務更苦;
浮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險,人心更險;
知其難,刻其苦;耐其薄。防其險,可以處世矣」。
我將上述內容抄了下來。並非欣賞。之後,我就聽說許多人的家裡也掛有這樣的條幅。也就是說,不少人對此是認同的,有人說,這就是今日人的真實處境,也有人認為,這個世界並不是一直是這樣,也不全是這樣。
在《泰》片之前,還看了另一部美國電影《地火危城》。我覺得它更富感染力,在毀掉一切的地下熔漿湧來時,緊急署的官員、專家(男女主人公)、醫生、司機、工人、員警、消防人員、新聞主持人等等,乃至孩子都沒有「首選」自己的利益而掉頭逃跑。他們何止是盡職盡守,對於不少人來說,首先考慮的是整體的利益,別人的利益。
在安裝好了爆破的炸藥後,一個隊員受傷走不動了,他的一個同事,如再背著他走,時間已來不及,於是,後者自己也不再走了,而是陪著自己的朋友去死。當指揮員通過電話詢問他們準備好了沒有時,為了不拖延時間而延誤整體的利益,他們平靜的回答:「完畢」⋯⋯
尤其是那位地鐵負責人,多少人喊著要他丟下、他背著的那個奄奄一息,還不知能否救活的司機,那麼他完全可以以自己高大的身軀跳過剛剛流到車邊的熔漿,但是他卻奮力把他背上的人拋過去了。對那個人來說、那是他自己已經不知道的極小的一點生存希望,而這位頭頭卻把自己完全清楚的希望犧牲在他更清楚的熔漿中。⋯⋯
看到這裡(甚至今日又寫到這裡時),我的眼已被淚湧的睜不開,我當時清楚地感到、我的整個心都被淚水泡透⋯⋯
唐山大地震的救災行動
煥發出人性的光輝
看來,美國也要宣傳「大公無私」、「捨己救人」這些在今日中國被用作調侃嘲弄的精神,如果說,「洛杉嘰的這場災難」只是場電影,如果說,在那場「災難」中也有醫生男朋友的自私和個別人的「趁火打劫」(其他美國災難片還有更甚陰影,如《龍捲風》中受利益驅動的另一些科技調查;《山崩地裂》中差點為了投資的利益而犧牲掉全城人民;《恐怖地帶》中國家高級領導人涉嫌于其中的無恥交易等等),那麼,1976年7月28日,7.8級的中國唐山大地震(烈度11級)卻是真實的、本世紀世界上最大的災難,比較這個電影中的故事,除了現代科技手段不如,唐山卻有更多、更多的動人事蹟,(無論是當時的通報,七十年代末的報告文學或是九十年代中記者的重新採訪(不知您看到沒有)就連監獄的刑事犯投入無法嚴格看管、控制的搶險後也只有立功、而沒有一個犯罪記錄。這場真正是「天塌地陷」的滅頂之災。也是對幾百萬唐山人和來參加救援的軍民、對那個時代的社會風尚、乃至人性的一場最嚴峻的考驗,其答案是最美的:沒有滴下一個污點,只有說不盡的高尚、動人事蹟以及一個個生命的奇蹟和在那時的條件下,非常規能計算出的效率,我還想起前一年,河南駐馬店特大洪水後的鄭州救災工作中,政府把白麵發給單位,發給市民家庭烙餅,事後全城人到處傳說,收上來的烙餅檢查後沒有一張摻入雜麵(當時有些家庭還吃有雜糧),唯有一些摻「假」的、摻的卻是烙者家裡的雞蛋。這一切難道是上個什麼「人性扭曲」的社會、時代所能表現出來的風貌?!假如今天再發生這麼大的災難,我仍相信還會有一些高尚的人和事,但一定會有更多的罪惡,就是現在,又有多少人做夢都在準備發災難財、國難財。儘管科學技術手段要比過去先進得多,但同樣規模的災難,損失只會更大,一是近20年高樓大廈大都「摻假」,二是人心更假。今年5月的阿爾山森林大火就是一例,參戰的森警大隊長劉立險些因食傾銷的變質廣東、廣西火腿腸而喪命。官兵行軍中連食用涼水也遭敲詐(注38)。目前正在進行的抗洪鬥爭,已有領導幹部帶家屬逃跑被處理的幾例。一些大城市還建立成千人的武裝巡邏隊伍,可能主要是對付「趁水打劫」的犯罪,因為對付水是不需要武裝的。
唐山大地震是我們民族的巨大災難,我們民族也在這場巨大的災難中收穫了巨大的犧神財富,它應該有益於後人,有益於影響民族的精神、社會的進步。就像我們在《地火危城》的電影中所受到的教育一樣,還應該比它更好,因為這是真實的。是我們自己的、也有更多的光輝。但是政治卻不公正的對待了它、就在舉世悼念毛主席逝世時,曾在地震中埋在地下十五天的六個礦工在報上發表給江青的信,感謝她對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就是江青首先緊急指示保護他們十五天沒見過光線的眼睛,然後派專機接他們到北戴河治病療養,並一一具體指導。然而自江青被捕後至今,這一人類生命史上的奇蹟(對生命科學也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卻不准再提起。
文革時社會中的人際關係
地震發生後,一位在唐山基層工作的青年幹部,不顧親人的死活,迅速安排了身邊人一些必要的工作後,沒命的跑向北京、跑進中南海,向政治局彙報,也以自己對當地情況的熟悉指揮了政治局最初的一些最快、最有效率的行動,由此多挽救了多少、多少萬人的性命,他應該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但是二年後,以自身沒任何實質性的問題,僅僅是造反派出身,就被撤職,開除黨籍、被整、被關、被批了好幾年(最近在一個雜誌中,發表了一位作家對他的採訪)⋯⋯
——這兩場災難發生在「十年文革」中最後二年的河北、河南等內地地區,用這塊被迫付出巨大代價的「試金石」檢驗出來的社會真實面貌,對於當時的整個中國社會來說是有代表性的。也為此,我還想回憶幾點在「文革十年」前二年中頗能說明當時社會中人際關係的、也是我所親身經歷的事情(有些我可能在桂林和您談到過)。
列寧曾說,論你走到那裡,只要一唱起《國際歌》,就會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文革當時有一首《抬頭望見北斗星》的歌曲,本是紅軍時的歌,1964年周總理曾建議加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以替代其中「過於軟綿綿」的那首《十送紅軍》。隨著《東方紅》電影在全國的上映,那個時代喜歡唱歌的人也都會唱這首歌,進入文革後,卻成了造反派的「專利」,不管您坐在那次火車上,不管您走到了東西南北中的那個城市,只要您輕聲哼起這首歌,您從不認識的戰友就會靠近你,和您一起深情唱起「⋯⋯為捍衛毛主席革命戰線,灑盡熱血心歡暢!」「革命戰士想念您,親愛的領袖毛澤東,革命⋯⋯」。
那時的人們不會、也不需要「包裝」,「輸出」的,「回饋」的,都只有真的;那是一個少有的激情的時代,真誠的社會。人們幾乎是絕對的相信,只有受壓的造反派才會深情的唱出這首歌,若再具體地介紹一下所在地區的路線鬥爭情況,就此就足夠了,吃、穿、住、行、用都可以「倒貼」,為了支援,幫助你的也是我們共同的事業,甚至可以「倒貼」自己的生命,目的只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
1967年的「二月黑風」中,我第二次被「公安公社」抓獲,也第二次被戰友們搶出來後,被財資戰線一個聯絡員安排隱藏在一個女同志家裡,這位大姐每天三頓給我送飯,知道我是南方人,連早晨也是雞蛋炒米,一天早上我自己去廚房倒水時才看到她和其幼子正吃著窩窩頭,鹹菜、黃麵湯⋯⋯,造反派勝利後我卻找不到她了(她搬家了),六年後,我在省「三辦」不遠的一家水果店裡偶然碰到了她,她甚至還記得我的一些「洋相」,可她的單位卻不知道她曾掩護我那件事情,她也仍在一個小店裡當會計,她姓龐,其丈夫姓高在生物研究所工作,76年時還曾為蘇容的工作調動幫過忙。
67年3月18日,我第三次終於被追捕「歸案」了,由於省看守所「爆滿」,當晚我就被轉到金水區拘留所,也是全清一色的造反派,各行各業的都有,二個最小的學生僅13歲(一個小學生叫簫九一,父親是1928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另一個姓王,是戲校的小學員)來到這裡,其氣氛比回到家都更親熱熱鬧,每天都在熱烈的爭論中描繪著理想國的藍圖,週末還和隔壁女囚室都對著窗外聯合舉行詩歌朗誦晚會⋯⋯可卻為一點小事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囚室中有一個鐵製便盆,一位建築工人「哲學家」非「獨霸」緊靠它的位置不可(囚室中人均不到一平方米),多少人都沒有爭過他,至於我,他認為:「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孩子,更難習慣這個味道」。我的理由是「那就更需要習慣這個味道」,在大家的支持下,最後通過民主程序,我爭到了,可他卻二天沒有理我⋯⋯
這年的五月下旬一天,我去鐵路機務北段支持其罷工時,碰到從煤車剛下來的兩個戴著「二七公社」袖章的女學生正捧著自來水管喝生水,我將水壺遞給她們都不要,幾個小時後,我回到「公社」(河南造反派總部)去會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又看到她倆,正將一滿書包的錢(大多零錢)上交,這是她們扒火車去西安為「公社」募捐的錢,又扒上煤車,吃著乾糧、喝著生水,全部帶了回來。
一個月後,我從洛陽「前線」回來,聽說「紅旗」百貨大樓剛被攻下,就急忙趕去,首先安排幾十個學生去清點各個錢櫃,一人一個,清完封起作個統計。第二天,大樓會計(保守派的)找來,首先聲稱:「昨天我們是四點結帳,五點你們攻下的樓(所謂「攻樓」,就是攻佔樓的平臺制高點,以建廣播宣傳站)」可經他們核對後,一分錢也不少,31年後在我重新簡單記述這件事前的某一天晚上,我又來到這個大樓的門口等待相約要來的一位外省未曾見過面的學者,旁邊三位小夥子正大聲議論著他們中那些「不仁義」、「不夠意思」、「誰都騙」的事情,使我不由得想起31年前在這個樓上生活的幾天,想起那位腳殘的廣播員(商校一位女學生)登軟梯的利亮動作,想起晚上和學生們暢談這個地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建設規劃(沒想到的是,而今這個老城區,面貌基本依舊)想起每天周圍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大送來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飯菜,那時階級陣線是那樣鮮明,像這些城市貧民區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區」而省市委周圍則是保守派基地,全國各城市也大致相同於這個規律。
——像這個「一人一個錢櫃」的故事,今天的年輕人相信的不多。可一次在計程車上一年青司機卻在對比今天社會時,反給我講了文革開始破「四舊」後在大劇院等街頭展覽那麼多金銀珠寶的事情。展臺前最多有一根爛繩,換句話說,伸手可得,可每天成千成萬無組織的參觀者沒有人拿走一塊。⋯⋯許多年輕人都從父母處聽這個故事說,又以此來比較當今社會的貪婪。
「好像一夜春風,
大家都變得神聖了!」
是不是那個時候的人「蒙昧」得連錢都不知道有用,可再往前推「三年困難時期」、機關部屬之間為「巴掌」大一塊菜地爭吵得臉紅脖子粗,大騙子可冒充周總理的筆跡一下子騙出幾十萬,1961年刑事立案高達41萬件,而且絕大部分是偷盜和經濟案,這和1958年真正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完全不同,直到文革前,社會上不僅有城市特產的流氓集團,而且還有一支在三年困難時「建設」起來的流竄團夥,俗稱「盲流」。在不斷的騷擾⋯⋯,文革開始的一場「政治風暴」卻把社會犯罪也掃蕩得基本乾淨,到1967年元月份,被河南醫學院「東方紅」造反派接管的鄭州市唯一的看守所只關押著幾十名犯人(只相當於這個市看守所今天的幾百分之一,而且今天還遠不止這一個看守所)。
尤其是幾派武鬥時,街上沒有戴大沿帽的(員警也參加群眾組織,不過絕大多數是參加保守派,武鬥結束後一直至73年,中國大部分地區都看不到「大沿帽」)。商店樓頂上是武鬥工事,下面還照常營業,各省、市、縣來串聯的,都只憑一張嘴自我介紹觀點,這樣的條件對於「盲流」來說,真是作案的「天賜良機」,有趣的是,他們反而不幹了,並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五湖四海」(真可謂「名符其實」);不再追求「吃香的,喝辣的」生活方式,反而跟隨造反派去衝鋒陷陣,有一次居然來「公社」,把我從會議上叫出來訓了一頓:「洛陽的『二七』戰友只剩下『八·一六』一座大樓了,你們怎麼見死不救,階級感情到那去了?」。我到洛陽後,聽說他們已先一天到達,可都被關起來了,參加造反派的公安局同志告訴我:「我瞭解他們,都是一些流竄犯」,可這都是文革前的事,我讓放了他們,在談話中瞭解到他們中有的人過去還是職工,「犯錯誤」後沒工作才墮入流竄中,犯什麼「錯誤」呢?其最重的,在今天又算什麼呢?而輕的,甚至只是跟領導頂頂嘴⋯⋯這時的他們也會用毛主席語錄跟我們講理,質問我們為什麼不允許犯了錯誤的人參加革命,不是「重在表現」嗎?而此時的他們「秋毫無犯」並十分注意其新的形象。⋯⋯幾個月後,勝利後的造反派,根據中央指示要「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各個單位裡又遇到這不少這類似的例子,也怪不得其階級出身比較「純潔」的保守派文革中一直攻擊衝破血統論後組建的造反派隊伍是:「牛鬼蛇神排成隊」。
多少年後我在給別人談到文革爆發後這樣的變化時,開玩笑的說:「好像一夜春風,大家都變得神聖了!」其實何止文革,近似的例子就有89年的學潮,當時有篇報導說:「京城的小偷,也罷偷一個月!」在河南我和幾個朋友去省委看大字報時,也用自己透明襯衣口袋裡的幾百元錢打了個賭,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擠過來,擠過去,達半天之久,卻不會丟,人們相互之間,對撞了、碰了、踩了等事,也表現了在此前後少有的寬容。總結起來,可用列寧的一句老話:「革命是最好的秩序」,連同我的上述幾點回憶還說明:「革命,也能建設最好的人際關係。」類似我幾點回憶的事情,對於經歷那個時代,尤其是當年的造反派來說,是十分熟悉而又普遍的東西(上周在一華僑集團請客中,我高興地談到上述事時,當場幾位中年人者就補充了幾個類似的故事。上周我在一個朋友家看到一份省新華一廠印校118戰團67年的小報,報導了愛子被印校一學生不慎撞死的一對夫婦(省文化廳二幹部)忍住自己的悲痛,反而去信給這位肇事學生,讓他接受教訓,放下包袱⋯⋯。個人看後都十分感觸,在今天人看來更是不可思議),只所以今天又使人們感到那麼生疏,則是官方禁絕宣傳的成績。「文革」失敗後,官方將其定性為一場「動亂」,所謂「動亂」當然是對政治體制、社會秩序而言,而這場「動亂」的矛頭就是針對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已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正構建的新官僚政治體制及其結構秩序,因此,這部「文革」史,尤其是對社會基層來說,其主軸線也是一部衝破長期「萬馬齊喑」的壓抑局面起來造反、被鎮壓、再造反,再被鎮壓的歷史。在這場悲劇中充當主角的造反派曾有過的勝利和掌權都是短暫、局部的和有限的,可他們失敗後被押到完全沒有發言權的「中國特色」等被告席上時,一切髒水都潑向了他們。當時,對於這支不可能事先經過挑選、培訓,而只能是參差不齊的造反派隊伍來說,在那樣反復遭受鎮壓的條件下,不可能不犯錯誤、不出現問題,其中有少數人的狹隘報復,也有承受不住殘酷高壓的變態等。但是,就像外電報導「審判」江青時,當局將她所支持的造反派被另一方血腥鎮壓的血債又反過來算在她帳上一樣,這種流氓手段也普遍施在在基層受整的造反派身上⋯⋯。尤其是不少文人為掩飾自己在「文革」中(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卑鄙嘴臉,故意把水攪混,將個人陰暗的心理和醜惡表演的經驗大肆渲染為一種社會共性的東西,而把「文革」等同於一個「人性扭曲」的時代,就是這些人成功的得意之作。
當權派殘酷鎮壓造反派群眾的歷史遭到刻意掩蓋
在被稱之為「扭曲」的描寫中、不少是指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一些人對別人的出賣、揭發,打小報告一類事例,可這些東西,文革前就有,文革後至今仍還有(上週一位大學教授還在給我們描述大學生中打「小報告」的老到),中外古今都不少這種現象,否則那有「君子」,「小人」之分,(具體事非應另當別論)就是受文革迫害的典型人物,或者被譽為「高風亮節」的君子又如何呢?
文革衝擊的第一個「知識份子」就是吳晗,而用莫里斯·邁斯納的話說:「他並不是單純的知識份子」、「他們主要是在黨內有相當高職務的人」,「並且受到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保護」。因而,他既然為了謀求自己利益已在政治旋渦中陷得那麼深,那麼在政治鬥爭中首當其衝又有什麼奇怪呢,如再揭點「老底」他本人不也是57年「反右」等運動中整其他知識份子的打手。再以「德高望重」的巴金老人為例,當年周場從狹隘的宗派主義出發將胡風朝死裡整時,其「致命武器」不就是巴金所提供的胡風給這位「摯友」的全部私人信件嗎,所以胡風平反後,至死也沒有諒解他。用朱學勤也談到五十年代前期文化界那幾場鬥爭時的話說:「他們把被整人多年來給自己的私信統統抖落出來」,「然後,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今天仍被稱為『一代文化巨擎』,還有這個『家』,那個『權威』)一哄而起,紛紛『向井口投擲石塊』⋯⋯咬牙切齒,聲聲可聞」。
如果僅僅是指這類手段,在我們黨內的「功臣」中,也不乏其例,例如本地報紙正長篇連載的賀龍,你再看一看李銳回憶廬山會議上他的發言,回想一下當年他對羅瑞卿的揭發,又會對這位傳奇英雄產生其他什麼印象呢?在1953年「五馬進京」中居後位的鄧小平,不首先是揭發了「馬首」高崗,立了大功而升為「馬首」嗎!奠定葉劍英在黨內地位的主要功績不就是揭發張國燾要綁架中央的陰謀嗎,至今也有一些當事人(包括張本人)和文學家反而認為這是葉無中生有的陰謀,(再加上他後半生那個至少在手段上不能稱為「陽謀」的輝煌,就完成了此人一生中的二件大事)。就是在現在表面上不那麼集中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某人不也是兩次「賣主求榮」嗎?
當然,在造反派隊伍中也照樣有這些東西,我只是說,這是幾千年社會生活中一種現象,而不能又歸結到文革中。包括另一些人把「扭曲」聯繫起文革中的殘酷鬥爭,又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只是因此更噁心中國這些文人們的卑鄙無恥。在那麼大量地控訴文革的作品中,就是沒有人寫「五十多天」的殘酷和「聯動」的「橫掃」,沒有人寫二月黑風和以後「內戰」中軍隊對造反派的血腥鎮壓,沒有人正面寫集中文革中大組分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和以總理名義整了成百萬人的「五·一六」案,文革結束後,近十年的清查所整人數,又可能要超過鎮反後歷次運動的總和(昨天在理髮室,一位當時在鄭州一個大廠任一把手的老幹部在談到他一個廠當時被整人數時就說:「何止上千!⋯⋯」),死、殘更無以數計,這裡有多少素材,卻沒人寫。道理也很簡單,因為施暴者、鎮壓者都是「功臣」及其附庸,而遭暴者、被鎮壓者是出身草民的造反派群眾。我們那些文人的高明之處還在於能顛倒過來的寫,甚至一個簡單的過程經他的妙筆一「扭曲」變形、也就變了味道。
在金錢至上的社會「除了騙子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
去年一位著名學者來鄭和我們座談時,很有興趣談到臺灣進入民主化進程後,一家人為在社會上參加的不同黨派觀點不同而經常發生爭吵,我們聽時就笑了,在中國文革時不也是如此嘛,可一些文人也曾以此大做文章,也歸結到什麼「人倫」,「人性」上去,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一家人分別參加不同派別並為此在家辯論、甚至爭吵是不少,但因此使這個家庭分崩離析的卻不多,就像當時工廠工人在社會參加不同派別的鬥爭(甚至武鬥),回到生產崗位上一般仍還能協調工作一樣。當時因觀點相同談戀愛的有很多(甚至有一些是戰場上促成的浪漫故事),可觀點不同,「不打不相識」,反而又結合在一起的,也有一些例子。觀點不同,叫各為其「主」,都是為政治,自然是出於公心,就一般群眾來說,不會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這一切應屬正常,還能開闊生活的視野並使人保持活躍,而今僅僅只為了一個「錢」字,又毀滅了多少家庭。大報、公案中已也是經常有這樣案例,而來到銷售各種「法制」報的報攤上,滿目都是父殺子,子殺父,子殺母,母殺子,兄弟姐妹相殘,親戚鄰居為仇⋯⋯。如果說在政治悲劇中確有不少人是出於真誠的話,那麼由金錢釀成的惡果中,則只有私利和欺騙。如果說,直接牽涉進政治的畢竟是少數人的話,那麼,由金錢誘使的社會墮落則是很少有人倖免。如果說對政治真誠也有會被欺騙、但會隨著政治的透明可以減少和避免,而在一個墮落的社會裡,越透明,越難有一塊乾淨的地方。以致多少人,尤其是精明的商人願意相信這個被他們自己多少實踐檢驗過了的「真理」:「除了騙子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又有的人,尤其是自認為看破「紅塵」的年輕人很快捲進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人不騙人不是人」。一位女老闆對我說:「人都窮怕了,現在還什麼道德不道德的,不管你搶來的,偷來的,騙來的,只要你有了錢,這個社會就高看你,你沒錢,誰都瞧不起你!」類似的說法,到處可以聽到,人們也終於明白一味的宣傳「貧窮」,就是為了把社會誘導到今天這種「笑貧不笑娼」的主流意識中來。
也有多少好心人要一再囑託出門的親人,千萬不要去管閒事(做好事),否則訛住你就受不了,人們也確能舉出一些做好事被訛的事例。假如我做了一點應該做的不值一提的小事,我最怕別人說的那句話「現在還有好人」,可知道,我們小時候所受教育是:「這個社會還有壞人」。一切都顛倒過來了,如果你見利不爭、不貪,周圍一圈人都會認為你:「有病!不正常」。無論你走到那裡,一聽說「打架了」馬上就吸引走周圍所有人,再聽說「出血了!」你就可以更清楚看到人們的興奮程度。八十年代時,我在獄中聽他們幹警介紹社會上司機撞傷了人,為了一次性利索地處理,趁沒人,把車再倒過去活活軋死,我聽時曾毛骨悚然,而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談到這一毫不稀罕的事時則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對於因此應聯想到的血腥場面,你卻看不到她的表情中有那一根線條會因此受到影響⋯⋯我想,談到此就足夠了!究竟那個時代是「人性的扭曲」也一目了然。您一口氣提出了「那麼多嚴肅問題」,為了回答它,我斷斷續續用了何止上百口氣,堆砌了這麼一些材料,就此還不一定能說清問題。比較官方幾十年來重複了千百遍的謊言及其對思想傳播的霸權和壟斷,我這點「雜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社會的進步則一定需要這另一種聲音。
「八九」學潮後,全國全民興起「毛澤東熱」
95年一位南開的學生曾提醒我:「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有很大的區別,這一代再也沒有那樣的激情了。」我當時不以為然,或許是因為在這之前,我曾接觸過許多學校的師生,並有過頗為順利的交流,應該說,直至今日我才意識到那個「區別」並深有感觸。五月份在某學校的一次座談中,一位學生就明確告訴我:「你說服不了我」,並非我一定要說服他,只是覺得持這類觀點的人所提出的問題、包括思維邏輯甚至表達的語氣為什麼有如此簡單的一致,而在這之前並沒有一種統一的教材。但卻一定有一種媒介,這就是那些「知識份子」的影響,又聯想到去年在上海,一位著名學者給我介紹的中國知識份子在這個前後的變化(89-92年簡單套用東歐的經驗,持速勝論,也消極地拒絕和當局合作,92年則徹底失望,拋棄一切信念、面子、取最實惠態度),以及這其間整個社會的變化,也就基本上理解了受其影響較大的青年學生主流意識的變化。
「八九」學潮被鎮壓後,從北京開始,首先在大學校園裡興起了「尋找毛澤東」的自發學習,用《中國青年報》一文章說,他們是把文革的「反走資派」和學潮的反「官倒」兩個性質相同的東西聯繫在一起,並很快匯入91年前後全國全民性的「毛澤東熱」中。後者主要有二個最顯著的現象,一個是從上海開始發行的,很快突破「吉尼斯」記錄的《紅太陽》磁帶,由東向西席捲而來,大街小巷不絕入耳,另一個是從廣州開始時興的掛毛主席像,由南向北急速蔓延全國,站著國道邊,望著綿延不盡的全掛著毛主席像的車隊,有人戲稱為「北伐」。從聲到像到議、到傳媒,又一陣國內的「毛澤東熱」在九一年底,九二年初達到高峰。這裡有「八九」沒有宣泄完的東西,又有對「六四」的不服,有連續幾年經濟低潮的失望,也有失敗的「砸三鐵」激起的情緒,人們心照不宣地都感到這是動向一個聚集點、199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百年誕辰。但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及其掀起的大有淹沒一切的經濟熱潮根本性地改變了這一趨勢。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造成全民族的整體短視,全社會的系統腐敗
首先是突破「社」、「資」的「思想解放」,將理論界幾年來的反思一風吹跑,並使人們放開了手腳。其次,有關部門甚至發文連「回扣」等也承認為合法,使「兩院」打擊經濟犯罪的通告造成的壓力消去,解除了人們的顧慮,又何再拘泥於手段。連退休的老市委書記們也被「政治任務」動員去擺地攤,以起示範作用,像鋼材、木材這些生產資料的價格僅幾個月就翻了一番,其勢頭,《中國物資報》稱之為「千年不遇」的機會,各種批文「魔術般的收益」通過各種管道和關係使人們心癢手癢。不甘吃虧的「知識份子」爭先恐後地跳下「海」中同時拋售的各種適銷「新觀念」、「新理論」橫掃了在市場上「不值錢」的我們社會民族殘存的人文、倫理、道德、甚至法統和所有價值觀,至此完成了全民族的整體短視,全社會的系統腐敗,人們是得到歷史上從沒有過的真正「徹底的解放」。中國大地也有了一次歷史上罕見的如此「全民性」的「淘金熱」。學可以不上,書可以不讀,(此時,全國適齡青少年入學率及人均購書量均跌入最低點),工作可以不幹(全部實現了「轉移」)。從「皇親國戚」到普通百姓都在忙著「發財」,一些人鼓吹的「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一些形式,一些場合上是實現了。一切能搞到手的東西都被「炒熱」了,股市上猛升猛跌,人們習慣如賭場一樣。最「燙」的是腳下的土地,上「億級」的富翁們大都是靠此起家的,92年國有土地的出讓是91年前的11倍,也學會老「資」祖宗的「圈地經」(不過人家是為了向外打,我們是向內引)。92年,縣以上「開發區」就佔1.5萬平方公里,超過前41年城建的總和 。人們「掏」空了一切,自然首先「掏」的是銀行——待「93熱」後,94年底,居然出現差300個億的鈔票無論如何也印不出來的印鈔票危機趣聞,以致於95年一下子進口了12條現代化印鈔生產線⋯⋯如果不是朱鎔基拉動「緊急煞車閘」,我們這列「瘋狂」的列車不知要慘到什麼程度。
——多年後,一些商人在回顧「九三熱」時說:「都是賠家,沒有賺家,即使先賺的,後來也賠了」,「大家都被人家耍了」⋯⋯。是的,「九三」後,給大大小小企業留下的是幾年也處理不盡的「庫存」和成倍翻番的債務,給中央財政留下了猛升的「赤字」、給國民經濟留下了至今仍難以根本解決的可能是致命的巨大的後遺症,而不少「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大片土地至今仍在懶洋洋地曬太陽,連隻羊也沒留住,要說沒人賺,錢到那裡去了?一是「洋人」,二是「官倒」,可能沒人持疑問。誰也沒有國家賠的更慘,又是被誰「耍了」?我們社會、整個民族的「本」、「根」也「賠」進去了,又找誰「算帳」?
「知識份子」主體的徹底墮落
經此「折騰」,中國知識份子(主體)也死了!他們是「身」、「心」、「魂」一齊跳下「海」的,沒有給自己留一點「回頭從良」的餘地。再倚門賣唱,即使能用上進口的豔妝,也難改其俗質媚骨了;何況也有此「血統」。可惜的是在這樣背景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青年學生,他們不能不受到這些「知識份子」很大的影響,「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像魯迅那些進步知識份子對社會的批判、啟蒙,以及自身沒一點「媚骨」的光輝榜樣,曾積極影響過一代代青年學生,如今,這個「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的「知識份子」主體又能把這代青年學生帶向何處去,將是我們今天社會一個最嚴肅的話題。幾天前,一位朋友對一個搞電腦的武大學生說:「⋯⋯你們這一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沒有魂,沒有思想。」這位學生說:「你們這一代的精神境界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相比的」,我看到他說此話是十分真誠的,我還聽到不少學生承認這個差距,其中包括您。正如我們這一代人也應該向你們這一代人學習現代科技,盡力跟上技術的進步一樣,你們是否也應該繼續我們承繼的人類社會進步的責任。
我們過去習慣地稱青年學生為「小知識份子」,今天看來或許用法國式的「準知識份子」較為恰當,這就要有個準備,有個選擇。有些學者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即幕僚、技術、人文。所謂「幕僚」,即葛蘭西稱之的「統治集團的管家」,他們一些人直接當了官僚,多數人以「幕僚」角色進入官場,即使後者的作用已不宜低估,人們大概忘記了文革初期批判鄧拓一句「黑詩」:「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也就是說,他們的一種觀點、一個獻策,都可能會帶來多少人頭落地,多少家破人亡。而這一切,還會在他們幫助維持的秩序中平靜的合法地進行。中國封建社會如此長命,有他們的主要貢獻,也是他們和權貴結合所建立的文化思想霸權,壓抑或者化解了人民的民主意識、顛覆意識,以致於至今中國的民主進程如此之艱難,緩慢。
所謂「技術」型,一般常稱「工程技術人員」,如果又視為後者,則比較簡單,而要歸進「知識分子」則麻煩較多。愛因斯坦曾把沒有哲學思想的科技人員稱之為「工匠」,那麼,對那些不承擔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責任的科技人員是否也應該這樣認識。工匠,用現代話講,就是技術工人,當年在政治氣氛還較濃時,把他們劃進「工人階級一部分」曾使其高興幾天,可今天當社會又重新恢復等級、貴賤觀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就不再願意與工人為伍啦,有些人還高估自己的作用,認為「沒有知識份子,今天還會停留在原始社會中」,甚至顛倒一些最基本的是非觀,張嘴就是:「過去計劃經濟把工人都養懶了」,閉嘴連人道都失去:「(下崗)餓死活該!」也據此使我們認識到從小所聽到警告的知識份子翹尾巴是什麼樣子。由於現代生產的規模和形式決定,他們對「上」的依附性很強。儘管其職業技術可能是現代的,但由於我們的教育和今天的社會決定,其社會思想則屬於葛蘭西所說的那種「傳統」型。並且從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出發,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是維護舊有秩序反對大的社會變動和革命的,因此如果不經過深刻改造和引導,其主流思想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就某種意義來說,新技術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有推動物質進步的一面,也有壓抑阻緩、甚至傷害社會進步的另一面,這並不僅僅是指掌握它的人。對後者的負面影響,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後半葉後。正越來越受到思想界的高度重視。還有一個被多數人忽視的歷史現象是,無論中外古今,陳舊、腐朽的統治階級,也都高度重視新技術,並用它來壓制批評和反抗,達到延長統治的目的。換句話說,重視技術,並非都是主張社會進步的。什麼「科技救國」、「興國」,我們前幾代人就喊起,結果如何呢?一百多年前,中、日同在德國考察,俾斯麥就根據中國人只熱衷於技術、機器而斷言:「中國必衰」,之後,被他不幸言中。
而所謂「人文」型知識份子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不過這並不是指其所學的專業和選擇的職業。就是在工程技術人員中也有一些人文主義濃重的優秀知識分子,如果以職業出身來劃分的話,後者的數量甚至大於前者,這是指中國,是那早就該死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文科教育)和官儒的遺產造成的。我贊成把啟蒙性、批判性、顛覆性作為知識份子的一般性質,在這裡,是不能再分「專業的」,是三位一體的。如據此再去衡量從事人文科學職業的學者,真正的知識份子更所剩無幾。
魯迅說:「真正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尤其是在我們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履行社會進步的責任的知識份子是極其艱難的,甚至是危險的,這也是有傳統的。就是中國古代給我們留下的燦爛的文化遺產也大都是那些優秀知識份子被貶、在野、顛沛流離、放逐、囚禁中創作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後中國優秀知識份子的命運也基本如此,壓力往往使知識份子有所作為,官場、利益則往往把他們醃得變味、變質,而腐敗會把他們化得連渣都不剩一把⋯⋯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知青對下鄉的不同認識與評價
您在信中所提到的那位仍保持著年青形象同事,對文革不會「留戀」的態度是完全正常的。比較同代人,她是比較幸運的,能自己選擇去當兵,後又上了清華,是當時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當然,她也是吃了苦的。吃苦,是那時的年輕人一般都要接受的教育。譬如被今日人們稱之為「變相勞改」的和「牛棚」的「五·七」幹校,當時包括毛澤東、江青的愛女李訥不也兩次去鍛煉嗎?以「老三屆」為代表的下鄉知青,也確實鍛煉出一批各種各樣的人才。例如我信文中幾次提到的朱學勤,在上海只是小學畢業來河南蘭考縣插隊二至三年,又在鞏縣的河南化工廠當普通工12年,然後直接考取「西方政治思想」專業的研究生,如今看他文章的功底,又有誰遺憾他少受了十幾年正規教育呢,近日看到幾個海外著名華人學者的座談也都談到下鄉幾年是他們一生中看書最多的時期,我認識許多人都有些同感,也包括學理工、學外語的。當然大多數「知青」,並沒有這麼幸運,用他們的話說:「毛主席叫我們下鄉,鄧小平叫我們『下海』,江澤民叫我們下崗⋯⋯」是有很大的情緒。就像您那位同事,若用今日普遍的處世觀來回顧當年的吃苦,自然覺得吃虧,甚至不堪回首,一些下鄉回來成名成家的人也是如此,王安憶不是說:「我寧願不當這個作家,也不願下鄉」。而研究拉美的女學者索颯卻認為:「如果沒有那個重要的起點,就不會有今天這本書」(注A8,這次我將她在《讀書》上發表的二篇文章推薦給您,那一股股激情,猶如黑夜裡一顆顆美麗的星星)。對下鄉插隊,她和張承志(一位當代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等人,又有另一種體驗。另一位女學者林春在這個問題上批評亡友王小波說:「有人把當年去農村去邊疆看成是飛來橫禍,也有人不但當時就願意去(對擺脫學校和父母束縛或對「自由」的渴望,對「廣闊天地」的好奇心,對勞動人民的認同,等等)後來也很理性地把那場經歷看成難得的人生際遇和鍛煉。(注A9)」山嶇朋子講到她在農村九年的鍛煉時,是那樣地留戀和深情,所以她又能從優裕的都市生活中住進阿崎婆的破草屋⋯⋯,寫下了《望鄉》這個銷售突破百萬冊的紀實作品。她已66歲了,仍然保持那漂亮(比書中照片還漂亮)優雅,尤其是她講課時對上層統治階級經濟利益至上的譴責,始終站在社會底層貧苦婦女立場上的深情,使她本來柔美的聲調更為動人,她的講演結束時,我和大家長時間的為她鼓掌致意。
——從司馬遷總結的那些先古人物,到現實生活中這幾位「小女子」(這樣的例子至少還可以舉出成百上千),對他們的經歷來說,都曾存在另一種選擇,但是他們是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回到您我是否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呢?
不願沉淪的中國人該尋回崇高的精神
您在評論我的不成文的《滇》文時說:「可以看出作者所含的一腔熱血,並為之找到了『根源』」,德國人利希霍芬這樣說湖南人:「是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後裔。⋯⋯在金融界、商業界則看不到湖南人。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上粗獷、反抗的性情是該省居民的主要性格特徵,」曠代逸才楊度的「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則是做為湖南人的責任,他們是近、現代中國的脊樑。前時,我對老家來的小姑姑說:「我更像個湖南人」,可我只是在少兒時在湖南生活過幾年。來到河南我已生活了四十多年,人們常說的河南人那種「老成持重」、「四平八穩」、「深藏不露」、「講調和,守中庸」(費正清觀),保守而重實惠等性格特徵卻難以在我身上找到一點影子。或許就像韓愈所說,我來河南只是來看中國的興衰的,為這一「看」,我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卻至今不悔。仍是湘西山裡人的性格,應該說,我的任性、我的經歷、我的社會存在,也是我的選擇。
6月份,我在鄭州車站曾和您開玩笑說。「您也大啦,南京可是個享福的好地方,」如您所說,它也確實是一個文化名城,但是它留給中國千年文明史最深的印象是陳後主那一曲綺豔輕蕩的《玉樹後庭花》,是杜牧《泊秦淮》中名句:「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所以我說:「搞政治的都忌諱南京」,從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到大明興建、太平天國、中華民國,十朝天子,個個短命,「金陵王氣黯然收」!可它卻是唯一一個根據風水術測算所建都城,不知是諸葛亮、朱熹、劉伯溫這些人瞎了眼,還是他們自己也被金陵所迷,「紙醉金迷」就是人們對南京的簡單概括。「秦淮河是中國最具脂粉氣的一條河」,「各方遊子士人,走近秦淮,沉湎於酒色之中,酥軟了骨氣,泄掉了正氣」,也難怪我這個好玩之徒,五次到南京,卻沒好好玩過一次。大概是心有餘悸。——此議偏頗,倒也值得警惕,太舒服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從電視上看到南京已鑄成「警世鐘」,應是一件極具意義的大事(可您那位省長的講演卻水準太次)。願它的鐘聲大一些,能響徹整個中國上空。
至於您的「尋根」在桂林您就直爽地給我談過「保定府」的「特產」,不過那是近古、近代以後的事情,有元代後八百年裡「天子腳下寵兒」的因素。司馬遷說:「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則應是「根」之所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這千古絕唱不就出自於此,從荊軻,高築離到鐵骨錚錚的李若水,這是中國英雄主義的源頭,包括譚嗣同、陳天華這些近代湖南先驅,承繼的也是這「燕趙古風」。最早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趙氏孤兒》中二個極負責任,義薄雲天的烈士曾使伏爾泰等哲人高度評價中華民族,這個「孤兒」就是趙國國父趙簡子的祖父。燕趙人也一直保持著法國人博丁所說北方人那種:「執著的性格,魁偉身體和旺盛的精力」並性情豪爽,剛柔相濟,您自己就決不缺少這些「基因」。
人們說,燕趙古風的兩大特點:「深沉、崇高」,「今天只留下前者,而丟掉了後者,並且丟得杳無蹤跡」(應該是指我們整個社會,尤其是今天,在一些老先生的帶領下,多少文人都以踐踏「崇高」為時尚),作為您、作為我們或許不一定需要前者,卻一定不能不要後者。從孔子的;「人皆可為舜堯」到毛澤東的:「六億神州盡舜堯」,幾千年來聖哲們所嚮往、所致力的不就是這個「崇高」,而「舜堯」不就是誕生在燕趙文化的母胎裡,因此,無論是一個燕趙人的後裔,或者所有不願沉淪的中國人,今天的「尋根」就是尋找回崇高!
「我希望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能更好、更富、更強,讓她的人民可以永遠微笑著屹立在東方」——不正是您尋求的崇高嘛!
要有一條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
您希望的「更好」,至少意味著她不能再壞,一個沒有人民的政治權力因而必然有政治壓迫的社會是壞的,一個人性和人際間的一切都被腐敗和金錢扭曲的社會是最壞的,因此,爭得民主、剷除腐敗是走出黑暗必經的門檻。這就是說,「更好」還必須使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每個人的做人的尊嚴和應有的權力得到起碼的尊重,這裡所說的「權力」首先是政治選擇的民主權利,即使生存權也不能由別人自行代理,動物也有生存權,但只有人才需要民主政治權利。這裡所說的「每個人」,決不僅指少數權貴、精英,而首先是經常不被注意的「大多數人」。所以,「好」就是大家好,要大家都好,就需要有個「公」,「公」必須取其正,還要擺其「平」,「公正」、「公平」是社會裡良性發展的基本前提條件。否則,我們還會有再被誘進黑暗的危險;「更好」,也意味著在上述條件下,她的所有居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或者叫人道條件,譬如有飯吃,有房住以及醫療、教育、養老等,能夠得到這片土地的保證,為此,社會主義道路將重新確立為我們負責任的選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裕水準是血腥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為其提供的保障,也不可能給我們留下後繼的路;「更好」,還應該有一個和大自然較「和諧」相處的自然環境,和其他人能夠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相互促進,共同建設又十分有利於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展的社會環境,促進它的是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及其須臾不可缺的道德觀念,在所有觀念中,首先是勞動及其勞動者必須得到最高的尊重,而「損人利己」等惡行當然應視為「過街的老鼠」,「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更應視為決不允許隨便拋撒的糞便⋯⋯。當然,「更好」,還應該有更多更好的東西。
「多財曰富」,您的「更富」,當然是希望這片土地有更多的財富。從而使她的人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豐富,這就要求經濟發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所謂「快」,當然指效率,首先是生產率的提高,這應該是調動起所有勞動者的所有積極因素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結合。對於這次改革也激勵起的個體積極性,要尊重、愛護,給予引導,鼓勵,在不失其個性的前提下協調和集體的配合和相互促進,我們更不能丟掉「集體主義」,這是東方的優勢,否則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會相互抵消、傷害,甚至毀滅。不斷充實、調整、完善的《鞍鋼憲法》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先進的管理經驗,用它來協調各方面關係是恢復大中型企業活力的內部(或叫微觀)的最關鍵因素;而這裡所謂「好」,首先要有一條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它是開放的,也是獨立的。它鼓勵廣泛、迅速地和各方面的健康大流,又必須保護好自己的市場——基本利益所在,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在自己走向強大時嚴格保護好自己的市場,世界所有殖民地都是其市場首先被別人控制,所有西方列強都最多把自己劃為「混合經濟」的國家,卻偏偏要求中國做一個使他們滿意的徹底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我們卻「執迷不悟」、「越陷越深」⋯⋯真正的「計劃經濟」是人類走向先進的探索和必須進行的努力,正確地總結其經驗和缺陷,運用先進方法論和科學技術,擺脫官僚主義的桎梏,用經濟民主調動起所有勞動者的關注並以各種形式廣泛地參與其中,以利於計畫前的盡可能全面,計畫執行中所需要的及時的回饋和調整監督,計畫執行後較為實際的總結。這裡仍然有一個民主和集中的關係以及必要的、合理的指令性要求和普遍的指導性相結合。還要給各個實體乃至每個人積極性的發揮「留有充分的餘地」(毛語)。因此,它也是彈性的,滾動的,上下伸縮性很強的,即給每個人隨時準備有創造的機會,每一個創造又都經常豐富著、活躍著、周圍生機勃勃的網路。其中,最佳資源配置也必須得到有效的保證。——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們將繼續努力於這一正確的方向。儘早結束那種草率回頭被別人愚弄的鬧劇,我們所崇奉的那些西方經濟學大師也早已失去了耐心,「科爾奈反覆強調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根本上是無法改革的。所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嘗試』⋯⋯已經統統失敗」「膠片必須全盤倒回,從頭開始」(《讀書》96.11),不過我們不同的利益和方向決定我們的「頭」和路也是根本不同的。一條正確的道路還要求我們對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世世代代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起嚴肅的責任,我們是人、我們沒有權利剝奪應屬我們後代的那些資源、利益,更不應卑鄙下流到目前這種沒出息的程度。「為富」不能「不仁」,不負責任地對少數人富裕的鼓勵,一般都意味著對多數人的剝奪、輕賤、殘忍,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警惕「少數人的富」對社會進步的破壞,也必須警惕「富」在誤導下滋生的負面、罪惡影響。包括炫富、揮霍、浪費、踐踏等等。「金錢」的功能應該是逐步萎縮的,消費的導向必須置於理性、良知中,還應該協調於社會健康的正確的面向;同時「更富」也應是促進人的各方面生活內容的充裕,運用「更富」的條件去做更多有益於社會進步的事情。
應與發展中國家結盟對抗帝國主義
「更好」、「更富」還必須有「更強」做保障,也只有「更強」,我們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毫無疑問,我們必須逞強,這個世界至今還不可能只靠別人就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秩序,「弱肉強食」仍是人們習慣的遊戲規則,示弱就要餵別人,儘管我們不打算「強食」別人的東西。但是是我們自己的,包括至今還沒有要回來的,我們則沒有權力大方的永遠「擱置」、甚至「和平」地放棄,無論西南和北部那成萬、甚至成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或者從東北、東部到南部那應更遼闊的海域,哪怕其中的「彈丸之地」也必須有一個公正的歸屬。同時也就順勢解決了一些應為我們民族活動的空間或對我國極為重要的不安全因素。例如:庫頁島、琉球群島的收回,釣魚島與南沙群島的恢復控制,才能完全打破海上封鎖,夠得上一個海洋大國的地位。這其中還包括解除日本的威脅。我們必須清楚的看到、在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的背後,一直有美國戰略佈局、利益的支持,無論是在政治上、軍事上,或在經濟上。——認識不到這一點,盲目跟著美國走,我們又將成為歷史的罪人。(臺灣)海峽兩岸的對話,那是我們民族自己的事。我們和美國應該有的是(太平洋)大洋兩岸平等地對話,兩個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先人曾共同建設過洋中的一個夏威夷,他們的後人也應該協調好在這個遼闊的大洋中各自合理的利益。我們不稱霸(無霸不惡)卻也不應放棄一個大國的責任,更應該有一個大國地位,否則也是對有待我們必須參與建立的世界公正秩序的失職。今天的國際環境和利益格局還籠罩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厚重的陰影,因而還得有個「分庭抗禮」,否則就只能俯首稱臣,最多討價還價於幾「品」,幾「等」的問題,更應羞於和人家的僕從國爭寵。這個世界告訴你,沒有對抗,也就沒有說話的資格。尤其是今天,更要特別警惕那些「地球村」、「全球化」的騙局和陷阱,也不能急於「併軌」而去給別人「墊軌」。在這個還存在霸權的世界裡,面對「富國俱樂部」有著成熟經驗的剝削,我們必須盡力去參加組織發展中國家的同盟,以共同保護自己的資源和市場(這是對付發達國家的最有效武器),發展大家共同的利益。所謂「不當頭」是懦怯的表示、既損害別人,也損害自己,大國歷來沒有中立的、也沒有「中待」的,非強即弱,不當頭,就要吃虧的跟隨別人,因此客觀地、積極地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既有利於改變已有的不合理的格局也會使自己走向「更強」——由於歷史原因先富起來的「歐盟」,在歐元啟動後加速全面統一的步伐,它上抗美元的霸權,下壓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卻給其他人一個有益的啟示,或許北美、南美乃至泛斯拉夫等聯盟也會相繼形成和重新形成,但是這個世界絕不應缺少一個「大中華」的聯盟,這應該是我們「更強」的目標所在。為了這個「更強」的目標。我們必須把自己「更好」、「更富」的各種因素,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如果這些以某種「綜合國力」來表示的話,那麼,無論那一種「綜合國力」的公式,都不是簡單的各因素相加之和,而是物質要素和精神、政治各要素相乘之積,我們決不應忽視後者。否則它的負數也可以使前者變為負數,在物質和精神的關係中。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促進物質。但無論什麼條件,物質都生產不了精神。尤其是在今天,我們民族又重現「一盤散沙」的狀況時,更需要重視這點,也因此,我讚賞您把「更好」放在第一位,只有「更好」,才能「更富」、「更強」。正是「更好」、「更富」,「更強」的「這片土地」,才充滿希望,以「讓她的人民可以永遠微笑著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我們」——瓦爾特·本雅明
——我對您的三個「更」的解釋,不一定合您口味,也不是我的「施政綱領」,僅僅是即興隨意勾勒幾筆。可以視它為又一個「烏托邦」。但它又不是「烏托邦」,因為它合乎人性、理性,又致力於社會進步的方面,而且在各方面都已經有了成功的經驗、或者有待修正、完善的教訓。它也確實是一個「烏托邦」。如果是對今天正背道而馳的我們的現實來說。我們正面臨亡國、亡種的嚴峻局面,已不可能有別的選擇,勉強、湊乎不得,任何修補都無濟於事,那種非驢、非馬、更非人的「摸」行,已「摸」向深淵、洋底,既無「前」,又沒有「明」,唯留下「黑暗」⋯⋯「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我們」,瓦爾特本雅明的這句名言,也許是您:「在這樣的塵網中,我該怎麼做,又能怎麼做」的可供考慮的一個建議。一次「三聯書店」幾位年輕人要我談《泰》片時,針對一個年輕人所說的他們「只能適應社會」,我不客氣地說;「這是一個罪惡的社會;只有用罪惡才能適應它」,也是忠言。二者都有一個意思,那就是要清醒的認識這個現實的世界,在可能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力求不被其濁流泥水所淹沒。但也決不只是躲避,您及你們這一代人終會尋找到你們應有的崇高使命,並承擔起歷史、民族和人類進步的責任,這也是我歷時幾個月終於完成這封信的信念所在。
在這封信開始時,我曾引用了米開朗其羅的一首詩,毛老師為此給我提供了三種譯本,我選的這種是我孩童時讀過的,今天還有點記憶。我想您也會熟悉並喜歡米氏的作品。《劍橋藝術史》曾這樣議論它:「事情常常是這樣,沒有說出口的東西,可以比平淡的講出來的東西,更好的表達內心的衝突和激情」;這「衝突和激情」和「火熱與淒涼」,被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懷抱一生,使其作品複雜的震撼力深蓄內藏,綿綿不盡。是崇高與激情使其表現得那樣悲壯,又是石匠血統的奶水使其表達得那麼剛堅。他對石頭那麼熟悉和敏感(甚至熟悉已隱秘的紋路和天然接口)使我這個湘西山邊生下來的孩子更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我欣賞他二幅《奴隸》那垂死者安祥的不悔、被縛者仍沖天的氣勢。也欣賞《摩西》的高尚的責任。他在《哀悼基督》中對那位政治叛逆者的哀思一直使我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而年青美麗的聖母也總給後繼的「殉道者」以莫大的安慰。我常常在想,那幅沒邊沒際的《最後審判》是否就是在等待今天這千年的末日,而我們在欣賞《大衛》「產生激情的前一瞬間」時,怎能不聯想到猶太人在經受千年的苦難後所有的非其他任何民族所能相比的輝煌的建樹,又怎不企盼我們「這片土地」可能凝聚其那偉大的「一瞬」⋯⋯。
米開朗其羅的那首詩,是答他「暮」、「晨」、「晝」、「夜」的組雕的「夜」中卓梵尼·斯特洛茨依而寫下這首詩:
「夜,為你所看到嫵媚地睡著的夜,
那是受天使點化過的一塊活石頭
她睡著,但它具有生命火焰。
只要你叫醒她——她將與你說話」。
一九九八年八月五日草于鄭 ◎
38:《中國綠色時報》98.6.19
A24、《讀書》97.12何清漣的文章
A8:《讀書》97.12。「明天為誰降臨」
A9:《讀書》98.5「清醒的少數」

袁庾華,1946年生,河南省鄭州市人,初中畢業,18歲進工廠當學徒。20歲時文化大革命爆發,因反對姚文元文章,被工廠當權派打為「小吳晗」,並因反對整群眾,被戴高帽。在本工廠第一個成立造反組織,在社會上參加河南造反派組織「河南二七公社」。在文革中、後期四次被關押。1976年,以「妄圖篡奪省委領導權」的罪名被判處15年徒刑。1989年出獄,一無所有,但仍不改初衷。本文是大陸一位工人出身的激進左派用書信的方式表述對鄧小平路線的批判,廣泛論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文革歷史,頗不乏深刻的見解和可貴的材枓,全文八萬多字,將連載刊出。副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

另一種聲音
與右派朋友論政書簡
袁庾華

「睡眠是甜蜜的
成為頑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還有罪惡與恥辱
不見不聞,不知不覺
於我是最大的歡樂
不要驚醒我
啊!
講得輕些。」

這是油畫家毛本華教授在講到文藝復興「三傑」不同的性格和經歷時所引用米開朗琪羅的一首詩。毛老師吟誦之深情,頗有些像他的個性,儘管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觸。我的朋友、也搞了幾十年的油畫的陳宗銘將毛教授推薦給我們這個臨時「講座」時曾專門介紹說,毛教授是為了「逃避下海」才從省文化廳要求調到紡織工學院的,也不願意當官。學院考慮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的,聘他為(服裝)系主任時,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學校一領導人搞得很不愉快(這次來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對該校某負責人的冷淡狀)。但是他卻熱情地為我們這個講座犧牲了兩個週末,沒有要一分錢的講課費。第一次來接他時,我曾向他介紹了這個講座準備邀請的學生情況,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麼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講臺,隨即就使所有學生們感到他是能夠接受任何挑戰的。何止是他的專業,其史觀、宗教、哲學、社會觀等也受到在座一些專業學者的較高評價。出現在畫面上的許多雕塑、建築、繪畫作品,是這些學生們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於他所講的系統中,就會有更多、更新的收穫。看著他坐在講臺上,一手輕鬆自如地控制著幻燈畫面,一手那麼恰當、那麼優美的配合,聽著他較為準確的「距離化」講述,以及有時根本不需要控制的愛恨分明的情緒化褒貶,尤其是那線條十分清晰、蘊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部表情,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他的「王國」。在課外的時間,他十分願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問題,積極地參加各種討論,態度也越來越放鬆。在我問到美術史家總結「文革」的紅色波普現象時,他用準確的概念和個人當時的體驗表示人們當時確實是真誠的,不應予以堅決的否定,也糾正了我畢竟是門外漢的錯誤印象和認識。當我用毛澤東、江青都喜歡油畫及他們十分具體的指示使油面較少受到「破四舊」的衝擊的事實和宗銘爭論時,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關注社會,不過又總是在進一步展開時,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麼障礙……。當他用路易十五時代一一對照我們正議論的當今中國的社會現象時,我本來順嘴就要為鄧(小平)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後那怕洪水滔天!」卻突然改變,輕聲背誦了上首詩的最後一句:「小聲點,不要把我吵醒 (我當天所聽到的他的譯句)。」隨即,車內出現短暫的沉寂,我知道這是人們對我猛降「兩個八度」的迷惑不解。其實,幾個小時以來一直留在我腦海裡的這首詩,已經接通了我在讀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讀了前二封信後一直沒有理清的思路,這也成了當夜我思維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後的變化,我也基本上確定了第二天要動筆回信的基調,我不再打算和您過多的爭執。但是第二天一早,《讀書》老主編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國前打來電話,委託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畢,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討論偏偏又有「被鄧(小平)成功腐蝕了的這一代大學生」的話題,而且在幾個場合都極為大家所重視,引起我對這一問題較多時間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對一年多來我們之間的談話、通信、通話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誠和責任,這使我終於確認了自認為較負責任的選擇。麻煩的是,這封信也將因此而過於冗長,這主要是對您提出的幾個政治問題,應該說,它們頗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見,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見和不夠準確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數孫中山的說法最通俗、也最能說明問題,他說:「政治就是眾人的事」。也就是說,這是在社會中生活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不關心的事。這些年來,人們「忽略」了一個簡單的常識,全社會對政治的關心,不也正是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儘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還要有一個過程,但「民主化」的過程則只能從這裡開始。相反,轉移、淡化,甚至熄滅全社會的政治熱情,正是懼怕民主、扼殺人們的民主意識。應該說這是識別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在一個民主化程度較低的社會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議制國家),人們經常所談的政治,實際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專業從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飯吃,甚至經營政治的人。前後這兩種「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國現代語言中常說的政治家和政客(據說英語中也有這種區分,但也有將前者稱為「政客」,把後者稱為「官僚」的,我是按中國人的習慣)。中西方的倫理觀都認為,政治家必須有自己明確的政治理想,儘管根據形勢、條件,會有局部的調整,甚至暫時的妥協,但都不會根本拋棄、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沒有,或者可輕易的拋棄、背叛政治理想,唯實用、地位、利益是圖。前者大概是人世間最困難的一種職業,也非議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後者,只要入門,則是最容易混的職業,人們反而能夠習以為常,而且就一般意義上的成功率來說,也是較高的。政治家與政客的分野
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其功過是非一時會使人難以認清,尤其是無產階級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是對歷史負責的,人們對他的認識就需要一個時間過程,甚至需要正、反兩方面的反覆比較。而所有政客的嘴臉手法大部雷同,不過他們粗俗的承諾、收買也都是有限的,欺騙總是不能長久的。為什麼"放下筷子罵娘」?一是被錯誤刺激起來的各種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滿足的;二是人們也吃出了其他味道。首先是不放心,無安全感;其次是代價太大,既要損人、損子孫,也要損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像個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頭」的,正是許諾人自己,他們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萬倍。看來「先富起來」的正是他們自己。今天,一個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走時,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額的應屬於人民、國家的財產,這豈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時代!這就順勢又談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質。一般來說,對他們的職業品質要求則主要集中在二點,一是看他們是否利用執政權力謀取私利,尤其是巨額利益,這是最重要的,決定對其評價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們是否光明磊落,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歷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臺前信誓旦旦,上臺後翻臉不認帳,甚至「指鹿為馬」。例如明明是在販賣資本主義丟掉的垃圾,卻硬貼上「社會主義」特色的標籤,這就必然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使社會失去了信任、正義和是非標準,也極大的污染了政治領域。捷克現任總統、詩人哈韋爾說:「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骯髒的,只要坦誠的人進去,建立和維持好的遊戲規劃,政治是有可能乾淨起來的。」他是說首先要有「坦誠的人」進去,否則再好的制度也沒用。這大概是我們批了多年的「人治觀」,可我們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頒佈了無以數計的法規,養了一大批執法人員,而我們的社會環境首先是政治環境卻越來越壞,越來越惡劣。記得前年出差在東北一列車上,在一片人都在議論司法的黑暗時,一個老工人站起來說:「現在是有法無法,有錢便是法。過去毛主席那個時代是無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這番話,一下子博得全車廂的人站起來為其鼓掌。因而還是老百姓說的好,是「根子壞了」,是帶頭人壞了,那麼再好的制度經他們這一雙罪惡的手去操作也要變形。不過我們現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審視,譬如取消「四大」,剝奪了群眾直接監督的權利,又沒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也就縱容了各級官員的為所欲為。我看到過東歐有幾國領導人廉潔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實際生活水準不高於社會中等生活水準,有的總統夫人也走進了第一批失業大軍中,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韋爾。我覺得一個保持詩人氣質的人其情感是真實的,其執政也是真誠的。同樣,我卻反感會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說的「充滿著這些火藥味十足、你死我活的鬥爭(您看的《幕僚》一書,也沒有到這種程度)」,倒恰恰是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動盪」與「穩定」的問題
對於政客們來說,上層只適合搞「小動作」玩弄陰謀詭計,為了「穩定」他們的權利格局,對外,尤其是對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發餿」!他們當然願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價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億萬人中,而決不願意將再少的代價集中在上層。如果在政治鬥爭中也要「數量化」並「效率優先」的話,那麼,相對而言,上層代價越大,下層因其基數巨大而體現的「整體」的代價就越小,整體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進程也越快。這就意味著那一張張包裝精緻的表演型臉孔將失去市場,而當政治中的骯髒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時候,恐怕只有"火藥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劑」。當然,「火藥味」必然帶來動盪,變革也少不了動盪,並且變革需要的力度和影響動盪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關係,這是常識。這幾年,在海缺兩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國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著作《中國大歷史觀》中認為:「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潔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據此,今後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動盪。不過,我不能苟同我這位老鄉的觀點。就今日中國社會來說,「上下之間」早為水火,他們之間能夠「敷設」什麼樣的「法制性聯繫」則可想而知了。問題首先在「上」,在乎蔣介石「製造」的那個並不新的「高層機構」,它是在辛亥革命並沒有基本摧毀的中國舊官僚機構的結構性基礎、框架上「製造」的,又為後來的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所承接,後者在毛澤東去世後用一種復舊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毀了這個「新的低層機構」。它也不再「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同上書),以及千千萬萬農民對政治的直接參與,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狽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復蘇,以及包括黃先生稱之為「癌症般影響」的放債收租等沉渣泛起。黃先生認為「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上書「序」)。」僅據此觀,我的朋友,您所感歎的同期的代價、動盪則應該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當我們又面臨一個「世紀末」的狀況,如何選擇走向新世紀的道路時則有不同的總結和認識,尤其是在這個「動盪」與「穩定」的問題上。保守派與革命派的兩種觀點
以李澤厚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知識份子,迎合官方「穩定是壓倒一切的」立場要求,高舉「告別革命」的「偉大」旗幟,從頭至尾地否定了這「150年」間所發生的所有革命和進步力量。用人們近年抬出的辜鴻銘的話說,如果沒有這些革命,滿清上層那些氣質高尚的貴族一定能領導生產力效率很高的國家。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從林則徐到毛澤東的「排外」,即使中國淪為一個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國民的素質。和上述傾向相對立的另一種傾向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舊基礎太穩定、甚至超穩定,新的生產方式的基礎過於薄弱,而已有的幾次革命或者對舊基礎動盪的力度不夠,如武昌首義後全國大部分地區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舊官僚政治基礎並沒有根本改變,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儘管短期內曾有相當大的震盪(甚至波及全球),但由於內外各種條件,尤其是對外部威脅中華民族安全的限制,而過早、過於倉促地平息了蕩波。使舊官僚政治基礎得以恢復,導致不可避免地失敗。總之,這種被認為是激進的觀點認為:除了中西方都不可避免的戰爭,比較西方現代化(三百多年)的進程,中國近150年「直接從中世紀」走過來的過程其動盪的程度不能算大。這不是人為規定的,是摧毀中國積澱甚厚的舊基礎必然遭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決定的,也是社會的惡性發展所逼出來的。上述兩種觀點就是人們常說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對立的傾向。前者代表社會上中層穩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觀,後者則代表社會中下層、底層希望改變有社會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觀。其實,社會的發展不會永遠持一種態勢不變。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會被悶死、(腐)爛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會厭倦,甚至反對再「折騰」。在一般人看來,保守是常態,革命是非常態,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動要求,又較容易適應人們的習慣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數,並且風險較小。而左派則恰恰相反。革命本來是被動的,往往是被逼得爆發出來的(也是社會發展中總得有的一種宣洩)沒有這個基礎條件,任何人和政治勢力都不可能人為地發動一場革命。自法國大革命後,這種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約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會從來不會有將貴族、大財團的利益代表誤打成左派的笑話,也從來不會將來自下層的激進的政治勢力誤認成右派的。但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右派有時也會搞點「極左」政策,左派也會有一時時偏右策略,但都不會影響總的格局。右派的恐左情結
中國的政治可不是「一會兒批左,一會兒批右」的,除個別短暫的調整、變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調是批右,這20年則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頭主要是指向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階級,後者則往往以攻為守,以確保官僚階級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認:「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澤東話),因而就是在激進文革中,在黨的「九大主席臺上又現法國大革命時那種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當時公認的右派的位置,他們也一直掌握著重要的權力。而後者,即「改革開放」後,則一再要求「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鄧的話),在政治舞臺上對左派格「殺」勿論,形成中國共和制後從沒有過的完全一黨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國民黨內,也一直有常唱反調的左派位置)。左,歷來是右的剋星(我戲言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這樣的格局中,就「要特別警惕左」、「防左」。比較明顯的原左派人物,幾乎無一能逃監獄的厄運,為「長治久安」、繼續控制政治舞臺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跡、即隱患,就在「政治遊戲」中把那些對他們走得太遠有些擔心的正統元老派硬打成什麼「左派」「左王」,以頂替這個角色。那些「元老」,無論在過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對激進態度的,哪有什麼「左味」。在今天以右為榮、為貴,咒左、罵左、剿左、伐左的時潮中,也是從此來羞辱他們。對於另一些他們無法控制其活動的海外左派學者,只好冠以「乳臭未乾」的「新左派」,竭力控制並消除其影響,而對國內一些願意承擔左派角色的人,則被他們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臺之下,斥之為「極左派」,卻不允許後者出聲。一句話,在今日之中國,絕沒有真正左派可以公開發表的言論、著作自由。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右派的恐左情結如此難以消去,其虛弱狀也是不言自喻的。我這裡所說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當然不會包括您,我在南京當面給您戴的幾頂「帽子」,只是戲言,不必較真。不過,我是想請您注意一下來自另一個方向的聲音。
二、階級鬥爭、文革與政治迫害
這次,在國內由江澤民帶頭炒熱的電影《泰坦尼克號》,既有一個、尤其在結尾確實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也是一堂殘酷的階級教育課。「掉下海中的1500人,只被救下來6個人,包括我,6個人,20隻救生艇,只有一隻劃過來救人」這是露絲84年後仍耿耿於懷的憤慨,用此船設計師指責大副的話說,這些救生艇都是經過試驗的,可以安全的乘座65人、或70人,可實際上有的只載了二十多人,甚至十多個人,最終是少救了一半人,近700個生命!「這是怎麼啦?」那 位出身下層、還不失良心的「暴發戶」望著這些沒有一個回應她去救人提議的貴婦人們迷惑不解。其實,露絲的母親上艇前就回答過了,她們在此時仍需要寬暢一些,那麼本來總載量就不夠的救生艇又從那裡擠出「寬暢」呢?那就只有「三等艙」,婦女、兒童的性命代價。事後的統計證明:「三等艙」中死亡的婦女、兒童比例高出一等艙全部人員中死亡的比例。其中一等艙只一個兒童遇難,三等艙卻有2/3的兒童遇難。船長對是否先救婦女、兒童一開始表態就有的猶豫,已預示了這個代價,那位指揮救生秩序的大副,儘管最後拒絕了卡爾的收買,不還是徇私讓那位製造商先上了救生艇,而對於三等艙中急於逃生的人終於開槍鎮壓。從這些過程和整個的救生效果來看,他維持的秩序是否也會有階級的成份呢。他自殺了,就如船長應屬畏罪自殺的留下(這位經驗主義者是有瀆職罪的),只是在人格上沒有卡爾那樣卑鄙。我十分厭惡許多人看後只津津樂道船長等「紳士」式的風度(也是這些年來人們一身俗骨、半肚子土氣卻竭力攀貴裝洋的時尚,真遇大難,他們裝熊都是最低劣的),卻願意欣賞編導這樣的安排。和上層社會的豪華奢侈、裝模作樣、在關鍵時刻的自私殘酷相比較的是,下層社會真情、自由的歡樂和逃生時的無污可責。不管編導出於什麼樣的目的,表現出來的還有一種階級立場,也使人們的炒作難以迴避「等級」、「階級」這些在中國媒體、話語系統中已經生疏或變態的辭彙。官僚階級與新生資產階級促成中國的貧富懸殊
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偉大的創舉》)」。今年,正是中國官方宣布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們「不喊」、也基本「不談」的階級,尤其是不同階級的收入懸殊和階級的對立是否嚴重存在?或許也只有這二十年的實踐才好證明我們過去強調的「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否「荒唐」:指譽為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地區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私有經濟一統天下),」1994年的調查表明,私營企業平均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的超過1/3,勞動時間每天平均12.42小時「,11.5至14小時的占2/3。多數人從事高溫、粉塵嚴重、雜訊大、有毒害的工種。(注A3),因此致傷、致殘、致死的新聞不絕於耳,而由此擠出的利潤,不少是用作對官僚階級的賄賂。再以國際上通用的顯示社會貧富差別的」基尼「係數(「0」為絕對平等,「1」為絕對不平等、即一人掌泛全國財富,0.3至0.4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則意味著隨時會發生動亂)為例,八十年代 中期後的中國為0.434,這是官方中國人民大學1994年的調查計算。對於研究者來說,是必須重視的、已經很不低的數字,但它的真實性還不夠令人相信。一個民間機構的調查認為已達0.59(熊海濱《全民逐富:中國「大洪荒」》),即到了極危險的邊緣,則應可信。「到1994年2月為止,佔我國銀行存欽總戶數百分之二的富人已擁有一萬三千億元存款總額中的百分之八十(《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如此懸殊的紀錄,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個別國家能夠相比。此後的發展有二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繼「承包責任制」以後,目前正進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資金重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瓜分國有資產的高潮;二是下崗失業劇增。一頭是已基本完成「中國特色」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積累」,一頭卻正在失去或已經失去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緊密聯繫,互為因果的。驅動機制就是官商裡外的勾結,中樞則是「官」,無論「尋租」、「設租」或者「投資者的利益」都決定在官僚的權力上。而對大多數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剝奪,也得之於這架官僚機器的支持,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根子就是這個官僚階級和新生資產階級,則是不容置疑的結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毛澤東1962年提出的,之後,他就更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就是「在毛的時代裡」,成天「高喊」的「階級鬥爭」的本質內容(應該說,我們這些過來人,面對今天的社會現實,才感觸深刻)。而當年也正是對此的高度重視,那個時代的「基尼」係數只有0.15(何清鏈著作取自世行1978年測算,我認為不夠準確)。如果認為那時整個社會總財富量較少,那麼比它更少的「民國」末期,其「基尼」係數也不亞於40年後的今天,否則也逼不成共產黨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員和平民收入的差別最小的北歐中歐諸國,其各個政黨卻成天在大談階級鬥爭一樣,正是這些「大談」和我們過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貧富差別的擴大,緩和和抑制了階級對立的緊張程度。也正是這些年來我們這些政客、文人「鴕鳥式」的否認,才故意縱容了這一主要社會罪惡的加劇。實際上,官僚們「大老闆」階級利用已扭曲的倫理、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權力和金錢,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對「低工薪者」、「打工仔」、「下崗族」等由工農基本群眾組成的被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只是得利的官方和被豢養的文人不斷的掩蓋、淡化其中的血腥、殘酷味,以不承認和壓制後者對前者的反抗和鬥爭就是了。當老百姓越來越感到這和舊社會有什麼兩樣,甚至認為「比國民黨還壞」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反省:難道曾用千百萬人的鮮血、生命的代價進行的革命,只是為了讓其「功臣」作為新權貴來代替舊權貴、用「新四大家族」來替換「舊四大家族」嘛?或許人們認為這樣推理是否簡單,但卻是誰也掩飾不了的事實。文革前中共黨內形成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勝利,對於共產黨不少幹部來說是「船到碼頭車到站」,解放僅幾年,一場「三反運動」就使總數312萬黨員幹部中的122萬人〈高達39%的比例)因貪污等經濟問題被處理,就此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為麻煩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種權力很快學會了舊官僚的統治經驗,「日益享受著原屬他們所取代的剝削階級所有的社會特權和經濟特權」(注1),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加上許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蘇聯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國的官僚主義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官僚主義都更廣泛、更深入地滲透於整個社會」。(注2)現今五十歲以上的人大都能記得1966年文革開始以前中國政治社會的基本情況,當時,官僚集團利用他們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擴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壓,嚴格控制並有效地促進一個新的等級社會的逐步形成。工廠裡的班組長就有剝奪一個工人的自由和經濟利益的權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組長的車間主任就可以根據法規,以「不服從勞動分配」的「罪名」將其送去「勞教」,自此打入「賤民階層」。在農村或街道,一個隊長、辦事處主任、派出所所長就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那時,剛解放不久,車間主任、公社書記以上幹部大多參加革命較早,支持他們的上級就是他們的老領導、一級級更大的「功臣」,你是無處告的。對一般人來說,厄運不找到你頭上就夠幸運的了。曾遭毛澤東嚴厲批判的彭真、羅瑞卿所搞「十無」,其主要出發點就是要把將來有可能反對領導的人找出來,先採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邊遠地區。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進一步擴大為「三十五無」(據趙文甫檢查)……,多少反對領導的冤、假、錯案直至文革爆發後才有可能公諸與世(66至67年是一個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後又出現一個上訪高潮),這些案涉及解放後歷年、歷次運動,很多都是鮮血淋淋的。應該說,正是一些「功臣」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別人整的「豬狗不如」。「官僚主義強烈的肆虐橫行」(注3),使新中國開始蒙受越來越重的陰影。只是由於「毛澤東個人的巨大權威和聲望,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和官僚的深惡痛絕,再加上他與他所信任的人民群眾之間的特殊關係,遏制了官僚權力的常規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只是「遏制」和暫時還沒有正式「常規化」、「制度化」,這些越來越成熟的官僚由於其不願被觸動的既得特權利益決定,他們根本聽不進毛澤東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練地將歷次運動的矛頭都轉移到普通群眾和知識份子身上,變本加厲地讓後者承受代價,這就使「激進的毛澤東主義者和黨的官僚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最終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澤東下決心「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黨和國家的陰暗面。這就是「文革」爆發的主要背景。由此就必然要衝擊到黨的各級幹部、「曾是功臣的人」。文革中的暴力始於黨內當權官僚的自保
對於這個問題,尤其是毛澤東又肯定「95%」以上的幹部基本上是好的,莫·邁斯納認為:「撇開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轟轟烈烈,與其說它是一場革命運動,不如說它是一場改良運動,一場非暴力運動。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與其說是出白毛澤東的本意,不如說是出自中國社會的條件。」這就是前面已談到過的文革前17年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壓抑既久,既大,爆發則必速、必烈,以致發展為誰也沒有始料到的各政治勢力、集團短暫、集中的激烈鬥爭。對於其中的「暴力行為」,「與後毛澤東時代的北京領導人對這些事件提供的說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首先對知識份子進行殘酷迫害的不是毛澤東主義的激進分子,而正是那些由黨組織起來的,力圖在毛澤東主義者的進攻中保護黨的官僚主義者的『造反派』」(注6),即官辦「文革會」和後來的保守派。首先是黨組織本身,按照過去歷次運動的經驗先拋出一些知識份子當犧牲品,而當革命師生堅持把矛頭對準黨的當權派時,則由上級黨組織派出工作組進行鎮壓,以保護黨的官僚基礎。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在給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確指示:「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把他們揪出來」,應屆高中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中學教師要集中交代問題」,「不管學生、老師,只要反黨,就要給他們以專政」。隨後王光美在「清華園」將八百名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並殘酷鬥爭,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廣全國,無一校倖免。並進一步蔓延到企事業單位及整個社會。各單位黨組織及官辦「文革會」用前十七年的習慣手段鎮壓所謂「牛鬼蛇神」、知識份子及領導認定的落後群眾,尤其是敢起來造反的少數派,進行無情打擊……這就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也就是從這「五十多天」裡埋下了日後形成兩大派群眾組織嚴重對立的禍根)。在工作組撤出後,「最有特權的階層即幹部子弟成了黨組織的同盟軍(注7),這些今天已被人們習慣稱為「太子黨」的高幹、軍幹子女,文革開始對,曾是最早「造反」的英雄,但是,當運動深入觸及到他們的父母時,則背叛革命,大都參加了那個臭名昭著的「聯動」組織,為保爹保媽,轉移鬥爭大方向,他們橫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識份子當犧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蠻橫肆虐於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無情鎮壓挺身而出的造反派。應該指出的是後者中的少數人由此產生的情緒和得勢後的報復就成了復辟後的官僚們可以宣傳上千遍的把柄。公平的說,就像朱學勤一文中談到這些青少年批判那些黨閥、學閥權威所使用的話語正是後者教給前者的一樣。他們某些不應當使用的殘酷報復手段(如王光美「四清」時發明並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廣的「坐飛機」),也正是他們受當權派迫害時親身體驗後所學會的。使用暴力手段較多的是軍隊,這是其職業特性所決定的。令人注目的是其施暴的部分物件曾經是過去領導他們教會他們使用這些暴力手段的人。如今那些「老師們」千百遍地渲染施在他們自己身上的那些手段時,使許多過來人總覺得有些彆扭。也如哈里·哈丁斯說的:「這次我們不應太輕信。今天布授新道,譴責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倖存者(《威爾遜季刊》)。」鄧小平在文革中的特殊待遇
不過這些「倖存者」的「受害」情況也是不同的,以鄧小平這個當時被政治上打倒的中國第二號走資派為例,其69至73年在江西「勞改」流放生活,曾被今日那麼多媒體(首先是毛毛〔編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著有《我的父親鄧平》〕的故事)所大肆宣傳,就在這些宣傳中,也有幾個「一點就破」,頗能說明實質的問題。首先,他去江西主要是根據四個老帥備戰的建議:「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注9),而不是什麼「勞改」、「流放」。至 於參加一點力所能及的勞動,當時應屬正常。其二,他在那裡,還一直帶著秘書(即王瑞林,現中央軍委委員、紀委書記,一個文官被直接授予上將軍銜的)等隨員,這樣的「流放」、「勞改」所享用的政治待遇,至少在中國確實是少有的。比較一下,七、八年後,他又是如何安排「江、張、王、姚」的待遇的呢?如果說,處理的程度不一樣,那他應感恩於毛澤東,當時全國人民對他這個「第二號」人物的情緒恐怕是有過之而不及。其三,他在那裡住的是一座原步兵學校校長的「將軍樓」,這是文革前各省黨政軍官員所住的最高水準。其四,就在那時,包括鄧榕、鄧質方這些他較小的子女,仍能被推薦上大學,鄧樸方也是1970年入黨的,這至少說明當時並沒有「株連九族」,同時,也表明中央對他們的照顧。就如當年一個相當照顧他們的工作人員,今天因鄧榕一句不事實求是的話,就倒楣好長時間一樣,今天他們也從不提上述事實,只刻意渲染其困難處境。畢竟他當時是下臺之人,其待遇當然不能和以前比。這次在北京,一位經常給軍委、總參首長開車的司機對我們說,他也給鄧家子女、給王光美開過車,說他們也大談毛主席的偉大及其對他們的恩情。這大概是在軍隊面前所選擇的一種策略,而在其他媒體上則從來沒有這樣表示過。就是劉少奇去開封,也屬林彪戰備「一號令」的安排。他同樣帶有長期跟隨他的隨員(包括廚師),住在原開封市領導的一個院子,決不是人們所說的監獄。他當時是中央全會定性、開除黨籍的,自然沒有鄧那樣輕鬆,直至糖尿病重至終。其他,也有正式進監獄的,如彭真等人,至今沒有得到彭在獄中生活的細節。文革中監獄貫徹毛主席「要把犯人當人看待」的批示時,曾有記者在獄中對彭真採訪,他是高度評價「毛主席一貫的人道主義政策的」……而衝擊這些「功臣」的造反派包括我在內(儘管是在基層),當然就是「便覺趾高氣揚」的「另一夥兒人」了,「但這真的是傲骨嗎?」又問得何等的好。文革造反派備受摧殘
我們這「另一夥人」在文革十年中,是真正的「三、七開」,即70%的時間在挨整,30%的時間不得不抓緊工作,甚至每次出獄後連恢復身體的時間都沒有。我們挨整時肉體精神所遭受的摧殘、享受的待遇(刑事犯的牢房,6元錢的月生活費)才是鄧公這些「功臣」「豬狗不如」的水準所高攀不上的。如果以文革中的兩端,以「功臣」為代表的老幹部和「另一夥人」的過反派進行比較,在付出的代價上,無論數量或者品質,後者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順便,我以您熟悉的幾個地方舉幾個例子:就在您住的江蘇,68-69年,許世友將軍將徐州造反派的頭頭押在籠子裡進行遊鬥,還把江蘇反對他的「踢派」造反群眾按在馬路上學「小爬蟲」爬;在您上大學的廣西,也是1968年,以韋國清將軍為後臺的保守派「聯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著鵝卵石成批地處決;在您的老家保定地區,那位在解放軍戰役史中沒留下任何像樣東西的葉帥,l976年卻在動用正式軍隊血腥鎮壓造反派中顯示了「軍事才能」……在其他地區也有比這更嚴重的,更不要說在各個單位裡那各種各樣的殘酷手段了。請記住,這些手段既不是文革發明的,也大多不是解放後發明的。如果說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這樣代價的話,那麼1927年共產黨被血腥屠殺時是不是也是這個道理呢,被釘死在那六千個十字架上的奴隸是不是也應後悔不應跟隨斯巴達克造反?說到底,文革當年比較今天社會可以說是「天使般純潔」的男女們,不就是為了伸張正義、公正、不甘心受壓,從而觸動了那些「功臣」的特權、地位,才遭到如此的屠殺和迫害(十多年後,在「六·四」中,被鄧公下令集中屠殺的又一批那麼單純的少男少女們;不也是反對這些「功臣」及其家族的腐敗嗎?)!難道這就是他們明知道「造反是沒有好下場的」,卻硬要向官僚集團挑戰的「傲骨」嗎?今天,文革已結束三十二年了,可對曾經「趾高氣揚」過幾天的「另一夥人」的清算,則還沒有結束。今年,臨到陰曆年前,我主持了原省二輕廳呂以堯同志的追悼會,他15歲參加革命,抗美援朝時是空軍戰鬥英雄,在文革中當廳領導時,他妻子所在的紗廠將她的夜班調到白班,竟遭到他的謝絕。他在臺上不去住廳、局長摟,而正是他堅持住的那一小套舊房子,在他出獄回來後,被公家十分方便的切斷了暖氣和天然氣。他至死也沒有工資,其子女「每次給他幾百塊錢,他都全買書了」。在追悼會上,他女兒泣不成聲的說:「父親唯一留給我們的就是認真做人的教育和一大堆書……」。剛過春節和他差不多經歷的原洛陽地委副書記孫騰芳,其妻子完全是因為沒錢看病耽誤致死。在她的追悼會上,不少人才知道,僅河南省因「造反罪」至今沒飯吃的幹部就有22萬人之多。原洛陽市委副書記蘭維泉,這位和江澤民一樣在六十年代初出國的技術人員,如今被逼到在要飯群中生活。90年我到洛陽市郊區原公安分局副局長譚樹齊(47年參加革命)家裡看到的是比要飯的窩都差的情景,而南陽一造反派頭頭則活活餓死……此類例子舉不勝舉(當然,原來的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但是,他門也不感謝鄧及這個時代,其中一位喝酒後哭著對我說:「是老鄧給我的錢?他們(當權派—自注)是把我朝死裡整,我偏要爭口氣!他們壞我比他們更壞就掙了錢,他們見我就像孫子一樣。他們把我逼到不是人,我也讓他們不是人」。去年初我在商邱,其行署幾位幹部對我說,76年所謂「粉碎四人幫」後,他們是在東海艦隊駐溫州的部隊服役,也幫助地方維持」秩序「抓造反派,後來,看到殺人太多,害怕了要求復員。他們說,現在溫州人在騙全國,是出於報復心……為爭做人的尊嚴  雖九死猶未悔
說實話,我們當初被逼得起來造反時,可沒有陳勝、吳廣那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而是高喊著「準備失敗、準備坐牢」(江青的「四準備」號召)衝出來的,對於其中一些人(包括我)來說,即使為此承擔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九死而一生,則從沒有後悔當初義無反顧的邁出去的一步。我們畢竟經歷了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國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會,向現存的政治權力機構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在公開講壇、大字報和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不滿和希望等等(註10)」。儘管它是短暫的嘗試。還有一種「三年文革」說,1968年在林彪宣佈的「全面勝利」中,我們就開始承受全面的鎮壓。而歐美的「文化大革命」更短暫地集中在幾個月,卻同樣輝煌。今年,整個世界都在紀念「1968年」,認為它是廿世紀最重要的一年,其意義甚至超出了這一個世紀,是對整個世界近、現代框架的一次最徹底的挑戰。也有人說,社會主義在東方慘敗了(應該說,它的二、三代領導人早領上邪路),卻在西方取得很大進展,現今西方社會中很多社會主義的成份正是「1968年」帶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已可以算一個沒有「失蹤的68年人(儘管沒有下鄉,卻同在當年秋天下監,沒有系統的學習,卻也有認真的思考,更有前後更多的經歷)」。我為擁有這個歷史而驕傲。當初當我們經過多少次生與死,血與火,靈與肉的考驗獲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最激動人心的勝利時,我們最得意的一句歌詞只是:「往日比人矮三寸啦,如今是頂天立地的人啦……」。用思想家的話說,我們鬥爭的全部意義只是為了做個人!查一下這些造反派的「發家史」,第一是被整出來的,第二則是「不平則鳴」。一些文人反覆宣傳說,我們是「被利用了」,難道我們甘心受壓迫、受剝削,逆來順受,就是沒被「利用」啦,這種「利用」說無非是他們「借花獻佛」以向官僚階級懺悔而已,(知識份子的大多數文革初期都參加過造反派,這也有文革前17年中當權派老拿他們當犧牲品的情緒)。至於「文革是整功臣」論更是為了向統抬著獻媚,而無視廣大人民尤其是那些敢於為社會進步獻身而挑戰官僚階級的激進分子也作為人應有的生存價值。那種「功臣」論如往前推,那麼我們的戰犯管理所內不是也關著多少「北伐的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他們甚至還沒有作威作福幾年就被他們壓制的革命人民打倒了。假使他們重又控制了中國的局勢,那麼這一大堆「文人」決不會再為共產黨的「功臣」說話;要說給後者的話可能比今天「送」給我們的更惡毒。這是否就叫做「成者王侯敗者賊」?那是封建社會、尤其是傳統文人一直遵循著的一條處世定律。但是歷史的進步,則一定是一次次以失敗和巨大的犧牲為其鋪墊的,選擇它的是另一種人。
註:1、2、4、5、6、10(美)莫里斯·邁斯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3、伊·多伊奇7、《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加利福利亞大學出版8、《威爾遜季刊》9、熊向暉回憶錄 三、民族利益和利益首選在上述問題上,請您諒解我的衝動,也絕不會有對你們年青人的情緒,同時,如果我含糊地對待了這些我並非不瞭解的事實,那也是對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這樣一種平等尊重的態度去認真看待您所說的每一個問題的。譬如您談到朝鮮和表決中國申辦奧運會問題,我看信的當晚就和伍紹祖(國家體委主任)一朋友通了話,準確地瞭解了中國事先就沒有把朝鮮的一票計算在支持票內,而是在別的方面張百發被人家耍了,當然主要是美國的干預。也許我沒有您喜歡體育,我也並不認為未舉辦一屆奧運會會有「決定生死」「千古憾事」這麼大的份量。原東德是總居奧運會前幾名的「體育大國」,卻沒有改變覆滅的命運。巴西、阿根廷一直是比奧運更熱的「世足賽」中的明星,並沒有因此促進其社會的進步,舉辦過這類盛會的墨西哥等國也沒有因此使其社會狀況改觀,而就我們民族目前狀況來說,即使舉辦了這屆奧運會又如何呢?就國內體育運動來說,幾乎全成了「商品」,一片烏煙瘴氣,那有一點點奧味及群眾性,……這裡就不多談了。1979年的對越戰爭沒有正當性您所談的和越南的關係問題,實際涉及兩場戰爭,即1979年中國對越南的戰爭和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援越抗美戰爭,以及兩者的關係。1979年所謂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用美國學者莫·邁斯納的《中國史》說:「鄧小平訪美回國後不久。中國軍隊入侵越……有損於北京新政府的形象」。用劍橋《中國史》說:「鄧有理由推測,使用武力嚴懲那個剛使美國遭受恥辱的國家,可以使華盛頓領導人從中獲得補償」,「鄧並沒有掩蓋他的意圖,在訪問華盛頓期間,他向卡特總統通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採取的規模和持續時間」,用胡耀邦當時的政治秘書阮銘在外發表的著作中說:「獲得了美國的賞識,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之前在美國得到了默許」,「在軍事上是不成功的,沒有『懲罰』了越南,反而『懲罰』了自己,結束了中國作為世界軍事大國的地位」。這兩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中國官方比較欣賞並大量發行的,就此也和國內「恩將仇報」的廉價宣傳截然不同,有人說,是美國耍了鄧小平,儘管美國在這個世界做壞事確實不少,但就這場戰爭而言,沒有資料證明是美國主動要求中國去打人家。當年2月17日,即中國發動進攻的當天,一早地方當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來看守所要我對這場「自衛反擊戰」表態,我談了要打就像西沙之戰一樣,在南沙奪回幾個自己的島嶼,既名正言順、也有利於中國在南海應有的地位。我還談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埔寨政府要求我們移民時,幫其控制磅遜港,則可以成犄角之勢奠定中國在這個海域的戰略地位(包括對將來的中日戰爭的準備,日本石油、天然氣,鐵礦石、橡膠、木材等戰略物資的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都要經過麻六甲海峽),同時也就不可能有越南侵佔柬埔寨的既成事實。當然,後者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利益出發的。但是,我始終拒絕對這個「自衛反擊」表態。阮銘所說的也「結束了中國作為世界軍事大國的地位」,應有二層意思。第一,這是一個大國對小國的戰爭,所取得的最大戰績、甚至還低於1885年劉永福時的黑旗軍(原廣西天地會殘部)在此地對法國的戰績,而這次傷亡卻極大。就此,我們的對手還只是越南地方部隊、游擊隊和人民群眾自發的抗擊。美國議員的實地調查證實,越主力部隊集結在海防一線,還沒和中國部隊接觸。第二,任何戰爭所動員的資源,不僅是物資(包括技術),而且還要有參戰人員的士氣(包括戰爭的意義)等,而在越南打的這場戰爭是我們這支「人民軍隊」第一次在沒有當地人民支持下進行的。正相反的是,我們是在和越南人民殺。(鄧作為軍委主席期間一共有二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另次是在天安門廣場,其「對手」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只是作為一個部隊的政委沒有機會獨立地顯示其軍事才能,晚年僅有的這二次顯示的機會,卻無法給他打分)。同時出國之前,國內正在強調個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氣地說,是第一次打掉了軍威、軍心,打壞了軍紀、軍風。這場戰爭也使世界的軍事研究機構們(尤其是地緣對手日本、印度等國)根本改變了對中國軍力的估計,為今後留下了較大的麻煩。1960、70年代的援越抗美戰爭打出了美、蘇、中三分天下的局面而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援越抗美戰爭,則是絕然不同的另一種情況,我想引用美籍華裔學者龔忠武(他六十年代畢業於臺灣大學,後在哈佛跟費正清研究中國史)所講的一段話:「在毛澤東的晚年,中國北部有蘇聯陳兵百萬,南有美帝國主義在越南進攻,在這樣一個南北夾擊的情況下,毛澤東堅持反帝、反修,最後把美國趕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國的圍堵,為中國民族爭得了生存空間,這不是毛澤東打出來的嗎?美國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被人打敗過。朝鮮戰爭我們和他打了個平手,而越南戰爭美國是戰敗了。美國經濟近20年來一蹶不振,其中轉捩點是越南戰爭。在這之前世界冷戰秩序是一個二元秩序,而毛澤東打出了三分天下,變成了三元秩序,從而確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後才有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晚年的越戰就不可能有中國現在改革開放的局面。」《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載《「文革」時期歷史研究座談概述》中說:「文革時期的外交工作,應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個大轉捩點。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變了世界格局和中國的外部環境,中國成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約與平衡著國際戰略力量,使世界局勢趨向緩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其影響」。這裡所說的「新突破」是指先後對歐、對美、對日為代表的外交整體突破,它是以當年「虛」實配合的兩場「戰爭」為實力後盾的,一場是直接影響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場就是這個越南戰爭。「弱國無外交」這是鄧小平所強調引用別人的一句話,不過不能自圓其說的是,他所徹底否定的「文革」時的中國,究竟是弱國還是強國?當然,他也從來不計較說話要前後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卻得益於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外交遺產及其要用巨大代價奠立的國際地位,這是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來中國多少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您說的「對外傲視千里」正是這樣一個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個大國的安全和發展,首先必須確立自己在國際空間中的地位。從古希臘、羅馬到西、荷、英、法、德、美,直到東方的日、蘇都是這樣發展過來的,無一例外,今後也仍是如此。我對執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說,英國是靠在海外幾十倍於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奪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國」的地位的。美國是靠兩次大戰,尤其是在二戰中發的橫財,並在全世界到處插手稱霸,而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霸主的,這條基本經驗難道是我們今天能學得了的東西嗎?如果說,當年英國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價,來腐蝕國內人民,如果說,美國可以關閉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資源,卻在消耗全世界的幾分之一的能源、物資,而我們今天卻是靠犧牲後幾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費」腐蝕當代人,又把應留給後人的資源和生態環境發瘋的掠奪和破壞,以滿足今日的奢侈,又怎麼奢望21世紀的強大呢?美國建國伊始,在其經濟實力還不夠強的時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許多殖民地和宗主國的矛盾,至今成為世界霸主後,還念念不忘這一基本經驗。當年布希總統在抨擊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時曾一針見血地點破,如果沒有美國在整個世界承擔的「義務」(即霸權和插手)也就沒有美國人的利益,不同的意義、卻同樣推理的是,如果中國當年沒有對第三世界國家反對美蘇霸權鬥爭的支持和無私的援助,也就沒有中國在國際利益格局應有的位置和利益。這些年來有不少文章、雜誌都算過中國當年外援的物資、財政數字,卻沒有人算一下如果沒有這些支持和援助,「兩阿」(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的提案,能在他們年復一年不懈的努力中以「簡單多數」通過,從而使中國進入聯合國以有以後至今的局面?毛澤東當時還特意提到坦桑尼亞的積極幫助,說明那條坦贊鐵路我們沒有白建,而且還因此得到贊比業銅帶省的資源,這正是我們短缺的戰略物資⋯⋯。做大生意還得先大投入,何況這裡既有道義的責任,又有戰略的上的大利益,我們那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們,在這個大問題上就那麼糊塗嗎?要不是別有用心、故意欺騙年輕的一代,就是有意識地使我們「整個民族的認識降到同一水準」讓「智慧的火焰熄滅」(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批評衰落的羅馬的話)。不食嗟來之食才能贏得尊重您說:「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選」。作為國家民族來說,是對的,也不矛盾於我上面的說法。就歐美那些主要國家和中國的關係來說,更是如此,而且從開始打交道就是這樣,至今也沒有根本改變(連一些名詞的概念也沒有改變。譬如談中國的「開放」,他們在英語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門戶開放」用的一個詞)。我們今天重新拜請的這些「老師」也仍是那麼保守小氣,在具體技術上總是留著「一手」,更令人氣憤的是1991年我國引進的1500多個項目,有29%是國外環保絕不允許存在的嚴重污染的專案。陳岱孫在一個正式報告中稱,我國所有進口項目中有四分之一屬這類,這就是用他們高價賣給我們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則只教二個字:「聽話」,以聽任他們擺佈。什麼「強大和穩定」,前者是虛,後者是實。你若「強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穩定」,則可以使他放心地來攫取你的利益。經濟學家魏杰在談到西方表揚人民幣不貶值時,又用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來說明一個最淺顯的道理。當中國人在議論印尼、南韓在接受援助的談判中如此艱難,為什麼就不想一下,印尼蘇哈托政權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走狗,而南韓則至今是美國的保護國,就此還有他們接受不了的東西,那麼我們年復一年遞增的援助、投資,為什麼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要記住我們還是別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掛有「共產黨」這個牌子的政權,人家難道會給以特殊的照顧嗎?翻一下報紙,接受外資(包括搞什麼「招商引資」)已成了評定一個地區、一個企業政績和開放程度的主要標準。難道就只能這麼簡單嗎?那麼我們再翻一下歷史,一百年前,為爭著借給中國外債,英、法、德、俄等國駐華使節吵得不可開交,翁同龢(光緒老師)的《日記》中說某公使:「咆哮恣肆,為借款也,此等惡趣,我何以堪」。甲午戰後,列強向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特點是瘋狂的向中國輸出資本,嚴重地阻礙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破壞和窒息了工農業生產。據初步統計,從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債高達到451億兩白鋃,比甲午戰前30年外債累計總數超過9倍以上,為當時國家收入的5.5倍(注A4)。這樣的情形,這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許多人已經不懂。所以您用「不食嗟來之食」來認識中華民族,實是評價過高。再看看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那麼多官員、買辦,還有什麼「洋貨」不吃?甚至一個「洋屁」也要傳幾手以多騙幾個人。從嬰兒用的奶粉到關係生老病死的醫藥,其洋貨都稱霸中國市場,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氣,從飲用水到尿布,吃用全是美國貨」。一個新聞節目中,有好幾個國家領導人穿著各具特色的民族制服的鮮明形象,也有我們大會主席臺上清一色的標準西裝,不知道出於什麼要求,總使人感覺不舒服,這是在國內。廣東台報導過的由東方電視臺採訪的,上海去日本的五萬大學生為掙人家一口飯吃,淒慘得那有個人樣?去東歐的大批移民,人家開始是用手勢比劃著歡迎從機關槍下衝出來的「英雄」,卻沒想到僅幾天就得處處防賊。至於在俄羅斯,我們更是丟盡了這個民族僅有的一點臉面⋯⋯ 反過來說「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食嗟來之食」又有何不對?人是需要一點尊嚴的。《禮記》中那位黔敖施捨時的鄙夷狀,難道是每個人都必須接受的嗎?而正是這位「不食嗟來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欽佩。「不食嗟來之食」也成為自孟子到毛澤東等賢哲所提倡的一種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們整個民族過去(近代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備這種精神,或者說,我們整個民族能有這種精神之日,便是整個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華民族之時。被稱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澤諭吉甚至認為有中國這樣一個卑屈惑弱、無法無情的鄰國實在是「日本國的一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方法來處理?」又是何等嚴肅的挑戰!毛澤東強調自力更生為主,國際外援為輔如果您那句話是指「毛的時代」對待外援的態度,則是對那個時代的瞭解不夠。毛澤東早就說過:「不,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必要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就是這位毛澤東,遠在抗戰時就曾努力爭取過美援,但是人家不給他,反而在以後用它來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1949年,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垮臺了,毛澤東從民族利益出發希望重建中美關係,甚至內定了葉劍英為駐美大使。但美認定中共撐不下去了,反而「封鎖」、「制裁」,發動朝鮮戰爭,駛進臺灣海峽,支蔣伺機「反攻大陸」(並趁我六十年代困難時作過幾次嘗試)。就此毛澤東仍沒有放棄打通中美關係的努力。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時,毛澤東從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當時在野的尼克森一篇並不明顯的文章中,敏銳地捕捉到將來可能的變化。有趣的是,1970年他和尼克森不謀而合,幾乎在同一天發出公開的信號⋯⋯。此外,就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也不止一次要求認真研究美國的政治制度⋯⋯。準確地說,在老一代領導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較大的,恰恰只有一個毛澤東,(現在那些去過歐美、或者直接來自歐美的學者,張嘴就是「西方人讀不懂中國」,明顯持一種拒斥的態度。可為什麼毛澤東在西方有那麼大的影響,尤其是美國那麼多學校、機構,那麼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語、也輕視美國「速食文化」的法國,大部分知識份子都曾崇拜過.或者仍繼續崇拜著毛澤東的思想),同時能集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澤東,可以說,「毛文化」就是唯一影響較大的中西合璧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過於淺薄的人簡單把去過西方「留學」作為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標誌,他們不瞭解尤其那批「勤工儉學」的革命家,當時並沒有條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鄧小平為例,他跟人出國前只受過小學教育,在法國也僅在巴約(也譯巴耶)中學的小學班短暫地待一下,其餘絕大部分時間,不得不打工⋯⋯。至其終,你從他身上、骨子裡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樣,在那一代領導人中,最少受蘇聯「史達林模式」影響的也是毛澤東,他為擺脫這個「模式」的影響,獨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東方),一直受到國外思想界,政治界極高的評價。儘管剛解放時,在西方的硬逼、又沒有其他任何可供選擇的條件下,也是出於民族、國家的利益,不行不暫時「一邊倒」,爭取僅有可能的蘇援。新中國開國伊始,他去蘇聯一下子待了三個月,就是要搞一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並且是滿載而歸,儘管那些東西,在今天可能不算什麼,可當時為恢復經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後來,當赫魯雪夫要通過援助來控制我們的經濟、軍事,政治時,他則是寸步不讓。國家的獨立,民族尊嚴是半點也不能犧牲的。在東方有波、匈、捷的教訓,在西方援助下則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市場被全面滲入,民族工業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隨意扶植傀儡政權等代價,這樣的「嗟來之食」當然是不可食,毛澤東之前的所有政權,沒有一個不是以犧牲主權的巨大代價來接受外援的。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約」。將「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置於何地,因而才助長了日本以後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美蘇又是如何對待已稱為「五大國」之一的中國,正是他們的交易給今後的中國留下了多少麻煩。我在「朱學勤鄭州講學散談」中曾寫道「一部打開國門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依附於別人的歷史,滿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勢力是如此,整個民國從頭至尾也是如此」。毛澤東力抗蘇聯使中國免於淪為附庸的衛星國由於歷史原因,我們黨內為數不少的高級幹部都有很深的蘇聯背景,(包括解放後一直沒有機會表現出來的資深人物),「如果毛澤東在五六年去世」(陳雲話),那麼就為他們搞自己所習慣的蘇聯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礙,成為又一個最典型的蘇聯「衛星國」,也只有從這裡開始才理解,當年在廬山和彭德懷一起受批的黃克誠大將二十年後有如此公正的評價:「毛主席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張茜和粟裕曾從不同角度談過廬山會議時。留守北京主持軍委工作的陳毅曾收到赫魯雪夫的信件,後者要他果斷派兵包圍廬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正是赫在阿爾巴尼亞當面煽動彭反對「百花齊放」和「人民公社」)。當然陳毅沒有聽他的,而是把信交給了會後回京的毛澤東。連彭德懷也看到的劉少奇62年l月27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劉明確說,彭寫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問題一是裡通外國,二是和高崗聯盟反對他(劉)。有些人還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為黨中央副主席前後的變化。英國作家韓素音所著《周恩來與現代中國》中分析廬山會議時說:「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彭德懷,又會是什麼樣的後果?莫斯科的代表就會抬頭,蘇聯就會以強力高姿態對付美國,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國將遵命而行。歷史也將不是這樣。」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毛澤東頂著蘇聯的壓力,不僅中華民族,連整個世界的歷史都將重寫。這裡提到的黃克誠將軍,歷史上幾次受過毛澤東的批評,被人戲稱為「老右傾」,何況既有「廬山」挨整之恨,又有殺兄(黃克功將軍,因殺了懷孕的情人,被毛澤東決定處決)之仇,二十多年後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時,在一些人攻擊、貶低毛澤東時,他卻在大講毛主席的偉大是其他任何領導人所不能相比的,「如果有人硬要說,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只能是開歷史的玩笑」。這樣光明磊落的胸懷,怎能不贏得全黨全國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選則不能包括所有人。費孝通,這位被毛澤東點過名的大右派,在鄧的時期被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在商丘福源集團的雙八鄉說:「我現在坐在毛主席當年坐過的這把椅子上,但我並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誤解了毛主席搞人民公社的意義。中國落後、動亂的根源就是小農經濟,毛主席搞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是為了改變小農經濟,就是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這位搞農村社會調查出身的著名社會學家,認為今天的中國農村正處在「臨改未改」的關鍵時刻,而此時這個國家正在慶祝農村改革「輝煌」成功20周年。還有幾位著名的大學者,他們的文學或哲學代表名著曾受到有毛澤東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風中,多少人高度評價這些被批判過的專著及作者本人,他們自己卻堅持認為當年的批判是正確的,不願翻這個案。而當年,他們並沒有保證個什麼「永不翻案」、這大概就是人們所說的「君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對一個戰友的兒子說:「……總之,過去也不像叔說的那麼美好,我認為父輩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為你們這一代人認識歷史的唯一根據,就像你今天也並沒有以一個老闆的立場來認識當今社會一樣。」鄧小平與釣魚台最後,在民族利益和尊嚴上,我還想介紹一下,近20年中日關係中有關釣魚列島、靖國神社等敏感問題的一點情況。進入80年代後,日本一反過去慣例,首相和幾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終戰紀念日這天參拜靖國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親率18位閣員集體「正式參拜」了神社,這是「戰後歷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國和整個亞洲的嚴重挑戰。前時,荷蘭學者曾撰文嚴肅指出,對於二戰罪行,為什麼德國能認罪(前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跪在猶太人的墓前下跪),而日本人不認罪,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來如此囂張,這裡也有中國的責任。就在鄧小平78年10月訪日並簽訂中日和約時,在日本國會議員的叫囂下,日本派飛機、巡邏艇登上我國神聖領土釣魚島,此後,大陸以外的全球華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還犧牲了生命。這「彈丸之地」不僅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更有我們民族的尊嚴。這裡,我原文抄錄一段日本外相園田對78年8月10日在北京與鄧小平談及「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問題的回憶。園田是這樣向鄧小平提出問題的:「說真的⋯⋯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我這個日本外務大臣不提的話,就無臉見江東父老……聽我這樣講,鄧小平就說:『我理解,理解你,你儘管講嘛』。於是我鼓起勇氣指出,尖閣列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再發生以前那種『偶發事件』,我無法交待。鄧小平微笑著攤開雙手,說:『上一次是偶發事件,漁民追起魚來,眼睛裡就沒有別的東西。那種事情再也不會發生,絕對不會發生!』我當時真提心吊膽,只求老天保佑。萬一從鄧小平嘴裡說出『不是日本領土,是中國領土』,我就完了。他挺了挺身子……然後說:『一如既往,擱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他講這話時,態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勁地拍了一下鄧的肩膀,說:『閣下,不必說了。』他在那裡優哉優哉,我覺得全身像癱了一樣。」(注28)任何中國人看到這裡,都會無地自容。我不由得想起另一個例子。鴉片戰爭中關天培戰死後,在他僕人收領他的遺體歸來途中,英國戰艦伯蘭漢號鳴炮致哀,給他的敵人,但卻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以應有的尊重。就在園田訪華二個月後,鄧小平訪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會見鄧小平。「日本政府有關人士對這次會晤有些擔心。因為日本發動侵略中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即使講幾句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話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當天皇只是不疼不癢分不清責任的說了中日歷史上『一次發生過不幸的事情』時,鄧小平點點頭說:一點不錯,我贊成。」(注29)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致答辭時談到這段歷史時說;「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特別行出:「只說句『添了麻煩』,年青人不滿意,在中國這是把水濺到女孩子裙子上說的話。」(注30)被尼克森等西方政治家稱之為「大氣蓋天」的毛澤東,在民族尊嚴、民族利益上則是一絲不苟的。對日本是如此,在四、五十年代對美國是如此,在五、六十年代對蘇聯也是似此。
四、毛澤東和周恩來、鄧小平,幾個涉及到的問題正是中央電視臺的十二集大型文獻片《周恩來》上映時,其總編導(也是中央台《東方之子》專欄製片人,《實話實說》專欄製片人,總編導)時間先生三月二號來鄭州「越秀」講學。他為自己擔此大任,並因此接觸最高當局較多而對於一些政治、歷史問題過於自信,也表現了一些勇氣,譬如他曾要求把鄧「永不翻案」的話寫進片子以平衡周恩來的違心的話、事,當然為當局所拒絕,也由此為在座不少人所讚賞。但是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荒謬說法終於使我不能容忍。我的發言首先說:「最近二件大事,一是紀念剛被當局定為『第三個巨人』的鄧小平去世一周年;二是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顯然,後者遮天蓋地的聲勢使前者黯然失色,你們是達到了目的(不少人笑了,後者在影視、書刊上和社會上的紀念活動一直到五月份,成百倍地多於前者)。但是時先生演講中涉及的一些事實則需要進一步準確。譬如時先生說,剛解放時,只是由於周恩來在全黨、全國的巨大威信方迫使毛澤東同意他擔任總理的,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周當時在黨的威信,可以從建國前最後一次、也是最主要一次黨代會『七大』所證明。這次完全是無記名投票選舉的,由45名正式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按選票的多少排列,毛、朱、劉、任、林伯渠依次為一至五名,而周則一下子落在二十位以後。這是因為延安整風時涉及過去許多歷史問題,使周的威信在黨內受到很大影響。而在黨外五億多中國老百姓中,解放初,除少數幹部和知識份子,大多數人只知道毛主席、朱總司令。周恩來不是帥才事實上。建國初確有人(如高崗)向周的總理位置挑戰,正是毛澤東堅決支持了周恩來。上述事實根據在黨的「七大」文獻和幾個主要領導人的《文選》中就可以查到。關於71年4月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問題和當年深秋是否派團出席聯大問題,周批了『不邀請』、『不派』,而毛澤東則又批了『邀請』、『要派』,時先生認為這是毛、周『較勁』也是沒有根據的猜測。已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錄說,對經周批過的外交部不邀請美乒乓隊訪華的報告,毛澤東於4月6日已圈閱,但他夜裡即使吃了安眠藥也睡不著覺,直至還有十幾分鐘就到了4月7日淩晨時才作出了『邀請』這個至今被外交史上稱為『石破天驚』的決定,才有了『乒乓外交』的佳話,而是否派團出席26屆聯大問題,也有基本相同的情況,應該說,周恩來也是根據毛澤東一貫慎重的態度和不打無準備的仗的思想安排的,只是毛澤東又在別人始料不到時,走出了關鍵的一步,每一次重大戰略轉移時,都是如此。我也從時先生曾談到的影片中,毛對周點破李宗仁賣假文物是「投石問路」的故事為例,說明周在一些重大問題的關鍵時刻前是不夠敏感的,在黨內多次關鍵事件中除高饒事件外,其他如遵義會議,劉、鄧派工作組,林彪要設國家主席等問題上,周都是被動轉變的。所以我贊成您引用朱德的話『總理是個好管家』,這次文獻片將定調升格為『戰略家』是過於勉強的。」我最後強調:海外的反共勢力比我們聰明,七十年代後期,他們也曾配合中國當局荒唐的「抬周壓毛」,也確實欺騙了整整一代人至今,對此,鄧穎超還是警惕的。周是毛的長達40年的助手,否定了毛,又將周置於何處呢?或者顛倒他們的關係,豈不是常識上的荒唐?現在他們又反過來,利用跑出去的一些上層人員提供的所謂「大量材料」以證明,過去被整的那些人絕大多數是周親筆簽字、親手安排整的,而過去正是他們宣傳說是周保的。過去他們歌頌周是最完美的,而今他們集中攻擊周的個人品質,什麼「偽君子」、「兩面派」、「最圓滑的官僚」、「中國的鐵血宰相」等等。總之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要整體否定共產黨。我們今天再沒有必要「故技重施」了。在我旁邊就座的省電視臺新聞主持人在下面問我,那本以所謂周的「私生女」名義寫的《叫父親太沉重》的真實性問題,我說,據我知道,是假的,包括攻擊毛的海外那幾本書,手段都極其拙劣,例如那本《醫生》,成百頁的憑空捏造,有的如《漂亮女人》。甚至連有興趣閱讀者都需要有足夠下流的心態,否則難以讀進。對於我發言所談的事實,時先生無法否認,只是客氣地表示,他在今後研究毛、周關係時,還希望能夠繼續請教。當最後一個發言者指責他們花了500萬搞的這部片子說那麼多假話,「對得起良心?」時,時間回答說;周恩來還說了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我們就不能說些違心話嗎?在第二天河南電視台的《都市頻道》新聞節目的報導中,由於只有我們發言的鏡頭,有些人看後問我,是不是也肯定時間的講演了,我想這大概就是傳播的霸權了。不過,像這樣的「短兵相接」的效果,也說明一個時期以來搞亂人們思想的那些荒謬說法和倫理觀是不堪一擊的。毛澤東定下1997收回香港的決策前不久我去看電影《周恩來外交風雲》,當影片再現1974年,8l歲的毛澤東在長沙會見英國前保守黨政府首相希思的場面對,畫外音是希恩的回憶;他說:「⋯⋯毛主席又對我說,『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那就是1997年我們要收回香港了!』希思當即代表英國保證說:「1997年香港會有一個平穩的交接」。毛澤東說:「我也是這樣想的,不過到那時,我們(他指了一下周恩來)就不在了!」電影演到這時,整個影院的觀眾幾乎是普遍的「啊!」了一聲,似大夢初醒。我問了一下旁邊坐的人員是市工商局等單位包場的,他們原來居然不知道這是毛主席在世時就定了的,國內的材料介紹中還多了一點就是「當時毛澤東又接著指了一下70歲的鄧小平說,『具體事情由他們年青人去辦啦』,二天後,根據毛的指示,周、鄧又同希思進行了具體的會談。」在這前後英國兩黨都對無條件平穩交接不持任何疑義。只是柴契爾夫人上臺後,刮起一股強勁的右風、又欺負我國當時為謀取西方援助在外交上的示弱進行蠻橫的挑戰,幾經交鋒,雙方最終也都做了一些讓步,其中有些東西我是有不同看法的,譬如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作了五十年不變的承諾(這就是今天英國口口聲聲嚴格關注的責任,儼然是以半個宗主國的身份說話),此時香港作為西方過去封鎖我國時的特殊作用已經完成。一些人認為,比較大陸目前不倫不類的狀況,保留香港一塊資本主義,也不是更壞的事。問題是,香港今後的道路,是應該有香港人民自己選擇的。「不變」及其香港不向大陸交一分錢的規定,只是保證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除了已有過的特殊作用,「香港的繁榮」並非就是中國的利益。此外,尤其是不該把「七月一日」,即我們已宣佈為非法條約中曾規定的日子,作為交接的時間,英美領導人,把它視為所謂「歷史的連續性」,實質上就是維護其殖民主義的尊嚴,卻損害了我們自己的民族尊嚴。後來,我在各地廣泛的接觸中,發現相當多的有識之士都十分敏感這個恥辱的日子。我前面已批判過的總參那位年輕的司機,也熟悉這些東西。聽他邊開車,邊評述軍史、黨史中一些看法,真感到其水準高出許多高官、高級知識份子。在飯後,送我們回去時,我鼓勵他說「你應該在軍事上繼續深造」。就他來說主要是環境的影響。他在這裡開了12年車,經常接觸過去身經百戰的老將軍,得益非淺,他告訴我們,這些老將軍,包括現職大部分軍隊幹部至今仍是極為崇拜毛澤東的,(也使我想起許多寫毛澤東和將帥關係的系列書中都提到,在1980年前後那股攻擊、貶低毛澤東的風潮中,當時全部將帥沒有一個參與其中。隨後,許多將帥發表的回憶錄和文章,反而特別強調自己是毛主席的學生。今年「八·一」晚會,在各軍、兵種匯演的節目中,歌頌毛澤東以及那個時代的歌曲、樣板戲佔極大的比重,和目前官方正大搞的學習鄧理論的氣氛大不一樣。軍內外許多人都懂得毛澤東是這支人民軍隊的魂和精神支柱。在將來的政治變化中,恐怕也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的影響)。他們還對近年一些軍事題材電影不實事求是十分不滿。說「鄧小平當年不就是一個部隊的政委嘛!」「鄧小平最壞就是把人弄成不是人啦!」這就又要談到鄧。去年我曾記述了公佈鄧去世當天的一些反映,對此您和您的同學十分反感甚至懷疑。本來,這不應該成為問題,因為,在官方至今大規模的宣傳中,除了一些在任何時期都是趨炎附勢的政客、文痞外,如此的宣傳對一部分年青人總是有作用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為了說明問題,我還是再向您介紹一點具有社會普遍意義的東西。去年鄧剛過世後,鄭州一雕塑所在國際飯店旁邊石橋西欄杆上立了一個鄧的半身黑色塑像,隨即被來往人們吐得一塌糊塗,幾天後不得不鋸掉,這是在市東部。至今在市中心「東方紅」影劇院旁邊的38路汽車牌上,由於其牌背面上有「高舉鄧⋯⋯」的口號,傾瀉在上面的唾沫、鼻涕無以數計。多少場雨雪,包括前時二場使鄭州淹了的暴雨都沖不淨,至今仍有許多處痕跡,而旁邊近十個其他公交牌都乾乾淨淨。在西郊嵩山路市公用事業局門口103路牌邊,立有一幅帶玻璃櫃的三代領導人畫像,其中鄧的臉部經常有這些不乾不淨的東西,而右邊毛主席像上卻十分乾淨,像天天有人擦一樣。香港一家報紙駐河南負責人一次來參加討論會時,先談了來時所乘601路雙層公車上的感受,說一個老太太因司機不許他從前門下而憤憤的說了一句:「你要是當上中央領導,比鄧小平還壞!」一下子引起上下兩層來客的興奮議論⋯⋯。春節前我和會計在交通銀行等待辦手續,一堆人正議的話題就是鄧,其中一個電信局的老同志說:「⋯⋯局黨委書記在專門召開職工大會上講,鄧小平已經寫進黨章啦,以後你們不要再亂罵啦,看來頭頭們也知道群眾都在罵鄧小平」,其他人插話說:「他們自己也經常罵,以表白自己沒那麼壞」,「寫進黨章也沒寫進憲法,不是黨員他管不了,照罵不誤」……那位老同志又說:「我說,鄧小平最壞就是把人弄成不是人啦!」。我插嘴接上稱讚道:「這位老同志說到點上啦!」去年四月份,我在省農大動物醫院給狗看病時,和幾位教授談到時局時,他們也和上述老同志有同感,並極其感慨地說:「經濟上問題再大,我們咬咬牙也能挺過來,可以後收拾這個爛攤子,最難辦的是已把整個社會槁成這個樣子,把人一個個搞成這個樣子」。其中一位教授還把對鄧的評價定位在鰲拜和李鴻章之間。我還想舉一個「集體測驗」的例子。那年電影《大決戰》上映,廣電部一副部長帶著所有特型演員到鄭州市中洲影劇院參加首映式;由古月帶頭,從文化路下車走向劇院時,兩邊擠滿了群眾,鞭炮齊鳴,我身邊許多人竟被這位假「毛主席」所影響氣氛感染得哭了。當這些演員在舞臺上一表演時,掌聲最多的,除「毛主席」外,還有「陳毅」,而扮演「鄧小平」的盧奇表演後,在場幾千人居然沒一人鼓掌,盧奇好像也習慣了,也許是當時「六·四」剛過去幾年,人們對他的情緒還沒有下去。這是在社會上偶然碰到的現象。人民對毛、鄧的評價懸殊在我的工作、生活、活動的範圍內,以及有意主動接觸的,則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從工農群眾的:「我恨死他啦」一類樸素的感情到高級幹部正式報告以外的隨意談話,從科學家、教授到軍警乃至滿街跑的計程車司機,只要你打開話題,人們的立場都十分鮮明。但願我們有機會能一起到社會上(無論是最好說的北京,還是您那最喜歡玩的南京)有意的接觸一下,也就解決了你我周圍不同的矛盾。可以說除了學生(它也不成為一個階層)今日社會各階級、階層,多數人的傾向是十分一致的(89 年「政治風波」時,從北京的200萬人遊行到各地不同規模的反應,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不論當官的還是老百姓,有錢的,沒錢的都一樣的喊出打倒鄧的口號,在歷史上是僅有的。「六·四」鎮壓後,至今海內外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服氣的,那麼又有多少人會轉變對鄧的態度呢?)。和廣大工農群眾至今仍崇敬毛澤東的思想感情不同的一些知識份子中,有不少人反毛,也有更多人反鄧。不同的是對毛澤東,不管是恨他、批他、評他、談他,論他、敬他、愛他、崇拜他,則都願意談毛,有些人還借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我幾乎每週都要逛書店,也幾乎每次都能看到新的寫毛的書,據說93年毛澤東百年誕辰對,就出版了六千多本(篇)紀念著作。就此,不少學者還感慨,儘管國內外都有起伏,但國外的熱度一直高於國內。過去講一部「紅學」養活了多少人!現在若比較「毛學」的規模則是微不足道的了。儘管其中也有不少歪曲貶低者(尤其是官方出版的《選集》、《文集》、《文選》、《文稿》、《筆記》等,完全是荒謬的「六中全會」的調子進行嚴格篩選和整理的。最近據說有了一本未經官方批准出版的《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第三版)〉的筆記和談話》,有一千七百頁之厚,而美國也早出版了英文版,但中國官方卻嚴格控制)。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承認,毛澤東在工農群眾中的威信,仍然是最高的,用梁曉生的話說,在老百姓看來,中國人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平民的上帝。而且對知識分子視他們的這種情感為「盲目崇拜」是極為憤慨的。但是除了御用文人,那些學者們卻不屑於談鄧,這還不僅僅是鄧的文化水準不高,無什麼東西可談,就如最近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汪淇生在一份訪談錄中所說的:「當然更不必提鄧小平了,文革中他給毛澤東寫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後來又信誓旦旦對毛說:承認錯誤,永不翻案。華國鋒接班後,他上書吹捧華。」那夜農院一位老朋友還在電話中給我唸了1966年10月24日鄧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他對文革評價之高,遠非紅衛兵的「水準」所能相比,他對林彪政治上的吹捧、尤其是自己態度,是真有許多道不出的味道的!這些,包括他那份寫給毛澤東著名的「永不翻案」的信件,都曾作為中央文件發到全國。政客、文人們可以隱瞞、迴避,卻仍減弱不了它的影響,至今連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出租司機都能將「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的毛主席批鄧語錄背得爛熟。有一次幾個人在談到鄧的最大特點即實用主義時,有人唸了一段周恩來67年3月份在軍以上幹部會上講話:「還有鄧小平⋯⋯革命戰爭年代,他擔任了七年政委,在福建有一次戰鬥打得很緊張,他藉口彙報逃跑了。解放以後,莫文驊中將揭發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現在才平反」。大家也都十分熟悉的他在廣西、上海那些問題,然後比較毛澤東轉戰陝北那種在極危險境地時的氣魄,真是鄧遠遠無法相比的。有人說:「毛主席當年開闢井岡山根據地時,如果有鄧小平這麼『實際』,中國的歷史將徹底重寫。」毛澤東的仁厚寬容從黨的「一大」後到「六大」前期,毛澤東多次遭受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排斥、打擊、撤職,甚至面臨開除黨籍。在那個殘酷的年代裡,還因此將有生命危險,但毛澤東從沒有留下任何影響自己尊嚴的態度、文字(檢查)。包括當時反對他的人也無不認為他是一條硬漢子。毛澤東坦蕩、大度,在他在江西最困難的日子裡,尤其是在「寧都」等會議上那麼使勁整他的人,直至解放後,毛澤東仍重用他們。有的(如周恩來、朱德)和他相依為命至死。李宗仁對落介石說:「毛澤東最厲害的一手,就是不計前嫌。」這也和蘇聯史達林時代(將過去對手在肉體上消滅)完全相反。陳毅說:「我九次反對過毛主席,但我都認識錯了,毛主席也允許我改正錯誤。」包括他在內,他們在文革中必不可免地受到衝擊時,還是毛主席為他們一一說話。和你們的感覺不一樣的是,西方學者和現在許多工人群眾從不同層面,都認為毛澤東對他那些老部下過於寬容,人情味太濃(莫·邁斯納的《中國史》認為,「無論如何,這些毛澤東現在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者曾經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幹部」,「他寧可相信,大多數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並且能夠重新成為革命者。」以致為今後政治的變化留下太大的麻煩。而今日不少工人說得最好聽的也是:「還是怨毛主席對他們心太軟!」,「刀子嘴,豆腐心」。搞政治,不可避免要整人,無人例外。而且不整壞人,不整亂整人的人,就是支持縱容他們去整好人。問題是整什麼人,什麼樣的問題,整到什麼程度。例如在延安毛澤東批准處決黃克功將軍,那是把那位受害的普通女人當成和黃一樣的人尊重的,當時毛澤東還寫一封信在處決前當面念給黃聽,黃死得服氣。解放初期殺劉青山、張子善,誰為這二個「功臣」、也是大貪污犯說話都不行,至今沒任何人翻這個案。但是在政治上,從延安的肅反到文革,毛澤東卻一直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被他點名批判過的王實味,在轉移中被殺後,他痛呼:「還我王實味!」一份64年西樓政治局會議記錄曾記述了在「四清」對待錯誤的幹部問題上,毛澤東是如何反對劉少奇、鄧小平、劉瀾濤的極左政政策的,尤其是對鄧小平要把犯錯誤幹部搞的「傾家蕩產」,「否則他們就會像擠牙膏一樣,總是擠一點少一點」的主張,毛澤東甚至說:「總是擠一點少一點嘛」。據毛澤東親口對斯諾所講,以及薄一波的《回顧》,毛、劉的分裂正是從64年「四清」中劉的極左的整人政策開始。其實,劉的整人在黨內是很有影響的,土改時他的「村村放火,戶戶冒煙」的殘酷政策就受到過通報批評。至於鄧所整過的原屬張國燾部下的那些將軍幾十年後仍怕他。57年的「反右」,從動員到具體掌握運動的進度、力度,一直到審批,他都是掛帥直接指揮的,其擴大化應有他很大的責任。這次寄給您一份他當時關於知識份子的講話,以此和毛澤東反右前後的講話作一對比是有益的。在文革初期,劉、鄧大整學生,使毛再也不能容忍……而對待群眾、學生鬧事,毛澤東歷來主張先檢查幹部的官僚主義,同時正確對待群眾的情緒,例如修長葛機場的拆遷問題引起群眾不滿,毛澤東堅決反對用強制手段,並說:烏鴉飛來飛去,還要有個窩,你把他的窩戳了,它住哪,「你鄧小平就沒有一個窩」。就是對鄧小平本人,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68年鄧給毛寫信,高度認識自己的錯誤,要求做點黨內工作,毛澤東在12中全會上就為他說話。73年鄧給毛又寫了那個著名的「永不翻案」的萬言書後,毛澤東力薦以重任。當毛澤東最後深知:「永不翻案靠不住」,「犯路線錯誤的頭子難改」後,仍對鄧:「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可謂仁至義盡。張國燾投敵叛黨後,立即發表聲明惡毒攻擊中共和毛澤東,就此毛澤東仍力排眾議,讓他的妻、子去和他團圓。八屆12中全會將劉少奇正式定性後,毛澤東將劉的孩子們都接到家裡吃飯,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這樣的例子太多啦。您如果遍讀如今太多的回憶錄,您必將比較出這樣一個結論:在近現代主要歷史人物中,尤其是在共產黨所有著名人物中,毛澤東是最富人情味的,這一點連許多西方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觸(見《毛澤東與美國》等書),有的甚至認為,毛澤東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中最富人情味」的。他看京劇(白蛇傳)時,旁邊一衛士發現他鼻子動⋯⋯就趕快輕咳一聲,提醒他,但卻再難以擋住他從眼淚到全身的「投入」⋯⋯。他對「白蛇」受壓的同情,對「小青」反抗的讚賞是那樣鮮明,「法海」則恨到上臺接見時忘了自己領導人的身份不去跟人家握手。這些「小東西」很多,也很能說明毛澤東豐富真誠的情感世界,這是在其他領導人那裡很少看到的,後者要麼只是作為領導人需要的理智,要麼「投入」也不失控。有的詩詞也有功底(如董,葉),則從不具備有毛澤東那樣典型的詩人氣質和充沛的情感。像毛澤東這樣,即使執政27年中,也一直站在平民立場上,這可能是世界歷史上僅有的一例。「中華民族對人類的最大貢獻就是誕生了毛澤東!」去年九月九日,南街村和市收藏家協會在省博舉辦了一個「毛主席像章展覽」,我是聽說後約幾個朋友第二天一起去的。別人告訴我:「昨天開幕時,毛新宇來了,一下汽車就被認出來,『毛主席的孫子來了』以極快的速度傳開,附近大路上的行人,對面紫百大樓的顧客、營業員們都過來了,成千上萬的人把博物館大院都擠滿啦,又把門前大馬路都堵斷了,毛新字也被人們擠得滿頭大汗,一位靠近他的老太太在別人的幫助下,親切地為他擦了擦汗,好多人都哭了⋯⋯。」展覽廳內莊嚴、肅穆,如有人輕聲議論幾句,馬上就圍來一大堆人,有人說;「來這都是好人。就如在一些城市出差,一些中老年人只挑掛有毛澤東像的計程車坐,並說,司機至少是想學好的一樣」。在展廳內各處所置的許多留言簿裡,寫滿了各種身份、年齡人的各種話語誓言、詩詞,其中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署名「纖夫」的一句話:「中華民族對人類的最大貢獻就是誕生了毛澤東!」去年在北京,一位政治家這樣一句話也是相當有份量、並具有極其重要的現象意義的,他說:「置於歷史長河中,對毛澤東的評價再高也不算高」。一些當年「四五」英雄、「民生牆」鬥士、「廣場」領袖說,在對待毛澤東問題上,他們思想反覆過多次,也終於認識到、包括他們過去認為是毛澤東的錯誤的,放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認識,恰恰是毛澤東偉大之處。結論是解決中國的問題,整合今日之中國,唯有用毛澤東的思想。在談到一些知識份子總是用那些俗不可耐的調子來議論毛澤東時,他們輕視地說,「這些文人充其量也難以望全這位『巨人』的腳背」。毛澤東去世後,社會黨國際主席、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聲明說:「⋯⋯對一部分人來說他是希望,對另一部分來說,他是永久的挑戰,兩種情況都將繼續下去,以後一直是如此」(注11)。毛澤東生前是不喜歡社會黨的,也如他多次點名批判過的鐵托,後者則高度評價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特里爾說,事情總是這麼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詆毀他的政府,1976年卻對他的贊辭最多(注12),有些領導人甚至說他是人類歷史上一千年才會出現的一個天才(注A22),美國影響甚大的《新聞週刊》當天發表的社論標題就是《歷史上最後一位巨人》。是的,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條件來看,像毛澤東這樣巨大而深刻地影響過世界歷史的巨人,是恐怕不會再有了,但他的遺產留在這個世界的各地,無論是最發達國家還是暫時落後的國家,其社會的進步都不斷地從中受益(例如:美國在經濟管理和司法制度上的創新,國外學者總結法國經驗的「七、八年來一次」,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總結的教訓)。他的遺產也留在許多大哲學家、學者的「武庫」中(例如今天大多數學者張口、閉口都離不開的福柯,有人乾脆點破:「福柯的思路本身即與毛澤東思想一脈相襲」,此例甚多),以繼續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或用以對新世紀、新時代、新社會的開拓。還留在那些拒不投降的革命者永不熄滅的火種裡⋯⋯而他的遺產更多是留在他的祖國的土壤裡,儘管這塊土壤如今已鏽跡斑斑,遭受著幾千年歷史上從沒有如此嚴重的污染和破壞,也正是這樣,他的人民還需要再從毛澤東的遺產中吸取力量,以奮力改變自己的厄運,在這場空前的浩劫中獲得新生。這正是我們的希望所在。回頭,我們再談一下鄧。某研究所所長是這樣總結鄧小平去世時各地、各方面的反映的:「北冷南熱,農民搖搖頭頭,工人笑呵呵⋯⋯」。他解釋道,「南熱」主要是指深圳一些沿海城市搞了一些紀念活動,「北冷」則尤其是指北京人十分冷淡(今日文人則圓場為:「比較毛澤東逝世那些日子」,「不是悲天慟地,而是平靜」,見《交鋒》),那麼「笑呵呵」的工人一定就是你們同學們聽說的瘋子了,可在鄭州還經常有這種情況,如在一些群眾場合談到有人反對毛主席,就有人接上說:「你叫他到工人中去說說,馬上巴掌都摑到他臉上」,而這樣的事也確實發生過。一家報紙主編曾向我們介紹了梁曉聲這樣一個說法,意思是,不管你說毛澤東犯了多少錯誤,但至今,人民還把他作為自己的領袖,而鄧小平,不管你怎麼高度評價他是什麼政治家,人民卻不認同他是領袖,這個「領袖」是要人民認同的。梁曉聲還談了個小故事,說在他家住的一個來城打工的年青人,有一次眼睛死盯住畫報上鄧小平抱著小孩子那張著名照片,他盯住的是那位小孫子脖子上那根金項鏈,梁對他說:「小孩子帶的都是假的」,那個年青人卻說。「他們,還會有假的!」一一這話,分得多清,說得好重啊!一個政治家的政策,總會有一部分贊成,有一部分人反對(當然,歸根結底是多數人,少數人的問題),但是如果執政的人利用自己的權勢為自己家族撈取巨額利益,就是在開明的封建社會裡也要受到懲治,儘管有些是在死後才受到清算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也難以容忍這類醜聞,而且是一經揭露就臭不可聞,廣大人民唯有對此是最深惡痛絕的,更不要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名譽是絕不能有這樣的罪惡的玷污的,換句話說,無論中國今後走什麼道路,曾執政過的領導人如有這樣的罪惡是早晚要徹底示眾於天下的,多拖延幾天,無非多增加幾個殉葬者而已。到那時再回顧我們在今天的為某一個人的評價所作的爭議,則一定會感到可笑,卻不是沒有意義的。鄧小平子女利用特權牟取暴利6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海外早就這樣報導過 鄧楠、鄧質方的「中創」利用批文,到處圈地所進行的無本萬利生意,「中創」在上海與靜安區創資辦勾結設立「南京西路商業發展總公司」,把整條南京西路的店面土地都霸佔了,一夜之間成為上海最大的地主,西至愚園路和靜安公司,東起西藏中路與人民公園……然後以地主資格把鬧市土地租給外商,收益達天文數字。「中創」還在浦東外高橋保稅區、陸家嘴金融區同滬市土地局簽約……霸佔大片土地。如今官方稱「中創」投資公司已無力償還債務,明白人自然明白,這錢早就弄走啦。幾個月前,中央極不正常地解散了「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逮捕了現任頭頭。海內外都熟悉「中國有色⋯⋯」是鄧家大女婿吳健常長期掌握的,鄧林幾天之前(7月6日)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說:「吳今年初由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調到冶金部任副部長」。也就是說,吳一出來,這個公司就爛掉,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被國家解散的部級公司,難道報導中所說這個公司長期存在的問題都與吳無關。海外宣傳吳手中掌管著八百個億,至少今天無法證實,但他兼任董事長的極為龐大的深圳聯合公司,以及他在香港大搞的金融、期貨都常有驚人新聞。去年鄭州鋁廠為他拿走一億六千四百萬元的現金(留下白條)的「小事」弄得沸沸揚揚,最後又說是給了「殘聯」,即鄧樸方。前幾年就他在澳大利亞的私人礦山虧損幾千萬元後又轉嫁到國營企業中一事也曾引起過海外大曝光。去年鄧去世當天,中央證券委對《瓊民源》停盤,一直到今年三月作初步處理,也抓了幾個替死鬼。搞股票的人大都知道,因為鄧樸方、鄧楠的各一家公司是《瓊》的大股東,前二年《瓊》似瘋一樣,幾十倍、上百倍的暴漲,多少人趨炎附勢,如今連本也蕩然無存。一一這是鄧去世後中央開的三刀,加上前年,也是在海外媒體炒的火熱和美方壓力下,撤了賀平(毛毛的丈夫)的總參裝備部部長職務以及「六·四」後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撤銷鄧樸方的康華總公司,算是對鄧家全部五個子女各自部分「地盤」都多少觸動了一下。其個人都還沒有直接觸動。鄧林「七·六」講話專門講了她的寶貝弟弟鄧質方「有的說他給抓起來了」,「全是假的」「仍在四方公司工作」,這個「四方公司」海外早就報導過是鄧質方、周北方同李嘉誠用四十億港幣組建的,王府井行賄二千萬美元等醜聞,不都是「四方」的政績嗎?說到和周北方,《天怒》中不揭露過他們用「首鋼」改革的「偉績」在法國購買的鋼鐵廠進行巨賭嗎?就是首鋼,用三億美元收購價值一億美元的秘魯銅礦,再付800萬美元給美顧問公司為酬這類醜聞,不都是他們這些公子哥兒思想解放的真景嗎?鄧繼《南巡講話》以後,又乘興在周冠五(北方之父)陪同下在首鋼巡視,發表許多指示,海外也高稱為「北巡講話」。奇怪的是,至今卻被官方迴避了,實是耐人尋味。不管怎樣,北京和海外都十分關注鄧家少公子的動向,北京是傳要對鄧質方正式開一刀,以平息一點民怨、民憤。海外則傳在老夫人「自殺」的壓力下,已放他出境,不准回來。這些傳聞也無法正式證實,而且證實恐怕會造成騷動,同時對鄧本人的評價也就會完整地標上了句號。但是,對這二十年的「改革」的認識和評價則不會這麼簡單。 >> 待續
註釋11、 A22:《舉世悼念毛澤東》12:《毛澤東與美國》28、29、30、A4:《百年恩仇》
五、可以「撇開一切」,去發展經濟嗎?您的這個想法,正是這場「改革」二十年前開始時的主要思路,只是那些政客、文人沒有您那麼率直的表達罷了。應該承認,當時的多數人是願意接受這個思想的。經過20年的實踐,我們是在承擔了人類社會歷史上十分昂貴的代價後重又回到這裡來總結這個教訓的。自五月十日起,《粵港資訊報》用十多個大版、醒目的標題、引人的照片和版面安排,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改革的歷史方位、憲政、法律、公正、倫理、道德、傳統、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哲學、歷史、文學、美術等各個方面對20年改革進行了批判的反思。其中何清漣打頭陣的文章《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就明確指出:「我們現在這種以經濟發展為最高導向的改革方略就頗值得檢討。」相同於您的思路,人們20年前就開始的「撇開一切」(但不一定相同於您可能所指的內容,我下面的批評涉及到的內容均不是指您)正是這一「改革方略」的必然、首要的選擇。而「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其他問題都好解決」則是這一「方略」的承諾。這三點又有一個共同點是,都把經濟發展視為高於一切的首要位置(這可能也是您所提出問題的出發點)。這個思路是否正確?二十年的實踐還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我想就其中幾個問題談幾點不同於官方宣傳的認識,有些還需要對「改革」前後二個時代進行一些必要的比較。
1、幾個應該糾正的認識:一是把經濟發展視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目的,什麼「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生產力」,那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是不是也發展過生產力?如果只把經濟發展視為目的,在這個前提下聯繫中國的經濟基礎水準,我們為什麼要選擇社會主義?如果要選擇資本主義,是不是也需要先確立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政治框架,包括真正要選擇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也認為必須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也是資本主義歷史的發展規律)並把目前改革進入「死胡同」後唯一的希望也寄予此,或者把20年沒有走出來的癥結也歸之於此。這就是說,不管什麼道德,撇開政治和其他社會問題,當然,選擇什麼樣的道路,符合什麼人的利益,又有什麼樣的前景。將另當別論。社會進步的核心只能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全面而又健康的發展。其中當然包含有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提高這樣一些必要的條件,但決不能以對後者的強調來損害、犧牲前者,把人誘變成畸型發展的經濟人(或叫市場人),那就不再是人,這就是說,對經濟發展的過分強調、包括放在首先的位置,都必然是犧牲社會進步為代價的、以犧牲人為成本的。應該糾正的第二個錯誤認識是,它只用、或者主要用經濟發展「這一把尺子」來衡量社會的先進和落後。八十年代初,當人們剛開始荒謬地把一個國家的經濟、財富等同於社會的先進時,另一些人馬上就舉出西亞、南非等相反的例子。我曾舉過羅馬帝國等例子,邱吉爾也曾談過羅馬征服英倫時的富裕。近年出土的瑪雅村落,其富裕程度令今人都驚訝,不也照樣覆滅。有人總結過,中國的漢唐盛世都是在經濟繁榮的顛峰上猛跌下去的。就在本世紀初,俄國斯托雷平用無數絞刑架拓開的、稱之為「第二次解放」的改革,曾使工業利潤增加了二倍。半個世紀後,伊朗「開明」的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其經濟的高速發展也曾得到西方高度評價並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俄、伊的「改革」都伴隨著一個致命的「惡性瘤」一一腐敗,卻激發了翻天覆地的「紅色革命」和「黑色革命」。直到97年,中國還在一些出版物、論壇上和西方一同高度評價印尼改革的經濟成就、「極了不起」的競爭力,一些學者將它推薦為中國學習的榜樣,但一場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就使其露了原形,33年前在美同縱容支持下屠殺了50萬共產黨及群眾的「功臣屠夫」蘇哈托也被迫下臺。但事情卻不會就此完結。令人注意的是,印尼的「第一家族」、「太子黨」、官商勾結、貧富差距,尤其是腐敗問題,和中國有著驚人的相似,(今日就蘇氏的血腥的發家史,美國還說幾句人話,可中國,則應一句人道話都沒有,豈不令人費解)。             近代中國所受的屈辱            不能全歸罪於經濟落後和貧窮鴉片戰爭開始的中國的屈辱近代史,恐怕也不能簡單歸結為「經濟落後和貧窮」。「至鴉片戰爭前的1830年,中國製造業在整個世界製造業所佔的相對份額為29.8%,而整個歐洲才佔到34.2%(注A1)⋯⋯到185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的頭導經濟大國,之後才被英國超過」(注13)。即使在國際貿易上,「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二千六百萬」,「但從1828年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注14)」。也正是中國許多官員、商人和洋人的勾結,用中國人的錢為英國人進攻中國準備了經濟實力,「最壞的看門人」正是滿清王朝,「海關從鴉片得肥,皇帝從海關得肥(注15),賄賂行為⋯⋯侵入了『天朝』官僚的肺腑」(馬克思《鴉片貿易》)這才是鴉片戰爭最本質的敗因所在。再以和東洋人的第一次大較量「甲午戰爭」為例,直到戰爭前一年,日本「全部工業資本為七千萬元(注16)」,之前1880年,在世界製造中的相對份額,中國為12.5%,日本為2.4%(注A2)。當時日本農村許多家庭的收入甚至要靠大批到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賣淫謀生的「南洋姐」寄錢回來(注18),也就是說,日本人並不富有。戰爭開始時,日本全國海軍有千噸以上軍艦21艘,最大的「吉野」等艦都是四千多噸,而中國全國海軍有千噸以上軍艦31艘,「定遠」,「鎮遠」等艦則各是七千多噸,且大都為德國、英國所造,許多「管帶」(艦長)都是在德國等留學的。但臨戰時,「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炮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搶出不合用之前膛槍子,賣與日本,得銀14萬兩,局員朋分,而李鴻章為之補給領字。外間並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注20)。整個戰爭過程中除丁汝昌、左寶貴、鄧世昌、林永升幾個將帥以身殉國外,大部分將領均貪生怕死之輩,許多戰機甚至也因嫖娼吸毒所誤,他們投降還怕「空手」、「日本人要發怒」⋯⋯這樣腐朽的國家、腐敗的官員,即使經濟實力再增加十倍,只有敗的更快之理。             一九六○、七○年代            中國國際聲望之高為史所未有歷史上暫時弱小貧窮但奮發有力的民族、國家打敗強族、強國的例子,法,英、俄、美等國的歷史中有,中國現代、當代中也有。決戰前的國共兩黨的經濟實力、軍事裝備上如何比較?而中國同在朝鮮戰場上的對手是剛剛在「二戰」中發了橫財的世界「首富」美國,以及大多為富國、強國的英法十六國,其財力、裝備又如何比較呢?五十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後,驕橫的「麥克亞瑟宣佈聯合國軍將挺進東北」,「美國已公然呼囂:在歷史上,鴨綠江並不是把中朝兩國截然分開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六十年代越南戰爭時,「炸彈幾乎快丟到了中國邊界,美國還威脅說要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注21)」。毛澤東說:本來我們一心一意想搞建設,可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人家要打,那我們就奉陪到底。那個時代的人都還記得陳毅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話,「要打就早打,我頭髮不等白了」,也正是經過或者非得經過這樣幾個回合的較量,我們打出了一個進入七十年代後,再沒有任何強國敢於冒犯「毛的中國」,這是近代史以來從沒有過的局面。完全可以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幾千年歷史中中國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時期。剛過文革初期高潮,從69年開始,法、加、美、英,意等一大批西方領導人紛紛來「紫禁城朝聖(西報戲語)形成建國後無論品質、數量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建交高潮,並在二十六屆聯大上,絕大部分西方國家臨陣對「山姆大叔」倒戈而支援中國。深受全球左翼運動打擊之苦的當時世界上第一號「反共頭子」尼克森總統當面對毛澤東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注22)」。田中首相回日本後居然在國會上使用了這樣的話語:「毛主席諄諄教導」。招致右派一片攻擊。龔忠武博士公平地說:「既然要打仗,不付出代價行嗎,我們不能要求毛澤東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經濟建設好。」但是毛澤東,也只有毛澤東一方面打出來一個天下,又打出來一個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則以世界上罕見的速度為中國奠定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解放前的中國」,在國民經濟中,舊式農業和手工業占90%,全國年產鋼量15.8萬噸,人均佔有量不到1公斤。(注24)「在毛澤東時期,工業總產值增長38倍,重工業總產值增長90倍(注25),其工業化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德、日、蘇等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注26),至今也沒有超過這個地位。            毛澤東過世後,日、美重啟輕視中國之心毛澤東去世後,「以他為代表的一個時代結束了」(社會黨國際主席,前西德總理勃蘭特聲明),比之而起的是一個長達20多年的保守主義時代,針對「毛的時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基調,這個時代則彈出了「和平與建設」的溫柔美麗的旋律,還是讓我們不太懂事的孩子們來感受一下「和平」的溫馨氣氛,讓整個世界的人民來盛享一下「建設」的果實。據聯合國安理會主席98.6.29聲明:「今世界約有50多個國家的兒童仍在武裝衝突中遭受苦難」,「過去10年⋯⋯使200萬兒童喪生,600兒童受傷,100萬兒童成孤兒,1000萬兒童流離失所,1000萬兒童遭受嚴重心理創傷」。據51屆聯大宣佈:「富國更富,窮國更窮,其收入的差距60年代為30倍,90年代為150倍,赤貧人口十三億,比90年增加三億」。據96年世界糧食首腦會議公佈:「近20年最發達國家由74年的29個增加到48個,第三世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聯合國絕對貧困線為每天人均一美元)增加了40%,約占總人口的30%以上,同時新自由主義使美國貧困人口從9%上升到16%(注27)。」在這個時代開始時,中國經過近30年的艱苦創業、自力更生的建設和省吃儉用積累起來的底子已遠非昔日所能相比,也為後人的經濟建設打下了一個容易得多的基礎條件,可自此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反而又向另一個方向轉變。作為「地緣政治」主要對手的日本國,從七十年代末中國的轉向後,其國內以「禮讚毛的中國」為主要代表的日本左翼勢力也從六七十年代可經常動員千百萬人之力量迅速退潮,至九十年代,一些主要左翼政團甚至瀕臨解體,右翼勢力則呼嘯而上,大放厥詞,大傷中國、亞洲,大拜「靖國神社」、大登釣島。前時來越秀講學的李慎之曾談到,他在南京大學時,學生們公開攻擊「賣國求榮」的政府。其實,早在85年的「八一五」學潮時,學生們就把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及其他78年10月的訪日⋯⋯。近20年來,我國官方對日本右翼勢力挑戰的反應,大大低於朝、韓,東南亞各國和海外華僑,曾引起全球華人極大的不滿,中日交往中又留下許許多多喪失我民族尊嚴的醜聞。尤其是在那次作為總書記客人的日本三千人訪華及其周而復等要員的訪日等。和中國領導人來往較多的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撰文說:「現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近似於日本與清朝的關係」,日本由「對一個大國的恐懼」又變為「洋溢於日本民族中的優越感」。近日《參考消息》曾有報導說:「據日本總理府的調查,日本國民有50%以上不表示對中國友好。」一些敏感的人士早已注意到日本的「新滿洲國」的野心……而美國居然在公海上攔截我貨輪進行侮辱性搜查,成為全球的轟動新聞(這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比抽在自己臉上的耳光都難受),還驕橫地直接監管我國軍事演習。⋯⋯近20年來,我們在世界舞臺上從沒有單獨面對美國有力地說個「不」字,這也正是《中國可以說不》等書曾一度暢銷的原因所在。在中蘇變化後,那個相互制衡的「大三角」時代也消失了,這個世界進入了「一個中心(美),小多元」的極不合理的格局的時代。中美國家關係也完全不同於七十年代,為了要求江澤民訪美、克林頓訪華,中國政府四次向美方提出正式要求,並在江訪美前,我國釋放了魏京生等,在克林頓訪華前,又准許鮑彤等出國。當然,所有的政治犯都應該釋放,所有的人都應該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在「程序」上不能「美國要一個,放一個」,又「置中國法律的尊嚴於何處」。             庸俗的「唯經濟決定論」無法成立歷史和現實,有的是人們熟悉的,有的是被人們「忽視」的,它至少說明,經濟並不決定社會進步和國家的安危興衰。所謂經濟「落後挨打論」也可以休矣,其實這也不是鄧小平所發明,包括其講話的腔調都來源於史達林1931年7月的講話。史達林的這個「挨打論」其前後的「幹部決定一切」論,「技術決定一切」論都深影響了鄧的「改革」思路。正是「挨打」論,他和史一樣達到了「轉移」的目的,而「幹部決定論」則將黨政財文大權高度集權於官僚手中,「技術決定論」則極有利於鞏固專制統治。比較「貓論」、「摸論」、「說不清論」,這三論倒是有研究價值,卻還沒有被更多人重視,這裡就暫不展開了。因此,那一改革方略的確立,並沒有一個它所需要的合理的前提。由此,人們必然要問,這場「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其實,它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標,例如什麼「小康」、「溫飽」、「翻兩番」、「一千美元」等等,而沒有目標,回顧起來,它的目標就是它的過程,它的過程就是它的目標。這就理解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意義所在,我們甚至不需要知道「彼岸」是什麼?有人總結為這是「撞擊反射式」,尤其是城市,其改革的各個階段:放權、讓利、利改稅、包稅、分稅、承包制、股份制等等,中央幾乎全是被動的反映,以對付地方、企業的討價還價和各種對策,而且是從一開始就「試」、20年過去了還在「試」。也就是說還沒有「試」出路來,「學費」卻越試越大,家當卻越試越少。又有誰知道,要「摸」到哪裡去呢?
2、高增長率和超前消費如何看待這20年「改革」及其經濟發展的主要成績也有不同的認識,官方和一些人對其評價是很高的。這些評價,除去副詞和裝飾,主要有二點:一是國家高增長率的數字,二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前者至今仍能迷惑國外部分經濟界。後者則繼續安慰著國內不少人。應該承認,這20年經濟是有所發展的,也應當有個發展,因為它的起點是最高的。臨「改革」前所擁有的條件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好的(儘管1976年巨大的災難、政治的變化,出現短暫的經濟下降,則沒有影響經濟的結構和大局。「以195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100%,而1976年的指數為26.6%。比1966年的指數314.7%,增長了311.9個百分點」(注A10),換句話說,文革較文革前幾乎翻了一番)。而今天一些學者終於正視中蘇在臨改革前的經濟形勢是完全不同的,蘇聯幾乎出現了負增長,而中國,至改革前二年(1977、1978年),仍保持著14.2%和13.5%的高速態勢,同時,有從1964到1978年長達11年的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輕鬆,(這是前幾任政府從沒有的)還無通貨膨脹,無財政赤字,只有多年沿襲的高積累率,如此一個底子,而且這20年處無戰爭,內無全國性的、或毀滅性的災難,這樣的條件和毛澤東當年接蔣介石爛攤子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同時,我們的近鄰日本,當時下有大量資金需要尋找市場,美國根據冷戰時政治需要而特意支援的東北亞、東南亞國家又將日本資金的促進,此時也翻滾其泡沫經濟。對這些資金條件謹慎的、保持控制的使用一些會有益於我們經濟的發展,還又逢上國際上所謂「資訊爆炸」的時代對科技發展的促進。這一切極為有利的條件當然要促進中國這20年經濟建設的發展,儘管其過程中也有起伏,曲折,更有極為麻煩的隱患,但總體上是有發展的,都按官方公佈的數位,其總體發展速度仍是低於「改革」前的「毛澤東東時代」。1979 年至還沒有結束的1998年(按中央要求的8%計)這20年的平均增長率,將低於9.4%,而「1950-I979年的平均增長率為13.3%(注11)若去除已進入『改革』的1974年的8.8%;則為13.45%。」20年改革中工業增長率最高年份是1985年的21%,而文革十年中的其工農業總產值增長最高是1970年的是25.7%)(注A12)。至198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降至第八位,超過中國是義大利和加拿大,緊迫其後的第九位、第十位分別是巴西和印度(據世界銀行排列)而到1990,我們則被排列第十位(均不包括前蘇聯)。                 官方統計數字浮誇不實這裡還有個數字準確的問題,今天公佈改革前的數位,根據薄一波等權威人士的說法,是經過今人「甄別」的,這就是說,要根據今日政治上要盡可能多的否定那個時代的要求「剔除」出他們不承認的東西,如此,它至少不會有「水份」了,而今日這個「改革」時期的數字,也有待今後去準確,麻煩的是,這可能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因為,今天的數位情況是「空前絕後」的,幾乎所有單位都搞假表,都搞幾套帳,這已經是約定俗成的公開的秘密,既然「原始」、「基礎」已基本全部失真,那麼,一級級一直到中央,就只能有假的。而且從上到下的公開的「扶優」政策,和「以效益論英雄」的標準,對上報成績大的單位在貸款、稅收、返回,直至領導幹部的政績評價、享受水準都給予很大的優惠、好處,更鼓勵了報假的風氣,正如 6月12日中央台報導中那位安徽省副省長所談的,這叫:「官出數位,數位出官」。已曝光的安徽、河南幾個小例子都是很隨便加上幾個億。為了爭「優」,一些企業可以幾十倍、幾百倍的虛報,此類例子甚多(注31),這是下面。上面呢,一位省委書記對統計局長說:「我讓你增長多少你就給我增長多少。」近鄰一市的統計局長去年就因為報了較真實的數字,即被趕到政協去了。《人民日報》也曾報導山東泰安市委書記「翻番」虛報等例。另一方面是瞞虧損的也可舉二例,一是某市木材公司96年報表虧損1500萬,報到省物資集團後,以不符合中央「穩定」精神改剩600萬;二是某省工商銀行94年報表虧損23個億,報到中國工商銀行後改剩4個億,再報到中國人民銀行一平衡就剩下「0」不虧損。這二例說明,越往上做假的成份越大,這已不同於老百姓過去的傳統觀念。據此,我們又怎能相信官方的數字呢,何況有一個「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所以既使對個別品質(不貪污)較好,能力較強,人們對其寄期望較高的重要官員從這一「大局」出發,說幾句穩定人心的假話,我們也願持一個理解的態度。如據此基本狀況對於官方所公佈的增長率、保守的講再去掉幾個百分點恐怕是不過份等(現在不怕官方吹,就怕官方全失控,找不來真實根據)。                     超前消費,後患無窮但是這20年消費水準的提高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承認它是不打折扣的。當八十年代後期我們人均收入300多美元時,有人就認為,我們在電器等方面的消費水準已高於其他國家人均收入1000美元時的水準,也曾猛烈的刺激了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經濟增長率,這就提出了二個問題,一是與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比較,這樣的消費水準是否適當,二是其利弊。是否適當的問題,包括含有一個持續發展的「後勁」問題,還必須考慮安全等非經濟的因素問題。就國民收入中居民生活所佔比例,17年前我在「獄中之獄」——「北山的小號」裡就作過計算。我認為在我國比較安全時可達42-44%,要有一定的備戰、備荒的準備則為35-37%。這個計算,我並不認為十分準確,這是由於當時條件局限,資料全靠記憶,全靠筆算,又不會什麼數學模型、公式,甚至連光亮也是將鐵門上監視用小鐵門撬開一點縫「偷」來的⋯⋯但是就我的主觀願望來說,我是竭力想提高這個比例的。我知道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對老百姓的膳食、住房、醫療等基本需求來說意味著什麼,以後由於對整個國家安全的擔心(包括非武力因素),我曾認為我算的較高,並為後來國家那種不負責任的「超前消費」驚呆了,前時從某正式出版書上居然看到95年高達的69.1%!⋯⋯我也順便用其提供的資料作一比較分析:高於中國此時經濟發展水準的日本六十年代,南韓八十年代,這個比例分別是50.5%和40.4%,還有一點補充的是,日、韓都是美國的保護國,否則至少要扣除好幾個百分點。遠遠高出中國現有發展水準,並且在國際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和國家安全條件也非中國能夠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英、法、加等國,其比例分別為54.1%、54.5%、52%。唯獨美國高達60%,這是它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主地位所決定的,更不是我們所能相比的。就像借債,它借的是霸主債,越借越硬賺,我們則完全相反。就此,其消費比例仍比我們低九個多百分點。據說,現已是電器生產大國的南韓,其彩電的普及率遠沒有中國高。上月日本女作家山峙朋子來鄭州講學時,談到1968年的日本農村,很多人吃不起米飯,還有農婦拾煙頭吸,到處是不堪入目的破草屋,室內塌塌米上蟲亂爬⋯⋯,而此時日本的人均產值1400美元,幾倍於九五年的中國,那是為什麼呢?日本和西德等國都曾提出過「勒緊腰帶十五年」、「二十年」等口號,控制國民的消費水準,以集中財力發展經濟取得在國際經濟中的優勢地位。1980年一1986年,日本製造業勞動生產增長了17.8%,其工資反而下降了0.4%,也正是在這六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又從第八位繼續下滑時,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排列在世界第十八位,猛升到第九位。就僅從經濟上考慮,毛澤東時代所提倡的艱苦奮鬥,也含有相同的意思,只是底子之薄,遠遠無法和人家相比,還要打仗,所以那個時代的生活水準是比較低的。您說我不同意您的說法,是您搞錯了概念和範圍,我是不同意您曾用過的那句官方政治宣傳詞:「經濟瀕臨崩潰」那是指國民經濟,而不是指人民生活(消費水平)。您舉陳毅的例子,我還沒看到,只能是指「三年困難時期」,(那是成百年上千年不遇的大旱,蘇聯逼債和部分地區的浮誇風造成的,還餓死了好多人)。包括毛主席也不吃肉,同樣得了營養不良的浮腫病,那時城市居民一個月只供應半斤肉二兩油,可過了這三年就好些了,在職工食堂吃飯,每天有一頓肉菜還是很普通的事情,但農村還有餓肚子的情況(今天仍有),城市穿戴比較單調,住、用簡陋。進入七十年代後一些青年人開始講究,消費水準每十年都會上一個較大的臺階,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也是如此⋯⋯但正是我們當時的低消費水準,使國家有一個高積累率去發展經濟,才有那個一直保持二位數以上的高速,才鋪下了這麼大的一個攤子、底子。這個道理,一位勤儉持家的老農都懂。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國家現在每年財政預算都要可憐巴巴地把當年所借的幾百億外債列在其中啊,「收入佔GDP比重,由八十年代的30%以上降為96年10.9%」(注A18)在鄧小平去世前剛過去的「八.五」中就累計赤字6300億元,平均每年1260億,用經濟學家魏傑的話說:「我們的財政是『赤字財政』,是『借債財政』是『吃飯財政』」。朱鎔基說:年年財政都是吃光啦!僅吃光就算啦嗎?那成萬億的債可不是一、二代人能還完的。換句話說,我們是把還沒出生的孫子一代的「飯」提前端到我們桌上吃啦。假使我們那一代人也是這樣「超前消費」,你們這一代人今天的日子是什麼樣子就可想而知啦,比較兩個時代,一些工人總結得好。「毛主席會掙,小平會花!」當然,「超前消費」是能一時刺激需求,帶動需求供應的生產(譬如家電等),但卻後繼無戲。李鵬所說的汽車業帶動是不瞭解中國國情,至於房地產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都買得起嗎?也有買得起的,今春北京三環以內商品房,均為8000元/平方米以上已被買空,有人懷疑是中央精簡機構的一次「福利」。深圳市政府對政府工作人員的真正「優惠政策」就讓他們全買得起。也有買不起的,便宜到1000元/平方米,普通工人僅靠工資又有多少人能買得起。朱鎔基「新政」,目前能看到、想到的是靠鐵路、公路、城市公共設施等刺激需求,也是老羅斯福的經驗,還有農村水利等,也是極為重要的,應該說,趁現在沒發生大的災難,農民還有一定承受力的情況下,大搞一些農業基礎設施是十分必要的,既為農村大量勞力提供了用武之地,也為城市建材等各方面提供了需求。消費方面,主要市場仍然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其他需求熱點,目前還看不到,想不到,或者換句話說別人已提前給他花了。「超前消費」,也曾糊住過大家的嘴,可也有「放下筷子罵娘」,其道理我在前面已談過,是否還有其他利呢,也不排除、但總起來講是弊大於利、重要的是失去了後勁,留下了包袱和陷阱。
3、看看經濟發展的兩頭,基礎農業、勢頭科技相對於工業企業遭致的普遍非議和指責,這兩方面則是褒大於貶,肯定多於批評,不過其存在問題的嚴肅性,也是不能不受到重視的。就農業來說,也有個二頭的問題,一頭是本中之本、糧食,另一頭是鄉鎮企業。糧食問題,我一年前給您的信中已談過,其勢頭是速減的,據薄一波的「回顧」,既是在最「動亂」的文革前五年,其遞增率仍達4.6%,高於「一五」。但84年後遞增率猛降到1.34%,進入九十年代後又降到0.4%。這就是說,九十年代前期和文革前期相比,糧食遞增率下降了十倍。同時,近十年來,我國糧食生產的成本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遞增,物耗高達46%,85-95年的國內價格已高於國際價,1995年我國小麥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價格28.8%,玉米高71%、大米高17.8%⋯⋯(注A4)。人們宣傳的「吃不完」、「儲不下」,既是靠一個相當比例的進口作鋪墊的(也有大多糧倉被毀棄的具體問題),前年,世界糧食儲備僅夠15天,如中國發生大面積災害呢?解放初人均產棉209公斤,到改革前的1978年人均產糧317公斤,增長了51%,目前按官方公佈是人均四百零幾公斤,比78年增長不到30%,如按估計的實際人口,則不過三百二十多公斤。基本上沒有增長,(而消費則驚人地增長)這裡有個人問題,也有個對農業的重視和投入問題。「這一時期農業現代化建設投資嚴重不足,影響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國有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由『五.五』計畫時期(改革前)的 11.9%下降到『六.五』⋯⋯(改革後)的5%,『七.五』的3.31%、1994年的 2.5%、1995年3.1%」(注A5)「南巡」講話後「耕地資源流失速度明顯加快」,92年內減少面積為1108.1萬畝,93年為1098.6萬畝,而之前三年每年都為700萬畝(注A6),至此「全國有666個縣人均低於聯合國0.8畝的警戒線」,「1986-95年的十年中,僅農業結構調整就損地七千萬畝,非農業占地2960萬畝,而實際佔用是這個數字的2.5倍(根據抽樣和典型調查估算)」,「長江流域以南水資源占全國80%以上,耕地僅占38%,減少最快」,90-94年,僅南方稻田減少4339萬畝,水田減少多,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90-94年北方15省增產糧76.5億公斤,南方15省卻減產88億公斤,『南糧北調』變成『北糧南調』,並導致大量進口糧食」(注A16)。從地區看,現在已出現了「南方不種糧,近郊不種菜」的現象,⋯⋯與人們重工重商輕農,進而輕視生產密切相關(同上)農業設施老化失修帶病運轉,抗災能力明顯下降。「在現有全國8.4萬座水庫中,帶病運行的占1/3。灌區工程基本完好率僅有30%,有效灌溉面積減少了3200萬畝(同上)」而在被稱為極「左」年代的「1956-1978年的22年間,以集體經濟為依託,通過大量的勞動積累和資金積累,興建了大批農田水利工程。開展了植樹造林活動,添置了大批農業機械,推廣了先進技術,使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同上)」、以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和解放後全面恢復了國民經濟的1952年相比,精溉面積……增加1.25倍;農業機械總動力增加651倍;化肥施用量增長112倍(1972年中央批准從國外引進的13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和45-52萬噸尿素的大裝置,起到很大促進作用);農業用電量增加506倍,⋯⋯特別是七十年代初,我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對世界農業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人貢獻,「對促進我國糧食生產的發展起了重人作用」,從76年開始推廣,也使美日等二十多國的糧產從中受益。                   鄉鎮企業已到窮途末路中國的鄉鎮企業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七十年代曾有個較大的發展,「人民公社的工業產值,78年比70年增長近七倍」(注A17)。八十年代後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甚至中國經濟中最耀眼的一道風景線。其中沒受波折影響,一直持續發展的,尤屬你們江蘇省;基本上走的是依靠農村產品的深加工這一條正確道路。典型代表是我們河南省的「南街村」。多數鄉企卻走的是與城市爭項目,爭原料、就業的發展道路,它們曾以自己的非正規化、負擔輕、勞動成本低乃至手段又活等優勢等件而居上風,尤其是在賄賂、回扣等手段的方便上曾使國企自歎不知(也因此,也有人把腐敗起因歸於鄉企),但這一優勢很快在國企的「解放」中失去了(這次「改革」一個最大的解放就是手段,也是「貓論」的意義所在)。目前一個蕭條的大氣候也使鄉企無序、重複投入問題突出出來。它曾「蠶食」的某些城市行業,又被城市反「蠶食」過去,應該說,在技術、資訊等條件上它還是競爭不過城市的,這就使整體上應屬畸型發展的中國鄉企,不得不有個「大下坡」。一些文章稱,大多數鄉企已到了「窮途末路」。「97年積壓庫存產品400多億元,比96年增加7個百分點」,虧損率達600億元,比96均長25%(注32)。而在國家綜合「數位遊戲」上它在比例上仍呈上升比例,這裡有國企大幅度萎縮的比較,也有它自身更容易含的「水分」作條件的。鄉鎮企業「以農為主」,在「農」字上大做文章,尤其是「搞以農村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應該說是得天獨厚的。」但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鄉鎮企業中從事農村產品加工企業只有35萬家,所創造的產值只占鄉鎮集體工業企業的1/4,占農業總產值的20%左右」。農副產品加工價值比率(即農村產品深加工產品價值和農村產品價值之比)不到美國的10%。甚至低於印度、巴西等國,也就是說潛力很大,包括綜合利用,為農服務,農業、農村服務等。糧食遞增率的「下滑」和鄉企的「下坡」,二者的問題都屬結構性的,致使農業的前景堪憂。當然,農業農村中的問題還有很多、不少都十分嚴重,譬如已成水火的幹群關係,重新返回去的小農經營方式等。這次在「福源」,我才具體地意識到,從土地的深耕,良種的推廣、病蟲害的防治一直到和市場的關係,都是一家一戶式的經營所根本解決不了的,也極大的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粵港信息報》中有一文章說:「改革開放前,農村物質生活貧困而人文和社會組織資源相對豐富」,這大概就是黃仁宇所指的為毛澤東建構的「現代化下層結構」現被「榨幹殆盡」。作者嚴正警告說,「21世紀中國難以承受農村社會瓦解帶來的巨大震盪」,毋庸諱言,其禍根恐怕就是被人們高度評價、充分肯定的農村「改革」。它本來是一次倒退式調整,可20年過去了,它卻再也不往前進,甚至已經遇到中國歷史的極其危險的邊緣上,當然這裡還有一個農村幹部腐敗的「激素」。                    城鄉發展失衡惡化農村問題,還有一個從城鄉關係上看農村發展方向問題。我們的經濟學家一直在大談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我們的現代化進程表又把城市化的比率列為重要標誌之一,我們實際的發展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經濟形勢好時大宣傳農民進城,不好時,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農民趕出城。農民的無序進城正面效益是,增加了一些農戶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一些企業的工資、福利成本,而負面呢,則是抽空了農村中具有較高素質的人才資源,使農業現代化失去了後勁,又因此腐蝕、退化了城市人的勞動本能,並促進了城市的高失業率和綜合起來的社會問題。對國外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的媒體也是不負責任的誤導。就主要發達國家來說,其歷史上一時的城市擁擠帶來的問題,曾由其對外殖民主義和海外霸權給予消化,今天各發達國家除少數大城市外,大都是小城鎮化;「美國從1945年,法國從1974年工業人口開始外流。出現了農村人口增加而城市人口減少的現象。」(注33)這才是一個合乎理性,有利於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趨勢。美國芝加哥大學D.G.詹森寫道:「但改革未能減少長期存在於中國的城鄉之間及地區之間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事實上這兩類收入不平等。目前都大於公社體制時期,甚至1949年前⋯⋯而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則更多的是主觀政策結果。城市偏向在中國十分強烈。更為嚴重的是,沒有跡象表明目前或將來會減弱過一點」。(注A13)1961年毛澤東在該《蘇聯(政治經濟學)的筆記》中寫道:「人不要都擠在城市裡。積極地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這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標準一定不要低於城市。可以使農村的生活水準和城市的生活水準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每一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和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份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農村地區人口過多問題」。這段筆記和那個著名的「五.七」指示就是農村、農業和解決城鄉矛盾的正確發展道路,可惜的是,他身後「設計師」們從來沒有這麼戰略性的考慮過這些問題,哪怕「比葫蘆畫瓢」。待中國今後能走上一條正確道路時,城市人口的分流問題仍然要再列入正式議程,不過可供使用的經驗和方法也多啦,而且應該是城鄉有機地對流,總趨勢是要減少城市的人口壓力,並通過農村的田野、綠帶從四面八方向城市發動的「進攻」。在不影響其交通、效率下對城市的有機分割,將城市從現有的惡劣的生態環境中解放出來。上邊是十年前我在獄中構思的「烏托邦」,現在我們已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了實現它的許多具體經驗。在上述這段筆記裡,毛澤東又一次談到人口,尤其是「農村人口過多的問題」。十年前既五十年代初他曾多次在國務會議上強調了這個問題(馬寅初正是從中受到了啟發、鼓勵,才寫了《人口論》。人們今天的輿論,恰恰是混淆、顛倒了這些事非),十年後,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人口不能無政府主義的問題。有趣的是毛澤東對人口問題的每次強調都是每一個十年開始時,51年、61年、71年前後,我們大概也不應把它看成是巧合。毛澤東的重視和「改革」後的區別,用林炎志的話說,只是一個「力度」問題。前者是用號召、以及利用農村的組織資源和群眾性工作去推進的,儘管一時沒那麼顯著,總體上是穩定、有成效的,其保障是農村整體生活水準的提高和集體經濟對養老的保障,後者用的是強力,極其粗暴甚至有些是用非人性的手段,曾顯著過一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的在八十年代中期後,計生工作在大部分農村已失控,自此至今,可能是本世紀又一個生育高峰,由於基數大,實際增加的絕對數可能是最大的。據權威人士透露在平常的統計中就有30-40%的「黑孩」、「漏網」,1989年的人口普查,僅一個省就有五、六百萬「黑孩」漏網,由此我估計目前中國人口實際數應有14.5億以上或接近十五億,它將給今後的中國和世界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今後一段時間,這個失控的惡果仍在蔓延。失控的原因,一是「責任田」,目前村社狀況和「計生」是不好解決的一對矛盾。二是農村幹部的財政和整個社會的短視失去了控制的力量。這也是這次農村「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教訓。                     科技隊伍青黃不接我們再來談一下這20年科技的發展。「改革」伊始,人們就用起了「科技是生產力」這句老話,並把它一直高舉,而科技的發展確實應代表經濟發展的勢頭,那麼又如何看待這20年中國科技的發展呢?北大,這個中國第一學府,也是基礎科研的一重要基地,在其「百年校慶」介紹的科技成就中主要有二項,一是1965年的「牛胰島素」人工合成,二是1974年每秒百萬次的電算機,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曾居前,可之後又能在世界上居前的成果是什麼呢?那天早上五點鐘我停下看書專門收看美國「發現號」發射實況,中國如此隆重地現場轉播是中國科學家跟隨美籍華裔丁肇中製造了其阿爾法磁譜儀中那個很重要的磁鐵等。發射結束後,中國記者請丁評論一下中國科技的發展,連我也沒料到的是,這位教授居然沒談一句客套話,只是說中國的科技發展與中國的人口很不成比例,希望在21世紀中國科技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之後也應記者要求評價了中國電工所等在製造磁鐵及其支架上所作的重要貢獻。本來我確實是期待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論從世界科技發展中來評價一下中國科技的發展,顯然是失望了,事後和別人談起,一位學者說:「你要他談啥,你有啥可談!」「中國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科技部門,1995年國有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已達到1913萬人」(包括學校),「中國擁有5000家研究開發機構,」每年獲得的科研經費是250億元,根據國家科委組織的調查結果撰寫的《我國研究開發機構綜合科技實力的評價與分析一一如鎮可觀、現狀堪憂》(注34)的文章,指出了四個「驚人的事實」,「我國近一半的研究開發機構,一年竟然沒有發表一篇論文,我國只有5%的研究開發機構創造了國家級科研成果,只有15%的研究開發機構創造了部級科研成果,我國的研究開發機構平均一年只獲得0.09項發明專利,我國97%的研究機構其科技成果的應用每年不超過十項」。其中,「中國的部級科研成果實際上並不是什麼重大發明,只要一項科技成果在行業中比較先進就行了」。這「250億元,只有如此小的產出」,確實「是夠驚人的,原因何在呢,據中國科協調查室1994年的調查,中國科學院,工程院的院士中有39%對工作現狀不滿意」,「科研所中中級以上科技人員中有64%對生活待遇不滿意」,他們中有73%月收入在700元以下,「養家糊口確是少了點」。這是事實,還有更少的,省直某負責人剛出差回來對我說:「福建著名的海洋所因沒有項目,正教授才發200元生活費。」我還相信有些甚至發不下去工資。但是和大多數工人比較是否是好一些,或者說,再增加一些經費,是否就能調動其積極性,已有經驗並不能證明這點,我國現在的實際分配格局也難根本改變這種狀況。那麼是否還要繼續歸於「文革」的罪責呢,這些調查結果沒有這樣說,實際上如果說文革前幾年影響了一茬大專生的培養的話,文革後已培養出五六茬了。八十年代初畢業的已步入中年,而文革前的老專家大都長壽至今,又有文革後大量人員直接去科技最先進國家學習回來。這是文革前的條件,或者說即使不發生文革,也不能相比的,應該說這支隊伍還是比較整齊的。就其身份來說也從文革前的「需要改造的知識份子」,提到今天的「第一生產力」,大量參加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班子,又大都是學理工出身的,這都是前所未有的條件。剛剛出版的何翔皓所著《第一動力一當代中國的科技戰略》說:「根據94年中國科技的調查,86%的被調查者認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科技隊伍的穩定問題。這就是說,中央『穩住一頭』的政策,並沒有能穩住一頭。而『放開一片』的政策培養了一小撮『科技大款』,鞭打了一批『拉車者』造就了一批『一家兩制』的家庭,為國外和外資輸送了大批人才」,「自1980年代以來,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經突破27萬人次。到去年為止,只有9萬人回國」(注35)。我國科技人才大量外流造成的直接後果是⋯⋯科研梯隊出現了青黃不接的人才「斷層」。首都高校師資管理研究會1996年對北京11所高校的調查結果表明:在1689名博士生導師和碩士生導師中,年齡在56歲以上的分別佔88%和46%,北大教師目前的年齡為56歲以上,⋯⋯首都高校中有培養前途的青年教師已頻頻告急(同上)這種「新斷層」,還不只是減法,而且還是對手的加法。                     科技過份依靠引進,缺乏自主性我在教育問題的信中已談過。何文還說,「既然產業部門每年花那麼多錢從國外引進技術,引進設備,每年讓出市場與外國公司合資以引進產品,引進技術,為什麼中國的科技部門不能爭取這塊龐大的技術市場呢?」問題可能也出在這。二十年來我們在技術、設備上引進不少,其中有先進的東西,也有不少別人扔不出去的破爛,甚至把我們六、七十年代出口的東西換成洋包裝,又接回了娘家。對引進的思路,還要有一個反省和比較。日本從1950年至1981年的32年間,共引進38000件先進技術和設備 ,支付費用約133億美元。⋯⋯主要的是購買專利和設計圖紙,大約占全部技術引進的80%,進口成套設備不超過10%(注A19),而我國卻恰恰相反。我們這裡曾被媒體吹為「亞洲第一」的中原制藥廠,其引進的技術先進到人家實驗室裡還沒有成功的東西,結果是已扔進去30個億,連響也沒有響一聲,在這方面醜聞太多,涉外領域是我們腐敗的重災區,內外勾結一起坑國家、騙人民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當事人還趁機解決了個人和子女出去的「後路」。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們上上下下對洋玩藝太迷信,也太依賴了,從全民族的心理、全社會的風尚到實際上、可能早已「身不由主」。我們到底還有多少一點真正獨立的民族的東西,包括已經不多的民族名牌中有些也只剩下一件民族「外裝」。也包括原有的大企業集團在合作中早已失控,辟如您附近十分出名的「楊子集團」,1996年德國巴斯夫(在中國的最大外資,也是世界第三化工企業)給它投資60億馬克,也自此把它納入和華源、上海等九家企業一起完全由「巴斯夫」的意志控制的體系。據說,內行人一看這九家各自只能出的東西和局限就明白了,也類似該企業在印、馬等國的情況(注A23),「楊子」真成了「洋子」。我們的化工市場更難再由我們去控制。這還是在面子上看得過去的一個例子,更糟的,不要任何臉面的例子,就更多啦。如此那還有我們的「技術市場」,大家眼巴巴地看的都是洋玩藝,「身子」也亦步亦趨地跟著這些洋玩藝,從如此心態、趨向,所能做的至多也是綴鋪,而別人自是來者不善,圖的只是我們的市場,為達到控制的目的,當然只允許我們保持至多二、三流的水準。「據調查,有2/3的企業認為引進的只是一般技術(包括部分高技術或訣竅),有的引進只用了其中一半的技術,其餘的就已過時(注A7)。」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既使我們的科研人員在這腐敗的空氣中能夠少受一些負面影響,能振奮一些精神,又有多少工作能做呢,所能做的又是否能的改變我們整個科研技術目前的局面呢?!                     科技發展仍應發揮自力更生的精神我認為,一九六、七○年代在我們還沒有、或者剛衝破西方的封鎖包圍時,自力更生的發展科技的經驗有幾點仍是可以借鑒的。我國的核能技術、空間技術,都是在「大躍進」中起步的,隨既遇到的「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連飯都吃不飽,科研卻沒有下馬,沒有等、靠,也靠不住任何人,硬是自己闖進了他麼「核大國俱樂部」、「空間俱樂部」,別人恨死,氣死,也無可奈何。並且是一上就居先,一上就不可收拾。如空間技術,70年成功發射第一顆衛星,71年就發射了實驗一號科學衛星(正常工作八年多),75年成功發射回收型衛星及配套長征2號火箭。緊接著「七十年代中期,我國開始發展通訊衛星及其配套運載火箭長征三號⋯⋯」,積累了寶貴的發展空間技術的經驗(注A20),為今天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按當時發展速度,不少人認為,再有十多年時間,我們就可以有自己太空船,可以載人去太空。再一個重要經驗是,「既要老實學習別人的先進東西,又決不能慢慢地跟著別人後面爬,而是要迎頭趕上(毛澤東話)」。美國著名理論學家兼軍事評論員在《中國原子彈製造》一書的序言中指出:「令人驚歎的是,這居然是一顆向心聚爆的濃縮鈾彈」,也就是說,國外沒有想到,我們在爆炸機理的選擇上,沒有先走「炮筒式」老路(注A21),因而西方也對我國六、七十年代的氫彈等技術的發展都作出了保守的估計。而日本一著名學者緊緊地抓住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這一思路,卻作出了切合實際的分析和預測。需要補充的是,上述兩例都是綜合性技術,也就是說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具體技術,卻都能統一到一個正確的發展思路上。這是指尖端技術,也是中國科技發展的尖頂,在它的下面、底部,曾有一個,也應當有一個廣泛的群眾性的科學實驗基礎,這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經驗。包括搞原子彈需要的鈾礦,也是在群眾性的找礦運動中農民找到的,如只靠專業人員,就會晚幾年,而影響我國原子彈的發展就不止幾年,在當時緊張的國際條件下,我國的安全就會受到很大威脅,也影響了我國在六、七十年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格局。再以農業為例,1978年農林部向全國推薦的建國以來3000多項農業科研成果,大多數首先來自農民的實踐和科學實驗的結合,然後由專業人員去指導、整理,提高,「根據中國農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測算,1972-1980年農業科技進步在農業增長中的作用為27%。(《當代中國史研究》97.1)」。在當時應屬不低,進入九十年代由於對基層次科機構的「斷奶」以及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在種植業中這個比例反而又降至24%。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通話中涉及對農業科技問題時,您來一句:「教他們怎麼種就行了!」我當時沒有接您的話,可卻「耿耿於懷」,以致影響了我在南京給您「戴」的第三頂「帽子」。難道普通勞動人民的腦袋裡就沒有科技的潛力嗎,這可是十幾億個腦袋啊!又是多大的一個忽視,我指責的是社會的責任,使你們主要接受的就是那種精英主宰社會的教育,更沒有機會參加加上述農村的科技活動。在你們成長的歲月中再也看不到過去工廠中那種熱火用天的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至今,相當多技術工人被逼出工廠單幹了,對廠是個損失,對其個人失去集體支持而得不到更大發揮,也是個損失)。不過,歷史總不會忘記,推動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不就有一大批工人發明家,影響十九世紀美國科技發展的許多發明家不少也不是「科班」出身。如果我告訴您華羅庚到全國各地推廣優選法、統籌法等,是先從炸油條等小事講起,您會覺得好笑,可確實是七十年代一處「風景」。另一片風景是,在那時的非市場化條件下同行可不是冤家,一「家」每一個新的發明就會立即通報全國同行,後者紛紛帶著幹部,技術人員,技術工人趕來學習,幾乎很快就有更先進的發明在後者中產生,沒有保留,沒有封鎖,只有更快、更好的交流和促進。就是不同行業之間,也會被「一盤棋」思想協調得很好,這類「會戰」的例子很多,例如,七十年代對珠穆朗瑪峰山區進行的有30多個學科,100多名科學家參加的大面積科學考察,以及同期「向陽紅五號」、十一號科研船在太平洋的大型綜合考察等等,都十分成功。總之,如果說,在那個年代,中國的科技發展主要是抓了兩頭,影響整個大局的尖端技術和「肥沃」的群眾基礎,但由於政治運動的影響,沒有來得及建設好中間環節的制度化,系統化的話,那麼,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科技的發展恰恰是過分強調了這種制度化、系統化,以及正規化、形式化,卻少了兩頭的活力,以致於再沒有出現過去那些能夠改變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科技成果(一個平庸的時代也平庸化了科技的發展)。此外,我國科技界仍保持著原來沿襲的前蘇聯體制,形成了獨立研究和高校兩大基本隊伍。多頭管理,協調不靈,研究方向、任務的雷同,也使科研課題重複、分散。科研機構龐大,又重複建設,實驗設備也重複購置,造成了這250億元的嚴重浪費,也就是說,也沒有必要存在這一大批獨立的科研機構,有些可以合併進大學,有些可以合併進工礦企業,乃至鄉社。國家重點扶植的應主要是基礎學科,在今天「急功近利」的風氣中,尤其要注意這點。上面的何文說:「拯救中國企業的危難之天要科技來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之天⋯⋯爭取國際貿易中的公平待遇之天⋯⋯提高中國勞動價值之天⋯⋯產業適應社會需要變化之天」,都「要科技來摯」中國理論界在分析中國落後的原因時,大部分人將中國的落後歸結於科技的落後,那麼,為什麼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沉睡著」?——這個「中國理論界」的分析,以及作者為科技承擔的份量是否準確,還有待別論,但這「沉睡著」的「第一生產力」卻是眼前的事實。二十多年來,無論哪一屆、那一級黨政班子都沒有少談「要高度重視科教事業的發展」的調子,但又僅僅是「彈彈」而已,就是他們「重視」了又如何,他們會如何「重視」,他們自身的素質和責任感是什麼樣的,恐怕都不是幾句話來說清、說透的。在這個「一團麻」的社會中,也難以先理好科技這根「線」。不過在科技問題上。您有更多的發言權。我算是「班門弄斧」。
4、今天經濟也下來了,則可能是不用爭的事實據前段曾被官方炒得最熱的一本書《交鋒》提供:「94年10月起,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國家統計局社會司合作,在全國10省、市的27個大、中、小城市進行問卷調查,被調查者有二萬人」,其中「僅有5.46%的工人感覺自己生活『增長較快』,感覺『略有下降』和『下降較多』者占36.11%,因而有36.75%的工人對未來一年的形勢『說不清』」。「據國家國內貿易局今年5-6月的調查報告」,「1997年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2090元,增幅比上年下降4.4個百分點」,「最高的廣東省人均才3647.7元」,「增幅⋯⋯降了九個百分點」,「甘肅省僅有1210元」,報告承認「農村貧富差別明顯」,那麼一般農戶收入又有幾何?「基本上當年收入當年光,遇事就得拉饑荒」(注36)。以上對工、農的調查均來自正式官方,一般是要高出實際的,其中對工人的調查,沒說止於何時,近年肯定又要低於94、95年,下面我也舉一點低於一般實際的街頭民間小議。四月的一天,我在西站友誼商場門口一固定點配鑰匙閒聊到下崗時,在場三個人各說一個例子,一是附近化肥廠一些工人天天在菜場揀菜葉回去吃;二是上街區一農民抓住一工人偷麥麩子當飯吃;三是說平頂山許多職工家每日改成了二頓飯。第二天我在東站一說,祁飛等人說:「那有啥稀罕,咱這鳳凰路菜場成天都有可多人揀菜葉吃。」幾天前我在省直書店,其中心櫃檯裡有一位中年營業員也在談職工揀菜葉吃。另一青年營業員卻以現代知識人的口氣說:「社會發展的嘛⋯⋯」她可能不知道的是,這是60年困難時期有過的現象,三十七年來,第一次。此外,武警小李也對我又講了一個平頂山麵粉廠保安人員追蹤「偷麩子」的真實故事,結尾是到「偷者」家裡看到小孩子哭鬧著不願吃這種飯時,追蹤者也哭啦,他們又拐回去扛來幾袋面⋯⋯當然,整個情況還不會這麼嚴重,儘管這幾年還不時有餓死人的傳聞。但整個形勢確實是嚴峻的,當局一些有相當份量的人還認為我們對形勢的看法「過於樂觀」,想來又用上我曾想「教訓」您的話來教訓自己:我們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有幾次我腦中裡一浮現大年二十九晚上我從單位回來看到市內立交橋下各避風處都有人在那過「除夕」的情景,就想到參加工作僅幾個月就能為自己存下一個「經濟基礎」的您是否會相信這樣的事。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主要有三個指標:增長率、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就中國來說,其增長率的數字遊戲就不必再談了。而目前通脹率低則是可信,也是實際感受到的(如物價),這是朱鎔基為鄧的「南巡講話」擦了五年「屁股」取得的成績之一,同時,用朱的話說:「現在95%的工業品都是供過於求(《交鋒》)」。這就是「過剩」和「蕭條」,是比通脹心寒的另一個極端,也是《南巡》的必然後果。一般來說,低通脹的代價就是高失業率,今年6月14日勞動部公佈的失業率是3.1%。5月18日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演講會》上,經濟學家劉偉談到這個問題時開始有些拐彎抹角(我在台下看其表情是很不自然的),最終還是承認了:「實際失業率至少18%以上,而西方的警戒線是7%」。同一個會上,魏杰談到下崗時說:「1998年承受能力最多是1500萬人,而面臨是4500萬人」。劉偉還引用朱鎔基的話說:「企業富餘人員至少4∼5倍」。中國近年猛升的失業率決不可能是科技進步帶來的,我國目前大多數產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這也是我們在國際貿易中,包括對東南亞的競爭中能有的優勢。而我們的近鄰日、韓在人口密度上成倍高於我國,而其經濟同速發展時並沒有出現這麼高失業率問題。同時用什麼「國有企業工人下不了身份」挑剔職業的說法,也難說明問題。用6月18日江澤民訪美專題節目中科白的話說:「可以這樣說,每向中國出口一億美元,就意味著給美國解決一萬四千個就業機會」,我們是否想過,按歐美的先進效率,那麼如給國外解決幾百萬個就業機會,是否意味著中國將有幾千萬人失去就業機會呢?還有一個相當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用電。我上次在電話裡曾和您談到一部分機組關閉,繼而一些地方已宣佈鼓勵用電,四月《經濟日報》相繼報導了國家解除了一些限制用電的規定,有線電視上還報導了你們江蘇省電力市場已成了「買方市場」等。官方稱:「由於宏觀經濟調控及產業結構調整,電力有效需求不足,用電量增長速度放慢」(《經濟日報》98.7.l),我國「人均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均處於世界落後水準,不足世界水準的1/3」(同上)。單位能耗卻居世界前位。此外,用朱鎔基的話說:「現在國家每年投產的重大項目,有1/3開工之日便虧損」,「國有企業的資產有大約1/3的部分不能開足馬力,甚至全部閒置」(《交鋒》)。而鄉鎮企業工藝落後,能耗更高。無序、重複生產更多。這就是說,整體低水準的用電量還要扣除高耗和大量浪費(95%的過剩產品)。那就更說明我們市場上大量工業品並不是我們的電力生產出來的,例如:「我們的機械工業……產品積壓500億元,國產機電產品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逐年下降,機床已降至30%,電機50%以下,汽車不足30%」,「國產移動電話為20%,國產各種電腦為25%⋯⋯」,「有些幾乎為外國貨所壟斷,國產攝錄一體機的國內市場佔有率為1%,國產傳真機為2%」(何文《第一推動力》)這些國產成品中又有許多重要部件也並非國產,有不少國貨僅是一張「皮」而已。這就是我們的民族工業和市場狀況(還有好多行業還不如上述)。再沒有一個高得嚇人的失業率,就極不正常了。在現代經濟中,比上面那幾「率」份量更重的是金融,我曾寄給您一份關於「儲蓄存款風險」的文章,文中說:「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實際金融資本不到二千億元,而『沒有希望收回的貸款就在八千億元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四大銀行的資本已經『名存實亡』,四大銀行已經資不抵債,四大銀行應當宣告破產」。這位原作者是按四萬億存款總額的20%死帳計算的,實際上國家掌握的是42%(這是一重要官員對一著名學者承認的)那就不是八千億,而是一萬六千八百億。就此還有省級以下銀行隱瞞的死賬。魏傑(其本人現又任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科研所所長)說:「有人羞羞答答的承認有一萬五千億」,他說:「銀行自有資金和債務的比率,國際慣例是不能低於8%,有些國家規定5%是破產線,而我們只有3%」。繼續靠借債嗎,首先外債上已是進的沒有出的多。「1985-1994年間中國的資產外逃占外債增長額的一半以上,在進入九十年代後,甚至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注A8)「內債情況更糟,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國際上有一個公認的25%-30%的控制線(或安全線),而中國97年已達57.77%」(注37),就此一些學者還獻策要更大規模的發行國債,其用意很危險,這還僅指中央一家發行的國債。另一頭再說一下基層企業,1995年我國鄉及鄉以上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負債總額為51751億元,比上年增長20.9%,企業平均負債1014萬元,比上年增長176萬(注A15),近年只會更高。這方面的數字,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幾乎都是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安全線,現在倒是真正可用上「瀕臨經濟崩潰」這句話了,可不再是用作虛、假的政治宣傳,而是那麼的實實在在。如還有什麼疑慮的話,可用上印尼大學一位經濟學教授年初說印尼的一句話:「宛如進入了一條伸手不見五指的地道」。
5、鄧小平說,「如果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用一位負責任的經濟學家的話說:90年以前是吃過去計劃經濟的底子,90年以後,問題就出來了。例如,國家折舊率的實現值與應提值比例:84年前大於100%,屬正常,88年降到50%,89年僅為19.1%,這也就是將應提的國有固定資產折舊充當了利潤,虛盈實虧,挖過去積累起來的老本。近年,經濟學界、企業界都在推銷「資產重組」,其實質意義是什麼,經濟學家和企業家一樣坦率、就是一個字:「賣」,(可以給國家增加幾個活錢),據說這是企業深化改革的最後一招。其實近十年前,我們一些老工人,就看破了:「⋯⋯請看啦,最後一招就是賣,賣完了家當就完啦!」可那時我們的經濟學家還在大力鼓吹承包制。那麼又賣給誰呢?一是通過買辦賣給外國人,二是當官的賣給官僚的「連襟」附庸,或者當官的自己,包括搞窮了「廟」的「富方丈」。一句話,不會賣給好人(若會,就又是一場騙局),而且賣者、買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骯髒的使你分不清角色。十多年前興起的企業各種承包制,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瓜分國有資產,不過是以流動資金為主。結果是,企業都背上沉重的債務包袱,大多數承包人在「吃喝嫖賭全報銷」的揮霍後,還為自己和親屬添置了一大份家業和產業,這就是老百姓早就總結的中國特色之一:「窮廟富方丈」。92年後,從股份制開始的,尤以「資產重組」為精髓的又一次瓜分國有資產高潮,則以殘存的固定資產為主,幾乎各方面人士都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發大財機會」,(至於剩下那些關係國計民生的企業、部門將在以後由這些新的利益集團去「會診」,交易)。接下來就是修憲,承認這個既成事實的私有制。不管決策者是否曾精心設計過它的程式,這個歷史轉變的幾個過程,其有機的聯系則是十分清晰的,首先在思想上突破信仰,轉變到「一切向錢看」;第二步突破社會主義的框架,放心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步突破公有制的約束,大膽據公為私,正在走的第四步則要突破無產階級的概念限制,通過最大一次分贓和修憲,變成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中國新資產階級,這個基本上是由官僚集團及其附庸為主的變種,可以名副其實的稱為官僚資產階級了,也就是說,就在「轉移」人民的政治視線,並熄滅其政治熱情後,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終於完成了向一個官僚資產階級的基本轉變。這個「新階級」具有雜交混血的優勢,包括沉厚的封建底子,實用的殖民地心態,成熟的極權經驗,貪婪的資產者手段。也有他們的先天不足,他們在國際制益格局中,永遠是孫子輩的,決不會有任何一根「傲骨」。中國大的優勢將由於他們不具有保持統一的力量而失去,各個利益集團及其國際背景將使中國重陷四分五裂,由此將給世界造成更大的麻煩,也要為它背上沉得要命的包袱,這個前景才是真正的「水深火熱」。「改革」開始後,鄧小平曾斷言中國「不會出現百萬富翁」,鄧還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今天已徹底走上的這條「邪路」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是否要沿著這條邪路走下去,要取決於民眾的覺悟程度,這是一個更大的題目,這裡不再展開。不管怎樣,這20年過分強調的「發展經濟」大家都已經嘗到了它苦澀的果實,開始承受它越來越沉重的代價。最終是經濟下去了,各種麻煩問題卻都上來了,有人說是這些問題拖了經濟發展的後腿,也有人說,正是這樣的「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問題,總之,要把經濟搞上去,其他問題都好解決的,承諾是沒有人再寄希望了。就經濟本身來說,也如某些文章對農村改革的總結,是「沒有發展的增長」或者如何清璉所說的「以世界罕見的速度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都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生產率上升」。從鐵路對各行業大量的資料證明整個生產率並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新科技的引進補償不了由於那些「撇開」的東西而大幅度增加的成本,特別是那些不乾淨的「交易成本」。或者正是由於這一「撇開」而嚴重阻礙了生產率的發展,那麼我們「撇開」的究竟是什麼「寶貝」呢?是的,它是人類社會進步中決不能缺少的公正、平等,是精神、信仰、道德、廉潔等等,以及由此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據此構成的凝聚力和尊嚴,立足於此的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所以當我們「撇開」了這一切,也就會為進步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一腐敗,徹底地敞開了大門。  >> 待續
註釋:13、24、28、29、30、A4、A7、A19:《百年恩仇》14:《劍橋晚清史》15、17:范文瀾《中國近代史》16:馬克思《鴉片貿易》18:山崎朋子在鄭州的講演19:20、《翰林院奏章》22:《尼克森回憶錄》23:日報27:拉美社96.9.21報導31、35:《經濟日報》98.7.2932:《經濟日報》98.7.2733:劉振邦《當代世界農業》34:《中國科技資訊》96.436:《經濟日報》98.7.1337:《經濟研究》98.4A1、A2: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中引用貝羅克的計算A3:《中國社會科學》95.4A5:《當代中國史研究》97.1A6、A17:《當代中國史研究》96.11A8:《讀書》97.12。「明天為誰降臨」A9:《讀書》98.5「清醒的少數」A10: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A11:《當代思潮》97.3A1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A13、A14:《經濟研究》97.1A15:《中國國情國力》97A18:《嘹望》98.4A20:據陳芒允等院士的報告A21:據何祚庥院士的報告A23:《戰略與管理》97.2

六、腐敗與黑暗同臨腐敗,是社會的癌症。只要失控、擴散開來,必死無疑,這是鐵的規律。如果說它在中國「源遠流長」的話,留下的紀錄全部是各個王朝的「墳墓」和不可避免的「舊死新生」——「改朝換代」,甚至爆發革命——的巨大代價,所有王朝都亡之於腐敗,無一例外,包括在外族入侵後覆滅的宋、明。為了突破這個歷史的週期率,毛澤東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是經常發動群眾關心政治和直接監督我們的幹部,其次是把教育、制度和運動相結合,再其次是提倡艱苦樸素、重視消費導向,以及毛、周等一批領導幹部及其家庭子女的以身作則,由此很大的抑制了幹部的腐敗意識和特權行為,建設了一個長達二、三十年較為廉潔的政府和社會,西方一些政治家(如惠特拉姆的聲明)將其評價為「中國從未有過的最廉潔和最有效的政府」,社會上已杜絕了或基本杜絕了「黃、賭、毒」這些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但是這些努力和成就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又成為歷史。他也因這些努力徹底得罪了他與之鬥爭幾十年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才招致一些人今天的怨恨),而他所不得不承擔的執政包袱,尤其是當時嚴峻的國際條件和國家、民族的安全,使他沒有能徹底解決這架官僚機器。也就沒有徹底解決那個「週期率」,他唯一留下的希望就是寄予他希望的人民。趙紫陽也彈起了國民黨「五子登科」的老調
一個偶然的場合,我發現一個年輕人對腐敗也看成不需要大驚小怪的中國老問題,我突然想到,當代中國腐敗的開始不正是你們這一代人開始懂事時,也就是說這個腐敗的空氣一直伴隨你們長大成人,又是「司空見慣渾閒事」,見怪不怪,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樣的經歷會增加你們的免疫力。主持中央紀檢工作的黃克誠生前最後一次接見記者採訪時,對相信社會上「不正之風」會得到好轉的記者明確表示:「我沒有這麼樂觀」。這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極負責任的態度。當時所謂的「不正之風」,實質上已是癌症。只是執政的人們願意相信它還是「良性的腫瘤」而已。1985年,胡耀邦以總書記的身份召開了第一個反腐敗的大會,至少他認為,此時動手還來得及、幾天後,《報刊文摘》登載了一篇《當年小蔣打虎記》似是預言了今天「小胡」也必然失敗的下場,不久胡下臺了,我相信除了公開指責他的東西,也應有「反腐」的成份。
不知胡去世前是否反省過,中國當代的腐敗風與他「解放幹部」時不正確的態度和方法有著重要的關係:不能正確對待群眾衝擊的態度必然發展成對群眾的報復打擊,以達到再不接受群眾監督的目的,而「官復原職」、「原待遇」,使不少人的斤斤計較發展到為自己尤其為子女大把撈取更多利益,以平衡自己變態的心理。這使人想起,當年抗戰勝利後從「峨眉山」下來到各大城市赴任的各接收大員,在「五子登科」的洋場風氣中也為蔣家王朝挖好了墳墓,四十年後,我們的趙總書記也彈起了「五子登科」的老調,至少是促進了當時的腐敗擴散。
當今在全社會、全民族的全面腐敗中,一些人在爭論、是官僚的腐敗帶壞了整個社會,還是全社會的腐敗腐蝕了官僚。似乎又成為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類似難題,如果只能從這二種中選擇一種的話,我傾向於前者。但是它不是「根」,這個「根」有官僚制本身所含的「癌細胞」,有傳統官本位文化供應它的「營養」,有貧富懸殊提供給它們的刺激,有錯誤的消費導向對它的引誘,有洋風送來適應它蔓延的氣候,有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決策,或許決策者事先也沒有估計到的他的僅僅幾句話會有如此大的力量,但它畢竟打開了「魔瓶」的蓋。
刑事犯罪率隨貧富差距的拉開急劇上升
應屬社會學範疇的一條規律是,貧富懸殊是一切罪惡和動亂的根源,尤其是重新拉開的貧富懸殊(自然是少數人的富論必然帶來的惡果)則是給罪惡注入了強心劑。進入八十年代後的中國,刑事犯罪率隨貧富差距的拉開是正比例急劇上升,當1981年的立案猛增到89萬件後,才使鄧小平下決心大開殺戒、搞了1983年「嚴打」。層層下指標,殺了一大批,監獄和臨時監獄的「庫容量」成十倍的猛增,但僅僅幾年後,犯罪率又以更猛烈的速度上升,1991年居然達236萬件。這些數字取自公開出版的由鳳氏所著《當代中國犯罪問題》,此書97年出版,寫書取材最晚也是96年,所以書中說「峰頂應該是96年第一季度」,至今最新的「峰頂」數字還未見到,但近年報導的「嚴打」頻率則是一年比一年更高。比較「改革開放」前,至今人口可能增長了0.5倍,而年立案率可能增長了10倍以上,若把目前立案標準降到20年前的水準,那麼增長就不是幾十倍的問題,若要論犯罪的品質及單項速度,恐怕要數在這個年代裡應運而生的「黃、賭、毒」,成「燎原之勢」之因是這遍地的「可燃之材」,又是多媒體的歪風勁吹。
——這是指公安部門立案的部分專業犯罪,另外部分呢?則包括受害者寧吃虧不願惹更大麻煩而不報案或者報不起案,包括經過賄賂不立案和撤案;包括大量國有財產被盜、被搶、被分贓,卻沒有人管,也就沒有人報案,包括更大量大家熟視無睹,甚至「不拿白不拿」,「不沾白不沾」的可立而沒人立的案;包括公安部門不便涉足的所謂涉外等其他高級場所無時無刻不在犯著而也不會立的案;包括一些執法部門自己做後臺的大量「黃、賭」場所公開經營著不會立的案件。
稱之為專業的犯罪,也只是大家都公認看得見的「浮出水面那個冰峰」,而水下那個龐大的「冰山」主體則是我們自己,我說到這時,自己不會覺得心淨,您也不會感到驚訝,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幾個家庭為求人辦事沒有「走後門」送禮、賄賂,有幾個企事業單位敢說自己沒向國家報假欺騙、偷稅漏稅、截留私分,有那個黨政、軍警司法部門敢說自己部門沒有執法犯法的事,所謂「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沒有廠長、經理不貪污,沒有工人不偷」的論調是太絕對了,但對法律藐視的意識和行為則成為一種全民性的現象,有意思的是20年來我們各級各層年年花了多少錢搞普法教育,其結果是整個社會普及了犯罪意識,這就是腐敗的惡作劇,而教員則是十分普及的各種媒體、領導、師長、朋友、同事、鄰居,及其空氣中那種潛移默化(但不疼不癢)的力量,可以預言,如果沒有大的社會震盪,這一代獨生女長大成人後將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犯罪意識最強的一代!
「你們幹部對我們農民是敲骨吸髓,挖心⋯⋯」
無論立案不立案的,無論明的、暗的、潛在的、醞釀的,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市場購銷兩旺,後勁十足絕不會蕭條,不僅有「初級產品」而且有高級,尤其是「高科技產品」正在成為競技冠軍,重要的是,我們還能用犯罪生產犯罪,已立案、甚至已關入大牢內的罪犯,仍在生產犯罪,大多數立案都會有人「找」,有人「送」,甚至有的在準備作案之前就先「找人」做好鋪墊工作,被判入獄後,包括一審被判死刑後,仍要「找」、「送」,以求刀下留人,以求儘早出獄,這就為我們許多執法人員增加了大量「灰色收入」的補償,按道理,這種執法犯法應屬於重罪,可是無論大案、小案、刑案、民案,你只要置身其中就會立即感到,對於這些辦案人員來說收受賄賂像日常工作、生活一樣隨便,假如當事人沒有反映過來,他們會直接、間接給你開導。前司法部長說,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可公平地說,還不能歸之於這些司法人員的素質、品德,他們、特別是第一線人員為勉強維持這個社會的運行也付出了努力、辛苦,承擔了風險、犧牲,用其發牢騷的話說:「⋯⋯都是他那個’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把社會搞亂了,讓我們給他擦屁股⋯⋯」。他們的腐敗也應歸之於這個社會的腐敗,只是他們的職業格外引人注意罷了,另外一些人到這些崗位上來,恐怕不比他們好。
我的《滇》文中曾引用一位老太太的話:「小偷也不比當官的壞!」是十分準確的,她指的是公車的小偷,他們對社會的罪惡,無論量和質比較官僚階層是九牛一毛,就是比較惡性的犯罪中,我們的官僚也毫不遜色,舉三個公開報導的案例,一是黑龍江尚志市一拐賣南京少女案,其犯罪集團有13人是公、檢、法人員,其中二名是法庭庭長;二是海南海口市一副市長雇黑社會人員殺了市教育局長;三是湖南衡陽監獄內執法人員販毒給犯人以賺錢,請看,他們什麼不會,甚至黑社會的生意也敢搶,可他們的專業性犯罪一一腐敗,則是一般罪犯沒有條件做到的。這些官僚,由於地位高,權力大,其腐敗的量也更大,質更重,影響更惡劣,隱患更危險。在經濟上他們的手很大,隨便一把就是一個巨額,而從他劃開的口子中流失出來的其各個分數值的和,又至少要高於他自己所得幾倍,更重要的是,他們被撕去欺騙性而暴露出來的真實嘴臉和行為一次又一次被人們所認識(目前更多是公開炫耀,大家也是見怪不怪),使其下屬的貪官污吏們以及經紀人更橫行無忌,也使局部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英國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沃爾先生在一份給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間,中國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可能要超過一千億美元,其中約有五百億美元是未經政府批准的。這從國際收支帳目中出現的大量誤差和漏洞中反映出來(注A24)這和《滇》文中那位小張所說的一萬多億人民幣大致吻合,然而這只是海內外可查到的數字,還有更大量目前暫無力查出來的呢,對此老百姓早有所聞,十年前,有關鄧樸方這方面的傳聞就幾乎家喻戶曉。重要的是,它卻由此推進了人們的世紀末,甚至末世的情緒,更加速了腐敗的擴散。在今春「福源模式」研討會上,其創立人對我們說:他和地區專員到夏邑虞城等縣考察時,農民當面對他們說:「你們幹部對我們農民是敲骨吸髓,挖心⋯⋯」不久前中央一台播出的《黑臉》,第一次正面暴露了當前農村一些鄉鎮幹部比解放前保甲長更壞的場面。江澤民視察湖南,四川,河南後,都立即傳出一相同的傳說:說農民用「陳勝、吳廣回答了農民最需要什麼」的問題,這些說法自然誇張,卻向我們提出了極為嚴肅的警告,所以,何清漣的《現代化陷阱》中說「金權政治,官黑結合與流民、暴民,將是中國未來社會危機的總根源」。
全社會的道德敗壞前所未有
對腐敗的蔓延,承受力較小的是中國大部分「知識份子」,這是由於其依附型社會地位所決定的。他們以從自己特別的自私及其「聰明」、「實惠」最早擺脫了信仰、崇高、道義乃至所有精神追求。他們的所謂「理性」都只從「利己」出發。如果說,官吏只認「權」、商人只認「錢」,我們今天的文人則只認「利」。他們無論怎麼表達的「理性」都只是在自己的「利」中生產出來的商品。這些「知識份子」的「思想解放」,及其受既得利益驅動的推波助瀾,對於全民族的短視腐敗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決不應低估的。
由於文人的附會,官商緊密結合形成的全面腐敗體制走向了常規化、實際制度化乃至幫助社會「啟蒙」認同化。從整個社會的習慣到對每個人心靈的內滲外燻,幾千年文明社會沉澱下來的所有惡行,人性中殘留的所有惡意識,統統被「解放」出來,並且立即成為市場上的熱銷商品。人們像過去趨善一樣趨惡,又像過去避惡一樣避善。因為在市場經濟中是惡贏善虧的,撇開報上那些廢話,我們已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民族。從裡至外,我們個人的靈魂、思維、感情、乃至脈搏、無不受市場影響,我們全部的社會生活,社會關係幾乎都含有買賣交易的因素,又從外至裡,眼睛死盯住市場,心中一件件地數落著自己的全部家當,包括肝肺,血肉⋯⋯,還有什麼能被市場所接受。「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賣靈魂」,那行那業都比「妓女都不如」,比屠夫還狠,比土匪還黑,黑道還有個「兔子不吃窩邊草」的規則,而我們從「宰生」到「宰熟」,其思想的解放,是江湖上的老哥兒們也望塵莫及的。「商場無父子,股市無親人,老鄉見老鄉,背後開一槍」,一切都要服從利益這一最高法則。「對金錢意義的張揚,達到了一種藐視任何道德原則的地步」,也如您說的:「人們對所有的醜惡都習以為常」,採取了一種驚人的默許和寬容,全社會的道德敗壞,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前後均何文)。道德是人類生活的光明,而腐敗則是社會的黑暗,道德的喪失是比任何戰爭和瘟疫更可怕的人類大劫難,一個最腐敗的社會就是最黑暗的社會,它顛倒了黑白、混淆了事非,失去了光明,人類社會在各個領域的一切建樹都會依它腐蝕變形,社會進步的所有價值在它面前都不值一錢。人類和人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難道還有比這更可怕的嗎?
大學生缺乏社會責任感
有幸的是,我們社會在道義價值資源上也還有老本可吃,而且和物資不同的,這是任何人都賣不光的。一次當汽車馳過鄭大站時,車上一位在北京武警工作的同志對其同伴說:「現在大學生可都自私。不管在哪,您鄭州也是這,只要有事,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那是那個時代教育出來的,現在是怎教育的!」他的同伴所接這句話是切中要害的。這樣例子,在生活中常見。儘管「四、五十歲以上」也有少數壞人,譬如「五十九現象(在基層白頭退休前大撈一筆)」,現在大學生中也有一些清純,率真的熱情,但兩個時代所教育出來的主體,主流意識是有很大區別的,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社會責任感。這代大學生之所缺,是這個社會有意識的腐蝕,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後,人們大概就是這樣接受「六·四」教訓的。一位又去北大進修的學者也曾介紹了當局腐蝕北大所花的代價。結果呢?用那些博士生的話說:「我們學這些東西到社會有什麼用?」。歷史學家唐振常先生最近來鄭州講演《蔡元培與北大精神》,極其熱情地讚揚了蔡元培將民國初期這所極為腐敗的學校改造成生氣勃勃、民主自由的現代大學,可現在的北大——唐先生極為反感的說——又「成了一個大市場」。唐先生所講北大精神是自由主義精神,以別於官方那種廉價的「愛國主義精神」(記者採訪北大那幾位學生所談那種互為實惠的「報效國家」,是令人倒胃口的,但願不是互相欺騙。《經濟日報》98.7.29報導說:「北大物理系眾多畢業生在互贈留言時,都這樣寫道:相聚在美國」。「自恢復高考以來,北大物理系按成績排列的前1/3的畢業生都出國了」,各系大致如此,研究生中,一般3個人中就走掉一個,「有人戲稱北大在為國外辦大學」)。但北大還有一種激進主義精神,因此成了「五·四」和「文革」的發祥地。有一本寫北大精神的書,將北大一首很有傳統的歌曲,稱之北大人精神,主題是:「北大、北大,啥都不怕」。就是今日北大,拒絕接受職稱者有之,為信仰共產主義抗議十四大精神、跳樓自殺的教授也有之,不過少數有氣節者目前是難以改變這個國家有意「興建」的「北大市場」、北大人自嘲的「北大荒」就是了。
像美國等西方國家,大學大都是左派的陣地(而國會則主要是右派的地盤),說到底,這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保持其生氣的一個重要因素。和許多國家一樣,我也正在擔心一個老年人社會的到來,其實我們的老年化;也不僅僅是「老齡化」,而極為反常的是,我們的「老年化」正危險地開始在青年一代,他們的世故、老到,簡直要使老年人拜服。今日之「忘年交」,是老年人的激情、少年人的成熟,豈非怪事!應該說,這種中外歷史上可能是最罕見的現象也是我們大腐敗社會最得意的傑作,其險惡的目的當然是要窒息這個社會的生氣和希望。
七、也談「人性的扭曲」
六月初,我在一個客商那裡見到一幅精緻的條幅在「處世」二個大字下,寫了以下內容,
「登天難,求人更難;黃連苦,公務更苦;
浮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險,人心更險;
知其難,刻其苦;耐其薄。防其險,可以處世矣」。
我將上述內容抄了下來。並非欣賞。之後,我就聽說許多人的家裡也掛有這樣的條幅。也就是說,不少人對此是認同的,有人說,這就是今日人的真實處境,也有人認為,這個世界並不是一直是這樣,也不全是這樣。
在《泰》片之前,還看了另一部美國電影《地火危城》。我覺得它更富感染力,在毀掉一切的地下熔漿湧來時,緊急署的官員、專家(男女主人公)、醫生、司機、工人、員警、消防人員、新聞主持人等等,乃至孩子都沒有「首選」自己的利益而掉頭逃跑。他們何止是盡職盡守,對於不少人來說,首先考慮的是整體的利益,別人的利益。
在安裝好了爆破的炸藥後,一個隊員受傷走不動了,他的一個同事,如再背著他走,時間已來不及,於是,後者自己也不再走了,而是陪著自己的朋友去死。當指揮員通過電話詢問他們準備好了沒有時,為了不拖延時間而延誤整體的利益,他們平靜的回答:「完畢」⋯⋯
尤其是那位地鐵負責人,多少人喊著要他丟下、他背著的那個奄奄一息,還不知能否救活的司機,那麼他完全可以以自己高大的身軀跳過剛剛流到車邊的熔漿,但是他卻奮力把他背上的人拋過去了。對那個人來說、那是他自己已經不知道的極小的一點生存希望,而這位頭頭卻把自己完全清楚的希望犧牲在他更清楚的熔漿中。⋯⋯
看到這裡(甚至今日又寫到這裡時),我的眼已被淚湧的睜不開,我當時清楚地感到、我的整個心都被淚水泡透⋯⋯
唐山大地震的救災行動
煥發出人性的光輝
看來,美國也要宣傳「大公無私」、「捨己救人」這些在今日中國被用作調侃嘲弄的精神,如果說,「洛杉嘰的這場災難」只是場電影,如果說,在那場「災難」中也有醫生男朋友的自私和個別人的「趁火打劫」(其他美國災難片還有更甚陰影,如《龍捲風》中受利益驅動的另一些科技調查;《山崩地裂》中差點為了投資的利益而犧牲掉全城人民;《恐怖地帶》中國家高級領導人涉嫌于其中的無恥交易等等),那麼,1976年7月28日,7.8級的中國唐山大地震(烈度11級)卻是真實的、本世紀世界上最大的災難,比較這個電影中的故事,除了現代科技手段不如,唐山卻有更多、更多的動人事蹟,(無論是當時的通報,七十年代末的報告文學或是九十年代中記者的重新採訪(不知您看到沒有)就連監獄的刑事犯投入無法嚴格看管、控制的搶險後也只有立功、而沒有一個犯罪記錄。這場真正是「天塌地陷」的滅頂之災。也是對幾百萬唐山人和來參加救援的軍民、對那個時代的社會風尚、乃至人性的一場最嚴峻的考驗,其答案是最美的:沒有滴下一個污點,只有說不盡的高尚、動人事蹟以及一個個生命的奇蹟和在那時的條件下,非常規能計算出的效率,我還想起前一年,河南駐馬店特大洪水後的鄭州救災工作中,政府把白麵發給單位,發給市民家庭烙餅,事後全城人到處傳說,收上來的烙餅檢查後沒有一張摻入雜麵(當時有些家庭還吃有雜糧),唯有一些摻「假」的、摻的卻是烙者家裡的雞蛋。這一切難道是上個什麼「人性扭曲」的社會、時代所能表現出來的風貌?!假如今天再發生這麼大的災難,我仍相信還會有一些高尚的人和事,但一定會有更多的罪惡,就是現在,又有多少人做夢都在準備發災難財、國難財。儘管科學技術手段要比過去先進得多,但同樣規模的災難,損失只會更大,一是近20年高樓大廈大都「摻假」,二是人心更假。今年5月的阿爾山森林大火就是一例,參戰的森警大隊長劉立險些因食傾銷的變質廣東、廣西火腿腸而喪命。官兵行軍中連食用涼水也遭敲詐(注38)。目前正在進行的抗洪鬥爭,已有領導幹部帶家屬逃跑被處理的幾例。一些大城市還建立成千人的武裝巡邏隊伍,可能主要是對付「趁水打劫」的犯罪,因為對付水是不需要武裝的。
唐山大地震是我們民族的巨大災難,我們民族也在這場巨大的災難中收穫了巨大的犧神財富,它應該有益於後人,有益於影響民族的精神、社會的進步。就像我們在《地火危城》的電影中所受到的教育一樣,還應該比它更好,因為這是真實的。是我們自己的、也有更多的光輝。但是政治卻不公正的對待了它、就在舉世悼念毛主席逝世時,曾在地震中埋在地下十五天的六個礦工在報上發表給江青的信,感謝她對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就是江青首先緊急指示保護他們十五天沒見過光線的眼睛,然後派專機接他們到北戴河治病療養,並一一具體指導。然而自江青被捕後至今,這一人類生命史上的奇蹟(對生命科學也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卻不准再提起。
文革時社會中的人際關係
地震發生後,一位在唐山基層工作的青年幹部,不顧親人的死活,迅速安排了身邊人一些必要的工作後,沒命的跑向北京、跑進中南海,向政治局彙報,也以自己對當地情況的熟悉指揮了政治局最初的一些最快、最有效率的行動,由此多挽救了多少、多少萬人的性命,他應該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但是二年後,以自身沒任何實質性的問題,僅僅是造反派出身,就被撤職,開除黨籍、被整、被關、被批了好幾年(最近在一個雜誌中,發表了一位作家對他的採訪)⋯⋯
——這兩場災難發生在「十年文革」中最後二年的河北、河南等內地地區,用這塊被迫付出巨大代價的「試金石」檢驗出來的社會真實面貌,對於當時的整個中國社會來說是有代表性的。也為此,我還想回憶幾點在「文革十年」前二年中頗能說明當時社會中人際關係的、也是我所親身經歷的事情(有些我可能在桂林和您談到過)。
列寧曾說,論你走到那裡,只要一唱起《國際歌》,就會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文革當時有一首《抬頭望見北斗星》的歌曲,本是紅軍時的歌,1964年周總理曾建議加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以替代其中「過於軟綿綿」的那首《十送紅軍》。隨著《東方紅》電影在全國的上映,那個時代喜歡唱歌的人也都會唱這首歌,進入文革後,卻成了造反派的「專利」,不管您坐在那次火車上,不管您走到了東西南北中的那個城市,只要您輕聲哼起這首歌,您從不認識的戰友就會靠近你,和您一起深情唱起「⋯⋯為捍衛毛主席革命戰線,灑盡熱血心歡暢!」「革命戰士想念您,親愛的領袖毛澤東,革命⋯⋯」。
那時的人們不會、也不需要「包裝」,「輸出」的,「回饋」的,都只有真的;那是一個少有的激情的時代,真誠的社會。人們幾乎是絕對的相信,只有受壓的造反派才會深情的唱出這首歌,若再具體地介紹一下所在地區的路線鬥爭情況,就此就足夠了,吃、穿、住、行、用都可以「倒貼」,為了支援,幫助你的也是我們共同的事業,甚至可以「倒貼」自己的生命,目的只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
1967年的「二月黑風」中,我第二次被「公安公社」抓獲,也第二次被戰友們搶出來後,被財資戰線一個聯絡員安排隱藏在一個女同志家裡,這位大姐每天三頓給我送飯,知道我是南方人,連早晨也是雞蛋炒米,一天早上我自己去廚房倒水時才看到她和其幼子正吃著窩窩頭,鹹菜、黃麵湯⋯⋯,造反派勝利後我卻找不到她了(她搬家了),六年後,我在省「三辦」不遠的一家水果店裡偶然碰到了她,她甚至還記得我的一些「洋相」,可她的單位卻不知道她曾掩護我那件事情,她也仍在一個小店裡當會計,她姓龐,其丈夫姓高在生物研究所工作,76年時還曾為蘇容的工作調動幫過忙。
67年3月18日,我第三次終於被追捕「歸案」了,由於省看守所「爆滿」,當晚我就被轉到金水區拘留所,也是全清一色的造反派,各行各業的都有,二個最小的學生僅13歲(一個小學生叫簫九一,父親是1928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另一個姓王,是戲校的小學員)來到這裡,其氣氛比回到家都更親熱熱鬧,每天都在熱烈的爭論中描繪著理想國的藍圖,週末還和隔壁女囚室都對著窗外聯合舉行詩歌朗誦晚會⋯⋯可卻為一點小事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囚室中有一個鐵製便盆,一位建築工人「哲學家」非「獨霸」緊靠它的位置不可(囚室中人均不到一平方米),多少人都沒有爭過他,至於我,他認為:「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孩子,更難習慣這個味道」。我的理由是「那就更需要習慣這個味道」,在大家的支持下,最後通過民主程序,我爭到了,可他卻二天沒有理我⋯⋯
這年的五月下旬一天,我去鐵路機務北段支持其罷工時,碰到從煤車剛下來的兩個戴著「二七公社」袖章的女學生正捧著自來水管喝生水,我將水壺遞給她們都不要,幾個小時後,我回到「公社」(河南造反派總部)去會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又看到她倆,正將一滿書包的錢(大多零錢)上交,這是她們扒火車去西安為「公社」募捐的錢,又扒上煤車,吃著乾糧、喝著生水,全部帶了回來。
一個月後,我從洛陽「前線」回來,聽說「紅旗」百貨大樓剛被攻下,就急忙趕去,首先安排幾十個學生去清點各個錢櫃,一人一個,清完封起作個統計。第二天,大樓會計(保守派的)找來,首先聲稱:「昨天我們是四點結帳,五點你們攻下的樓(所謂「攻樓」,就是攻佔樓的平臺制高點,以建廣播宣傳站)」可經他們核對後,一分錢也不少,31年後在我重新簡單記述這件事前的某一天晚上,我又來到這個大樓的門口等待相約要來的一位外省未曾見過面的學者,旁邊三位小夥子正大聲議論著他們中那些「不仁義」、「不夠意思」、「誰都騙」的事情,使我不由得想起31年前在這個樓上生活的幾天,想起那位腳殘的廣播員(商校一位女學生)登軟梯的利亮動作,想起晚上和學生們暢談這個地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建設規劃(沒想到的是,而今這個老城區,面貌基本依舊)想起每天周圍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大送來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飯菜,那時階級陣線是那樣鮮明,像這些城市貧民區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區」而省市委周圍則是保守派基地,全國各城市也大致相同於這個規律。
——像這個「一人一個錢櫃」的故事,今天的年輕人相信的不多。可一次在計程車上一年青司機卻在對比今天社會時,反給我講了文革開始破「四舊」後在大劇院等街頭展覽那麼多金銀珠寶的事情。展臺前最多有一根爛繩,換句話說,伸手可得,可每天成千成萬無組織的參觀者沒有人拿走一塊。⋯⋯許多年輕人都從父母處聽這個故事說,又以此來比較當今社會的貪婪。
「好像一夜春風,
大家都變得神聖了!」
是不是那個時候的人「蒙昧」得連錢都不知道有用,可再往前推「三年困難時期」、機關部屬之間為「巴掌」大一塊菜地爭吵得臉紅脖子粗,大騙子可冒充周總理的筆跡一下子騙出幾十萬,1961年刑事立案高達41萬件,而且絕大部分是偷盜和經濟案,這和1958年真正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完全不同,直到文革前,社會上不僅有城市特產的流氓集團,而且還有一支在三年困難時「建設」起來的流竄團夥,俗稱「盲流」。在不斷的騷擾⋯⋯,文革開始的一場「政治風暴」卻把社會犯罪也掃蕩得基本乾淨,到1967年元月份,被河南醫學院「東方紅」造反派接管的鄭州市唯一的看守所只關押著幾十名犯人(只相當於這個市看守所今天的幾百分之一,而且今天還遠不止這一個看守所)。
尤其是幾派武鬥時,街上沒有戴大沿帽的(員警也參加群眾組織,不過絕大多數是參加保守派,武鬥結束後一直至73年,中國大部分地區都看不到「大沿帽」)。商店樓頂上是武鬥工事,下面還照常營業,各省、市、縣來串聯的,都只憑一張嘴自我介紹觀點,這樣的條件對於「盲流」來說,真是作案的「天賜良機」,有趣的是,他們反而不幹了,並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五湖四海」(真可謂「名符其實」);不再追求「吃香的,喝辣的」生活方式,反而跟隨造反派去衝鋒陷陣,有一次居然來「公社」,把我從會議上叫出來訓了一頓:「洛陽的『二七』戰友只剩下『八·一六』一座大樓了,你們怎麼見死不救,階級感情到那去了?」。我到洛陽後,聽說他們已先一天到達,可都被關起來了,參加造反派的公安局同志告訴我:「我瞭解他們,都是一些流竄犯」,可這都是文革前的事,我讓放了他們,在談話中瞭解到他們中有的人過去還是職工,「犯錯誤」後沒工作才墮入流竄中,犯什麼「錯誤」呢?其最重的,在今天又算什麼呢?而輕的,甚至只是跟領導頂頂嘴⋯⋯這時的他們也會用毛主席語錄跟我們講理,質問我們為什麼不允許犯了錯誤的人參加革命,不是「重在表現」嗎?而此時的他們「秋毫無犯」並十分注意其新的形象。⋯⋯幾個月後,勝利後的造反派,根據中央指示要「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各個單位裡又遇到這不少這類似的例子,也怪不得其階級出身比較「純潔」的保守派文革中一直攻擊衝破血統論後組建的造反派隊伍是:「牛鬼蛇神排成隊」。
多少年後我在給別人談到文革爆發後這樣的變化時,開玩笑的說:「好像一夜春風,大家都變得神聖了!」其實何止文革,近似的例子就有89年的學潮,當時有篇報導說:「京城的小偷,也罷偷一個月!」在河南我和幾個朋友去省委看大字報時,也用自己透明襯衣口袋裡的幾百元錢打了個賭,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擠過來,擠過去,達半天之久,卻不會丟,人們相互之間,對撞了、碰了、踩了等事,也表現了在此前後少有的寬容。總結起來,可用列寧的一句老話:「革命是最好的秩序」,連同我的上述幾點回憶還說明:「革命,也能建設最好的人際關係。」類似我幾點回憶的事情,對於經歷那個時代,尤其是當年的造反派來說,是十分熟悉而又普遍的東西(上周在一華僑集團請客中,我高興地談到上述事時,當場幾位中年人者就補充了幾個類似的故事。上周我在一個朋友家看到一份省新華一廠印校118戰團67年的小報,報導了愛子被印校一學生不慎撞死的一對夫婦(省文化廳二幹部)忍住自己的悲痛,反而去信給這位肇事學生,讓他接受教訓,放下包袱⋯⋯。個人看後都十分感觸,在今天人看來更是不可思議),只所以今天又使人們感到那麼生疏,則是官方禁絕宣傳的成績。「文革」失敗後,官方將其定性為一場「動亂」,所謂「動亂」當然是對政治體制、社會秩序而言,而這場「動亂」的矛頭就是針對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已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正構建的新官僚政治體制及其結構秩序,因此,這部「文革」史,尤其是對社會基層來說,其主軸線也是一部衝破長期「萬馬齊喑」的壓抑局面起來造反、被鎮壓、再造反,再被鎮壓的歷史。在這場悲劇中充當主角的造反派曾有過的勝利和掌權都是短暫、局部的和有限的,可他們失敗後被押到完全沒有發言權的「中國特色」等被告席上時,一切髒水都潑向了他們。當時,對於這支不可能事先經過挑選、培訓,而只能是參差不齊的造反派隊伍來說,在那樣反復遭受鎮壓的條件下,不可能不犯錯誤、不出現問題,其中有少數人的狹隘報復,也有承受不住殘酷高壓的變態等。但是,就像外電報導「審判」江青時,當局將她所支持的造反派被另一方血腥鎮壓的血債又反過來算在她帳上一樣,這種流氓手段也普遍施在在基層受整的造反派身上⋯⋯。尤其是不少文人為掩飾自己在「文革」中(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卑鄙嘴臉,故意把水攪混,將個人陰暗的心理和醜惡表演的經驗大肆渲染為一種社會共性的東西,而把「文革」等同於一個「人性扭曲」的時代,就是這些人成功的得意之作。
當權派殘酷鎮壓造反派群眾的歷史遭到刻意掩蓋
在被稱之為「扭曲」的描寫中、不少是指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一些人對別人的出賣、揭發,打小報告一類事例,可這些東西,文革前就有,文革後至今仍還有(上週一位大學教授還在給我們描述大學生中打「小報告」的老到),中外古今都不少這種現象,否則那有「君子」,「小人」之分,(具體事非應另當別論)就是受文革迫害的典型人物,或者被譽為「高風亮節」的君子又如何呢?
文革衝擊的第一個「知識份子」就是吳晗,而用莫里斯·邁斯納的話說:「他並不是單純的知識份子」、「他們主要是在黨內有相當高職務的人」,「並且受到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保護」。因而,他既然為了謀求自己利益已在政治旋渦中陷得那麼深,那麼在政治鬥爭中首當其衝又有什麼奇怪呢,如再揭點「老底」他本人不也是57年「反右」等運動中整其他知識份子的打手。再以「德高望重」的巴金老人為例,當年周場從狹隘的宗派主義出發將胡風朝死裡整時,其「致命武器」不就是巴金所提供的胡風給這位「摯友」的全部私人信件嗎,所以胡風平反後,至死也沒有諒解他。用朱學勤也談到五十年代前期文化界那幾場鬥爭時的話說:「他們把被整人多年來給自己的私信統統抖落出來」,「然後,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今天仍被稱為『一代文化巨擎』,還有這個『家』,那個『權威』)一哄而起,紛紛『向井口投擲石塊』⋯⋯咬牙切齒,聲聲可聞」。
如果僅僅是指這類手段,在我們黨內的「功臣」中,也不乏其例,例如本地報紙正長篇連載的賀龍,你再看一看李銳回憶廬山會議上他的發言,回想一下當年他對羅瑞卿的揭發,又會對這位傳奇英雄產生其他什麼印象呢?在1953年「五馬進京」中居後位的鄧小平,不首先是揭發了「馬首」高崗,立了大功而升為「馬首」嗎!奠定葉劍英在黨內地位的主要功績不就是揭發張國燾要綁架中央的陰謀嗎,至今也有一些當事人(包括張本人)和文學家反而認為這是葉無中生有的陰謀,(再加上他後半生那個至少在手段上不能稱為「陽謀」的輝煌,就完成了此人一生中的二件大事)。就是在現在表面上不那麼集中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某人不也是兩次「賣主求榮」嗎?
當然,在造反派隊伍中也照樣有這些東西,我只是說,這是幾千年社會生活中一種現象,而不能又歸結到文革中。包括另一些人把「扭曲」聯繫起文革中的殘酷鬥爭,又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只是因此更噁心中國這些文人們的卑鄙無恥。在那麼大量地控訴文革的作品中,就是沒有人寫「五十多天」的殘酷和「聯動」的「橫掃」,沒有人寫二月黑風和以後「內戰」中軍隊對造反派的血腥鎮壓,沒有人正面寫集中文革中大組分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和以總理名義整了成百萬人的「五·一六」案,文革結束後,近十年的清查所整人數,又可能要超過鎮反後歷次運動的總和(昨天在理髮室,一位當時在鄭州一個大廠任一把手的老幹部在談到他一個廠當時被整人數時就說:「何止上千!⋯⋯」),死、殘更無以數計,這裡有多少素材,卻沒人寫。道理也很簡單,因為施暴者、鎮壓者都是「功臣」及其附庸,而遭暴者、被鎮壓者是出身草民的造反派群眾。我們那些文人的高明之處還在於能顛倒過來的寫,甚至一個簡單的過程經他的妙筆一「扭曲」變形、也就變了味道。
在金錢至上的社會「除了騙子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
去年一位著名學者來鄭和我們座談時,很有興趣談到臺灣進入民主化進程後,一家人為在社會上參加的不同黨派觀點不同而經常發生爭吵,我們聽時就笑了,在中國文革時不也是如此嘛,可一些文人也曾以此大做文章,也歸結到什麼「人倫」,「人性」上去,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一家人分別參加不同派別並為此在家辯論、甚至爭吵是不少,但因此使這個家庭分崩離析的卻不多,就像當時工廠工人在社會參加不同派別的鬥爭(甚至武鬥),回到生產崗位上一般仍還能協調工作一樣。當時因觀點相同談戀愛的有很多(甚至有一些是戰場上促成的浪漫故事),可觀點不同,「不打不相識」,反而又結合在一起的,也有一些例子。觀點不同,叫各為其「主」,都是為政治,自然是出於公心,就一般群眾來說,不會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這一切應屬正常,還能開闊生活的視野並使人保持活躍,而今僅僅只為了一個「錢」字,又毀滅了多少家庭。大報、公案中已也是經常有這樣案例,而來到銷售各種「法制」報的報攤上,滿目都是父殺子,子殺父,子殺母,母殺子,兄弟姐妹相殘,親戚鄰居為仇⋯⋯。如果說在政治悲劇中確有不少人是出於真誠的話,那麼由金錢釀成的惡果中,則只有私利和欺騙。如果說,直接牽涉進政治的畢竟是少數人的話,那麼,由金錢誘使的社會墮落則是很少有人倖免。如果說對政治真誠也有會被欺騙、但會隨著政治的透明可以減少和避免,而在一個墮落的社會裡,越透明,越難有一塊乾淨的地方。以致多少人,尤其是精明的商人願意相信這個被他們自己多少實踐檢驗過了的「真理」:「除了騙子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又有的人,尤其是自認為看破「紅塵」的年輕人很快捲進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人不騙人不是人」。一位女老闆對我說:「人都窮怕了,現在還什麼道德不道德的,不管你搶來的,偷來的,騙來的,只要你有了錢,這個社會就高看你,你沒錢,誰都瞧不起你!」類似的說法,到處可以聽到,人們也終於明白一味的宣傳「貧窮」,就是為了把社會誘導到今天這種「笑貧不笑娼」的主流意識中來。
也有多少好心人要一再囑託出門的親人,千萬不要去管閒事(做好事),否則訛住你就受不了,人們也確能舉出一些做好事被訛的事例。假如我做了一點應該做的不值一提的小事,我最怕別人說的那句話「現在還有好人」,可知道,我們小時候所受教育是:「這個社會還有壞人」。一切都顛倒過來了,如果你見利不爭、不貪,周圍一圈人都會認為你:「有病!不正常」。無論你走到那裡,一聽說「打架了」馬上就吸引走周圍所有人,再聽說「出血了!」你就可以更清楚看到人們的興奮程度。八十年代時,我在獄中聽他們幹警介紹社會上司機撞傷了人,為了一次性利索地處理,趁沒人,把車再倒過去活活軋死,我聽時曾毛骨悚然,而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談到這一毫不稀罕的事時則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對於因此應聯想到的血腥場面,你卻看不到她的表情中有那一根線條會因此受到影響⋯⋯我想,談到此就足夠了!究竟那個時代是「人性的扭曲」也一目了然。您一口氣提出了「那麼多嚴肅問題」,為了回答它,我斷斷續續用了何止上百口氣,堆砌了這麼一些材料,就此還不一定能說清問題。比較官方幾十年來重複了千百遍的謊言及其對思想傳播的霸權和壟斷,我這點「雜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社會的進步則一定需要這另一種聲音。
「八九」學潮後,全國全民興起「毛澤東熱」
95年一位南開的學生曾提醒我:「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有很大的區別,這一代再也沒有那樣的激情了。」我當時不以為然,或許是因為在這之前,我曾接觸過許多學校的師生,並有過頗為順利的交流,應該說,直至今日我才意識到那個「區別」並深有感觸。五月份在某學校的一次座談中,一位學生就明確告訴我:「你說服不了我」,並非我一定要說服他,只是覺得持這類觀點的人所提出的問題、包括思維邏輯甚至表達的語氣為什麼有如此簡單的一致,而在這之前並沒有一種統一的教材。但卻一定有一種媒介,這就是那些「知識份子」的影響,又聯想到去年在上海,一位著名學者給我介紹的中國知識份子在這個前後的變化(89-92年簡單套用東歐的經驗,持速勝論,也消極地拒絕和當局合作,92年則徹底失望,拋棄一切信念、面子、取最實惠態度),以及這其間整個社會的變化,也就基本上理解了受其影響較大的青年學生主流意識的變化。
「八九」學潮被鎮壓後,從北京開始,首先在大學校園裡興起了「尋找毛澤東」的自發學習,用《中國青年報》一文章說,他們是把文革的「反走資派」和學潮的反「官倒」兩個性質相同的東西聯繫在一起,並很快匯入91年前後全國全民性的「毛澤東熱」中。後者主要有二個最顯著的現象,一個是從上海開始發行的,很快突破「吉尼斯」記錄的《紅太陽》磁帶,由東向西席捲而來,大街小巷不絕入耳,另一個是從廣州開始時興的掛毛主席像,由南向北急速蔓延全國,站著國道邊,望著綿延不盡的全掛著毛主席像的車隊,有人戲稱為「北伐」。從聲到像到議、到傳媒,又一陣國內的「毛澤東熱」在九一年底,九二年初達到高峰。這裡有「八九」沒有宣泄完的東西,又有對「六四」的不服,有連續幾年經濟低潮的失望,也有失敗的「砸三鐵」激起的情緒,人們心照不宣地都感到這是動向一個聚集點、199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百年誕辰。但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及其掀起的大有淹沒一切的經濟熱潮根本性地改變了這一趨勢。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造成全民族的整體短視,全社會的系統腐敗
首先是突破「社」、「資」的「思想解放」,將理論界幾年來的反思一風吹跑,並使人們放開了手腳。其次,有關部門甚至發文連「回扣」等也承認為合法,使「兩院」打擊經濟犯罪的通告造成的壓力消去,解除了人們的顧慮,又何再拘泥於手段。連退休的老市委書記們也被「政治任務」動員去擺地攤,以起示範作用,像鋼材、木材這些生產資料的價格僅幾個月就翻了一番,其勢頭,《中國物資報》稱之為「千年不遇」的機會,各種批文「魔術般的收益」通過各種管道和關係使人們心癢手癢。不甘吃虧的「知識份子」爭先恐後地跳下「海」中同時拋售的各種適銷「新觀念」、「新理論」橫掃了在市場上「不值錢」的我們社會民族殘存的人文、倫理、道德、甚至法統和所有價值觀,至此完成了全民族的整體短視,全社會的系統腐敗,人們是得到歷史上從沒有過的真正「徹底的解放」。中國大地也有了一次歷史上罕見的如此「全民性」的「淘金熱」。學可以不上,書可以不讀,(此時,全國適齡青少年入學率及人均購書量均跌入最低點),工作可以不幹(全部實現了「轉移」)。從「皇親國戚」到普通百姓都在忙著「發財」,一些人鼓吹的「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一些形式,一些場合上是實現了。一切能搞到手的東西都被「炒熱」了,股市上猛升猛跌,人們習慣如賭場一樣。最「燙」的是腳下的土地,上「億級」的富翁們大都是靠此起家的,92年國有土地的出讓是91年前的11倍,也學會老「資」祖宗的「圈地經」(不過人家是為了向外打,我們是向內引)。92年,縣以上「開發區」就佔1.5萬平方公里,超過前41年城建的總和 。人們「掏」空了一切,自然首先「掏」的是銀行——待「93熱」後,94年底,居然出現差300個億的鈔票無論如何也印不出來的印鈔票危機趣聞,以致於95年一下子進口了12條現代化印鈔生產線⋯⋯如果不是朱鎔基拉動「緊急煞車閘」,我們這列「瘋狂」的列車不知要慘到什麼程度。
——多年後,一些商人在回顧「九三熱」時說:「都是賠家,沒有賺家,即使先賺的,後來也賠了」,「大家都被人家耍了」⋯⋯。是的,「九三」後,給大大小小企業留下的是幾年也處理不盡的「庫存」和成倍翻番的債務,給中央財政留下了猛升的「赤字」、給國民經濟留下了至今仍難以根本解決的可能是致命的巨大的後遺症,而不少「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大片土地至今仍在懶洋洋地曬太陽,連隻羊也沒留住,要說沒人賺,錢到那裡去了?一是「洋人」,二是「官倒」,可能沒人持疑問。誰也沒有國家賠的更慘,又是被誰「耍了」?我們社會、整個民族的「本」、「根」也「賠」進去了,又找誰「算帳」?
「知識份子」主體的徹底墮落
經此「折騰」,中國知識份子(主體)也死了!他們是「身」、「心」、「魂」一齊跳下「海」的,沒有給自己留一點「回頭從良」的餘地。再倚門賣唱,即使能用上進口的豔妝,也難改其俗質媚骨了;何況也有此「血統」。可惜的是在這樣背景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青年學生,他們不能不受到這些「知識份子」很大的影響,「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像魯迅那些進步知識份子對社會的批判、啟蒙,以及自身沒一點「媚骨」的光輝榜樣,曾積極影響過一代代青年學生,如今,這個「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的「知識份子」主體又能把這代青年學生帶向何處去,將是我們今天社會一個最嚴肅的話題。幾天前,一位朋友對一個搞電腦的武大學生說:「⋯⋯你們這一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沒有魂,沒有思想。」這位學生說:「你們這一代的精神境界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相比的」,我看到他說此話是十分真誠的,我還聽到不少學生承認這個差距,其中包括您。正如我們這一代人也應該向你們這一代人學習現代科技,盡力跟上技術的進步一樣,你們是否也應該繼續我們承繼的人類社會進步的責任。
我們過去習慣地稱青年學生為「小知識份子」,今天看來或許用法國式的「準知識份子」較為恰當,這就要有個準備,有個選擇。有些學者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即幕僚、技術、人文。所謂「幕僚」,即葛蘭西稱之的「統治集團的管家」,他們一些人直接當了官僚,多數人以「幕僚」角色進入官場,即使後者的作用已不宜低估,人們大概忘記了文革初期批判鄧拓一句「黑詩」:「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也就是說,他們的一種觀點、一個獻策,都可能會帶來多少人頭落地,多少家破人亡。而這一切,還會在他們幫助維持的秩序中平靜的合法地進行。中國封建社會如此長命,有他們的主要貢獻,也是他們和權貴結合所建立的文化思想霸權,壓抑或者化解了人民的民主意識、顛覆意識,以致於至今中國的民主進程如此之艱難,緩慢。
所謂「技術」型,一般常稱「工程技術人員」,如果又視為後者,則比較簡單,而要歸進「知識分子」則麻煩較多。愛因斯坦曾把沒有哲學思想的科技人員稱之為「工匠」,那麼,對那些不承擔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責任的科技人員是否也應該這樣認識。工匠,用現代話講,就是技術工人,當年在政治氣氛還較濃時,把他們劃進「工人階級一部分」曾使其高興幾天,可今天當社會又重新恢復等級、貴賤觀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就不再願意與工人為伍啦,有些人還高估自己的作用,認為「沒有知識份子,今天還會停留在原始社會中」,甚至顛倒一些最基本的是非觀,張嘴就是:「過去計劃經濟把工人都養懶了」,閉嘴連人道都失去:「(下崗)餓死活該!」也據此使我們認識到從小所聽到警告的知識份子翹尾巴是什麼樣子。由於現代生產的規模和形式決定,他們對「上」的依附性很強。儘管其職業技術可能是現代的,但由於我們的教育和今天的社會決定,其社會思想則屬於葛蘭西所說的那種「傳統」型。並且從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出發,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是維護舊有秩序反對大的社會變動和革命的,因此如果不經過深刻改造和引導,其主流思想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就某種意義來說,新技術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有推動物質進步的一面,也有壓抑阻緩、甚至傷害社會進步的另一面,這並不僅僅是指掌握它的人。對後者的負面影響,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後半葉後。正越來越受到思想界的高度重視。還有一個被多數人忽視的歷史現象是,無論中外古今,陳舊、腐朽的統治階級,也都高度重視新技術,並用它來壓制批評和反抗,達到延長統治的目的。換句話說,重視技術,並非都是主張社會進步的。什麼「科技救國」、「興國」,我們前幾代人就喊起,結果如何呢?一百多年前,中、日同在德國考察,俾斯麥就根據中國人只熱衷於技術、機器而斷言:「中國必衰」,之後,被他不幸言中。
而所謂「人文」型知識份子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不過這並不是指其所學的專業和選擇的職業。就是在工程技術人員中也有一些人文主義濃重的優秀知識分子,如果以職業出身來劃分的話,後者的數量甚至大於前者,這是指中國,是那早就該死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文科教育)和官儒的遺產造成的。我贊成把啟蒙性、批判性、顛覆性作為知識份子的一般性質,在這裡,是不能再分「專業的」,是三位一體的。如據此再去衡量從事人文科學職業的學者,真正的知識份子更所剩無幾。
魯迅說:「真正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尤其是在我們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履行社會進步的責任的知識份子是極其艱難的,甚至是危險的,這也是有傳統的。就是中國古代給我們留下的燦爛的文化遺產也大都是那些優秀知識份子被貶、在野、顛沛流離、放逐、囚禁中創作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後中國優秀知識份子的命運也基本如此,壓力往往使知識份子有所作為,官場、利益則往往把他們醃得變味、變質,而腐敗會把他們化得連渣都不剩一把⋯⋯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知青對下鄉的不同認識與評價
您在信中所提到的那位仍保持著年青形象同事,對文革不會「留戀」的態度是完全正常的。比較同代人,她是比較幸運的,能自己選擇去當兵,後又上了清華,是當時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當然,她也是吃了苦的。吃苦,是那時的年輕人一般都要接受的教育。譬如被今日人們稱之為「變相勞改」的和「牛棚」的「五·七」幹校,當時包括毛澤東、江青的愛女李訥不也兩次去鍛煉嗎?以「老三屆」為代表的下鄉知青,也確實鍛煉出一批各種各樣的人才。例如我信文中幾次提到的朱學勤,在上海只是小學畢業來河南蘭考縣插隊二至三年,又在鞏縣的河南化工廠當普通工12年,然後直接考取「西方政治思想」專業的研究生,如今看他文章的功底,又有誰遺憾他少受了十幾年正規教育呢,近日看到幾個海外著名華人學者的座談也都談到下鄉幾年是他們一生中看書最多的時期,我認識許多人都有些同感,也包括學理工、學外語的。當然大多數「知青」,並沒有這麼幸運,用他們的話說:「毛主席叫我們下鄉,鄧小平叫我們『下海』,江澤民叫我們下崗⋯⋯」是有很大的情緒。就像您那位同事,若用今日普遍的處世觀來回顧當年的吃苦,自然覺得吃虧,甚至不堪回首,一些下鄉回來成名成家的人也是如此,王安憶不是說:「我寧願不當這個作家,也不願下鄉」。而研究拉美的女學者索颯卻認為:「如果沒有那個重要的起點,就不會有今天這本書」(注A8,這次我將她在《讀書》上發表的二篇文章推薦給您,那一股股激情,猶如黑夜裡一顆顆美麗的星星)。對下鄉插隊,她和張承志(一位當代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等人,又有另一種體驗。另一位女學者林春在這個問題上批評亡友王小波說:「有人把當年去農村去邊疆看成是飛來橫禍,也有人不但當時就願意去(對擺脫學校和父母束縛或對「自由」的渴望,對「廣闊天地」的好奇心,對勞動人民的認同,等等)後來也很理性地把那場經歷看成難得的人生際遇和鍛煉。(注A9)」山嶇朋子講到她在農村九年的鍛煉時,是那樣地留戀和深情,所以她又能從優裕的都市生活中住進阿崎婆的破草屋⋯⋯,寫下了《望鄉》這個銷售突破百萬冊的紀實作品。她已66歲了,仍然保持那漂亮(比書中照片還漂亮)優雅,尤其是她講課時對上層統治階級經濟利益至上的譴責,始終站在社會底層貧苦婦女立場上的深情,使她本來柔美的聲調更為動人,她的講演結束時,我和大家長時間的為她鼓掌致意。
——從司馬遷總結的那些先古人物,到現實生活中這幾位「小女子」(這樣的例子至少還可以舉出成百上千),對他們的經歷來說,都曾存在另一種選擇,但是他們是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回到您我是否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呢?
不願沉淪的中國人該尋回崇高的精神
您在評論我的不成文的《滇》文時說:「可以看出作者所含的一腔熱血,並為之找到了『根源』」,德國人利希霍芬這樣說湖南人:「是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後裔。⋯⋯在金融界、商業界則看不到湖南人。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上粗獷、反抗的性情是該省居民的主要性格特徵,」曠代逸才楊度的「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則是做為湖南人的責任,他們是近、現代中國的脊樑。前時,我對老家來的小姑姑說:「我更像個湖南人」,可我只是在少兒時在湖南生活過幾年。來到河南我已生活了四十多年,人們常說的河南人那種「老成持重」、「四平八穩」、「深藏不露」、「講調和,守中庸」(費正清觀),保守而重實惠等性格特徵卻難以在我身上找到一點影子。或許就像韓愈所說,我來河南只是來看中國的興衰的,為這一「看」,我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卻至今不悔。仍是湘西山裡人的性格,應該說,我的任性、我的經歷、我的社會存在,也是我的選擇。
6月份,我在鄭州車站曾和您開玩笑說。「您也大啦,南京可是個享福的好地方,」如您所說,它也確實是一個文化名城,但是它留給中國千年文明史最深的印象是陳後主那一曲綺豔輕蕩的《玉樹後庭花》,是杜牧《泊秦淮》中名句:「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所以我說:「搞政治的都忌諱南京」,從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到大明興建、太平天國、中華民國,十朝天子,個個短命,「金陵王氣黯然收」!可它卻是唯一一個根據風水術測算所建都城,不知是諸葛亮、朱熹、劉伯溫這些人瞎了眼,還是他們自己也被金陵所迷,「紙醉金迷」就是人們對南京的簡單概括。「秦淮河是中國最具脂粉氣的一條河」,「各方遊子士人,走近秦淮,沉湎於酒色之中,酥軟了骨氣,泄掉了正氣」,也難怪我這個好玩之徒,五次到南京,卻沒好好玩過一次。大概是心有餘悸。——此議偏頗,倒也值得警惕,太舒服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從電視上看到南京已鑄成「警世鐘」,應是一件極具意義的大事(可您那位省長的講演卻水準太次)。願它的鐘聲大一些,能響徹整個中國上空。
至於您的「尋根」在桂林您就直爽地給我談過「保定府」的「特產」,不過那是近古、近代以後的事情,有元代後八百年裡「天子腳下寵兒」的因素。司馬遷說:「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則應是「根」之所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這千古絕唱不就出自於此,從荊軻,高築離到鐵骨錚錚的李若水,這是中國英雄主義的源頭,包括譚嗣同、陳天華這些近代湖南先驅,承繼的也是這「燕趙古風」。最早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趙氏孤兒》中二個極負責任,義薄雲天的烈士曾使伏爾泰等哲人高度評價中華民族,這個「孤兒」就是趙國國父趙簡子的祖父。燕趙人也一直保持著法國人博丁所說北方人那種:「執著的性格,魁偉身體和旺盛的精力」並性情豪爽,剛柔相濟,您自己就決不缺少這些「基因」。
人們說,燕趙古風的兩大特點:「深沉、崇高」,「今天只留下前者,而丟掉了後者,並且丟得杳無蹤跡」(應該是指我們整個社會,尤其是今天,在一些老先生的帶領下,多少文人都以踐踏「崇高」為時尚),作為您、作為我們或許不一定需要前者,卻一定不能不要後者。從孔子的;「人皆可為舜堯」到毛澤東的:「六億神州盡舜堯」,幾千年來聖哲們所嚮往、所致力的不就是這個「崇高」,而「舜堯」不就是誕生在燕趙文化的母胎裡,因此,無論是一個燕趙人的後裔,或者所有不願沉淪的中國人,今天的「尋根」就是尋找回崇高!
「我希望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能更好、更富、更強,讓她的人民可以永遠微笑著屹立在東方」——不正是您尋求的崇高嘛!
要有一條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
您希望的「更好」,至少意味著她不能再壞,一個沒有人民的政治權力因而必然有政治壓迫的社會是壞的,一個人性和人際間的一切都被腐敗和金錢扭曲的社會是最壞的,因此,爭得民主、剷除腐敗是走出黑暗必經的門檻。這就是說,「更好」還必須使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每個人的做人的尊嚴和應有的權力得到起碼的尊重,這裡所說的「權力」首先是政治選擇的民主權利,即使生存權也不能由別人自行代理,動物也有生存權,但只有人才需要民主政治權利。這裡所說的「每個人」,決不僅指少數權貴、精英,而首先是經常不被注意的「大多數人」。所以,「好」就是大家好,要大家都好,就需要有個「公」,「公」必須取其正,還要擺其「平」,「公正」、「公平」是社會裡良性發展的基本前提條件。否則,我們還會有再被誘進黑暗的危險;「更好」,也意味著在上述條件下,她的所有居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或者叫人道條件,譬如有飯吃,有房住以及醫療、教育、養老等,能夠得到這片土地的保證,為此,社會主義道路將重新確立為我們負責任的選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裕水準是血腥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為其提供的保障,也不可能給我們留下後繼的路;「更好」,還應該有一個和大自然較「和諧」相處的自然環境,和其他人能夠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相互促進,共同建設又十分有利於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展的社會環境,促進它的是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及其須臾不可缺的道德觀念,在所有觀念中,首先是勞動及其勞動者必須得到最高的尊重,而「損人利己」等惡行當然應視為「過街的老鼠」,「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更應視為決不允許隨便拋撒的糞便⋯⋯。當然,「更好」,還應該有更多更好的東西。
「多財曰富」,您的「更富」,當然是希望這片土地有更多的財富。從而使她的人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豐富,這就要求經濟發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所謂「快」,當然指效率,首先是生產率的提高,這應該是調動起所有勞動者的所有積極因素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結合。對於這次改革也激勵起的個體積極性,要尊重、愛護,給予引導,鼓勵,在不失其個性的前提下協調和集體的配合和相互促進,我們更不能丟掉「集體主義」,這是東方的優勢,否則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會相互抵消、傷害,甚至毀滅。不斷充實、調整、完善的《鞍鋼憲法》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先進的管理經驗,用它來協調各方面關係是恢復大中型企業活力的內部(或叫微觀)的最關鍵因素;而這裡所謂「好」,首先要有一條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它是開放的,也是獨立的。它鼓勵廣泛、迅速地和各方面的健康大流,又必須保護好自己的市場——基本利益所在,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在自己走向強大時嚴格保護好自己的市場,世界所有殖民地都是其市場首先被別人控制,所有西方列強都最多把自己劃為「混合經濟」的國家,卻偏偏要求中國做一個使他們滿意的徹底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我們卻「執迷不悟」、「越陷越深」⋯⋯真正的「計劃經濟」是人類走向先進的探索和必須進行的努力,正確地總結其經驗和缺陷,運用先進方法論和科學技術,擺脫官僚主義的桎梏,用經濟民主調動起所有勞動者的關注並以各種形式廣泛地參與其中,以利於計畫前的盡可能全面,計畫執行中所需要的及時的回饋和調整監督,計畫執行後較為實際的總結。這裡仍然有一個民主和集中的關係以及必要的、合理的指令性要求和普遍的指導性相結合。還要給各個實體乃至每個人積極性的發揮「留有充分的餘地」(毛語)。因此,它也是彈性的,滾動的,上下伸縮性很強的,即給每個人隨時準備有創造的機會,每一個創造又都經常豐富著、活躍著、周圍生機勃勃的網路。其中,最佳資源配置也必須得到有效的保證。——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們將繼續努力於這一正確的方向。儘早結束那種草率回頭被別人愚弄的鬧劇,我們所崇奉的那些西方經濟學大師也早已失去了耐心,「科爾奈反覆強調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根本上是無法改革的。所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嘗試』⋯⋯已經統統失敗」「膠片必須全盤倒回,從頭開始」(《讀書》96.11),不過我們不同的利益和方向決定我們的「頭」和路也是根本不同的。一條正確的道路還要求我們對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世世代代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起嚴肅的責任,我們是人、我們沒有權利剝奪應屬我們後代的那些資源、利益,更不應卑鄙下流到目前這種沒出息的程度。「為富」不能「不仁」,不負責任地對少數人富裕的鼓勵,一般都意味著對多數人的剝奪、輕賤、殘忍,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警惕「少數人的富」對社會進步的破壞,也必須警惕「富」在誤導下滋生的負面、罪惡影響。包括炫富、揮霍、浪費、踐踏等等。「金錢」的功能應該是逐步萎縮的,消費的導向必須置於理性、良知中,還應該協調於社會健康的正確的面向;同時「更富」也應是促進人的各方面生活內容的充裕,運用「更富」的條件去做更多有益於社會進步的事情。
應與發展中國家結盟對抗帝國主義
「更好」、「更富」還必須有「更強」做保障,也只有「更強」,我們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毫無疑問,我們必須逞強,這個世界至今還不可能只靠別人就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秩序,「弱肉強食」仍是人們習慣的遊戲規則,示弱就要餵別人,儘管我們不打算「強食」別人的東西。但是是我們自己的,包括至今還沒有要回來的,我們則沒有權力大方的永遠「擱置」、甚至「和平」地放棄,無論西南和北部那成萬、甚至成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或者從東北、東部到南部那應更遼闊的海域,哪怕其中的「彈丸之地」也必須有一個公正的歸屬。同時也就順勢解決了一些應為我們民族活動的空間或對我國極為重要的不安全因素。例如:庫頁島、琉球群島的收回,釣魚島與南沙群島的恢復控制,才能完全打破海上封鎖,夠得上一個海洋大國的地位。這其中還包括解除日本的威脅。我們必須清楚的看到、在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的背後,一直有美國戰略佈局、利益的支持,無論是在政治上、軍事上,或在經濟上。——認識不到這一點,盲目跟著美國走,我們又將成為歷史的罪人。(臺灣)海峽兩岸的對話,那是我們民族自己的事。我們和美國應該有的是(太平洋)大洋兩岸平等地對話,兩個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先人曾共同建設過洋中的一個夏威夷,他們的後人也應該協調好在這個遼闊的大洋中各自合理的利益。我們不稱霸(無霸不惡)卻也不應放棄一個大國的責任,更應該有一個大國地位,否則也是對有待我們必須參與建立的世界公正秩序的失職。今天的國際環境和利益格局還籠罩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厚重的陰影,因而還得有個「分庭抗禮」,否則就只能俯首稱臣,最多討價還價於幾「品」,幾「等」的問題,更應羞於和人家的僕從國爭寵。這個世界告訴你,沒有對抗,也就沒有說話的資格。尤其是今天,更要特別警惕那些「地球村」、「全球化」的騙局和陷阱,也不能急於「併軌」而去給別人「墊軌」。在這個還存在霸權的世界裡,面對「富國俱樂部」有著成熟經驗的剝削,我們必須盡力去參加組織發展中國家的同盟,以共同保護自己的資源和市場(這是對付發達國家的最有效武器),發展大家共同的利益。所謂「不當頭」是懦怯的表示、既損害別人,也損害自己,大國歷來沒有中立的、也沒有「中待」的,非強即弱,不當頭,就要吃虧的跟隨別人,因此客觀地、積極地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既有利於改變已有的不合理的格局也會使自己走向「更強」——由於歷史原因先富起來的「歐盟」,在歐元啟動後加速全面統一的步伐,它上抗美元的霸權,下壓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卻給其他人一個有益的啟示,或許北美、南美乃至泛斯拉夫等聯盟也會相繼形成和重新形成,但是這個世界絕不應缺少一個「大中華」的聯盟,這應該是我們「更強」的目標所在。為了這個「更強」的目標。我們必須把自己「更好」、「更富」的各種因素,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如果這些以某種「綜合國力」來表示的話,那麼,無論那一種「綜合國力」的公式,都不是簡單的各因素相加之和,而是物質要素和精神、政治各要素相乘之積,我們決不應忽視後者。否則它的負數也可以使前者變為負數,在物質和精神的關係中。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促進物質。但無論什麼條件,物質都生產不了精神。尤其是在今天,我們民族又重現「一盤散沙」的狀況時,更需要重視這點,也因此,我讚賞您把「更好」放在第一位,只有「更好」,才能「更富」、「更強」。正是「更好」、「更富」,「更強」的「這片土地」,才充滿希望,以「讓她的人民可以永遠微笑著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我們」——瓦爾特·本雅明
——我對您的三個「更」的解釋,不一定合您口味,也不是我的「施政綱領」,僅僅是即興隨意勾勒幾筆。可以視它為又一個「烏托邦」。但它又不是「烏托邦」,因為它合乎人性、理性,又致力於社會進步的方面,而且在各方面都已經有了成功的經驗、或者有待修正、完善的教訓。它也確實是一個「烏托邦」。如果是對今天正背道而馳的我們的現實來說。我們正面臨亡國、亡種的嚴峻局面,已不可能有別的選擇,勉強、湊乎不得,任何修補都無濟於事,那種非驢、非馬、更非人的「摸」行,已「摸」向深淵、洋底,既無「前」,又沒有「明」,唯留下「黑暗」⋯⋯「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我們」,瓦爾特本雅明的這句名言,也許是您:「在這樣的塵網中,我該怎麼做,又能怎麼做」的可供考慮的一個建議。一次「三聯書店」幾位年輕人要我談《泰》片時,針對一個年輕人所說的他們「只能適應社會」,我不客氣地說;「這是一個罪惡的社會;只有用罪惡才能適應它」,也是忠言。二者都有一個意思,那就是要清醒的認識這個現實的世界,在可能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力求不被其濁流泥水所淹沒。但也決不只是躲避,您及你們這一代人終會尋找到你們應有的崇高使命,並承擔起歷史、民族和人類進步的責任,這也是我歷時幾個月終於完成這封信的信念所在。
在這封信開始時,我曾引用了米開朗其羅的一首詩,毛老師為此給我提供了三種譯本,我選的這種是我孩童時讀過的,今天還有點記憶。我想您也會熟悉並喜歡米氏的作品。《劍橋藝術史》曾這樣議論它:「事情常常是這樣,沒有說出口的東西,可以比平淡的講出來的東西,更好的表達內心的衝突和激情」;這「衝突和激情」和「火熱與淒涼」,被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懷抱一生,使其作品複雜的震撼力深蓄內藏,綿綿不盡。是崇高與激情使其表現得那樣悲壯,又是石匠血統的奶水使其表達得那麼剛堅。他對石頭那麼熟悉和敏感(甚至熟悉已隱秘的紋路和天然接口)使我這個湘西山邊生下來的孩子更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我欣賞他二幅《奴隸》那垂死者安祥的不悔、被縛者仍沖天的氣勢。也欣賞《摩西》的高尚的責任。他在《哀悼基督》中對那位政治叛逆者的哀思一直使我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而年青美麗的聖母也總給後繼的「殉道者」以莫大的安慰。我常常在想,那幅沒邊沒際的《最後審判》是否就是在等待今天這千年的末日,而我們在欣賞《大衛》「產生激情的前一瞬間」時,怎能不聯想到猶太人在經受千年的苦難後所有的非其他任何民族所能相比的輝煌的建樹,又怎不企盼我們「這片土地」可能凝聚其那偉大的「一瞬」⋯⋯。
米開朗其羅的那首詩,是答他「暮」、「晨」、「晝」、「夜」的組雕的「夜」中卓梵尼·斯特洛茨依而寫下這首詩:
「夜,為你所看到嫵媚地睡著的夜,
那是受天使點化過的一塊活石頭
她睡著,但它具有生命火焰。
只要你叫醒她——她將與你說話」。
一九九八年八月五日草于鄭 ◎38:《中國綠色時報》98.6.19A24、《讀書》97.12何清漣的文章A8:《讀書》97.12。「明天為誰降臨」A9:《讀書》98.5「清醒的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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