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期:「東菱」抗爭的反思一—那完成與未完成的(林子文)

位於台北縣新莊市的「東菱電子」,其廠房、土地在2005年2月23日,被人從台灣金融資產服務公司的「特拍」拍賣會中,以三億七千多萬元的標金買走。當天也是農曆的元宵節,但對於剛從拍賣會場返回的東菱互助會成員而言,不僅毫無佳節的歡愉,心頭更似被巨石激起陣陣漣漪。一紙標單所改變的,不祇是「東菱電子」這片廠房、土地不再屬於「我們」,更標示著它又重新回到「資本」的懷抱裡。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裡,勞僱關係充其量也不過是「勞動力」的買賣關係的代稱,當工人的「勞動力」以商品的形式賣給資方時,它便成為「資本」的範疇,與機器、土地(廠房)等構成生產的要素,而這些生產資料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保護下,也成為替資本家執行資本積累的工具。換句話說,亦即工人在資本家的眼中,只不過是他所購買的一個「活」工具,是製造「剩餘價值」的機具。因而,他的「資本」所創造出來的「利潤」,歸屬於他私人所有。

身為工人,我們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思維邏輯提出批判,我們從親身所受的傷痛,提出二點質疑:1經濟景氣好時,資本家把勞工創造的「利潤」,全部纳入私囊;發生「虧損」或找到更有利可圖的投資出路時,何以資本家可以棄勞工如敝屣,不管工人死活?2.即使購買土地、機器的錢來自資本家初始投入的資金,那麼土地增值、機器設備折舊顯然並非源於資本家的投入,工人又為何不能要求分享?

自1996年2月29日東菱的資本主詹俊森宣佈關廠歇業之後,揚長而去,現場留下一群錯愕與無助的員工。「抗爭」或許不是他們想到的首要行動,但爭取應得的資遣費或退休金,必定是促使他們團結起來,成立「自救會」組織的原動力。「老闆賺飽落跑」、「詹俊森誤我一生」這些抗爭口號,已經很清楚的表達了「自救會」成員的想法。

「自救會」在追討勞工債權的過程中,提出了「代位求償」的訴求,要求政府相關單位承接弱勢勞工的債權,並以其「國家機器」的權力優勢,向雇主追償其應付的債務。由政府執行「代位求償」,在《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第十四條早有明文規範,因此我們先預設了一個狀況,即「國家機器」會站在照顧弱勢勞工的立場。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推翻了原先的假設,證明了「國家機器」祇替資本家服務。

「自救會」的抗爭行動也並非毫無建樹,1997年5月在勞委會(當時還在民生東路)樓下的廣場,展開一場長達28小時的絕食抗議,終於迫使許介圭主委同意次日上午在廣場上召開公聽會,並且在公聽會上當著數位立委、國大代表的面答應:將在二個月內提出解決東菱自救會的問題。雖然勞委會企圖以「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蒙混過關,讓勞工以貸款方式取得資遣費或退休金。但勞工卻由債權人便成債務人,況且這個辦法也無法擺平後續的關廠失業問題,遂不得不加速開辦勞保的失業給付。

另一條軸線,則以廠房、機器等資產做為爭執的面向。關廠初期尚有警衛留守,但因與部分不肖的管理幹部勾結,監守自盜地幹起盜賣機械、設備等資材的勾當。鄭向銘早已察覺這種情事,但因缺乏組織的奧援,人單勢薄不敢聲張。「自救會」成立後,我們發動會員以遊行的方式,步行到俊英街劉姓主管所開設的工廠,歷經一番爭執,終於將一輛九人座的公務車順利索回,也查證了「錫爐」被他暗槓的事實。這是我們首次以「東菱資產管理者」的角色自居,並展現了我們捍衛東菱資產的行動力。

留守的警衛不知是因為領不到薪資,或者是做賊心虛,在1996年底「自救會」組成之前便已經棄守,整個廠區除了守衛室之外,在斷水斷電的情況下彷如廢墟一般。但因「自救會」成立初期,會員們大都已經另謀高就,只好利用晚上的時間聚會,大夥兒聚集在守衛室討論動員行動及組訓工作,或是在大門廣場上進行抗爭歌曲教唱和喊口號的訓練。為了宣示抗爭的決心,和固守「東菱」這塊基地,阿芳哥自願夜間駐守,成為「自救會」的第一位守護者。我們也利用星期假日的白天集合,以便整理廠區和清點資材,筆者也撥空整修巴士和棄置的小轎車,此後它們便成為抗爭過程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隨著抗爭行動的增加,會員們的能動性也明顯地提高,在會長吳菊梅、副會長陳滿屏的帶領下,郭媽、麗珠、阿絲、林桑、老董、劉桑、阿嬤、黃焉、趙麗錦、杜雲卿…等會員,除了積極參與對外的抗爭行動,也都投身於廠區的整理和守護工作。原來的接待室變成了我們的會議廳,小會議室變成「自救會」的辦公室;此外為解決民生問題的廚房也因陋就簡的設於大樓的門口處,餐具器皿則是會員們所捐輸的。簡言之,1997年初「自救會」開始進駐廠區,她們重整廠區的目的不是要讓它重新生產,而是將它建設成為她們的抗爭基地。「東菱」從這個階段起,不僅不再是個「傷心地」,而是她們展現工運力量的「根據地」。

當「東菱是我們的!」這個觀念逐步形成中,我們又面臨法院拍賣廠房、土地
的壓力。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體系裡,「物」的所有權是神聖不可侵,因而「抵押權」恆高於其他債權,銀行為確保其貸放的資金能獲得償還,便訴請法院將借貸人所提供的抵押物拍賣。據我們的了解,詹俊森以東菱的廠房、土地作抵押向三家行庫共貸了九億元;回到先前的質疑:當初他祇以每坪二、三百元的單價所購置的土地,其投入的資金總共才百來萬元,如今膨漲到幾近十億,試問這些財富從何而來?工人們所投入的生命與青春難道沒有價值!

幸好「自救會」還擁有一「老」──孫班長,這個「寶」從1978年6月退役後受僱於東菱時就居住在廠內,同時也設有戶籍,我們用他的名義具狀向板橋地方法院呈報「居住」之實情,終於在第三次法拍的公告上刊載著:孫紹剛設籍居住與自救會「佔用」的情事,並且將拍定後「點交」改為「不點交」。「自救會」為達到守護「家產」的目的,另一種行動方案,即是每次法拍時,便動員全體會員,穿上東菱的制服、綁起抗議的頭巾,用巴士和九人座載送到板橋地方法院,並派人擠進法庭監看投、開標的作業過程。「不點交」加上展現實力的動員策略,確實對買受人起了警告性的作用,迄第七拍為止皆以廢標收場。

廢標使得我們的「主人」角色產生增益的效果,為管理這片諾大家產,以及防範宵小行竊,我們鼓勵會員搬回廠區居住,菊梅、淑真、阿市還有阿仙和麗珠等先後遷入,林桑、阿嬤、阿柳他們也自行設置「閨房」,也有人利用空地種植蔬菜,劉桑則幫忙接水、電,以使其應合居家的必要條件。共同居住、分工合作還有熱騰騰的「大鍋飯」──它既是日常生活的民生問題,也是動員行動時重要的後勤工作,「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型態焉然成形。總之,抗爭行動不僅整合出「自救會」爭取勞工權益的共同目標,也促使我們共同生活並結合成社群,我們重回東菱,卻實踐了另一種「以廠為家」的理念。

時至今日,「東菱電子」這個名詞和它的廠區,恐怕將會隨著金拍案的底定,和地方派系取得這塊土地的所有權進行開發改建,而成為歷史陳跡。然而,這場戰役對於台灣的勞工運動而言,重要的不僅是因為它寫下抗爭長達九年多的時間記錄,或者是它抗爭所爭取到的成果(例如:促成失業給付的開辦、大量解僱保護法的訂定…)。最有意義的,應屬抗爭的過程中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挑戰,雖然未竟全功,但畢竟誰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在這段期間「東菱是我們的」!

總結「東菱」這段抗爭的歷史經驗,除了緬懷參與戰鬥中所建立的情誼,也讓我們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殘酷本質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過去,在自由經濟學派主導的主流意識教育下,從來不曾提及「剝削」的事實,資本家說這是「等價交換」,亦即我們提供勞務的「勞動力」,他已經給付了等量價值的「工資」,銀貨兩訖,互不相欠。其實他們的「利潤」就是來自佔有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機器、原料、廠房絕不可能自動產出商品,只要工人一天不開工生产,資本家就連一分錢也賺不到,而所謂「退休金」,只不過是用來控制工人,使工人願意長期受其僱用(奴役),以便提供穩定勞動力的「延遲性工資」。

另一個事實,就是「人不如物」。我們這群「自由得一無所有」只能靠工資過活的工人,當我們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雇主時,便必須無條件地配合生產線上機器的速率辛勤作工。換言之,也就是說機器控制著我們的動作和速度,東菱的工人溫順馴服地屈從這種「以物役人」的生產方式,為資本家的訂單拼命生產,甚至為趕出口時限而不眠不休,替資本家赚進了大把大把的鈔票。在這裡我們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東菱擴增的廠房、設備是我們賺來的」。不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雖然我們「投資」了血汗與青春,卻不能如同資本家所投資的「錢」享有分配的權利。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資本家,拿著這些擴增出來的廠房、土地向銀行貸款,挪用這筆原該還給工人的款項,將工人像垃圾一樣棄之唯恐不及,然後一走了之。

最後,我們要批判的是「國家機器」這一項,由於台灣缺乏有思想、有組織的強大的階級力量做後盾,在政治方面也沒有社會主義的思潮,因此它朝向資本家的一方傾斜,也就不足為奇。值得檢討的是,從一九八○年代末期興起的社會運動,雖說創造了一些「補殘式」的社會福利,可是並沒有撼動資本主義的思維和運作方式,自由主義依舊當道。當前在「資本全球化」、「經濟自由化」下,政府和資本家狼狽為奸,聯手打擊勞工階級,一步一步的壓縮、取消過去我們費盡千辛萬苦才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一點點權利與福利。而我們工運界的許多元老和幹部,到現在卻仍有人迷信:「國家機器」可以是中立的、會幫助弱勢者,並且寄望它能替我們伸張正義。在資本统治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又缺乏強大的左翼力量的支持,東菱的這場戰役或許不免會失敗,而我卻認為這是台灣勞工運動的必經過程,只要我們能從每次戰役中,總結經驗,深化認識,看清勞工階級在资本主義下必然要遭受剝削、壓迫的制度性根源,更好地組織起來,擬定有效的戰鬥策略,我們的力量終必一天天壯大,成為改造社會的主力。

鄭向銘:關廠前擔任製造部加工股股長,關廠後與同部門T5股股長的吳菊梅積極奔走,串聯同仁推動籌組「自救會」,為主要發起人之一。

守衛室在大門口右側,緊鄰著慶豐塑膠廠,先前留守人員向隔壁的塑膠廠洽借水、電。

劉芬芳:苗栗人,是會長吳菊梅之夫「小鄧」的同鄉好友。在板橋市清潔隊工作,上班時間為下午3~10點,正好可以填補自救會成員的空檔。

孫紹剛:工
廠廚房的大廚,退伍之榮民,未婚、孤家寡人住於廠內。關廠後,以廚房為居所,後來身體虛弱,經阿絲與阿仙勸導,始移到大樓共住。2000年8月病逝於羅東榮民之家。

板橋地方法院舉行第一、二次拍賣的時候,自救會可能尚未成立,也可能資訊不足,因而沒有任何的行動。

「以廠為家、以廠為校」是八○年代工業發展時期的口號,它以建教合作的方式吸引農村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台灣的工人都知道:「工人替雇主賺的,絕對比雇主給的工資多」,他們認為那是雇主應得的「利潤」,否則雇主會不願意「投資」。這個論點,恰恰是自由經濟學派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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