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期: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三)〔韓毓海〕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三)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3.1984-1996:階段性現實的反思與回顧

1984年開始的城市改革是改革的新的、更為重要的階段,這一階段成就的取得,依然是與「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的堅持,與國家對腐敗、壟斷等不公正關係的破除和干預,對公正市場和公平價格的維護和社會保護功能的部分延續為條件,特別是:以改革各種形式的不合理的壟斷關係和生產關係為目標,以堅持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為條件。但是,無庸諱言,這一時期也是「國家」的社會主義功能與角色發生重大改變的時期。就思想界而言,在這一時期對社會主義國家以平等為目標的政治訴求的質疑,對國家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的有計劃的摘除,對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大眾主體性的「理性批判」,共同構成了甚囂塵上的「批判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潮。這一思潮致力於維護在城市改革中形成的特殊階層的利益,並以露骨的維護現實中的各種壟斷關係和生產關係為主要訴求,最終形成了以「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為先導的「新自由主義」思潮。

正如陳雲在19927月撰寫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所面臨的任務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代和1980年代初期改革的成就,已經將中國經濟推向了現代商品經濟進程中,使得經濟建設的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因此,需要不斷探索新東西,解決新問題。

在現代商品經濟的進程中,交換活動地位逐步加強。而中國在市場和交換領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在兩個方面:其一,儘管從農村到城市,在社會生活和基層中存在著商販和大量的集市、店鋪和日常交換活動,但是,這些活動並沒有得到積極的鼓勵和扶持。其二,在交換的上層領域,國家銀行雖然一直在進行計劃性的信貸和投資,國家一直從事著相當規模的國內和國際的貿易活動,諸如廣交會等大型交易活動一直在舉辦,但是單純國家計劃和行政指令的方式,也產生了管理上的問題,束縛了市場的發展。因此,擴大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目標也是兩個方面:其一:像農村改革時代一樣,鼓勵基層的交換領域,發展集市、店鋪和日常交換活動。其二,從嚴格、有效的角度,加強對於交換的上層領域的管理,對銀行和國內、國際貿易進行管理改革。一句話,改革的核心在於:如何在生產/交換之間,建立一種充滿活力,也更為平衡的經濟體系。

但是,以「激進改革派」的面目出現的「批判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潮,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批判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一個整體,表述方式也不相同。大致而言,當其以「激進派」面目出現時,特別強調城市改革是「一步到位」,即城市改革不是通過建立生產和交換的平衡為目標,不是以鼓勵基層的交換領域為目標,不是以改革上層交換領域的管理方式為目標,而是以迅速地造成一個「商人和企業家階層」為目標。用比較隱晦的說法,就是以鼓勵「社會增量」為方案(註十三)。即以鼓勵「國家之外」的新興利益集團的興起,而不是依靠「國家」鼓勵下層交換領域的發展和改革上層交換領域的管理來推動。

而國家怎樣才能在「一夜之間」造出一個商人階層來呢?城市開發過程中的圈地運動是一個好例。那就是開發商通過官員審批取得土地使用權,然後將土地價值進行虛擬評估,根據評估再將其抵押給國家銀行套兌鉅額資金。在這裡,國家不是被欺騙了,就是犯了一個荒謬的錯誤。國家忘記了土地所有權是自己的,銀行及其資金是人民的,而國有土地被抵押給銀行後,銀行的錢卻支付給了私人—開發商。一個所謂的「大商人階層」就是這樣在「一夜之間」產生了。國家所謂鼓勵交換領域的發展,鼓勵生產和交換的平衡,就是這樣被引導向了它的反面:形成了危害經濟和社會平衡的、「一夜之間」爆富的私人資本積累。

總起來看,這一以「建立商人和企業家階級主導地位」為目標的城市激進改革方案,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為首先,中國現代化的資本積累主要在城市,如果國家將這些資本以「承包」或者「私有化」的方式賦予個人,那麼個人財富就將以幾何數位暴漲。這與農村改革非常不同,在農村改革中,國家起碼在名義上依舊擁有土地所有權,農民「二次土改」所分得的財富容易估算而且相對平均,但是,集中在城市被個人「承包」的財富其實是無法估算的,在這個意義上,企業承包和「外貿承包」急遽地完成了中國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這是數十年社會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動、大積累。其二,這一過程是與要求國家徹底「放權讓利」的宣傳聯繫在一起的,同時也是以國家稅收的急遽萎縮,國家調控能力的迅速下降為代價的。其三,這一大變動、大積累是在缺乏民主監督和法律制度保障的情況下迅速完成的。保守派所呼籲的國家制度的合理化進程是以排除群眾社會運動的方式為前提的,按照這一設計,政治活動逐漸被理解為「政府行為」,而「正確的政府行為」則被界定為抛棄社會動員、社會保護和社會組織(這曾經是國家的重要功能),而單純為「市場經濟」服務,在這一思潮的鼓動下,在由「社會」向「市場」的劇烈轉向中,國家由於過分容忍社會分化,甚至參與市場逐利而一味壓制社會平等訴求,結果,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無論在實際上還是道義上都大規模地下降了。第四,這一思潮以「引進外資」為名,主張拆毀中國的國有銀行和金融體系,在90年代後期,這一思潮致力於鼓動國家政策逐漸由「自由貿易」向「資本自由」的轉變,從而在「全球化」的名義下,使得在城市改革中急遽積累起來的個人資本得以順利轉化為「國際資本」,這些資本不但不進入國家投資領域,而且不受國家的基本制約,作為「國際資本」,它隨時可以離開所在國,在全球尋求新的投資熱點。

我們為什麼將1984年視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分野呢?因為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改革的實質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正式地被提了出來。換句話說,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究竟使得哪一部分人獲益,哪一部分人受損的這樣一個馬克思和毛
東式問題終於被提了出來。而自1984年開始的,圍繞著面向市場的「價格改革」而產生的爭論,最為突出地表現了這一時期改革的特點。

在事後被證明是驚心動魄的「價格改革」中,一方面,少數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承認價格的調控就是搞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大多數形而上學的改革派則認為:只有價格調控的經濟,才是「正確、完整的市場經濟」。而在這個問題上,唯一合格和有眼光的學者,竟然是少數極右翼學者,只有他們看到並且指出:如果價格改革的目標不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那麼,價格改革就不可能得到他們的支援,也就不能取得成功。這實際上並非危言聳聽。事實證明,也只有他們才部分地看到了真正1989社會危機的基本原因。(註十四)——當然,他們是從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從極右翼的角度看到的。而最為令人驚歎的則是,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竟然幾乎沒有人提出過:價格改革究竟對於中國普通民眾的利益意味著什麼,也沒有人提出過:如何通過維護普通民眾的利益,將人民大眾爭取到正確的市場改革道路上,以防止改革向著不利於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方向傾斜的呼籲。結果,脫離開具體的社會利益分析的抽象的價格改革,遭受到來自既得利益階層的威逼利誘,又未得到廣大民眾支援,反而造成普通民眾的反彈,最後終於釀成了1989年嚴重的社會危機。

1989社會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對於這一危機的根源的反思,使得我們再次回到馬克思的教誨,那就是:現實中的經濟活動不能不是一種制度安排,特定的經濟活動必然要求特定的社會關係和制度安排來保證,因此,「改革必然要使一部分人受益」和「改革必然要犧牲一部分人為代價」,這種「犧牲」和「受益」就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自動安排,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其實是制度的安排。價格改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力」配置問題,而是一個怎樣改革、向什麼方向上改革既有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的問題。

1989年之後,所謂「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派」則把下一個目標轉向將改革定義為「產權改革」的「根本目標」、更為激進的「私有化」訴求,因而不像主張「社會增量」和「市場價格調控」的學者那樣含蓄,上述前者起碼在口頭上把一般的「發展經濟」視為城市改革的目標,而後者則直言不諱地把既有的利益關係合法化、並且公然聲稱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神聖不可侵犯」,從而以建立私人壟斷資本主導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為根本訴求。

這一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之所以還沒有得到清算,是因為他們以「發展經濟」為名為壟斷資本辯護,主要以經濟學家面目出現,從而能夠將剝削壓迫制度和損害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視為一種經濟學的必然規律,是一個所謂「自發秩序」和「自然過程」。馬克思說,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從現代社會的階級鬥爭和生產活動中產生出來的,而今天有人這樣質疑某種經濟學說:你們是中國的、人民的經濟學,還是壟斷資本的經濟學?這種質疑不過再次要求我們回到對生產關係的現實理解:經濟學,作為對生產活動的現實關係的描述,它必須包括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這兩個方面,由於經濟活動內在於複雜的社會關係中,我們就無法設想讓一個抽象的市場活動去「決定」社會關係乃至創造出一個「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從實際的「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的互動關係中,去尋找宏觀經濟平衡、尋找總供給和總需求出現平衡與失衡的深刻社會原因。

同樣,也正是因為社會生產關係起碼包括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這互動的兩方面,單純訴諸「經濟」並不能自動達成良性的制度和社會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的民主化,必須包含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的民主化、國家功能的民主化,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民主總是相對於現代國家而言,即它並非要求取消國家,而是要求擴展國家的民主功能。這是因為:經濟活動總是嵌入在它的社會條件中,由於脫離社會關係和條件的自主運行的經濟形式其實並不存在,從而,即使是爭取經濟自由的訴求,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政治制度和其他文化結構的擺脫,而是如何改革、限制、擴展這些制度,以創造自由競爭和公平交往的條件。即使是爭取市場的自由,也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反對國家干預,而是應該被進一步理解為反對國家成為壟斷的保護者,並通過各種社會鬥爭調動國家的民主功能,促使國家通過價格調節等因素去保護真正的市場競爭、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而正是沒有看到和清楚地運用這一點,國家才在1989年的價格改革中喪失了與人民大眾結盟的機會,喪失了最大程度地規避社會代價的機會,使得新權威份子和新自由主義份子有了可乘之機,從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使得社會主義事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這就是為什麼說:民主就是國家,絕對的民主就是取消國家因而也就不存在民主(列寧)。但是,80年代中期以來,當對「毛澤東式的國家專制主義」的誣衊,被惡意地導向對於「國家」的一般地抽象否定的時候,人們忘記了國家實際上不可能被取消的簡單事實,忘記了國家具有不同的、多樣功能的事實。結果,在上述對國家的抽象否定過程中,被放棄、被否定了的其實不過是國家的某些功能,特別是它的社會保障功能和民主功能,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功能和參與市場的功能卻空前加強了。正是這種對國家的抽象批判,愚弄了公眾,掩蓋了新自由主義者們反人民的具體目標,瓦解了國家的社會保護和包括「反腐敗」在內的民主功能,產生了不容回避的嚴重社會問題。

正是因為對「國家」的批判是一種極其狡猾和隱晦的敘述,而我們要作的,就是將這種高度含混、抽象的批判放到具體的社會關係中去觀察,充分認識這一思潮最保守的方面得以產生的主要社會背景和現實條件。由於鼓勵「國家之外」的利益集團「先富起來」本身就是國家某一部分的政策,這一政策既有經濟的訴求,但是實際上更包含了「制度安排」的默契,因此,就不應該把這部分力量視為單純的經濟「活力」,而應該當作制度的安排和創制加以分析,換句話說,也就是必須追問這一部分實際上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於整個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的真正民主化。

以形成一個特權利益階層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不
僅造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失衡,而且也進一步造成了區域經濟之間、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嚴重失衡。它不但將致力於生產/交換平衡的改革方向引向反面,而且同時也將致力於中央/地方平衡的宏觀經濟改革引向反面。它不僅僅是從極右翼的方面對現實制度的重構和瓦解,而且也是從這個方面對於中國現代歷史加以重新編造。因此,晚清以來「地方獨立」運動被大肆鼓吹,是與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嚴重權力失衡的現實伴隨在一起的。這一「聯省自治」的思潮有其深刻的現實背景,根據這種奇怪的歷史敘述,百年中國現代化的真正推動者,不是人民大眾,不是革命和人民民主的國家,而是盤踞在東南沿海的一小撮「洋務運動」地方官員。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以喪權辱國、專制獨裁和貪污腐化標炳近代中國歷史的李鴻章和袁世凱。

我們應該怎樣評價這一反歷史的敘述呢?自晚清「新政」以來,國家讓度一部分權利給地方精英,新增一批機構由豪紳權貴經營,的確成為當時國家改革的一個方向。其目標一方面是以權力「尋租」的方式彌補國家財政漏洞,但更重要的是:作為「新政」的制度安排,是國家權力深入地方和基層的統治手段。正是這一制度的安排瓦解了中國基層經濟和社會,摧毀了以儒家倫理為文化紐帶的社會保護層,將主要以「文化和社會關係調停人」面目出現的地方紳士轉化為「土豪劣紳」或者社會造反者。「新政」改革並非不是短期增強國家收入的手段,也並非不是一種「制度改革」,但是,卻是一場推動晚清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和制度方式向更為反動和
更為保守的方面的「制度改革」,抗拒社會關係向民主、平等和革命的方向邁進才是其實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政」的倡導者的確曾經不遺餘力地反對「國家」,但反對的並不是王朝國家,而是以「民族、民權、民生」為目標的「民國」構想,以及這一構想中所包含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保護的訴求。今天,某些以「社會」面目出現經濟利益群體,以晚清「新政」的後繼者自居,不同的僅僅是,在其「新政」前人那裡,標舉社會民主、革命、社會平等和保護的「民國」尚在繈褓之中,而今,「批判國家」的思潮要反對的,其實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中形成的社會保護、社會平等和社會革命的制度性遺產。因此,這一訴求不過是上述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政策的備書和宣傳,無論其怎樣裝扮成與「國家」對立的「社會」,都不能掩蓋其推動社會關係向保守方面轉化的本質,因此它就很難說是一般地「反對國家」,更不能被理解為社會民主的力量。

進入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腐敗問題。與之相伴隨,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區域經濟出現失衡,農村公共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失修,抗災害能力下降,農民收入減少。針對這些問題,自1991年開始,在中國思想界終於出現了具有重要意義的關於「國家能力」問題的討論。它針對的是以維護「特權階層」利益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後果,特別是中央國家與某些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明顯利益偏袒,以及國家對社會保護和社會福利的大規模削減、退坡和相伴隨的對市場的過度參與,涉及到造成1990年代社會不平等的結構性動因,或者說:制度性安排。這些學者從社會保障的角度重新討論和界定「國家」的含義,思考民主與國家的關係,所針對的是與所謂「權力市場化」和「市場權力化」所造成的腐敗、壟斷、貧富分化、社會保障體系的解體,正是這些討論辨析出國家的多重功能,特別是國家的民主功能和社會保障功能,在這個意義上,向市場的轉化並非弱化了國家,而是極大地強化了國家干預經濟和攫取財富的功能,它所弱化的其實是國家的民主功能和社會保障功能(註十五)。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主張也嚴重威脅了市場和交換的上層領域。其突出表現是:它不支援銀行和金融改革的目標是加強管理和增強效率,而是主張瓦解和拆毀國家銀行在國民經濟中的主要投資人作用,代之以「依靠外資」。但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如同一場惡夢,向人們提出了全球化過程中「投資安全」的嚴峻問題,提出了國家銀行保持貯備、應對危機的基本作用問題,進一步提出了與國防安全相匹敵的國家金融安全問題。金融危機一方面提示我們,在所謂全球化的條件下,所謂與國際接軌意味著:攫取來的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將自己綁在「國際資本」的戰車上,從民族國家迅速撤離。(註十六)另一方面,外資不可能救中國的顯而易見的道理還在於:中國百姓的絕大多數儲蓄都放在國有銀行中,一旦國家銀行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路線瓦解,那麼其造成的社會後果可想而知。

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喪鐘,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開始敲響的。1990年代日益不平衡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問題和金融危機的爆發,都提出和針對了國家的保護功能問題。也深刻表明,正如一般和抽象地「反對國家」的宣傳不能被看成民主和自由的訴求,而且對國家能力和國家保護功能的強調,也不能被理解為對國家的簡單維護。我們在前面的論述中已經說過:一個國家能否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和協調,其一是看它是否有此能力,其二是看它是否有此願望。而1980年代初的社會主義中國對此兼而有之,這是1980年代初的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而如果通過這兩個方面來觀察1990年代的中國,就會發現國家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這與新自由主義致力於瓦解國家維護經濟平衡和社會平衡的功能的「改革方略」有著直接關係。當前國家調控能力(也包括社會保護和社會民主動員)的衰落,與國家對於市場和經濟的過度參與密切相關,而私有化、資本全球化理念貌似反對國家,但卻是某些國家主義者最熱衷的信條。在這種條件下,即使我們需要批判國家,那麼,這一對國家的批判也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須與對新自由主義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結合起來,因為後者體現了某些人眼裡國家的真正功能——國家必須為維護壟斷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服務。而當代中國抽象的國家批判者們,所作所為恰好是竭盡全力地去美化這種野蠻國家的功能。其目的恰恰是為了使得國家站在壟斷資產階級一邊去危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

「新自由主義」的根本戰略目標,就是將少數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置於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之上,從根本上推翻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並將這種壓迫剝削制度稱為300年人類歷史的正道,這特別表現在通過反思所謂「激進主義」,最終達成的對於中國「革命」的否定。

所謂「革命」,在現代中國就是指那些面向「社會平等」的政治變革,制度創新和社會制度實踐。「平等」一直是現代中國社會動員和社會組織的基本方式,也是現代社群、現代社會、現代國家得以構成的最基本的杠杆,是中國現代社會改造運動和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本動力和目標,甚至作為「社會運動」的經濟改革也
必須訴諸這一目標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性(「共同富裕」和「改革是一場革命」)。因此,對「革命」現代性的認同一直是現代中國自我定義的基本方式,更是人們認同現代歷史、現代文化和現代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時也是進行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表述的基本方式。而對於「革命」的取消,暗含著對現代性的「平等」價值的否定,也意味著「社會進步」是以不平等為「正常代價」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

知識領域裡對「革命」的否定具有意識形態訴求,從而迫使1980年代後期的歷史敘述不得不將自身的合法性定義為一種「經濟」或「生產力」的合法性。但是,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並非是通過統治權力的更替或者「生產力」的發展來獲得連續性的,而是通過不斷面向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關係變革和制度實踐——「革命」來獲得表達的,這不但決定了放棄它就將使任何政權面臨合法性和主體性危機,而且,對「革命」的現代性的否定,不僅僅是對馬克思現代性的主要方面的否定——而且也使得中國現代歷史的表述變得含混和不可能,這包括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孫中山的共和革命、五四運動以及力圖使中國擺脫強權統治和殖民地命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這一系列運動都採用了「革命」的字眼來自我定義,一旦「中國革命」變得不可理解,那麼不但等於取消了現代中國歷史,而且一個沈重的代價就是:「中國革命」的同義詞——「革命中國」本身就實際上被從歷史、文化和思想上乃至漢語中取消了。

在抽象的「批判革命」的思潮那裡,近代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被視為激進主義的主要特徵。這一拼湊起來的意識形態得益於多種力量的支援。

首先,在1989年社會危機中以極右翼面目出現的「新權威主義者」,在此之後分為海內外呼應的兩股力量。在這些人看來,中國的現代國家、社會以及現代性運動,並不是一種廣泛的「社會要求」,而是由「精英」和「權威」主導和推動的「制度設計」,其目標並不是社會平等,而是利益與權力的「最大化」。這一反歷史的精英權威主義思潮首先表現在現代史領域,其核心觀點是:從戊戌變法開始,康、梁就錯誤走上了激進主義道路,只有那些地方大員所推動的改革才是漸進的、卓有成效的改革。這一觀點好像完全不瞭解:正是清末「新政」的精英官僚現代化對於中國農村和地方資源的過度攫取,瓦解了中國社會的基層社會,同時動搖了中國國家的整個基礎,造成了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如果被判為「激進」的康、梁的制度改革還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的話,那麼顯然,晚清地方精英主導的「經濟改革」則通過對最基層社會的經濟搜刮和竭澤而魚、殺雞取卵,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地方勢力的崛起與社會保護的呼聲混合一體,精英對於權力的渴望和下層對生存的追求匯合一處,其出口就是當時作為「執政群體」的「滿人政權」,甚至革命和革命黨人本身就是「新軍」和「新政」的產物。在當代中國,這一以保守主義面目出現的對歷史的無知和篡改,絲毫不能掩蓋特定利益集團要求將放權讓利激進化的實質,最有可能將對社會關係進行良性的「自改革」方向引向反面,從而導致「贈革命」的發生。(註十七)

其二,在各種「新自由主義者」看來,1980年代以來思想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較為面向民主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也必須被當作「激進主義」進行批判。他們通過一種虛構的、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英國自由主義模式」與「法國激進主義模式」之間的對立,來編織現代西方歷史,力圖將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所開創的社會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的方式從現代性方案中開除出去。這些人好像完全不瞭解:諸如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現代性信念,包括各種現代制度都是通過現代社會運動才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普及的,現代人民民主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不僅僅是現代性價值、制度得以推廣的主要方式,也是對資本的野蠻擴張進行抵制的重要方式。如果說1980年代的中國啟蒙思想的進步成分還多少具有一些社會民主的因素的話,那麼,新自由主義假定私有化將解決當今社會的主要問題,從而不惜縱容權力市場化的腐敗,主張徹底放棄了通過社會運動、民主建設與制度改革的互動推進民主進程的機會,從而根本不可能為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制度建設作出任何貢獻。

這一「理論」的核心點是在所謂「自由主義」框架中,即虛構出某種「社會」與「國家」的對立。例如:在中國經濟學領域裡,這一思潮經常訴諸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強調市場和所謂「市民社會」的決定性作用。而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則是通過所謂「強調貴族精英和市民社會」的英格蘭傳統,與「強調人民和國家作用」的法蘭西傳統之間的區別,來構建出所謂「英國經驗主義」和「法國浪漫主義」之間的衝突。在歷史領域,就是提出通往現代化的兩條不同「歷史道路」:貴族精英主導的自由主義道路(所謂「英國道路」),國家政治革命和人民民主主導的激進主義道路(所謂「法國和俄國道路」),並且推崇前者以反對後者。(註十八)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建立在對不同時代、不同歷史和不同國度的不同知識的混亂的拼湊的基礎上,建立在對具體的、有特定針對性的思想和理論的「超歷史」的胡編濫造之上,但必須指出的是:上述列舉的那些思想和理論不但不足以支援所謂「社會」與「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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