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農村調查(曉東)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農村先後經歷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四個階段,前三者可稱毛澤東時期,後者可稱鄧小平時期。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從1980年9月起正式做為國家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的,到1983年底結束,歷時3年零3個月。因此筆者將1980年底作為毛澤東時期與鄧小平時期的分界線。目前學界主流包括各主要媒體在毛、鄧兩個時期農村工作功過成敗上的觀點可說是高度默契,即極力否定前者(除了土改)而頌揚後者。至于這些否定者或者說頌揚者是否到農村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或者是否曾經到過農村,筆者不得而知。但在筆者來說,還是寧願相信毛澤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大老實話的,所以就利用工作之餘及工作之便,在豫西某縣進行斷斷續續為期一年多的調查。

這是一個山區縣,現轄15個鄉鎮,208個行政村,30萬人口,面積2185平方公里。縣內千米以上的中山面積49.4%,千米以下的低山面積佔34.1%,河谷溝川佔16.5%。1950年底全縣耕地面積277532畝,其中大秋地、坡地佔61.5%。當時全縣只有1所初級中學和165所小學。公路建設里程為零。

這時調查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查閱當地政府部門的歷史資料;二是找老幹部、老支書會談;三是抽樣問卷。調查的主要內容包括糧食產量、文教衛生、農民的精神面貌及社會治安四個方面。

一、 糧食產量

糧食產量是衡量農村工作成敗的基本指標。筆者認為,決定糧食產量的因素有四個,即土地質量、種子質量、生產工具和農民的勞動積極性。

中央歷來重視農業問題,從五十年代起就把實現農業現代化做為最重要的戰略目標之一提出。四個現代化更是把農業現代化做為基礎。在當時國民經濟一窮二白、農機工業等於零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既沒有消極等待,也沒有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有目的、有計劃地一方面在城市大力發展農機工業,一方面在農村組織大規模的土地改良,同時建立了以農科院為核心的各級農業科研技術體系,為實現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

在對該縣的調查中發現,從新中國成立到1980年的30年中,勞動人民在土地改良和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做出了輝煌成就。

建國前夕該縣的264500畝耕地中,只有187畝水田和6143畝水澆地。新中國成立後,該縣人民進行了長期的、大規模的土地整改和農田水利化建設,比如僅1964年冬,全縣就出動2.3萬個勞動力,65.5萬個勞動日,開挖抗旱排澇渠4147條,整修梯田2413畝佔坡地面積49%;治理大秋地28290畝,佔秋地總面積的22%。經過全縣人民幾十年的艱苦奮鬥,到1977年底全縣的水澆地已增至40587畝,比1949年增加了6.6倍有效灌溉面積達42005畝。機電井從無到有,發展到321眼。鄉鎮以下修建水電站71座。這就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為七十年代末的糧食豐收,提供了土地質量方面的保證。

農業科技方面。從六十年代開始,各級政府都建立了自已的農業科研機構。省有農科院,縣有農科所,社隊有農技站。據一個老幹部回億,1975年該縣的農業科研機構已超過300個。當時各生產隊的農技站都已經能自已培育種子了。各種病蟲害也能自已防治。

農業機械方面。該縣的農業機械是從七十年代開始在全縣推廣使用的。1970年全縣只有10台大中型拖拉機和40台小型拖拉機。到1979年底全縣已擁有大中型拖拉機101台,小型拖拉機304台,農業機械總動力達25998千 瓦。這些現代化生產工具的推廣使用,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

七十年底中期,我國的農業基礎設和耕地改良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隨著工業的發展,全國大部分農村已經實現了機械化或半機械化,加上化肥開始在農業生產中推廣施用,糧食產量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和全國各地一樣,1976年該縣的糧食生產喜獲豐收,產量突破5萬噸,比1949年提高了3倍。一直到1980年,該縣的糧食產量都在5萬噸以上,油料產量也由1949年的83噸增加到1980年的580噸。

土地下放以後,該縣的糧食產量開始出現滑坡。1982年糧食產量已經由原來的5萬餘噸減少到4.5萬噸,1986年更減至27677噸,比1979年的57610噸整整減少3萬噸。油料產量也由1980年的580噸減少到117噸。(見右表)

調查中得知,土地下放以後,糧食減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該縣來說主要有五點:

1. 農業機械設備破壞嚴重。土地下放以後,農村集體經濟迅速瓦解,農民的集體主義觀念被打破,代之而來的是絕對平均主義和自私自利的小農意識(自私自利和絕對平均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為了「公平」分配幾分錢,農民們把生產隊幾十年來購置的農業機械如柴油機、打麥機、拖拉機、收割機等按廢銅爛鐵賣掉。耕作方式又回到了牛耕手種時代,從而大大降低了糧食生產的科技成份。1986年該縣原有的101台大中型拖拉機只剩下4台。

2. 農田水利設施遭到破壞。土地下放,不僅沒有帶來水利建設的發展,就連原有的水利設施也遭到了破壞。為了多種塊地,農民們連自家地頭的抗旱排澇渠都種上了庄稼。一有天災,這些設施就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到1986年底該縣原有的321眼機井和71座小型發電站全部報廢。水澆地也由1977年的40587畝減少到25881畝(據抽樣調查,1986的水澆地實際只剩下1萬畝左右)。

3. 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瓦解。六、七十年代該縣共建立了300多個農業科研技術機構,培養了幾千名農業技術員。土地下放以後,隨著農業科技體系的瓦解,原來的農業技術員都一一跳出農門。這樣,一但出現了病蟲害,就無法做到及時有效的防治。

4. 化肥施用量過大,導致耕地肥力下降,土地板結。土地下放時,適逢化肥供應大大改善。農民為了提高糧食產量,盲目地施用化肥。由於沒有農業技術人員的指導,在化肥施用上出現了惡性循環。筆者注意到,盡管該縣的糧食產量逐年下降,但化肥的施用量卻直線上升。1980年全縣的化肥施用量是4653噸,1992年已經上升到17747噸,和當年的糧食產量33887噸相比,是每2公斤糧食需要1斤化肥。

5. 森林、藥材等自然資源遭到掠奪性開採。隨著土地下放的深入,山坡樹林也被化整為零。為了發財致富,也為了應付種種名目的農業稅、提留款等,農民對自然資源進行了掠奪性開採。僅僅幾年時間就林山變禿,葯坡變白,從而增加了水土流失等自然災害的發生。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經濟原因,如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農業成本加大;為農業服務的單位為了「經濟效應」,拼命從農民身上搜括錢財;農業比較效益低下,導致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減少等。

二 衛生教育

(一)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該縣教育事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49年全縣只有1所初級中學、141所小學,僅1950年一年時間就又建起了20座小學。截止1969年底,該縣已建起了7所高級中學、64所初級中學,小學也猛增至500所,在校學生32004名。到1979年底該縣的基礎教育體系已經形成。當時全縣共有28所高級中學,134所初級中學,634所小學,在校學生高達63394人,創歷史最高紀錄。小學入學率已達適齡兒童的93%,初級中學入學率達59%,高級中學的入學率達50%。

進入八十年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解體,加上當時的政策導向,一時間農村的中小學被大量裁減。到1989年底,該縣原有的28所高中僅存4所,初中也由1979年的134所銳減少到44所,小學由原來的634所減至231所。這種狀況導致農村青少年大量失學。1989年該縣的入學率除小學還維持在90%以外,初高中的入學率都在大幅下降。初中的入學率已由1979年的59%降到49%,高中已由1979年的50%降到了7%。而這還只是升學率。據筆者調查,畢業率還遠遠低於這個數字。

調查得知,導致青少年大量失學的原因有三條:

1. 大量裁減中小學校,使一大批孩子失去了就近入學的機會,同時還降低了中小學的招生能力。因為是山區縣,按現在學校的分布,小學生上學平均要走10準里山路,初中學生平均要走40準里山路,高中生平均要走150里山路,這就使一部分年齡小體質弱的孩子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另外,由於大量裁減學校(尤其是中學),導致學校招生能力下降,一大批青少年被拒之學校門外。據統計,近年來該縣每年小學畢業生在6000人左右,而全縣4所高中最多只能招收500名新生,加上中等職業學校,招生總規模也不會超過900人。有多少孩子,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求知欲望,也不管他們有多大的理想和抱負,有些甚至還不明白理想為何物,他們就已經永遠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

2. 沉重的上學費用,使一部分家庭條件差的孩子上不起學,有些好不容易考上了,又不得不半途而廢。1980年前,由於學校數量多,分布廣,小學和初中的學生都能就近入學,吃住在家,家長無任何經濟負擔。高中生雖然一部分不能在家吃住,也只是帶點糧食而已,除幾塊錢書費及學雜費外,學校不收任何費用,對家長來說也談不上經濟負擔。而進入八十年代特別是1985年以後,一個正式考上的高中生(不含沒過線而被錄取的高價生),每月除200元左右的伙食費之外,還有什麼公寓費、防疫費、資料費、補課費等,加上每學期的學雜費,一年就需要6000元左右。一個吃住在校的初中生每年也需要2500元左右,而該縣1992年以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年份也只有439元。相比之下,你說農民們如何供應孩子上學?

3. 腐朽的教學手段使一部分學生厭煩學校,最終導致失學。毛澤東時代的辦學方針是「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要求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學校力爭把學校辦成快樂的天堂,人才的基地。因此七十年代學校經常帶領學生參加公益勞動,帶領學生到田間地頭給社員們讀報紙、演節目。假期中還組織學生參加收麥種地,向社員們學習在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中學以上當時還開設《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等,一些高中畢業生,下地就能操作一些農業機械等,社會實踐能力很強。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教育改革本來是為了糾正文革後期盛行一時的「白卷英雄」現象,但不久就…進了「唯分數論」的圈子。短短幾年間,新中國成立後機累起來的先進而又科學的教學方法和新教育體制裡培育起來的師生之間相互平等的關係被拋棄一空。不管是教育行政部門評估學校,還是學校評價學生,都是不管其他條件,只看考試成績。校園裡老師打學生、罵學生、罰學生現象嚴重,更有向學生罰款,向家長索要禮物的現象。讓人氣憤的是八十年代末,一些精英竟在報紙上鼓吹要把學校辦成七分監獄、三分學校的主張。因此一些學習成績差的學生就非常厭學,最終導致失學。

(二)醫療衛生

單就醫療條件而言,改革開放後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有了很大進步。現在該縣有29個鄉鎮以上衛生醫療機構、362個個體診所,共有床位700多個,並擁有腦電流圖、心電圖、超聲波、X線、胃鏡、CT等先進設備。遺憾的是從農民的就醫狀況來看,卻大不如從前。人民公社時期,雖然就醫條件差,但人人都能看得起病。那時兒童防疫,國家全包,平時社員有病都能就近及時得到治療。據該縣衛生志記載:「1968年衛生室改稱合作醫療站。醫療人員改稱赤腳醫生,待遇不變。為社員防病治療實行免費或部分免費辦法,醫療資金由生產大隊、生產隊的社員共同籌集」,可見當時根本不存在有病看不起醫的現象。而現在據筆者對100個農戶的抽樣調查發現:得重病有能力到大中型醫院治療的只占11%;借一部分錢能到大中型醫院治療的占30%;沒有能力到大中型醫院治療的占50%;連兒童正常防疫都不能完全保證的占9%。這就是說改革開放二十年來,雖然農村的醫療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農民們的就醫狀況不但沒有改善,許多人還不如以前。

三、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生活水平獲得了較大提高,這一點勿需調查。但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卻顯得異常貧乏空虛。「人民公社時期盡管媒介及宣傳條件很差,但社員們的消息並不閉塞,公社利用有線廣播、報紙、電影隊和各生產大隊的宣傳隊及時把國家大事,中央政府告訴社員,社員隨時能了解國家形勢。當時社員們白天勞動、晚上或學習中央政策、或匯報思想、或看電影、聽戲劇。總之社員們時常保持著一種『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精神狀態。公社幹部始終能把社員團結在黨的周圍,青年社員都以加入黨組織為光榮,以幫助他人為樂事。全體社員有一個共同的理想,那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早日實現共產主義。」這是一位老公社黨委書記的話。

作為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平均主義實踐,分田到戶喚醒了以沉寂二十年的小農意識,並迅速打破了人們的集體觀念,繼之也打碎了他們的共產主義信念。一時「大公無私,助人為樂」行為被作為「左」的產物掃地出門。目前農村青年大多沒有明確的理想。嚮往加入黨組織的更少。筆者下發的150份「我的理想」問卷中,只有2份問卷填入想加入黨組織,理由是這樣可以當鄉幹部;有35%的人白卷交回。文化生活形同空白,精神世界異常空虛,我想這可能就是近幾年農村各種教會能夠盛行的原因吧。

四、社會治安

這一點實際上根本無需調查。人們公社時期的社會治安,可以說已經真正達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遠遠超過了現在80%以上的黨員幹部。那時別說攔車搶劫,拐賣人口、聚眾鬥毆了,即便一點小偷小摸,也會被社員們當作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如今的社會治安狀況可說是一落千丈,刑事案件直線上升。據該縣法院志記載,僅1996年一年的刑事案件就比七十年代十年間的刑事案件的總數還多51件。社會上搶劫、竊盜、聚眾鬥毆氾濫成災。迫使國家一次次收繳槍械,一次一次進行嚴打,其結果槍械越收越多,社會治安越打越亂。目前社會治安混亂不但危及社會、危害人民,甚至已經危及到了國家安全。因此國家近年又發出了穩定壓倒一切的號召。在這一殘酷的現實面前,我們不得不進行一些冷靜的分析。

根據筆者的調查分析,導致社會治安急劇惡化的原因有以下幾條:

1. 八十年代初期大量裁減學校,使一大部分青少年失去了正常的受教育機會,致使一批本來可以成為有用人才的人,變成了社會渣滓。目前,犯罪份子的主體主要集中在這個群體。

2. 以「唯分數論」為表現形式的應試教育制度,導致學校忽視對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及理想主義教育。學校向社會輸送了大批不合格產品。正如鄧小平晚年所說:「十年改革最大失誤是教育」。

3. 社會上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國家沒能像人民公社時期那樣予以妥善安置,導致無事生非、無錢生非的社會惡果。

4. 腐敗蔓延,有些幹部甚至充當了犯罪份子的保護傘。

5. 大量的違法行政,加上繁重的費稅把一部分農民逼上了絕路。

五、幾個需要說明的問題

1.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該縣的糧食產量降低了,那為什麼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豈不矛盾?在和幾個老支書的座談中,我找到了答案,據一個姓吳的老書記回憶:「人民公社後期,由於農業科技和農田水利建設發揮了作用,特別是化肥的大量推廣使用,糧食產量提高很快,但那時國家既要備戰備荒,又要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國家,還要依靠自力更生的手段來完成。因此每年打下的大部分糧食都上繳國庫,社員只留下一小部分,而實行聯產承包以後,每年打下的糧食不管多少,基本不上繳,都能留給農民自己,因而首先解決了口糧問題;加上人民公社時期農閒時,每年公社都要組織農民搞農業基礎建設,而聯產承包以後,農民無人管,可以到處搞副業,掙幾個錢,所以生活水平提高較快。」一個姓張的老支書說:「土地剛下放時,糧食產量也不低。三、四年後才開始下降,主要原因是農田水利和農業科技站破壞太嚴重」。可見,聯產承包以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主要不是糧食豐收的結果,而是國家政策調整的結果。據《經濟研究》1987年第9期49頁載:1984年─1989年6月間,國家平均每年淨進口糧食為1345萬噸。而根據《1982年經濟年鑑》中關於進出口糧食資料計算,1971─1976年6月間,年平均淨進口糧食只有210.49萬噸。也就是說,聯產承保以後國家每年進口糧食平均要比人民公社時期多1135萬噸。國家這一政策的調整,對減輕農民徵購負擔、增加糧食供給、造成農村繁榮局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2. 筆者是一個在農村長大而至今仍未脫離農村的貧困的中學教師,我渴望農村繁榮甚至超過渴望自己富裕,因此這次調查不是為了評判兩個時期的是非功過,而是為了尋找一條更能適合中國農村發展的道路。所以調查中,我絲毫不敢夾雜個人的思想情感,力求做到客觀上的真實和主觀上的公正。當然筆者是第一次搞調查研究,經驗不足。加上所調查的只是一個山區縣,可能結果會有一定侷限性。希望讀者批評。

3. 由於五十年代末出現了嚴重的浮誇風,而九十年代後期又出現了造假風,因此調查中我沒有引用這兩個時期的數據,目的是力求調查的真實性。

4. 文中引用數據,除注明出處的外,分別摘自該縣1949─1992社會經濟統計年鑑、該縣縣志、法院志、1992年人口普查資料彙編等。◎

1965-1992糧食產量變動情況(單位:噸、公斤)

年份                總產量            每畝產量

1965                34007      93

1966                46891      138

1967                42955      135

1968                37960      123

1969                36165      117

1970                41206      134

1971                50597      172

1972                42293      148

1973                46760      163

1974                48935      170

1975                43390      155

1976                53875      200

1977                51616      192

1978                49830      184

1979                57610      209

1980                50436      181

1981                52530      187

1982                45211      162

1983                46930      168

1984                45349      169

1985                34945      127

1986                27677      101

1987                38231      139

1988                32882      121

1989                47746      173

1990                43767      160

1991                30054      108

1992                3388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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