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戴建中)

本刊第四期曾轉載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實扼要分析當前大陸工人階級狀況的報告,本期我們收到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戴建中先生的未刊稿,這篇出色的論文結合理論分析與實際的調查材枓,深刻論述了二十多年來大陸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在客觀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與主觀的階級意識上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值得細讀。【編者】

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

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戴建中

中國社會經濟轉型20餘年來,工人階級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包括:內部結構的變化、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變化以及自身階級意識的變化。

我在本文中將引用近幾年來我所參與過的訪談調查資料(註一)來加以論述。

一、今天誰是工人

1. 知識份子是不是工人?

1978年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為知識份子「脫帽加冕」,摘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歸入「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註二),當時對於從五十年代起一直承受思想改造、反右運動等無休止的政治衝擊,直至在文革中倍受迫害的知識份子來說,無疑是又一次政治解放。時至今日,「工人階級已經成為一個包括產業工人、其他工人、知識份子、管理幹部在內的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註三)這是制定政策的依據和輿論宣傳的基調,知識份子已被公認為「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註四),知識份子的社會、經濟地位已經大大提高。但是,這些是否就能夠證明工人階級「結構不斷優化,整體素質不斷提高,先進性不斷增強」,「是我們國家當之無愧的領導階級」(註五)呢?

一個根本性問題是:知識份子是不是工人?如果從社會學社會分層研究角度來看,至少有兩個主要概念仍然是模糊的,即:什麼是知識份子?什麼是工人?這兩個概念在那些方面可以重疊,那些方面不可以,概念中的本質性主幹可不可以重疊?

在中國劃分階級往往要服從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是要使每個中國人都「對號入座」的,因此必須強調「可操作性」,例如把知識份子就定義為「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註六)。但是社會學的分層研究是基於不同的社會學理論來對社會成員進行分劃的,並不是簡單化的直接給人「貼標籤」,這就如同社會科學研究並不等同於社會政策制定一樣。

如果從以韋伯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學分層理論出發,普遍採用以職業為基本劃分依據的分層方法,知識份子是「白領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主要從事科技研究、教育、文化創作、經濟社會管理與諮詢等職業,以腦力勞動為主要工作方式。而工人從事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商業、服務業中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職業。一些知識份子在研究中講到:現代社會中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區別已經越來越小,知識經濟的降臨已經消滅了純粹的體力勞動。可惜,在今天的中國,大量存在的體力勞動是這樣明顯、這樣沉重,不是用理想化的未來描述就能掩蓋的了的,對於此類輕浮的論調,我只能借用一句工人的話來回答:「看人幹活不腰疼!」

如果從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出發,知識份子和工人都不佔有生產資料,都以工資為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但是他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工人從事直接的物質產品的生產、運輸和銷售,但在這整個運動過程中,處於被支配、被管理的地位。而知識份子則複雜得多,那些與生產直接相關聯的工程技術人員,雖與工人有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但仍然可以列入馬克思所分析的「總體勞動」(註七)之中;而從事文化、藝術、教育、醫療、科研的知識份子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于工人,與物質生產沒有直接關係,工作內容屬於「上層建築」,把他們歸入工人相當勉強,他們內心也已經很少會把自己視為「工人」,今天的工人也絕不會再像文革時那樣稱大學教授為「師傅」了。

「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強調了是否佔有「組織資本」、「文化資本」等對於階級劃分的重要影響,從這個視角出發,知識份子與工人的差別就太明顯了。在經濟領域中,知識份子的作用越來越舉足輕重,他們不斷鼓吹和實施新「知識經濟」,負責高技術經濟的運行。資本不能不讓他們分享權力和利潤。各國知識精英正步入全球經濟的中心舞臺,迅速成為世界新貴的一部分。

至於管理人員是不是屬於工人階級,也是一個需要正視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在原來計畫體制下,管理階層通過國家政權實施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工人階級主人翁」的領導權實際上是掌握在這個階層手裡,這個階層也以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自居,當然自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是一個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如果這批工人階級「公僕」在得不到工人階級有效監督的情況下,一部分人蛻變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新階級」時,他們到底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還是對立物?90年代末前蘇聯、東歐的劇變不能不使人對此進行嚴肅的思考。

「其實現在大多數工人,包括社會上的很多人,就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不是像原來那樣說咱們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工人階級處於領導地位。這是過去的說法。但真正來說,不可能。所謂領導你領導誰去?你怎麼體現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哪個是你們家的?廠裡的這麼多東西哪個是你的?沒有。哪個說國有資產是你的?不可能。沒有。哪項工作你能做出決定,說這個企業的工作怎麼辦,不可能。為什麼?你的經濟地位和你的政治地位決定了,你不可能。」(R廠,W,分廠工會主席)

在中國發生市場經濟轉型後,新的私有制生產關係已經形成,原來的公有制經濟也發生了許多本質的變化。高級經理人員,在生產體系中仍然處於領導、支配地位,但是現在這種支配權力是資本所授予,運作目標是實現資本的收益,他們的高薪之中也分享了資本的利潤,他們是「總體資本」的組成部分。所以在歐美和日本,高級管理人員都是不能成為工會會員的。生產率提高的收益和不斷增長的利潤源源不斷地流入資本所有者和高層管理者的錢包。他們和廣大工人之間不斷擴大的工資福利差距正在形成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一個少數富裕的精英制的主流社會和一個越來越多貧困者、失業者組成的被排斥的邊緣社會。

其實在企業的現實場景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差別早就是涇渭分明的了。

R廠因積極改變分配辦法引進了工資談判制度而在當地非常出名,但工資談判並不是集體談判,而是廠方與受雇者之間進行個人談判:

「現在技術員的工資是一對一的談判。掃大街的不談判,就這麼高,市場價。一般工人也不談判。你不幹,我找別的人幹,有的是人想幹。

當時我們搞分房,正好是最後一次分房,那次分房是所有的骨幹都分到房了,班組長以上差不多都分到房子了。原來我們制定了把有限的住房分給最困難的職工,後來我給它改成把有限的住房分配給貢獻最大的人。就這一個詞,分成專項打成分,其中職務高的人比低的那就是貢獻大;他當班長你沒當,他就比你大;他有職稱你沒職稱,他就比你大;學歷,他大學畢業你初中畢業,大學就比你高。」(W)

「工人幹的活又苦又累,我現在穿的這身工作服算是乾淨的,要是下班時你再看,後背就濕透了。夏天在船裡焊接,又悶又熱,冬天船板冰涼,就先看這工作環境就比管理人員艱苦多了。但我穿著這身工作服,廠部大樓就進不去,只能跟接待室談。」(C廠,X,女工)

H廠是著名的私營企業,老闆已進入高層政壇,這個廠的工會負責人告訴我們:

「我們發現這個企業裡面,中層一級幹部,他辦事情只對老闆負責,對職工可以說是不負責的。為什麼?他認為我這個幹部是老闆任命的,只要老闆相信我就好了。有些職工同中層幹部鬧矛盾,實際上這個事情是中層幹部不合理、不公平,但是到了上面,老闆還是會聽這個幹部的,不會為了你這個職工同這個中層幹部唱對臺戲,不會為了你把這個幹部免掉,再把這個幹部怎麼樣,不可能產生這個情況的。那麼職工想,我在這個企業裡面,不能對這個幹部提意見,要提意見,就要做好辭職的打算。你要打擊報復的啊,那我只有走了啊。職工在企業裡面,任何人同企業兩者之間,職工是弱勢群體,沒有辦法跟這個企業較量啊。」

C廠是國營大廠,T是工人,男,51歲:「現在提升很難,工人永遠是工人,就像印度電影《流浪者》裡說的:法官永遠是法官,流浪人永遠是流浪人。」

從80年代初起把知識份子列入工人階級之內,泛化工人階級含義,在當時對於批判文革、解放思想曾經有過積極的政治意義;到今天只有意識形態上的作用了,對於分析中國社會結構造成了許多混亂。

2. 產業工人隊伍並未縮小

對上面分析的反對意見是:「如果還是把工人階級的定義局限在體力勞動工人,理論未免過於陳舊,伴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體力勞動的成分將快速下降,豈不是工人階級很快就要消失了?」一些學者以西方國家為例,認為以知識份子、管理人員為主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工人階級已經萎縮,社會結構已經從金字塔型轉向紡錘型。前幾年,「中產階級」論也很在中國熱了一陣。不錯,任何階級都有自己產生、發展、衰亡的過程,對於工人階級也並不例外。但是,工人階級在中國的衰亡,仍是下一個歷史階段的事情。發達國家工人階級人數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以電腦廣泛應用為標誌的生產工具改良,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二是在經濟全球化中,隨著資本的轉移,傳統工業已經從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遷移到「邊緣」地帶。但也正是這兩條理由,使中國的傳統產業工人大軍還將長期維持下去。中國正努力在世界經濟「分工」中充當製造業的「世界工廠」,吸引外資的「優勢」正是勞動力的廉價,這就決定了正源源而來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的重點不會是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企業,因此奢談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消失,不免過於性急。

試以製造業、建築業、運輸倉儲業的從業人數為例列表說明(註八)。

上面4個表的問題是無法把「從業人員」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去除,但他們畢竟所占比例不大,仍可看出產業工人人數並沒有大量減少,如果考慮到商業、服務業中體力勞動者的增加,整個體力勞動工人人數事實上還在上升。

那麼怎麼解釋「下崗」呢?「下崗」的理由之一不正是「產業結構性調整」嗎?事實是傳統產業並未萎縮,但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發生了勞動力的重新分配,勞動力從工資、福利較好的公有制企業流向較差的私有企業,其結果是進一步減輕了資本的勞動成本而從總體上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當初「下崗」的理由之二是「減員增效」,這也不是事實。減員後企業真能增效?國有企業「三年扭虧增贏」並未總體見效就說明虧損另有原因。工人離廠「下崗」倒是為出賣國有企業掃清了障礙。從整個中國來說,既沒有出現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戰爭,又沒有大規模移民的機會,是不可能「減員」的,企業「減員」,就必然是社會負擔「增員」,而社會負擔歸根結底還是企業納稅和繳納保險金而來,人總是要吃飯的,只是原來從企業拿的工資多一些,現在從社會領取保險和救濟更少一些、更尷尬、更不穩定一些而已。

3. 外出「農民工」正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80年代起,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打工,他們逐步溶入工人階級隊伍之中。目前農村戶口的勞動力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城市裡的農民工已有9820萬人,已占到第二產業從業人數的57.6%,占加工製造業從業人數的68.2%,占建築業從業人數的79.8%占批發零售業從業人數的52.6%(註九)。

許多打工仔、打工妹已進城多年,最長的已有十多年二十年,已成為「打工叔」、「打工嬸」,甚至下一代也快成新的打工仔了,時間已經磨去他們身上原來小生產者的散漫性,鑄造出大工業生產所必需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工作方式、思想觀念方面逐步與城市工人階級殊途同歸。他們基本已經不回農村務農,工資已是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他們把土地只當作失業後的最後「保險」。他們中許多人逐步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徵。現在他們與城市工人最大的差別是沒有城市戶口,在城市中仍然遭受文化排斥,從事的往往是最艱苦、報酬最低、最不穩定的工作。這也影響著進城務工者的階級認同感。

C廠小W,23歲,自小從未幹過農活,初中畢業以後一直務工,從農村來到大城市也有5年了,當談到認為自己是工人還是農民時,他說:「我是打工的,正式工是正式工,我們是臨時工。我也希望工會能管我們,但不可能,因為我們戶口不在這裡。對於將來也想不了那麼多,趁年輕多幹點,實在不行回去做個小買賣。」

原本在有城市戶口和沒有城市戶口的工人之間確實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門檻不一樣高、同工不同酬等問題,但資本的趨利性並不認識戶口,資本要衝破這些約束,要在這兩種工資水準中就低不就高,要用工資更低的「農民工」替代原來的城市工人,要用更加沒有組織的「新工人」替代對單位組織比較留戀的「老工人」,使得城市居民的優越性逐漸消失,進城務工者和城市居民在就業、生活方面逐漸同質化,這其實就是「下崗運動」的實質。今天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也可以進一步滿足資本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要求,對於勞動者來說,可以增加在這個老闆和那個老闆之間的選擇性,但不會改變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根本位置。

二、工人階級在不同層次上的變化

1. 勞動權力的弱化

(1)失業的威脅

保證有勞動的機會和有相對穩定的工作,是中國工人階級一百多年長期鬥爭的目標之一,但這一曾經實現的鬥爭成果隨著近十幾年破除「鐵飯碗」而被砸掉了。到底累計有多少「下崗」、失業工人,從未見到確切的數字,但從前面表1、2、3中的國有、城鎮集體企業職工人數銳減,可以知道其嚴重性。

失業有多種形式。一是「下崗」,2003年10月29日新華社發佈消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今天宣佈: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7個省市已沒有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已全部關閉。」這也就是說,今後工人將不再有「下崗」這種緩衝形式,而要直接進入失業了。原來「下崗」中「內退」(先在企業內部退休,拿退休金或生活費,直到達到退休年齡轉到社會上去領退休金)和「提前退休」的算「終得正果」,雖然被剝奪了最後幾年工作的權力,但終其一生,總算生活可以有保障了,今後就不會有這種「幸運兒」了。二是廠內「待崗」、「息崗」等眾多名堂,這些人只能拿比社會救濟線還要低的生活費甚至連這都沒有,而且還享受不到對失業工人的一些優惠政策,處境往往比「下崗」、失業更慘。三是解除合同直接回家。四是新增勞動力「畢業即失業」,有報導說2003年大學畢業生到當年8月底還有一半人不能落實工作單位,曾經是「天之驕子」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

失業的陰影還深刻地影響著在業工人,使他們在勞資雙方的博弈中大大喪失討價還價的能力,更加難以保持勞動者的尊嚴。

「工人現在什麼意見也不發表,怕下崗,不敢去爭。現在就是一句話,你想不想幹?不幹下崗!一句話你就老實了,有理回家講吧!現在就這厲害,老毛(編按:指毛澤東)那時有這話嗎?」(Z廠,T)

(2)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和絕對減少

社會經濟轉型的合法性在於,經濟發展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財富與收入增加、生活水準提高。但在現實中,工人階級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的部分變小了。表5僅以比較有代表性的製造業、建築業從業人員收入為例,與全體城鎮就業者收入相比,就可以看出「蛋糕」變小的比例。

「那個北京市公佈的數字,2001年我有。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是18092,企業的平均工資是17060,越來越少,然後國企是13521,而中央在京單位工資22850。」(R廠,W,原分廠廠長,現集團人力資源部部長)

「社會平均工資全市是1200元,都讓總工程師、足球運動員給平均上去了,老山戰爭死一個當兵的,才補給3000元,奧運會得了金牌1萬塊,三條生命不值一塊金牌。一個足球運動員,工資就是上百萬、幾百萬,得多少個工人去背那個平均數,這社會現在很複雜。」(C廠,T,工人)

分得「蛋糕」的絕對量有沒有下降呢?這主要表現在進城「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以及通過城市工人「下崗」逐步用進城「農民工」來替代城市工人,即便對於「農民工」個人來說可能收入比在農村有所增加,但對於整個工人階級而言,總體收入絕對減少了。

「我們和正式工混崗幹活,活是一樣的,正式工工資比我們高。」(C廠,小W,農民工)

「為何用農民工?就是為了省錢。如做衣服,有我們在,做一件兩塊,不能不一樣。沒我們了(指「下崗」了),他們對農民工可壓到每件一塊半。人家拼命幹,能掙六百多。」(下崗訪談對象29,女,47歲,下崗)

「廠裡曾經加班連著幹48小時,而且不給加班費。工人向廠長反映國家有規定工人加班每天最多不能超過三小時,可廠長說國家的規定下面有特殊情況也可以連續加班。現在工人下崗,廠裡又雇了100多農民工,都在生產線上。農民工每天可幹12小時沒休息,掙一千多。像我們這種廠一般只有7-9月比較忙,其他時間農民工也不走,但工資較低,就每月給三百塊。正式工除工資外廠裡要交各種保險,而農民工除了給工資外,其他一概不管。廠長說用一個正式工至少可以用2-3個農民工。另外他們願意用農民工也是因為農民工都在廠裡住,讓他們加班誰也不敢說甚麼,他們認為農民工比正式工好管理、簡單。」(下崗訪談對象52,女,46歲,下崗)

此外拖欠工資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重大問題,這一現象的本質是工人收入的絕對減少。

2002年9月3日《工人日報》:「2000年全國共拖欠工資366.9億元,2001年的情況更為嚴重。」

「蛋糕」做大以後,工人們的所得不一定也會變大。資本所有者認為生產率的提高是引進新技術的後果,高層經理認為是「加強管理」顯現出來的成績,這些收益只應該以增加資本紅利及高管人員薪水、福利來分配。工人們如果想增加工資或減少勞動強度總是被視為是「懶惰」的表現。工人對生產流程和公司收益的貢獻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工人爭取從生產率提高中增加利益似乎是不正當的權力,只能是資本與管理者給予「恩賜」,而這種「恩賜」往往是在工人流露出不滿後,作為一種不情願的「影響公司發展潛力」的讓步來給予的。

(3)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增加,勞動安全保護減弱,勞動保障缺失

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已經很多,我僅舉兩個近期報導的例子:

2003年9月25日《工人日報》:「在浙江樂清市,一些私企老闆大量使用無安全保護裝置的劣質衝床,僅去年(2002年)一年就將5000多名打工者的手指軋斷,當地醫院每天要做10餘例接指手術。然而這些受傷的進城務工人員大多數被老闆草草打發了事,根本沒有得到法律規定的足額賠償。」

2003年9月19日《工人日報》:「湖南省統計局近日對全省51個縣市區的2000名失業人員生存狀況進行了專題調查。……調查顯示,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時間總體偏長,其再就業收入僅達到最低收入水準。從再就業人員在調查登記的前一個月的收入來看,平均為478元……。失業人員在社會保障體系中處於弱勢地位,無論是失業保險,還是醫療、養老保險,失業人員的參保率普遍較低……。」

(4)法律的失衡

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對於保護勞動者利益是相當有用的。但就是這樣一部「良法」,一些條例也能讓資本「用足」而反過來損傷工人的利益。《勞動法》第20條規定「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以上,……如果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對於勞動者來說,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更穩定一些,即便雇主要解雇也還要依法給予補償,而有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到期解雇就沒有任何補償。但是,這一條有一個前提,需要「當事人雙方同意續延勞動合同」,而現在老闆為了靈活用工、壓低工資,大多只定一年、甚至半年合同,有的根本不簽勞動合同,因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對於工人只是「水中月、鏡中花」。常聽法學家呼籲建立一個「法律至上的法制社會」,我以為未免天真,法律只是反映現實社會中各階級力量的對比,也是基於這種對比制定出來的,一個弱勢群體不會因為有了某一部法律就改變弱勢的地位。

工人階級在這一層次上的變化還是最表面化的。

2.組織權力的弱化和缺失

(1)在企業層面上工會和職代會普遍失去參與決策的權力

我先引用同一個工廠行政領導、工會幹部、工人對工會的評價:

C廠,一個國營大廠,解放前就有共產黨領導的工會,解放後一直是全國工會工作的一個先進單位,直到今天工會組織健全並開展工會工作。

(Z,車間主任)「工會還必須存在,只要共產黨執政,工會就要加強。關心群眾是工會應該做的,文體活動是增強凝聚力,但一個中心點是經濟效益。我是生產領導核心,黨和工會是輔助,工人生活區、車間衛生、環境,行政指派工會主席去管。」

(X,車間工會主席)「從理論上講,工會要維護職工權益,事實上,工會工作圍繞生產轉。廠領導對我們說:別光種別人的田,忘了自己的地。現在說什麼都是虛的,抓效益才是實的。」

(T,車間工人)「這裡黨、政、工,有事找行政老大。對於管理,工會介入不了,工會是擺設。和外國不一樣,我敢罷工啊?」

其他調查中還聽到:

「職工在企業當中的作用,跟過去比,應該說是小了。就是說在人們印象當中,好像發揮主人翁作用不突出了。工人階級是主力軍,但是現在不是了。為什麼呢?隨著企業的發展,你職工要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但對一些重大決策的情況,你肯定不清楚。你的局限性就是你的位置決定了的,說你就是一工人,你要瞭解廠的大事,你沒有資訊來源,你不可能知道。即使你有異議,你也肯定說不出不同意的理由。包括現在說什麼股份制的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其實他的崗位是一工人,他的作用,也只能聽,他不可能發揮什麼作用。」(R廠,W,分廠工會主席)

「工人作主人,你生產去,你能生產多少台,你說的出來嗎?你說不出來。一個工人成天在蹶著屁股幹活,他能看你企業什麼,你還老叫著把他當主人,……主人?主人都下崗去了。」(R廠,Z,原總廠人力資源部部長)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靜教授對職代會基本功能的看法是:「整合職工對政體的支持,將不同的社會需求納入體制的掌握之中。」「它的基本目標在於,避免大規模衝突的醞釀和滋擾」,把基層充斥的大量衝突「局限在單位內」,因此職代會「不是社會階級利益的聚合組織」(註十)。

(2)在國家層面執政黨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變化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政治利益是階級利益的集中表現,工人階級的政治利益由自己的政黨來代表,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現在與時俱進的創新理論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包括吸收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入黨。什麼是優秀分子?如果接受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那麼是否放棄對剩餘價值的佔有?如果放棄,那就不是私營企業主了,如果不放棄,那麼是否要對一部分人修改黨的綱領?在實踐中,如果資本家可以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那麼能不能加入工會這個「工人階級群眾性組織」呢?如果能夠,那在全世界各國的工會中倒確實是開風氣之先了。在政策制定中,如果不能夠總是調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執政黨也會遇到一些難題,怎樣使「彼」滿意,又使「此」也滿意呢?

「誰都希望自己的單位好,希望自己的國家好。社會主義的宗旨就應該解放全人類,不能只為某些人謀幸福,要為廣大勞動人民謀幸福。這麼多忠實於共產黨,跟黨走的國企職工都下崗了,拿著這點最低生活費找不到出路,還能叫為人民謀幸福嗎。解放前,窮人為甚麼奮不顧身的跟著毛主席幹革命,還不就是因為沒飯吃。解放了,革命勝利了,好不容易捧上鐵飯碗現在又非要把他的飯碗搶走,他能不急嗎。地痞流氓富了,貪汙腐敗者發了,現在他們成了南霸天、北霸天,他們又在不斷的製造吳瓊花,吳瓊花要是太多了,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南霸天」是文革時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的反面人物,「吳瓊花」是貧苦農民,後來成為紅色娘子軍的戰士。)我們這一代人,對黨有深厚的感情。我們聽黨的話,讓上山下鄉就上山下鄉,好不容易回北京了又趕上下崗。像我們這樣,聽黨話跟黨走,工作兢兢業業老老實實跟黨走的都成了下崗的窮光蛋,這就是政策不好,不為老百姓著想。現在是一把手說了算,這就是權力,下崗根本不通過職代會,根本沒有民主。企業虧損了,工人下崗了,連簽了無固定期合同都不管用,合同應該是受法律保護的,怎麼下崗就沒人管了呢?領導為甚麼不下崗呢?企業倒閉了,他們換個地方照樣當官,照樣撈,為甚麼他們只有權力沒有責任呢?」(下崗訪談對象57,女,47歲,下崗)

「在整個社會、國家發展中,或者說咱們進行有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必然就有一部分人在改革當中,出現一些困難。這是正常的,特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咱們當時強調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強調富了,沒強調不富的問題。實際咱們在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就是弱勢群體的增長。」(R廠,W)

在這一層次上的變化更為本質。

3.話語權的失落

根據我在調查中的資訊,我感覺國營企業工人個人素質還是很好的。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對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失落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例如對於「下崗」,他們可以深刻、準確地講出許多原因。問題是面對困境,他們基本上是採用個體化的解決方式,靠自己想辦法、找關係、再學習、起來抗爭……。其實就是在「下崗」問題上,也有許多政策規定了職代會的權力和作用,但是很少有人想用一下這些權力或從這些組織中取得幫助。一個原因是對這些組織深感失望。

「我找過工會,所以給我補助,就給過一次,沒有實際效果。沒有幫我找工作,就是要我轉變觀念,要有新思路,就是做思想工作。我說要是我坐在這我也會說,咱倆換換,你頭一個下,我第二個準下,他們和領導是一個模子。」(下崗訪談對象48,女,40歲,下崗)

「工會幹部一樣的撈。工會在毛主席的時代就起作用。現在它也替工人找工作,也不是完全不管,就看機會,順便時才管。」(下崗訪談對象5,男,48歲,內退)。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階級在主流的話語霸權面前,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這些主流話語主要有:「必不可免論」、「個人能力論」等,對於相當一部分工人是有影響的。

「對下崗,肯定有部份人當犧牲品,我們就是。現在是過渡階段。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國家絕對上不去。改制就是要補上這課,不補上資本主義這課,國家沒法發展。」(下崗訪談對象40,男,39歲,下崗)

「職工下崗不公平,單位不給你雙向選擇的機會,憑關係上崗,我永遠不服氣,我覺得我幹活比上崗的還強。不公平沒轍,國企改革就是分流,社會就是這樣,家家企業都這樣,這是大趨勢,你覺得不公平也沒辦法。」(下崗訪談對象50,女,39歲,下崗)

「我覺得社會對下崗工人有歧視。但我沒能耐,就得給人打工去。有能耐,我還去當老闆呢。」(下崗訪談對象24,男,40歲,下崗)

「我雖然很害怕下崗,但仔細想想倒是也能理解。社會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現在很多高科技的東西都應用到生產第一線,很多崗位都從手工操作發展到機械化又發展到自動化,勢必要減少人員。像我這麼大年紀就是被社會所淘汰,不下崗或轉崗在辦公室呆著幹嘛呀。從社會發展的眼光看下崗,確實沒有甚麼不對。」(下崗訪談對象56,女,47歲,下崗)

這裡深深地充斥著無助與無奈!

失語其實就是沒有工人階級自己的意識形態,沒有對自己處境宏觀的科學解釋,因此也認識不到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力量和必要性。工人階級的根本出路仍是組織和集體行動。工人階級不是大工業的天然產物,而是工人在參加了集體行動之後的伴生物。……階級覺悟產生於社會行動,也在社會行動中發生變化。

因此我認為意識形態層次上的變化是最深刻的變化。

我仍用工人的語言來對工人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變化做出結論:

「我總感覺工人的政治地位低了。我入廠的時候是79年,那個時候的青年人大部分都想進工廠,現在他寧願進服務行業站櫃臺去,他都不想進工廠當工人,為什麼呢?我瞭解下面的情況,這一線的小夥子比較多,搞物件,一句工人就不好辦,人家有的說:這小夥子長的也不錯,各方面條件都挺好,他要不是一工人就行,但他要是工人就不行了。」(R廠,X,分廠工會委員、職代會代表,班長)

「改革開放後,工人地位是到底了。以前工人是主人,現在則沒說話權利了。」(下崗訪談對象5,男,48歲,內退)

「對未來,就只有指望孩子了,在自己身上是沒有未來的了。我希望孩子有出息,以後孩子要邊工作邊上大專,我一定供養他。其他也沒甚麼奢望。」(下崗訪談對象1,女,42歲,內退)

「孩子就得讓他上大學,要有文化,家裡經濟情況不能影響孩子,一定要上大專。絕不能讓孩子當工人,要吃虧的。」(下崗訪談對象28,女,44歲,內退)

「孩子小學六年級,我要求他必須學習好。『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下崗訪談對象40,男,39歲,下崗)

我曾想用「中國工人階級的邊緣化」作為這篇論文的題目,但我斟酌再三。什麼是「邊緣化」?它指的是「非主流化」。今日中國的「主流化」是以工業化和全球化為特徵的,「非主流化」主要是兩種情況,一是被甩在主流社會變化過程之外,二是在前面兩種特徵性變化中喪失發生影響的能力。但一般講到邊緣化時,總是指一部分個人、一部分群體,即便是講階級,也是講階級中的一部分,如「邊緣勞工」等等,可是我不認為現在被排斥的是一些個人,某些人因性別、年齡、文化等被主流社會排斥僅僅是表像。我所要強調的是一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失落。因此「邊緣化」這個概念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概括範式。同時「邊緣化」總給人一個印象,社會結構的分化,只是在同心圓式的共同體中分成了核心和周邊,但目前中國社會出現的變化模型,更為形象和準確的說法是「斷裂」,北京大學孫立平教授已有一系列闡述,已經把這個問題講得相當深刻了(註十一)。

三、出路何在?

講到出路,確實還是不能不講「姓資姓社」的,比如講國營企業虧損,就有兩條出路:一是一賣了之,工人「下崗」甩掉包袱,資本可以越過原始積累階段,從此「輕裝」前進;另一條路,是在企業中建立資本和勞動的權力平衡,依靠工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三個積極性,真正尋找社會主義市場機制下公有制主體經濟的運行規律。這是不是21世紀的「烏托邦」?我想還是讓調查資料來啟發我們的思考。

「從這個R廠近一、二十年來看,最好的時期,大概是1988年前後那一段時間,那幾年就是廠長負責制嘛,從84年改的,一直到90年左右。當時就叫黨、政、工三架馬車。當時有這麼三個條例,一個廠長負責制,一個職工代表大會,還有一個黨委。從84年開始經濟體制改革了,開始放權,這時候放的權是給廠長的。但是咱們又沒有擺脫過去傳統的經濟模式,那廠長拿了這個權以後,用的不恰當,用兩個制度來管他,一個是黨委管,另一個是職工代表大會來管。咱們非常直率的說,那是職代會、工會發揮的最好的時候,真是為職工說話,辦事兒。當時還建立在價值取向上,認為我們沒有太大的差距,仍然是我們毛主席那時候提的適當拉開差距,所以如果你超出了這個範圍,大傢伙就可以對你提意見,罷免過中層幹部。我覺得那個時候,從上到下有這麼一種氛圍,從市總工會到機械局工會,以至於整個工會作用發揮的比較大。當然,我要客觀的說,我覺得和當時的環境有關係。現在為什麼不提了,現在社會上鼓勵這種差距,對不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人家就應該富,你還去指責人家,幹嗎哪?所以這種監督力量就下來了。現在這價值觀不一樣了,你既然規定了廠長可以年薪幾十萬嘛,規定了領導幹部可以去住幾套房子,那人家出人頭地了,你幹嘛還要去指責人家呢?」(R廠,S,分廠黨委書記)

在社會現實中,我們還調查了河南Z廠,它曾被私營企業兼併,因為私企沒有兌現兼併條件,這個廠的職工又要求退出兼併並佔領了工廠,旋即遭到強力機關鎮壓,但最終被允許自己選出工會委員會。三年來,職工就在工會領導下慘澹經營,養活了一部分工人,保全了機器設備。目前這個廠生產並沒有走上正軌,未來變數很多,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個試驗。現在不是提倡「多樣化」嗎?既然農村改革可以留下像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這樣的「異類」,那麼城市改革就不可以也多留下幾種備擇方案嗎?

現在不是我們「讓思想衝破牢籠」,開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時候了嗎?

2003.11. 初稿

2004.03. 修改◎

表1  製造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3947         2449         1346 916 4863
1985 4620         2975         1608 2741 7361
1990 5304         3395         1773 469 3229 9002
1995 5439         3326         1417 1254 3970 10663
2000 3240         1415          519 1933 4109 9282
2002 2907          979          346 2135 4506 9548

*職工「指在國有、城鎮集體、聯營、股份制、外商和港澳臺投資、其他單位及其附屬機構工作,不包括:(1)鄉鎮企業就業人員;(2)私營企業就業人員;(3)城鄉個體勞動者;……(7)在城鎮單位工作的外方濟港澳臺人員;……」

*鄉村從業人員「按從事的主行業劃分,如以農業為主,兼營商業的,仍作為農林牧漁從業人員」。

九十年代以來,鄉村企業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是鄉村集體經濟為主,以後相當大量的賣給了私人,但地處農村,仍被歸入鄉村企業;沿海地區許多「三來一補」外資企業,因為建立在農村集體的土地上,也稱為鄉村企業。

表2  建築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  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710          475          235 710
1985 900          545          354 1152 2052
1990 896          538          357 23 1523 2442
1995 1053          605          427 70 2204 3327
2000 744          372          261 145 2692 3581
2002 756          302          218 213 2959 3928

表3  交通運輸倉儲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  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714          498          216 714
1985 823          585          237 434 1257
1990 895          660          232 182 635 1702
1995 824          677          138 419 983 2226
2000 659          549           56 446 1171 2276
2002 613          498           39 402 1259 2274

表4  製造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  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5371        3422          1797 916 6287
1985 6343        4105          2199 4327 10670
1990 7095        4593          2362 674 5387 13146
1995 7316        4608          1982 1743 7137 16216
2000 4543        2336           836 2524 7972 15139
2002 4276        1779           603 2750 8724 15750

表5   製造業、建築業職工平均年收入與全體城鎮就業者平均年收入的比較

年份 全體城鎮就業者

(元)

製造業職工    與全體比較

(元)        (%)

建築業職工    與全體比較

(元)        (%)

1985 1356 1112          82.0 1362         100.4
1990 2695 2073          76.9 2384          88.5
1995 7418 5169          69.7 5785          78.0
2000 11749 8750          74.5 8735          74.3
2001 12983 9774          75.3 9484          73.0

根據《200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表5-22、表10-4計算。

註一:這些調查包括1999-2000年對北京下崗工人的訪談;

2002-2003年對以下企業的調查:

R廠——北京一家生產印刷機的國營企業;

J廠——北京一家中外合資汽車製造廠;

H廠——浙江一家著名私營化工廠;

S廠——福建一家台資制鞋廠;

Z廠——河南一家國營企業,幾年前被私營企業兼併,後又事實上推翻兼併,並在工會領導下維持至今;

C廠——遼寧一家大型國營造船廠。

註二:《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頁。

註三:王兆國《在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3年9月22日。

註四: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2年10月12日。

註五:段若鵬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階層結構變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頁。

註六:閻志民《中國新階段階級階層研究》,2002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72頁。

註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6頁。

註八:表1、2、3、4資料引自《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第130、414、146頁。

註九:《工人日報》2004年2月27日、3月5日。

註十:張靜:「城市社會的利益組織化——職代會案例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四期。

註十一:孫立平著《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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