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界的分裂與整合(祝東力)

祝東力(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副主編)

1

我們這個時代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末。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1月中美兩國建交——以這兩個前後相繼的事件為標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其實質則是:在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被迫承認了中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並接納中國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由此,近代以來的「救亡」階段遂告一段落,中國放棄了此前持續20多年的准戰爭體制,開始了另一個階段,即「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就是這一階段的新的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這個歷史時期,迄今已有25年。

在這20多年「發展」的背景下,意味深長的是,知識界的歷史卻是由一系列「分裂」構成的。70年代末圍繞朦朧詩、圍繞人性和異化、圍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問題,文學界和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分歧已尖銳地呈現,到1981年批判電影《苦戀》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新舊知識界營壘分明,裂痕已無法彌合。陣營的一方,是忠誠於國家體制、以正統的馬列毛為理論資源的知識份子,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老左派」;另一方,是以自由、民主等為訴求的知識份子,形成所謂的啟蒙知識界。兩個陣營此消彼長,在80年代,前者迅速邊緣化,失去對整個知識界的良性影響力;後者則穩步取得話語權,在整個80年代執掌知識界之牛耳。應當指出,啟蒙知識界源源從西方獲取精神和理論支持,以一種泛自由主義的立場批評國家體制。但細緻觀察,可以說,啟蒙知識份子所持有的理想主義和反體制傾向,又仍然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新時代曲折而強勁的延伸。    其相同和相異處在於:「文革」造反依託的是毛澤東晚期思想,啟蒙主義則背靠西方現代理論,而兩者所針對的則是同一個國家體制。

新舊知識界二元對立,這一格局維持了不到10年,接下來便是啟蒙知識界內部的三次分裂。80年代末,國際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動搖,國內改革也步入動盪期。權力下放造成的諸侯經濟和城市改革引發的經濟波動,催生了新權威主義的出籠。新權威主義者認為,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經濟的自由化只能在政治集權和政治壟斷的框架內實現,政治民主化則應當緩行。新權威主義重新回歸於國家體制,以新的國家主義為訴求。一方面,他們完全剝離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市場資本主義的改革為目標,由此區別於先前的「老左派」。另一方面,他們又斷然放棄了民主訴求,重新強化國家體制以作為市場經濟運行的保障,從而與原教旨的啟蒙主義分道揚鑣。圍繞「民主」問題,泛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首次發生危機,持新權威主義立場的知識份子從啟蒙陣營出走,形成了啟蒙知識界的第一次分裂。

冷戰結束,兩極結構塌陷,全球格局分化重組,中國作為擁有獨特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大國,轉而又成為美國圍堵遏制的首要對象。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東亞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對世界範圍的市場、資源和權力架構形成了潛在的壓力。90年代,從持續的經濟制裁到銀河號事件、北京申奧失敗和多次台海危機,中國戰略環境的惡化甚至使民間社會也感同身受。由此,在90年代中期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在體制外的崛起,絕非偶然。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出版,這本帶有商業寫作性質的書籍能夠熱銷,揭示了體制外的中國民族主義在民間社會有著深厚的土壤。中國民族主義者憂慮中國在「發展」階段的國際環境,退一步,他們力主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進一步則申張國權,關注中國在海外的市場、資源甚至生存空間的獲取。同新權威主義一樣,中國民族主義也脫離了原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例如不再保有國際主義的價值視野,而僅局限於自身民族利益的訴求。由此,他們也迥異於80年代在啟蒙知識界盛行的世界主義和親西方傾向。圍繞「民族」問題,原啟蒙知識界的第二次分裂發生了。

如果說,中國的80年代提前登場,即始於上述70年代末的兩個標誌性事件,那麼,中國的90年代則滯後展開——只是到了1992年以後,中國90年代的真正性格,如市場經濟和高速增長、全球化和社會分化、吏治腐敗和消費主義等等,才真正呈現出來。在90年代的這一系列特徵中,最引人矚目的大概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刻的社會分化。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區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是廣大農村的凋敝和城市貧民的湧現。而這一切又同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和經貿秩序息息相關。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意識形態領域,使「民生」成為各方面廣泛關注的緊迫問題,終於在90年代後期引發了啟蒙知識界的第三次分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義對知識界輿論的主導,另一方面是「新左派」的異軍突起。

2

改革的實質內涵之一是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由此激化的各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的確需要市場之外的國家力量予以抑制和平衡。80年代末出籠的新權威主義實際上相當準確地預言了90年代的中國社會,即「威權政治+市場經濟」,這也是東亞如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長期採取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並非巧合的是,恰好是在1992年以後,即在中國90年代的真正性格全面呈現之後,在原啟蒙知識界內部迴響起了關於「人文精神危機」的呼喊。其實質在於,啟蒙知識界原來單純以國家體制為抨擊物件,90年代則突然面臨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兩面夾擊,由此陷於深刻的困境。

民族主義與啟蒙主義的分歧在另一個維度上展開。自1500年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現代文明的成長便依賴於對東方民族的征服,其中,美洲的資源、非洲的人力和亞洲的產品及市場為歐洲的商業革命、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提供了前提條件。古希臘時代所實行的二元社會結構,即民主奴隸制——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公民社會與一個龐大的奴隸階層彼此依賴、互為因果,這種二元社會結構自近代以來便在全球範圍內穩步展開了。一方面,西方社會擁有先進的物質技術、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教育文化體系;另一方面,其先進性的取得和維繫又離不開對東方國家和民族的全面侵奪和壓迫。啟蒙知識界曾經盛行的世界主義和親西方傾向完全無視西方現代文明的這種雙重性質,這在冷戰結束以後,全球形勢迅速向19世紀的格局倒退的時代,顯得尤其不合時宜。其世界主義和親西方傾向不再被成長於80年代、成熟於90年代的較為年輕的一代所延續,實在是時勢使然。

同新權威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樣,「新左派」也曾是原啟蒙知識界的成員,或者曾在80年代啟蒙主義的思想環境中求學和成長。細緻觀察,「新左派」立場觀念的形成儘管是激於90年代國際國內環境的劇變,但在文化心理的淵源上卻可以遠溯於中國古代的思想傳統。自秦漢時代起,「抑商」就成為中國古代制度、倫理和心理的穩定的組成部分。正像伊曼紐爾‧沃倫斯坦所說:「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的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現代中國,這種文化心理依次體現為20世紀初葉孫中山的「節制資本」觀念、世紀中期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世紀末的「新左派」思潮。因此,一方面,「新左派」的確較多地從現代歐美知識左翼的文本中獲取理論資源,但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在其思想的底層仍發揮著深刻的影響力。實際上,就「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來說,也並不限於眼前急迫的國際國內問題,而廣泛地涉及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以及對中西方歷史的基本評價。

「民主」、「民族」和「民生」堪稱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圍繞這三個基本問題,啟蒙知識界經歷了三次大的分裂。如前文所述,「改革開放」初期,在文學和哲學社會科學諸多領域,以正統馬列毛為理論資源的「老左派」圍繞一系列問題與啟蒙知識份子發生激烈論戰,不久便失去影響力,而迅速邊緣化。到世紀末,「新左派」以新的理論資源和論述策略出人意表地亮相於知識界,並對近20年的歷史過程持一種反思和批評的立場。從「老左派」的淡出到「新左派」的突顯,歷史似乎在一個新的高度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起點,中間所經歷的則是一個近於完整的時代週期。「新左派」的出現也許是一個徵兆,它似乎意味著一個時代行將終結,另一個時代行將開始。

3

知識界的分歧和爭論儘管常被貶稱為「茶杯中的風暴」,但它們仍是現實的社會矛盾,特別是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即現實的電閃雷鳴在學理層面的投射。中國進入「發展」階段,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民財富洶湧般地增長,成績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近代以來的三個基本問題,即「民主」、「民族」和「民生」問題仍遠未解決。對此,80年代延續下來的「老左派」、啟蒙主義者和新權威主義者,或者90年代出現的民族主義者和「新左派」,都不會有太大分歧。

中國以占人類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步入「發展」階段,其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其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也截然異於西方國家。其中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西方國家自地理大發現以來,通過武力擴張和征服,曾獲得在人口和版圖上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己的海外殖民地,以此作為人力和原料的供應基地以及製成品的傾銷市場。

時至今日,西方仍以其金融、科技和軍事優勢維持著不平等的國際經貿秩序,從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源源汲取巨額剩餘和利潤。這種全球範圍的二元社會結構,對於中國來說是無法複製的。在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架構中,中國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半週邊地帶,即處於全球經貿分工體系的中低端。由於現實的國際關係架構,更由於中國當今的人口規模,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在自身國土之外汲取到較大規模的剩餘或利潤。這就是說,中國在「發展」階段面臨的矛盾不可能被轉移到自身之外,而只能在本社會內部予以消化和解決。這一境況從根本上約束著中國對自身發展路徑的選擇。

因此,中國各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這是關係到中國能否繼續發展的最大瓶頸,因而必須化解。隨著問題和矛盾的繼續演化,中國知識界的各家各派還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分化組合。但是,如果承認上述中國截然區別於西方的發展環境和條件,並以這些環境和條件為總的參照和座標,那麼,整合當前處於分裂狀態的中國知識界就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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