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社會主義及評論 : 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
馬丁.哈特-蘭兹柏格(Martin Hart-Landsberg),保羅.柏克特(Paul Burkett)著
杜繼平,林正慧,郭建業譯
出版社:台北縣新店市 : 批判與再造社
商品條碼:9789868261501, ISBN:9868261503
價格:250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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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馬丁.哈特-蘭兹柏格(Martin Hart-Landsberg) 美國奧瑞岡州、路易斯與克拉克學院經濟學教授,著有The Rush to Development: Economy Chang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South Korea 以及Korea: Division, Reunific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保羅.柏克特(Paul Burkett) 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著有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中國與社會主義》及評論
中文版前言
■杜繼平
2004年7月見到《Monthly Review》7-8月合刊本所載的《中國與社會主義》,大為欣喜,心想終於有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全面而有系統地評述大陸20多年來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對中共的鄧小平路線作一深刻的總結,於是當即決定在《批判與再造》刊載中譯文,並邀請中國兩岸的左翼學者發表評論。譯文自2004年8月第10期起分四次全部登完,7篇評論文章則自2004年11月的第13期起,至2005年9月的第23期陸續刊載。
我們的譯文與評論除了引起中文讀者的關注,英文的《Critical Asian Studies》編者也選譯了祝東力先生的評論登載在該刊2005年秋季號的《中國與社會主義》評論專輯中,吳一慶先生的評論在2005年7月號第21期發表後,英文版也在《Monthly Review》2005年的11月號刊出。

(中國與社會主義》並非無政府主義觀點
評論中唯一轉載的文章是「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主席尤因(David Ewing)先生的(四個國家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Four Countries)。尤因先生此文批駁哈特-蘭茲伯格與柏克特認為中國大陸已資本主義化的論點,力辯中國大陸仍為社會主義制度,並未變質。北京的《國外理論動態》於2004年12月號摘譯該文發表後,在北京的本書譯者之一郭建業先生來函告知此事。我閱完尤因先生的文章,雖覺論據薄弱,尤其對大陸工農大眾的處境描述失實,但考慮到尤因先生替鄧小平路線辯護的論點,頗能代表相當一部分人的立場,故仍決定轉載,以全面呈現各種不同的觀點,在改動標題後,刊於2005年2月的第16期。由於我們不詳尤因先生的背景,無從聯繫,尤因先生並不知道我們刊載了他的節譯文。後來尤因先生不知從何得知我們譯出了《中國與社會主義》並展開對《中國與社會主義》的系列評論,於2005年10月2日主動寄來電子郵件,附上英文原作,希望我們也能刊登他的評論,並指出《中國與社會主義》的作者因運用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大陸,才會稱大陸已資本主義化。尤因先生對哈特-蘭茲伯格與柏克特的指責顯係出於誤解。兩位作者的觀點其實較接近托洛茨基派而非無政府主義。《中國與社會主義》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根據托派著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平衡與聯合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理論〔註一〕,批判稱頌中國大陸為經濟發展典範的左翼學者,只看到大陸一地的快速經濟增長,卻沒有宏觀全局,從世界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與聯合發展著眼,考察大陸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在什麼樣的世界經濟結構下形成的,又對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造成什麼不利的影響,因而誤以為大陸堪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仿效的成功範本。
《中國與社會主義》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鄧小平路線,用豐富的材料、深刻的分析,作了很出色的歷史總結,為進一步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當然,每一本著作都有瑕瑜互見之處,《中國與社會主義》也不例外。我們收錄的各篇評論,從不同角度對《中國與社會主義》的觀點,或補充,或批駁,或發揮,探討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成就與不足,從中也引發了一些值得深入討論的重要問題,這裡且舉兩點略加評述。

馬克思主義不是「生產力決定論」
第一、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生產力決定論」?衛護鄧小平路線的尤因說:「如果社會主義能夠建立起一種新的經濟體系,即至少是比資本主義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那麼它才能在長期的敵對鬥爭中打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必須最終超過、勝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將取代世界上所有不信奉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經濟。如果社會主義不能達到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水平,那麼它將遭到毀滅,馬克思首先就會宣布它是空想的。」(見本書第156頁)批判鄧小平路線的老田則說:「《中國和社會主義》的作者說『馬克思主義是理解資本主義,也是建設足以超越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最有效的框架。』這個似乎值得商榷,在今天的中國,除了在相對狹隘的學院圈子之外,主導普通人思想促使他們相信中國現狀合理的理論資源,不是精英們新近從西方販賣過來的新自由主義,而是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資本至上論』、『五階段論』,這意味著資本主義階段在中國無法超越,現實中間表述為『補課論』。在馬克思已有的理論框架裡面,缺少了二十世紀真實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檢驗,而毛澤東的實踐探索和理論視野才是最值得重視的。」(見本書第145頁) 尤因與老田兩人的立場相反但都共同認定馬克思是主張「生產力決定論」。這樣的認知顯然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誤解。致誤的根源是用機械論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未加批判地接受了鄧小平派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馬克思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以及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真正觀點到底是什麼?要說清楚得另有專文論述,可以確定的是,絕不是後來被庸俗化的「生產力決定論」、機械的「五階段論」。這裡僅舉馬克思對俄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即可證明。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俄國的民粹派、自由派與馬克思主義者就俄國是否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農村公社是否註定要遭資本主義制度摧毀,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由於誤解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許多參與爭論者,援引馬克思的觀點來支持俄國農村公社必定滅亡的看法,馬克思特別就此問題提出了澄清。在1877年〈答《祖國紀事》雜誌編輯的信〉中,他說:「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他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後,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對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在1881年回答俄國女革命家維‧伊‧查蘇利奇的提問時,他又說:「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他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註二〕(以上引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九卷:130,269)
從馬克思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看法,我們絕看不到一點「生產力決定論」、「發展五階段論」的影子。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提出來討論,不僅因為可以破除鄧小平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還因為大陸有不少左派的朋友也持有與老田類似的觀點,從而把毛澤東思想提高到連毛澤東本人也絕不會接受的高度。這對探索復興中國的社會主義之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從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到重提兩條道路的鬥爭
第二,鄧小平路線為何步上資本主義道路?本書作者與吳一慶認為,中共經濟改革的初衷是為解決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社會經濟矛盾,並非一開始便有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整套規劃,只是踏上了市場經濟之路才被資本運動的無上律令所迫,一步一步走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金寶瑜強烈反對這種看法,直指鄧小平派早有預謀,刻意按部就班地復辟資本主義,所謂「摸著石頭過河」之說,不足為信。
解決這個爭論最好的辦法是全面回顧檢視中共自1949年以後,黨內路線的分歧與變化。
在這裡無法詳述路線分歧的整個過程,簡要說來,分歧的癥結在於怎麼在經濟落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涉及到發展的戰略、方法、步驟的問題,而戰略、方法、步驟又和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與條件密切相關.。
毛澤東從1940年1月9日的〈新民主主義論〉,1945年4月24日的〈論聯合政府〉,到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都主張中國革命要分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階段。由於中國經濟十分落後,故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在國營經濟主導下,相當長時期內仍要盡可能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但中共在革命勝利建國後,以短短三年很快就恢復經濟的穩定,國營經濟的比重大幅上升,使毛澤東信心大增,遂改變想法,批判劉少奇等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把新民主主義重新界定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而非為進入社會主義準備條件的階段。毛澤東在1953年正式提出用10到15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企業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出乎中共意料的是,社會主義改造竟又以三年時間迅速提早於1956年基本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即是資產階級物質基礎的消滅。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決議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主要矛盾轉為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主要任務就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換句話說,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向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
然而,1957年5月開始的整風運動中,資產階級右派公開要求與中共平起平坐、爭天下,促使中共反擊,也令毛澤東警覺階級鬥爭問題仍不可輕忽。在1957年9月19日至10月1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八大對階級鬥爭強調得不夠,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雖解決了,但上層建築的政治戰線和思想意識形態還沒有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仍是主要矛盾。於是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改變了八大的決議,重提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社會主義建成之前的主要矛盾。這樣的觀點隨著蘇聯變為修正主義,美國公開揚言要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而不斷加強,至文革爆發而達於極致。

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根本分歧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毛澤東的思想裡,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僅指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還包括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係。因此,光改變所有制還不夠,也必須消滅上下森嚴的等級關係,消除幹部中做官當老爺的官僚作風,這樣才能與群眾打成一片,獲得群眾支持,激發群眾勞動的積極性,從而有助於提高生產力。毛澤東認為,搞好生產關係就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毛澤東主張,在保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前提下促進生產力。這點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強調物質層面與個人利益有極大的不同,也是毛澤東路線與劉、鄧路線的根本分歧所在。
文革的失敗使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為綱、儘量限制造成剝削與階級分化的市場機制的路線告終。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鄧小平路線,主調是延續1956年八大決議的路線,但也出現退回到新民主主義,甚至資本主義階段的「補課論」。直至1980年代中期,主導鄧小平路線的是陳雲「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鳥籠經濟論」,想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擴大市場作用,實行經濟改革。但陳雲派低估了市場經濟規律的強大作用,也沒有意識到徹底否定文革,放棄了階級鬥爭,也就造成放鬆對官僚的監督,喪失共產主義理想的後果,大批官僚藉著市場改革之機,濫用手中權力,大搞權錢交易,侵蝕國有資產,出賣國家利益。結果,原來設想可以關在計劃籠子裡的市場小鳥,在大量引進外資,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謂「與國際接軌」)後,不斷吮吸勞動人民膏血,成了不受計畫約束的禿鷹,破籠而出,振翅高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不知幾萬里,中國大陸終於滑向了資本主義道路,陳雲派也與鄧小平分道揚鑣(註三)。
回顧這段歷史,總結經驗,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客觀存在的難題,進一步探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計劃與市場等等重要問題,對探索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將大有裨益。
本書的內容自雜誌刊載後,譯文部份我又全部校改一遍,有不少的修正,使之更為流暢、準確,陳映真、吳一慶與金寶瑜也都對本身的評論作了若干修訂,故本書有全新的價值。若有引用《中國與社會主義》中譯文及評論文章者,請以本書為準。
最後,我要感謝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陳信行副教授,由於他寫了一封情辭懇切動人的英文信給馬丁‧哈特-蘭茲柏格教授,請其無償授予本刊中文版權,哈特—蘭茲柏格教授遂熱心地代為聯繫《每月評論》社,終獲得《每月評論》社慨予惠允,本書方得順利出版。從本書的出版,我深刻感受到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無私而可貴的國際友誼。在此一併向哈特-蘭茲柏格教授與《每月評論》社致上真摯的謝意。◎

註釋
〔註一〕: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為了解釋經濟落後的俄國何以能超越發達的歐洲在全世界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提出了「不平衡與聯合發展」論。他認為,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最普遍的規律就是先進與落後並存的發展不平衡規律。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擴張的過程中,向落後的國家輸出資本、技術、制度與文化,使落後國家接受了當代先進的成果,從而造成落後國家的後發優勢,也就是落後國家可不必重覆發達國家經歷的發展過程,而有可能跳過一系列的中間階段,把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聯合在一起,形成歷史的飛躍,他稱之為由不平衡規律衍生出的「聯合發展規律」(the law of combined development)。托洛茨基指出,俄國農業雖仍停留在17世紀的生產力水平,但工業卻因歐美資本的大量入侵而得以躍過行會手工業與工場手工業時期,直接進入機器大工業的階段,在技術與資本結構上與發達國家不分軒輊,就工廠規模與集中程度來說,俄國甚至超越了英、美、德等國。由於俄國具有集中於大工業城市的龐大無產階級,故而為俄國跳過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準備了有利條件。托洛茨基創發的這-「不平衡與聯合發展」論後來被托派理論家如:曼德爾(E.Mandel),加以引申使用在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上。
(註二):在給查蘇利奇覆信的初稿中,馬克思有比較明確的說法:「我的回答是:在俄國,由於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徵,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國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時,它也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狩獵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431)
另可參見馬克思與恩格斯1882年寫的《共產主義宣言》俄文版序言:「《共產主義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佔有。那麼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佔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註三):陳雲自1980年代中期與鄧小平逐漸產生分歧,支持陳雲觀點的中共幹部與知識份子則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指責鄧小平走偏了方向,將葬送中國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講話反戈一擊,壓制陳雲派的攻勢,大幅推進了大陸的資本主義化。有關情況,可見諸「六四」後大陸主要的報刊雜誌。最近出版的鄧力群回憶錄《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比較詳細地描述了鄧小平路線內部的爭議。鄧力群在這本書裡還重新反思了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意義:「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是不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看到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會不會有人把資本主義復辟的願望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動。有沒有這樣一個合理的因素在裡頭?1983年整黨時叫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對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這一套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理論,統統徹底否定。討論《歷史決議》時,有些人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這些思想裡頭,它的本質的東西,是不是預見到了會出現什麼問題。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思考,從“文革”十年經驗,加上“文革”後十幾年的經驗,共二十幾年,不僅國內的,還有國際範圍裡頭的經驗,可以看出,這個問題應該引起嚴重注意。歷史還要發展下去,這個問題不能忽視,無法迴避。
同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打交道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個新的資產階級要依附於國際資產階級。第三世界國家,不用說也存在這個問題,不奇怪。」〈47─48頁〉
2006年7月於台北新店

《社會主義與反全球化譯文集》   杜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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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以及當代傑出的左翼理論家麥格多夫(Harry Magdoff)、阿明(Samir Amin)、哈維(David Harvey)、弗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論述社會主義與反全球化的重要文章,並有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在聯合國鏗鏘有力地批判美國帝國主義的精彩演講與美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深刻剖析最近舉世矚目的埃及民眾蠭起事件的訪談。閱讀本書即可掌握社會主義與反全球化的要旨,並對世局有深刻的認識。

譯者簡介:

杜繼平,1956年生於台灣嘉義,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批判與再造》主編。著有《五四時期的反傳統思想》、《從世界體系觀點論東亞經濟模式》、《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譯作:《中國與社會主義》(合譯),另在海內外報刊、雜誌、網絡發表時評、政論、歷史文章等逾百萬言。

目錄

 

譯序                           杜繼平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朝向社會主義前進               哈里與弗瑞德.麥格多夫(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

為什麼要生態革命?             約翰.弗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新自由主義與階級權力的復辟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世界的貧困、貧困化與資本積累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反全球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悼弗蘭克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奮起對抗帝國

——委內瑞拉總統聯合國演講詞  雨果.查維茲(Hugo Chavez )

談埃及的民眾蠭起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譯序

本書收錄的譯文都曾刊載於《批判與再造》的印刷版或網絡版,文章所論皆有關社會主義與反資本全球化,現彙集成冊俾便讀者對社會主義與反全球化有較深入的瞭解。

2003年我們創辦《批判與再造》的目的便是批判資本的全球化,力求再造社會主義的新世紀。這些年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與世界政局的變化,正朝著我們預見的方向發展,特別是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舉世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有增無已,氣候變化的劫難亦日益頻繁,世界各地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此興彼伏,風雷四起,相互競賽似地你方唱罷我登場,可謂漪歟盛哉,寰宇之內呈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面。但仍有不少人睹此危局,雖生驚悚憂懼之感,猶惶惑難解個中緣由,也還有許多人身處險境,尚醉生夢死,不知大難之將至,依然麻木不仁。值此世界與人類的生存危機臨頭之際,更迫切需要從制度結構上深刻闡明資本主義體系造成的嚴重禍害,使更多人有所憬悟,起而挽救地球滅絕,世無噍類的可能悲運。本書所譯文章的作者或為飽學深思的學者,或為實踐有成的政治家,他們從不同的議題都對資本主義體系與主導這個體系的美國霸權提出了銳利的批判,希望這本譯文集的出版對推進社會主義的再造,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機能有些微助益。

翻譯之事,關乎一國思想、文化甚巨。中國大量翻譯外國著作有兩個時期,第一次是隨著佛教的傳入,由漢末至唐中葉六、七百年間,譯出數千卷佛家經典。這些譯文清新暢達的佛經,表達了佛家精微的思想與雄奇瑰瑋的想像,為中國注入了新思想、新文體、新文風、新材料,所影響者,不僅止於宗教、哲學,亦大有助於中國小說、戲曲、繪畫的發展。自清朝中葉以後,中國因西方帝國主義入侵,遭逢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圖強自救而有仿西之議,遂於清末開始興起第二次翻譯外國著作的高潮,迄今未衰。譯事本艱難,翻譯思想理論的著作尤艱難,因涉及的不僅是外文的掌握能力,更重要的是對思想理論的準確領會。若不能真正理解原作者所使用的概念、理論,譯文往往會背離作者原旨,甚至完全顛倒了原作的本意,從而誤導讀者的認識。而譯文之優劣亦深有影響於文風。很不幸的是,中國百餘年來翻譯的西方各類著作,浩如煙海,卻劣譯充斥,或誤解原作思想,有失本旨,或乖違中國語法,文不從字不順,竟或兩弊兼具,不堪卒讀,致令讀者對西方思想理論的認識多所錯謬,中文表述水平亦日形低劣,流毒所及,今天中國兩岸三地的學術論著,欲求論述精確、行文流暢者,竟不可多得。我們痛感此風之不可長,故《批判與再造》所刊譯文,皆力求曉暢達旨,冀能挽頹風於萬一。梁朝慧皎撰述的《高僧傳》讚譽漢末高僧安世高翻譯的佛經說:「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這是翻譯良品的基本要求,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譯文皆能達此境界。讀者若發覺譯文有不妥之處,請不吝指正,嘉惠於我。

譯文結集時,除校正了原有的錯、漏字,對譯文也有極小部份的修訂,欲引用譯文者,請以本書為準。

杜繼平

2011年4月2日於新北市新店

《往世往事》周良沛 著

往世往事封面

定價新台幣480元

郵政劃撥 帳號:01658458  戶名:杜繼平

出版:批判與再造社   電子信箱:critra99@yahoo.com.tw

作者簡介:

周良沛(1933—-)漢族。江西井崗山地區永新人。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讀了小學,離亂於流亡學校的流亡,與家人離散,寄寓教堂的孤兒之中。一九四九年四月底進入橫渡長江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列。為解放全國、戌邊清匪、雪域修路的普通一兵,因喜愛、公開發表了文藝作品而為宣傳員、工作員。調入相關部門,開始從事文字與編輯終身不懈的勞動。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既“錯”,又未經過組織審批手續所“劃”,冤囚勞改二十一年。復出後,為國際筆會中國中心19823月創會之日的成員;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理事;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聯絡委員會委員;北京《詩刊》編委;香港《海岸線》執行編委;聞一多、丁玲等研究會理事等職。

一九五六年,處女集《楓葉集》在北京出版後,獨自編撰了十卷《中國新詩庫》及一百三十萬字的《中國現代新詩序集》,以及多套文化叢書超千萬字的出版。個人業餘,是一個尚有詩論、詩選、長篇傳記、散文、雜文隨筆集等在海內外出版,報刊也偶有相關音樂、美術、戲劇之論述的勞動者。

                                周良沛《往世往事》出版序杜繼平

這本《往世 往事》是周良沛先生的自傳(回憶錄),初稿曾自20091026日起在《批判與再造》的網絡版連載,經周先生大加刪削、增補後始成今書。

關於自傳,英國十八世紀的文學大家撒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說:「每個人的一生,最好由他自己來寫。」其意若曰,每個人最了解自己的生平事蹟與所作所為的動機,親見親聞的當世人事也最是真切,秉筆直書的夫子自道自然就最為可信。但二十世紀法國著名的傳記作家安德列•莫洛亞(André Maurois18851967)卻對此說存疑,他認為有幾種因素會影響自傳的真實性:除了生理上不可避免的年久失憶,人的回憶還經常會隱蔽不快、羞恥的過往,刻意修飾美化得意的事功,而為了某些顧慮,對不利於他人的事跡也往往避而不談等等。因此,歷史研究者在閱讀自傳尋索材料時,常會發現吹噓己功,高自標舉的浮誇之言,文過飾非、狡言辯解的遁辭,或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而隱晦其事。本來,就如羅馬帝國時期的基督教神學教父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在他首開西方自傳體先河的《懺悔錄》所言,記憶的殿堂庋藏著未被遺忘的眾多影像,人可以揮退不想要的,挖出深藏不露的,隨意加以徵調,重新組合以符所需。寫回憶錄其實就是以今日之我觀昨日之我,昨日之我會呈現何種面貌,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今日之我的思想對記憶的抉擇去取。如果師心自用過甚則更可能扭曲記憶,甚至譸張為幻,自欺欺人。自傳要做到不虛美不掩惡確實難乎其難。回憶錄之所以失實不只莫洛亞提到的因素,出於個人私怨或政治、利益動機而刻意捏造讕言,厚誣他人,也是成因之一。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李志綏1994年出版的那本臭名昭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整本書充斥著嚮壁虛造以醜詆毛澤東的無恥謊言,是本十足的謗書。結果,那些虛構的誹謗,遭多位知情者據實揭穿,應驗了清代大史學家章學誠所說的:「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李志綏沒多久便穢名遠揚,暴斃身死,為天下笑。

  然而,是否回憶錄就都不足採信呢?那也不盡然。關鍵在於撰述者人品、思想水平的高下。莫洛亞雖對自傳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但也說若抱持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動機,就可去私欲之蔽,坦率地自述心跡,直抒所見所思,無所曲筆。在西方被視為自傳典範的當屬前述的奧古斯丁《懺悔錄》與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文學家盧梭的《懺悔錄》。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直言不諱他從青年時期耽於逸樂情慾到為追求真理而毅然捨棄世俗的功名利祿、情愛婚姻的痛苦掙扎歷程。盧梭不滿一般人寫自傳常多所掩飾,「名為自述,實為自辯,把自己寫成他願意給人看到的那樣,卻與他本人的實相不符。」故他的《懺悔錄》開宗明義便宣告:「我現在要做一項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巨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不論善和惡,我都同樣坦率地寫了出來。我既沒有隱瞞任何壞事,也沒有增添任何好事;...當時我是什麼樣的人,我就寫成什麼樣的人: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盧梭的《懺悔錄》確乎坦率到驚世駭俗,在自傳中,他並不只是指斥資本主義社會的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痛責統治階級的虛榮偽善,寡廉鮮恥,還不隱諱自己曾欺騙、偷盜、嫁禍於人、拋友棄義等等卑劣的行徑。奧古斯丁與盧梭的《懺悔錄》都真誠地表現了作者追求真理、獲取思想意志自由的艱辛曲折過程,俱以優美的文筆、深刻的思想見長,文思並茂,成為至今猶為人諷誦不已的經典名作。他們兩人之能誠實坦露不堪的過往,懺悔自己的鄙陋委瑣,就在於他們不甘沉溺於一己之私的欲望深淵,力求克服私欲,超拔而出,不斷進行以今日之我戰作日之我的艱苦鬥爭,以掙脫名韁利鎖,擊碎卑劣情欲的鐵鍊,獲得道德意志的自由,奔赴真理的淨土,最終做到了《老子》所說的「自知者明」,「自勝者強」。唯其自知所以能洞悉本身的缺陷,唯其已戰勝過去之我的罪惡,才敢以勝利者的姿態陳列展示過錯的屍骸,檢視自己輝煌的戰績。

  周良沛先生的這本回憶錄敘述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世局動蕩的大時代中,從自覺落後力求進步,幾經痛苦的磨難,終於鍛煉成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腦力勞動者的艱辛歷程。在文字的暢達與思想深度上固不能和奧古斯丁與盧梭相提並論,但為追求真理雖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則是一致的。

周先生生於中國戰亂憂患的1930年代,自少身逢日本帝國主義者侵華、國共內戰,迭經亂離顛沛,年僅16歲便參加了中共人民解放軍,親歷雲南與西藏的解放。1958年,風華正茂之際,遭逢冤獄,在中共反右運動中,被誣陷錯劃為右派,與司馬遷同樣「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下放勞改21年。他雖飽受苦難,不免有含冤的怨氣,但始終不為勢劫,不以罹憂喪志,尤其未因政治雷霆加身、毀辱相凌而動搖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反之,通過勞動改造,他更肯定了勞動的神聖性,以身為文字勞動者為榮。身繫大牢,也使他自省青年時期的浮燥,沉靜心情,認真閱讀起此前未能定心通讀的《魯迅全集》,得到「開闊視野、明辨是非之醒悟的歡悅」。原本因畏難而疏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亦在此時克服心理障礙,勉力大量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等經典著作,從中感受到馬克思、恩格斯「政論的文風、語言,比文學還文學,比詩更是詩」,領會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深博與正確,因而奉為真理,周先生至此而眼界始大,思想遂深。這樣的閱讀成為周先生得以挺過漫漫長期的苦牢生活的精神支柱,周先生自述說:「對於我,這是非此不可求的生活體驗,是人生的奇遇所賜」,「雖在大牆之內,這個政治體制又保證了我這種閱讀的權利,能彌補此中精神負荷的沉重所混亂、麻木的空虛,真是人在此中之不幸的大幸。」讀到這段經歷,令人想起毛澤東在中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傾路線下,遭到黨內嚴厲批判,三次被撤除黨、軍領導職務時的態度。毛澤東在1957年對曾志說:「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採取迂迴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因此,毛澤東以自己的經驗多次告訴黨員幹部,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並引述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以勉勵幹部因禍也可以得福。1979年周先生擭釋出獄後,即創作、著述、編撰不斷,詩、文、評論迭出,由於他在中國兩岸三地皆有生活經驗,對大陸、台、港的事物亦時發針砭之論,且識見高於淺薄的右派文丑與迎合市場的文痞、文丐,這也未始不得益於大牢中的體驗與積累。他的自傳可謂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知識份子改造問題提供了一份彌足珍貴的真實記錄。

周先生迄今仍非中共黨員,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堅持實遠過於目前充斥中共黨內,組織上入黨思想上沒有入黨的假共產黨員。他中學就讀於天主教學校,不免曾受基督神學教義與宗教情操的影響,接觸馬克思主義後,卻能擺脫唯心的宗教世界觀,並批評所謂救世的“大愛”,「沒法比馬克思主義解放人類的“愛”更偉“大”」。其實,原始基督教本興起於貧困的勞苦大眾,旨在對抗富貴的統治階級,要解救的是下層人民,此所以196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會開始出現回歸基督教原始教義的「解放神學」。毛澤東曾多次站在勞動階級立場,嚴詞痛責猶抱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份子無知,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常被右派知識份子咬牙切齒地攻擊為反智。可我們翻閱基督教《聖經》的〈哥林多前書〉:「弟兄們,看看你們的蒙召吧︰按肉身說、有智慧的並不多,有能力的並不多,屬貴族的並不多。但上帝卻揀選了世界上愚拙的,要使有智慧的慚愧;上帝又揀選了世界上軟弱的,要使強壯的慚愧;上帝也揀選了世界上寒微的、被藐視的、無有的,要廢掉那些有的。」(第1章第26-28節)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發出的言論與這段基督教教義的精神何其相似!周先生從天主教信仰轉向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或可視為一脈相通。

周先生這本自傳的價值不僅在於他披露的心路歷程。他出身國民黨官僚家庭,生逢強敵入侵,國亡無日,親歷國共大規模內戰與打破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都是中國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故有意將他個人在大時代的滾滾洪流中飄蕩,備受命運播弄的生命際遇,放入時代劇變中加以記錄,提供了一個平民觀點的中國現代史縮影。我們看他敘述由幼年到少年遭遇戰亂流離,有如活現了文天祥《過零丁洋》所云的:「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歎零丁。」再看他描述19494月底加入中共解放軍後,隨軍一路勢如破竹,風捲殘雲般追擊國民黨敗軍的景象,連帶也可想見毛澤東19494月那首著名的七律詩《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所呈現的氣勢:「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尤其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生動地述說國民政府如何倒行逆施,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思變的實況,分析國民政府垮台的歷史必然性,這與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幼稚地質問國共內戰是「誰之過?」恬不知恥地宣稱「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兩相對照,其識見不知比龍應台高明多少倍,兩者高下的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計。生於金末元初,目睹金朝滅亡的劉祁著有《歸潛志》記錄金朝傾覆的情景,因所述翔實,頗多史料被採入《金史》。他在其中的〈錄大梁事〉說:「嗟乎,此生何屬親見國亡?至於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乃因暇日,記憶舊事,漫記於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周先生對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記述亦類乎此,堪稱信史。

周先生是以創作詩歌為主的文學工作者,熟悉大陸文壇,自傳中當然包含了不少他的文學生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掌故,名人的軼事、趣聞,乃至醜聞。詩人本長於形象思維,周先生是性情中人,又富有詩才,故敘事雖不免病句,抒情、寫景則屢有優美動人的文采,喜愛文學者從中可得到極大的享受。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德國大文豪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自傳名曰《詩與真實》,意在以詩般的美感記述他的真實生活,融真與美於一體,達到理性與情感的結合統一,周先生的回憶錄亦可作如是觀。

總之,周先生的這本自傳是本著《易經.乾卦》所云「修辭立其誠」的態度,真誠地為他八十年的歲月立此存照,一如盧梭在《懺悔錄》中說的:「其中可能把自己以為是真的東西,當真的說了,但決沒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說成真的。」而在豐富的內容外,本書還附上不少珍貴的歷史圖片,增添了真實感。有意了解中國半個多世紀來的巨大變動者,尤其是不熟悉中國現代歷史的中青年朋友,不妨細加品讀。是為序。

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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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to “出版品”


  1. 1 己任 2010/01/03 at 16:06:01

    你好:

    你好,我是北京的,能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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